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遊踨（一）－他的一張大字報

諸聖教堂外刻上《九十五條論綱》的紀念碑

延遲開始的旅程，從柏林的中央車站出發，往著名的路德城威特堡（Lutherstadt Witteburg）；坐ＩＣ列車去，不消一小時就到達。

差不多五個世紀前，一位名為馬丁路德的教士，在該城市的諸聖教堂門外，公佈《九十五條論綱》，質疑教會售賣贖罪券是否恰當；用現代的言語說，論綱是路德的一張大字報。這次舉動，引起空前的風波，寫下《從黎明到頹廢》的歷史學家巴桑（Jacques Barzon），更把此事形容為現在西方文化的黎明。

這個把世界歷史徹底改變的地方，今時今日只是位處德國東部的某個寧靜小鎮。當年張貼這張大字報的教堂大門，據說已經被大火燒毁了；後人於是在同一位置，裝上一個銅製的紀念碑，把論綱的拉丁原文刻了上去。路德工作過的修道院，不久後便遭解散了，他與學生則繼續在原址裏生活；現在，它成為了一座博物館，向遊人介紹這位偉人的事迹。

其實不論古今，對現世權威宣示不滿，在東西方社會都偶有發生；但為何唯獨在西方社會，才可成就出這次畫時代的改革呢？

如巴桑所言，路德貼大字報的目的，並非是要與教會決裂；也許，路德與他的支持者都認為，只要教廷肯認真回應這些提問，他們便會願意和解；可惜，教廷沒有正視問題，反而把路德逐出教會，西方社會便從始分裂了。有趣的是，類似這種純綷理性的爭辯，在西方社會屢見不鮮，辯論的目的，是要追求真相與真理；既然如此，辯論最終誰勝誰負，在西方人眼中反而是次要。相反地，來到東方社會，某方總習慣用盡各種的辦法，向另一方施壓，迫使其屈服與就範，令任何型式的辯論，最終變成漫罵與批鬥。於是，只要令自己的聲音愈大，令附和自己的人愈多，自己便愈容易獲勝，真相真理是怎樣，大家反而不會關心。在這個背景，一場尋求信義真理的改革會在哪兒的土壤開花結果，讀者都不難想像吧。

入夜前，大部份的名勝與商店都打烊了，筆者回到火車站，登上回柏林的列車。

德國遊踨（序）

在法蘭克福機場登車

「七月份嘛，西班牙太炎熱了，那就德國吧！」

兩個月前，跟朋友計劃暑假去歐洲旅遊，大家心儀的，是上述兩個國家。當時，我們沒有把世界盃賽事放在眼內，甚至連決賽週在何時舉行，也沒有考慮。萬萬猜不到的是，這兩支國家隊會在四強碰頭；身為德國粉絲的筆者，最希望的當然是親身在德國見證捧盃的一刻。現在，當然是好夢成空吧。

大清早，飛機降落法蘭克福機場，這個機場，筆者使用過不下四五次；它雖然不算最漂亮，但筆者覺得它最為親切友善：倫敦希斯羅，繁忙得令人不能喘息，充滿壓迫感；巴黎戴高樂，舊翼比啟德機場還要擠迫，新翼設計前衛卻又大而無當，設身其中時，人會覺得自己很渺小。在建築風格上，法蘭克福機場沒有特色可言，但也許是承繼了鮑豪斯的理念，設計處處務求實用，加上指示非常清楚，初次使用機場的旅客，會覺得很容易上手。以前，筆者路經法蘭克福之後，會轉機往其他歐洲國家；但今次，筆者轉乘的不是飛機，而是火車。

開始寫這篇序言時，筆者身處在往漢諾威的ＩＣＥ列車上，到了漢諾威，便轉車前往首都柏林。由於車內無法上網，筆者本來不打算啟動電腦的；但當知道原來列車上設有電源供乘客使用時，筆者便開啟電腦寫文章。從這個小小的裝置，可以想像德國人對「顅客服務」的標準是怎樣。

