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遊踨（六）－沽名吊譽的馬克思主義

在馬克思故居裏看到的中文標語

出發前一星期，與一班很久未見的朋友聚舊，當中一位女仕，帶了一瓶來自德國的 Riesling 白酒來。對紅酒白酒一曉不通的筆者，實在分不出這瓶酒是好是差；但當看見瓶上的貼紙，寫着它是來自特里爾（Trier）的酒莊時，筆者便立即說：「那麼巧啊，兩星期後我便會遊覽特里爾了。」

這個古城，建於公元前一世紀，官方聲稱，這是德國最古老的城市。公元三世紀，它登上了歷史舞台：羅馬帝國經常受蠻族與波斯的進犯，軍隊疲於奔命，皇帝戴克里先 (Diocletian) 在登基後不久，作了一次史無前例的決定：他把軍權分配給另外三位皇帝（註：拉丁文中 Imperator 只解作「軍隊司令」，與後來衍生的英文字 Emperor 有莫大分別），四位皇帝分別駐兵在四個接近邊疆的城市；其中一個，就是特里爾了。而首位在此駐屯的皇帝，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父親；詳細的故事，請看鹽野七生的《羅馬人的故事ＸＩＩＩ－最後一搏》，筆者不再覆述。

兩星期後，筆者到達了特里爾，從火車站走了十分鐘，便到達著名的羅馬時期遺跡「黑門 (Ponta Nigra) 」，而在它旁邊，便是遊客中心。對遊客來說，特里爾與其他德國城市的最大分別是：其他城市，遊客中心總會有日語或韓語的指南，但來到特里爾，日韓語的指南竟然欠奉，取而代之的，是簡體中文。

箇中原因，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差不多二百年前，馬克思就在這個小鎮誕生。事後看過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的報導，說每年遊覽特里爾的中國遊客多達一萬二千人；難怪市內的指示牌上，不少都有中文的。

由遊客中心往老馬的故居，大概要十多分鐘；在門前，碰上一群來自內地的中學生，想必他們都是參與某些交流團，來到這裏遊覽吧！說真的，這位被波普爾（Karl Popper）形容為「開放社會的敵人」的哲學家，筆者才沒有興趣知道他的事跡，因此故居內的博物館，筆者沒有花費入內參觀。

反而，筆者開始懷疑：每年萬多位中國遊客中，猜想不少是來自什麼省什麼市的黨委，以什麼途徑拿到公費前來這裏的；他們長途跋涉來到老馬的故鄉，真的能對他們聲稱很尊崇的馬克思主義有更深入的瞭解嗎？抑或是，一切都只是醉翁之意，大家都是借老馬之名，在歐洲各地吃喝玩樂嗎？

更搞笑的是，老馬的尊容，在大大小小的記念品上都能找得到，這彷彿告訴大家，老馬是特里爾市的商標兼代言人，有了他，商品會好賣一點。此外，在老馬故居附近，就是名店林立的舊城區；而那些中文的旅遊指南，更形容特里爾是個購物天堂。曾經預言資本主義開始衰落旳老馬，假使泉下有知自己的肖像竟然被後人拿來招商與促銷的話，不知他有什麼感想呢？老馬在自己故鄉的遭遇，不是個天大的諷刺嗎？

筆者想到這裏，不禁有所唏噓：無論中外古今，許多賢者都提出過琳琳種種的理想國概念，然而最終都是無法實現；歸根究底，皆因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忽略了人性的陰暗面。回到現實世界，大家都是借理想主義之名來沽名吊譽，更有不少人拿此來巧取豪奪。倒轉地想，這些理想主義，不是反而給予大家借口去撒謊嗎？不管是孔子、柏拉圖還是馬克思，到底有沒有承認過人是不誠實的嗎？沒有的話，他們豈不是在隱瞞人性的真相嗎？隱瞞真相的人，還會是萬世景仰的賢者嗎？

遠處教堂的鐘聲，宣告時間已經不早了，旅程來到這裏，已經是接近尾聲。翌日，筆者離開特里爾，返回萊茵河畔繼續漫遊，然後徐徐地逆流而上，返回法蘭克福，最後登上飛機返港。總體來說，今次可算是盡興而返；現在筆者心想：下次去西班牙的話，德國也許就能捧盃吧！

反思《中國文明的反思》（下）

公元３８０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宣佈把基督教定為國教，對於承諾過「除了我（上帝）以外，不可有別的神」的信徒來說，可謂天大的喜訊。皇帝駕崩後，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邊，在東方的半壁江山，後來被稱為拜占庭帝國。拜占庭雖然國祚愈千年，但據《羅馬人的故事》的描述，它「沾染東方專制宮廷的氣息，宦官、皇后才是國家的主人，暮氣沉沉」。結果這個老大的帝國，領土與國力不斷被後起的阿拉伯與威尼斯勢力蠶食，最後由鄂圖曼帝國，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蘆葦。現在除了伊斯坦堡的聖蘇菲教堂，與由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 I) 下令編制的《羅馬法大典》之外，拜占庭的文化幾乎被徹底湮沒。看來，縱使東西帝國信奉的神完全一樣，信仰也未能拯救拜占庭於危難之中。

