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也不發聲，你會嗎？

「早前，我坐過一班（中國）國內航班。我留意到在前方的銀幕上，放映着一部某位民族英雄如何獨力對付入侵日軍的電影；然而，似乎沒有一位乘客觀看。不少寧可拿着自備的手提裝置，欣賞荷里活電影。」居港數十載的英語作家 Nury Vittachi，最近在《紐約時報》行文，向海外讀者講解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上述那句，是文章的結尾。

差不多同一時間，網上流傳一份聲稱是國家廣電總局發出的清單，列出今年哪些題材的節目不准播、哪些反而要多播云云。姑勿論指令之真偽，當中的細節跟當前領導層的主旋律十分脗合；按此推算，Nury 在飛機上看到的電影，定必被視為展示愛國情操之作，肯定屬於被重點宣揚之列。然而，觀乎乘客的表現，到底國家這套「標準」是廣受認可、抑或是被大眾當作耳邊風，實在十分清楚。

在互聯網的世代，民眾要取得資訊，已經無需透過特定的渠道；加上盜版猖獗，令內地人已經可以不費氣力，就可以觀賞自己喜歡的電影。簡而言之，官方自建國以來訂立的審查制度，效用已逐漸消失；但他們不僅拒絕與時俱進，規管力度反而有增無減，在局外人眼中，整個現象實在不可理喻。近日發生的《武媚娘傳奇》事件，是個活生生的實例。然而，在「穩定壓倒一切」的環境下，縱使一切猶如國王的新衣，大家除了繼續陽奉陰違之外，似乎再沒有辦法去改變現狀。

闊一點看，類似的怪象，在鄰近地區實在比比皆是。簡而言之，即使官員的所為跟民眾的期望相距甚遠，為免日後惹麻煩，他們往往敢怒而不敢言；漸漸地，他們會覺得，再繼續爭取也是徒然，繼而放棄；如是者，當局自然可以更肆無忌憚。

回到香港，在「佔領」事件期間，不少人（尤其是學者）正就是以這套「怕麻煩」的邏輯，即使明知當前的方案只屬Ａ貨，也寧可把茅頭指向示威者。他們認為，現在不「袋住先」，以後就恐怕沒有機會。然而，要麼你的立論，是單純受到恐懼驅使，而不是在經過反覆思量之後，相信它合情合理、能有效解決問題的話，很顯然，你根本不是心悅誠服。凡事有果必有因，要麼你甘願倒果為因的話，難道你樂於看見一個當權者愈來愈可以為所欲為的局面嗎？抑或你早己像上述那些飛機乘客那樣，只求自我感覺良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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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命沒有歌（再寫）

「現在的華人網民，有不少，只是不斷的重覆看類似的東西：如韓劇的絕症三角戀宮闈奇情，又或是重覆的去聽一些唱得差不多的『好』的國內或香港歌手的表演。直至某天，大家都忘記了一件事：原來，用歌聲感動人心的方法，有很多種。」健吾，《下年比，今年好》，刊於日經中文網，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５日

（按：聖誕期間，一班久久沒會面的中學同學，在 Whatsapp 群組內互相問侯；當中某人一句「大家都唔後生了，最緊要都係健康」提醒了筆者，我們開始步入「去白事多過去紅事」的年紀。言猶在耳之際，伴陪着筆者一輩港人成長的配音員林保全，在毫無先兆之下離世。縱使不少人對他依依不捨，但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年，某些事是我們無法迴避的。張敬軒的一曲《青春常駐》，大致可以總結我們的感受。）

在本地樂壇還有「四大天王」的年代，筆者曾看過數場紅館演唱會。主唱是誰，已經記不起了，但有一點觀察，筆者卻是印象深刻：不管台上的是哪位歌手，他（她）都會穿一身華麗閃爍的服飾、跟一群舞蹈員載歌載舞、請一兩位好友作嘉賓、跟揮動着螢光捧的觀眾一唱一和等等；簡而言之，模式幾乎完全一樣。大概是這個原因，由那時起，筆者就放棄聽粵語流行曲。

