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9日星期一

真正的智囊,你有珍惜過嗎?

大概是十年前,筆者經友人介紹,參與了某個組織的活動。它們成立了不過一年多,卻因為數位核心成員早有名氣,開始受公眾注視。他們雖則來自各行各業,卻都是憑超卓實力,晉身企業高管或成為獨當一面的專業人仕。自2003年「沙士」一役起,他們聚首一堂,希望以自己的才幹,回饋社會。能夠認識這班人中之傑,實在令筆者獲益良多。今天,留意本地政壇的,想必聽過他們的名字:三十會。

然而,數年後,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為完善「問責制」,政府開始向外招聘副局長與政治助理;幾位該會的核心成員,順利通過重重考驗,參與施政。曾跟他們共事的筆者,相信他們此舉純粹是貫徹上述的宗旨,絕不是為求博取什麼本錢,以便日後獲得好處。但筆者又不禁疑惑,這是否明智之舉:要貢獻社會,就非要加入建制不可的嗎?當前的政治生態,能給予他們多少空間去發揮呢?在局外人的立眼中,政府施政連番失誤,他們有再好的能耐,又能否令自己的聲譽絲毫無損呢?雖則未至於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地步,但自始筆者就逐漸淡出了。

到了兩年多前的行政長官選舉,在梁振英的助選團中,看到了該會召集人李律仁先生的名字。平心而論,不少專業界別的翹楚(例如筆者身處的會計界),都是俗稱的「梁粉」,李君的舉動,亦不算意料之外。但觀乎他數十年的言行舉止,梁氏的為人如何,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筆者相信,像李君之類的精英,絕不可能被簡單兩三句甜言蜜語所迷惑;但看見他為梁氏站台,筆者不禁質問,他下這一注,日後會被視為眼光獨到的賢者、抑或是助紂為虐的幫兇。

選舉結果揭盅,他們「有幸」站在勝利的一方。但新班子上場後,入了建制的成員相繼離任;這是否鳥盡弓藏之舉,留待諸位判斷好了。之後,「和平佔中」秘書處義工陳玉峰被捕,替她保釋的,正就是李律仁。今年七一遊行後,該會一批核心成員,聯署題為《沉默,就是愧對社會》的聲名,正式跟建制割蓆。「佔領」事件爆發後,李律仁和沈旭暉共同發表公開信,呼籲政府與示威者對話;魏華星則辭任所有公職,立場十分鮮明。

筆者明白,做鍵盤戰士,永遠比親身上陣的舒服得多,當局者箇中的辛酸,許多時不足為外人道。但現實世界是殘酷中,每做一件事,別人只會記得結果,不會關心當中的過程;以此為標準的話,恕筆者直言,他們這十年的努力,幾近付之東流。曾是同路人的筆者,除了覺得之外,亦格外有一分忿忿不平之感。

早前,前任行政長官宣佈成立智庫組織,但觀乎其陣容,跟昔日首任特政班子幾乎一模一樣。這群猶如被循環再用的前朝要員,到底還能夠榨出多少新的點子,扭轉當前的局面,明眼人應該心裡有數。想到這裡,筆者不禁質問:曾幾何時,有一群難得的精英,放棄原本的高薪厚職,甘願做你們的下屬。平心而論,他們都不是好高騖遠的人,除了卓越的能力之外,他們跟傳統公務員截然不同的工作經驗,理應可以為施政帶來突破;但他們當日提出的種種建議,有多少最終獲付諸實行呢?如今他們不單辭了官,而且已經跟你們勢成水火;弄得如斯局面,難道你們認為自己一點責任也無需負嗎?要麼連他們的肺腑之言,你們也無法聽得入耳的話,海內外的觀察者還憑什麼相信,你們有能力替這個「國際都會」開拓新景象呢?

一個充斥着紛爭與迷茫的年頭,不消數天便成為歷史。筆者雖未至於對前途完全悲觀,但肯定的是,三十會退出建制,彷彿就是替當前的困局打上最後一口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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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2日星期一

俄國更深層的危機

近日,在品酒活動裏認識兩位仁兄,雖然彼此背景截然不同,卻都是西洋歌劇的發燒友。來年的藝術節,他們都準備觀賞俄國作曲家林姆斯基 - 高沙可夫 (Rimsky-Korsakov) 的《沙皇的新娘》。一向不熱衷於歌劇的筆者,經他們一講之後才記起,除了德語、義大利語、法語之外,俄語是西洋歌劇的另一種主要語言。

創作繁多的林氏,生於帝俄時代的未期,當時,正值俄國文藝創作的黃金時代。自帝國遷都彼得格勒(現今的聖彼得堡)後,俄國銳意向西歐列強學習,即使在英法等國眼中,俄國太過亞洲了,但亦無損俄國人的決心。慢慢地,帝俄在各範疇都人才輩出,他們的創作亦逐漸獲海外人仕垂青。但有趣的是,那些年的政治氣氛,根本談不上開放或包容,例如杜斯妥耶夫斯基,曾因為參與宣揚烏托邦主義的組織,被判搶斃,但在行刑前最後一刻,獲沙皇特赦,改為被流放西伯利亞。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他們依然能夠大放異彩,實在厲害。時至今日,不管是林氏的音樂、普希金的詩歌、果戈理的戲劇、抑或是杜氏的小說,仍然在藝壇上舉足輕重。

但當他們逐一仙遊之後,整個文化界似乎已經後繼無人。箇中原因,明眼人應當很清楚:近一世紀前,共產黨以革命取得政權,在他們眼中,文化藝術是國家重要的宣傳機器,必須加以管制,一切不遵從官方主旋律的作品,都必然遭到整肅。很自然,一眾不打算賣當權者的賬的藝術家,唯有被迫流亡海外,少數選擇留下來的,如非像音樂家簫斯達科維契那樣已在海外成名的,下場肯定不堪想像。如是者,曾盛極一時的俄國文化,昔日的輝煌已一去不返。

四分一世紀前,東歐共產政權逐一跨台,數年後,連蘇聯也變為歷史名詞。一黨專政的時代告終後,不少觀察家都盼望俄國從此有一番新氣象。但好景不常,接二連三的經濟危機,令昔日這個足以跟美國周旋的俄羅斯元氣大傷;不難想像,在風雨飄搖的年代,民主自由等等的種子難以在俄國的土壤上扎根。結果,強人普京一上場,幾乎是所向披靡。

本來,一個曾經自由過的國度要變回專權統治,務必會惹來反抗;然而,敢於挺身而出的,似乎寥寥可數。相比之下,仍然由共黨專政的中國,勇於提出異議的人不難被發現。筆者推測,這跟傳統中國社會裏,士大夫階層一種先天下之憂的精神不無關係;反之,沒有這套傳統的俄國,在強權面前只會俯首稱臣。

今天,俄國因為油價大跌,經濟勢將再度陷入衰退。然而,據媒體引述當地的民意指,縱使日後生活艱苦,對普京的支持度幾乎毫無影響。筆者認為,經濟上的困境,只是表面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彼岸這個大國,已經無法培養出像帝俄時代那些千古傳頌的人才。當我們只能透過這些一個多世紀前的作品,懷緬昔日的風光時,實在十分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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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5日星期一

但願血仍未冷

對於長期活於一黨專政之下的內地人來講,自九月起爆發的「佔領」行動,確實是一次難得的文化衝擊。然而,記不得在哪裏有評論指,那些有關注行動的「港漂」,雖則未至於否定「佔領」者的訴求,卻暗地裏認定行動最終只會徒勞無功。

筆者明白,即使是「黃絲」的支持者,肯定有部分人不認為行動有任何勝算。問題是,面對無法扭轉的局面,你會仍然毅然挺身而出、期望獲得響應,抑或是逆來順受、親手把剩餘的希望摧毀?幾個月前聽過的一個故事,給予我們一點啟示。

香港會計師公會,定期在中港兩地舉辦個案比賽,讓主修會計的大專生,研究一些模擬商業個案,並撰寫報告。近月,有曾經擔任評審員的會員行文,分享自己對兩地文化差異的觀察:他們在比賽裏,例必設定一個涉及商業道德和專業操守的個案。他發覺,香港學生在遇到相關的矛盾時,普遍不介意充當吹哨者,向上級甚至公會匯報事件。但同一個處境,落到內地生手裏,他們頂多只會勸告涉事者、或乾脆辭職了事,部分更選擇視而不見、保持沉默。

兩地人截然不同的取態,其實不難解釋:在香港,人民或多或少仍相信,把不當的行為公諸於世,受影響的應該是涉事者,而非揭發者(當然,如果揭發者因而抵觸某些他曾承諾信守的條約--例如斯諾登事件,就另作別論);揭發者在獲充份的保護之下,他方能有勇氣供出事件始末。反之,在那邊廂,敢於告發的人,往往被視為對當權者的挑釁,注定要承受極高的代價;為免惹麻煩,難怪他們會寧可啞忍。久而久之,他們會養成一種認命的心理,對身邊的不平事變得麻木;部分人更會用盡千方百計,令自己擠身特權階層。

最近,剛結束四年駐華任務的《華爾街日報》記者 Bob Davis,行文闡述自己何以對中國的前途悲觀;其中一點,是中國的精英學生,並不像他們在美國的同輩那樣,熱衷於加入新近成立的公司。他曾訪問一位在清華大學主修環境工程的學生,他的父母靠白手興家而致富,但不管是雙親還是自己,都希望在畢業後成為公務員,除了有鐵飯碗之外,說不定他朝能對這盤家族生意有幫助。很明顯,即使是頂尖的畢業生,也無意開創自己的新事業,除了反映他們只懂循規蹈矩之外,亦暗示他們身處一個禁區處處的環境,你不跟有權勢的人拉關係,管你再有雄心壯志或廣博知識,也休想有機會出頭。近日有著名的博客指,強國精英以極速逃離,筆者則相信,稍有點頭腦的,也深深感受到一種無力與無助的氣氛。

今天,「佔領」行動在一片絢燦之下告終。雖則結果並非參與者所預期,但至少,「黃絲」與支持者向全世界展示了,在嚴峻的形勢底下,他們仍堅毅地逆流而上。當然,有人會認為,光靠一腔熱血去抗爭,效果不能維持很久;然而,透過是次行動,深藏於不少人心底的一份良知,終於被喚醒了。現在,筆者只能一廂情願地期望,即使激情過去,至少這份熱血不會瞬間冷卻。

2014年12月8日星期一

平民如何變成魔鬼-《殺人凶戲》的啟示

近日,看見一則報導,指曾為納粹戰犯艾赫曼 (Adolf Eichmann) 副手,在大戰後一直在逃的 Alois Brunner,幾乎肯定已在四年間於叙利亞離世。眾所周知,艾赫曼是屠殺猶太人的主犯之一,Alois 作為其下屬,他所負的責任無用置疑。然而,慘案已經結束了近七十年,西方社會依然鍥而不捨地追捕他們,可見外邦人為求公義得到伸張,絕不會輕易放過昔日的劊子手。

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殺人如麻的屠夫不僅沒有被懲罰,還會被視為國家英雄。講的,是電影《殺人凶戲》(以下簡稱《殺》)裏的故事。

1965年9月30日,印尼發生軍事政變,雖然最終失敗收場,卻激化了親共的蘇加諾政權、與傳統伊斯蘭及軍方支持者之間的矛盾。不久,在美國中情局背後協助下,軍方大舉搜捕印尼共產黨成員,他們都在未經審訊下,被判監甚至處決。為剿滅印共的殘餘勢力,軍方陸續成立民兵組織,並由他們逐家逐戶捉拿印共支持者;期間,他們接連打家劫舍、縱火行兇、嚴刑逼供,據非正式統計,遇害人數以百萬計。四十多年之後,這些昔日的行兇者,大部份已成為在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有鍳他們的影響力,《殺》製作團隊中的本地人,全都要隱姓埋名。

片中三位主角,少年時都是靠在戲院外兜售黃牛票糊口;後來,日漸親共的政府,一下子禁制荷里活電影進口,打擊他們的生計。當上述的民兵組織成立時,他們亦順理成章地響應號召。時至今日,他們不單覺得自己的所為理所當然,更打算把這些事跡搬上銀幕。《殺》記錄下來的,是他們攝製電影的過程。

