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這個月，美國因應日本拒絕接納樸次坦宣言，向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日本其後稱降，二次大戰亦隨之結束；自此，新的世界秩序開始形成，直到今時今日，影響力仍然深遠。近月，在日本的傳統媒體，陸續有相關的報導，有昔日老兵的專訪，也有戰後一代訴說對和平的渴望。但他們談來談去，似乎有某些話題，至今仍未被觸及的；近年在港上映過的兩套日本電影，可作為窗戶讓我們透視。
這兩套電影，同樣以二次大戰為題，首先是由一位無名卒的事跡開始的《永遠的０》，繼而是講述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生平的《山本五十六》。兩部電影雖則取村各異，卻不約而同地有兩個共通點：電影中描述的「戰爭」，指的是「太平洋戰爭」，是由偷襲珍珠港開始的；但至於在此之前發生了什麼事情，電影幾乎隻字不提。另外，即使大部分故事在日本以外發生，但在電影中出現的外國人，可謂寥寥可數。這給像筆者那樣的「外人」的印象是，日本人對開戰時外國人的際遇，似乎不太關心；白一點說，就是對當年的戰爭罪行加以隱瞞。拿着這兩項發現，大概可以對現實的情況有個合理的解釋。
年初，由宮內廳花了近四分一世紀監修的《昭和天皇實錄》開始出版，共有十九部，現時只出了兩部。在此之前，寫下獲獎著作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的 Herbert P. Bix 教授在《紐約時報》撰文，指自己曾被獲邀參與此項工作，並可觀看原始史料。此等良機，理應是每個學者都夢寐以求；但當教授知道，對方要自己承諾，不可談論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時，他便婉拒了邀請。教授引述去年十月號的《文藝春秋》雜誌，報導三位看過這部實錄的作者，都異口同聲地指內容有顯著的遺漏與修正；例如裕仁天皇與麥克亞瑟將軍曾會面多達十一次，但實錄僅記載了頭一次。簡而言之，整部實錄可謂避重就輕，對還原歷史真相的幫助是大是小，自然不言而喻。
誰對誰錯，留待專家們說過清楚好了；但從上述的觀眾，我們不難看得出某種對待歷史的態度。人道是：歷史是由勝利者寫成的，當權者以篡改歷史來彰顯成就，不管東西文化都時有發生。但隨着科技進步，要證明某些事情的真偽，已經不是難事。然而，有再好的工具，要麼大家都沒打算用的話，一切都是徒然的；當大家都沒打算追尋真相的話，歷史就會被扭曲和誤解。這一點，不止是日本，一眾東方文明的國度，或多或少都在做相同的東西。或許，所謂「成王敗寇」，從古至今都是他們的核心價值，歷史於他們而言，不過是宣傳工具而已。如是者，祖先們犯下的錯誤，後人往往無法汲取箇中教訓，繼而重蹈覆轍。
一場大戰，不僅是無數血與淚的交織，更把人性最幽暗的一面赤裸裸地展露在世人眼前。後人回顧時，要麼試圖美化這些東西的人，對絕大多數的無辜死者到達是種尊重還是踐踏，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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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3日星期一
就連這種民主，他們也不接受。（再寫）
七月八日，筆者身在上海工幹，室外只有二十度左右，異常地涼快。吃過午飯，便坐車往機場，啟程回港；途中，拿起手機看財經新聞，方才知道滬港兩地股市都出現暴瀉。到達機場時，恆生指數更跌了二千點，實在令人咋舌。
自去年第四季開始，中港股市持續飈升，一時之間，內地可謂全民皆股。但好景只維持了半年，股價就猶如一架爬升得太快的飛機那樣，因為失速而下滑。人道是，是次大升市，單純是靠股民對國企改革、「一帶一路」、「互聯網＋」等的憧憬所推動，並非源自企業的盈利能力得到提升，在基本因素沒有顯著改善之下，跌市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
但眾所周知，主導內地股市的，並非經驗豐富的專業投資者，而是充滿羊群心態的散戶。由於缺乏相關的投資教育，他們往往只憑親朋戚友間傳來什麼似是而非的消息，就貿然買賣股票，加上「孖展」的槓杆效應，投資氣氛變得十分熾熱。可想而知，跌市一開始，他們定必會頓時感到手足無措，處理不當的話，肯定會人心惶惶，甚至會動搖公眾對為政者的信心。由此可知，當局近月連串的救市措施，實屬意料之內。