那些年，筆者由於已略懂日語，因此開始嘗試聽日語歌。初初入門，自然選了深得香港樂壇愛戴、多首歌曲被改編作粵語歌的「安全地帶」。後來，某電台新增了日本音樂節目，由於主持人曾旅居當地，因而較為清楚當地人的音樂口味。要知道，在互聯網尚未普及的年代，這一類節目猶如天降甘霖；雖則它不足一年就結束，卻成為了筆者無價的啟蒙老師。經主持人的介紹，筆者方才明白異地的音樂，無管在歌曲的種類、歌詞的題材、編曲的技術等等，跟粵語歌簡直是天與地之比。

到了筆者第一次遊日本，是參加旅行團去的。在一個連 MP3 也未曾普及的時代，筆者的隨身行李中，仍有一部雷射唱片機，放進裏面的，是 BOOWY 的精選碟 THIS BOOWY 。在旅途上，跟旅遊巴司機寒喧時，他很驚訝為何一個國外人，會認識這隊對日本搖滾樂影響深遠、但早已解散的樂隊。小弟回答，自己一向喜歡聽氷室京介，知道他以前是 BOOWY 的主音之後，就透過網購買下這張精選碟。恰巧地，這隊 BOOWY 跟「安全地帶」同在 1982 年出道，但似乎絕少港人知道，前者對樂壇的貢獻遠高於後者。最近，本身是韓裔人士的 BOOWY 成員布袋寅泰，宣佈進軍 K-POP，替新晋男團 INFINITE 作單曲，可見他在海外的地位。

先個月，是黃霑（原名黃湛森）離世十週年的紀念。在臨終前一年，他以過來人的身份，寫下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近日，有電視台就着當中提出的論點，一連兩集再探粵語樂壇為何一沉不起。節目的內容，筆者不打算覆述；但自己以上的經歷，或許可以替讀者提供一個另類的答案。

過去數年，筆者反覆說過，香港人口味之僵化與狹隘，令製作人養成了「食老本」的壞習慣；在如斯的氣氛下，整個業界自然不思長進，導致製作質素無法提升，形成惡性循環。昔日，要獲得海外資訊的成本高昂，民眾不敢貿然作新嘗試，固然情有可原；但來到現在，互聯網已經讓我們很容易接觸不同的文化。要麼我們依舊畫地為牢，拒絕擴闊視野、從而開拓新領域的話，樂壇將會朝什麼方向走，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闊一點看，在其他範疇上，港人亦出現類似的情況。借用健吾兄所言，如果「好」只得一種、「正確」只得一種、「前途」只得一種的話，大概無須等待當權者的有形之手，我們早已踏進邁向極權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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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智囊，你有珍惜過嗎？

大概是十年前，筆者經友人介紹，參與了某個組織的活動。它們成立了不過一年多，卻因為數位核心成員早有名氣，開始受公眾注視。他們雖則來自各行各業，卻都是憑超卓實力，晉身企業高管或成為獨當一面的專業人仕。自２００３年「沙士」一役起，他們聚首一堂，希望以自己的才幹，回饋社會。能夠認識這班人中之傑，實在令筆者獲益良多。今天，留意本地政壇的，想必聽過他們的名字：三十會。

然而，數年後，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為完善「問責制」，政府開始向外招聘副局長與政治助理；幾位該會的核心成員，順利通過重重考驗，參與施政。曾跟他們共事的筆者，相信他們此舉純粹是貫徹上述的宗旨，絕不是為求博取什麼本錢，以便日後獲得好處。但筆者又不禁疑惑，這是否明智之舉：要貢獻社會，就非要加入建制不可的嗎？當前的政治生態，能給予他們多少空間去發揮呢？在局外人的立眼中，政府施政連番失誤，他們有再好的能耐，又能否令自己的聲譽絲毫無損呢？雖則未至於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地步，但自始筆者就逐漸淡出了。

到了兩年多前的行政長官選舉，在梁振英的助選團中，看到了該會召集人李律仁先生的名字。平心而論，不少專業界別的翹楚（例如筆者身處的會計界），都是俗稱的「梁粉」，李君的舉動，亦不算意料之外。但觀乎他數十年的言行舉止，梁氏的為人如何，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筆者相信，像李君之類的精英，絕不可能被簡單兩三句甜言蜜語所迷惑；但看見他為梁氏站台，筆者不禁質問，他下這一注，日後會被視為眼光獨到的賢者、抑或是助紂為虐的幫兇。