聘請了演員後,電影隨即開鏡。但拍至半路中途,他們漸漸覺得不妥:軍政府上台後,不斷塑造共黨的負面印象,在一般國民眼中,他們不對真主敬虔、殘暴對待異己,是十惡不赦的叛國者。然而,他們在拍片時,頓然發覺自己對付疑似共黨成員的手法,愈來愈比想象中凶狠,令不少飾演遇害者的演員,即使導演已經叫停,仍繼續驚惶失措。他們擔心電影一旦上映,民眾肯定會同情共黨,對歷史的認識亦會徹底改變。

這些情節,不禁令人想起數年前梁文道介紹過的書《路西法效應 (The Lucifer Effect)》。其作者菲利浦·津巴多 (Philip Zimbardo),是現時已聞名於世的「史丹福囚犯實驗 (Standard prison experiment)」的統籌者。在該實驗裏,一批人飾演囚犯、另一批則當獄卒,由佈景、道具、服飾、以至日常起居的安排,都務求跟真實的監獄一模一樣。結果,不單是囚犯及獄卒,甚至連飾演獄長、僅僅做觀察的津巴多,都異常地投入角色,完全忘記了一切都只是個實驗;直到太太目睹過程後當面指正,津巴多才驚醒過來,原定進行兩星期的實驗,不足一週後就被叫停了。

事後,津巴多總結說,只要周邊環境配合,即使是平時心地再善良、思考再敏銳的人,也可隨時在毫不自覺之下,化為冷血屠夫。導致這個現象,不外乎因為每個人都會害怕離群;以《殺》為例,周遭的人都去殺共黨人,三位主角不和應的話,分分鐘被視作通敵,性命隨時不保。突破了良知的底線之後,他們的罪咎感亦漸漸消退,繼續下去的話,就會走上成為惡魔之路。

要扭轉局面,津巴多認為需要一些他稱為「英雄」的人,懂得時刻警愓自己的所為,善於把自己抽離於周圍的環境,並勇於抵抗邪惡的誘惑。雖則從古到今,有能力做英雄的人寥寥可數,但筆者愚見認為,既然對孤獨的恐懼可以令人變成惡魔的話,我們能夠將之克服的話,不就是有條件成為英雄嗎?要培養這份勇氣,在著重鍛練獨立人格的西方社會確實是比較容易的。反之,回到《殺》的世界,他們仰慕的所謂「英雄」,不過是昔日一場成王敗寇遊戲的勝利者而已;更諷刺的是,三位主角所拍的電影的尾聲,兩位飾演被拷問者的人,竟然頒獎給昔日的加害者,感謝他們把自己送入天堂,電影最後以名曲 Born Free 作結。

這套電影最終有否上映,《殺》沒有交代。反而,三位主角之一的 Anwar Congo,由起初毫無忌諱地陳述當年如何殘殺共黨份子,到最後竟然開始反思自己是否犯下彌天大錯,擔心日後會有報應,實在很不可思議。雖則他未至於表示懺悔,但至少已踏出重要的一步。問題是,在某些連半句真心話也容不下的社會,能夠拿得出這份能耐的人到底是多是少,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2014年12月1日星期一

這種「優勢」,不要也罷

在本地學術界十分知名的雷鼎鳴教授,日前再度批評「佔領」行動,指事件可能令中央更為收緊對港政策,除了令「普選」的進程推遲十年之外,過往種種「優惠」香港的措施亦勢必被削減云云。

猶記得,政改方案仍在諮詢期時,教授曾聯同一群學者,草擬一份政改提案;但此等被外間視為書生之見的建議,一向並非公眾的焦點所在。但到了8月31日,人大頒佈香港政改決定草案,那時侯,特區政府的諮詢結果仍未公開。白一點說,北大人此舉,基本上把一切諮詢與建議都丟進垃圾筒,莫說「佔領」行動的支持者,即使如教授這些付出過努力出謀獻策的,難道不覺得自己已被摒諸門外了嗎?隨後,「佔領」行動啟動,稍稍明白事理的人,應該清楚箇中的前因後果。單單針對「佔領」的負面影響,卻對北大人涉嫌違反特區高度自治視而不見,此等學者是否倒果為因,自然無用多說。

當然,某些人會這樣說:事件的來龍去脈,他們不是不清楚,但為求「顧全大局」,才不打算插嘴而已。所謂的大局,當然是指中港關係吧。不少教授的同輩,普遍存在一種心態,在跟內地打交道時,即使明明理虧的是對方,他們也不會據理力爭,以免日後招惹麻煩。早前,港大醫學院在深圳的醫院出現財務糾紛,是個活生生的例子。固然,為免大家鬧翻,稍作讓步是無可厚非的,但要麼對方擺明不單不領你的情,而且把這份善意視作理所當然的話,你還會繼續心甘情願,跟對方衷誠合作嗎?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檢視,在他們的眼中,香港的「競爭優勢」是什麼一回事:那一輩的人,大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陸續投身工作。適逢內地百廢待興、求才若渴;時勢造就之下,他們在內地建立了聲譽。回到香港,他們就向後輩灌輸,香港是中國的南大門,亦是我們得天獨厚之處,香港的長遠利益,必然是建基於國家的發展上。那些年,這種認識無可口非,但如早前區家麟所言,他們之所以成就卓越,不過是因為旁邊沒有競爭者而已。

時移世易,新一代內地人的競爭力,漸漸跟香港人看齊;外國巨企為求業務增長,紛紛來華大展拳腳;內地大小城市為表現政績,開始直接跟外國打交道。種種趨勢,跟教授那一輩的構想背道而馳,為保住優勢,他們多番向北大人游說,懇請對方但凡有什麼新搞作,都務必先讓香港嘗到最多的好處。問題是,在旁觀者眼中,他們的言種舉動,似是向對方卑躬屈膝、多於是跟對手平等協商。白一點說,以上這種態度,暗示着骨子裏他們已經技窮。要麼他們口中的所謂優勢,是要靠向對方千依百順才能取得的話,這優勢到底是真是假,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公道點說,說香港沒有優勢實在有點過份。筆者愚見,認為我們能夠做出許多內地不方便做的東西(例如文化產業,內地在取材上諸多限制,香港的問題卻少得多)。但諷刺的是,這個無價之寶,他們不但不加以珍惜,還肆意把它們蠶食。連什麼是自己的命脈也搞不清,在他們的引領下,我們會走上的是康莊大道,抑或是死胡同,實在無用多說。

2014年11月24日星期一

他們的「法治」,你懂多少?

「佔領」事件發生初期,發起人之一的黃之鋒,曾一度被警方扣押。後來,他透過律師入稟法庭,質疑警方的理據,並要求法庭頒發人身保護令。最終法官認為,黃之鋒雖則合法被捕,但拘留時間已超出法例上限,裁定他勝訴,警方要把他釋放。

在英語世界,人身保護令稱為 Habeas Corpus,是拉丁語句 habeas corpus ad subjiciendum 的簡稱。經著名法學家 William Blackstone (1723-80) 考證,早於中世紀時,英格蘭已經有不成文的規定,禁止執法者無限期拘留疑犯;當局要繼續扣押的話,就不能不把案件呈上法院,由法官決定是否合理。直到1640年,首部人身保護條例誕生;三十九年後,議會修訂條例,填補某些漏洞,一直沿用至今。

縱使英國至今仍未有成文的憲法,但引述維基百科的記載,前任首席法官 (Lord Chief Justice) 伍爾夫勳爵 (Harry Kenneth Woolf) 在某篇演說中,指出只要把數條重要的法案加起來,已經是憲法的藍本:1215 年的大憲章 (Magna Carta)、1628 年的權益請願 (Petition of Rights)、上述的人身保護條例、1689 年的權益法案 (Bill of Rights)、及 1701 年的王位繼承法 (Act of Settlement)。這些條例,成為了日後美國制訂憲法的基礎。

要留意,那時侯的英國,根本談不上是民主國家,但他們舉國上下早就相信,即使是至高無上的君主,亦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在他們心目中,維護與保障平民的基本權益,是每個為政者的天職;憲法的作用,就是防止統治者濫用權力。恕筆者孤陋寡聞,在別的文化,似乎真的找不出這種的決心。

反之,來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國度,任何要求限制統治者權力的訴求,固然被加以打壓。好了,換着是曾被西方統治過一個半世紀的前殖地,情況應該會好一點吧!筆者的拙作《她只是最後一根蘆葦》,已指出香港的法治根基,比大家想像的脆弱:三年前,教育學院對各中學的通識科老師做調查,有這樣的發現:為解決逼切的社會問題,三成教師認為政府可彈性釋法;為了偵查罪案,一半教師覺得執法者可以截取公眾通訊;為求令疑犯入罪,近四成教師贊成法庭接納非法取得的證據呈堂。

導致以上情況,無非因為在不少人眼中,「法治」的目的,是向犯人用刑,多於是尋求公義(這一點,孫隆基早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說過)。同一個辭彙,兩者的理解居然南轅北轍;連一個偽國際都會也如是,鄰近那個一黨專政的國度的情況如何,實在無用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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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

從藝術看「佔領」事件

假使,你有一位朋友,初來步到香港。他完全不知道「佔領」事件的來龍去脈,更遑論「藍絲」與「黃絲」之間的瓜葛;看過本地與海外媒體後,更對它們南轅北轍的立論感到困惑。此刻,他走過來問你誰是誰非,你會怎樣回答呢?

當然,你大可以當他一無所知,盡情把自己的主觀判斷,包裝為客觀事實,拿來向他解釋。但除非朋友真的別有用心,否則假以時日,他或多或少能辨別出,你說了多少真話與謊言。為表示中立,筆者打算用一種看起來毫無相干的東西做指標:藝術品的多寡。

一向搵食至上的香港人或許會問,這些賣不到錢的東西有啥用?筆者跟隨多年的人生教練,近月在微博上說,任何形式的藝術,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向大眾說故事。這些故事,有真實的、亦有虛構的;但有趣的是,像科幻小說之類的創作,我們明知沒可能發生,卻又十分受落,何解?縱使它們的背景超乎現實,觀眾卻不難從中尋找到日常生活裏的點滴:有時是人類本性的展現、有時是事情的因果關係。這種虛幻與現實之間的聯繫,令觀眾產生某種共鳴,作品自然一呼百應。相反,要麼箇中內容與現實幾近脫節,甚至乎有違公眾接受的常理的話,上述那種共鳴自然會消失,創作難免會被冷落。

基於以上觀察,我們不難想像,任何優秀的藝術家,都要深入瞭解現實狀態,並敢於把它們呈視在自己的創作上。簡而言之,他個人不相信的東西,絕不會帶入創作內。引伸這個推論,在一場較量之中,要麼某方能產生的藝術品遠比另一方多的話,明辯是非的旁觀者自然可以評估,哪一方實話實說、哪一方滿口謊言,從而決定支持哪方吧。智利電影「向政府說不」裏,從事演藝與創作的人,幾乎全部投向反對軍政府的陣營,是個不錯的例證。

早於二次大戰剛結束時,英國作家歐威爾 (George Orwell) 在散文「文學的預防 (The Prevention of Literature)」裏已經斷言:任何意圖替極權者背書、替迫害找籍口與竄改現實的作家,都是步入自毁之路。事隔近七十年,他的一字一句仍然鏗鏘有力;到底這是反映他有先見之明,抑或是人類不懂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實在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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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0日星期一

迷失銅鑼灣(下)

身為卡奈基訓練 (Dale Carnegie Training) 的舊生,筆者是次往銅鑼灣,是出席舊生活動。自著作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推出以來,他的一套人際溝通訓練,深深影響了美國以致全球的職場文化。不久前,Susan Cain 在著作 Quite 裏,質疑他的主張,令人們誤以為滔滔不絕的人、比沉默寡言的優勝,令本身內向的人,要被迫扮成外向。但既然他的書長期暢銷,他的智慧確實值得後人學習。

活躍於一個世紀前的卡奈基,見證了美國經濟的騰飛。要在紐約這個冒險家樂園打滾,你必要有過人的說服力;由卡氏撰寫的課程,正好幫助學員打好基礎。隨着美國經濟逐漸由服務業主導,企業對員工的演說能力亦愈見重視。就這樣,卡氏的學說逐步被確立為金科玉律。

整套訓練的詳情,筆者不打算介紹。但他的理念,在網上很容易找得到,在此覆述也無妨。

待人的基本技巧:
(1)不批評、不責備、不抱怨
(2)給予誠懇的讚許
(3)引發別人的渴望

令人喜歡你的方法:
(1)真誠關心別人
(2)保持微笑
(3)緊記對方的名字
(4)做個好的聆聽者,鼓勵別人談自己的事
(5)談論別人感興趣的話題
(6)衷心讓對方感到他很重要

卡氏的教學要點繁多,抱歉未能盡錄。但經過這晚的活動,筆者重溫了以上的精要之後,再回到「佔領區」時,不禁有另一番體會:事件發生了一個月,「黃絲」與「藍絲」之間持續互相指罵。撇開誰是誰非,筆者又不打算各打五十大板,但雙方有否想過,只需從上述的教誨中抽一兩點出來實行的話,當前的僵局就有望破解呢?

