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見一則報導，指曾為納粹戰犯艾赫曼 (Adolf Eichmann) 副手，在大戰後一直在逃的 Alois Brunner，幾乎肯定已在四年間於叙利亞離世。眾所周知，艾赫曼是屠殺猶太人的主犯之一，Alois 作為其下屬，他所負的責任無用置疑。然而，慘案已經結束了近七十年，西方社會依然鍥而不捨地追捕他們，可見外邦人為求公義得到伸張，絕不會輕易放過昔日的劊子手。
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殺人如麻的屠夫不僅沒有被懲罰，還會被視為國家英雄。講的，是電影《殺人凶戲》（以下簡稱《殺》）裏的故事。
１９６５年９月３０日，印尼發生軍事政變，雖然最終失敗收場，卻激化了親共的蘇加諾政權、與傳統伊斯蘭及軍方支持者之間的矛盾。不久，在美國中情局背後協助下，軍方大舉搜捕印尼共產黨成員，他們都在未經審訊下，被判監甚至處決。為剿滅印共的殘餘勢力，軍方陸續成立民兵組織，並由他們逐家逐戶捉拿印共支持者；期間，他們接連打家劫舍、縱火行兇、嚴刑逼供，據非正式統計，遇害人數以百萬計。四十多年之後，這些昔日的行兇者，大部份已成為在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有鍳他們的影響力，《殺》製作團隊中的本地人，全都要隱姓埋名。
片中三位主角，少年時都是靠在戲院外兜售黃牛票糊口；後來，日漸親共的政府，一下子禁制荷里活電影進口，打擊他們的生計。當上述的民兵組織成立時，他們亦順理成章地響應號召。時至今日，他們不單覺得自己的所為理所當然，更打算把這些事跡搬上銀幕。《殺》記錄下來的，是他們攝製電影的過程。
聘請了演員後，電影隨即開鏡。但拍至半路中途，他們漸漸覺得不妥：軍政府上台後，不斷塑造共黨的負面印象，在一般國民眼中，他們不對真主敬虔、殘暴對待異己，是十惡不赦的叛國者。然而，他們在拍片時，頓然發覺自己對付疑似共黨成員的手法，愈來愈比想象中凶狠，令不少飾演遇害者的演員，即使導演已經叫停，仍繼續驚惶失措。他們擔心電影一旦上映，民眾肯定會同情共黨，對歷史的認識亦會徹底改變。
這些情節，不禁令人想起數年前梁文道介紹過的書《路西法效應 (The Lucifer Effect)》。其作者菲利浦·津巴多 (Philip Zimbardo)，是現時已聞名於世的「史丹福囚犯實驗 (Standard prison experiment)」的統籌者。在該實驗裏，一批人飾演囚犯、另一批則當獄卒，由佈景、道具、服飾、以至日常起居的安排，都務求跟真實的監獄一模一樣。結果，不單是囚犯及獄卒，甚至連飾演獄長、僅僅做觀察的津巴多，都異常地投入角色，完全忘記了一切都只是個實驗；直到太太目睹過程後當面指正，津巴多才驚醒過來，原定進行兩星期的實驗，不足一週後就被叫停了。
事後，津巴多總結說，只要周邊環境配合，即使是平時心地再善良、思考再敏銳的人，也可隨時在毫不自覺之下，化為冷血屠夫。導致這個現象，不外乎因為每個人都會害怕離群；以《殺》為例，周遭的人都去殺共黨人，三位主角不和應的話，分分鐘被視作通敵，性命隨時不保。突破了良知的底線之後，他們的罪咎感亦漸漸消退，繼續下去的話，就會走上成為惡魔之路。
要扭轉局面，津巴多認為需要一些他稱為「英雄」的人，懂得時刻警愓自己的所為，善於把自己抽離於周圍的環境，並勇於抵抗邪惡的誘惑。雖則從古到今，有能力做英雄的人寥寥可數，但筆者愚見認為，既然對孤獨的恐懼可以令人變成惡魔的話，我們能夠將之克服的話，不就是有條件成為英雄嗎？要培養這份勇氣，在著重鍛練獨立人格的西方社會確實是比較容易的。反之，回到《殺》的世界，他們仰慕的所謂「英雄」，不過是昔日一場成王敗寇遊戲的勝利者而已；更諷刺的是，三位主角所拍的電影的尾聲，兩位飾演被拷問者的人，竟然頒獎給昔日的加害者，感謝他們把自己送入天堂，電影最後以名曲 Born Free 作結。
這套電影最終有否上映，《殺》沒有交代。反而，三位主角之一的 Anwar Congo，由起初毫無忌諱地陳述當年如何殘殺共黨份子，到最後竟然開始反思自己是否犯下彌天大錯，擔心日後會有報應，實在很不可思議。雖則他未至於表示懺悔，但至少已踏出重要的一步。問題是，在某些連半句真心話也容不下的社會，能夠拿得出這份能耐的人到底是多是少，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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