如果生命沒有歌

「假如有天，我們再沒有歌可以聽的話，我想大概是因為，人類已經找到了新的表達方式吧。」本地音樂人盧凱彤，在出席由文藝復興基金會主辦的座談時，有過這番話。

基金會的牽頭人之一，是盧小姐的半個老闆黃耀明。筆者心想，要麼她知道兩年前「明哥」的一段經歷，也許她會說不出以上的話。那年的暑假，明哥主持過一個講座，跟與會者談音樂、說政治。他說，早前的七一遊行，警方一度禁止參與者玩樂器；加上自己已灌錄好的專輯，在內地推出的計畫一再受阻，令他深深感受到，越來越多人懼怕音樂。

當然，我們仍然看見眾多明星，繼續如常地出唱片、開個唱，而且賺得盤滿缽滿。故此，問題應該不在音樂本身，而在它背後的象徵意義。

人類創造歌曲，是要來表達情感，情感要真摯，歌曲才會動聽。要達到這樣，人需要有勇氣表達感情與思想才行。失去這份勇氣，人的交流會流於表面化，缺乏真誠。如是者，歌曲的內容自然變得乏味。

近年，「香港樂壇已死」的概嘆不絕於耳，有人歸咎唱片公司唯利是圖，也有人抱怨音樂人只懂「食老本」與抄襲。但畢竟，製作音樂，是音樂人與聽眾間的互動過程，有怎樣的聽眾，自然就有怎樣的音樂。時下的樂壇之所以令人覺得懨悶，不就是反映人際間無法坦誠交心嗎？

以上的發現，或多或少反映了港人的內心異常虛怯；就像戶外滿是洪水猛獸等的威脅，大家都要把心扉緊閉一樣。那就奇怪了，香港已是個傲視全球的金融中心，人均入息已直逼甚至超越工業大國，但港人的深層恐懼，反而有增無減，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恐懼的成因，想必不少人會歸咎於政治環境。但畢竟大多數的歌曲，都只是訴說個人情感，即使是最獨裁的統治者，想必也不可能花時間與資源去干涉；換句話說，創作歌曲還是有自由度的。可悲的是，要麼連這僅有的自由，大家都甘願放棄的話，我們不是可以反過來說，港人根本是害怕甚至是討厭自由嗎？假如讀者有看過佛洛姆的《逃避自由》的話，或許我們可以大膽預測，無需等待建制階層的有形之手，社會必然會變得更專制，在民主路上愈走愈歪。這種反自由的風氣，實在值得我們擔憂。

要扭轉局面，我們必須致力維護一個能暢所欲言的環境。法制上的保障固然是關鍵，但更重要的是，每個人要誠實面對自己，懂得設身處地去思考與感受，才能形造一個鼓勵人說真心話、聽真心話的氣氛。透過歌曲唱出真心話，其實只是一小步；大家都懂得欣賞真話時，誠實的風氣自然會形成；一切不公允的事，都可以迅速曝光，繼而消失。一個名符其實的和諧社會，不就應該是這樣的嗎？以此為基礎，要達至民主、包容、法治等更崇高的價值，不就可以水到渠成嗎？這個容易到人人都有能力做的內心革命，遠比上街遊行或街頭抗爭等的外在革命來得更直接更徹底；讀者假若還是民主信徒的話，你會選哪條路呢？

回想明哥進入樂壇時，本地 Band Sound 可謂百花齊放；各組合都有獨特風格，歌曲題材也很廣泛。但這段黃金時期，已經一去不返。來到現在，有心搞音樂的人，運氣好的都已經往內地發展，其餘的都慘遭投閒置散。好的歌曲，在這偽國際都會已經是買少見少；不消很久，我們就進入一個無歌可聽的世代。一個完全沒有歌曲的城市會是什麼模樣，筆者確實不敢想像。以下這首老歌，或者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

繁鬧市　百萬人擦身過
未會想　路過者有故事
人面中　看不到笑臉
每一對眼目內　盡透冷漠
心中空虛　誰又會聽我細訴
心想溝通　誰願講心內熱誠話
幾多虛假　曾令我不再要多說
假裝對話　寧莫說話
（赤道《無言者》）

他人之苦，責任誰屬？

四月十五日，世界兩端同樣發生恐怖襲擊，一宗有三人遇害，另一宗則超過三十人罹難。然而，世人對前者之關心，遠超於後者。原因不難理解：前者發生在美國，後者則在伊拉克。在各社交網站內，有少數人發帖，直斥各大媒體厚此薄彼。