仔細再想,上述的學說之所以能在美國誕生,不就是因為他們舉國上下都相信,不同背景與信念的人,需要一套有效的溝通技巧,從而增進彼此瞭解嗎?美國的企業文化之所以全球通行,不就是因為他們把以上的理念發揚光大,在任何異國文化面前都懂得找出切入點,引起別人的共鳴,從而對自己心悅誠服嗎?經過數十年的洗滌,卡氏訓練的成效已是鐵證如山,自稱擁有六千年文化的民族,為何至今也無法從中學得分毫的功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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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3日星期一

迷失銅鑼灣(上)

週中某個黃昏,要去銅鑼灣赴會,趁時侯尚早,順道到「佔領區」逛一逛。

事件發生了一個月,雖則「黃絲」的熱情未減,但明顯地,參與人數已不如月初時的水平。在對方寸步不讓的景況下,發動「佔領」的人除了等待之外,似乎束手無策。加上「藍絲」不斷透過輿論施壓,區內民眾所承受的壓力勢必有增無減。白一點說,「佔領」的策動人確實進退維谷。

「黃絲」與「藍絲」,哪方理直氣壯、哪方歪理連篇,筆者十分清楚。但不管你的訴求何等合情合理,要麼用上違法的手段去爭取,就不能不惹來爭議。近日,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批評示威者沒有遵從法院的禁制令,繼續霸佔道路。他們的專業意見,筆者不打算質疑;但同時間,執法者涉嫌用私刑對付示威者、又不阻止手執利器的「藍絲」與示威者對恃,他們又沒有發表相關意見。在如此的時勢下,難免被認為厚此薄彼。

換了是其他地方,各方有分歧的話,大可以平心靜氣地對談,尋求共識,達到共贏。奈何這個自稱有六千年文化的民族,各方一旦有異議,總會鬧得水火不容,即使勉強把大家湊合起來,各方也只會口和心不和,繼以事事都陽奉陰違。

導致如斯局面,大概是因為我們對成王敗寇的理念仍然根深蒂固。如是者,但凡有政治上的角力,國人可以不擇手段,甚至連傷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要麼你是財力宏厚、或者人多勢眾,大概你會認為,弱勢者是可以肆意踐踏,為求長治久安,甚至應該把它們連根拔起。被迫入窮巷的一方不想就範的話,唯有以極端手法抵抗,即使最終得不到什麼,也務求造成某些損害,令強者不好過。

可悲的是,在這場零和遊戲之下,人際之間遺下的只會是傷痛、怨憤和恐懼,而不會是體諒、包容和希望。當前的局面,雖然雙方肯定是強弱懸殊,但他們正在做的,無非是拿着刀子直插對方,然後看誰忍不到痛楚而投降而已。不管閣下的立場如何,你也不能不承認,這個城市不單在淌血,而且沒有停止的跡象。

想到這裏,時侯到了,筆者帶着迷茫的心情,離開「佔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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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7日星期一

穩,是這樣維的嗎?

稍為明白事理的(當然,在這個時侯,許多人會局部失聰失明兼失憶的),都清楚「佔中」的導火線,是人大常委會頒佈關於選舉的決定。在公佈之前,京官們預早開腔,說選舉方式的首要考慮,是要保障「國家安全」。

熟悉國情的人,都清楚自現屆領導班子上場後,「國家安全」被視為重中之重。具體的策略是優是劣,留待專家分析說明好了,但由此產生的某些現象,實在值得反思。

按道理,「國家安全」要針對的,是境外的敵對勢力。為防它們進犯,在國防、外交、以至情報工作上,都必然要下功夫搞好。當然,某些神通廣大的組織,有本事薰陶某些境內人仕,替它們發動攻擊;但除非情況很異常,肯嚮應此等的人通常不會很多。由此可以推測,當局的注意力,應該多點兒落到國外、少點兒落在國內。

但同樣的任務,「強國」的做法就截然不同了。無可否認,在國防與外交方面,京官們已經有不少努力;但近年,他們投放在「維穩」的資源,增幅居然超前了國防。這彷彿暗示着,源於國內的威脅,遠比境外的大。在這個他國都無比羨慕的盛世下,京官們居然愈來愈覺得草木皆兵,實在十分諷刺。

更甚的是,有了「維穩」這個名份,當局就可以肆無忌憚,打壓他們的目標群眾。許多時侯,不僅是心存不軌的犯罪集團,就連只是向當局爭取訴求的群眾,只要被視為擾亂治安,他們也不會放過。在過程中,他們應當享有的法律保障,往往會被忽視;在這種高壓的氣氛下,即使你覺得他們有冤情,也不敢貿然替他們出頭。漸漸的,大家都傾向相信,為了自己的權益,其他人的權益是可以肆意踐踏的。

把以上的觀察連貫起來,筆者不禁憶起在抗戰之前,國民政府奉行的一套「攘外必先安內」。那時侯,外敵已經在家門之外虎視眈眈,準備隨時揮軍進犯;但領導們要傾全力打擊的,卻是國內的異己,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局勢才出現轉機。時移世易,昔日的一窮二白,一轉眼變成今天的太平盛世。西方列強是否依然打算進犯,筆者不敢妄下判斷;但只按常理推算,西方與咱們的貿易日趨頻繁,難道他們會犠牲真金白銀的利益,去搞亂咱們的政局?白一點說,一切關於「外國勢力」的指控,不過是用來打擊異見者的借口。昔日的教訓,難道咱們半點也不懂汲取?

要麼某個民族,對付同族人居然比異族人更狠毒、更不仁、更冷血的話,在外間得到的,會是崇敬還是鄙視呢?由此獲得的所謂「國家安全」,會是確實令國家長治久安,還是不斷把仇恨的種子埋下,他朝爆發更大的危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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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

想測試軟實力?來這裏吧!

芝加哥大學最近宣佈,暫停和孔子學院續簽協議的談判。雖則未知兩者的合作是否就此告終,但冰封三尺非一天之寒,自去年開始,英美等國陸續有學者發公開信,質疑孔子學院作為官辦的教學機構,在某些敏感議題上的取態,有干預學術自由之嫌。芝大此舉一出,勢必會惹來西方學術界更大回嚮。

眾所周知,十年前成立的孔子學院,是國家銳然向全球輸出「軟實力」的重點機構。平心而論,別國也有類似的東西(譬如德國的歌德學院、義大利的但丁學會或葡萄牙的賈梅士學院)。然而,一個在上世紀時仍高喊着「打倒孔家店」的民族,居然要重拾這位被唾罵的古人幫自己代言,實在十分詭異。

再者,要期望透過此等機構,扭轉世人對自己的看法,未免有點一廂情願。反而,國人在海外的言行舉止,更勝於千言萬語。《紐約時報》報導,孔子學院的總幹事許琳,早前在歐洲參與學術會議,因為發現材料中,提及贊助人之一是「臺灣蔣經國基金會」,竟然壇自下令撕去相關資料,直到大會主辦者出面,事件才告平息。這副嘴邊,令孔子學院在外邦人眼中獲得的到底是聲譽還是惡名,可謂不言而喻。

當然,你可以說,外國人對我們的成見太深,再多的努力都只是對牛彈琴。好的,那筆者問你,要麼對方基本上跟你是同民同種,你也無法說服他們的話,你又如何解釋呢?

據聞,近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之所以人頭湧湧,全因為多了一大批1989年以後才出世的年輕人參與。昔日國人一窮二白的景象,他們都從未經歷過;反之,他們親身體會的,是近世最繁華的盛世。按道理,他們應該對這個國家,有無比的認同吧。然而,近年最為對國家反感的,居然正正就是他們,實在十分諷刺。

無可否認,這些青年人對國家的印象,或許會過份偏頗。但歸根究根,你花盡心思打造「軟實力」,無非是希望在海外獲得口碑和聲譽,情況猶如你是誇國巨企總裁,要在顧客的心目中建立品牌形象吧。要麼企業打算衝出海外,你不得不先瞭解當地的市場實況,掌握消費者的口味,繼而調整策略。否則,你一開始就像許琳這樣,只顧自我宣傳,懶理他人反應的話,你投入再多的資源,別人也難以賣你的帳。

當下這場民運,一群青年人的言行舉止,統統被國際媒體記錄,再發送到世界各地(當然,「其他地方」除外)。外國觀眾看見他們比成年人更成熟的表現,大多表示讚許。姑勿論結局會怎樣,示威區內的參與者以雨傘、生日歌、關帝廟等埋砌而成的,不就是另一套「軟實力」嗎?這跟你不斷宣揚的一套相比,哪個更受歡迎呢?你連我們這一關也過不到的話,你還敢奢望可以名揚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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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3日星期一

細看人際的撕裂

「寫這個series的時候,心裡想得最多的,是有關撕裂的問題。反佔中運動出台之後,香港人都歸邊了。立場不同,家庭之間會鬧交,朋友之間會反面,情侶又會分手收場。以前大家會老土地講,立場不同但會互相尊重。今時今日,呢套其實係咪已經過曬時?」CK,《我的四個撐建制朋友》系列後記,2014月8月15日。
近年頗有知名度,專欄《人在中環》的作者CK,上月不單止宣佈封筆,還把自己苦心經營的博客都關閉了,令筆者之類的長期讀者大嘆可惜【註】。幸而,有別的網站把他的部份舊文存檔,大家方能重溫。年中時,他曾寫下一連四篇《我的四個撐建制朋友》;一起首,CK說眼見某些相識了數十年的老友,近來居然因為政見不同而割蓆,覺得很悲哀。

隨着「佔中」的啟動,這個現象變得愈演愈烈;譬如,在 Facebook 上 unfriend 或 unfollow 某些人,已是家常便飯。至於筆者,除了 unfriend 了一位應該不會再碰面的年輕人之外,最多只是把一些人由「朋友」轉為「相識」,讓自己某些帖子不會出現在他們的版面上,避免無謂的爭拗而已。

平心而論,群眾間對某些事意見不一,在古今中外都時有發生。但也許唯獨是華人,一談到政治議題,就總會鬧得面紅耳熱,甚至不歡而散。箇中原因,筆者嘗試剖析一下。

就以近日有關「佔中」的爭議為例,不少以往絕少談政治的朋友,都跑出來討論。然而從他們的意見,不難看出他們對事件的來龍去脈,只是略知一二;如是者,他們往往人云亦云。譬知,筆者有位相識,曾把 Facebook 的頭像換上了黃絲帶,但說話的語氣,卻是處處維護警方,不消數日,他的頭像就變成藍絲帶了。簡而言之,他們訴之於的,多數只是個人的主觀感覺,而非客觀的理性分析。

另外一種人,即使別人拿得出九十九個理據反證,但他只執着於一點,就對反對的意見充耳不聞。通常,這種人對某些事,先有既定立場,然後才找出理由來加以印證。無可否認,某些論據重於泰山,某些則輕於鴻毛,但他們為求力證自己是對的,往往不加理會。更甚的是,當某些來歷不明、似是而非的訊息出現,只要符合他們的口味,就會不加思索轉發;被揭發有破綻後,又不作更正。不難想像,在別人眼中,他們實在頑固無比。