回到今時今日，最近與鄧文正博士茶聚時，談起《中國文明的反思》的內容；他說作者許多想法，跟那些在八十年代初從大陸移居美國，並在後來信奉了基督教的華人很相似，就是他們普遍心存「耶教救國」的理想，認為唯有國人全都皈依耶穌基督，國家才有希望重新振作。也許你會認為，筆者在斷章取義，那批海外華人的理想，未必是作者的原意；但在書中一開始，他便搬出中國神話與舊約聖經裏某些相似的情節，拿來質疑達爾文的進化論，繼而引用許多聖經章節，抨擊自家文化的種種不是。姑且不談進化論與創造論誰是誰非，試問他不相信「耶教救國」的話，又何須要抬聖經出來呢？抬可蘭經不行嗎？

對的，有救國的理想，總好過沒有；但有以上理想的人，對信仰的本質又有多少認識呢？不論任何宗教信仰，要打入一個新的族群，許多時都要作某些改變，適應當地的文化與傳統，才能在新的地方紮根。就以從印度傳入中土的佛教為例：原本是男性的觀音菩薩，來到中土竟然變成女兒身，名氣有時還會超越佛祖；另外，在西方十分盛行的禪宗佛學，更是由中土原創出來的流派。從猶太地區傳到西方社會的基督教，自然也不能例如：例如在天主教聖堂裏經常見到的聖像，其實是有違猶太文化裏不可拜偶像的禁律；建立神像，其實是源自希臘的傳統。好了，假使國人都來敬拜上帝的話，試問他們真的會照單全收西方的那一套，而不會像當年的洪秀全般，偷換某些宗教概念來利己嗎？莫說宗教，單看什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窰洞裏有馬列主義」等的史實，就知道西方再優越的學說，來到這裏後會變成什麼的一回事吧。

無可否認，作者說對了國人缺乏宗教信仰的意識，但有了信仰之後，國家就一定會強大麼？看看連電視也不許人看的塔利班政權，試問哪個社會的宗教意識比他們更強呢？阿富汗在其統治下，除了不斷輸出恐佈分子與毒品外，對世界有什麼建樹呢？說穿了，作者心目中的信仰，除了基督教之外還有他選嗎？就當筆者說對了吧，但從上面的歷史看，這個在作者眼中異常地偉大的信仰，為何僅僅眷顧從前的西羅馬帝國，而對東方的拜占庭見死不救？「信仰」與「救國」，真的有關係嗎？更可笑的是，書中４１９－４２０頁有這一段：「１９１７年的俄國等，都是因為競選失敗者輸了不認輸，最後發動了革命。由於有基督信仰，有博愛、人道精神，所以競選失敗者願意 ... 輸了認輸，願意保持公平的競選」，但十月革命前的俄國，人民不都是信奉東正基督教嗎？難道作者不知道，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敬拜的都是同一個上帝嗎？這樣說，作者豈不是在自打嘴巴嗎？

連對自己景仰的宗教都只是一知半解，筆者只能坦白地說，作者的立論猶如建在沙上的城堡，一點也不紮實。若果類似的「反思」題目，在坊間已經有更好的著作（如孫隆基，黃仁宇甚至易中天）的話，筆者只會覺得，大家無需花時間在這本書上了。

後記：剛在上星期，一件奈人尋味的事情發生了：在內地有局部「落地權」的鳯凰衛視，竟然在節目《開卷八分鐘》裏介紹這本書，有關視頻還上載到鳯凰網；看來這本著作有機會被解禁了吧。然而，節目對著作的描述，說白點是避重就輕。全書裏，作者花了超過四份一的篇幅，分析自晚清至國共內戰為止的近代史，但主持人竟然很不合比例地，僅僅用一兩句說話輕輕帶過。諷刺地，這篇長達一百多頁的《不成功的文明轉型》，是筆者唯一覺得精彩的章節，因為它如實地點出了國人到近代史的許多誤解，還大膽地直言孫中山剛愎自用，對民主政制未能在中國紮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打破了眾人的幻想。讓筆者涉獵多點相關資料後，再回來寫這段被大家曲解了的歷史。

通識的目的（與為何我參加《動筆動思考》）

過去兩次，我都是在談什麼不是通識；今回，該說一說什麼是通識了。

數年前在因緣際遇下，我認識了鄧文正博士；他為了實踐自己對教育的理想，多年前毅然辭去大學的教職，並創辦自己的學舍。在大家還未知「通識」為何物之際，博士已率先搞通識課了，課堂中閱讀的文章或書籍，可謂包羅萬有；例如現在我們讀的，是羅素的《西方哲家史》，要在堂上講完整本書，猶如修建巴塞羅那的聖家堂一樣，因為我們不單要讀懂內容，還會有許多的討論，有時僅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可以談上大半個小時。就像最近，我們在讀托馬斯·阿奎納 (Thomas Aquinas) 如何以邏輯推理，證明神的存在。然而此等議論，不管時空是在九百年前的中世紀歐洲，還是今時今日的香港，都沒可能有結論；既然如此，也許你們會問：還值得花時間嗎？我則認為，能回答這個問題，便可知道通識的真正用途了。

