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變奏曲－「孝道」

（中國人的）「殺子文化」，則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死亡崇拜」，因此它將新的生機加而摧殘，去滋潤行將就木的朽物。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新千年版》第 231 頁，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近年我一直在看鹽野七生的《羅馬人的故事》，其中有一個故事，記述五賢帝之一哈德良的晚年：

羅馬帝國的高尚階層，有一項現代人覺得難以致信的習慣：每當他們患上不治之症、或年老百病叢生的時侯，他們會以禁食進行慢性自殺，因為他們認為，繼續苟延殘喘是一種恥辱。公元138年（即東漢永和三年），是哈德良皇帝在世的最後一年，當時他已經虛弱得連自殺的力氣也拿不出；某天，他將一把短劍交給一位年輕的轎夫，叫他刺死自己，那位少年當然哀求皇帝收回成命，皇帝也不敢再強求。然而，哈德良仍未肯罷休；他暗中吩咐御醫，開一些毒藥給自己。御醫心知君命不能不從，但從命的話又等於弒君，結果毒藥是開了，吞下它的卻是御醫自己。經過這場悲劇之後，哈德良才回心轉意，放棄自盡的念頭。

原來《楢山節孝》的情節，早在兩千年前已經上演了，而且主角竟是至高無上的羅馬君王。其實，西方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有沒有出現一位刻意追求長壽的君主呢？恕小弟孤陋寡聞，我不覺得有。相反地，在中國，莫說帝皇將相，就連黎民百姓，都特別講求補身與養生；說穿了，就是怕死。當人害怕面對某個問題時，通常都會扮成駝鳥，把頭鑽入沙堆，以為問題就此消失。套入以上的比喻，我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人對待「死」也是採取這種策略的，並將之投射到日常生活裏：例如在中國的建築物（特別是人流多的），許多時是沒有四樓、十四樓等層數；中國人送禮時，絕不能送鐘等。

從這種「死亡恐懼」，衍生出一種東方人獨有的文化，就是「孝」了。在古代漢語，「孝」與「老」相通；「孝」者，即奉「老」人為尊，「老」人既是行將就木卻又恐懼死亡，於是在潛意識上非常害怕比自己更有生命力的東西。「老」人的對策，就是把自己對「死」的畏懼壓在後輩身上，迫年輕人跟自己一樣，任何少年意圖突破這個金剛圏，都會被「孝」這個緊箍咒打壓的；魯迅筆下的「禮教吃人」，可謂一語中的。慢慢地，整個「孝」字當頭的社會就變成了「老」人社會，形成了孫隆基筆下的「死亡崇拜」。因此，環看中華五千年歷史，能拿得出如哈德良般面對「死」的氣蓋的帝王，竟是一個也沒有；老蔣與老毛，雖是幾十年的宿敵，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年過八十仍牢牢地抓住權力不放，成為最佳的反証。

呼應上篇關於「東方史觀」的論述，余試圖分析它的成因：在位的「老」人，透過向全國推行「孝」道來維持政權的正統性，平民百姓為了對「老」人盡其「孝」道，自然不敢評論在位的「老」人。因此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只會以後周作結，當今宋朝之事絕不可談；這情況在《二十四史》則更顯著：《宋史》由元朝的脫脫寫，《元史》由明朝的宋濂寫，《明史》由清朝的張廷玉寫。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當眾人議論本朝政事不久，在位的「老」人就展開了「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了。在這種「不論本朝之事」以盡「孝」道的風氣下，中國人誤解歷史實在是心甘情願的，寧可信片面的謊言，也不去探究歷史的真相。

彭定康在文章中說 "Historical debate is a sign of a healthy society." （歷史的爭辯令社會更能健康發展）；從這個標準再看中國社會是否健康發展，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