選舉結果揭盅，他們「有幸」站在勝利的一方。但新班子上場後，入了建制的成員相繼離任；這是否鳥盡弓藏之舉，留待諸位判斷好了。之後，「和平佔中」秘書處義工陳玉峰被捕，替她保釋的，正就是李律仁。今年七一遊行後，該會一批核心成員，聯署題為《沉默，就是愧對社會》的聲名，正式跟建制割蓆。「佔領」事件爆發後，李律仁和沈旭暉共同發表公開信，呼籲政府與示威者對話；魏華星則辭任所有公職，立場十分鮮明。

筆者明白，做鍵盤戰士，永遠比親身上陣的舒服得多，當局者箇中的辛酸，許多時不足為外人道。但現實世界是殘酷中，每做一件事，別人只會記得結果，不會關心當中的過程；以此為標準的話，恕筆者直言，他們這十年的努力，幾近付之東流。曾是同路人的筆者，除了覺得之外，亦格外有一分忿忿不平之感。

早前，前任行政長官宣佈成立智庫組織，但觀乎其陣容，跟昔日首任特政班子幾乎一模一樣。這群猶如被循環再用的前朝要員，到底還能夠榨出多少新的點子，扭轉當前的局面，明眼人應該心裡有數。想到這裡，筆者不禁質問：曾幾何時，有一群難得的精英，放棄原本的高薪厚職，甘願做你們的下屬。平心而論，他們都不是好高騖遠的人，除了卓越的能力之外，他們跟傳統公務員截然不同的工作經驗，理應可以為施政帶來突破；但他們當日提出的種種建議，有多少最終獲付諸實行呢？如今他們不單辭了官，而且已經跟你們勢成水火；弄得如斯局面，難道你們認為自己一點責任也無需負嗎？要麼連他們的肺腑之言，你們也無法聽得入耳的話，海內外的觀察者還憑什麼相信，你們有能力替這個「國際都會」開拓新景象呢？

一個充斥着紛爭與迷茫的年頭，不消數天便成為歷史。筆者雖未至於對前途完全悲觀，但肯定的是，三十會退出建制，彷彿就是替當前的困局打上最後一口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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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更深層的危機

近日，在品酒活動裏認識兩位仁兄，雖然彼此背景截然不同，卻都是西洋歌劇的發燒友。來年的藝術節，他們都準備觀賞俄國作曲家林姆斯基 - 高沙可夫 (Rimsky-Korsakov) 的《沙皇的新娘》。一向不熱衷於歌劇的筆者，經他們一講之後才記起，除了德語、義大利語、法語之外，俄語是西洋歌劇的另一種主要語言。

創作繁多的林氏，生於帝俄時代的未期，當時，正值俄國文藝創作的黃金時代。自帝國遷都彼得格勒（現今的聖彼得堡）後，俄國銳意向西歐列強學習，即使在英法等國眼中，俄國太過亞洲了，但亦無損俄國人的決心。慢慢地，帝俄在各範疇都人才輩出，他們的創作亦逐漸獲海外人仕垂青。但有趣的是，那些年的政治氣氛，根本談不上開放或包容，例如杜斯妥耶夫斯基，曾因為參與宣揚烏托邦主義的組織，被判搶斃，但在行刑前最後一刻，獲沙皇特赦，改為被流放西伯利亞。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他們依然能夠大放異彩，實在厲害。時至今日，不管是林氏的音樂、普希金的詩歌、果戈理的戲劇、抑或是杜氏的小說，仍然在藝壇上舉足輕重。

但當他們逐一仙遊之後，整個文化界似乎已經後繼無人。箇中原因，明眼人應當很清楚：近一世紀前，共產黨以革命取得政權，在他們眼中，文化藝術是國家重要的宣傳機器，必須加以管制，一切不遵從官方主旋律的作品，都必然遭到整肅。很自然，一眾不打算賣當權者的賬的藝術家，唯有被迫流亡海外，少數選擇留下來的，如非像音樂家簫斯達科維契那樣已在海外成名的，下場肯定不堪想像。如是者，曾盛極一時的俄國文化，昔日的輝煌已一去不返。

