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事件發生初期，發起人之一的黃之鋒，曾一度被警方扣押。後來，他透過律師入稟法庭，質疑警方的理據，並要求法庭頒發人身保護令。最終法官認為，黃之鋒雖則合法被捕，但拘留時間已超出法例上限，裁定他勝訴，警方要把他釋放。
在英語世界，人身保護令稱為 Habeas Corpus，是拉丁語句 habeas corpus ad subjiciendum 的簡稱。經著名法學家 William Blackstone (1723-80) 考證，早於中世紀時，英格蘭已經有不成文的規定，禁止執法者無限期拘留疑犯；當局要繼續扣押的話，就不能不把案件呈上法院，由法官決定是否合理。直到1640年，首部人身保護條例誕生；三十九年後，議會修訂條例，填補某些漏洞，一直沿用至今。
縱使英國至今仍未有成文的憲法，但引述維基百科的記載，前任首席法官 (Lord Chief Justice) 伍爾夫勳爵 (Harry Kenneth Woolf) 在某篇演說中，指出只要把數條重要的法案加起來，已經是憲法的藍本：1215 年的大憲章 (Magna Carta)、1628 年的權益請願 (Petition of Rights)、上述的人身保護條例、1689 年的權益法案 (Bill of Rights)、及 1701 年的王位繼承法 (Act of Settlement)。這些條例，成為了日後美國制訂憲法的基礎。
要留意，那時侯的英國，根本談不上是民主國家，但他們舉國上下早就相信，即使是至高無上的君主，亦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在他們心目中，維護與保障平民的基本權益，是每個為政者的天職；憲法的作用，就是防止統治者濫用權力。恕筆者孤陋寡聞，在別的文化，似乎真的找不出這種的決心。
反之，來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國度，任何要求限制統治者權力的訴求，固然被加以打壓。好了，換着是曾被西方統治過一個半世紀的前殖地，情況應該會好一點吧！筆者的拙作《她只是最後一根蘆葦》，已指出香港的法治根基，比大家想像的脆弱：三年前，教育學院對各中學的通識科老師做調查，有這樣的發現：為解決逼切的社會問題，三成教師認為政府可彈性釋法；為了偵查罪案，一半教師覺得執法者可以截取公眾通訊；為求令疑犯入罪，近四成教師贊成法庭接納非法取得的證據呈堂。
導致以上情況，無非因為在不少人眼中，「法治」的目的，是向犯人用刑，多於是尋求公義（這一點，孫隆基早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說過）。同一個辭彙，兩者的理解居然南轅北轍；連一個偽國際都會也如是，鄰近那個一黨專政的國度的情況如何，實在無用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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