然而，站在編輯的立場，媒體版本的取材，定必是按受眾的口味來作取捨吧。既然看的大多來自歐美等的工業國，美國的恐襲亦順理成章地成為頭條。說穿了，不管你是什麼民族，似乎都只會關心自己周圍的事。

媒體的取態如何，筆者不打算評論。但曾幾何時，報章或電視的新聞報導中，總有一兩段來自中東的消息，而且十居其九都是武裝衝突。來到今時今日，竟然淪為一個乏人問津的區域，令人不禁嘆息。

仔細點看，世人之所以關注中東局勢，無非因為區內大部分國家都盛產石油；一旦出了亂子，隨時會觸發類似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令全球經濟陷入停頓。但人道是，隨着美國近年積極發展開採頁岩氣的技術，使這個全球最大石油消耗國，不單逐步實現自給自足，甚至有望成為淨出口國。既然無需依賴中東進口的原油，該區發生什麼事也彷彿跟我無關吧。

來到這裏，少不免想起三屆普立茲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的觀察。十多年前，他寫下《凌志與橄欖樹》一書時，就是留意到時至今日，仍會為一株橄欖樹誰屬而拼過你死我活的中東各國，基本上跟全球化進程絕緣。到了寫《地球是平的》時，他更直言石油對中東來說，是咀咒多於是祝福：各國只要繼續有石油開採，統治階層就無需改革政制、促進商貿、鼓勵投資、推廣教育。結果令佔全球五分一人口的伊斯蘭世界，貿易額僅佔全球百份之四；要麼撇除石油相關項目的話，相信分額會更少。坦白點說，用「窮得只剩下石油」去形容它們，一點都不過份。

試想想，石油除外的出口少之又少，人民教育水平亦不高；這些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會是舉足輕重還是無關痛癢，實在不言而喻。當地人民的生活，是否值得外邦人欣羨，也是無用多說。加上各方勢力只要稍為談不攏，便動輒訴之於暴力，難怪世人對區內的大小流血事件，漸漸感到厭倦甚至麻木。簡單而言，該區局勢慘遭冷落，應該是西方媒體主管還是區內統治階層的責任，已是呼之欲出吧。

當然，筆者清楚，無論責任誰屬，受害是終歸都是平民百姓。可悲的是，要麼連當地稍有影響力的人，也無法協力制止綿延不絕的武鬥的話，我們投入再多的同情與關心，也只會是枉費的。

執正語言，不如執正思維（新版）

【筆者按：上週的大新聞，莫過於「鐵娘子」的辭世。她的生平與遺風，好應該評點一下。但心想，有此打算者，坊間比比皆是，自己的見解，又不比他們高明。故此唯有放棄這念頭。】

踏入四月，又是中學文憑試的季節。某電視台的時事節目，最近集中報導考生準備國文科試卷的情況。人道是，去年該卷的合格率，是四個核心科目中最低的；前車可鑒，今年不管是考生還是學校，統統不敢鬆懈、積極備戰。然而，從早前模擬考試的成績看，考生的表現似乎仍未有顯著改善。

問題的成因，各方面眾說紛紜。有人歸咎於新制不再要求學生閱讀範文，令課程缺乏焦點，教師與學生頓時感到無所適從；有人則批評當局用了考英語的思維來編國文試卷，令它變成四不像。筆者非教育專家，考試的技術細節，留待他們仔細討論。然而，有些基本的因果問題，我們不能不先搞清楚。

語言的基本功能，是傳達想法與情感；按此推斷，語言跟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差不多七十年前，歐威爾 (George Orwell) 在散文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政治與英文語文）中，已講得清楚不過：懶於思考的人，用語自然會馬虎；而粗疏地用語，又會令人變得更愚笨。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我們不能不下苦工，令思路變得清晰，用語更為精準。

奈何的是，這個偽國際都會，被一股所謂「一試定生死」的風氣所籠罩。大部分學生之所以學習語文，不過是為求應付考試，滿足入讀大學的門檻而已；至於試卷不考的範圍，他們都懶得理會。不難想像，這個態度猶如畫地為牢；在如斯背景下，學生的語文根基是強是弱，實在無用多說。

還不止，在節目中受訪的一名考生，表示作文試卷最難應付，皆因沒有標準答案云云。這種擔憂，實在不算十分罕見。問題是，他朝你踏足社會，想應徵一份待遇不俗的工作的話，你總要有一手像樣的文筆，把諸多的資訊和意見整合，再向他人發表吧。你的職位愈高，你就愈難找到一個現成的葫蘆，讓你依樣來畫。當考生們的這種風氣，透過歐氏言下的循環滲透到整個社會時，民智將獲得提升還是貶低，也是不言而喻。

