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然的歧視

筆者的深圳同事，間中要來香港開會或接受培訓。由於大部分人沒有深圳戶籍，以往他們都需要返回自己的原居地，才可申請來港的通行証。幸而他們的故鄉都是在廣東省內，要花的時間不算太多。最近，相關的規定已經放寬，他們要來香港工幹或遊覽會更為方便。

戶籍這東西，是天朝用來限制人民流動自由的手段。然而，當專制王朝壽終正寢後，這種限制並沒有隨即消失。人道是，咱們的人口太多了，不好好管理一下的話，國家便會大亂云云。但放眼一看，不難察覺整個制度之怪異：大家明明在同一個城市居住，國籍又完全相同，但市政府提供的某些福利與服務，沒有戶籍的人就無法享用。戶籍制猶如那些圍繞着圍村的牆一樣，把一個大國分割為數以千萬計的小國；這個號稱大一統的國家，實質是在搞團結還是搞分裂，大家都十分清楚吧。

每逢兩會期間，總看見某些學者提案，呼籲中央政府全面檢討戶籍制，甚至全盤將它廢除；但眾所周知，此等提案通常只會被其他與會者蓄之高閣，甚至被河蟹掉。然而，用國內的政治寒暑表來量度，戶籍問題並非如苿莉花革命或民族衝突問題那樣敏感；即是說，要在國內進行相關討論，還是有一定自由度。但當整個社會，連這小小的自由空間也不懂得利用的話，這是否暗示着，大家心底裏贊成這個怪異的制度嗎？

最近，《經濟學人》專題探討中國戶籍的問題，指出某些地方政府開始以控制人口增長為名，銳意把沒有戶籍的非技術勞工趕走，並提高戶籍申請資格的門檻。整個情況，給我們的印象是：這些欠缺謀生技能的人，咱們沒有責任收容他們，要讓他們享有與自己相同的權益與發展機會，更簡直是妙想天開。更糟的是，社會上肯替這些弱勢群眾說話或做事的人，竟然是寥寥可數；要麼當局的河蟹殺過來，那些群眾更只能啞忍。這不是說明了，大家暗地裏認同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嗎？一個視歧視弱者為常態的國家，是一個懂得互相包容的開放社會，還是一個只會互相仇視的封閉社會呢？那樣的文化，在世界上能有多少的說服力呢？

把視野放回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不妨反省一下：自打回歸後，我們對待所謂「新移民」的態度，與上面比較是否大同小異呢？真心認為當年人大釋法是一種剝削的人，究竟是多是少呢？最近關於「六千元應否派給『新移民』」的爭論，是否揭露我們在心底裏，根本想與那些條件較差的人畫清界線呢？也許，這就是所謂「深層矛盾」的一大根源；問題是，我們會懂得拿得出勇氣去面對，還是繼續以高壓手段把煩惱掃入地氈底嗎？

沒有科學，何以興國？

「我媽買了四十五斤鹽」友人收到位內地人這個訊息後，轉貼到自己的「臉書」上。另一位朋友，則轉載了一幅相片，內地有民眾一下子在超市買了五百公斤鹽，有人把相關的收據拍下來登上網絡。

這次由日本核危機引發的「盲搶鹽」，與２００３年初白醋和板藍根被掃光的情況同出一轍：面對迫切的危機，有人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建議，其他人聽到以後，馬上不加思索地跟隨。莫說專家，即使是稍有常識的百姓，也很容易知道這些建議毫無根據；但大多數人仍抱着寧可信其有的心態，繼續盲從附和。結果謠言迅速擴散，形成一股浩大的盲流，令整個國家淪為國際笑柄。

在舊社會，通訊非常落後，百姓知識水準較低，有以上的情況，絕對不足為奇。但現在可不同了，咱們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手機用戶與網民人數更是世界第一，要知道如何正確地防輻射，猶如舉手之勞。然而，咱們竟然拿着這些科學的發明，散佈此等完全不科學的流言，我們不是可以斷定，這是個缺乏科學精神的社會呢？

進一步想，如果連自己的安全與健康，大家都可以如此馬虎草率的話，要面對更複雜的問題時，豈不是更糟糕？這一個半世紀，咱們飽受各種內憂外患所困；但許多時間，咱們總喜歡不求甚解地從西方拿一些東西來亂用，並天真地以為難題從此迎刃而解，但甚少人願意虛心地打好做學問的基礎，虛心探究問題的根源，再作恰當的判斷。不少讀者在初中時，總會在國文課上讀過任鴻雋的《科學的頭腦》吧，但從今次「盲搶鹽」事件來看，真正擁有科學頭腦的國人，究竟是多是少呢？要麼連科學精神都欠奉的話，咱們還能拿什麼來搞所謂「科教興國」呢？