不管我們身處在什麼文化，任何神明或鬼怪，你信則有，你不信則無。以哲學證明神的存在，看起來有點兒多餘，羅素甚至認為，為一個早已訂立的結論找論據，極其量只是一種辯謢，本身並不是哲學，故此托馬斯的成就，與古希臘的哲學家相比可謂差天共地。當然，托馬斯的論據出色與否，大家各有觀點，但至少他意識到，自然哲學無宗教種族之分，以它游說異族與異教人歸依基督，會來得更有說服力。換個角度看，他之所以要用自然哲學立論，其實是隱晦地說明了，單靠領洗、誦經、禱告、上主日課、參與彌撒等的行為，不足以支持自己宗教的合法性 (Legitimacy)；因此，不論托馬斯的著作成效怎麼，但最低限度，是他對信仰的一種自省，而他身為局內人，也肯作這樣的反思，實在值得尊敬。

回到今天，我們聽到諸多的意見，認為「通識」可增進知識、擴闊見野云云，然而這些理由，都是趨於功利。但以功利的心態學所謂「通識」，豈不是局限了自己的見野嗎？其實對我來說，通識的最終目的，就是自省與反思。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也許都是透過自省，才會知道自己完全無知；瞭解自己無知，才會虛心學習，然後再以新的知識，反思自身、反思社會、以至反思國家。反思過後，會再學習新知識，有時侯，甚至要「反學習」(Unlearn)，摒棄某些故有的知識，如此不斷循環，個人、社會以至國家才會不斷進步；憑此，他才能遺下睿智的明言「未經反思自省的人生，不值得活」。一千多年後的托馬斯·阿奎納，可能也是要實踐這份智慧，才立志著書立傳。因此對我而言，只要是以自省與反思為學通識目標的話，不管在博士的通識課上讀什麼，歷時要多久，反而是次要。從課堂裏打好基礎後，我開始以寫博客實行這個目標。經過一年多的鍛練，來到２００９年，我以相同的實踐態度，報名參加第一屆《動筆動思考》文化組，結果從千多名投搞者中突圍，成為二十多位成員之一，並兩度獲選「最佳文章」；這個小成就，博士佔的功勞最大。

最近得悉，新一屆《動筆動思考》快要啟動的，對有志參加的人仕，我有以下的建議：只要你是循以上反思的路線出發，你的文章至少不會太爛；不論你的風格是偏向理性（如筆者）還是感性（如文化組許多組員），也請緊記：你的文章，是寫給別人看的專欄，不是寫給自己看的筆記，在落筆前，請先弄清自己的思維（詳見拙作《執正語文，不如執正思維》)，思維清晰，才能以精確的文字表達，讀者才能容易明瞭自己的意思。最後，謹祝各參加者有理想的成績！

最深層的「悶」

（此篇是《「悶」是什麼》與《寂靜的聲音》的重寫）

「好悶啊！不如出街 HEA 下啦！」

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我們難免會慨嘆生活苦悶。悶，驅使我們去找事情幹，以圖暫時忘記它；然而不少時侯，各式各樣解悶的活動，都未必是我們甘願做的。俗語說「兩害相衡取其輕」，這樣看，似乎我們寧願做些沒意義的事，也不願意讓自己悶。「悶」字的意像，是一顆被關在「門」內的「心」；瞭解這個「心」為何要躲在「門」內，也許就能找尋「悶」的根源。

不管我們幹什麼去解悶，其實都是尋求一切外來的刺激；這些刺激，通過我們的感官與神經系統（亦即佛家說的「六根」）進入大腦，從而令我們能感知這個世界。深一層看，以上的感知能力，讓我們確知自己存活，沒有它，我們還可靠什麼證明自己仍然活著嗎？來了這個關口，我們對生與死的執着自然會被觸動。所謂的悶，是種缺乏外來新鮮刺激的環境，沒有刺激，我們形同喪失感知世界的能力；那時侯，上述的「生死執着」，就會如猛獸般撲向我們，我們的「心」為求自保，就將自己關在「門」內，並用盡方法尋找新的刺激，希望借它們來逃避「門」外的猛獸。從以上的觀察，不難領悟到一切的解悶方法，極其量只可暫時麻醉我們對「門」外那頭猛獸的恐懼；諷刺的是，我們越是迷醉於感官上的刺激，「門」外的野獸只會變得越兇猛。這個現象，正是存在於我們心裏最底層的「悶」了。

黑澤明遺作《生きる》中患上未期胃癌的主角（志村喬飾），也曾跟隨某個潦倒的作家花天走地，結果酒醒過來一切依舊，越是墮落越是失望。唯有勇敢地正視這種執著，我們才能免於淪為感官的奴隸；做回感官的主人，才可體會生命的真義。

寂靜的聲音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Simon and Garfunkel, The Sound of Silence

（休想一星期，腦海裏總是想着別人覺得很奇怪的問題。）

有否試過，獨個兒在家時，即使沒有特別事想做，也得要扭開唱機、電視或電腦，務求打破室內的寂靜？奇怪的是，外面的世界已經是十分嘈雜了，難得在家裏尋回半點清靜，為何又要親手打破它呢？不錯，外面的大多都是噪音，回到家裏，可以隨心所欲，選擇喜歡聽的聲響；但聲響僅是物理現象，我們喜歡與否只屬主觀的判斷。看來，寂靜似乎是難以忍受的。

