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話的代價

承接上篇拙文，與筆者午飯的大型國企香港高層Ｎ先生，帶了一位下屬（在此簡稱她為Ｗ女仕）隨行。她最近到北京總公司出差一星期，與國內同事共同出席會議。其間，總公司下達一份頗長的文件給各與會者；Ｗ女仕回到酒店後，花了一整晚反覆細閱，卻是完全摸不着頭腦。翌日，她私下與內地同事交談，得到的回應是：莫說是你這位外來人，即使是我們這班土生土長的，也是搞不清文件的真正意思。

Ｗ女仕說，這件事令她想起年初時的一次經歷：某日，總部通知她，針對自己手頭上每個客戶，編製一份長達十多頁的綜合報告，並付上一份樣本以供參考。數天後，總部的人問她意見，她坦白地反問，你想聽客套話還是老實話。你實話實說吧，對方答；她就不客氣地說：要做一份那些長的報告，每個客戶至少要一天，但裏面要寫的，幾乎都是虛話與空話。試想想，要全盤推行的話，我們還剩下多少時間去接觸客戶呢？屆時公司將會因以損失多少盈利呢？無謂的事，能不做的就不要做了，倒不如花多點資源去開拓新業務吧。

以上的情況，在內地的官場甚至商場可謂司空見慣。筆者相信，不少國人都是明知，虛話再講多少次也是徒然，但除非你像Ｗ女仕般，在系統內有點兒地位，否則唯有勉強地應酬一下。他們的那份難言之隱，明眼人應該很清楚，就是來自上級的壓力。這種情況，在舊社會亦經常出現。似乎，即使我們廢除了帝制一個世紀之後，這種陋習也沒有改變。

平心而論，即使是西方民主國家，也有不少政客向公眾吹虛功績（特別在選舉期間）；但這些期票一但未能及時兌現，公眾自然要他們問責，有時甚至要鞠躬下台。但來到天朝大國，不論是文武百官、還是黎民百姓，都對虛話趨之若騖。仔細一看，虛話在中國之所以有市場，無非是每個人都渴望在自己面上貼金，彰顯自己高人一等而已。相反，那些致力追尋真相的，不單未獲得肯定與欣賞，許多時更會惹上官非。

然而，為滿足這股需求，整個社會要投入多少資源呢？以上述那兩份文件為例，由撰寫、校對、改正到審批通過，想必涉及不少職員；但正如Ｗ女仕所言，得出來的成果對企業幾乎沒有實質幫助。白一點說，公司發薪給那些人，卻換不到半點生產力。一家已經走向國際的大型國企也尚且如此，其他發生在各級黨政軍機關的事例，肯定是不能盡錄。可以想像，歷代國人為了一個個的空話，耗費了無數的心血與時間，但對整個社會卻毫無脾益。

更糟的是，國人為免空話被識破，會不惜以謊言顛倒是非黑白。最極致的例子，可以看易中天在短文《鴉片的戰爭與戰爭的鴉片》裏描述的故事：１８４１年，在鴉片戰爭被英國擊敗的清軍，不單沒有愁雲慘霧，反而「上上下下都喜氣洋洋地互賀升遷」，指揮官奕山，則「在奏報『戰功』的同時，還一口氣保舉了『有功之臣』共５５４人，幾乎囊括廣州所有官員！這可真是『勝利者的歡宴』！」。事情之所以如此荒唐，全因奕山向皇帝撒謊。反之，在虎門消煙而聲名大噪，幾乎沒說過謊的林則徐，卻被貶官到新疆伊犁。一個世紀過去，情況雖稍有改善，但說假話的獲重用、說實話的遭排擠的情況，仍然屢見不鮮。這種代價，難道我們覺得可以付得起嗎？

想到這裏，筆者不禁反問，要麼國人能把花在空話謊話上的資源，用來建設社會的話，即使只分得丁點兒，整個國家的命運會否可以改寫呢？當然，歷史是沒有如果的。曾幾何時，不計其數的文人紛紛向公眾大聲疾呼，要大家說實話、聽真話；但要麼連國家危在旦夕之時，國人的陋習依然根深蒂固的話，來了繁華盛世的今時今日，我們還能奢望什麼呢？

【一次特別的「國情課」—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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