平心而論，政府在非常時期入市干預，不算什麼新鮮事；在官員心目中，那些趁市場混亂乘機取利的投機者，簡直是十惡不赦。但把淡友通通趕走之後，市況例必轉變為牛皮悶局，漸漸地，連正當的投資者也會感到乏味，不再加注，令市場流通量進一步萎縮。「暴力救市」的後果，就是令理性投資者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才會重返市場；令官員們最渴望出現的升市，亦會被迫推遲實現。
更甚的話，在跌市出現之後，官方媒體不斷散播，外圍故意造空的傳言；這個景象，跟兩年前筆者以相同題目寫成的的拙文，可謂大同小異。諷刺的是，在現屆領導班子上台初期，不斷強調「市場的歸市場」，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但經此一役，這句說話是否依然可信，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說穿了，當局這隻有形之手，由始至終都沒有放下來。
當年，筆者在收筆時是這樣寫的：「金融市場的表現，可以說是投資者的信任投票；換言之，各地市場的競逐，跟一場選戰可謂大同小異。股價的升與跌，跟政壇上各黨派的起與落亦是分別不大。但上述官媒的反應，活像那些選舉失利後不服氣的侯選人那樣；說穿了，這根本是輸打贏要。」兩年過去，這個推論是否仍然有效，實在不言而諭。這次救市行動，已經徹底向世人展示，為求達到理想的賽果，北大人可以不擇手段，甚至可以叫球證落場參戰。要麼連經濟上的民主，他們也不能接受的話，其他領域的情況是好是壞，應該無需筆者多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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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第四季開始，中港股市持續飈升，一時之間，內地可謂全民皆股。但好景只維持了半年，股價就猶如一架爬升得太快的飛機那樣，因為失速而下滑。人道是，是次大升市，單純是靠股民對國企改革、「一帶一路」、「互聯網＋」等的憧憬所推動，並非源自企業的盈利能力得到提升，在基本因素沒有顯著改善之下，跌市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
但眾所周知，主導內地股市的，並非經驗豐富的專業投資者，而是充滿羊群心態的散戶。由於缺乏相關的投資教育，他們往往只憑親朋戚友間傳來什麼似是而非的消息，就貿然買賣股票，加上「孖展」的槓杆效應，投資氣氛變得十分熾熱。可想而知，跌市一開始，他們定必會頓時感到手足無措，處理不當的話，肯定會人心惶惶，甚至會動搖公眾對為政者的信心。由此可知，當局近月連串的救市措施，實屬意料之內。
平心而論，政府在非常時期入市干預，不算什麼新鮮事；在官員心目中，那些趁市場混亂乘機取利的投機者，簡直是十惡不赦。但把淡友通通趕走之後，市況例必轉變為牛皮悶局，漸漸地，連正當的投資者也會感到乏味，不再加注，令市場流通量進一步萎縮。「暴力救市」的後果，就是令理性投資者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才會重返市場；令官員們最渴望出現的升市，亦會被迫推遲實現。
更甚的話，在跌市出現之後，官方媒體不斷散播，外圍故意造空的傳言；這個景象，跟兩年前筆者以相同題目寫成的的拙文，可謂大同小異。諷刺的是，在現屆領導班子上台初期，不斷強調「市場的歸市場」，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但經此一役，這句說話是否依然可信，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說穿了，當局這隻有形之手，由始至終都沒有放下來。
當年，筆者在收筆時是這樣寫的：「金融市場的表現，可以說是投資者的信任投票；換言之，各地市場的競逐，跟一場選戰可謂大同小異。股價的升與跌，跟政壇上各黨派的起與落亦是分別不大。但上述官媒的反應，活像那些選舉失利後不服氣的侯選人那樣；說穿了，這根本是輸打贏要。」兩年過去，這個推論是否仍然有效，實在不言而諭。這次救市行動，已經徹底向世人展示，為求達到理想的賽果，北大人可以不擇手段，甚至可以叫球證落場參戰。要麼連經濟上的民主，他們也不能接受的話，其他領域的情況是好是壞，應該無需筆者多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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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9日星期一