眾所周知，外間各種的聲響，都是透過我們的耳朵與聽覺神經進入腦袋，我們才能得悉聲音的存在。只有生物，才可對外來刺激有反應，這種反應，可以說是生命的印證。假使刺激完全消失的話，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去確認自己仍然活着嗎？缺乏刺激的寂靜環境，迫使我們面對生與死問題，為了消除這種壓迫感，我們才會刻意製造聲音去打破它。拙文《上帝已死》，指出生死之執著是眾生皆有的苦，要脫離，唯有勇敢面對寂靜，最徹底的寂靜，就是佛陀說的「涅槃寂靜」，所謂的涅槃，正是超脫生死的狀態。

禪宗一個著名的公案：單手拍掌的聲音是什麼？我只能說：這種聲響，用耳朵是聽不到的，只能用直覺（佛陀說的「自性」）去感受；你能確切地感受寂靜的聲音的話，恭喜你，你離解脫之門不遠了。

「我」是什麼？

（註：這篇是《生命中不懂承受的重》的續寫）

假如你聽見有人問「我是什麼」時，大概你會覺得他的精神有點兒問題；但請留意，我是刻意把「我」字加上引號的。今回我想探討的，是「我」這個概念：對一般人來說，「我」即是自己的身體與意識；然而，看畢拙文之後，閣下也許會有所懷疑。

先說身體：是由多如恆河沙的細胞組成；構成細胞的，是各種原素的原子（例如碳、氧、氫、鐵、鈣等）；而每個原素的原子裏，則有質子、中子、電子等的次原子粒子 (Subatomic particle)。 假如我們相信宇宙大爆炸理論 (Big Bang Theory) 的話，這些次原子粒子在大爆炸的一刻已經在這個宇宙裏存在，經常億億萬萬年的演化後，才會來到這個身體裏，成為它的一部份。固此，由這些原子組成的身體，是否真的屬於自己，實在值得商榷。

好了，正如我上篇所說，有身體但沒有意識的東西，是沒有生命的，欠缺生命，自然就沒有「我」的概念。意識者，即是流動在我們神經系統裏的電流；科學家會說，我們將近出娘胎之時，神經系統就發展得七七八八了，因此表面上，我們的意識是由父母賜給我們的。然而凡事有果必有因，我們由最初只是一粒微小的受精卵，再發展為胚胎、嬰兒、小孩、以至成年，全都是靠藏在我們細胞內的基因控制，而組成基因的，是通常被簡稱為 DNA 的「去氧核糖核酸」；換言之，其實也是由各種原素的原子組成，與我們的身體其實沒有分別。我們之所謂有意識，也許僅是在成長過程中，某些物質在化學反應之下釋出能量，再被載入神經系統裏而已。

我很清楚，自己不是醫生，不知道以上的推論是否正確；然而來了這裏，「我」的概念開始變得糢糊，因為縱使我們只有數十年壽命，但構成「我」的原素不僅一早已經存在，到了「我」百年歸老之日也會繼續存在。環觀各種宗教，唯獨佛教有「無我 (Anatta)」的主張，難怪身為虔誠基督徒的愛恩斯坦，也對佛教哲學另眼相看。

生命中不懂承受的重

耶穌嘗〔原文作受〕了那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神了。
《約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節（根據和合本翻譯）

頃刻之間，覺得生命其實很沉重。請不要誤會，沉重的是生命而不是生活，我不是不能應付生活上的壓力，而是自覺生命本身是沉重的東西。

儘管我們知道什麼是生物什麼是死物，但到底生命是什麼，人類到了今時今日也無法說得清楚。比方說一個活人與一個死人，他們的化學成份是完全一致，但死人所缺乏的，就是生命；然而這個生命，我們無法在實驗室把它抽出來。科學家會說，所謂生命其實就是意識，在動物界裏，意識是由神經系統主宰的，系統一但停止運作，動物就算是死了。神經系統是透過電流互通訊息，沒有電流，即使系統完整無缺也沒有用。既然如此，我們即管假設生命就是某種電流。電流，是一種能量，姑且撇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說，能量是沒有質量（形）的，有質量（形）的，是我們的肉身。於是乎，無形的生命，被困在有形的身軀內，而且這個無形的意識，還得靠有形的肉身才能維持。

在我們認識的現世裏，一切動物都不是主動希望獲得生命的；我們不能如古巨基的歌那樣「做隻猫做隻狗不做情人」，也不能選擇在何時出世。沒有選擇，許多時侯我們都會討厭，但有選擇又是否好呢？選擇，表示自己要承擔責任，其實是一種壓力；沒有選擇，人反而會覺得放鬆。我們其實是在沒有選擇之下，以人類的身份活在這個世界的，自己是這樣，他人亦是這樣，眾生皆是這樣。瞭解眾生都是「沒有選擇」後，不自覺地會放下固有的執着，心胸變得更廣闊。好點兒修行的人，更會慈悲地對待世間萬物；古時的佛祖與耶穌，近代的德蘭修女等，也許都是因為嘗到生命的沉重，才會開展他們超凡的偉業，留芳百世至今。

二千多年前，耶穌曾背着十字架行苦路，說是要以自己的性命替世人贖罪；佛家則說，眾生都是背着一個沉重的「十字架」，亦即是肉身。這條苦路，眾生都在「沒有選擇」之下向前走；我之所以覺得生命沉重，正是這個意思。走到盡頭，像耶穌般喊一聲「成了」，之後如何，只有全知全能的神才知道。這份沉重，不知你領悟到多少？

