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登場的福島人－野口英世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日本東北發生大地震，引發的海嘯，令福島核電廠受到重創。福島縣雖然不是震央，災情卻是最嚴重；劫後，災區滿目蒼夷，倖存的居民，大多因為失去家園而彷徨失措。為提振民心，日本ＮＨＫ電視台在同年宣佈，２０１３年的大河劇，將以同志社大學創辦人新島襄的妻子，會津（福島）出身的新島八重為主人翁。

劇的水準如何，留待觀眾評價好了。筆者愚見認為，八重身為女子，在劇的前半部（維新前）幾乎未踏出過家鄉半步，真正的主角，其實應該是她的兄長山本覺馬（系列次篇有他的生平，不再覆述）。到了後半部，八重搬到京都，事業才真正起飛。整體來看，安排略為有欠完滿。

編導的決定是否恰當，固然見人見智；但筆者覺得，在同等的條件下，可以另有選擇，就是印在一千日圓鈔票上的肖像，同樣來自福島縣的野口英世（１８７６－１９２８）。筆者相信，這位現代日本人幾乎每天都接觸得到的人物，電視臺並非沒有考慮過的。他之所以落選，筆者猜測有三個原因：首先，他生於明治年間，無法把觀眾帶入紛亂的幕末時代。其次，他是平民生身，又未曾參與藩政或國政，對維新的影響微乎其微。最後，看完以下的生平後，也許編導會認為製作費過於浩大，被迫放棄。

矢志行醫

野口英世，原名清作，是一對貧窮農戶的兒子，生於福島縣北部的豬苗代町。一歲時，左手不慎觸到爐火，導致嚴重燒傷，手指無法活動；母親深知兒子往後無法下田耕作，於是勸勉他努力讀書。小學時，成績優異，獲高等小學（相當於現代的初中）校長小林榮垂青，招攬入校。十五歲時，在作文中慨嘆左手形同殘廢，獲得師生同情；他們籌了一筆錢，把野口送到在縣城執業、由美國歸來的西醫渡部鼎接受治療。手術後，野口的左手可以局部復原。這段經歷，令野口立下了行醫的決心。

高等小學畢業後，野口到了當日醫好自己的醫院半工讀，用了三年半時間，打好醫學的基礎。期間，他認識了渡部的好友，東京牙科家院的講師血脇守之助。１８９６年，野口向小林校長借了一筆錢，隻身赴京考取醫生執照，在筆試部份合格。但他不善理財，僅僅兩個月就把錢花光了；野口唯有寄住在血脇的宿舍內，邊打工邊進修。由於執照試的後半部，需要臨床經驗，在血脇的安排下，野口轉到濟生學舍（今日本醫科大學）寄宿。翌年，臨床試合格，野口正式成為醫生。

事業轉折

奈何取得牌照後，野口身無分文，加上當時的平民，始終對一位有殘障的醫生有戒心。他唯有放棄個人執業的念頭，在血脇所屬的牙科家院講學之餘，亦在順天堂醫院擔任助手。

１８９８年，他獲順天堂醫院院長推薦，加上傳染病研究所（後來合併入東京大學醫學科）。由於野口精通外語，他主要在所內負責翻譯海外論文，和接待海外學者。同年，他偶然看一部暢銷小說，故事主人翁野野口精作，聰明絕頂，但卻揮霍無度，結果自甘墮落；野口覺得，主角的名字跟自己太相近，為告戒自己，他決定由清作改名為英世。

１８９９年，野口款待由美國到來，賓夕法尼亞大學病理學教授 Simon Flexner；期間，野口向教授詢問出國留學的事宜。但不久，他因為變賣借來的圖書館藏書（可能又是把錢花光的原故），被迫離開研究所；但在所長的介紹下，他轉到橫濱港的檢疫區工作。十月，他收到 Flexner 的來信，得知自己獲邀做研究助理；但因為自己是「月光族」，薪金再多也沒用，他一直為出國的經費傷腦筋。翌年，野口與某女子訂婚，他就拿着這筆嫁妝遠趁美國。（其後在１９０５年，他委託血脇把嫁妝退還，解除婚約。）

海外騰飛

抵達美國後，野口加入 Flexner 的團隊，負責研究血清。他根據結果編寫的論文，廣受美國醫學界讚賞。一年後，Flexner 獲洛克菲勒基金會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招攬，擔任研究主管，野口亦順理成章地過檔，與當時黃熱病的專家，古巴的 Carlos Finlay 共事。但他們的工作，涉及當時仍未明文禁止的人體實驗，除了面臨訴訟外，後世亦有不少爭議。

１９１１年，野口與當地女子 Mary Loretta Dardis 結婚。同年，他宣佈「梅毒螺旋菌純粹培養成功」，奠定自己在西方醫學界的地位；之後，相繼發表有關小兒麻痺、狂犬病等的研究結果，令他享負盛名。

１９１２年，野口的法籍同僚 Alexis Carrel，獲頒發諾貝爾醫學奬。翌年，野口首獲提名競逐該奬；據統計，他合共被提名九次。要麼他能獲奬的話，相信將會是繼１９１３年的泰戈爾後，第二位來自亞洲的諾貝爾奬得主。

１９１５年，野口為探望年老的雙親，短暫回國。經此一別後，他就再沒有踏足祖國半步了。

客死異鄉

１９１８年，洛氏基金會為研製黃熱病的疫苗，派遣野口到當時飽受該病肆虐的厄瓜多爾；由於巴拿馬運河剛剛開通，為制止疫情經商船擴散，野口的工作可謂刻不容緩。繼後，他亦到過墨西哥、秘魯、塞內加爾等國，協助對抗疫情。他的努力，被這些國家高度肯定，他因而獲頒多個名譽博士、名譽軍銜等。

