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演變的瓶頸

繼續上兩篇的那次飯局。Ｗ女仕到北京出差時，適逢人大及政協會議舉行；除了公司業務，她跟同事亦少不免談及家國大事。回港後，她在席間跟我們分享她的所聞：近年，內地鄉郊的經濟發展十分矚目，不少以鄉郊農民為主要客戶的國企，因而錄得比同業更可觀的增長。依她所見，導致這個現象，是因為國家領導深信，由共產黨領導的政體之所以行之有效、恆久不衰，全賴廣大農民的支持，為報答他們的效忠，領導自然要多加照顧。

「等等，最先接觸共產主義的，應該都是城市人；至於中國共產黨，當初亦是在上海成立的，對嗎？」筆者即時說。Ｗ女仕怎樣回應，恕筆者已記不清；但事後再想，她的觀察也是不無道理的：共產黨早期的根據地，井崗山、遵義、延安等等，統統都在鄉郊。另外，在取得江山前，黨內來自大城市、留過學或懂外語的黨員，與來自鄉間、只讀過點兒書的，曾有數次激烈的路線鬥爭；眾所週知，以毛澤東為首的後者，獲得最後勝利。一個甲子過去，我們依然看見，執政者對廣大農民的生計，至少表面上很着緊；此外，每逢有城市人，寧可下鄉幫助農戶，都會惹來官方媒體的廣泛報導，兼而作宣傳。由此可見，Ｗ女仕所非虛。

談到農民，大家很自然會想起，筆者拙文《稻田上的迷思》中描述過的鄉里。以往，他們離不開自己的土地，除了附近的地方與人物，他們對外面世界的認識甚少，更遑論主動跑出去接觸新事物。可想而知，他們的見識與視野都受到局限。但時移世易，現在即使足不出戶亦能知天下事，加上交通網絡迅速發展，不消半天便可穿州過省。要擺脫過去的珈鎖，無須付出龐大的代價。

然而，他們很快會發覺，進入城市雖然是方便了，在那兒生活卻是另一回事：日常要接觸的人，比在家鄉多得許多，而且他們的來歷與背景，跟自己很不一樣；另外，由於鄰居不時會遷出遷入，彼此的關係肯定比在鄉間疏離。如此大的落差，令他們一時間無所適從；最自然的應對，就是跟自己鄉里一齊居住、甚至一齊工作。眾多跑到城市幹活的民工，都採取這種生活模式。

改革開放縱使進入第四個十年，但當權者對農民絲毫無損的情意結，跟城市人口與規模迅速膨脹，形成強烈對比。對於這現象，筆者嘗試作一個大膽的解讀。

自古以來，農民都是靠天吃飯的，只要得到老天爺眷顧，便可以豐衣足食。但在城市，你想生活好過一點，你不得不跟更多人交流、學習更廣泛的知識，從而提昇技能。假以時日，你的眼界會更廣闊，腦筋更靈敏；即使再複雜的疑難，你亦能根據某些公認的原則，自行分析處理。當社會上開始累積這種人才時，只要彼此理念相近，一個個無需順從任何權力、也可獲公眾信賴的群體，便可以漸漸形成。近年，內地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就是個好例子。套用西方的術語，這就是公民社會的雛形。

在以天朝自居的當權者眼中，要壟絡民心以鞏固權力，最簡單莫過於充當唯一的施惠者，在民眾間樹立自己就是老天爺的形象。這一套，農民顯然最為受落。反之，對上述那些見識廣博的城市人來說，要麼你沒有充分的理由，他們根本無須賣你的帳。這種態度，很容易被當權者視為潛在的威脅，長期忽視的話，肯定危及自己江山。

以上的心態，驅使當權者用盡方法，向百姓灌輸某些農民的意識，目的就是令他們相信，自己之上有個無所不能的老天爺，主宰自己的生活。難怪不管是舊社會還是新中國，一切與獨立、自主、自由有關的理念，統統被視為禁忌。更甚的是，一旦有人企圖繞過當權者、自行籌劃帶政治含義的活動，幾乎肯定會惹來打壓。例如在舊社會，官府一看見有人結黨，幾乎本能地斷定他們必然是企圖謀私，繼而迅速制止；現代的事例，大概無須筆者多言。

人道是，自去年上台的新領導班子，非常銳意推行改革，其中一步，就是推行城市化。眾所週知，期間肯定會遇上阻礙。依筆者之見，表面的問題還只是次要，更深層的矛盾，在於當權者能否擺脫上述的恐懼，不再插手干預民間自發的活動。觀乎他們對維穩異常地執著，筆者直言不容樂觀。這個思想上的瓶頸能否被打破，不單是國家演變的關鍵，對將來全球的局勢亦舉足輕重。

【一次特別的「國情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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