這個國家，統一了嗎？

［裕仁］天皇與廣田［弘毅首相］，以至日本各級將領都有一項默認的共識：「支那」（註：筆者引用當時日本官式上對「中國 (China)」之稱謂）僅是某個地域的稱號，並不代表任何國家或民族，日本有權自行重組整個地域，並佔領任何地方。
譯自 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第 306 頁

新疆的局勢，最近成為了國際關注的焦點；筆者不是民族專家，因此不會評論事件中誰是誰非。事後《人民日報》循例地刊登評論，指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則政通人和、百業興旺。」然而咱們的國家，真的那麼統一嗎？從最近筆者經歷過的一件小事，可以略知端倪。

敝公司的上海辦事處，最近更換了法人，因此必須要更新銀行戶口的印鑑與簽字人資料。由於部份簽字人身處香港，因此相關的文件都被送到這裏；其中一位是英國人，上任董事不久。他在簽完字後，順便詢問秘書會怎麼處理文件；秘書說她會把它們送回上海辦事處，再由當地職員提交當地的銀行。新董事好奇地問：「這家銀行在上海和在深圳都有分行，把文件交給深圳的同事代辦就行啦！何必多此一舉要送回上海呢？」秘書說：「大陸的銀行就是這樣的，即使是同一家銀行，上海分行的文件，深圳分行是不會處理的。」新董事慨嘆地說：「天啊！這家已經是市值最高的銀行來啦！為何還要這樣各顧各呢？試想想我的老家英國，假如我在某銀行的曼徹斯特分行有戶口，我要更新個人資料的話，不管我身在利物浦、格拉斯哥甚至貝爾法斯特，當地分行都可以幫我辦。到底你們這個是什麼樣的國家呢？」他們之後談了什麼，筆者沒有再考究了；熟悉國內情況的人，對類似的投訴應該不會陌生。

猶記得一個多世紀前，清廷的廣東水師把旗下三艘船艦借調給北洋水師，並參與甲午戰爭；結果清廷戰敗，兩艘廣東水師的艦隻被俘。事後，廣東水師竟對日本說整場戰爭不關自己的事，並要求對方歸還艦隻。正如魯迅所言，舊時的中國與其人民，基本上是一盤散沙，難怪數十年後，日本上至天皇首相，下至將領士兵，都認為中國並非一個國家，可以任由自己的軍隊和人民進出。新中國成立後，情況確實是有點兒改善的，但從上述換印鑑的例子，可見百多年前廣東水師的餘風，至今仍未完全消失。也許，《人民日報》的評論是某種「佛洛依德式漏口 (Freudian Slip)」：當某國在成立近六十年後，依然要高喊「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時，這個國家是否真正統一，民族是否真正團結，大家心照不宣吧。

一個喜歡扭曲真相的文化

德國聯邦議會議長沃爾夫岡﹒蒂爾澤 (Wolfgang Thierse) ... 應邀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演講時，回絕了中國官員要求他指責日本不反省過去的罪行，並要求中國方面正確對待自己的過去。 ... ［蒂爾澤］明確指出，一個國家如果想要要求他國反省其罪惡過去，最好的方法就是這個國家自己以身作則，深刻反省本身的痛苦過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站在道德的高度上，令對方感到羞愧，而後懺悔。
《德國聯邦議長在北京直言令中方不快》，英國廣播公司 (BBC) 中文網站，2005 年 04 月 28 日

某天在看 Discovery Travel & Living 頻道，看到主持 Samantha Brown 參觀德國紐倫堡市 (Nuremberg) 的「正義宮殿」(Justizpalast)；「宮殿」的職員介紹說，當年審訊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審判」(Nuremberg Trial)，就是在這裏發生的。大審過後，西德政府繼續使用這座法庭，直到十多年前才停用，把它變成博物館。這座「宮殿」，除了供遊人參觀外，還教世人永遠不要忘記納粹政權當年的暴行。與「紐倫堡審判」同時期發生的，是聆訊日本戰犯的「東京審判」，地點就在 JR 市谷驛 (Ichigaya Station) 附近的防衛省內，但是原來的建築物，相信已經被改建了；此外，當年收押戰犯的巢鴨監獄，戰後給徹底拆毁，變成香港遊客經常留連的池袋 Sunshine City。同一場戰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可謂完全相反的處理方法，由此可見，日本「脫亞入歐」之說，其實只是一個假像。

磨滅歷史的真相，可謂東方文化的特長，在日本彼岸的中國，情況也大同小異。不說遠的，就說汶川地震一週年，中央與四川政府，至今仍未兌現承諾，發表調查「豆腐渣校舍」的調查報告。所謂調查，是要重建事件發生的經過，找出導致事件發生的因素，從而釐清各方在事件上的責任。然而來到東方社會，因為人際關係不講求平等，官員就是百姓的家長，民間嘗試做調查，形同孩子調查自己父親有否犯過法似的；在講求「百行以孝為先」的儒家思想裏，是忤逆的行為，被家長（官員）懲戒是天經地義之事。難怪眾多在地震中罹難兒童的家長，不斷尋求上訪北京的機會，卻遭到地方政府極力阻撓。筆者曾撰拙文，指出東方人在崇尚「孝」的社會氛圍下，寧願相信片面的謊言，也不去探究歷史的真相，漸漸地，真相就會被磨滅，我們在不知不覺間就洗腦 (英語的 whitewash) 了。因此常言道所謂「歷史自有公論」、「要以歷史為鑑」等的口號，全都是空話，如果連所知的歷史都是假的話，還拿什麼歷史來鑑呢？蒂爾澤的言論，或多或少是對充斥着空話與謊話的東方文化的一種蔑視。