但之後，野口的研究受到不少同胞質疑：例如，他誤以為黃熱病是由細菌而非病毒所致；後人繼而發現，他把黃熱病與鈎端螺旋體病的病徵混淆了，由他研製的疫苗，應該是用作治療後者的。另外，他對小兒麻痺及狂犬病的研究，都被發現有破綻。野口獲諾貝爾奬的機會，可謂煙消雲散。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野口抵達西非黃金海岸（現稱加納）首都阿克拉，採集病源；不久，他就感到不適。起初，不管是他還是同僚，都以為只是小病，痊癒後，他都能如常工作。但到了翌年５月，他的病情突然急轉直下；經詳細化驗後，證實他染上了黃熱病。不久，野口就與世長辭，享年５１歲。他的遺體，並沒有被運回祖國，而且由洛氏基金會安排，葬於紐約市的 Woodlawn Cemetery。

後人評價

野口對血清的研究，至今仍獲肯定；但在其他範疇，他的立論大多被推翻。當年在洛氏基金會的同事說，野口由始至終，對黃熱病的病理只是一知半解，加上他一向謝絕其他研究員複核結果，被指正後又不肯坦然承認及撤回。總括而言，在他們心目中，野口並非一位誠實的科學家。

１９８４年，日本銀行發行新版紙幣時，曾考慮在一千、五千與一萬圓外，加入五萬與十萬圓的鈔票，而當中的五萬圓，將會印上野口的肖像。但這個計畫，後來無疾而終。二十年後，野口才取代文學家夏目漱石，在新版的一千圓紙幣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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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野口為人不懂節儉，科研成果又近乎被全盤否認，為求出國，甚至不惜騙婚。這樣的一個人，還值得把他的肖像放上鈔票上作記念嗎？

人品上，野口的確可圈可點，但純粹從科學角度看，筆者卻另有見解：在科學界，推陳出新實屬家常便飯；野口的工作，雖則大意粗疏，但試想想：在一個西化了僅僅數十年的國家，能夠產生一位當時廣獲歐美業界認同的科學先驅，實屬非常難得。因此，野口的成就，不能被完全抹殺。

以上的故事，暗示了早於一個多世紀前，日本社會上下，已經明白「科教興國」的重要，並積極地身體力行。時至今天，日本在基礎科研上，在世間已具領導地位；二次大戰後，日本共有十六名科學家，摘下諾貝爾獎。相比之下，在福島核危機爆發後，居然會鬧出「盲搶鹽」現象的鄰國，是否有適當的土壤，孕育出如此傑出的科學家，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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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筆者雖會繼續寫「特別企畫」，但再不打算以大河劇為藍本。最後，祝各位新年愉快。

【八重之櫻下的幕未群像－完】

明治時代的教育家

「我國若要與外國看齊，行文明之政事，當務之急是作育英才。」在《管見》一書中，山本覺馬羅列了他對教育的理念。後來在機緣巧合之下，他認識了剛從美利堅返國，公理會的新島襄牧師，兩人在英雄所見略同之下，創辦了同志社，開校收生，務求春風化雨。但來到這裏，某些高質的讀者可能會問：幕未時代，日本奉行鎖國；那麼，新島襄當初是怎樣去美國呢？對，他是偷走的。

同志社創辦人－新島襄

新婚不久的新島襄與八重

新島襄（１８４３－１８９０），原名七五三太（讀音しめた Shimeta），是上野國安中藩（現今的群馬縣安中市）藩士新島民治之子。之前，民治已經有四位女子；據說，在知道香燈有後時，男嬰的祖父興奮得大叫一聲「しめた！（搞定了！）」，在諧音之下，替兒子改了這個名字。成年後，從友人借來的書中，認識了遙遠的西方，一個名叫美利堅的國度。繼後，他到了德川幕府在江戶築地開設的軍艦操練所，研習洋學；期間，某個美國宣教士向他傳道，令他萌生了出國的念頭。

１８６４年，他與另外兩人愉愉到了北海道的箱館（現稱函館），潛入美國帆船「柏林號」，逃過幕府的搜查，離開日本。他們到了上海後，轉乘另一艘美國帆船 Wild Rover，橫渡太平洋。該船的船長，喜歡稱這位日本人為 Joe；之後，他就沿用這個英文名字，並把自己的日本名字，改為諧音的「襄」。翌年七月，他抵達波士頓，獲 Wild Rover 的船主款待，先後入讀菲利普斯學院 (Phillips Academy) 及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並於１８７０年，成為首位在美國取得學位的日本人。

受洗之後，他進入 Andover Newton 神學院，打算成為牧師。期間，他認識了首任駐美公使森有禮（後來他在東京創立一橋大學，與新島襄一同成為明治六大教育家），獲後者免去他非法出國的罪名。１８７２年，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派出以岩倉具視為首的使節團，前往歐美各國考察之外，亦打算跟列強交涉舊德川幕府簽下的眾多不平等條約。可能是在森有禮的引領下，新島襄成為了使節團的翻譯，與一眾維新元勛周遊列國；隨團期間，他亦負責研究各國的學制，為日後新政府的教育政策、以致同志社的辦學理念墊下基礎。

１８７４年，新島襄於神學院畢業，隨即嚮應公理會旳招募，回國宣教。翌年十一月，他在橫濱上岸，返鄉三個月之後，就前往京都傳教。在那裏，他認識了山本覺馬，之後的事，上篇拙文已經談過，不再覆述。

順帶一提，現時同志社大學的校園，位處京都皇宮北面；筆者最近遊覽關西時，亦順道參觀一下，並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發現：在皇宮四周，有許多羅馬天主教與新教的教堂；但不要忘記，作為千年古都的京都，佛教的勢力，甚至連織田信長等的強人都要忌之三分。來到今時今日，兩者竟然可以如此融洽地共處，實在值得學習。

