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珠與香港

還記得，第一次去歐洲做背囊客，目的地是波蘭。復活節當天，身在沿海城市格但斯克（Gdansk）。波蘭是個傳統的天主教國家，在這些大時大節，多數店舖都關了門；少數的例外，是火車站旁的書店。雖然明知看不懂波蘭語書籍，也儘管入內逛逛；結果在暢銷書欄內，發現一套香港人非常熟悉的漫畫：《龍珠》。翻開幾頁後，不禁有所感慨：《龍珠》的主角孫悟空，是參照吳承恩的小說《西遊記》創作的。今時今日，跟「鬼仔」談孫悟空的話，他們懂不懂那位由石頭爆出來，在水簾洞長大，曾經大鬧天宮，被如來佛祖壓在五指山，最後跟隨唐僧取西經的「馬騮精」呢？

鳥山明開始創作《龍珠》，是１９８４年，還記得，當年許多中小學生，是它的忠實擁躉，某些更冒着給老師撞破的膽子，把漫畫帶到學校與好友分享。那時還是個小夥子的筆者，除了覺得武打內容精彩之外，實在看不出其他東西。年紀大了，偶爾在付費頻道翻看重播，方能對這套名作有新的體會。

眾所週知，《龍珠》的故事內容，匯集了許多中國文化的元素；但當中最具影響力的，竟然是七八十年代的港產功夫電影。最明顯的，要算是孫悟空單挑紅帶軍的一幕了：為了営救被脅持在塔頂的村長，悟空要把塔內每一層的敵人逐個擊倒。心水清的觀眾，一定知道這是李小龍《死亡遊戲》的橋段。此外，「天下一武道會」的開場片，與嘉禾電影的開頭幾乎完全一樣，而由龜仙人假扮參賽的角色，名叫 Jackie Chun，香港譯作「秦龍」，與 Jackie Chan 成龍對影成雙。其餘的點滴，在作品內到處都見得到，筆者無法盡錄。看來，《龍珠》與香港的流行文化，有着莫大的關係；這也證明了這個東方荷里活的魅力，連日本也感受得到。

然而無獨有偶地，《龍珠》在１９９５年完結時，武打片也日漸走向衰微。問題是，沒有了《龍珠》，日本仍然有其他優秀的漫畫，但沒有了武打片，香港電影還剩下什麼呢？失去了這個亮點，香港電影業的光芒也隨之而黯淡起來。歸根究底，是我們滿以為觀眾的口味，永遠只會停留在感觀上的刺激，於是把太多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以致弄得如斯田地。

最近，《桃姐》一片揚威海外之後，又再聽到不少「振興港產片」的呼籲；然而，只需看聯手泡製這齣電影的，都是八十年代的電影人，就知道本地電影業是何等地花果凋零。好的故事，在大家身邊,多的是，然而，我們有沒有適當的人才，把它們發掘出來，進而製作出膾炙人口的作品呢？政府那筆為數不菲的「電影綜援」，到底有否針對這個根本問題呢？在這些問題仍未能解決之際，筆者實在不敢寄乎厚望；也許，這段黃金歲月，會繼續成為日本人抄襲的對象。

從一盅兩件說起

「香港這個地方也就是以低俗為主題的氣質為本，香港以低俗為榮，盲目相信只有低俗才有『市場』，有『市場』就是對的，絕對的對。」取自《東宮西宮ＴＶ》，２０１１年９月４日。

公眾假期，跟友人到某家著名的點心店下午茶，由於它連續兩年摘下「米芝蓮之星」，慕名而來的食客實在多不勝數。由於友人沒有吃午飯，我們叫了的點心實在頗多；結賬時，每人花費大概是一百元。離開時，我跟友人說：以這個價錢，就能享受米芝蓮星級食府，世界上可能只有香港，才有這個機會。

平心而論，那兒的點心，的確很美味，但同樣質素的食品，不難在其他店子找得到；說它值一顆星，個人實在不敢茍同。洋人的口味，往往與我們很不一樣，單看新聞網站把皮蛋列為噁心食品之一，就可見一斑。但姑勿論怎樣，當財金界中人，都把境外人民幣債券稱為 Dim Sum Bond 時，至少證明了，嶺南人一盅兩件的飲食文化已經是遠近馳名。

有趣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要一嘗「米芝蓮之星」的滋味，難免要大破慳囊。就以隣近的日本為例，人均一萬日元已經是最低消費，而且日本菜往往比西菜昂貴。然而來到香港，事情卻剛好相反。似乎，就連洋人也認同，走平民大眾化路線，是香港的特色。

一講到「平民化」，想必不少人會加入價值判斷，認為是低俗的代名詞。然而仔細一想，所有文化由「庸俗」走向「精緻」，需要非常長時間的沉澱與過濾，沒花上一個世紀，根本幹不出什麼來。回想一個多世紀前的歐洲人，同樣覺得紐約是個俗不可耐，只是給人賺快錢的英雄地。時至今日，一眾紐約品牌雖已經街知巷聞，但跟倫敦、巴黎、米蘭等的相比，格調上仍然差天共地，要搞東施效颦，效果可能適得其反。要突圍而出，唯有以「負擔得起的奢華 (Affordable Luxury)」為招來，穿起它們，即使未能高貴脫俗，至少也不會太失禮。