轉車以後，車長說列車要減速，會誤點超過一小時，乘客除了可獲得免費飲料，查票員還派發了退款表格，二等車廂的乘客可獲五歐元的誤點賠償。說真的，五歐元根本不算是什麼，但這至少證明，鐵路公司的服務承諾不是憑空講白話的。也許因為暑假剛開始，車廂內十分擠迫與嘈吵，差點兒連座位也沒有，但沒有人因延誤而投訴鐵路公司；換了是香港或其他亞洲國家，可以是另一個故事了。

到了柏林的旅舍，已是接近下午一時半了，比預計遲了兩小時。安置好行李後，兩星期的德國之旅便正式展開了。

該「起錨」而沒有的人

特區官員推廣政改結果落難街頭的片段，相信也不需再多敍述了。政改方案是好是差，大家的觀點與角度可以很不同，但既然方案是由政府提出，要確保方案能獲足夠支持而通過，落區宣傳實在是官員的責任。換一個角度看，官員即使面對連串示威浪潮，也要馬不停蹄地走向民眾，姑勿論他們的表現如何，筆者不得不承認他們實在勇氣可嘉。然而，正當官員大呼「起錨」之際，竟然可以有一大班非常重要的人，偏偏在這個關鍵時刻就手旁觀。

這班是什麼人，實在無須多介紹，就是聲稱支持政改的團體。眾所周知，他們成立了「政制向前走大聯盟」，但他們除了搞一次「大補貼」式的遊行之外，到底做過些什麼，去替政府宣傳政改呢？有的話，為何媒體沒有報導呢？要知道，既然政府不是由民選產生的，要由它們推動民眾支特政改，必然有先天不足之處；反之，那些政黨團體或多或少都有民意基礎，動員民眾的力量，一定來得比政府強。問題是，當官員在街頭被反對者刁難之際，那些所謂的支持者，究竟去了哪兒呢？若果他們認為現時的方案，真的那麼具說服力的話，他們幹嗎不挺身而出，主動為方案辯護呢？要向公眾推廣方案，難道他們沒有責任嗎？

那些團體以上的作為，其實並不令筆者感到意外：他們既然是管理班子的成員，由這個班子推行的政策最終收效與否，理應他們不是要與政府共同承擔責任嗎？然而往績告訴我們，當政府施政失誤，導致民望下滑之際，他們不單止與政府畫清界線，還會口口聲聲以民意代表的身份自居，站起來說要監察政府；相反地，當施政稍有成效時，他們又會急不及待地大肆宣揚，說自己「成功爭取」這些善政。這就好像一支足球隊，有某些球員竟然可以隨時因比賽形勢而臨陣倒戈，這支球隊，能踢出什麼水準的足球呢？面對如斯局面，我們還能對特區的前景有期望嗎？

今天余曾辯論結果如何，筆者己經覺得是次要了；不管方案最終通過與否，香港人註定都是輸家。屆時，這班該「起錨」而沒有的人，又會用什麼技倆把責任推卸呢？

河蟹反咬主人？

聲稱是由國務院前總理李鵬撰寫的《六四日記》雖然尚未出版，卻已迅即在華人圈子裏引起激烈討論，有報導甚至說，就連威力強大的「防火長城」，也禁不住這股熱潮。我們作為外人，當然無法確認日記是真是假，最理想，當然是由當事人親自說出口吧。但客觀的事實是，他根本無法這樣做。那就奇怪了，李鵬幾乎是位極人臣，可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了，為何退了休之後，連對大家說半句語的權利也沒有呢？