北京民運二十週年前夕，趙紫陽前總理的回憶錄悄悄地面世了。猶記得趙老先生去世不久，香港傳媒訪問了查良鏞先生；他難忍滿腔熱淚，激動地說：「他終於自由了」。查先生的淚，是一種悲哀，更是一種解脫；難怪鐘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在中國以外的華文社會做為暢銷書了。假如你有來生，你會怎樣選呢？

「悶」是什麼

你不能踏在同一條河兩次 (You cannot step the same river twice)
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公元前 535–475 年)

由大學畢業至今，筆者都是當會計師，最近有人問我，整天只是對着數字的會計工作，是否很悶。我沒有即時回答，因為這個問題看似很簡單，但再看深一層，卻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哲學問題。要答客問前，先要搞清楚：什麼是「悶」？

雖然筆者沒有讀過古代漢語，但單從字形上看，創造「悶」字的人實在十分聰明：把「心」關在「門」內，就是「悶」。我們之所以覺得「悶」，其實並非因為沒有外來的刺激，而是我們把自己的心關起來，無法接收這些刺激。打個簡單的譬喻，我們每天早上出門，走十分鐘的路到車站；由於這條短路我們每天都在走，習以為常下，我們很少留意路旁開了什麼花朵，樹上住了什麼雀鳥等等。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提醒我們身邊的世界正不斷地轉變；事實上，我們身邊有着許多有趣的事物有待我們發掘，只是我們視而不見罷了。簡單地說，從平凡中找出不平凡，就是破「悶」的最佳辦法，再進一步想，創意就是這樣產生的。美國藝術家安迪·沃荷 (Andy Warhol) 之所以成為波普藝術 (pop art) 的先鋒，是他懂得如何把平凡的東西變成藝術，例如他把每家超市都買得到的金寶湯，搖身一變成為自己的成名作 (signature piece)《32罐金寶湯罐頭》。雖然至今仍然有人認為沃荷的作品庸俗，但至少他告訴了我們，藝術其實並非一門高深的學問，只要我們願意打開自己的心，感受身邊的事與物，世間任何東西，都可以是藝術品。

再回到工作上，筆者曾經聽過一句不知出處的名言：重複不代表悶，重複而沒有意義才是悶。其實，只要覺得自己的工作有意義，就不會覺得沉悶。黑澤明有一齣遺作，名為《生きる》（國內譯《生之慾》實在很拙劣，香港譯《留芳頌》縱使典雅但又太離題，筆者較喜歡直接譯作《活着》），片中的女主角，毅然辭去看來很安穩的公務員工作，轉職做玩具廠的女工，也是這個原因；其實這兩份工作，每天都是重複既有的步驟，但對女主角來說，公務員的工作沒有意義，但生產玩具卻是充滿意義，因為只要那些玩具能令小孩子快樂，再刻版的工作都值得幹。能在工作中找到意義，就是推進我繼續做會計的動力，至於對我而言，工作的意義在於能令別人更順利地完成他們的目標。猶記得我最初入識公司時，大老闆要求每個部門寫一份工作細則，列明每次財務月結時需要完成的程序；我的原則是，細則一定要令讀者容易明白，因此最好少用文字而多用插圖，結果是雖然我花了最多時間編寫，卻被大老闆指名嘉許，並要求其他部門都採用我的標準。其他人找到的意義，可以與我很不相同，但如上段所說，能從平凡的工作中尋找出不平凡的意義，本身就是一門生活的藝術。希望以上的文章，能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一張信用卡的背後

（資本主義的發展，）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其中趨向能用數字管理的方式仍不外從我們前述的三個條件下造成：此即資金廣泛的流通，產業所人顧用經理，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這三個條件之行得通，全靠信任(trust)，而信任不能沒有法律在後面作保障。所以防制欺騙(fraud)假冒(forgery) 和侵吞挪用錢物(embezzlement)的各種措施，在這時期被重視。
-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四章

每逢週未，偶爾到旺角或銅鑼灣的街頭走一趟，都會看到不少申請信用卡的流動攤位；途人想申請，手續非常簡單，只需要提供身份證，與在表格上填寫個人資料就行，連入息證明也不需要（皆因有信貸資料庫），等一兩個星期後，一張新卡就到手了。整個過程，看上來好像很兒戲，但銀行既然不是善堂，在發卡前一定有衡量過風險，才會接受申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令銀行那樣迅速地審批申請呢？

信用咭，是由英文字 Credit Card 翻譯過來的；Credit 一字，除了解作「借貨」外，也有「信用」或「信譽」的意思。無論在何地，任何商貿活動都是建基於互信：信賣方準時付貨，信買方準時付款。但如何確保對方守信呢？西方人傾向先小人後君子，在交易前先訂下合約，羅列買賣雙方的權責，日後若有什麼爭論，就把合約呈上法院，由法官定斷誰是誰非。西方社會的合約精神，就是這樣建立出來的；而慢慢地，合約精神就變成了法治精神。正如黃仁宇所說，法治精神是「數字管理」不可或缺的要素，因為它令商人可以量度交易風險，既然風險能夠被量化，自然能鼓勵商人擴展業務，提升營運效率，就像上述發卡的銀行一樣。