再有一些人,比上一批溫和一點,但他們的思維,往往反映出「非黑即白」的心態。通常,他們對某些事的大原則,縱使跟別人一致,但一談到細節,發現彼此某些看法不一樣時,他們會以為別人是站在敵方,繼而反目成仇。從海外民運的一蹶不振,到本地泛民的奄奄一息,都看得出這種行為傾向。近日,「佔中」核心成員對撤與不撤的爭論,要麼無法恰當地處理,隨時會重蹈覆轍。

以上三類人,雖然很不一樣,但上述行徑的背景,都是由同一種心態驅使:成見(或是偏見)。在其他的領域,只要我們肯吸收不同範疇的知識,再運用智慧去融會貫通,分清是非真假,權衡輕重利害,偏見自然會自動消失,彼此才更能達至共識。奈何的是,即使是許多學歷再高的人,一遇上政治議題,不單拿不出這份能耐,他們的所作所為,往往被別人感到很幼稚。局外人一看,難免會感到大惑不解。

俗話有云:你永不能喚醒一個裝睡的人。這次風波,揭見出在大家身邊,裝睡的人遠比想像中多。從這角度看,導致撕裂的種子,也許早已埋在我們的土壤裏,只待時機成熟就會萌芽而已。

註:數日前,CK重新在 Facebook 專頁發帖,談及「佔中」對自己公司業務的影響。由未知他此舉僅是一時興起,筆者暫時依舊假設他打算封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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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6日星期一

但願我們日後能珍惜

除非另有安排,否則每逢週六下午,筆者總會去禧文學社,上成人通識課。最近,我們選了 Tom Bingham 的 The Rule of Law 閱讀;在這個法治原則受到挑戰的時代,更感合適。課後,是一夥兒的咖啡時光,彼此暢談時事,直至黃昏。在剛過去的週未,我們的話題自然離不去「佔中」;兩小時後,大家散會,筆者得出的疑問,竟然比答案還要多。

我們以為,學生們都是溫室內長大的一代,小小挫折都會屈服。結果,在摧淚彈前面,他們都能寸土不讓、堅守陣地。反之,在關鍵時刻臨陣退縮的,都是成年人。

我們以為,學生們都是一群「鵪鶉」,在課堂上不懂發問、又經常辭不達意。結果,在海外媒體面前,他們都能得體地以英語對答,毫不欺場。此外,每次集會,他們都可以從容地站台,以說話感染參與者,取得認同。

我們以為,學生們自理能力欠佳,又不肯吃苦,有建制中人更揶揄「不如帶埋菲傭去遊行」。結果,在烈日當天下,他們不辭勞苦向參與者分發物資,並整理廢物,能夠回收的都盡量不棄置,令示威區無比潔淨。

我們以為,學生們都是受某些勢力指使,方能表現出如此強大的組織力。結果,莫說一眾泛民政黨或社運老手,就連最初策動「佔中」的三位人仕,現在都只能靠邊站。仔點再想,要收賣他們到底是易是難,實在無用多言。

事情來到如斯地步,不少人會覺得,學生們以香港的長遠利益為要脅,去打一場沒有勝算的仗,實在太不負責任。但站在他們的立場看,那些所謂利益,都是拜你們放棄某些原則而得來的。白一點說,是你們賴了我們的賬;今日,我們只是向你們討回而已。

簡而言之,當下發生的一切,莫說政府或建制中人,即使是聲稱很瞭解青年人的成年學者、議員、商人、教育家、觀察家等等,都自嘆錯估形勢。也許,我們舊有的一套思維,對他們已經完全不適用;借用美國學者庫恩 (Thomas Kuhn) 的說法,這群自小就接觸互聯網、維基百科、社交網絡、智能手機等的世代,已造就出一次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想到這裏,筆者不禁要認老了。

這次衝突如何收場,筆者無法預測;最壞的情況,我們的城市可能會化為焦土。身為策動人,學生領袖應該會被關入監獄,但除非你判他們囚終身,否則他們一出來,憑他們的頭腦、口才、組織力等等,只要加以悉心栽培,絕對有可能成為明日的全球領袖。要麼讀者是企業高管的話,請好好記住他們的名字,假以時日,他們就是你們要招攬的目標,你肯給乎他們機會,他們必能令貴公司再創高峰。問題是,我們會否因為貪圖一時的安逸,寧可把這些希望的種子拱手相讓呢?

再漫長的抗爭,都有完結的一天。之後剩下來的東西,但願我們能好好珍惜。

2014年9月29日星期一

副總統的一席話

「執政黨借用西方民主理論中的協商民主概念,把它改造成適合中國的一種主要的民主形式,不是不可以,但從上述分析可見,是先有選舉民主,才有協商民主,而不是相反,或者用協商民主來代替選舉民主。中國的問題不是兩者不足,而是兩者都接近沒有。」鄧聿文,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理事,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2014年9月25日

在美國政壇打滾了四十年的副總統拜登,最近接受《紐約時報》的專訪。談到議會事務時,他慨嘆當下的政客往往對人不對事,令彼此無法衷誠合作。親歷過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等大型社運、令國家幾近撕裂的拜登,憶述自己初出茅廬時,黨內元老、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Mike Mansfield 曾忠告他,批評別人的判斷猶可,卻切忌質疑其動機。但時移世易,眼見時下的同袍反其道而行,副總統感到很無奈。最後他直言,要麼各方無法互相讓步、達成共識的話,民主將無法有效運作。

看見上述的光景,如李世默之流的人(去年的拙文《「愛國」人仕,請你們解釋一下。》中,有李君的介紹),定必振振有詞地說,所謂的民主,根本就是導致社會停滯不前的元兇。咱們既然信奉「發展就是硬道理」,又何須抄人家的那一套呢?

家家有本難諗的經,彼邦誰是誰非,像我們那些旁觀者確實無法說過清楚。但筆者深信,不管是民主還是專權社會,人際間的紛爭是無法避免的。要化解,不外乎兩種做法,一是治標、一是治本。前者,就是把某些聲音,以不同方式壓倒;在事事講求和諧穩定的國人眼中,這自然是他們心儀的手法。表面上,耳根很快得到清靜,但實際上,這只不過是掩耳盜鈴,白一點說,就是迴避爭議的根源。更甚的是,要麼處於弱方的訴求一直被忽視,社會間的戾氣只會日益加深;久而久之,必然會有人覺得,不採取激進手段,自己根本無法脫離困境。屆時,即使沒有暴力衝突,人際間的互信只會蕩然無存。

那邊廂,向來不諱於治本的美國,兩黨似乎呈視膠着,令施政受阻(去年的拙文《從一份快餐看民主(續)》,曾列舉相關事例)。但試想想:在面對紛爭時,人家尚且有決心,致力令各方心悅誠服。這一刻,即使前方阻礙重重,彼此亦未至於隔空開火。如副總統所言,只要大家都對事不對人,再難的僵局亦有望徹底解決。要麼社會上的人,都是朝這些方向前進的話,要推行民主的政治體制,自然水到渠成。

相比之下,一個舉國上下都認為,只需以什麼國家安全、民族大義為由,就可以公然侵害異見者權益的地方,即使有幸地建立了民主政制,根基只會異常薄弱(伊拉克、埃及等地的情況,可見一斑)。從這個角度看,民主政制的毛病,跟民主本身真的有關嗎?

2014年9月22日星期一

只能羨慕的景象

稍為接觸過蘇格蘭人的,都清楚他們喜歡在自我介紹時,先稱自己是蘇格蘭人,而非英國人。翻查歷史,英蘇兩地於1707年合併(在此之前近一世紀,英蘇已由一位君主統治,但形式上仍然是兩個國家),組成大不列顛王國。但三個世紀之後,蘇格蘭人的那份自傲猶在,實在令人肅然起敬。

站在英格蘭人的角度看,鄰居的這種舉動,似乎想跟自己劃清界線,有違彼此同屬「聯合王國 (United Kingdom)」的精神。但有趣的是,兩者在文化上的差異,無阻他們在其他方面衷誠合作;時至今日,兩地人民已經密不可分。因此,在剛結束的獨立公投,多數選民支持蘇格蘭留在聯合王國,實屬意料之內。

或許,某些人會覺得,歐洲人向來信奉民族自決,但蘇格蘭人竟然放棄獨立,實在奇怪。然而,一個民族是否獨立成國,很視乎統治者有否尊重自己(1993年捷克與斯洛弗克的分裂,是少數的例外)。無可否認,英格蘭人在這方面,的確做得出色:他們不會恃着自己財宏勢大,欺壓北方的窮親戚;至於蘇格蘭人,能在等級制度根深蒂固的英格蘭社會中脫穎而出,亦印證了他們出眾的本事。簡而言之,既然對方無意在自家土地上指點江山,我又何需透過立國,保住自己的權益呢?

更重要的是,公投過後,縱使有零星的衝突,統派與獨派的支持者,都會繼續如常生活,不會從此水火不融。歸根究底,不管是英格蘭還是蘇格蘭人,都相信一切都只是君子之爭,沒有人會借着勝利來踐踏對手,令他無法翻身。加上他們不會動輒意氣用事,務實及理性地處理問題,解決了之後,大家自然再沒有分歧。換了是其他民族,不管選舉誰勝誰負,往往是彼此撕裂的開始,令社會元氣大傷。從這個角度看,某些人把民主視為令社會混亂的根源,是否有偏頗之嫌,實在無用多說。

回到這個偽國際都會,在公投前,看見某人在社交網站發帖,說「國家分裂!點解英國政府唔出動軍隊?」把這種視野與思維,投射到當前的政改之爭,結果會如何,筆者不敢想像。難道,彼岸的景象,我們除了羨慕之外,根本什麼也做不到?

2014年9月15日星期一

迷信「正能量」的背後

「早就說過,正能量只不過是逃避。寫這些『將來很有希望』的文字,不過是告訴香港人,你現在很好。其實,你現在不是很好,你知道的。只要你天天坐港鐵,你知道,You are not fine! 看到一篇又一篇中產的懺悔,對不起,爭取失敗了云云,下一代請隨便做,歷史會給你們公道……我聽完我想哭。」刊於健吾的 Facebook 專頁,2014年9月5日。
繼「冰桶挑戰」後,友人間最佳又興起玩「感恩挑戰」。他們大致會在連續數日,每天在社交網站刊出當日值得感恩之事,然後再點名幾位朋友,參與活動。

行動的目的,無非是希望在社會裏,營造一股「正能量」,以抗衡日益膨脹的「負能量」。他們普遍相信,「負能量」一旦累積,社會的根基勢必被動搖,民眾間的互信亦會受損。既然各位都不希望看見這些情況,拿一些「正能量」出來充喜一下,未嘗不可。他們的出發點,固然無可口非,但筆者不禁懷疑,事情是否如他們想像那樣簡單。

俗話有云:有光必有影。所謂的「正能量」與「負能量」,不過是人性的光明與陰暗面,根本是與生俱來。當愈多人對「負能量」反感,在人際間會漸漸形成一種禁忌,任何對它的質疑,勢必惹來強烈反彈。

這種社會氣氛,對民眾的政治取態亦有深遠影響:一個容許各人暢所欲言的社群,大家的禁忌少之又少。面對「負能量」,他們都傾向坦然承認;譬如西方社會,自古已經有透過悲劇剖析人性陰暗面的傳統。反之,一個不斷推崇尚「正能量」的社會,各人都會千方百計,把「負能量」掩藏。社會表面上雖然十分融洽,但人們的內心,都無可避免地有壓迫感,不能我口講我心。不難想像,逆境當前,大家又不懂如何應對時,他們都傾向以空話或虛話,堆砌出所謂的「正能量」來打對台。白一點說,根本只是逃避。