來生要做日本人？
「要麼事情發生在歐美民主國家的話，肯定震動全國：執政聯盟就着電視節目的內容，傳召電視台高層閉門質詢。當權者露骨地干預言論與表達自由，理應是一次動搖管治根基的事件。」在日本幾乎無人不曉的時事評論員池上彰，在４月２４日《朝日新聞》的專欄上，以此為開端。事件主角，分別是執政的自民黨，及日本放送協會（ＮＨＫ）和朝日電視（テレビ朝日）兩台的高層。接下來，筆者將集中描述涉及後者的事件。
每逢周日（一至五）晚上，朝日電視都會有新聞節目《報道 Station（報道ステーション）》，除了報新聞外，還會邀請類似池上彰的評論員，深入分析時事；３月２７日晚上的嘉賓，是通產省前官僚古賀茂明。原本，節目安排他講解也門政變後、沙特阿拉伯空襲該國的事件；但他一開始說話，便向觀眾宣佈，受到電視台主席的壓力，當晚將是自己最後一次亮相節目；古賀還把茅頭，指向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一般相信，事件起因是１月１３日晚上的節目，古賀看見眾多國人高舉「我是健二 (I am Kenji)」的標語，對在敍利亞被挾持的記者後藤健二表示支持，就這樣說：「多虧安倍首相，令外地人漸漸認為日本跟英美兩國無異。換了是我，我會舉起『我不是安倍 (I am not Abe)』的標語，表明自己立場跟政府不同，希望向伊斯蘭諸國示好。」在三月的節目內，古賀果真在攝影機前，展示 I am not Abe 的標語。
隨後，古賀在《紐約時報》撰文，除了執政聯盟的手法，他亦批評兩家電視台對當權者就範。他繼而向不熟悉日本國情的外國讀者指出，當地傳媒一向沒有歐美同業那般，享有編輯自主，管理層對新聞節目內容說三道四，可謂家常便飯。此外，政府各部門，通常只會向主要媒體放風（當地術語，稱之謂「記者俱樂部」），記者與編輯為求飯碗，寧願幫官員當傳聲筒，也不敢寫一些可能會開罪他們的報導。如是者，一股自我審查的氣氛，就在媒體間形成；難怪據「無國界記者」的調查，日本在新聞自由度的排名近年持續下滑。
還記得，去年在港上映的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飾演記者的玉木宏，質問飾演編輯的香川照之：「記者的職責，不就是向公眾報導真相嗎？」皆因前者發現，官方發佈戰況訊息時，「轉進」一詞出現得愈來愈頻繁。表面上，這代表軍隊完成某地域的戰鬥，繼而推進戰線；但玉木宏一直懷疑，這根本是軍方有意掩飾自己節節敗退的「語言偽術」。當身邊其他人都覺得在非常時期、切忌有影響軍心之舉時，他頓時感到，以往的理想都破滅了。故事雖屬虛構，但也跟上述的實況大同小異。
最近，曾旅居日本的電台主持健吾，出了一本名為《來生要做日本人》的書。坦白說，這類為求在書展時搶佔話題的書，不會是筆者的那杯茶；但這個標題，確實說中了某些人的渴望。在表面上，他們的生活方式，簡直令人夢寐以求；但傳統智慧告訴我們，一切過份美好的東西都不能盡信，細心點看的話，自然會洞悉到，家家有本難諗的經。俗話有云：世間沒有免費午餐；假若眼前這套令人羨慕的一切，是要靠放棄表達自由來換取的話，筆者唯有說，某些基本的原則與信念，自己從來沒打算超越。單純吃喝玩樂的話，筆者絕不介意；但要到他國生活，筆者的想法會截然不同。
每逢周日（一至五）晚上，朝日電視都會有新聞節目《報道 Station（報道ステーション）》，除了報新聞外，還會邀請類似池上彰的評論員，深入分析時事；３月２７日晚上的嘉賓，是通產省前官僚古賀茂明。原本，節目安排他講解也門政變後、沙特阿拉伯空襲該國的事件；但他一開始說話，便向觀眾宣佈，受到電視台主席的壓力，當晚將是自己最後一次亮相節目；古賀還把茅頭，指向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一般相信，事件起因是１月１３日晚上的節目，古賀看見眾多國人高舉「我是健二 (I am Kenji)」的標語，對在敍利亞被挾持的記者後藤健二表示支持，就這樣說：「多虧安倍首相，令外地人漸漸認為日本跟英美兩國無異。換了是我，我會舉起『我不是安倍 (I am not Abe)』的標語，表明自己立場跟政府不同，希望向伊斯蘭諸國示好。」在三月的節目內，古賀果真在攝影機前，展示 I am not Abe 的標語。
