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拒混淆史實

整體上，我們（按：指自己與裕仁天皇）是希望早點接受投降的，因此我們對（廣島與長崎的）原爆並不感到意外 ... 事實上，兩次原爆與蘇聯參戰，這兩件事也有正面的影響，我認為若果它們沒有發生的話，我們根本不能成功。
你可以說，拜託原爆與蘇聯參戰，日本（國力）才能回復至現在的水平。
木戶幸一，1966-67 年在憶述 1945 年日本戰敗稱降時的談話

二十年前的四月十五日，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身故，由此引發的政治風波，歷時兩個月；當時香港主權還有八年就要易手，港人因而對這場風暴格外關心。這場風波，最終以悲劇收場（不管責任誰屬，都是一場悲劇）；然而悲劇過後，中國的經濟實力，也是在這二十年間不斷擴張，今年更超越了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與日本的第三大經濟大國。於是乎，有一些自命愛國之仕，挺身而出替當年的清場行動背書，說政府如來不果斷鎮壓的話，中國勢必陷入動亂，也就沒有今日的成就云云；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的言行，筆者認為只是冰山一角。最近筆者讀了一本寫得非常精彩的書，也許可以給大家一點啟示。

由紐約州立大學 Binghamton 分校歷史系教授畢克斯 (Herbert P. Bix) 撰寫的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臺灣譯本《裕仁天皇》)，在 2001 年獲得普立茲非小說類書籍大獎。書中最震撼讀者的篇章，要算是描述 1945 年日本遲來的投降決定了：作者認為，縱使當年戰局的發展對日本非常不利，但裕仁天皇與軍方將領，當時仍堅信日本有能力反敗為勝，而和談只是敗者所為，除非取得重大勝仗，否則不會主動與盟軍談判停戰。他們為了等待這場越來越不可能的勝仗，有意識地錯失了三次和談的契機，結果招致日後的災難。

（一）在二月十四日，前首相近衛文麿上奏給裕仁天皇，認為歐洲戰事將接近完結，一向對日本虎視耽耽的蘇聯，遲早會對日本宣戰。鑑於軍隊（註：「皇軍」一詞僅是一個概念，不是正式稱號）在太平洋戰線中節節敗退，戰敗只是時間的問題；他懇請天皇盡快與盟軍展開和談，也許還可以保住江山。然而，裕仁天皇在同月召集所有在世的前首相，商議應否繼續戰事時，主張和談的竟然只有近衛一人，其餘與會者都主張奮死抵抗。最終天皇下令繼續戰鬥，說除非取得重大勝仗，否則不會和談。

[如果日本在二月願意和談的話，沖繩戰役與盟軍大空襲就可以避免。]

（二）六月初，沖繩列島宣告失陷，加上納綷德國在一個月前宣佈投降，日本己經被盟軍孤立。據作者研究內大臣木戶幸一（相當於天皇的私人秘書）的日記所發現，裕仁天皇是在沖繩失陷之後才希望求和。然而，後來天皇與其政府所做的，卻是一場徹底的賭博：一方面尋求蘇聯協助，意圖抗衡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另一方面執行「決號作戰」，全力抵抗快將登陸日本本土的盟軍（當時更有人提出「一億玉碎」的豪語）。當時前外相幣原喜重郎，更對外相重光葵說：「日本老百姓會漸漸地習慣盟軍的轟炸，只要國民團結一心，鬥志就會更旺盛，屆時盟軍便會知難而退。」

[如果日本在六月願意和談的話，盟軍大空襲的死亡人數可以大幅減少。]

（三）七月二十七日，盟軍向日本發出《波茨坦宣言》，指令日本必須接受無條件投降，戰事才會結束；日本隨後發出著名的「默殺」回應，完全把宣言置之不理。後人認為把「默殺」譯為 ignore it entirely 是錯誤，但書中引述前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對其秘書的一段談話：「先發聲明的一方，永遠是處於下風的。邱吉爾己經垮台了（註：邱吉爾在當年大選中敗給工黨的艾特里，失去首相寶座），美國也開始被孤立。因此不需太急切，政府根本不需回應。」因此，縱使翻譯有誤，盟軍沒有誤解日本政府的意圖。

[如果日本立即接受宣言的話，兩次原爆都可以避免。]

從以上三點史實，可以證明木戶幸一在二十年後辯稱裕仁天皇當時想早日求和，基本上是謊話，否則兩次原爆是完全可以避免。至於他說對原爆不感到意外，更令人感到氣憤：裕仁天皇既然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一定聽過《孟子·盡心下》一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他非但沒有保障百姓的性命財產，反而鼓勵他們寧作玉碎不作瓦全，目的只為保住自己的皇位，徹底違反孟子的教誨。最後他說日本的經濟復甦全拜原爆所託，簡直是用死難者的鮮血掩飾自己的戰爭責任。因此，那些企圖替當年清場行動背書的人，其心態與替戰爭背書的木戶幸一是無異的，都是企圖混淆歷史以維謢自己的權力，與歐威爾 (George Orwell) 認為極權者最善於竄改歷史的理論，不謀而合。

最近，日本宮內廳宣佈明仁天皇伉儷七月將造訪夏威夷，有傳聞說屆時他們將會憑弔當年被日軍轟炸的珍珠港。雖然傳聞至今仍未被證實或否認，但從他們於 2005 年參觀曾有日本人不甘做戰俘而集體自殺的塞班島所見，明仁天皇顯然是不同意當年父皇所為的。他的勇氣，確是值得我們敬重與學習的，因此對付木戶幸一之輩，我們或許應該可憐一下他們，因為他們都是膽小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