現今某些香港民主派人仕，堅信法治精神是保障人權與自由的崇高價值；但從以上的觀點來看，實在是一場美麗的誤會。真正推動法治精神的，其實是商貿活動；既然最近中國已經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大國的話，筆者對中國的法治之路，並不感到太悲觀，當然，要花的時間是很長。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撒下種子，等待雨水的降臨。

Xenophobia - a social disease in Hong Kong

I have just finished the annual staff appraisal for my little department. One of my staff is a mainland resident working in Shenzhen office. During the appraisal interview, she said she wanted to learn more English from her colleagues in Hong Kong, since she supposed that we spoke better English. I was somehow embarrassed by that, since we have been complaining about our students' poor English proficiency for quite a long time. Before suggesting what should be done, I believe a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yet to be asked by our society: What is language?

A nation's language is a part of its culture. By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say English, you will gradually learn about the culture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 Once you have acquired a foreign culture, your "world view" will be broadened. Then you will start to question traditional values and customs, and push the society to progress. That helps to explain the passion on learning English amongst Chinese youngsters: they want to learn not only the language, but also the culture. Deep heart, they want to break free from the authoritative social environment. This is exactly the "Smart Power" Hillary Clinton is referring to, and it is working in China before she takes office.

Hong Kong people once did have such passion for foreign culture. That was during the 1960s to 70s. We listened to English songs and watched BBC's TV programmes. However, such momentum no longer exists nowadays. Our usage of English is confined within classrooms, exam venues and workplaces. Our English proficiency will inevitably suffer. What really frightens me is that little by little, our "world view" will be narrowed. We locked our own minds from outside and just care about what happens within this tiny SAR. Just look at all mainstream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 and you will see that local news occupies more than 70-80% of their space. In short, this is xenophobia - fearing of anything outside our society.

Throughout history, any society showing signs of xenophabia marks its decline and fall. Athen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 and Rome after the Crisis of Third Century are fine examples. If we do not cure such a social disease, it will not be surprising to see this self-called "Asia's World City" being surpassed by Shanghai or Beijing in, say, the next century.

「死亡」變奏曲－「孝道」

（中國人的）「殺子文化」，則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死亡崇拜」，因此它將新的生機加而摧殘，去滋潤行將就木的朽物。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新千年版》第 231 頁，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近年我一直在看鹽野七生的《羅馬人的故事》，其中有一個故事，記述五賢帝之一哈德良的晚年：

羅馬帝國的高尚階層，有一項現代人覺得難以致信的習慣：每當他們患上不治之症、或年老百病叢生的時侯，他們會以禁食進行慢性自殺，因為他們認為，繼續苟延殘喘是一種恥辱。公元138年（即東漢永和三年），是哈德良皇帝在世的最後一年，當時他已經虛弱得連自殺的力氣也拿不出；某天，他將一把短劍交給一位年輕的轎夫，叫他刺死自己，那位少年當然哀求皇帝收回成命，皇帝也不敢再強求。然而，哈德良仍未肯罷休；他暗中吩咐御醫，開一些毒藥給自己。御醫心知君命不能不從，但從命的話又等於弒君，結果毒藥是開了，吞下它的卻是御醫自己。經過這場悲劇之後，哈德良才回心轉意，放棄自盡的念頭。

原來《楢山節孝》的情節，早在兩千年前已經上演了，而且主角竟是至高無上的羅馬君王。其實，西方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有沒有出現一位刻意追求長壽的君主呢？恕小弟孤陋寡聞，我不覺得有。相反地，在中國，莫說帝皇將相，就連黎民百姓，都特別講求補身與養生；說穿了，就是怕死。當人害怕面對某個問題時，通常都會扮成駝鳥，把頭鑽入沙堆，以為問題就此消失。套入以上的比喻，我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人對待「死」也是採取這種策略的，並將之投射到日常生活裏：例如在中國的建築物（特別是人流多的），許多時是沒有四樓、十四樓等層數；中國人送禮時，絕不能送鐘等。

從這種「死亡恐懼」，衍生出一種東方人獨有的文化，就是「孝」了。在古代漢語，「孝」與「老」相通；「孝」者，即奉「老」人為尊，「老」人既是行將就木卻又恐懼死亡，於是在潛意識上非常害怕比自己更有生命力的東西。「老」人的對策，就是把自己對「死」的畏懼壓在後輩身上，迫年輕人跟自己一樣，任何少年意圖突破這個金剛圏，都會被「孝」這個緊箍咒打壓的；魯迅筆下的「禮教吃人」，可謂一語中的。慢慢地，整個「孝」字當頭的社會就變成了「老」人社會，形成了孫隆基筆下的「死亡崇拜」。因此，環看中華五千年歷史，能拿得出如哈德良般面對「死」的氣蓋的帝王，竟是一個也沒有；老蔣與老毛，雖是幾十年的宿敵，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年過八十仍牢牢地抓住權力不放，成為最佳的反証。