凡事有因果,我們只要追本索源,如實地找尋並解決「負能量」的根源,一切自然事半功倍。觀乎這個偽國際都會,有如此膽識與魄力去面對社會難題的人是多是少,實在無用多說。

2014年9月8日星期一

凱撒的明言,今天的香港

註:近日港人對「普選」的爭議,確實是對我們政治智慧的一次嚴峻考驗。由今篇起,筆者會陸續以這個主題行文。暫時未定會寫多少篇。

⋯⋯⋯⋯⋯⋯

八月十八日的「反佔中」遊行過後,有評論員行文,指「中共和土共強硬派『晒冷』之後,已成強弩之末,佔中行動形勢反而變得更好。」然而,要知道,主辦此活動的,是個標榜自己代表沉默多數的組織,可想而知,要動員他們心目中的支持者,相當困難。當然,你可以說,他們搞的簽名活動,水份甚濃,參與遊行的,不少更自稱只是「打醬油」。但只要各位稍稍留意其他人的言行的話,不難感受到「反佔中」的勢力不容低估。筆者看罷該文後,實在懷疑作者是過份樂觀,抑或只是想借此話,安撫讀者的心情。

誰是誰非,各人各有看法。筆者想探討的,是此等言行背後的心態。當他們看見自己的對頭,稍稍呈現不好的兆頭時,就會立即上綱上線,一口咬定它從此會一蹶不振。只要略加思考,不難認定這些言論,不過是一廂情願的瞎話。很諷刺地,世間最懂說這些話的,正就是被他們視為不共戴天的死對頭。

去年,梁文道在評論海外民運史時,說得再清楚不過:「遇到自己喜歡的情勢,便是『就像春天吹拂了大地』;遇到自己厭惡的人物,則說他『包藏了不可告人的陰險用心』」,簡而言之,他們反共反了大半生,但如今的口吻居然愈來愈像自己的死敵。類似的現象,在這個偽國際都會亦漸漸浮現。當建制與其反對者,都是只憑先入為主的態度去看待事物時,在遇上爭議時,他們會傾向理性分析、務實解決,抑或只懂站在道德高地、對他人指指點點,實在呼之欲出。

筆者的博客之所以命名為「中言逆耳」,是由古羅馬政治家凱撒 (Gaius Julius Caeser) 在著作《高盧戰記 (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裏的明言所衍生的:人只會相信自己願意信的東西。用了八年征服了高盧(現今的法國)後,凱撒的威望迅速提升,卻惹來元老院上下的妒忌;他們勒令凱撒解除武裝、回到羅馬、打算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他。在回頭無岸的情勢下,凱撒決定寧可我負天下人,率領部下越過盧比孔河 (Rubicon),直搗首都羅馬。二千多年後,香港人面對這條盧比孔河,把這位梟雄的視野,跟時下活躍於香港政壇的人作個對比,可謂高下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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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日星期一

戰爭的餘韻-《永遠的0》與「海軍反省會」(下)

珍珠港一役後,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威望迅速上升;為求乘勝追擊,他主張再發動一次突襲,務求令美軍無法沾手亞洲戰場。有違傳統,策動是次作戰的,是聯合艦隊而非軍令部,後者在得悉計畫後,曾屢次告誡前者行動過於倉猝,但因為山本的個人威望,一切批評都不得要領。結果如史書所說,日方的意圖被美方破解,後者於是將計就計,設陷阱讓前者落網。事後,日方不單向公眾訛稱打勝仗,海軍將領更無需因此問責下馬。這次對外隱瞞軍情,令《永》的宮部的處境更為難堪。

到了1943年,日軍在太平洋的防線接連被擊破,宮部當時身處的巴布亞新幾內亞,據點亦告失陷。眼見軍隊的實力已所餘無幾,軍令部開始有人提案,要採取「以戰鬥機撞擊」、「必死必殺之戰法」。繼後,軍令部著手研發相關的武器,包括人肉魚雷「回天」號潛艇、與人肉飛彈「櫻花」號飛機等。翌年,眼見連太平洋最後據點-菲律賓也隨時不保,軍令部加緊製作自殺式武器;繼後,特攻術更被軍方採納為常規戰術。為了招募隊員,軍方刻意隱瞞他們的任務,直到最後關頭,他們才得悉前面是條不歸路。這些人,被軍方稱為「自願者」,但從隊員的角度看,到底他們的內心有多自願去送死,實在不言而喻。在這種形勢下,難怪《永》的宮部寧可抗命,也不讓他的學員合格。

1944年10月,美軍為重奪菲律賓,展開雷伊泰島戰役,神風特攻隊亦首度出擊。事前,軍令部準備好一份電報,只要部隊一出動,就立即發送到各報社,跨大他們的戰功,借此重振軍心。但來了這階段,日軍已是強弩之末,特攻隊的行動,極其量只是燈蛾撲火;該年年末,菲律賓終告失守。

翌年年初,眼見美軍即將入侵本土,裕仁天皇召開一次重要的軍機會議;結果,除了前首相近衛文麿之外,全部與會者都主張繼續戰鬥,拒絕和談。為此,軍令部編制了作戰方案,其中,他們竟然把自殺式攻擊視為主力。數十年後,參與反省會的老兵,不少直言軍方把兵士當作消耗品,已經喪心病狂;在頂多只能螳臂擋車的形勢下,產生了一個接一個的悲劇。目睹學員相繼陣亡的宮部,儘管以往頭腦有多清醒,終歸也被迫瘋,最後等不到戰敗稱降,就走上絕路。

戰後,海軍將領接受戰爭法庭審判時,堅稱特攻隊是由海外的部隊指揮,自己毫不知情。但不管盟軍對日軍的認識是多是少,只需按常理推測,不禁會問:要麼他們所言屬實的話,特攻隊何以一成立就馬上獲分配武器呢?此等特殊裝備,又會是由誰開發和生產呢?當然,以美國為首的盟軍為何不深入追究,留待專家查明好了。最後,一眾海軍要員都沒有被列為甲級戰犯,無需像陸軍的同袍那樣被處決,不少繼後更在自衛隊擔任要職。反之,身處海外的指揮官,名符其實地做了替死鬼。

《海軍反省會》記錄片的製作人,後來找來一位昔日的特攻隊員,但重未聽過反省會的老兵。在他的同意之下,製作人把反省會裏一些錄音選段給他收聽;當他知道,原來軍方早早就籌畫特攻時,他才恍然大悟,自己在軍方眼中不過是一顆子彈而已,如果沒有這些錄音,自己根本一直被蒙在鼓裏。

***

《永》之所以在日本大賣,理由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引起戰後出生的一代對太平洋戰爭的興趣,有人則被是宮部對妻女的愛、透過昔日救過自己的恩人得以重生所感動。筆者則根據電影與記錄片的內容,勾畫出戰時日本人的心理狀態:明治維新以降,日本屢次在戰場上獲勝,加上媒體不時美化軍隊的戰功,令舉國上下誤以為,勝利是垂手可得的。然而,太容易取得的勝利,令他們漸漸失去理智,以為只要不斷擴軍,就可以稱霸世界。當然,現實總不如理想那樣如意,當軍隊開始碰壁時,他們總會不惜代價,以圖修復失地。不難想像,在一味只靠士兵一腔熱血,欠缺周詳計畫之下,不僅無法如願,更枉廢了士兵的性命。為免影響軍心,他們不單對這些敗仗加以掩飾,更對如宮部那類、敢於講真話的人加以防犯。最終,當特攻隊成立時,大家即使明知隊員只會白白送死,都只能把反對的聲音藏在心裏。

事隔近七十年,東亞各國依舊對戰事責任爭議不休,現時的中國與韓國,不斷透過向世間展視自己當時的慘況,製造輿論以迫使日本認錯,但成效如何,大家有目共睹。筆者相信,站在日本人的角度看,外國畢竟太過遙遠,對那裏的情況不加以關心,是可以理解的。反而,戰時日本人的苦況,他們應該會更為注視,只要稍加努力,公眾自然會質問:最初是誰挑起對美英的戰爭(遠因可追訴至1934年,日本單方面宣佈退出華盛頓裁軍協議)?是誰倉猝制訂作戰計畫,導致嚴重傷亡(除了巴布亞新幾內亞之外,緬甸的戰線亦出現同樣問題)?在明知毫無勝算之下,是誰堅持繼續戰鬥,甚至會理所當然地認為,國民會甘願做炮灰呢?戰敗後,是誰透過美化特攻隊的事跡來混淆視聽,逃避當初把他們推向絕路的責任呢?從這個角度看,《永》雖然未至於顛倒是非,卻頂多只能隔靴搔癢,未能觸及核心問題。然而,要怪罪於原著者百田尚樹,筆者又覺得於理不合:畢竟,在現今的政治氣氛下,要揭露足以令日本在世人蒙羞的事,實在十分艱難。筆者相信,在宣揚反戰意識上,百田已經盡了自己的努力;至於國民能否因而醒覺,就要看他們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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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

戰爭的餘韻-《永遠的0》與「海軍反省會」(上)

1945年8月15日,太平洋戰爭結束,此後,日本每年都會舉行紀念活動。法新社近日一則報導,訪問了一位曾經參與神風特攻隊,幸而沒有出動的前隊員 Yutaka Kanbe (音譯:神部豐)。年過九十的神部,眼見政壇漸向右傾,加上以特攻隊為主題的電影《永遠的0》(以下簡稱《永》),在票房錄得佳績,擔心後輩不懂從歷史汲取教訓,繼而令國家重蹈覆轍。

上映以來,《永》引起不少爭議。同年以零式戰鬥機研發者掘越二郎的故事,寫成告別作《風起了》的大師宮崎駿,更批評《永》把神風特攻隊的事蹟美化。但筆者說罷該片後,不禁懷疑到底大師有否看過原著。

筆者對該電影的第一印象,並非來自影評或預告片,而是由老牌樂團 Southern All Stars 創作的主題曲《螢》。這首歌,早前被收錄在他們的單曲《ピースとハイライト》內;這首《ピースとハイライト》的MV,演員被套上奧巴馬、習近平、朴槿惠與安倍晉三的頭像,不斷為小事打架,Southern All Stars 則變身為和平使者,化解紛爭。由此筆者估計,至少他們不會替右翼思想背書,他們肯為《永》作曲,多少反映此電影的立場。果然,看罷之後,沒有令筆者失望。

對於《永》的指控,筆者認為部份是正確的:它只講述特攻隊的成立,是戰情惡化所造成,卻沒有追究到前因,是軍方在明知沒有餘力抵抗之下,依然繼續與美國戰鬥所造成。至於戰爭罪行的問題,按劇情推斷,《永》的主角宮部久藏,應該是隸屬海軍,要把他跟屠殺平民、虐待戰俘等劣行的陸軍強行扯上關係,似乎於理不合。

宮部的故事,由突襲珍珠港說起;事成後,同僚大舉高呼萬歲之際,他卻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指出任務期間完全發現不到航母的縱影,他朝勢必後患無窮。後輩井崎聽到這段說之後,直指宮部有損軍心,要求他收回說話,卻被拒絕。由這一幕開始,觀眾開始瞭解宮部要面對的,是個怎麼的環境。

無獨有偶,筆者在數天後,取得一套名為《海軍反省會》的記錄片。內容講述一群參與過太平洋戰爭的退役海軍,由1980年3月開始,每月召開會議,憶述戰爭的細節,務求在大家有生之年,盡力保留記錄與認清真相。每次開會,他們都會錄音,據說,為免各位在發言時有顧忌,與會者承諾錄音不會公開。會議前後開了131次,每次約三小時,至1991年3月結束;之後,錄音帶由某位幹事保管。等了十多年後,保管者眼見其他同僚相繼去世,深信時機成熟,便把所有錄音交托給某大學作研究,務求公之於世。記錄片內,揭見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正好跟《永》的內容作個呼應。

先略談背景:明治時代的憲法列明,軍隊的統帥權由天皇掌管,因此,縱使海軍省是民選政府下的部門,但政府只責任人事管理與財政;所有作戰方針與籌畫,均由一個直接效忠於天皇,名為軍令部的組織統籌。參與反省會的人當中,有兩位曾在軍令部擔任幕僚,他們直說,海內外數以百萬計士兵的性命,就是操控在軍令部僅僅十多位要員手中。