無可否認，八九年的民運弄得如斯田地，李鵬可算是責無旁貸（特別是宣佈戒嚴）；問題是，他的責任是多是少呢？要知道，國務院總理沒有軍隊的指揮權，要追究屠城的責任，其他領導人一定比他重得多。然而事後，海內外華人竟然齊聲高喊「打倒李鵬」，把矛頭都指向他，難道當事人不會覺得，自己無辜地替其他人背黑鍋嗎？據說，他在功成身退之後，計劃把自己當年的所見所聞公之於世，卻被現今的當權派河蟹掉；在有冤無路訴之下，他有把日記偷運往國外出版的打算，是非常合理的。然而諷刺的是，這隻箝制人民自由的河蟹，不就是由李鵬等的領導人操控的嗎？為何來到現在，這隻河蟹竟然會反過來箝制它的主人呢？製造河蟹的人，豈不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換一個角度看，在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裏，類似上述的荒誕劇有可能發生嗎？例如剛下台的白高敦，何曾要卡梅倫首相同意才能出版自傳呢？在這些社會，公職人員在卸任後出版回憶錄，是非常普遍的。當然，內容未必句句都是真話，但至少，這些卸任領導人能讓公眾知道，自己當時是基於什麼考慮來做決策。即使不能還自己清白，但至少也讓大家清楚「已方的故事 (My side of the story)」，自己最終的功過，可以留待讀者判斷。如果說，民主自由是保障人民權益的話，這些卸任的領導人，不是會同樣受惠的嗎？那些口口聲聲對民主制度存疑的人，又有否考慮到這一點呢？

假使你是國家領導人的話，以上兩則故事，你會喜歡哪一則呢？然之後，你又會怎樣選取政治制度呢？

哀悼，不如感謝

翻開英文報紙，看見一則很特別的廣告：

Celebration of Bernie's Life

仔細看，才知道是一則訃聞：廣告上的人，是某家保險集團的亞洲區主席，日前不幸去世。有趣的是，這則廣告色彩鮮豔，加上以 Celebration （慶祝）一詞為題，與坊間其他的訃聞相比，簡直是差天共地。

好友親人離世，我們難免會感到沉痛，假若他對家庭、團體以至社會有重大貢獻，我們更會格外地悲傷。之所以悲傷，可能是怨恨仍未從他身上學會某些智慧，也可能是自責以往待他不夠好。歸納起來，便看得出這是一種後悔的心理；然而，沉痛地悼念死者，就可以消解這份後悔嗎？只懂後悔，又是否暗示我們其實是不思長進呢？抑或是，所有的淚水、鞠躬、悼辭等的儀式，通通都不過是例行公事，我們作為生人，根本只是替這位故人做一場秀。這些情況，是那位死者在天之靈願意見到的嗎？

每個人的一生裏，總會對世界有或多或少的貢獻；來到最後，我們何不收起眼中的淚水，對這些貢獻說聲感激呢？我們對故人說：這個世界，因為你而變得更美好，能親身認識你是我們的榮幸，我們感謝你的貢獻，並會拿着這種貢獻造福更多的人，發揚你的精神；現在，讓我們慶祝你的一生，回顧你曾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足印。刊登廣告的人的心意，也許就是這樣，縱使筆者對那位故人毫不認識，卻也深信他會贊成這種做法。這則訃聞精彩之處，就在這裏了。

記念一位故人，真的需要哭哭啼啼的嗎？換着是筆者，我也覺得十分無謂吧。

真正暴戾的是誰？

「反對暴戾議會！」在剛過去的選舉期間，某侯選人在街上掛起這句標語，矛頭直指的，是那個經常對政府與建制派惡言惡語的政黨。認同這句說話的人，相信不會太少；然而在判斷誰是誰非前，他們可曾探討過：所謂暴戾，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拿一幕大家都熟悉的場面為例：胖虎（技安）欺負大雄；胖虎覺得，只要向大雄施壓，大雄便會順從自己，滿足自己的要求，利益受損的，必然是大雄而非胖虎。以暴戾二字形容，大概沒有人會反對；因此，暴戾的本質，就是令對方在不情願之下，把改變或維持現狀的責任落在對方身上，以迎合另一方的利益。回到現實中的那個政黨，不管他們的訴求有多合理，但用上激進的手段與擺出絕不妥協的姿態，難免令某些人即使不認同建制派的所為，也認為這個政黨過份。好了，這位侯選人肯站出來，貼出這句標語，說白一點，這是一個控訴。姑勿論指控是否合理，但按上述的邏輯為標準，這句標語所表達的控訴，本身不也是一種暴戾嗎？這位侯選人，不就是在迫令那個政黨放棄激進手段嗎？那就奇怪了：幹嗎你提倡的暴戾，來得比那個政黨的暴戾更合理呢？難道這位侯選人相信，以一種暴戾取代另一種暴戾，社會就會變得更祥和的嗎？

