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地學術界十分知名的雷鼎鳴教授，日前再度批評「佔領」行動，指事件可能令中央更為收緊對港政策，除了令「普選」的進程推遲十年之外，過往種種「優惠」香港的措施亦勢必被削減云云。
猶記得，政改方案仍在諮詢期時，教授曾聯同一群學者，草擬一份政改提案；但此等被外間視為書生之見的建議，一向並非公眾的焦點所在。但到了８月３１日，人大頒佈香港政改決定草案，那時侯，特區政府的諮詢結果仍未公開。白一點說，北大人此舉，基本上把一切諮詢與建議都丟進垃圾筒，莫說「佔領」行動的支持者，即使如教授這些付出過努力出謀獻策的，難道不覺得自己已被摒諸門外了嗎？隨後，「佔領」行動啟動，稍稍明白事理的人，應該清楚箇中的前因後果。單單針對「佔領」的負面影響，卻對北大人涉嫌違反特區高度自治視而不見，此等學者是否倒果為因，自然無用多說。
當然，某些人會這樣說：事件的來龍去脈，他們不是不清楚，但為求「顧全大局」，才不打算插嘴而已。所謂的大局，當然是指中港關係吧。不少教授的同輩，普遍存在一種心態，在跟內地打交道時，即使明明理虧的是對方，他們也不會據理力爭，以免日後招惹麻煩。早前，港大醫學院在深圳的醫院出現財務糾紛，是個活生生的例子。固然，為免大家鬧翻，稍作讓步是無可厚非的，但要麼對方擺明不單不領你的情，而且把這份善意視作理所當然的話，你還會繼續心甘情願，跟對方衷誠合作嗎？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檢視，在他們的眼中，香港的「競爭優勢」是什麼一回事：那一輩的人，大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陸續投身工作。適逢內地百廢待興、求才若渴；時勢造就之下，他們在內地建立了聲譽。回到香港，他們就向後輩灌輸，香港是中國的南大門，亦是我們得天獨厚之處，香港的長遠利益，必然是建基於國家的發展上。那些年，這種認識無可口非，但如早前區家麟所言，他們之所以成就卓越，不過是因為旁邊沒有競爭者而已。
時移世易，新一代內地人的競爭力，漸漸跟香港人看齊；外國巨企為求業務增長，紛紛來華大展拳腳；內地大小城市為表現政績，開始直接跟外國打交道。種種趨勢，跟教授那一輩的構想背道而馳，為保住優勢，他們多番向北大人游說，懇請對方但凡有什麼新搞作，都務必先讓香港嘗到最多的好處。問題是，在旁觀者眼中，他們的言種舉動，似是向對方卑躬屈膝、多於是跟對手平等協商。白一點說，以上這種態度，暗示着骨子裏他們已經技窮。要麼他們口中的所謂優勢，是要靠向對方千依百順才能取得的話，這優勢到底是真是假，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公道點說，說香港沒有優勢實在有點過份。筆者愚見，認為我們能夠做出許多內地不方便做的東西（例如文化產業，內地在取材上諸多限制，香港的問題卻少得多）。但諷刺的是，這個無價之寶，他們不但不加以珍惜，還肆意把它們蠶食。連什麼是自己的命脈也搞不清，在他們的引領下，我們會走上的是康莊大道，抑或是死胡同，實在無用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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