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7日星期二

民主的迷思

毫無疑問,在民主與極權的鬥爭中,極權主義一定會獲勝,並且會控制這個世界。民主的時代已經完蛋了,民主制度也快將崩潰,世間不容許有兩套(政治或)經濟制度並存。
松岡洋右,1940 年 7 月 21 日在接受美國記者專訪時的一段即興談話;翌日他接任為日本外相。
美國的《時代週刊》亞洲版,在今年(2009 年)一月刊登了一篇題為 Asia's Dithering Democracy (抖震中的亞洲民主) 的專題報導,值得一眾民主信徒細閱。亞洲許多推行民主政制的國家,無獨有偶地在去年 (2008 年) 下旬陷入混亂:在泰國、南韓、孟加拉與馬來西亞,市民紛紛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巴基斯坦的政府更近乎失效;即使是經濟較發達的臺灣與日本,其政府民望也不斷下滑。週刊引述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Asian Barometer) 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越來越多亞洲人,覺得推行民主不能令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事實上,民主政制在亞洲是新鮮的事物,假如沒有西方社會的介入,亞洲國家自身根本不會推行民主。週刊列出了四項缺失,解釋亞洲推行民主時為何困難重重,筆者不打算重覆論述;但綜合這些缺失,似乎都離不開一個主題:強人政治的意識,在亞洲社會依然非常牢固。亞洲的首個民主實驗,發生在一個世紀前的日本,史稱「大正民主」;可惜實驗不僅失敗收場,而且間接地令軍國主義抬頭。這段歷史,很值得大家借鑑。

時下大眾對於明治維新的認識,往往只流於在硬體上:說它如何令日本富國強兵,打敗大清與帝俄,帶領國家現代化,成為世界不容忽視的列強云云。然而,由睦仁(明治)天皇建立的大日本帝國,雖然在外型與西方的君主立憲帝國很相似,但實情並不是如此:根據在 1889 年頒布的憲法,立法權屬天皇所有,而帝國議會則是扶助天皇立法的機構;雖然憲法實施以來,天皇從未否決過議會的法案,但憲法的條文,明顯地保留天皇親政的特色,十分符合儒學的政治理想。睦仁駕崩後,由嘉仁(大正)繼位,嘉仁自少體弱多病,許多時侯不能親自打理政事,很自然地,帝國議會漸漸地擴展自己的影響力。在這背景下,政黨紛紛成立,透過選舉進入議會,議會內最大政黨組成政府內閣執政,情況與近代的英國議會很相似。大正 2 年 (1913 年),法律學者美濃部達吉,更提出了「天皇機關說」,主張天皇只是國家行使統治權的機關,而主權應屬於國民全體,非常接近西方君主立憲的理想。在「大正民主」與「大正浪漫」的氣氛下,社會比明治時代變得更自由與開放,日本也更進一步地脫亞入歐。

可惜的是,多年的自由民主風氣,未能改善日本人的生活:貧富懸殊的情況日益惡化,由平民組成的軍隊,漸漸不滿財閥與政客漠視他們的苦況,部份激進的軍人更主張發動政變奪權。另外,有陸軍將領以憲法列明軍隊統帥權屬天皇而非政府所有為理由,堅決反對民選的政客介入軍隊事務;美濃部的「天皇機關說」,正正點出憲法的這項漏洞,並擔心軍隊日後可以為所欲為,完全不受監管。總體來說,雖然上層將領與下層士兵訴求不同,但政黨政客與自由主義者卻是他們的共同敵人,簡單地說,軍隊中人都是反民主的。軍隊與文官之間的衝突,隨着皇太子裕仁親王在大正 10 年 (1921 年) 攝政開始漸漸升溫。

裕仁自少深受儒學家杉浦重剛薰陶,相信儒家思想中的君臣禮儀是治國之本,換言之,一切西方關於制衡君主權力的主張,在他來說都屬於異端邪說。攝政五年後,裕仁隨着父皇駕崩而登極。昭和 3 年 (1928 年),關東軍中有人私下策動皇姑屯事件,暗殺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事前對計劃毫不知情的首相田中義一,事後下令召開軍事法庭,懲處違反軍紀的肇事者,卻遭到軍方、政敵甚至自己內閣部份成員的猛烈反彈,他們認為公開真相有辱國體,主張隱瞞事實(把事件嫁禍給蔣系的游擊隊),對肇事者只作內部行政處分。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田中只好同意讓步,但當他把決定上奏天皇時,天皇卻指責他處罰過輕,遭到嚴厲訓斥;結果田中在極度惶恐下率領內閣總辭,辭職後不足一年更與世長辭(更曖昧的是,策動事件的士兵最終也沒有被起訴)。這次事件中,裕仁除了以行動否認「天皇機關說」外,他公然開除民選政府首長的做法,也徹底粉碎「大正民主」的根基。在西方人眼中,裕仁的行徑非常專橫獨裁,但從儒家思想來看,天子訓斥臣下卻是天經地義的;而正因為儒家思想贊同強人政治,當時的日本人普遍認同裕仁的做法,還贊賞他強政厲治,冀望他成為與睦仁一樣偉大的君主。自此之後,軍隊的勢力不斷擴張,自由的氣氛被蠶食;百花齊放的「大正浪漫」枯萎了,換上的卻是鼓吹極權的「軍國主義」。縱使日本選民仍然享有投票權,但被選出來的卻是反民主的軍國主義信徒;松岡洋右的這番說話,就是在這種社會氛圍下產生的。(值得一提的是,松岡洋右就任外相時,首相是極力主張侵華的近衛文麿)