四分一世紀前，東歐共產政權逐一跨台，數年後，連蘇聯也變為歷史名詞。一黨專政的時代告終後，不少觀察家都盼望俄國從此有一番新氣象。但好景不常，接二連三的經濟危機，令昔日這個足以跟美國周旋的俄羅斯元氣大傷；不難想像，在風雨飄搖的年代，民主自由等等的種子難以在俄國的土壤上扎根。結果，強人普京一上場，幾乎是所向披靡。

本來，一個曾經自由過的國度要變回專權統治，務必會惹來反抗；然而，敢於挺身而出的，似乎寥寥可數。相比之下，仍然由共黨專政的中國，勇於提出異議的人不難被發現。筆者推測，這跟傳統中國社會裏，士大夫階層一種先天下之憂的精神不無關係；反之，沒有這套傳統的俄國，在強權面前只會俯首稱臣。

今天，俄國因為油價大跌，經濟勢將再度陷入衰退。然而，據媒體引述當地的民意指，縱使日後生活艱苦，對普京的支持度幾乎毫無影響。筆者認為，經濟上的困境，只是表面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彼岸這個大國，已經無法培養出像帝俄時代那些千古傳頌的人才。當我們只能透過這些一個多世紀前的作品，懷緬昔日的風光時，實在十分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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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血仍未冷

對於長期活於一黨專政之下的內地人來講，自九月起爆發的「佔領」行動，確實是一次難得的文化衝擊。然而，記不得在哪裏有評論指，那些有關注行動的「港漂」，雖則未至於否定「佔領」者的訴求，卻暗地裏認定行動最終只會徒勞無功。

筆者明白，即使是「黃絲」的支持者，肯定有部分人不認為行動有任何勝算。問題是，面對無法扭轉的局面，你會仍然毅然挺身而出、期望獲得響應，抑或是逆來順受、親手把剩餘的希望摧毀？幾個月前聽過的一個故事，給予我們一點啟示。

香港會計師公會，定期在中港兩地舉辦個案比賽，讓主修會計的大專生，研究一些模擬商業個案，並撰寫報告。近月，有曾經擔任評審員的會員行文，分享自己對兩地文化差異的觀察：他們在比賽裏，例必設定一個涉及商業道德和專業操守的個案。他發覺，香港學生在遇到相關的矛盾時，普遍不介意充當吹哨者，向上級甚至公會匯報事件。但同一個處境，落到內地生手裏，他們頂多只會勸告涉事者、或乾脆辭職了事，部分更選擇視而不見、保持沉默。

兩地人截然不同的取態，其實不難解釋：在香港，人民或多或少仍相信，把不當的行為公諸於世，受影響的應該是涉事者，而非揭發者（當然，如果揭發者因而抵觸某些他曾承諾信守的條約－－例如斯諾登事件，就另作別論）；揭發者在獲充份的保護之下，他方能有勇氣供出事件始末。反之，在那邊廂，敢於告發的人，往往被視為對當權者的挑釁，注定要承受極高的代價；為免惹麻煩，難怪他們會寧可啞忍。久而久之，他們會養成一種認命的心理，對身邊的不平事變得麻木；部分人更會用盡千方百計，令自己擠身特權階層。

最近，剛結束四年駐華任務的《華爾街日報》記者 Bob Davis，行文闡述自己何以對中國的前途悲觀；其中一點，是中國的精英學生，並不像他們在美國的同輩那樣，熱衷於加入新近成立的公司。他曾訪問一位在清華大學主修環境工程的學生，他的父母靠白手興家而致富，但不管是雙親還是自己，都希望在畢業後成為公務員，除了有鐵飯碗之外，說不定他朝能對這盤家族生意有幫助。很明顯，即使是頂尖的畢業生，也無意開創自己的新事業，除了反映他們只懂循規蹈矩之外，亦暗示他們身處一個禁區處處的環境，你不跟有權勢的人拉關係，管你再有雄心壯志或廣博知識，也休想有機會出頭。近日有著名的博客指，強國精英以極速逃離，筆者則相信，稍有點頭腦的，也深深感受到一種無力與無助的氣氛。

今天，「佔領」行動在一片絢燦之下告終。雖則結果並非參與者所預期，但至少，「黃絲」與支持者向全世界展示了，在嚴峻的形勢底下，他們仍堅毅地逆流而上。當然，有人會認為，光靠一腔熱血去抗爭，效果不能維持很久；然而，透過是次行動，深藏於不少人心底的一份良知，終於被喚醒了。現在，筆者只能一廂情願地期望，即使激情過去，至少這份熱血不會瞬間冷卻。