想到這裏，不禁令筆者不寒而慄：原來這個社會的政治生態，是建基於一個又一個暴戾之上的；在遇上任何衝突時，對立的雙方總會勢成水火，並視對方為頭號敵人，只要一方稍為露出破綻，另一方必然立即群起攻之，以暴戾的手法逼使敵方屈服與就範。問題是，這種容不下異己的心態，不就是一個獨裁者必然擁有的特質嗎？由一個缺乏包容的社會產生出來的人民，在潛恴識上不都是渴望成為一個唯我獨專的獨裁者嗎？由一班經常幻想自己是胖虎的民眾，構成出來的社會或國家，會懂得透過民主的機制，確立自由、人權、法治等西方社會渴求的價值嗎？

早前看過一輯香港電台製作的紀綠片，介紹在柏林的屠猶紀念館。裏面有一條走廊，地上滿佈貌似人面的金屬塊，金屬塊有大有小，但都非常沉重；主持人坦言不敢踏進，因為這是對死難者的蹂躪。反觀東方社會的人，不管是強勢還是弱勢的一群，在面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的時侯，能拿得出這份惻忍之心嗎？不能的話，這個社會將會是個天堂還是地獄呢？

一位選民的自白

上星期日的選舉，究竟是補選還是公投，大家可以各自表述。但不管如何，我還是行使了公民的權利與責任，到票站投票。

選票上的面孔，有熟悉的，也有陌生的。按道理，選民會先審視各侯選人的政綱與政治理念，再把自己的一票投給最認同的侯選人；然而來到現實世界，又能否那樣理想呢？

選舉過後，選民只能地很被動地冀望，獲選的民意代表，可以如實地為民請命，把選民的意願帶入建制內。但說得白一點，這可以是一廂情願的幻想；選舉制度再怎麼改變，似乎也無法完全消除這種期望的落差。

也許，我們應該反思：以上選民的期望，存在什麼缺陷呢？

俗語有云「選賢與能」，民眾總會相信，民意代表能為他們排難解憂，才會把手上的一票投給他們。然而，民眾越要把責任交給他們，同時也把更多的權力賦予給他們；所謂「權力令人腐化」，縱使表面上沒有貪污濁職，在民主體制十分健全的西方社會，我們也不難看見某些民意代表，為求贏取某些團體組織的選票而莫視公眾的利益（例如以稅收補貼本地農產品，付鈔的人多，受惠的人少）。類似以上的糾紛，光靠民主也是無法化解的。

或者，這是時侯退一步想想：眼前社會的困難與憂慮，真的需要透過政府、議會等的建制解決的嗎？任何的建制，都是由人建立出來的機構。試想想：即使是聖賢，也沒有完全大公無私，何況是建制呢？不管建制組織是以民主還是以獨裁方式產生，它們為求自保，定必會誘使民眾把解決問題的責任（與權利）交給自己，以確立自己存在的價值。相反，假使我們都能負起應份的責任，從而拒絕此等誘惑的話，我們的權利便不會被削弱；屆時，建制組織存在與否，已經變得沒有相干，社會上的賢達，也可以從事更有意義的工作，而無需要為建制效力。我並非提倡「無政府主義」，而是認為只要每個人都負起解決問題的責任的話，我們還需要一個名為「政府」或「議會」的機構，去替我們做事嗎？

我很清楚，以上的想法，對大部份人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但這真的是完全不可能的嗎？還是因為我們太懶惰，不肯承擔解決問題的責任，才會令以上的理想變成空想呢？在夢想成真之前，我還是會珍惜自己手上的一票，因為縱使成效微乎其微（有否普選也是一樣），這是我能參與管治的唯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