著名的啟蒙家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曾經預視日本崇尚專權的社會制度,是國家發展的重大障礙;很不幸地,他的預言在數十年後完全中的。要不是日本戰敗,在聯合國迫令下制訂和平憲法的話,日本根本不可能成為西方人眼中的民主國家。寫到這裏,筆者對亞洲(當然包括中國與香港)的民主進程,變得比以往悲觀。如果時至今日閣下還是民主信徒的話,筆者希望提醒你,民主的真正敵人,並不是當前看得到的任何政府或政黨,而是我們自身的思想:只要我們依然眷戀強人政治,繼續任由官員與政客以倫理道德之名目愚弄我們的話,只要我們容忍政府不斷擴張,干預我們的日常生活的話,我們休想能達至真正的民主。用英語說:In Asia, we need more than democracy (亞洲當前需要的不僅是民主)。

1 則留言:

Tomas 說...

1943年1月,同盟國在卡薩布蘭卡會議( Casablanca Conference)設定軸心國必須”無條件投降“的目標。
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在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商定談妥對日開戰的條件,蘇聯需在德國戰敗3個月後投入對日軍的作戰。蘇聯開始制定對日開戰計劃,並積極將軍隊及物質東運,只靠單軌的西伯利亞鐵路運送150萬軍隊及軍用物質,這是一個巨大大工程。
1945年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後,日本知道大勢已去,一直尋求”有條件投降“。
同盟國在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宣言(the Potsdam Declaration)“重申”無條件投降“,日本陸軍堅決反對,而且判定蘇聯軍隊不可能在8月底前完成戰略進攻的準備,依然希望達成“有條件投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留天皇。
1945年8月6日,美國投下第一顆原子彈;
8月8日,蘇聯150萬軍隊四路並進,三路攻入東北;
8月9日,美國又投下另一顆原子彈;
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最關鍵的因素,是蘇聯在一周內擊潰了71萬關東軍,另一路攻佔庫頁島南部及北海道北邊四島,日本陸軍失去了抗拒投降的本錢。

美國原子彈是促使日本投降的原因之一,但天皇的"終戰詔書"卻簡化為唯一因素-----最關鍵的因素是在"預想"蘇聯不可能在八月底前發動攻擊的情況下,蘇軍在八月八日啟動150萬軍隊三路發動攻擊一周內擊潰日本戰略預備陸軍,當時約七十一萬的關東軍,陸軍無力抗拒"無條件投降",這是主要因素。

日本天皇發佈的是"終戰詔書",是對不能完成"抑圖帝國臣民康寧,偕萬邦共榮之樂者,為皇祖皇宗之遺範,而朕之所拳拳不措也"而導致"...敵新使用殘虐爆彈,頻殺傷無辜,慘害所及,真至不可測。...."表達惋惜------大篇幅婉轉表達,解釋不得不"終戰"的原因,這是發佈給"臣民"的,是"神偶"心態,對他的臣民沒有懺悔的意思,更是對被侵略國家人民的苦難“不置一詞”。
對外"無條件投降"書是內閣總理在對麥克亞瑟投降儀式時簽的-----因此日本歷任首相都有為二戰造成的苦難向各國道歉多次----這就將天皇和內閣總理切割了,不能等同天皇道歉的意義,這層關係應該要理性在邏輯上辯證清楚。

日本發動戰爭就是裕仁御前會議的決策,戰爭殘害無數生靈,裕仁從來沒有為他"發動戰爭決策"道歉,也沒看到任何類似華夏失德君主"罪己詔"的表示----決策者不承擔責任就是"孬種"。
盟軍也因日本國內局勢因素,為了"防共"政治目的沒有審判被神化的昭和天皇,昭和天皇,之後,兒子不願,也不能道歉擔當"間接譴責父親"的罪名,那麼,孫子就更不可能了-----日本裕仁以後的子孫都要承擔裕仁"孬種"的原罪,這會是這個家族永久的"不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