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老外的一席話

「雖然偶爾會聽到政治改革的說法，但這似乎是指反腐敗運動，以及加強政府問責的承諾。沒有人提到要推行西方式民主。正相反，習近平顯然決心要維持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我帶著對習近平改革計劃的一絲疑慮離開了北京。很難想象，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對立政治黨派，也沒有真正獨立的機構來約束共產黨官員，反腐敗運動如何真正獲得成功。」【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Gideon Rachman，《中國能再次證偽質疑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６日】

中共三中全會日前閉幕，會後通告普遍令外界失望；簡而言之，可以用「雷聲大、雨點小」一句來形容。當然，也有聲稱熟悉國情的人認為，現時公佈的，只是行動的綱領，執行細節，還需留待稍後出佈出台。誰是誰非，像筆者那樣的塘邊鵝根本無從過問；但從以下講的事，或許說明了坊間事前的預測，一開始已注定是空想。

兩星期前，筆者獲邀出席一個研討會，主題是亞洲的企業重組市場。請來的講者，有律師、會計師、銀行家、經濟師等，雖則大部分都是老外，卻都已經在亞洲打滾至少十年。人道是，今屆三中全會的地位，可望跟落實改革開放的十一屆（１９７８年）、鄧小平南巡後的十四屆（１９９３年）等相提並論，國家有望在往後有一番新景象。然而，在台上的那班老外，卻異口同聲地表達另一番見解。

在他們眼中，國人口裏說的、跟實際做的，可以差天共地。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任何的改動，只要一觸及某些官員或部委的既得利益，必然會引起反彈，以致事倍功半。因此，他們善意地勸籲台下聽眾，不要受外圍那些雜音影響。白一點說，那就是俗語所言：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心無力。台上的言論，令筆者不禁回想，當年與魯迅十分友好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 (Arthur Henderson Smith)，寫下《中國人的性格》時，亦有近似的發現。事隔一世紀，一句「江山易改、品性難移」，足以概括。

至於現時雷厲展開的反貪腐風潮，台上的老外都注意到，涉案的主要是地方官員，很少波及到中央領導的層面。當中某位甚至直言，一切都不過是現屆領導弄出來的幌子，真正的目的，就是鞏固自己的權力。的確，無論是新中國還是舊中國，你總會發現，只要你有本事，討得領導層的歡心，管你再貪贓枉法，外人也無法奈你的何，即使東窗事發，所受的懲處亦截然不同。近期最佳的例子，莫過於當年高調地唱紅打黑的薄熙來了。如是者，所謂的打貪，往往淪為鏟除異己的武器；抱着如斯心態，到底能否根治問題，可謂不言而喻。

當日的重頭戲，是一場「中國牛」與「中國熊」的辯論；牛方代表，是研究機構 GaveKal 的創辦人 Louis-Vincent Gave，至於熊方，則是《中國即將崩潰》的作者章家敦 (Gordon Chang)。在地方債、公共財政、貨幣政策等的議題上，他們的觀點有時甚至可以用南轅北轍來形容。但當有台下聽眾問，假使只能落實一項改革，他們會怎樣選擇時，他們卻齊聲說，沒有政治改革、沒有完善法治、沒有言論自由，將來肯定會遇到瓶頸。至於成事的機會有多少，他們都只是笑了一笑，沒有回答。兩位本來對立的講者，最後竟會英雄所見略同，實在不可思議。

研討會散場後，筆者不禁覺得，台上的雖是老外，卻比任何人更確切地瞭解國情。順帶一提，主辦人為英語欠佳的內地人，準備了普通話的即時翻譯，但據筆者粗略估計，服務幾近無人使用。當然，筆者相信不是沒有內地人與會，只是他們無需翻譯而已。但由此推論，會上那些苦口婆心的提議，到底有多少被國人聽入耳朵，實在無用多說。

還可能受騙嗎？

筆者每天上下班，必然路過某楝新穎的商廈。每週，總有一兩天的清早，有一大群內地人在門外排隊，等侯上樓。驟眼看，他們的衣着、舉止、談吐等都參差不齊，又沒有導遊替他們指路，不似是跟隨遊行團觀光購物，亦不像是受僱於同一機構。在他們周圍，有數位穿西服，相信是工作人員，維持秩序；在他們的職員證上，印上相信是該機構的名字。筆者嘗試在牆內與牆外的搜尋器上翻查，都找不出半點端倪。

直至上週，一批內地人跑到銅鑼灣某商廈，一家香薰傳銷公司的總部抗議和搗亂，才知道兩者原來有密切聯繫：上述的那家機構，其實是該公司的一支銷售團隊。在國內，搞傳銷是違法的，因此公司利用中港之間的法律差異，要求所有交易都在香港完成。事件詳情，請看《蘋果日報》及《羊城晚報》的報導，不在此覆述。