隨後，古賀在《紐約時報》撰文，除了執政聯盟的手法，他亦批評兩家電視台對當權者就範。他繼而向不熟悉日本國情的外國讀者指出，當地傳媒一向沒有歐美同業那般，享有編輯自主，管理層對新聞節目內容說三道四，可謂家常便飯。此外，政府各部門，通常只會向主要媒體放風（當地術語，稱之謂「記者俱樂部」），記者與編輯為求飯碗，寧願幫官員當傳聲筒，也不敢寫一些可能會開罪他們的報導。如是者，一股自我審查的氣氛，就在媒體間形成；難怪據「無國界記者」的調查，日本在新聞自由度的排名近年持續下滑。
還記得，去年在港上映的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飾演記者的玉木宏，質問飾演編輯的香川照之：「記者的職責，不就是向公眾報導真相嗎？」皆因前者發現，官方發佈戰況訊息時，「轉進」一詞出現得愈來愈頻繁。表面上，這代表軍隊完成某地域的戰鬥，繼而推進戰線；但玉木宏一直懷疑，這根本是軍方有意掩飾自己節節敗退的「語言偽術」。當身邊其他人都覺得在非常時期、切忌有影響軍心之舉時，他頓時感到，以往的理想都破滅了。故事雖屬虛構，但也跟上述的實況大同小異。
最近，曾旅居日本的電台主持健吾，出了一本名為《來生要做日本人》的書。坦白說，這類為求在書展時搶佔話題的書，不會是筆者的那杯茶；但這個標題，確實說中了某些人的渴望。在表面上，他們的生活方式，簡直令人夢寐以求；但傳統智慧告訴我們，一切過份美好的東西都不能盡信，細心點看的話，自然會洞悉到，家家有本難諗的經。俗話有云：世間沒有免費午餐；假若眼前這套令人羨慕的一切，是要靠放棄表達自由來換取的話，筆者唯有說，某些基本的原則與信念，自己從來沒打算超越。單純吃喝玩樂的話，筆者絕不介意；但要到他國生活，筆者的想法會截然不同。
2015年6月10日星期三
漂移都市
年初，筆者獲邀出席一次財經會議。曾參與類似場合的讀者，或許會有這樣的經驗：不管是場內的演說對談，還是場外的寒暄閒聊，通常會以英語進行；來到近年，則多了一群操普通話、自成一角的來賓。反之，像筆者那些講粵語的人，被迫變成小數派。見慣大場面的，或許對以上的現象司空見慣；但仔細再想，難免有另一番感受。
畢竟，香港作為彈丸之地，要在環球金融市場脫穎而出，不能不跟各個經濟大國打交道，吸引他們來港投資。既然人家才是老闆，你要賺他們的錢，唯有按他們的一套去辦事。如是者，並非大部分港人母語的英文與普通話，幾乎是大家從小要訓練的重要謀生工具；此消彼長之下，粵語在眾人心目中的地位自然被下調。
另一邊廂，那些遠道而來打工的人，只有很少數會把香港視為自己的歸宿；觀乎筆者在會議上碰面的人，應該不會例外。近年，我們稱那些內地來港升學就業、卻未打算定居香港的人為「港漂」；但把這個概念引伸的話，昔日那些殖民地主人，亦算是「港漂」的一種。整個光景，彷彿告訴我們，在這裏土生土長的，向來都是被別人牽着鼻子走；更甚的是，那班近乎處於統治階層的人，一個不喜歡就可以收拾行李回祖家，完全無需對我們負上任何道義責任。
然而，即使明知對方並非完全守信用，但這個偽國際都會的人，除了自求多福之外，似乎就沒有其他法子扭轉乾坤。那些年，不少人因為主權的交替，寧可放棄高薪厚職，舉家移民（當年，少數財力豐厚的，可以只把妻兒送到外國）。今天，眼見老一輩人的擔憂即將全面實現，新一輪的移民潮亦已經興起。白一點說，勢色稍有不對，港人寧可作鳥獸散，也沒打算聯手應對，共同主宰自己命運。
把上述兩項觀察揍合起來，我們不難發現，由殖民地時代至今，統治者都是由外面「漂」進來、而市民則只會向着靠山「移」動。這兩股力量之根深蒂固，正好解釋為何所謂「港人治港」，到今天也仍只是空中樓閣。固然，有讀者會覺得，在經濟大國眼中，你極其量也僅是螻蟻；即使什麼民主自治都能有效實施，但要達到你的理想，恐怕只是一廂情願。這種見解，筆者認為無可厚非。但你肯付出半點負任的話，在別人面前，至少不會被任由宰割；否則，就會像當前那樣，變得無從招架。