由武士到校長－山川健次郎

山川健次郎

新島襄回國的同年，有另一位留學生歸來。他是山本覺馬與八重的同鄉－山川健次郎（１８５４－１９３１）；在劇中，亦有略略交代他的事跡。

健次郎的兄長山川浩，曾跟山本覺馬在京都共事。到了會津戰爭爆發時，在兵力不足之下，會津藩被迫徵召只有十多歲、僅受過簡單操練的少年入伍，組成「白虎隊」；當時十四歲的健次郎，亦被編入該隊。會津藩戰敗後，他沒有跟隨其他藩士前往斗南，選擇接受公費，與妹妹山川捨松（後來與曾攻打過會津的陸軍大將大山巖成婚，引起一陣騷動）往美國留學。１８７５年，他在耶魯大學取得物理學學士，隨即回國。同年，他獲東京開成學校（後來被歸併入東京大學）聘用為助理教授，並於三年後獲升格為正教授。東京大學開立後，山川於１８８８年取得大學首個理科博士學位。１９０１年，他獲委任為東大第六任校長。

猶記得，劇中的山川健次郎，在歸國後曾對兄長說，自己無意涉足政壇，只想一心研究學問。但正如時下一句口頭禪所說：即使你不想搞政治，政治也會來敲你的門。１９０３年，日俄戰爭爆發前夕，有七名學者在報章上聯署一封公開信，批評政府對俄羅斯態度軟弱，並指滿州與朝鮮不容有失。戰後，又有學者不滿政府簽訂《朴次茅斯和約》；雖然山川沒有參與聯署，但因他的立場認同主戰的一方，引起了政府的微言，被迫辭去東大校長一職。

幸而於１９０７年，他獲得九州某財閥的資金，在北九州市創辦明治專門學校（現稱九州工業大學）。１９１３年，他重返東大，成為第九任校長。翌年，京都大學發生教職員集體辭職，抗議新任校長澤柳政太郎的事件；為化解危機，澤柳被迫離開京大，山川因而臨時兼任兩所大學的校長。一位本應要視死如歸的武士，最後可以歷任數家大學的校長，實在不可思議。

由校長到首相－大隈重信

早稻田大學創人－大隈重信

劇中的新島襄為求籌辦大學，不時四出奔走。幸而在東京，他獲一位政壇巨頭拔刀相助，他就是佐賀藩士出身的大隈重信（１８３８－１９２２）。

早年，大隈跟其他藩士一樣，在藩校修讀儒家。但不久，他就對儒家反感，並呼籲教育改革。之後，他轉到蘭學館寄宿，學成後，就轉為教授蘭學。１８６５年，佐賀藩開設英學墊「致遠館」，請了美國宣教師 Guido Herman Fridolin Verbeck 擔任校長，大隈則出任導師。他從洋人校長身上，認識了美國獨立宣言與新約聖經，對他日後有重大影響。

幕未期間，大隈與其他佐賀藩士積極參與尊王（亦即倒幕）的活動，或許，他從中認識不少長州與薩摩藩士。１８６７年，他為策動大政奉還，不惜脫藩，隻身前往京都；不料東窗事發，被人押回家鄉，並被罰在家謹慎一個月。當知道幕府兵敗如山倒時，大隈亦回復自由身。

元號改為明治後，大隈獲促成薩長同盟的小松清廉（又名帶刀）推薦，加入新政府，在外交及財政上表現突出。１８７３年，他接替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出任大藏卿，致力完善國家財政。但繼後，政府要員對立憲的方針出現嚴重分歧：大隈主張效法英國式的議會內閣制，但伊藤博文等的維新元勛則傾向參考普魯士帝國憲法，讓天皇保留較多權力。１８８１年，大隈遭到整肅，被迫下野，史稱「明治十四年政變」。

下台後，大隈做了兩件重要的事：一是組成政黨，以參與即將舉行的國會選舉；二是與志同道合之士，在當時仍屬市郊的早稻田區開辦東京專門學校，亦即是早稻田大學的前身（有關早大創校，有一段小插曲，下一部份再談）。１８８５年，伊藤博文成為第一任首相；因為賞識大隈的外交手腕，破例在１８８８年委任這位政敵為外相。但在翌年，大隈遇到右翼組織玄洋社發動的炸彈襲擊，右腳被迫切除，休養期間，無奈辭任。

１８９８年，大隈成立憲政黨；同年六月，不僅成為首位並非來自薩摩或長州藩的首相，還組成首個政黨內閣。但因為黨內糾紛，內閣不攻自破，大隈上任僅四個月就辭職了。之後，他除了擔任早大校長，亦積極參與各種文化事業。１９１３年，政黨不滿維新元勛壟斷政務，發起護憲運動；加上海軍涉嫌收取德國西門子公司的賄賂，首相山本權兵衛黯然下台。大隈臨危受命之下接任，歷時兩年半；到功成身退時，他已年屆七十八，至今仍是年紀最大的首相。

１９２２年１月１０日，大隈在早稻田辭世；七日後，舉行了告別式。據說同時，東京市民自發在日比谷公園，為他舉行「國民葬」，參與人數達三十萬。可想而知，國民對大隈有多少崇敬之心。

鈔票上的肖像－福澤諭吉

鈔票上採用的福澤諭吉肖像

談到早稻田大學的創立，背後的故事十分有趣：話說某出版社，刻意安排兩位早有嫌隙的大人物出席酒會，一位是大隈重信，另一位是福澤諭吉；後者嫌前者是任性的政客，前者則嫌後者只是活在象牙塔。萬萬想不到的是，在半點酒意之下，兩人竟然談得十分投契。期間，大隈說自己很羨慕對方，能對後輩發揮出眾的影響力；福澤回答，你也可以像我這樣的，不如你也辦一所學校吧。就這樣，大隈就萌生辦學的念頭了；之後，兩人亦成為深交。

福澤諭吉（１８３５－１９０１），是豊前國中津藩（現在的大分縣中津市）下級藩士之子。據說他出世時，身為儒學者的父親，剛獲得記述清朝乾隆帝法令記錄的《上諭條例》，於是把兒子名為諭吉。在當時人眼中，福澤力排門閥制度、不信神佛、又不遵從孝悌忠信，可謂一名頑童。但他的自學能力極佳，據說單是《左傳》就讀了十一遍。