稍稍看過網上有關那家公司的帖子，發現它在國內早已聲名狼藉。假使受害者所言屬實的話，整個銷售模式，形同一場龐茲騙局。當然，作為局外人的筆者，無法知悉箇中真偽；但要麼事情是在香港發生，他們大可以向警方報案，繼以循法律途徑追討。現行法例的阻嚇性是否足夠，留待專家評論好了；但筆者嘗試從別的角度作分析。

曾幾何時，香港某些不良商家，搞過「層壓式銷售」，每宗個案的細節雖有分別，但策略卻是大同小異：就是先以巨額的銷售僱金或分紅招攬會員，再而趁他們參與所謂的培訓時，游說他們簽下巨額訂單，買下轉售價值極低的產品。為求回本，他們唯有介紹其他人加盟；白一點說，就是把自己的損失轉嫁給他人。俗語有云：便宜莫貪；傳統智慧告訴我們，任何表面過份美好的糖衣，我們都要加倍留神，提防內藏毒藥。只要大家都保持警惕，未待執法人員到來，騙徒早已因為無人上釣而絕跡。

奈何的是，在一個遍地謊言的國度，人們對分辯事物的真偽，向來都是十分馬虎。上述的那些受害者，想必當初都是誤信親友的推薦，又或者對肇事者的宣傳深信不疑，因而墮入圈套。問題是，只要你稍有好奇心，根本不難在網上找到相關的受害個案，從而引起戒心。要麼在此背景之下，上述那家機構依然客似雲來的話，我們不就是可以斷定，他們都是甘願受騙的嗎？

更糟的是，假如連最切身的金錢問題，都可以掉以輕心的話，其他如民生、經濟、以至政治等的大議題，大家還拿得出多少的能耐，去認真學習、思考與討論呢？望着眼前這批陸續被引領上樓的內地人，筆者不禁疑惑，從他們身上，是否已經反映出整個國家的命運。

一百年了，沒有長進（再寫）

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國內流傳着一套名為《較量無聲》的紀錄片。據說，該片由國防大學製作，並有解放軍總政治部、總參謀部及中國社科院參與。影片批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全方位對中國社會展開滲透，意圖對人民進行思想改造，籍以顛覆政治架構。為加強影響力，西方國家銳意在中國境內培育所謂的「代理人」，借他們的影響力來掌控輿論。近年國內甚至香港的種種事端，都是由西方國家幕後策動。最後，影片提醒觀眾，八十年代的蘇聯，就是因此受西方國家的影響，主動放棄冷戰思維，因而導致解體；在前車可鑑之下，國人決不可重蹈覆轍。事後，被點名為「代理人」之一，內地知名經濟學者茅於軾表示，以「一笑置之」的態度去看待此等意見。

熟悉國情的，對此等言論可謂司空見慣，特別是共軍取得政權後，採取與西方國家敵對的方針。問題是，在中國與西方國家外交早已正常化的今時今日，此等思想還有多少市場價值呢？更糟的是，為維持本國匯率競爭力，中國不惜大舉買入美債。那些支持上述冷戰思維的人，為貫徹他們的相念，是否應該要求財政部與人民銀行，一口氣拋售手上的美債，令人民幣大幅升值，把出口商的利潤都一筆勾銷，兼而令數以億計的人失業呢？想到這裏，不禁令人啼笑皆非。

固然，以上那些所謂的陰謀詭計是假是真，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知道。但要麼你一開始，就把所以自家的問題訴之於陰謀論，那是否表示着，你連半點自省的意欲都欠奉嗎？再者，那些宣揚陰謀論的人，抬出的佐證通常都是缺乏真憑實據，外邊人一看，會覺得你的立論可信嗎？要麼你一開始就以非黑即白的態度去看待異國文化，別人會相信你是如實認識（遑論虛心學習）他方的情況嗎？動輒把稍有異議的人打成為妖魔鬼怪，別人還會相信你是心胸廣闊、開於包容嗎？更搞笑的是，他們言下那些滲透、培育代理人、思想教育等的所為，不就是他們理應最壇長的把戲嗎？言下之意，是否反證了他們技不如人呢？

筆者認為，與其把以上的信念標籤為「冷戰思維」，不如把它們跟百多年前盲目排外的義和團相提並論。早前，筆者以相同的標題行文時，曾引述資中筠先生的說話：一百年了，沒有長進，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憑這副德性，在世間獲得是會是崇敬還是鄙視呢？

沒有被「河蟹」的一篇文

「要用開槍的方式讓一個女孩子閉嘴，這當然是懦弱，也是殘暴和專制的行為，因為無法從精神上摧毀對方。使用這樣的方式的人很多，就好像不久前在肯尼亞商場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這些人試圖用暴力迫使別人認同自己的信仰，用暴力消滅他們眼中的異教徒。這樣的事情，在宗教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太多次，即便人類發展到今天，同樣的思維，依然存在於很多人的腦中。」閭丘露薇，《面對這樣一個勇敢的女孩》