諷刺的是，針對歐氏的見解，古代的希臘與羅馬，早已有辦法解決。當年的學生必修的，是兩門現代仍很實用的學問：修辭學，透過合適的言語表達，增加說服力；辯證學，分析別人的言辭，找出箇中真偽。辯證為盾，修辭為劍，他們就在不同的場合中互相切磋，鍛鍊語文與腦筋。如是者，兩地人才輩出，成就出至今依然為人頌讚的文明。跟當下所見比對一下，筆者實在懷疑，我們是否已踏上了退化之路。

也談貪污

三年多前，筆者有過兩篇《稻田上的迷思》；當中描述過，自己跟一大班鄉里在祖屋晚飯的情景。其間有段小插曲：電視的新聞報導，播出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的相關消息。鄉里們一聽，隨即感到十分雀躍，高度肯定他「唱紅打黑」的功績，並預視重慶市的貪污問題將會從此消失。筆者則坐在旁邊偷笑，不打算插咀之餘，對家母輕輕說了兩個字：天真。時移世易，到現在終歸誰更天真，已經無用置疑。

上篇拙文，筆者點評過李世默的《黨的生命力》；文中，他花了不少篇幅，談到國內的貪污問題。李君承認，情況一旦失控，隨時令中共賠上江山。然而，他並不認同這跟一黨專政有直接關係；據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對全球各國貪污狀況的調查，像希臘、印度與菲律賓等推行議會民主的國家，情況比中國更嚴重。為根治問題，他建議立例保障記者正當報導的權利，使它們成為監督官員的關鍵【當然，在這個國家，寫得再漂亮的法規，最終能否有效落實，大家都很清楚吧】；另外，亦應增加選拔官員的透明度和引入公開競爭，促進黨內民主【但屆時遇到的阻力是大是小，也是不言而喻】。

坦白點說，李君的提案，每逢春季的人大政協會議期間，總有某些較開明的委員，在大會或小組討論期間拿過出來。但眾所周知，獲接納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坊間不少人，會立即把問題歸咎於專權統治；然而，李君引述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調查的發現，同樣不能忽視。要對症下藥，又應該用上什麼靈丹妙藥呢？

所謂貪污，就是誘使別人替自己做點事。但想深一層，假使你的理由充分，對方又十分認同的話，根本無必要使出此等旁門左道。換言之，貪污的存在，意味着雙方的立場或觀點或多或少有落差。要收窄分歧，你可以積極游說對方；但是，如果你欠缺令別人信服的理據，又或者對方根本是冥頑不靈的話，你再花唇舌也只是花費心機。屆時，唯有訴之於最原始的手段，給對方某些好處，好讓對方即使不認同自己，也照樣就範。

按以上觀察，我們不難推斷，貪污是一種無需運用腦筋，又可以令別人聽從自己的手段。說穿了，其實是反智的象徵；要杜絕其根源，就需要提升民眾的智慧。來到這裏，一般人會立時這樣聯想：只要用心搞好教育，不就是水到渠成嗎？那只說對了一半。蕭伯納的明言說：假知識比無知更危險；要麼整個社會都是充斥着假知識的話，管你寒窗苦讀幾十載也是徒然的。可以想像，假若整個社會都是崇尚求真與求實，努力破除虛話與謊言的話，在每個人的腦袋裏，自然會產生出對付貪污的抗體，即使在龐大的利益之下，立場亦不輕易動搖。

反觀李君言下的那個美麗祖國，儘管魯迅、巴金之輩的文人，疾呼了一個多世紀，國人大多仍像筆者的鄉里那樣，不加思索就對某些傳言深信不疑，而且主動地以訛傳訛的話，筆者實在很難相信，李君之流的人再想出更好的處方，也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已。