平民如何變成魔鬼－《殺人凶戲》的啟示

近日，看見一則報導，指曾為納粹戰犯艾赫曼 (Adolf Eichmann) 副手，在大戰後一直在逃的 Alois Brunner，幾乎肯定已在四年間於叙利亞離世。眾所周知，艾赫曼是屠殺猶太人的主犯之一，Alois 作為其下屬，他所負的責任無用置疑。然而，慘案已經結束了近七十年，西方社會依然鍥而不捨地追捕他們，可見外邦人為求公義得到伸張，絕不會輕易放過昔日的劊子手。

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殺人如麻的屠夫不僅沒有被懲罰，還會被視為國家英雄。講的，是電影《殺人凶戲》（以下簡稱《殺》）裏的故事。

１９６５年９月３０日，印尼發生軍事政變，雖然最終失敗收場，卻激化了親共的蘇加諾政權、與傳統伊斯蘭及軍方支持者之間的矛盾。不久，在美國中情局背後協助下，軍方大舉搜捕印尼共產黨成員，他們都在未經審訊下，被判監甚至處決。為剿滅印共的殘餘勢力，軍方陸續成立民兵組織，並由他們逐家逐戶捉拿印共支持者；期間，他們接連打家劫舍、縱火行兇、嚴刑逼供，據非正式統計，遇害人數以百萬計。四十多年之後，這些昔日的行兇者，大部份已成為在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有鍳他們的影響力，《殺》製作團隊中的本地人，全都要隱姓埋名。

片中三位主角，少年時都是靠在戲院外兜售黃牛票糊口；後來，日漸親共的政府，一下子禁制荷里活電影進口，打擊他們的生計。當上述的民兵組織成立時，他們亦順理成章地響應號召。時至今日，他們不單覺得自己的所為理所當然，更打算把這些事跡搬上銀幕。《殺》記錄下來的，是他們攝製電影的過程。

聘請了演員後，電影隨即開鏡。但拍至半路中途，他們漸漸覺得不妥：軍政府上台後，不斷塑造共黨的負面印象，在一般國民眼中，他們不對真主敬虔、殘暴對待異己，是十惡不赦的叛國者。然而，他們在拍片時，頓然發覺自己對付疑似共黨成員的手法，愈來愈比想象中凶狠，令不少飾演遇害者的演員，即使導演已經叫停，仍繼續驚惶失措。他們擔心電影一旦上映，民眾肯定會同情共黨，對歷史的認識亦會徹底改變。

這些情節，不禁令人想起數年前梁文道介紹過的書《路西法效應 (The Lucifer Effect)》。其作者菲利浦·津巴多 (Philip Zimbardo)，是現時已聞名於世的「史丹福囚犯實驗 (Standard prison experiment)」的統籌者。在該實驗裏，一批人飾演囚犯、另一批則當獄卒，由佈景、道具、服飾、以至日常起居的安排，都務求跟真實的監獄一模一樣。結果，不單是囚犯及獄卒，甚至連飾演獄長、僅僅做觀察的津巴多，都異常地投入角色，完全忘記了一切都只是個實驗；直到太太目睹過程後當面指正，津巴多才驚醒過來，原定進行兩星期的實驗，不足一週後就被叫停了。

事後，津巴多總結說，只要周邊環境配合，即使是平時心地再善良、思考再敏銳的人，也可隨時在毫不自覺之下，化為冷血屠夫。導致這個現象，不外乎因為每個人都會害怕離群；以《殺》為例，周遭的人都去殺共黨人，三位主角不和應的話，分分鐘被視作通敵，性命隨時不保。突破了良知的底線之後，他們的罪咎感亦漸漸消退，繼續下去的話，就會走上成為惡魔之路。