今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已先後公布；事前被視為和平獎得主熱門的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落選，筆者不感到意外。反而，內地知名女主播，行文介紹她的事跡，還被內地報章轉載，更令筆者感到奈人尋味。

眾所週知，巴基斯坦人向來重男輕女，盲婚啞嫁之事，即使到今時今日仍很普遍。其實，不止是馬拉拉，想必有不少當地人，都覺得這套傳統落伍兼荒謬，但礙於龐大的壓力，才會敢怒不敢言。仔細分析，壓力之所以存在，不外乎是保障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他們無法以理服人，才會用上最原始的手段，迫其他人就範。馬拉拉所做的，就是呼籲其他女子讀書，以知識與學問裝備自己，抗衡由施壓者強加給她們的枷鎖。不難想像，此等行徑立時觸動了當權者的神經，恨不得要她閉嘴。

回到女主播身處的國度，雖則面前的是無比的盛勢，但異見者所感受到的壓迫，比以往有過之無不及。人道是，為建構所謂的「和諧社會」，再些微的威脅都不容忽視；如是者，他們相繼被滋擾、恐嚇、監視、軟禁、甚至拘留，其他人都不敢伸出援手。他們跟馬拉拉，雖則身處在截然不同的環境，面對的處境卻有幾分相似。

馬拉拉遇襲後，性命危在旦夕，幸獲安排到西方國家接受治療，大致上已經康復。其後，她接連獲邀出席各種會議及講座，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許。那邊廂，那些同意接受表面上是「保外就醫」、實際是被放逐的異見者，踏足西方國家後，雖則得不到像馬拉拉那樣的禮遇，仍可成為各媒體的焦點。按女主播的國家的標準，他們都是勾結外國勢力、企圖干涉咱們內政、背後有着不可告人的企圖云云。故此，一則介紹別國爭取平等自由人仕的文章，理應逃不出當局的審查。

不管是古今中外，社會各界沒可能沒有衝突。問題是，要麼大家都相信，只要把不同的聲音都消滅，就可以化解爭議的話，眾人還會打算以才學與知識，說服其他人支持自己嗎？活在此等社會的人，民智到底是高是低呢？由此衍生出的政治體制，會是包容開放，還是專制封閉呢？大家還要再看見多少的慘案，方能醒覺到以上的思想盲點是不能迴避呢？

姑勿論女主播有否含沙射影之意，這篇沒有被「河蟹」的文章，實在太有趣了。

從「公仔箱」悟出的二三事（新版）

免費電視頻道的爭議，不僅沒有因政府宣佈「原則上同意」（要注意，這並非「正式」，未來一切仍有待當局法落）向兩家新經營商發牌而平息，而且還愈演愈烈。平心而論，當局錯失機會去宣佈一個可以贏盡掌聲、殺傷力又有限的決定，實在值得商榷。但看到坊間對落選者的熱切盼望，又感到稍為過火。

固然，本港電視業之所以變成一台獨大，政府確實責無旁貸。但作為私營機構，電視臺為求提昇收視（從而增加收入），沒可能把觀眾的口味置之不理。如是者，電視臺與觀眾之間，形成了一種互動。節目要造得出色，製作人必須要搞盡腦汁，而觀眾亦需懂得欣賞，質素才會拾級而上。反之，要麼雙方都是馬馬虎虎的話，整個行業只會陷入惡性循環。

週日時，在健吾兄的「非是簿」上，轉載了一篇留言。發帖人在酒家用餐時，在電視看到某公益團體的籌款晚會，當他對演員們被蹂躪感到厭惡之際，旁人卻勸他不如好好欣賞他們放下身段、以博取更多善款的努力。先撇開誰是誰非，類似上述的「慈善秀」，我們已不清楚看了多少年，簡而言之，內容近乎千篇一律，稍有要求的觀眾，定必被悶出鳥來。面對如斯局面，居然還可以用逆來順受的態度去接受，我們還能不相信，觀眾的口味已經僵化嗎？在這種環境下，製作人還會有誘因去推陳出新嗎？長此下去，業界還能不以為，只需繼續「食老本」，就可以胡混過關嗎？

三年前，筆者曾以相同的題目行文；時至今日，情況依舊。無疑，不管新經營商的背景如何，將來多了選擇，總是件好事。但不要忘記，在此之前，幾乎所有付費頻道的經營者，都是長期虧損，即使有足球直播作號召，亦僅夠杯水車薪。假使觀眾們都是精益求精的話，試問那種情況有可能發生嗎？