回想鴉片戰爭未發生時，中國與日本同樣施行鎖國政策，洋人只能在指定港口與當地人通商。在日本，有一小撮人對由荷蘭商人帶來的科技用品有濃厚興趣，於是自行鑽研西洋學問，發展出「蘭學」，成為日本日後走向科學化的先驅者。但回到中國，恕筆者孤陋寡聞，我從來沒看過有國人主動學習洋人的各類知識。也許這個小小的差別，已經決定了兩個國家的命運了。

以暴逆暴，何時了？

烏雲密布的２０１０年已成過去。新十年伊始，我們再次見證了人類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道路是艱難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嗎？猜猜吧！
彭定康，《No Exceptions》，轉載自 Project Syndicate，２０１１年２月

在利比亞，反對現政權的勢力向首都步步進逼，效忠卡達菲的民眾則作垂死抵抗。類似的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因此在週未時，筆者重溫了一套三十年前的電視劇－ＮＨＫ整整五十套大河劇中，唯一以南北朝為背景的《太平記》。要在這裏描述故事的背景，筆者只能長話極短說。

十三世紀未，日本的鎌倉幕府政權雖然擊退了蒙古帝國的進犯，卻令國家上下元氣大傷，加上由北条氏主政的幕府，變得愈來愈獨裁專橫，弄得民不聊生，推翻幕府的聲音也愈鬧愈響。反對的勢力，集中在兩位關鍵人物手上：一位是後醍醐天皇與他身旁的貴族與土豪，另一位是足利高氏與各地方的領主與武士。１３３３年，兩股勢力結合起來，推翻了鎌倉幕府。北条氏與親信在走投無路之下，最後在東勝寺內集體自盡，情景悲壯無比。

然而，當共同的敵人被消滅後，兩派便開始不和。後醍醐天王親政後，民生搞得比以前還要差；足利尊氏（後醍醐從自己名字「尊治」中摘下「尊」字，贈予足利高氏）多番要求天皇下放權力，讓由他領導的武士階層管理國家；但天皇擔心他會重建幕府，有損自己權力，一直反對建議。不久，舊鎌倉幕府的殘餘勢力在關東發難，足利在起兵平亂後，乘機凝聚地方勢力，迫後醍醐退位。後醍醐在戰敗後，交出象徵皇權的三件神器予繼位的光明天皇，黯然離開京都。然而，後醍醐不甘心於從此歸隱，於是悄悄地糾集支持自己的勢力。當他們匯集到京都以南的吉野時，後醍醐宣告讓出的神器是偽造的，真的仍在他手上，自己仍是正統的天皇。自此直到１３９２年，日本出現了「一天兩帝南北朝」的局面。

表面上，獲足利等領主與武士支持的北朝，在經濟與軍事上都遠比後醍醐的南朝優勝，北朝要起兵吞併南朝，可謂易如反掌。但很快，足利尊氏在治國的方針上，與胞弟足利直義出現嚴重分歧，其後雙方的支持者更挑起內亂；南朝也借着這次機會，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各地戰鬥變得沒完沒了。尊氏為了儘快平亂，更要親手毒殺胞弟。時至今日，足利尊氏依然被不少右翼人仕視為亂臣賊子。

固然，北条氏的下場，實在是罪有應得。然而不管在什麼社會，當極權的統治階層被武力推倒後，當日團結一致的反抗勢力，隨即會互動干戈搞窩裏鬥。說白一點，各方不擇手段地互相廝殺，無非是為求奪取權力，他朝可以為所欲為罷了。問題是，以這種手段取得權力的勝利者，為求鞏固自身的利益，他能夠不設置重重關卡，阻止其他對權力虎視眈眈的人得逞嗎？新的統治者逹到這個目標，他們能夠不實施高壓鐵腕統治嗎？他們為求所謂的和諧，能不把社會的一切戾氣都壓倒嗎？這種管治的手法，不是種下了日後革命的禍根嗎？

因此，眼看獨裁政權相繼倒下，筆者不禁替這些國家的前途感到憂慮。猶如上文的內鬥內訌，相信很快便會活活上演；縱使沒有弄得生靈塗炭，但平民百姓在當前的局勢下，很難相信隧道的盡頭會很快看得見。可悲的是，大家還要再流多少的血，再目睹多少的仇殺，才可意識到做暴力來解決眼前的社會爭端，根本就是抱薪救火呢？一天大家不從權力的魔咒中擺脫出來，上述的惡性循環還有望被打破嗎？