要扭轉局面，津巴多認為需要一些他稱為「英雄」的人，懂得時刻警愓自己的所為，善於把自己抽離於周圍的環境，並勇於抵抗邪惡的誘惑。雖則從古到今，有能力做英雄的人寥寥可數，但筆者愚見認為，既然對孤獨的恐懼可以令人變成惡魔的話，我們能夠將之克服的話，不就是有條件成為英雄嗎？要培養這份勇氣，在著重鍛練獨立人格的西方社會確實是比較容易的。反之，回到《殺》的世界，他們仰慕的所謂「英雄」，不過是昔日一場成王敗寇遊戲的勝利者而已；更諷刺的是，三位主角所拍的電影的尾聲，兩位飾演被拷問者的人，竟然頒獎給昔日的加害者，感謝他們把自己送入天堂，電影最後以名曲 Born Free 作結。

這套電影最終有否上映，《殺》沒有交代。反而，三位主角之一的 Anwar Congo，由起初毫無忌諱地陳述當年如何殘殺共黨份子，到最後竟然開始反思自己是否犯下彌天大錯，擔心日後會有報應，實在很不可思議。雖則他未至於表示懺悔，但至少已踏出重要的一步。問題是，在某些連半句真心話也容不下的社會，能夠拿得出這份能耐的人到底是多是少，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這種「優勢」，不要也罷

在本地學術界十分知名的雷鼎鳴教授，日前再度批評「佔領」行動，指事件可能令中央更為收緊對港政策，除了令「普選」的進程推遲十年之外，過往種種「優惠」香港的措施亦勢必被削減云云。

猶記得，政改方案仍在諮詢期時，教授曾聯同一群學者，草擬一份政改提案；但此等被外間視為書生之見的建議，一向並非公眾的焦點所在。但到了８月３１日，人大頒佈香港政改決定草案，那時侯，特區政府的諮詢結果仍未公開。白一點說，北大人此舉，基本上把一切諮詢與建議都丟進垃圾筒，莫說「佔領」行動的支持者，即使如教授這些付出過努力出謀獻策的，難道不覺得自己已被摒諸門外了嗎？隨後，「佔領」行動啟動，稍稍明白事理的人，應該清楚箇中的前因後果。單單針對「佔領」的負面影響，卻對北大人涉嫌違反特區高度自治視而不見，此等學者是否倒果為因，自然無用多說。

當然，某些人會這樣說：事件的來龍去脈，他們不是不清楚，但為求「顧全大局」，才不打算插嘴而已。所謂的大局，當然是指中港關係吧。不少教授的同輩，普遍存在一種心態，在跟內地打交道時，即使明明理虧的是對方，他們也不會據理力爭，以免日後招惹麻煩。早前，港大醫學院在深圳的醫院出現財務糾紛，是個活生生的例子。固然，為免大家鬧翻，稍作讓步是無可厚非的，但要麼對方擺明不單不領你的情，而且把這份善意視作理所當然的話，你還會繼續心甘情願，跟對方衷誠合作嗎？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檢視，在他們的眼中，香港的「競爭優勢」是什麼一回事：那一輩的人，大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陸續投身工作。適逢內地百廢待興、求才若渴；時勢造就之下，他們在內地建立了聲譽。回到香港，他們就向後輩灌輸，香港是中國的南大門，亦是我們得天獨厚之處，香港的長遠利益，必然是建基於國家的發展上。那些年，這種認識無可口非，但如早前區家麟所言，他們之所以成就卓越，不過是因為旁邊沒有競爭者而已。

時移世易，新一代內地人的競爭力，漸漸跟香港人看齊；外國巨企為求業務增長，紛紛來華大展拳腳；內地大小城市為表現政績，開始直接跟外國打交道。種種趨勢，跟教授那一輩的構想背道而馳，為保住優勢，他們多番向北大人游說，懇請對方但凡有什麼新搞作，都務必先讓香港嘗到最多的好處。問題是，在旁觀者眼中，他們的言種舉動，似是向對方卑躬屈膝、多於是跟對手平等協商。白一點說，以上這種態度，暗示着骨子裏他們已經技窮。要麼他們口中的所謂優勢，是要靠向對方千依百順才能取得的話，這優勢到底是真是假，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公道點說，說香港沒有優勢實在有點過份。筆者愚見，認為我們能夠做出許多內地不方便做的東西（例如文化產業，內地在取材上諸多限制，香港的問題卻少得多）。但諷刺的是，這個無價之寶，他們不但不加以珍惜，還肆意把它們蠶食。連什麼是自己的命脈也搞不清，在他們的引領下，我們會走上的是康莊大道，抑或是死胡同，實在無用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