１８５４年，他前往長崎遊學，剛巧遇上「黑船來航」。有鑒洋人已來敲門，國家必須加強海防，在兄長的建議下，他留在當地修讀蘭學，籍以學習炮術。但翌年，起初把福澤介紹給炮術師的人與福澤不和，被勒令回鄉。但可能是他覺得，返鄉只會毫無作為，於是私下前往大阪，打算再轉向江戶。在住在當地的兄長勸阻下，他暫且打消念頭，留在大阪某私塾繼續鑽研蘭學。

１８５６年，兄長身故，他成為氏族的承繼者。但他求學的決心，遠超於接手祖業；在力排家人的反對下，他變賣大部份家產，還清欠債，回到大阪私塾繼續學業。由於身無分文，他一邊做荷蘭語翻譯一邊讀書，翌年更成為塾長。１８５８年，福澤奉藩主之命，出使江戶。他在築地的寓所畫了一角，建立一所細小的蘭學塾；日後慶應義塾大學，把該年追認為創校的年份。

翌年，他獲任命登上咸臨丸，與勝海舟等人遠赴美國（詳見系列首篇，不再覆述）。這次旅程，他深知荷蘭的國勢已經江河日下，為打開知識之門，學習英語會越顯重要。繼後直到幕府覆亡前，福澤共參與過兩次使節團，到歐洲與美國東岸考察。這些遠洋之旅，成為他日後的巨著《西洋事情》的藍本。歸國後，他把江戶的私塾改名為「慶應義塾」，各地藩士紛紛慕名入讀。

明治維新後，來自薩長兩地的元勛獨攬大權，一向主張民權與自治的福澤，多次婉拒加入新政府，專心辦學。１８７５年，他出版了《文明論之概略》，主張國家脫亞入歐。明治十四年政變後，身為大隈重信盟友的福澤，毅然與政壇中人斷交。翌年，創辦《時事新報》，標榜不偏不黨、公正獨立，據說創刊當日，一千五百份報紙在瞬間售罄。晚年，他致力改革慶應義塾，完善學制，亦努力寫作。１９０１年，他因腦出血去世；臨終前，他叮囑家人，喪禮期間拒收花束，唯獨是大隈重信這位知己的花，遺屬覺得不好意思不收下。

１９２０年，慶應義塾、早稻田大學（之前未被官方承認大學資格）跟同志社英學校，攜手獲升格為大學。到了１９８４年，日本銀行把福澤的肖像，印在一萬日圓的鈔票上，以表揚他對教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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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例子，充份說明早於一個世紀前，日本人已經相信學校不一定要官辦的。時至今日，慶應、早稻田、同志社、加上耶穌會的上智，都是人才輩出的私立大學。反觀對岸的中國，即使是風氣較自由的民國時代，到底有多少的商賈與學者，能拿得出以上人仕的半點能耐呢？

談到鈔票，現時一千日圓上的肖像，是一位名叫野口英世的科學家。他將會是本系列最後一篇的主角。何故會選他？下回揭曉。

【八重之櫻下的幕未群像－四之三】

「鐵炮」的守護者－會津的山本家族

上篇拙文，雖以幕未為主題，筆者卻先以兩個多世紀多的戰國時代作起點，指出洋人對日本的影響力，即使在太平盛世時亦未完全消失。當時除了蘭學之外，另一樣重要的遺產，就是鐵炮（即是我們稱的洋槍）了。


戰國時代的火繩銃

鐵炮如何傳入日本，眾說紛紜；一般人認識的，是引自一部名為《鐵炮記》的記載：在１５４３年（明代嘉靖２２年），有一艘中國商船在九州以南的種子島擱淺；船上，有兩位葡萄牙的教士，手持兩支鐵炮。島主對這件器具十分好奇，於是把它們買下，並指使工匠嘗試復製它們；經過多番努力，總算有點成效。之後，島上來了兩位賓客，一位是來自大阪以南堺市的商人，另一位是來自高野山根來寺的僧人。他們各自把鐵炮的技術帶返原居地；到了戰國時代中後期，堺市與根來寺同時成為生產鐵炮的基地【筆者按：主張不殺生的佛門，居然有寺院以生產鐵炮而聞名於世，實在不可思議】。

對於意圖稱霸天下的諸侯來說，鐵炮可謂一份天賜的大禮。當中，把這種新武器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要算是織田信長了：在１５７５年的長篠之戰中，織田軍以三千支鐵炮，擊潰當時天下最強的武田軍（黑澤明的《影武者》，就是以此仗作結）。據說，在鐵炮的故鄉歐洲，要等到拿破崙展開遠征時，才出現如此大規模的部槍隊。用青出於藍勝於藍去形容日本人的造炮技術，一點也不誇張。

然而，精通劍術的武士階層，很快便察覺到鐵炮一旦盛行，勢必動搖他們的社會地位。加上戰亂已近乎平息，為免他朝有人起事，百姓都被禁止管有鐵炮。眼見如斯局面，一般人都相信，鐵炮術勢必走向衰微，最後會失傳。譬如對岸的中土，明朝大將袁崇煥，使用兩支由西洋購入的紅衣大炮，不僅擊退進犯的後金軍隊，還令後來被追封為清太祖的努爾哈赤陣亡。奈何之後，幾乎沒有國人對這些西洋武器感興趣，技術隨之被荒廢。兩個世紀後，太平軍之亂爆發，不管是肇事的太平軍，還是鎮壓的湘軍，用的是居然還是刀、劍、弓箭等的武器。