來到香港，以前只是個中轉貿易港，不管是唐人還是洋人，都是抱着過客的心態；直到四十多年前，本土意識才漸漸冒起。換句話說，本土文化的基礎，根本沒有時間去打穩，要跑到外面「充大頭」，只會充當國際笑柄。既然連開花結果也談不上，發展機會仍然是有的，故此筆者的看法，倒沒有《東宮西宮》那般悲觀。

當然，文化要朝什麼方向發展，留待專家去議論好了。但要做得好，最需要的又是什麼呢？

就以弄點心為例：材料、火候、時間等固然必要，但沒有師傅的技巧與心思把它們串聯起來，我們也無法一嘗美食。技巧，需要知識與經驗去培養；心思，則需要一份精益求精的熱誠。以上這套，同樣適用於於文化其他環節的發展，即使不刻意走高檔路線，我們也能在世間登大雅之堂。

問題是，當這個社會漸變得反智，人們對文化、政治等課題變得「是是旦旦」時，這對長遠發展是好是壞，實在不言而諭。 這種惰性，管你再大灑金錢建多幾個西九文化區，也是於事無補的。

利己，為何不可？（武昌首義的反思）

武昌首義，快將踏入一百週年，在大中華各地，有各式各樣的紀念活動。曾聽過一位內地人這樣揶揄：各地都爭相慶祝，是否暗示着大家都渴望另一次革命呢？

由中英戰爭（所謂的「鴉片戰爭」，不過是反對開戰的英國人對此的一種嘲諷而已）到申亥革命，前後共六十九年，其間，滿清政權能夠洗心革面、發奮圖強的機會，簡直多不勝數；很可惜，他們把光陰都浪費了。俗語云：堡壘最容易由內部攻破（由於搞不清出處，只能視它為俗語），滿清政權要麼稍為爭氣點兒，革命黨人根本沒機會成功。要正確認識這場巨變，與其表揚起事者（與勝利者）的愛國情操，不如反思建制為何失敗，來得更有意義。

環觀大小歷史書籍，多數把種種亡國原因歸納為「腐敗」二字，統治階層以自身的短期利益為先，妄顧國家與社群的長遠利益，令有心救國的有識之士意興闌珊，即使反對暴力抗爭，也無耐地加入革命的行列。那樣說，滿清無法逃過覆亡的一劫，實在是咎由自取。

要杜絕腐敗，良好的監督制度固然重要。但仔細一想，靠外力來阻止腐敗，必然需要政治權力為後盾；不管權力是怎樣產生，它都要透過高壓手段來進行監督。一旦連這個權力都變了質，反腐敗運動只會淪為統治階層打壓異己的工具，喪失本身的功能。不難斷定，這手法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

也有人覺得，腐敗是由人的貪念所致的話，那乾脆令大家無物可貪不就行嗎？古代的斯巴達，也曾有類似的嘗試；由古時的柏拉圖到近代的盧梭，不少思想家對「斯巴達式」的生活推崇備至。但斯巴達滅亡後，它的生活方式也隨之消失；很明顯，不論古今中外，大家也不相信這是行得通的。仔細點看，倡議「斯巴達式」生活的人，不就是試圖否認人本身是貪心的嗎？有這種妄想的人，豈不都是在撒謊嗎？由謊話建構出來的政治理念，是結實還是浮虛，各位心照不宣吧。

既然貪念是與生俱來，那我們何不老實一點，給大家自由發揮的機會嗎？

來過這裏，自然想起亞當・史密的名句：每個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時，往往使他們更能促進公眾的利益。當然，史密的大前題是：利己，是可以的，但透過損人來利己，或防礙別人利己，卻萬萬不可。這樣的社會，容許每個人各展所長，提升個人以至社會的生活水平；固然，這會導致汰弱留強，但與此同時，也促進了改革與創新。這種社會氣氛，鼓勵眾人作多元發展，大家追求的東西不一樣，衝突的機會亦自然減少。那樣，我們還需要透過激烈的革命，來擺平彼此的爭端嗎？

平心而論，革命後的中國，要等到三十多前的改革開放，才漸漸對此有所認識。最近與數位來自內地的朋友聊天，他們異口同聲說，現時內地不少中高級管理職位的薪酬水平，已經直逼香港，這對維持社會穩定來說，確實起了積極作用。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亦經常見到平民難苦經營的小生意，被建制階層以「公眾利益」為由而遭到打壓；不許百姓點燈之事，仍然無日無之。筆者實在懷疑，當那些城管、公安等人員在搞「維穩」時，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正在散播革命的種子嗎？不知道的嗎，那麼一個多世紀前流過的血與淚，豈不是全都白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