談到日美開戰,他們二人以第一身憶述內情:1941年初,日本雖在侵華戰爭上取勝,傷亡卻與日俱增,令陸軍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局,再不妥善處理,激進份子隨時策動類似1936年「二二六事件」的兵變。海軍高層擔心,右翼勢力一旦在陸軍甚至民選政府中抬頭,海軍勢必被削權,為求自保,唯有提升海軍的話語權,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主張對美英開戰。

然而,按當時的國力推算,戰線一旦擴大,日方根本沒有無法應付。但軍令部仍然一意孤行,背後的考慮是這樣的:只要開戰的方針獲得通過,海軍自然有名份大幅擴充,只要政府稍侯跟美英達成和議,戰爭就能避免,海軍屆時亦有足夠實力抵禦內亂,可謂一舉兩得。憑着這個想法,軍令部在草擬作戰方針時,可謂不擇手段,甚至連無法即時使用的軍備,也被計算在內。簡而言之,整份計畫根本就是急就章。

誰知,當這份計畫落到軍令部新上任的總長永野修身的手時,他居然全盤信以為真。加上美國開始禁止向日本輸出石油,觸及了日本海軍的切身利益;永野隨即上奏裕仁天皇,指出戰爭已無可避免。就這樣,像《永》的宮部那樣的戰機機師,在年底突襲美國珍珠港,並凱旋歸來。但站在軍令部的角度看,由於他們當初並非真心希望開戰,如今事態發展已在預計之外,他們根本沒有想過下一步如何應對。結果,這個決策上的真空,導致了半年後中途島戰役的敗局。

(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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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8日星期一

被內化的鐵屋

「我今年54歲了,從來沒有見過選票。出於好奇,我詢問了不少人:『你見過選票嗎?』得到的回答大多和我一樣,都不知道選票長什麼模樣,只在電視裡看到這些不知是誰的人拿著選票替我們投票。」余華,《真正的投票,一個遙遠的中國夢》,刊於紐約時報中文網,2014年7月18日。
兩年前,筆者談國民教育時,引述過在內地享負盛名的資中筠先生,出席書展期間的講座時的說話:「所謂的『洗腦』,只能在一個完全沒有新聞自由、人民被禁止遷徙、言論被徹底監控的環境才能成事。莫說是香港,即使是內地也沒可能成功。」然而,要麼老先生知道最近的一則報導【註1】,或許她會改觀。

據德國之聲 (Deutsche Welle) 中文網,引述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一份研究報告,調查中國在2004年推行課程改革前後,學生意識形態的差異。它們發現,那些在課改後入學,接受過新思想政治教材的學生,普遍更認同當今的中國是個「民主國家」、更傾向信任各級政府及執法與司法機關。最令研究員感到驚訝的,是縱使現代的中國學生,比以往有更多機會接觸海內外的媒體與資訊,但官方思想教育的效力,依然絲毫無損,甚至連一向被認為稍有風骨的北京大學,亦無可倖免。

猶記得,內地開始流行互聯網時,不少西方觀察者預言,國家對新聞資訊的壟斷勢必被打破。事到如今,他們的理想似乎都落空。要作個合理的解釋,評論普遍會歸咎於一黨尊政之下,一切訊息發放都被壟斷。然而,如以上所言,要突破眼前的封鎖,現在已絕非難事;譬如,在互聯網上「翻牆」,看一些官方嚴禁的訊息,一般人有心做的話都能做的,無需牽涉高深的技術。要麼枷鎖並非牢不可破,你也無意去掙脫的話,慣於高壓統治的當政者,豈能不肆無忌憚地去施行「洗腦」?

無可否認,即使是西方社會,美國人跟法國人對民主的理念,可以很不一樣;但至少,一張選票是不可或缺的吧。當然,要麼你一開始就聲稱,自己反對民主,就另作別論;但現在,竟然有大作家公開說,自己人到中年也從未見過選票,到底你那一套所謂民主,是名符其實抑或只是A貨,大家都心裏有數。更甚的是,連國內頂尖的莘莘學子,也懶於質疑這套顯而易見的邏輯謬誤,其他範疇裏一些似是而非的詭辯,他們還會有能耐去識破嗎?長遠之言,這對國家會是有益還是有害嗎?

上世紀初,魯迅在《呐喊‧自序》中,把眼下的舊社會,形容為一座密不透風的鐵屋,裏面的人都在熟睡,再不早早衝出去的話,就會窒息至死。他的構思是,只要盡力向屋內的人吶喊,總會有人因而甦醒,步出鐵屋。只要仍有人脫出來,把鐵屋搗破的機會仍會存在。然而,現在看來,這座鐵屋並非牢不可破;反而,是裏面的人沒打算跑出來。看來,即使如魯迅所願,鐵屋最終被砍掉,但每個國人的心裏,依然被一所無形的鐵屋封鎖;簡而言之,鐵屋已經被內化。在一河之隔的香港,要麼我們再不醒覺的話,後果如何,各位都很清楚吧。

【註1:網址 http://bit.ly/Vb0e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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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1日星期一

假若你打算「袋住先」的話

政改諮詢結果揭盅前,「佔中」與「反佔中」陣營之間駡得面紅耳熱。近日,有較溫和的親建制人仕,勸籲大家應該以「袋住先」的態度,先放下提名方法的爭議,儘快落實「普選」(當然,這種「選」是否夠「普」,各位心照不宣吧),免得錯失良機云云。要麼閣下也是這樣想的話,以下一宗與普選完全無關的事例,或許會令你改觀。

香港大學醫學院,在深圳開辦的私家醫院,被揭發遭到合作夥伴拖數,兩年間要墊支近兩億港元,至今一直無法追討。為此,港方多次開會商討對策,有人認為應該直接跟負責官員交涉,甚至把事件提升至中央層面,不果的話,就要審視合作應否中止。然而,亦有人擔心此舉一出,大學在內地的聲譽將會受損,日後校方在內地的活動,也勢必受牽連。

通常,你跟別人合作做生意,事前都會先有協定,列明各方應有的權利與義務。他朝一旦有爭拗,無法以談判解決的話,唯有交由法院仲裁。然而,在一個司法制度不健全的國度,管你在庭內獲判勝訴,裁決往往無法執行,到頭來,你最終仍是輸家。與其如此,寧可自己先退一步,減低自己的損失,讓雙方都有彎轉。在上述的事件中,那些不打算跟對方爭辯的人,抱的應該就是這種心態。

平心而論,經常遊走內地的港人,普遍都有類似的想法:某些事情,明明道理在己方,但在內地人(尤其是官員)面前,總要稍為忍一忍,免得日後惹來麻煩云云。如果涉及的只是小問題的話,你還可以不斤斤計較;但要麼對方接二連三賴你帳的話,情況就可不一樣了。你不據理力爭,實質上就是放棄自衛的機會,在對方眼中,你豈不是可以任由宰割?到了這地步,假若你仍深信,對方日後會兌現承諾的話,局外人到底認為你是務實還是天真,可謂無用多說。

以上這套邏輯,如實地反映在政改問題上務求「袋住先」的人的想法。前車可鑑,如果閣下覺得,現在退一步、他朝就可以海闊天空的話,上述的故事,或許會給你一點啟視(當然,要麼你根本不相信民主政制的話,就另作別論)。剩下來,大家得要撫心自問,為了這份理想,你打算付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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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4日星期一

日漸迫近的文化斷層

近日有些新聞,令港人感到震撼。《主場新聞》的謝幕,事件相信還有後續,稍候再談。今回先談另一則因而被忽略,卻是同等重要的--陳奕迅的暫別。

他公佈的地點(臺灣而非香港)與場合(電台節目而非記者會),確實有點詭異;綜合各媒體報導,事前毫無預警或徵兆。要作如此重要的宣告,事主可以有更恰當的途徑;他之所以出其不意,筆者相信是他希望給自己多點時間,抽離地看看坊間的反應,之後再回港逐一面對。

事主有什麼盤算,旁觀者只能作推測。但依他所言,一年前推出的專輯,銷量連一千張也欠奉,是令他感到意興闌珊的原因之一。不容否認,隨着消費模式改變,全球實體唱片的銷量不斷下滑。但作為粵語樂壇中的「一哥」,他的苦況有更深遠的意義。

消息公開後,各華文媒體紛紛轉載,連內地的「新浪微博」,亦以頭版報導。要知道,即使事主並非主力唱國語歌,亦受到如此注視,大家或多或少清楚,陳奕迅在華語樂壇的地位舉足輕重。事主再三強調,今次是休息而非告別;但筆者深信,再燦爛的事業,亦總有完結的一刻。一旦他抽身而退,我們還剩下多少等同級數的歌手呢?想到這裏,筆者立時感到不寒而慄。

昔日,來自香港的藝人,在華語圈子裏幾乎無人不識。但時移世易,近十年才出道的香港藝人,影響力已經大減。有人歸咎於電視一台獨大、疏於培育人才,亦有人認為是觀眾口味僵化、令製作人員可以不思長進。但姑勿論原因,當陳奕迅那一輩的藝人陸續淡出時,後起之秀能否延續這份輝煌,大家都心裏有數。固然,有人會認為,他們不妨向北望,爭取更大的市場,事實上,成功的例子也不少。然而,先撇開創作空間的考慮,要麼自家的出品不是出類拔萃的話,別人又何來有興趣向你招手呢?

上述的趨勢假使持續的話,不消很久,以香港為基地的粵語演藝界,將會出現斷層。如是者,粵語的影音產品,影響力勢必大打折扣;繼而,其他人認識粵語的誘因,亦隨之而消失。可以想像,粵語在華人社會的特殊地位,隨時岌岌可危。近日,佛山市爆出「推普廢粵」的疑雲,不少人直指當局刻意打壓;但從以上的觀察分析,這不過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蘆葦而已。

平心而論,香港的製作昔日之所以能雄霸華人圈子,不過是因為其他地方發展落後而已。如今,隨着這個借來的優勢逐漸消失,我們已不可能再苟且偷安。陳奕迅的暫別,某程度上反而是一個適時的警號,至於時勢能否被扭轉,就要看各位的意志與本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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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8日星期一

試場外的題目,你懂答嗎?(再寫)

一年一度的中學文憑試日前放榜,除了表現優異的「狀元」之外,坊間的焦點亦落在當年組織「反國教」運動的學生身上。其中,發起人之一黃之鋒,被各界窮追不捨之下,才局部透露自己成績。由於成績不算太突出,在未知能否獲院校取錄之下,他做了兩手準備,打算報讀副學士課程。事後,有人揶揄他為社運而荒廢學業,認為他自作自受。亦有人認為,要這群理應受保護的學生,反過來替我們站台,大眾好應覺得羞愧。

整體而言,學生能否入讀某校或某系,成績固然是個客觀的衡量指標,卻絕非唯一基準。回想那場運動,發起人縱使只是仍未成年的學生,資源貧乏之下,卻能做到一呼百應,甚至連所謂「泛民」陣營內的社運老手也望塵莫及。這份成果,肯定優勝過任何一張印滿星星的成績單;要麼他們肯放眼外國的話,即使獲美國長春籐聯盟內的名校取錄,筆者亦不感到意外。

闊一點看,現時本港失業率偏低之下,年輕人即使在試場上不如意,只要抱着「人窮志不窮」的心態,另謀出路也不是難事。奈何的是即使如此,坊間對「一試定生死」的執念,依然根深蒂固,儘管有識之士再多的努力,勸喻公眾「求學不是求分數」,到頭來只會變成對牛彈琴。

年初時,筆者以相同標題行文,指出「試題再艱深,也有個限度的;單憑拿高分的頭腦,就足以應付試場外那個瞬息萬變、許多時沒有標準答案的世界嗎?」假使讀者已在社會做了若干年工作,你不難發覺,在職場上賴以脫穎而出的技巧:待人接物的態度、遇上突變時的應對、如何捕捉時機等等,統統都無法在書本上找到,更遑論編入考試範圍。白一點說,大眾只著眼於考試成績的話,可謂妄顧現實狀況。

歸根究底,在這個偽國際都會裏出現上述的怪現象,都是公眾對教育存有功利的心態所致。某程度上,坊間依然迷醉於昔日「三師」、「四仔主義」那套生活模式的話,是種食古不化的表現。然而,要怪罪於莘莘學子,筆者認為於理不合:要麼不是我們那些長輩造就這個環境,他們又何以認為,走不同的跑要付沉重的代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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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1日星期一

「天朝」的重臨?