呼應上篇關於「東方史觀」的論述，余試圖分析它的成因：在位的「老」人，透過向全國推行「孝」道來維持政權的正統性，平民百姓為了對「老」人盡其「孝」道，自然不敢評論在位的「老」人。因此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只會以後周作結，當今宋朝之事絕不可談；這情況在《二十四史》則更顯著：《宋史》由元朝的脫脫寫，《元史》由明朝的宋濂寫，《明史》由清朝的張廷玉寫。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當眾人議論本朝政事不久，在位的「老」人就展開了「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了。在這種「不論本朝之事」以盡「孝」道的風氣下，中國人誤解歷史實在是心甘情願的，寧可信片面的謊言，也不去探究歷史的真相。

彭定康在文章中說 "Historical debate is a sign of a healthy society." （歷史的爭辯令社會更能健康發展）；從這個標準再看中國社會是否健康發展，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了。

尋幸福，其實可以很簡單

陳日君樞機，發表他在任最後一篇聖誕牧函，評論近期的金融風暴，他歸究於是過度消費與先洗未來錢所致，並呼籲信眾堅守「神貧的精神，節儉的美德」(the spirit of poverty, the virtue of frugality)。余非信者，卻對樞機的這番話有另一番看法。

從古至今，西方哲學（甚至是歷史）其中一個重要的命題，是關於「肉／身」(Body) 與「靈／心」(Soul) 的討論。正如陳樞機所言，教會的哲學是重「靈」而輕「肉」，信眾透過靈修與神溝通，從而尋求救贖，一切物欲與享受，即使沒完全禁止也得要節制。我承認現今社會，過份地重「肉」而輕「靈」，但人非草木，能完全做到清心寡欲者，只屬少數；普羅大眾，最大的渴望是尋求幸福（用英文說，即是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淺嘗一點物質享受，絕對合情合理。

物質者，可貴可賤，風暴前，眾人捨賤而取貴，不斷消費；但到風暴來臨，眾人發覺霎眼的繁榮竟然是假象，心情低落。但從另一角度看，也許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讓我們停下來想：什麼是幸福？幸福是感覺，是「唯心」的，我們透過「唯物」的消費行為獲得「唯心」的幸福感覺；然而，商人排山倒海的宣傳，嚴重干擾着我們的消費行為，結果消費變成自我麻醉，酒醒過後，半點幸福也買不到來。今天，我們是時侯要突破這個框框，真正地從心出發，也許我們即使捨貴而取賤，但反而令我們更幸福。

最近在吐露港海旁跑步，有幸看到一個很簡單但感人的場面：主角是一對父母與他們約五歲的女兒，父親在吹肥皂泡，母親與女兒則興高釆烈地撲着空中的泡泡。一瓶肥皂泡，不過十元八塊，但片刻的天倫之樂，則是無價之寶。什麼是幸福，絕對可以從他們的表情中看去來。尋幸福，其實可以很簡單，這瓶幸福的肥皂泡，正期待着大家去發掘它，說不定，它就在你身旁。

從豆子說起

以下是回應鄧文正載在蘋果日報《探針》版上的文章：

不管是吾師鄧文正或是他的好友吳大琪，都在談「數豆子」的問題，余之拙文，即管從豆子說起。

煮紅豆沙要用純淨的紅豆，煮綠豆沙要用純淨的綠豆；但當這個社會只顧把所有事物量化，不分紅豆綠豆時, 我們會煮出個什麼來呢? 唯一肯定的是，用粵語說：「杰」過芝麻糊。

鄧博問「不數豆子可以嗎？」，我認為總不可能：煮紅豆沙，所需的紅豆、冰糖與水要多少份量，各種材料何時放，火侯怎樣調校等等的功夫，是十分「數豆子」的，否則只會煮成一窩四不像，浪費心機。但功夫還功夫，最終都是因為有人喜歡吃紅豆沙（不管是不是自己），我們才會煮的；喜歡吃什麼，是一種欲望，不能量化為「豆子」，因此「數豆子」是達成欲望的方法，本身並不是目的。所以那些認為數豆子很科學的人，其實很不科學，連方法與目的也混淆不清的話，還談什麼科學精神呢？

換言之，問題不在「數豆子」本身，而是數什麼「豆子」，怎樣數等等，但最重要的，是認清我們數的「豆子」是否跟我們的目的有關。在這個知識泛濫但智慧乾涸的世界裏，我們「數豆子」的本領很厲害，但要決定哪些「豆子」應該數，每種「豆子」的比重如何，「豆子」要有多少才算達標等等，需要的是智慧。呼應我上個月的文章，「豆子」是唯物的，無論如何數，最後仍是要達到唯心的「目的」；清楚瞭解這個真相的，才算得上有科學精神。

唯物與唯心

西方哲學從古至今，都有一個爭論不休的命題：世界是唯物 (Materialistic) 還是唯心 (Idealistic) 呢？然而這個命題，早就被中國文化解答了，而且是發生在超過一千年前。

在唐高宗儀鳳元年（公元676年）某天，有兩個和尚看到風吹動了幡，他們便議論是風動還是幡動，剛巧一位外來的高僧路過，一聽到他們的爭辯，便說：「不是風動，亦非幡動，仁者心動」。要是你的心沒有動，何來看到風動與幡動呢？世界是唯心還是唯物，被這位高僧一語道破，他就是禪宗的六祖慧能了。

至於筆者對主張唯物史觀的馬克思主義有什麼意見，相信明眼人一定看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