人道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活在這裏的人，頂多抱着「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心態，務求賺了錢以後就離開，衣錦還鄉；直到暴動過後，「香港人」的概念才漸漸成形。經過數十年的種種風雨，到了今日，故態復萌的傾向似乎愈見明顯。在這個「漂」與「移」的氣氛籠罩下，是否不久以後，除了錢之外，大家都懶得關心身邊其他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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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香港作為彈丸之地，要在環球金融市場脫穎而出，不能不跟各個經濟大國打交道，吸引他們來港投資。既然人家才是老闆，你要賺他們的錢，唯有按他們的一套去辦事。如是者，並非大部分港人母語的英文與普通話，幾乎是大家從小要訓練的重要謀生工具；此消彼長之下，粵語在眾人心目中的地位自然被下調。
另一邊廂，那些遠道而來打工的人，只有很少數會把香港視為自己的歸宿；觀乎筆者在會議上碰面的人，應該不會例外。近年，我們稱那些內地來港升學就業、卻未打算定居香港的人為「港漂」；但把這個概念引伸的話，昔日那些殖民地主人，亦算是「港漂」的一種。整個光景，彷彿告訴我們，在這裏土生土長的，向來都是被別人牽着鼻子走；更甚的是，那班近乎處於統治階層的人，一個不喜歡就可以收拾行李回祖家，完全無需對我們負上任何道義責任。
然而，即使明知對方並非完全守信用，但這個偽國際都會的人，除了自求多福之外，似乎就沒有其他法子扭轉乾坤。那些年，不少人因為主權的交替，寧可放棄高薪厚職，舉家移民（當年，少數財力豐厚的，可以只把妻兒送到外國）。今天，眼見老一輩人的擔憂即將全面實現，新一輪的移民潮亦已經興起。白一點說，勢色稍有不對，港人寧可作鳥獸散，也沒打算聯手應對，共同主宰自己命運。
把上述兩項觀察揍合起來，我們不難發現，由殖民地時代至今，統治者都是由外面「漂」進來、而市民則只會向着靠山「移」動。這兩股力量之根深蒂固，正好解釋為何所謂「港人治港」，到今天也仍只是空中樓閣。固然，有讀者會覺得，在經濟大國眼中，你極其量也僅是螻蟻；即使什麼民主自治都能有效實施，但要達到你的理想，恐怕只是一廂情願。這種見解，筆者認為無可厚非。但你肯付出半點負任的話，在別人面前，至少不會被任由宰割；否則，就會像當前那樣，變得無從招架。
人道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活在這裏的人，頂多抱着「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心態，務求賺了錢以後就離開，衣錦還鄉；直到暴動過後，「香港人」的概念才漸漸成形。經過數十年的種種風雨，到了今日，故態復萌的傾向似乎愈見明顯。在這個「漂」與「移」的氣氛籠罩下，是否不久以後，除了錢之外，大家都懶得關心身邊其他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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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
當下的「新常態」（下）
「你不愛競爭？但競爭會找上你。」一幅推銷幼兒面試班的廣告，早前成為城中熱話。諷刺的是，縱使輿論紛紛批評廣告內容鼓吹功利、亦對稚童添加生活壓力，但據聞，報讀人數不跌反升。事實勝於雄辯，由此看港人的心態，再清楚不過。
在市場經濟下，有需求就自然有供應。驅使家長付鈔報讀的，不外乎五個字：贏在起跑線。然而，這等思維之荒謬，專欄作家利世民在去年已一話道破：「怪獸家長老是說要贏在起跑線，其實他們根本不知『贏』字是怎樣寫。說穿了，他們只是怕輸。羊群在死做爛做的同樣一件事，你又迷迷糊糊跑去一起趁熱鬧，那不是贏。要贏，就要做點與別不同的事，做與別不同的事，就有可能輸。有可能輸，就是香港父母最怕的事。」話到底，經歷過「四仔主義」的學長，深信只要子女遵從自己當年走過的路，事業前途就有相當保障云云。但這套源於上兩三代人的思維，能否應付當前那個日新月異的世界，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筆者相信，那些報讀面試班的家長，學歷普遍不會太低；說他們只是人云亦云之下作決定，似乎不太合理。以他們的見識，大概不會對當前教育界的種種怪象完全不聞不問；但似乎，他們除了繼續精心部署，務求在現況下替子女取得最大利益或保障之外，就沒有其他方法（當然，少數有足夠金錢送子女留學的，就另作別論）；由始至終，他們都沒有打算去改變現狀。俗語有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憑他們的學識與才智，要開創一條更好的道路，理應不會是天方夜譚。但要麼連他們都無法凝聚出一股改變的力量的話，我們不難想象，類似上述的怪象，只會有增無減。