但奇怪的是，直到「黑船來航」前，仍然有少數人致力保存造炮之術；其中之一，就是今年大河劇《八重之櫻》主角新島八重的娘家了。

家鄉歲月

本篇主角－山本覺馬

新島八重（１８４５－１９３２），本姓山本，生於會津國（後稱福島縣）。父親權八，早年跟隨山本良高學習炮術；也許因為權八表現優異，加上良高膝下無子，於是把女兒佐久許配給權八，並安排他入贅，承繼祖業。在當時世俗人的眼中，八重是位「惡女」；這不表示她待人接物欠佳，而是反映她勇於打破傳統社會對女性的。譬如從小開始，她就質疑為何身為女子，就不能學炮術。但筆者選來的主角，並非八重本人（原因留待系列未篇解釋），而是她的兄長山本覺馬（１８２８－１８９２）。

覺馬四歲便懂得諗唐詩，在藩校嶄露頭角。二十二歲時，覺馬獲舉薦往江戶，入讀佐久間象山與勝海舟等人開的私塾，不單令他大開眼界，亦令他深知自己的故鄉實在十分落後。期間，他認識了一位生於但馬國（現今兵庫縣北部），名為川崎尚之助（１８３６－１８７５）的同窗。覺馬學成回鄉時，尚之助亦隨之而搬到會津，寄住在山本家。

不久，覺馬便開始在藩校教授蘭學，但此舉觸動了藩內保守派的神經，不單把他趕出校，還被罰在家禁足達一年。幸而，隨着藩主松平容保銳意改革軍隊，覺馬從新被重用。１８６２年，會津藩被幕府指派為京都守護，松平容保要率領藩士與軍隊，由會津搬到京都。山本覺馬亦跟隨大隊同行，大概在出發時，他萬萬也想不到，之後自己再沒有踏足家鄉半步。

出師京都


覺馬的主君－松平容保

幕未的京都，治安敗壞，會津藩難得肯接受這份苦差，自然深得孝明天皇的愛戴。覺馬除了在軍中教授砲術之外，亦趁機在京都開設洋學館，廣納五湖四海的藩士。但會津藩的得勢，打亂了朝廷兩大勢力—長州藩與薩摩藩互相制衡的局面。翌年，一向行動激進的長州藩，有藩士企圖借天皇往大和國（後稱奈良縣）參神之際，來一次脅天子以令諸侯，借天皇之名來推翻幕府。但計畫很快曝光，薩摩藩與會津藩，聯手策動後稱「八月十八日政變」的兵變，把長州藩趕出京師。頓時處於劣勢的長州藩，繼後甚至向京都出兵，意圖直搗皇宮，「營救」天皇；結果，這場後世稱為「禁門之變」的戰事，長州藩不僅戰敗，還被宣告為朝敵。

在這場戰鬥期間，覺馬的眼晴受了傷，經診斷後，方才知道自己患上了當時是不治之症的白內障。為免家業失傳，他寫信回鄉，建議妹妹八重嫁給川崎尚之助，好讓來自異地的後者名正言順成為藩士。二人同意之後，於１８６５年結婚。翌年，覺馬獲派往洋人的通商港長崎，除了與洋人商討購買新型的火槍之外，亦順道接受西洋醫生的診斷；當知道連他們都束手無策時，覺馬只能無奈接受將會失明的事實。

被禮待的戰犯

覺馬回到京都不久，政局就發生巨變：首先，將軍德川家茂與孝明天皇相繼離世；其次，在包括坂本龍馬等土佐藩士的斡旋下，長州藩與薩摩藩訂下盟約。連串事件，對幕府與會津藩甚為不利；很快，當新任將軍德川慶喜宣佈還政於天皇後，幕府就開始兵敗如山倒（詳見上篇，不再覆述）。１８６８年，戊辰戰爭爆發，覺馬因為幾近失明，沒有隨大軍應戰，卻在寓所附近被薩摩兵捉拿，被關到薩摩藩邸的囚室。

身為敵軍之將，覺馬深知自己兇多吉少；幸而，可能因為他開設的洋學館，曾經有薩摩藩士入讀過，在他們的游說下，覺馬暫可免於一死。覺馬於是把握時間，在獄中寫下一部名為《管見》的書，詳細列明自己的治國理念，希望後世可以採用；當中的建議，有倡議三權分立、普及教育（特別強調女子亦應接受教育）、促進對外通商等。輾轉之間，這部書落在西鄉隆盛等維新元勛的手中，眾人紛紛盛讚覺馬的遠見。他被移送到仙台藩邸的病院，翌年獲釋。

會津之戰

戰後的會津若松城

然而，覺馬的故鄉會津，此刻卻在水深火熱之中。勝海舟促成江戶無血開城後，效忠舊幕府的會津成為了眾矢之的。在配備優良的新政府軍之下，會津根本無力抵抗，八重眼見己方勢孤力弱，主動自薦上前線；會津藩雖以守舊見稱，但在此非常時期，不能不把她納入部隊內。八重對鐵炮的知識，對藩兵的幫助可謂不輕，有傳，新政府軍的主將大山巖，就是中了她的彈而受傷的。可惜敵眾我寡，覺馬的父親權八不幸陣亡；最終，會津藩被迫俯首稱臣。

戰後，會津藩士在被短暫拘留，不久便獲准在本州最北的下北半島建立斗南藩；川崎尚之助雖然跟着大隊遷移到新領土，卻不知何故沒有要求妻子八重隨行。不久，這班藩士發現，下北半島是一片不毛之地，冬季十分寒冷，環境嚴峻；加上兩年後，政府宣佈廢藩置縣，昔日雄心壯志的藩士，因而紛紛四散。更遭的是，川崎在跟外國商人交易期間被指詐欺，面臨訴訟；為免連累斗南藩主及家人，川崎不僅獨力承擔責任，還跟八重離婚。之後，他搬到東京獨居，等侯判決期間，不幸患上肺病去世。

至於八重，則與娘家到了米澤暫居。後來，覺馬的門生找到她們，並呈上覺馬的家書，吩咐她們搬到京都居住。事隔九年，覺馬終於可以跟母親和妹妹重逢。

京都新天地


京都「女紅場」遺址紀念碑

元號由慶應改為明治後，覺馬被委任為京都府廳的顧問；眼見國家遷都東京後，京都市面漸見沉寂，他向知事槙村正直建議，舉辦日本首個博覧會，吸引海內外商人前來。奈何他弄傷了脊髄，此後半身不遂。另一方面，妹妹八重終於獲得讀書的機會，在稱為「女紅場」的學校寄宿，繼後更成為舍監。