現時，坊間都把希望，放在那家未獲發牌的公司身上；這種想法是否符合實際，留待各位定斷；筆者不懷疑他的能力與熱誠，只是不敢對他期望過高而已。但闊一點看，在一個因循苟且的社會搞影視之類的創意工業，到底是可以達到平地一聲雷的效果，還是你有再好能耐，都只會是泥牛入海呢？

抑或是，我們把他看得太重要嗎？

筆者在某個網上的會計師群組，一直留意某位同行，他雖稱不上是「梁粉」或建制派的支持者，卻對泛民陣營的政客們，一向都毫不客氣。然而到了最近，他卻一反常態，表示自己實在看不過眼某些學者，僅着眼於馬斐森的國籍和語文能力，就覺得他毫無資格勝任港大校長。

校方的決定是否恰當，留待專家評價好了。先撇除政治考慮，站在港大的立場，最理想的校長人選，當然是位學歷豐厚、擅長與各界打交道、致力提升學術水平；要麼是本地人，就更加值得慶賀。但不難想像，此等人才，許多時都是可遇而不可求；再者，即使真的那樣幸運，人家亦未必有接任的打算。在現任校長行將卸任之際，校方無奈要在某些條件上作取捨，實在情有可原。

作為本地的頂尖學府，港大校長一職誰屬，自然廣受關注；但講到程度，確實是世間罕見。想當年，工黨貝理雅掌政時的英國，保守黨前黨魁彭定康接任牛津大學校長時，可曾見過英倫舉國上下熱切討論呢？

筆者明白，兩宗事件不能混為一談。但不管什麼院校，校長的職責是帶領學校取得更好聲譽，吸引世間賢達前來求學或任教。管他的能耐再好，對校外的影響力往往微不足道。當然，有人會反指：直接的影響也許欠奉，但一位卓越的校長，往往能啟發眾多莘莘學子，將來他們投入社會，所發揮出的力量，絕對不容忽視。問題是，單靠校長一己之力，而沒有其他條件配合的話，學校又焉能造到人才輩出、舉世讚賞呢？

其實，上述的反常現象之所以出現，原因不難理解：近年，公眾不斷慨嘆，舊時的所謂「核心價值」，開始逐步被蠶食；為求力挽狂瀾，大家把盼望都放在新任的校長身上。然而，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要麼社會內大部分人，都對現況得過且過、逆來順受的話，我們何需把萬般的希冀，投射到這位繼任人身上呢？要靠一位管理象牙塔的人去扭轉乾坤，責任是否太沉重呢？關注者對他的期望，有多少是切合實際的理想、多少僅屬一廂情願的幻想呢？

是他的能力備受質疑嗎？是遴選機制出了問題？抑或是，出問題的其實是整個社會呢？

二十一世紀的夷夏之辨（再寫）

今年內地的十一黃金週，適逢《旅遊法》正式落實，不少海內外的媒體，都有作相關報導。綜合它們所見，可以用「好壞參半」一詞概括：旅行社今後不能再強迫團員在指定地點購物，無疑是項德政；但它亦同時規範旅客的行為，禁止他們「作出不文明行為」，卻因為沒有界定執法權誰屬，被指形同虛設。

近年，隨着國人收入增加，出國旅遊的機會亦不斷提高。但當中某些劣行，例如塗污旅遊設施、在公眾地方隨便喧嘩、甚至當街讓小童便溺等，卻嚴重影響國人在海外的形象。問題是，以法律去解決，成效又會是怎樣呢？

回想從前，每逢出國，父執輩們總會贈予我們八字真言：入境問禁、入鄉隨俗；先瞭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再嘗試打開溝通的大門，讓對方覺得自己受到尊重。但畢竟，旅行是項花費不菲的活動，當有經濟實力的人，到訪較為落後的地方時，難免會對諸多事情都覺得看不順眼；更會有少數人覺得，既然咱們付鈔到來，你們好應該將就一下咱們。如是者，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對彼邦的人產生歧視，更遑論跟他們交流。

也許，某些人會這樣說：所謂人生路不熟，在異地與當地人保持距離，實屬情有可原。然而在今天，隨着旅遊資訊的質與量逐步提升，要事先作準備已不再是難事。但要麼你一開始就，沒打算認識異國之人與事的話，即使有再優質的材料，亦是無用武之地。的確，世間大概只有中國旅客，會在跑到外地之後依然堅持要吃唐餐。更甚的是，海內外媒體對內地旅客的負面報導，大部分都是皆因他們把自己家裏某些所為，在異地一五一十做出來，完全沒顧及旁人的觀感。由此評估，此等人對異國文化的興趣是濃是淡，可謂不言而喻。

闊一點看，上述的現象，是否引證了來到今時今日，國人在骨子裏仍然存在「夷夏之辨」的天朝心態？單靠法律去阻止，效果會是一針見血還是事倍功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