按以上的觀察，筆者對當前的政改之爭，難免感到悲觀：對一般香港家長而言，子女的升學前途，一定比什麼行政長官選舉更為切身。但要麼在教育問題上，大家都寧可自求多福的話，筆者實在想不出有什麼誘因，足以令他們肯挺身而出、聯手拒絕連自己都半信半疑的「袋住先」。近一個世紀前，魯迅的小說《故鄉》中有一世：「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似乎在某地，肯開路的人寥寥可數；我們之所以在對手面前毫無還擊之力，這又是一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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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經濟下，有需求就自然有供應。驅使家長付鈔報讀的，不外乎五個字：贏在起跑線。然而，這等思維之荒謬，專欄作家利世民在去年已一話道破：「怪獸家長老是說要贏在起跑線，其實他們根本不知『贏』字是怎樣寫。說穿了，他們只是怕輸。羊群在死做爛做的同樣一件事，你又迷迷糊糊跑去一起趁熱鬧，那不是贏。要贏，就要做點與別不同的事，做與別不同的事，就有可能輸。有可能輸，就是香港父母最怕的事。」話到底，經歷過「四仔主義」的學長，深信只要子女遵從自己當年走過的路，事業前途就有相當保障云云。但這套源於上兩三代人的思維，能否應付當前那個日新月異的世界，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筆者相信，那些報讀面試班的家長，學歷普遍不會太低；說他們只是人云亦云之下作決定，似乎不太合理。以他們的見識，大概不會對當前教育界的種種怪象完全不聞不問；但似乎，他們除了繼續精心部署，務求在現況下替子女取得最大利益或保障之外，就沒有其他方法（當然，少數有足夠金錢送子女留學的，就另作別論）；由始至終，他們都沒有打算去改變現狀。俗語有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憑他們的學識與才智，要開創一條更好的道路，理應不會是天方夜譚。但要麼連他們都無法凝聚出一股改變的力量的話，我們不難想象，類似上述的怪象，只會有增無減。
按以上的觀察，筆者對當前的政改之爭，難免感到悲觀：對一般香港家長而言，子女的升學前途，一定比什麼行政長官選舉更為切身。但要麼在教育問題上，大家都寧可自求多福的話，筆者實在想不出有什麼誘因，足以令他們肯挺身而出、聯手拒絕連自己都半信半疑的「袋住先」。近一個世紀前，魯迅的小說《故鄉》中有一世：「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似乎在某地，肯開路的人寥寥可數；我們之所以在對手面前毫無還擊之力，這又是一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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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1日星期一
當下的「新常態」（上）
內地當局收緊港澳個人遊政策，即時惹來零售業界的回嚮，有人歸咎於年初爆發的「反水貨」運動，亦有人指隨着外國貨幣相繼貶值，匯率跟美元掛鈎的香港在相比之下，吸引力自然大不如前。誰是誰非，留待看官自行判斷好了；但某些事實與立場，我們不能不認清。
水貨客的浪潮，印象中應該是從「三鹿奶粉」事件開始的，由於對國內生產的奶製品失去信心，內地人湧擁購買進口貨，但因為關稅等的種種問題，導致供不應求，在此驅使下，水貨集團自然應運而生。換言之，水貨客所賺的錢，雖未至於是趁火打劫，亦只是拜內地相關配套未完善所賜；只要如實做好質檢、簡化通關程序與收費等，水貨的需求自然大減。白一點說，這一切根本不是憑自身的努力爭取回來的；要麼那些旅遊業界的翹楚，把非常態視為理所當然的話，他們到底是高瞻遠矚、抑或只是投機短視，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平心而論，這種心態並非什麼新鮮事。他們跟不少人一樣，滿頭腦想着如何以最快最簡單的方法，賺最多的錢。那些從內地拖着行李箱來的旅客，帶著真金白銀來港消費，自然獲業界垂青；如是者，整個業界都用盡方法討好他們。平心而論，所以在商言商，這種行徑實在無可口非；但當錢賺得太容易時，往往令人的腦筋變得懶惰，對周邊的變化缺乏警覺。如今，用自作自受去形容他們的景況，大概不會有許多人反對。