１８７５年，覺馬認識了美國公理會（日本稱為「會眾派」）的哥頓 (Marquis Lafayette Gordon) 牧師，後者送了一部由丁韙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以漢文寫成的《天道溯原》給覺馬。首次接觸基督教的覺馬，隨即大為感動，並相信這個來自海外的信仰，有助國家邁向未來。之後，另一位公理會牧師拜訪覺馬，他就是打算在京都開辦學校新島襄（他的事跡，留待下篇詳談）；二人理念相近，因此一拍即合，覺馬更主動把剛從薩摩藩買下、昔日拘禁過自己的藩邸捐給新島。翌年，新學校落成，並按覺馬的意見，把辦學機構命名為「同志社」。

然而，山本家逐漸靠攏外來教會的舉動，加上妹妹決意與新島襄再婚（她因而被女紅場辭退），難免惹來保守派的口舌。１８７７年，覺馬與槙村知事不和之下，辭去京都顧問一職。但兩年後，他參與首次地方議會選舉，不僅當選為議員，其後還被推舉為首任議長。其間，槙村知事意圖繞過議會，向市民加收地租；但在法治意識日益加深的環境下，此舉勢必遭到議會反彈；為免被彈劾，槙村唯有收回成命。翌年，覺馬辭任議員與議長，退出政壇。

餘生


同志社大學內的克拉克記念館 (Clarke Memorial Hall)，亦是教堂所在

繼後，新島襄為把同志社英學校升格為大學，不時遊走各國籌募經費。覺馬亦積極運用影響力，把餘生貢獻給同志社。此外，他亦出任京都商工會議所會長；但不久，就爆出了繼妻時榮與別人有染的傳聞；為此，二人被迫離婚。

１８９０年，新島襄不幸因心臟病發離世，覺馬臨時接任同志社總長。兩年後，覺馬亦逝世，被葬於京都東部若王子山的同志社墓地內。他與妹夫攜手創辦的學校，要等到１９２０年才獲升格，成為現時在關西僅次於京都大學的同志社大學。

一位生於落後地區的人，縱使歷盡失明與肢體殘障的打擊，亦無損他的雄心。他在獄中寫下的《管見》，更成為明治維新得以成功的一部重要指南，實在值得欽佩。反觀對岸的滿清，筆者相信有不少讀書人，擁有如覺馬般的眼界；但在封閉的極權統治下，他們的努力最終都枉費。覺馬死後兩年，甲午戰爭爆發，滿清嘗到慘痛的教訓，那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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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所言，下篇將會談到新島襄；但筆者先預告，他並非唯一主角。

【八重之櫻下的幕未群像－四之二】

維新的先驅－佐久間象山與勝海舟

前言：去年，筆者就當時的ＮＨＫ大河劇《平清盛》寫過一連四篇，今年再接再厲。行將完結的大河劇《八重之櫻》，主角是會津藩砲術師山本權八的長女、後來與兄長山本覺馬及繼夫新島襄創立同志社大學的新島八重。故事橫跨幕未與明治時代，當中某些人物與章節，值得現代人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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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０年，在繁榮的南蠻之國，有眾多天主教教士，起程前往世界各地，宣揚福音。當中某位，打算以遙遠的『日出之國』，作為自己的目的地…………」驟眼看，這像是西方某歷史劇或記錄片的場面；但查實，這是年初時富士電視臺的重點時代劇《女信長》的開頭。故事明明僅在日本發生，編劇卻先把觀眾的視線帶到數千里外的歐洲，或多或少證明了，當時洋人對日本的貢獻，至今依然獲得肯定。相比之下，一海之隔的天朝大國，有否以同等的氣量看待「洋鬼子」，可謂高下立見。

十六世紀，日本進入戰國時代；為求擴張勢力，群雄都要出盡奇謀去富國強兵。從歐洲遠渡而來的宣教士（主要來自葡萄牙），正好填補了他們的技術盲點（詳情留待下篇詳談）。但好景不常，到了豐臣秀吉幾近一統天下，天主教開始被排擠甚至打壓，教士也陸續撤離。取而代之的，是只談生意、不談宗教的荷蘭人。在江戶時代，幕府奉行鎖國政策，荷蘭人只能在九州長崎附近，一個名為出島的人工島活動。繼後的兩個世紀，洋人在日本的影響力愈見衰微。

相傳是平賀源內的圖像

但奇怪的是，縱使兩地人民的交流幾近絕跡，日本卻依然有讀書人，致力鑽研由荷蘭人帶來的知識，發展出「蘭學」。當中最著名的，要數十八世紀中葉的平賀源內了：成功複製静電產生裝置的他，為求更深入學習蘭學，寧可放棄氏族的承繼權，獨自搬到長崎居住。反觀對岸的清帝國，洋人同樣只可在指定的港口（廣州）與華通商；但恕筆者孤陋寡聞，當時國人對西洋學說，一點兒興趣也欠奉。到了十九世紀，這個小小的差別，彷彿鑄定了兩者日後的命運。

１８５３年，發生所謂的「黑船來航」，由佩里率領的美國艦隊，駛入江戶灣，向幕府呈上總統親筆的國書，要求締結邦交。翌年，兩國簽訂條約，日本開放箱館（後稱函館）與下田兩港，予美國船隻停泊，鎖國政策從此結束。眼見清帝國已遭西方列強蹂躪，幕府深知無法坐以待斃；在其麾下，有兩位合適之材，就是此篇的主角：佐久間象山（１８１１－１８６４）與勝海舟（１８２３－１８９９）。