「不僅劉曉波如他所稱的他沒有敵人,許志永本來也不是敵人,郭飛雄、浦志強本來也不是敵人,溫良如唐荊陵同樣也不是敵人,無論他們的個人主張是什麽,他們的行為都嚴格限定於法律框架內,所有手段皆和平合法。把他們當作國家的敵人,不只是對他們的構陷和傷害,對國家自身其實是更大傷害。須知,任何一個正常國家即文明國家,都不會以自己的公民為敵人…………越是把自己的公民當敵人,越等於自證不合法;國家人為製造的敵人越多,其不合法也就越不容爭辯。顯然,這等於道義上的自我摧毀。這條路,能夠走多遠?」笑蜀,《習近平的第三條道路:新反右之路?》,刊於FT中文網,2014年6月26日。
上月中,中共中央紀委駐社科院紀檢組,指出社科院存在四大意識形態問題,其中一項,就是「接受境外勢力點對點的滲透」。事後,副院長兼黨組副書記趙勝軒宣佈,社科院日後「在課題立項、職稱評聘、幹部選拔、成果評獎、經費資助等日常管理中,把政治紀律作為首要考核因素,一旦政治違規,即予否決。」消息一出,網民隨即議論紛紛。

社科院作為國務院屬下、全國最高的學術機構,它的首要識能,肯定是透過細密與精確的研究,替國家出謀獻策。但按以上的基準,一旦研究的過程或結果,被認定為「政治違規」,不管命題有多重要,都一蓋被摒諸門外。至於違規與否,通常沒有清晰的標準來釐清,換言之,一切全靠長官領導們的一念之差。

平心而論,這種情況,在內地官場並非新鮮事;此外,即使政治形勢有多嚴峻,也總會有少數人玩擦邊球,甚至以身犯禁。但畢竟,在他們頭上,有一把隨時會劈下來的刀,管你有再多的能耐,也休想擺脫這個枷鎖。更甚的是,要麼連國家最權威的學術機構,也不能自由地做研究的話,這對整個國家是有利還是有害,明眼人應該心裡有數。

闊一點看,內地愈來愈多人認為,國家正值空前盛世,咱們已無需再借鑒別國的那一套;某些甚至認為,那些斗膽提出異議的,通通都是替西方國家背書的賣國奴。如是者,國家實力蒸蒸日上之際,國人(尤其是官場內的)對異議卻愈來愈不包容。試問,你有足夠自信的話,會對別人的些微批評如此敏感、恨不得它們速速消失嗎?

笑蜀把當前的景況,跟「反右」相提並論。筆者縱使不敢苟同,亦覺得上述那些國人的心態,跟昔日天朝年代,中土視四方為蠻夷大同小異。民國年間,魯迅曾說:「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來到今天,居然仍是字字鏗鏘,那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可謂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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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

靠什麼「打老虎」?

「講到打貪,沒幾位中國領導人會比明朝開國君主洪武帝更狠辣:他在十四世紀登基後,雷厲整治污吏,不僅把他們處決,還剝去他們的皮來做傢俱甚至是稻草人,以儆效尤。」日前,中共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被開除黨籍及送交檢察機關處理。不久,《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記者 Julie Makinen,就以上述的句子,開始她的專題報導

從古時的天朝,到今日的共和國,每當有新領導上台,總會大幹一番,以建立威信。一般黎民百姓,每當看過貪污瀆職的官員下馬,總會感到無比雀躍,並寄望官場從此有一番新景象。相反,對大小官員來說,現在的處境可謂空前嚴峻,為免遭殃,唯有盡量保持低調。然而,經此一役之後,官場的歪風能否被徹底改寫呢?

首先,歷代的反貪行動,都是由當權者發起;然而,每當上級稍為鬆懈,官員幾乎會故態復萌。這個現象,旁觀者不禁會懷疑,官員不貪污的原因,是真誠地希望遵守法規,抑或是純粹避免被欽差找麻煩,明眼人應該很清楚。說穿了,一切都依然停留在佛洛依德口腔期、只能靠威迫或利誘才可促成改變的局面。

再者,動輒靠當權者的有形之手整治貪腐,每每事倍功半;若果有廣大的民眾協助,任何案件都定必無所遁形。然而,一旦有人公然要求加入監督時,幾乎肯定會惹來當局打壓。最希望他們閉嘴的,固然莫過於涉案官員與他們的同僚;但那些負責查案的,即使公眾的參與對自己有幫助,也會千方百計阻止他們。無他的,今天你能指正貪官,他朝你也可用同樣手法,把我拉下馬。為免除後患,什麼「官員公開資產」等的訴求,統統都休想能通過。

總體上,以上的手段都僅是靠權力來整治貪官,用內地的詞語形容,就是「打老虎」。仔細點看,貪官之所以被視為「老虎」,皆因他們自以為高高在上,可以肆意地為所欲為。要迫他們就範,唯有依靠一個比他們更大的勢力,方能箝制他們。但在過程中,不就是需要一隻更至高無上、威力無比的老虎嗎?問題是,難道這隻大老虎,是不可能腐化的嗎?兩年前發生在重慶的事,大家那麼快就徹底忘記嗎?歸根究底,不透過清晰的法制、公允地懲處貪官、再加上輿論的監察,還有更好的方法根治貪污嗎?可笑的是,當所有法院、執法者、媒體等等,都不得不聽命於這隻特大老虎的話,外間實在懷疑,這個社會是否舉國上下都是喜歡貪污的。

Julie Makinen 最後說,縱使洪武帝的決心無容置疑,但畢竟他沒有觸及到制度的變革,到了未代的崇禎帝時,再有宏心壯志也顯得有心無力,最終導致亡國。當然,歷史不會一五一十地重演,但不從中汲取教訓,後人必然重蹈覆轍。觀乎當屆政府的行徑與民間的反應,借用網上一句「潮語」形容:人類總會重複同樣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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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7日星期一

99%的自白

六月三十日,筆者收到某銀行的訊息,通知客戶為預防七月二日中環交通癱瘓,將會實行企業應變方案,並附上當日聯絡詳情。據聞,金管局早前要求各銀行,防範所謂「佔中」行動影響日常運作;今回,正是測試的合適時期。結果,一切都安然渡過。

七月一日,遊行備受海內外廣泛關注之際,在地球的另一端,港元在匯市多次觸及兌換保證上限,需要金管局干預。隨後一天,恆指創今年新高,多隻金融與地產股表現優異。這些景象,跟街上示威的情景成強烈對比。

筆者相信,那些肯把錢流進香港的投資者,決不會對當前的危機視而不見。這個矛盾,我們該如何解讀呢?

一個可能的解釋,在於投資者對香港人的印象:觀乎是次遊行,人數雖然眾多,但秩序大致良好,換着是其他社會,如此大規模的反政府活動,不發生搗亂或縱火才怪了。如是者,在投資者眼中,香港人搞的抗爭,再激進亦有個限度,因而繼續對香港市場投下信心一票。假使這是真的話,我們實在值得引而為傲。

當然,從另一角度看,你亦可以說港人在爭取民主時,往往投鼠忌器,以致無法集結出一個強大而恆久的勢力,跟建制派周旋。譬如說,遊行結束後,願意繼續通宵留守中環或政總的,連五千個人也沒有,按主辦單位公佈的五十一萬遊行人士計算,百分之一也沒有。其餘99%在遊行後便離開的人,白點說是丟下他們不理。

筆者身為99%的一分子,也承認自己沒有全力投身抗爭的打算。但闊一點想,除了走上街頭高聲吶喊,難道我們就沒有其他方法,跟彼方抗衡嗎?只要我們維持頭腦清醒,對任何糖衣毒藥保持警惕,並懂得莊敬自強,外面的人自然會認為,港人有足夠智慧面對任何挑戰。這股實力,不就是我們賴以吸引各地投資的最大本錢嗎?

筆者明白,以上的立論,難免會有人認為太天真。但至少,筆者並非盲目地樂觀。不同崗位的人,在沒有任何人主使之下,以不同的辦法,對歪理加以防禦;也許,這就是我們獨特的抗爭方式。若果,這亦是我們的最後防線的話,今年的遊行,至少証明了它仍未完全崩潰。

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

愈思,反而愈危?

想走出你控制的領域
卻走進你安排的戰局
我沒有堅強的防備
也沒有後路可以退
(取自王菲的《棋子》)
曾經貴為全球最高薪央行總裁的任志剛先生,在新推出的著作《居安思危》透露,「香港政局的發展,正在蠶食領導人對香港的信心,導致中國避免過分倚賴香港,作為內地進行國際金融中心活動的地方,他認為若然如此,將十分可惜。」此言一出,隨即引起廣泛討論。人道是,當天下午股市急跌,也跟它扯上關係。

要麼他現在仍然是「任總」的話,他說每一句固然要顧及自己的本份;但既然他已經功成身退,我們姑且肯定以上都是他的真心話。作為本港財經以至政界的大人物,他大概是從香港的整體利益出發,才苦口婆心地寫出這番話。闊一點看,活躍於香港政商界的精英,普遍都有類近的想法。然而,他們對中港互不相任的解讀,似乎忽略了一個關鍵的要素。

回想改革開放初年,內地百廢待興,港人本着對故地的情懷,率先回鄉投資發展,積極參與建設。那時侯,港人的意見雖未必被照單全收,至少也受到尊重。有了由香港引進的人才與技術,令內地比其他共產國家更早實現市場經濟。來到今天,內地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固然,這是一眾國人的成就,但當初港人有份奠下的基石,實在功不可沒。

誰知一份《白皮書》,幾乎把以上的認識徹底顛倒。現在他們說,我們有好日子過,全賴他們的功勞,為將來的生計着想,我們最好喝敬酒而非罰酒云云。反之,我們對他們的貢獻,他們卻隻字不提,更遑論由他們導致、令我們受難的失誤(例如非典疫情)。他們屢屢勸諭我們要飲水思源,但他們是否刻意忘記,要麼沒有我們當年的接濟,他們早就完蛋嗎?對的,君子施恩莫望報,但要麼連多謝一聲都欠奉的話,難免會被人覺得沒有禮貌。敢問任先生之類那些極具生意頭腦的人,對着如此態度的人,你還會衷誠跟他合作嗎?

更糟的是,香港那些政經要員,似乎把香港視為內地實行國策的一個機關,要麼港人不懂好好配合,就莫怪他們另謀高就了,屆時,香港的地位將會岌岌可危。但白一點說,在他們眼中,香港對內地來說,彷彿只剩下單向及被利用的價值。試問,當香港處於一個任人擺佈的狀況時,屆時豈不會比現在更危險?

想到這裏,筆者不禁想起王菲的老歌《棋子》;歌曲雖跟政府完全扯不上關係,但內容竟然可以精準地形容現時的中港關係。諷制的是,當那些政經要員,都甘於淪為別人手上的棋子的話,筆者實在懷疑,他們是否打算自掘墳墓,把香港的前途葬送。

2014年6月23日星期一

愈見沉重的「世界盃」

四年前,筆者在世界盃舉行之際歐遊,然而回港後,對足球的興趣已經大減。因此來到今年,筆者連賽後精華也未必看。然而,作為全球盛事的話,依然值得談談。

首先,據彭博通訊社估算,今屆的開支已是上屆的三倍多,四年前的主辦國南非,至今只能賺回十份一的開支。雖則巴西的經濟近年大幅躍升,但要埋這張單仍然非常吃力;加上兩年後,里約熱內盧將主辦奧運,對公共財政肯定百上加斤,此消彼長之長,投放於國民福祉的資源自然減少。難怪愈來愈多當地人認為,世界盃對他們百害而無一利,這些不滿在漸漸累積之下,就變成了連串的示威與罷工。

另外,八年後的卡塔爾世界盃,接連爆出了負面報導。到最近,英國《週日泰晤士報》在專題報導中詳細羅列證據,指控主辦國賄賂執委會成員,左右選舉結果。在輿論與贊助商的壓力下,國際足協方才展開調查。本來,把世盃安排在人口只有二百萬的沙漠小國舉行,已經惹來眾多非議;如今,該國能否順利如願,變數愈來愈多。

對以上現象,坊間一般會這樣解讀:決賽週隊伍,自1982年西班牙一屆開該增加,到1998年法國一屆已達三十二支。相應的基建、保安等的費用大幅增加,只有極少數國家能負擔。為求收支平衡,唯有向贊助商大開綠燈,能有如此財力的,不外乎是那些屈指可數的巨企。如是者,一個龐大的利益輸送系統便形成了,引發以上的事件。

曾幾何時,能夠主辦奧運、世界盃等大型盛事,是一種無限的光榮,當地人民普遍都表示支持。但時移世易,縱使場內的汗水、歡呼、體育精神等等,今天仍然無損,但擺在競技場上的利益愈來愈大,令體育變成一盤生意;當推動體育發展的動力,由追求卓越轉移到純粹為了金錢時, 以往的一份純真,似乎已灰飛煙滅。

當然,站在運動員的角度,不管環境怎樣,他們的終極目標都是爭取錦標。然而,隨着牽涉的商業利益不斷膨脹,他們眼前的獎盃或金牌,彷彿愈見沉重。按此趨勢,場內與場外之間的矛盾,只會日益加深;敢問昔日創辦賽事的先賢,當前的局面是他們預計之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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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2日星期四

命運在重演?