我們的未代港督，在埃及變天後發表了文章，上面的節錄是文章的結尾。這篇文章，可以當成是筆者的回覆吧。不錯，我是悲觀的。

拜吧，繼續拜吧！

新歲來臨，先祝各讀者身壯力健，萬事如意。

踏正年初一的子時，香港人流最擠擁的地方，除了維園花市之外，相信就是黃大仙廟了。之後數天，林村、車公廟等，都成為了過年期間眾人必到之地。祈福許願，已經成為大眾在假期裏的指定活動。

固然，在新的一年有新的願望，是無可口非的。但若果我們只靠求神問卜，而非自身的努力去實現這些心願，姑勿論最終成功與否，我們似乎都只是心存僥倖罷了。也許，在骨子裏我們仍然盼望，好的東西會從天而降吧；這種想法，與舊時的農業社會，收成多寡要望天打卦的心態十分脗合。

也許讀者會覺得，筆者受韋伯那套新教倫理影響，才有以上的推論；但筆者猜想，即使那些祈福的人，都深知自己的所為沒有實質作用吧。問題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要為自己與為眾人謀幸福，我們總可以用上較科學的方法吧！但要麼連八十後的叛逆青年，也會一如他們最討厭的那班長輩般，走進廟宇祈福的話，我們還能指望他們會靠一己之力，為社會的未來打拼嗎？連自身的幸福，大家都覺得可以等上天賜予的話，那麼民主、自由、法治等更崇高的東西，我們豈不是可以「撓埋雙手」，等待某些勢力把它們當成禮物送給我們嗎？

當那些寺院廟宇的香火在佳節期間越見鼎盛，當大家繼續跪在各式各樣的神明下求籤占卦時，筆者不禁慨嘆：或許我們對民主自由的幻想，也隨着眼前這些煙縷消失在大氣中了。拜吧，繼續拜吧！拜一個救世主出來吧！拜一個偉大舵手出來吧！不管你們的經濟成就有多悅目，你們都是注定要接受專權統治的吧！

我們需要聖人嗎？【悼司徒華】

司徒華離世，是政壇的一大新聞；泛民陣營內那些當日與他意見不合的人，來到這刻也不得不對他在世時的貢獻予以肯定。有人甚至公開地許下宏願，要承繼他的遺志云云。一時之間，司徒華彷彿被追捧為聖人或偉人似的。

最近看到一則文章，指華叔本應可以是位完美的聖人，卻因為政改一役而蒙污。姑勿論此番評價恰當與否，這種意見似乎暗示着，我們一直渴望某些地位超然的聖人，能替我們排難解憂，帶領我們達到某些崇高的目標。有這種想法，無疑是人之常情，但我們有否意識到渴求的背後，隱藏了一種可怕的思維呢？

環觀世界歷史，聖人根本是可遇而不可求，若果我們要等到聖人出現才把眼前的問題交給他處理，那與守株待兔有何分別嗎？好了，與其坐以待斃，總會有些有心人，務求身先士卒，為眾人樹立楷模吧。要麼你有着德蘭修女般的能耐，即使嬴盡了世人的掌聲，依然懷着一顆寛大與謙卑的心，包容那些最被鄙視的群眾的話，那就確是萬民之福了。然而來到現實裏，有這種本領的人實在少之又少。

我們更多機會看到的是，某些人一旦被高捧為聖人，那些支持者便會拿着他的豐功偉績來大肆宣揚，期望大家學習；對一般群眾來說，這是一種無形的壓力。更甚的是，某些人【特別是具影響力的】為求滿足大家對聖人的渴望，會以文過飾非的手段蓄意修飾【實質是扭曲】這些聖人的事蹟，把他們粉飾得白壁無瑕，並假借他們的名義，宣揚自己的價值觀。假使有人斗膽把這些技倆拆穿，將那些聖人回歸到歷史的原貌的話，不單不會獲得大眾支持肯定，還會被指是對聖人的污衊。

從以上的跡象看，聖人在大眾心目中，象徵着一種權威，誰能操控這個權威，就等於取得了絕對的權力。故此，一個愈推崇偉人聖人的社會，骨子裏其實愈崇尚高壓專制統治：一般的人，期望以依附權力，尋求心靈的慰藉或逃避自身的責任；有野心的，則會透過這些經過刻意改造的聖人，有型或無型地影響甚至箝制群眾的思想信念。如今那些聲稱擁護民主的人，竟然打算替司徒華「封聖」來做自我宣傳，一生追求民主的司徒華假使泉下有知，不是會被這些愚昧的行為弄得哭笑不得嗎？