兩人身世

佐久間象山

先說前者，佐久間原名啟之助，因崇敬南宋儒學家陸九淵，取其外號「象山」。他出身於信濃國松代藩（現在的長野縣長野市附近），自少飽讀詩書，才學出眾。十七歲接替父親成為家督，三年後，更獲藩主真田幸貫賞識，指派他成為自己繼任人的導師；奈何父親年時已高，象山上任僅兩個月就離識。兩年後，父親去世，象山完成了喪事後，獲派往江戶，跟隨當時首屈一指的儒者佐藤一齋，學習程朱理學。由偏遠的深山，移居到䌓盛的大都會，確實令象山眼界大開；他亦是從那時起，接觸西洋學說。學成後，他在江戶開設「象山書院」，教授儒學。

到了１８４２年，真田幸貫獲德川幕府委派，擔任海防掛【題外話：信濃國位置深山，藩兵可能一世人也未見過海洋，卻被幕府安排負責海防，實在十分奇怪】；象山亦被安排，到當時的首席兵學專家江川英龍學習。江川精通西洋砲術，對象山做成莫大的思想衝擊；自此，他方才明白自己的國家有多落後。之後，他除了向主君呈上廣受讚賞的「海防八策」之外，亦開始在私塾內教授蘭學與研究西洋學說。其中一位受啟蒙的門生，就是比他年輕十二歲，原名勝安芳的勝海舟了。

勝海舟

勝海舟的家系，本應十分寒微：祖父是個瞎子，因為從事當年只許盲人做的高利貸，賺下大量財富。他用了一筆錢，買下某個幕府下的御家人的姓氏，籍以提升社會地位。至於海舟的爸爸，是祖父的三子，早年被送到另一御家人之下做養子，改姓勝。小時侯，曾在江戶城跟十一代将軍德川家齊之孫一橋慶昌玩耍；可惜後者英年早逝，令海舟失去被提攜的機會。後來，他學習劍術與蘭學。在象山書院裏，海舟深得象山的知遇，跟他進修西洋兵學。

開國之後

到了洋人來敲門，兩位主角自然成為幕府重青的對象。奈何在１８５４年，佩里的艦隊回到日本呈交國書時，象山旗下的門生之一，被後人視為攘夷派精神領袖的吉田寅之助（號松蔭），私下潛入美國軍艦時被捕。受此事誅連，象山被迫離開江戶，返回松代蟄居。其他門生，雖則不受影響，但曾經人才輩出的象山書院，亦隨之而人去樓空。

幸而，當時主張開國的幕臣阿部正弘，呼籲公眾不論身份貴賤，都向幕府提交海防的建議。結果，海舟的提案深得阿部賞識，獲提拔進入位於長崎的海軍傳習所。由於長崎鄰近薩摩，海舟亦不時與藩主島津齊彬和眾藩士來往，對日後的事態發生有深遠影響。

咸臨丸

１８６０年，幕臣根據與美國的協議，派遣節使團前往華盛頓。三位節使，登上美國軍艦出發；而幕府則以護航為由，派出先前在荷蘭訂製的咸臨丸隨團。至於海舟，則與隨團翻譯中濱萬次郎（又稱約翰萬次郎）、及後來成為大教育家的福澤諭吉（他的事跡，繼後會簡述）等人上船，横越太平洋。兩艦抵達三藩市後，眾人逗留了一個月；之後，節使繼續行程，而海舟等的隨行者則返回咸臨丸歸國。

波折重重

兩年後，他獲提升為軍艦奉行；他有見神戶水深港闊【註：七個世紀前，平清盛已經有此觀察，詳見去年的拙文，不再覆述】，主張在該地開設海軍學院，獲幕府將軍接納。１８６４年，學院落成，接收了不少來自薩摩與土佐的脫藩者，其中一位，就是坂本龍馬了。

可惜在同年，象山先生突然死於非命。事緣當時的將軍繼任人一橋慶喜（後稱德川慶喜），欣賞象山的才學，把他的罪名解除，並邀請他來京都商議開國的策略；但在半路中途，象山被尊皇攘夷派的志士伏擊，身中多刀喪生，享年五十四。

翌年，京都爆發禁門之變，長州藩起兵造反失敗，被宣告為朝敵。海舟雖則遠在神戶，亦竟然被某些莫須有的罪名牽連，被罷免官職，海軍學院也隨之而解散。據說，因為此事，令坂本龍馬萌生推翻幕府的念頭。

幸而，也許海舟早已覺得，在當下的環境下，被貶只是家常便飯；因而不單沒有氣餒，還趁蟄居期間飽覽群書。期間，他在大阪遇上薩摩藩士西鄉隆盛；兩人的交流雖只屬蜻蜓點水，但他朝卻避免了一場迫在眉睫的血戰。

幕府末路

後人描繪「大政奉政」的情景

兩年後，海舟獲准復職，責任與長州藩交涉停戰。奈何當時，幕府是在戰事失利，才以將軍德川家茂去世為借口，尋求停火。在長州軍的先進裝備與訓練以下，幕府軍顯得無從招架；世人幾乎肯定，幕府日後再難以主導國政。為化解僵局，土佐藩藩主山內容堂，根據坂本龍馬等人的提案，倡議德川家先把政權奉還給天皇，繼而召開會議，讓德川宗家與各藩主共同議政。德川慶喜推測，自己先退一步，倒幕派就沒有借口生事，同時可讓幕府重整實力，於是接納建議。就這樣，歷時兩個多世紀的幕府政權就此告終了。

但慶喜的計算，很快便全盤崩潰：首先，薩摩藩士接連在江戶城放火，籍以挑釁幕府；果然，幕府中了圈套，派兵襲擊薩摩藩邸。其次，一直努力從中斡旋的坂本龍馬，被親幕府人仕殺害，令立場較溫和的土佐藩，不得不全力站在倒幕的一邊。西方諺言有云：離了手的骰子，已是無法收回；到了１８６８年，戊辰戰爭就展開了。