香港坊間有一句流行話：綜援養懶人，針對的，是那些不靠勞力糊口、只等別人救濟的低下階層。然而另一邊廂，北大人接二連三的優惠措施，不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綜援嗎」？的確，在所謂「中港融合」的主題之下，造就了一批生意人的身家迅速暴漲。問題是，你過份依賴別人給你的甜頭的話，有朝一日，那些好處消失時，除了向對方呼天搶地、搖尾乞憐之外，你還能做些什麼呢？
上述的觀察，跟筆者年初時的拙文《是他放棄我們、還是我們放棄世界？》有點異曲同功。每當看見香港的商界領袖，在公開場合裏揚揚得意時，筆者實在懷疑，他們所做的一切，到底是增進還是削弱香港的競爭力呢？再看當前的政改，我們之所為在對手面對毫無還擊之力，不是沒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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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貨客的浪潮，印象中應該是從「三鹿奶粉」事件開始的，由於對國內生產的奶製品失去信心，內地人湧擁購買進口貨，但因為關稅等的種種問題，導致供不應求，在此驅使下，水貨集團自然應運而生。換言之，水貨客所賺的錢，雖未至於是趁火打劫，亦只是拜內地相關配套未完善所賜；只要如實做好質檢、簡化通關程序與收費等，水貨的需求自然大減。白一點說，這一切根本不是憑自身的努力爭取回來的；要麼那些旅遊業界的翹楚，把非常態視為理所當然的話，他們到底是高瞻遠矚、抑或只是投機短視，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平心而論，這種心態並非什麼新鮮事。他們跟不少人一樣，滿頭腦想着如何以最快最簡單的方法，賺最多的錢。那些從內地拖着行李箱來的旅客，帶著真金白銀來港消費，自然獲業界垂青；如是者，整個業界都用盡方法討好他們。平心而論，所以在商言商，這種行徑實在無可口非；但當錢賺得太容易時，往往令人的腦筋變得懶惰，對周邊的變化缺乏警覺。如今，用自作自受去形容他們的景況，大概不會有許多人反對。
香港坊間有一句流行話：綜援養懶人，針對的，是那些不靠勞力糊口、只等別人救濟的低下階層。然而另一邊廂，北大人接二連三的優惠措施，不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綜援嗎」？的確，在所謂「中港融合」的主題之下，造就了一批生意人的身家迅速暴漲。問題是，你過份依賴別人給你的甜頭的話，有朝一日，那些好處消失時，除了向對方呼天搶地、搖尾乞憐之外，你還能做些什麼呢？
上述的觀察，跟筆者年初時的拙文《是他放棄我們、還是我們放棄世界？》有點異曲同功。每當看見香港的商界領袖，在公開場合裏揚揚得意時，筆者實在懷疑，他們所做的一切，到底是增進還是削弱香港的競爭力呢？再看當前的政改，我們之所為在對手面對毫無還擊之力，不是沒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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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7日星期一
半年之後（下）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剛在上月底辭世。他的一生，幾乎可以與新加坡的國運畫上等號。在華人社會間，他確實是位一時無兩的政壇巨人，他遺下的傳奇，或許可以替香港甚至內地作一點啟示。
李氏在十五年前出版的自傳，概括了自己的貢獻：由第三世界躍升至第一世界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立國時，這個位處赤道附近的小島，沒有天然資源，也沒有任何大國做靠山，全憑島內人民的努力，成就出一個舉世無雙的經濟奇蹟。今時今日，該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舉足輕重，更難得地在成為西方國家盟友之餘，亦能獲得中國政府的信任。要麼昔日的國父是另有其人的話，實在難以想像後事如何。