平心而論，華叔的功勞是建基在無數的偶然之上的：假如他的父親沒有早逝，讓他可以完全當航海員的夢想；又或者當年的意中人沒有英年早逝，可以與她長相廝守的話，今時今日的華叔，很可能只是一位寂寂無名的老伯。身為後人，我們只需感激他生前作出的種種貢獻，便已經很足夠了。至於需不需要向他的精神學習，或延續他未竟全功的事業，大家無需太執著吧。

「性」，可以「理」的嗎？

猶記得，最初認識鄧博士時，他常常以一個生活的實例，說明所謂「理性」其實是什麼東西。

假設，某齣電影你很想看，你會先查詢電影放映的地點與時間，然後開始約人；人已約好，票已訂好之後，又可能會考慮：看電影前的空檔時間可以做什麼、電影看完後可到哪兒進餐、最後怎麼回家等等。以上種種，都是一些十分理性的盤算，但所有盤算的背後，也是用來滿足你想看電影的慾望，一談到慾望，就已經跳出了「理性」的範圍。因此，我們之所以「理性」，都是為求達成非「理性」的慾望罷了；既然每個人的慾望都不相同，要為「理性」訂立一套客觀的標準，邏輯上是沒可能的。

拿這套理解，去看司長說青年人要有「理性」的呼籲，就顯得十分有趣了。因為既然「理性」沒有客觀標準，我們再談正反兩方「理性」與否，說白一點是浪費時間與精神。揭開了「理性」的面具，我們看到的真相是，雙方的理念【當然，其中必然隱藏着某些慾望】不一樣，因而造成眼前的衝突。

好了，既然彼此有分歧，大家總可平心靜氣坐下，商議一個可以滿足各方所需的方案吧！但客觀的事實是，大家寧可繼續以「理性」作借口否定別人的觀點，也不肯展開一些務實的和談。說穿了，原來這個社會的人，不管學識是好是差，都喜歡以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以致大家拿來駁斥別人的所謂「理」，歸根究底其實都是歪理。

平心而論，筆者並非刻意針對或批評司長，而是有感類似的事例，在日常生活實在是司空見慣而已。可悲的是，一個不惜以歪理來打擊對手的社會，管大家再花多少時間議論，也休想紛爭有化解的機會。在這種氣氛下，社會會是積極向前還是原地踏步，明眼人一定會清楚吧！

彼岸的「白色巨塔」

剛看到新聞紀錄片，說本港的醫學界在托展內地的業務時，遇上重重障礙。當中有位香港註冊的中醫師，想在內地開診所；按規定，他要先獲得選址附近居民的同意。誰知有某些居民，以風水為理由反對，而負責的部委又居然受理。後來當事人暗中得知，這班人因為在事前得不到某點好處，才會如此發難。

大概，居民與部委之所以跟醫師玩忽悠，無非是想提醒一下對方，自己手握審批的權力；你是聰明人，你要符合什麼要求，無需咱們白紙黑字寫明吧！要麼你不懂知情識趣的話，就休怪我們要按本子辦事了。結果，當時人透過某些好友，向北京反映情況，歷時一年半的申請程序才能大功告成；當時人在鏡頭前苦笑着說，要麼一切可以重來的話，他寧可在中途放棄就算了。

不論社會的文化背景是怎樣，診所是人民生活質素的重要指標，診所愈多，對社會是百利而無一害。然而，那班居民與部委，寧可趁機宣示一下自己的權勢，也不為有心改善公共醫療的人提供方便，我們不是可以說，他們根本不關心百姓的福祉嗎？

闊一點看，內地醫療體制問題何在，基本上是眾所周知的；但恕筆者孤漏寡聞，國人在談論什麼改革開放、富國強兵時，竟然沒有太多聲音認為，醫療改革是項重要的課題。在這樣的系統下生活的國民，他們整體的健康程度是好是差，大家都想像得到吧！曾幾何時，魯迅曾說：與其醫人的身，不如醫人的心；但要麼連醫人身的體制都已經是千蒼百孔，我們還能憑什麼去醫人心呢？

從這椿小事，我們可以隱約看到，在彼岸的那個社會，聳立着一個「白色巨塔」。也許經過這次經驗後，醫學界會覺得，他們寧可吸引有負擔能力的內地人來港，也不打算透過進軍內地市場，提升當地的醫療質素。弄得如斯局面，對整個民族是好是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