「愛國」人仕，請你們解釋一下。

「許多發展中國家已意識到，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對這些彷徨者來說，中國的成功無疑更具有啟發性。中國的崛起與西方民主國家的衰落，向全世界提供了鮮明的對照。當然，中國模式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取代西式選舉民主，因為中國從不將自己的政治模式包裝成普世通用的典範，也不會對外輸出。但中國的模式足以啟發各國思考，如果一國政治制度不契合本國的文化、歷史條件，結果一定是水土不服。中國模式的意義，不在於向世界各國提供足以替代民主制的靈丹妙藥，而在於從實踐上證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各國都能找到適合本國的政治制度。二十四年前，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預言民主將一統天下，慨歎歷史從此終結，世界陷入一片靜寂。現在看來，福山是杞人憂天，一個更精彩的時代正緩緩拉開帷幕。」李世默（Eric X. Li），《黨的生命力 (The Life of the Party)》，刊登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號《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三年前，筆者在評論新書《中國文明的反思》時，曾有過這樣的一句：「連這班讀過書的人，也要靠眼見別人的成就，才會被動地反省自己的過失的話，………假若有日，中國真的能和平掘起的話，他們是否會停止反思，甚至倒過來對別人的事說三道四嗎？」。想不到，來到今年年初，有人把筆者的預言付諸實行。事件主角，是私募基金「成為資本」（Chengwei Capital）的創辦人李世默。李君在美國的權威政論刊物《外交事務》行文，反駁西方以至國內學者對中共一黨專政的抨擊。

在李君眼中，中共是當今世間最講求能者居之的政權：基層幹部之間在政績上的激烈比併，其他國家根本望塵莫及；這種內部競爭，確保中共能夠積極革新，以適應時代轉變。此外，他亦指出，國民現時享有的言論自由，絕對比以往大幅增多：例如在互聯網上批評政府，已無需擔心遭到報復【那樣，連實質行動也欠奉，僅僅在網上傳閱《零八憲章》的劉曉波又如何呢？】；而且，每年在各地，抗議某些地方政策的大小示威已達數以萬計，大部份都獲和平解決【至於用上什麼「和平」手段，就另作別論了】。最後，李君斷言，西方的民主政制，現今已經弄得破爛不堪【奇怪，為何此等口吻，在當年侵華的日本帝國亦出現過呢？】；憑着近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就，中國跟西方繼後只會各走各路。

姑勿論李君是否身為現行體制下的得益者，才會替政權背書；筆者覺得他絕非受人指使，把一大串自己半信半疑的理念搬到紙上。他的言論，可謂道出了不少中共言下「愛國人仕」的心聲；當然，事後也惹來不少批評。筆者從來都認為，評論要做得好，決不能採取非黑即白的心態。在拙文《沒有抗爭，反而更危險》中，筆者提出過，不管是民主還是其他政治體制，必然有它的副作用。摒除先入為主的成見來看，李君縱使有避重就輕之嫌，但他的確下了不少功夫，羅列多方面的數據來佐證，整體立論尚算紮實；否則，根本不會被編輯看得上眼。

然而，即使筆者有能耐，照單全收這篇文章，但眼見國內一些顯然易見的現象，深感難以用他的立論來解釋。

首先，在《外交事務》的網上討論區中看，留言者對李君的批評多、讚許少。可以想像，他的言論，在彼岸的知音人可謂寥寥可數；但文章照樣被刊登，想必是實踐言論自由的精神吧。反過來，假如像福山之流的美國新保守主義人仕，打算向中國各大時事刊物投搞，替他們那套多黨民主議會制辯護的話，你猜會有什麼遭遇呢？只需看看三年多前，《南方周末》專訪奧巴馬總統的稿件，被中宣部扣起，弄得編輯要在報紙上開天窗以示抗議，自然不言而喻。所謂真金不怕洪爐火，你行的那一套果真無懼考驗的話，又何需對別人的指點如此緊張呢？

其次，就連國內官媒也承認，政府近年用於維穩的支出，增幅比國防大得多。所謂維穩，就是應對國內種種可能導致動盪的事端。這個現象，彷彿暗示着國內的形勢猶如草木皆兵，未待境外的敵對勢力前來進犯，政權隨時被自己人圍堵似的。稍有頭腦的人，也發覺到這跟李君言下的好風光互相矛盾。敢問李君之流的愛國人仕，如何把兩者之間的洪溝攙合起來呢？

最後，在２０１１年，招商銀行與貝恩策略顧問公司 (Bain & Company) ，共同訪問國內擁有至少一千萬元人民幣資產的人仕，發現當中達六成受訪者，考慮或已著手辦理海外投資移民手續。要留意，那些富起來的人，不少想必跟李君一樣， 是現況下的受惠者；要麼連他們都恨不得要另謀出路的話，是否代表他們看得出某些鮮為人知的隱憂呢？這個發現，不是與李君描述的美好前途大相逕庭嗎？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篇幅有限，李君在取捨之下把以上的問題略過；但假使連這些無需嘔心瀝血地想出來的反證，你也無法招架的話，你的思路是周密還是粗疏，你的說服力是強是弱，大家都心裏有數吧。

筆者無意上綱上線，把附和李君的都打成是「五毛」或「土共」。但面對上述的疑問，「愛國」人仕，請你們解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