當然，要得到任何成果，必需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對島內人來說，代價就是放棄決定政治取向的機會，接受一黨獨大，容忍政府箝制異見者；如是者，統治者的有型之手，在生活各環節隨處可見。換了是其他地方，這種執政模式，勢必成為貪污瀆職、以權謀私的溫床；但唯獨是李氏管治下的國家，可以令專權統治與廉潔法治並存。
一貫以來，經濟發達的西方社會，傾向相信法治與民主、自由、平等、發展等密不可分。但新加坡的情況，確實對這套信念構成挑戰；原來，在另一邊的世界，真的有人為求富強，樂於放棄自由，做一個事事聽從於為政者意志的順民。如斯的理念，西方人肯定無法接受，但他們又能取得可觀的成就，不難惹來其他亞洲國家的羨慕。
相比之下，昔日被李氏視為最強對手的香港，近年無論在任何方面，都已被漸漸拋離。縱觀當前的時局，不管政改方案獲通過與否，紛亂的形勢亦難以扭轉；李氏泉下有知的話，想必會暗中嘲笑一番。當然，所謂家家有本難諗的經，眼前彼方的光輝，背後定必隱藏了不少鮮為外人知的問題；但眼見這場勝負已分的較量，筆者不禁有所迷思。
上篇拙文裏，筆者說過，對付大部份香港人來說，「什麼民主不民主，從來不被視為關鍵議題」；這個情況，就像把異地來的種子，放到自家的土壤裏，最終無法茁壯成長一樣。新加坡的李氏，對所謂「亞洲價值觀」實在拿捏得很準確，懂得如何從英人的制度中作取捨，當他的理念行之有效時，就會變成一套標準。除非我們有一個具同等魄力的領袖，否則，按港人向來在政治上懶惰與貪小便宜的心態推算，我們最終只會懂得「西瓜靠大邊」，把自行抉擇的權利拱手相讓。
話分兩頭，筆者對新加坡的前景，亦隨着這位政壇巨人的身故，比以往看得較為審慎。沒有李氏的新加坡，島內上還能靠什麼來維繫現況，實在值得我們關注。
李氏在十五年前出版的自傳，概括了自己的貢獻：由第三世界躍升至第一世界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立國時，這個位處赤道附近的小島，沒有天然資源，也沒有任何大國做靠山，全憑島內人民的努力，成就出一個舉世無雙的經濟奇蹟。今時今日，該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舉足輕重，更難得地在成為西方國家盟友之餘，亦能獲得中國政府的信任。要麼昔日的國父是另有其人的話，實在難以想像後事如何。
當然，要得到任何成果，必需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對島內人來說，代價就是放棄決定政治取向的機會，接受一黨獨大，容忍政府箝制異見者；如是者，統治者的有型之手，在生活各環節隨處可見。換了是其他地方，這種執政模式，勢必成為貪污瀆職、以權謀私的溫床；但唯獨是李氏管治下的國家，可以令專權統治與廉潔法治並存。
一貫以來，經濟發達的西方社會，傾向相信法治與民主、自由、平等、發展等密不可分。但新加坡的情況，確實對這套信念構成挑戰；原來，在另一邊的世界，真的有人為求富強，樂於放棄自由，做一個事事聽從於為政者意志的順民。如斯的理念，西方人肯定無法接受，但他們又能取得可觀的成就，不難惹來其他亞洲國家的羨慕。
相比之下，昔日被李氏視為最強對手的香港，近年無論在任何方面，都已被漸漸拋離。縱觀當前的時局，不管政改方案獲通過與否，紛亂的形勢亦難以扭轉；李氏泉下有知的話，想必會暗中嘲笑一番。當然，所謂家家有本難諗的經，眼前彼方的光輝，背後定必隱藏了不少鮮為外人知的問題；但眼見這場勝負已分的較量，筆者不禁有所迷思。
上篇拙文裏，筆者說過，對付大部份香港人來說，「什麼民主不民主，從來不被視為關鍵議題」；這個情況，就像把異地來的種子，放到自家的土壤裏，最終無法茁壯成長一樣。新加坡的李氏，對所謂「亞洲價值觀」實在拿捏得很準確，懂得如何從英人的制度中作取捨，當他的理念行之有效時，就會變成一套標準。除非我們有一個具同等魄力的領袖，否則，按港人向來在政治上懶惰與貪小便宜的心態推算，我們最終只會懂得「西瓜靠大邊」，把自行抉擇的權利拱手相讓。
話分兩頭，筆者對新加坡的前景，亦隨着這位政壇巨人的身故，比以往看得較為審慎。沒有李氏的新加坡，島內上還能靠什麼來維繫現況，實在值得我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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