在以薩長為主力的新政府軍的槍炮之下，幕府可謂兵敗如山倒。德川慶喜在倉皇之際，竟然丟下效忠自己的軍隊，獨自乘船逃到江戶，部隊士氣受到重創，紛紛倒戈。兩個月後，新政府軍抵達駿府（後稱靜岡），準備在新曆４月７日，向江戶發動總攻擊。但不管誰勝誰負，江戶城肯定會生靈塗炭。

無血開城，及之後

後人描繪勝海舟與西鄉隆盛會談的情況

慶喜登陸江戶後不久，海舟躍升為陸軍總裁；但當時的情況，猶如在鐵達尼號即將下沉時被委任做船長那樣。在眾叛親離之下，慶喜終於知道大勢已去，唯有向新政府恭順，並指派海舟與新政府交涉。新曆４月５日，離總攻擊只餘兩日，海舟會見了參謀西鄉隆盛，商討投降的安排細節；翌日，隆盛宣告軍事行動終止。江戶城內數以百萬的性命，因此得以倖存。

無血開城之後，元號由慶應改為明治，江戶改名為東京，成為國家的新首都。至於海舟，依然獲新政府重用，出任多個軍事要職、元老院議員等。但也許海舟始終覺得，自己是拜舊幕府的恩惠，才能有現今的地位；因此，他致力協助舊幕臣，讓他們免於晚年生活潦倒。

１８９４年，甲午戰爭爆發，戰敗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在稱降後自殺。在舉國為勝利歡騰之際，海舟卻逆其道而行，在報章刊登丁氏的悼文。在海舟眼中，日本不宜跟從西方列國，對清廷巧取豪奪，反而應該與對方攜手，力抗西方的殖民主義。可惜在國內，他的知音人實在不多。１８９９年，海舟在沐浴期間突然腦出血，不省人事，兩日後離世，終年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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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甲午戰爭，不少國人認為，日本軍隊船堅炮利，加上清廷腐敗不堪，是勝負的關鍵。但從上述的故事看，早在「黑船來航」前，日本人已很清楚西洋炮術之重要。下一篇出場的家族，就是與之有關的。

【八重之櫻下的幕未群像－四之一】

令人憂慮的似曾相識

「中國新領導人表現出的決心，總讓我想起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特性，一位歷史學家評論說：『他希望根本性的變革，但他也希望維持不變。他視德國為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巨人，他為外交政策設立新議程，他領導下的德國第一次成為了海軍強權。但同時，他緊緊抓住古老的習慣與制度。他相信自己權力來源於前現代的普魯士專制理念。』歷史的類比常缺乏意義，威廉二世的結局已眾所周知，它不一定會在此刻中國重演，卻在這一片歡呼中提醒我們歷史的另一種可能。」許知遠，《「改革」的新衣》，刊於ＦＴ中文網，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數週前，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等的英美媒體相繼報導，同業彭博通訊社為免觸怒北京當局，臨時抽起一篇有關中國首富與國家領導人之間關係的專題稿件，責任的編採人員，都被勒令休假甚至停職。據聞，彭博的總編輯說，不收起稿件，通訊社可能隨時被逐出國境，情況猶如納粹統治下的德國，外地媒體為求留守，被迫作自我審查一樣。回應查詢時，彭博通訊社只說報導未完成，否認封殺傳聞。事件詳情，本地的主場新聞已有節錄，筆者不再覆述。

人道是，紐約時報與彭博通訊社在去年，先後報導溫家寶與習近平的家族資產分佈；之後，兩家機構的駐華記者，都被當局刁難。雖則事情真假，我們無法判決，但要麼屬實的話，我們也不感到意外。通訊社的做法是否防阻新聞自由，大家可以各有看法。但此事，卻令筆者想起幾件表面上毫無關連的事。

首先，因工作關係，筆者年內不時與金融機構的主管接觸，雖則它們的業務與規模各有不同，但一談到國內業務時，卻異口同聲地跟筆者吐苦水：縱使它們仍然看好後市，但作為外資公司，擴充業務前要先向內地的分公司增資。奈何當局審批申請遲遲未有結果，令它們一籌莫展。

其次，內地官方媒體，今年接連有針對外資企業的負面報導：星巴克貴價、三星手機頻頻當機、葛蘭素史克行賄等等。早陣子，則有蘋果電腦貴價、沃爾瑪及家樂福的食品質量等的報導。在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度，面對這些指控，它們幾乎無從招架。雖則無法排除它們經營不善的嫌疑，但那些報導的目的，到底是真心從消費者的利益着想，還是借此打擊它們的聲譽，可謂不言而喻。

最後，就是筆者在年內介紹過，李世默君的《黨的生命力》、與在十八大會議流出的紀錄片《較量無聲》。近來，內地批評西方社會的製作愈來愈多、措辭也愈來愈強硬。當然，所謂家家有部難諗的經，彼岸的問題，不見得比我們的少。但上述信息的製作人，往往把別國某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無限擴大，並將之上綱上線，力證西方文明開始敗壞腐化，咱們無必須跟隨學習。

（據聞）通訊社編輯，把中國的現狀與納粹德國相題並論；專欄作家許知遠，近日則說新任國家領導人，令他聯想到一個世紀前罷免「鐵血宰相」卑斯麥、將國家推向戰爭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至於筆者，就覺得裕仁天皇登基初年，舉國仇視西方的日本，跟國家現況有幾許相似。當然，你可以說以上的都是片面之辭，但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空穴來風之事幾乎沒可能發生。把上述事件作個歸納，不對國家領導班子骨子裏怎樣看西方社會有相近的分析。

日前，有關防空識別區的爭議，頓時令東亞變成時事焦點。所謂借古鑑今，要麼上述的意見，都無獨有偶地把現政權跟昔日挑起戰爭的國家類比的話，這種令人憂慮的似曾相識，日後或許會爆發某些無法收拾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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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按：佳節臨近，姑且暫時把時事放下。今年餘下四篇，會有「特別企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