假使閣下是三四十歲的話,總會有這種經驗:在小學或中學時代,某天同學突然跟你說,父母打算舉家移民,以後再不能跟你上學了。數月後,一夥兒相約某處大吃一頓,為他餞行,再齊集啟德機場,目送他跟家人離境。年幼時,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父母為何選擇離鄉別井,到外地重新生活。漸漸長大後,才清楚他們的顧慮,就是主權移交。

九七過後,大家都相繼畢業,投身工作。某些移居海外的同學,眼見故地的情況不錯,於是回流發展;當然,亦有部份已經適應了異地的生活,正式告別香港。如今,不少同輩都有家室,甚至已經有小孩子;雖則不是大富大貴,但生活上總算過得去。

話題一轉,在事前毫無徵兆之下,國務院發表了《「一國兩制」白皮書》。箇中內容,各大媒體早有報導,筆者不再覆述,書中的描述是否有理據,留待各方評論好了。但筆者看過報導後,立時想起當年的父執輩:過渡期時的他們,與現時的我們,年紀相約,又有點兒事業,稍為幸運的少數,甚至已經超越了中產。然而,正當生活安穩之際,「北大人」的步步進迫,始終令大家放心不大;是去還是留,頃刻之間難以取捨。如今,長輩面對的兩難竟然在我們身上重現,實在是無比的諷刺。

想到這裏,筆者實在感到諦笑皆非:編製《白皮書》的班子,不就是把我們父母當年的恐懼,一五一十地寫出來嗎?說真的,即使你們不白紙黑字,我們其實都對你們背後藏了什麼尾巴,但現在你居然主動地露出來,屆時獲得的將會有廣泛的認同,還是一種「大石砸死蟹」的感覺呢?還不止,當初你們口口聲聲說,香港將會是收復臺灣的藍本,但從《白皮書》展示出來的模樣,會令對岸的人更為安心還是憂心呢?敢問天下之間,能夠有人傻到這個地步嗎?

平心而論,《白皮書》跟其他官式八股文一樣,都是用來討好領導層的工具。但所謂潑了出去的水,永遠無法收回,將來如何努力補救,我們也無法當成什麼都沒發生。從此,一切僅有的幻想都終告破滅,剩下來的,就是我們如何應對。筆者相信,一向務實的香港人,肯參與激烈抗爭的人一定不多;或許,愈來愈多我們這一輩的人,將會重演父母的命運,面臨重要的抉擇。

按:今週原本苦無話題,但拜《白皮書》所賜,只消數小時便寫好本篇,順勢提早刊出。六月二十三日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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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9日星期一

香港的民主荒誕劇(2014版)

去年底,政府啟動政改諮詢,不同派別的人,先後推出各種方案。然而,這邊廂各派別間鬧得哄哄之際,坊間的反應卻遠遠不及反國安法、國民教育、電視牌照等那般熱烈。

就此,筆者早前跟朋友討論,得出了這樣的解釋:過往的社會運動,旗幟鮮明、目標清晰、訴求簡單,要動員民眾取得共識不是難事。反之,談到政改,擺在抬上的方案已經有二三十個,即使是最頂尖的專家,要花時間與功夫逐一分析也非易事。這種玩意,向來搵食至上、政治冷感的香港人,肯定沒興趣做。

西方有句諺語:太多的選擇,與沒有選擇無異;以上的事例,正好作個佐證。當然,落實普選這個大議題,各人有不同看法實屬平常;但討論歸討論,最後大家都總要作個取捨,務求推出一個能獲最多人接受的方案吧。不要忘記,民主向來都是一場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過份執着自己的想解,到頭來只會被認為曲高和寡。遺憾的是,要麼連這些所謂的賢達,也無法取得最大共識的話,試問市井之徒就可以嗎?四年前,筆者曾說過:「香港泛民陣營現時的處境,猶如風中殘燭般奄奄一息。然而在大難臨頭之際,他們不單無法凝聚出抵抗的勢力,還要無止境地搞『窩裏鬥』」;以上現象告訴各位,情況似乎變本加厲。

那邊廂,坊間冷待政改諮詢,箇中原因,筆者認為與港人的處世之道有關:只要為政者有本事,讓他們衣食無憂、有瓦遮頭、偶然有點娛樂的話,他們就絕少過問,為政者是怎樣產生出來的。當然,少數讀了多點兒書的人,要求自然是高一點,對容易分清是非的議題,他們都無懼挺身而出。但一談到什麼構思政治理念、建立民主制度等的東西,他們即使頭腦再靈敏,亦感到太過深奥。要麼連如此切身的議題,大家都可以敬而遠之的話,難怪各方如何用盡唇舌,都只是對牛彈琴而已。

不久,「和平佔中」將動員公眾,就三個政改方案投票。發起人宣稱,投票人數少於十萬的話,將會公開道歉,並慎重考慮去留。結果如果,日後自有分曉,但他們要用會這種方法來喚起公眾關注,彷彿反映他們已經江郎才盡。反起來,如斯的氣氛,最有利於那些渴望有龐大勢力能一錘定音的人。要麼這不是閣下的意願的話,接下來你要做什麼,無用筆者多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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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4日星期三

忘記了,就好嗎?

讀者要麼已是人父或人母,相信應該有這種經驗:有時,幼童會不斷吵着,要父母滿足他們的渴求。為求令他們收口,父母通常會用別的東西,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不久,他們就把原先想要的東西都忘記了,家長隨之鬆一口氣。但到他們開始入學時,家長一旦發覺子女在轉瞬間,就把課堂上的所學忘記的話,又會顯得十分焦慮。白一點說,子女要記得的,都是父母認為值得記的事而已。

誰是誰非,不是筆者探討的重點。但天下間的父母,總要面對一種兩難:子女記性較弱,自然較為聽從你的指點,但他朝長大後,幹活能力難免較遜色。反之,子女記性好,學業成績固然會較卓越,但你想向他們指指點點,就變得較困難。

觀乎身邊家長對子女教育之重視,筆者相信他們大部份都寧可選擇後者。通常,此類孩子都會較為自律、學習能力亦較高,家長可大為放心。然而,正因為他們有頭腦,要麼你打算佔他們便宜、或是向他們撒謊,你可別奢望可以胡混過關。當然,你無計可施的話,還可以趁他們還是黃毛小子,迫他們向你就範;然而,你走到這一步的話,彼此的關係肯定會受損。

當然,筆者相信大部分的家長,都不打算走到這一步。不想大家鬧翻,父母最佳的策略就是一句四字真言:以身作則。別忘記,你自己就是孩子最方便的學習對象,你的日常所為,遠遠勝於書本上的教誨。不明白這條道理的,在管教孩子時遲早會碰壁。

然而,把以上的共識由小小的家庭搬到大大的國家,落差之巨大即時可見:某些令統治者尷尬的事,他們恨不得要你盡早忘記。為轉移你的視線,他們會不停地隱惡揚言,要。他們不停地灌輸大家要做好人,但那邊廂卻壞事做盡。最後,你打算揭露他們的所為,他們就毫不猶豫地打壓你。

撇開什麼法治、人權等的考慮,能夠符合他們心意的,必然是記性差的人。好了,就如他們如願吧;那樣,面對似是而非的事物,人民會冷靜分析、尋求真相,抑或人云亦云、黑白不分呢?當受到挑戰時,他們會自行處理、從容應對,還是上級有指示之前、就什麼都不懂做呢?在外人眼中,該國的民智是高是低呢?這對整體的國力,到底是提升還是貶低呢?如斯局面,是否領導們真心想看見呢?

數年前,被網民捧為「神劇」的《天與地》,曾有過這一句:香港人最擅長什麼?就是善忘。幸而,每逢重要日子,肯站去來表示未曾遺忘的人仍有不少。以上的推論或許說明了,大家還記得的話,對國家反而更有利;問題的,那些盡力想我們忘記的人,到底瞭不瞭解他們的所為,與他們的理想根本是背道而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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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

別忘記,世界愈來愈平。

據報,國家財政部打算立例,限制香港會計師審計內地公司。事件始未及詳情,各媒體早有報導,筆者不再覆述。消息一出,迅即引起會計界熱烈討論,大多慨嘆內地鳥盡弓藏,並對新一輩會計師的前途表示憂慮。

人道是,當年大型國企紛紛南來集資,造就了會計業的黃金時代。但多想一趟,不難發覺一切都是借來的時間、借用的光輝。要返回昔日的景況,可謂不切實際,由燦爛歸於平淡,只是時間問題。換個角度看,假若你站在內地的立場,難道你會認為,長期依賴外來的會計師複核自己公司的帳嗎?那些年,自家的會計師寥寥可數,唯有向海外專才招手,方能滿足需求。時移世易,內地註冊會計師的數量與日俱增,水準也漸漸與海外同業看齊。在人才充裕之下,他們還願意付出額外費用,聘用外地人嗎?白一點說,財政部的提議,只是宣佈一個無情的事實而已。

聽到這裏,或許某位讀者會思疑,筆者是位已經「上岸」的會計業者,借機在此談談風涼話,揶揄上不到位的同業云云。實不相瞞,筆者雖是公會會員,但跟同輩相比,際遇算是較差了;至少,畢業生引頸以待的四大會計師行,筆者一直只能望門輕嘆。初入行時,公會會員僅多於一萬,即使如筆者那樣成績稍遜的,另尋出路亦不算困難,現時的工作,與會計只剩下些微關係。

來到今日,會員人數直逼四萬,筆者粗略推算,近十年的年均增長率約7%;敢問即使是最好景的年代,需要專業資格的會計空缺有可能每年多7%嗎?肯定的是,未待內地的建議曝光,業界僧多粥少的局面早已浮現。

無疑,業界前景雖未至於黯淡,亦教人憂心。但試問世間,能令從業員完全高枕無憂的行業是多是少呢?回顧以往,父執輩要面對的挑戰,比我們小得多嗎?為何當年他們往往能夠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們卻一味只懂恐懼、不懂如何應對呢?連轉危為機的能耐都欠奉,我們還剩下什麼,跟對手爭一日之長短呢?長久下去,我們的競爭力豈能不跌呢?

曾幾何時,憑着每個人的靈活腦筋,令香港有幸在全球化過程中受惠。但按目前的趨勢看,這股氣勢恐怕一去不返。九年前,美國作家 Thomas Friedman 出版著書《地球是平的》,告誠美國年輕一輩,隨着科技日益廉宜和進步,他們再不自強的話,中國與印度等的後起國,將會毫不留情地搶去他們的飯碗。他山之石是否值得參考,明眼人自然有分曉。

不管你喜歡與否,都請勿忘記,世界只會愈來愈平。

(筆者按:為補回兩週前的缺稿,是篇拙文提早推出。下篇文將會在下週三推出,之後回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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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6日星期一

道,不在糞溺中。

除非閣下的先祖是新界原居民,否則他們絕大部份都是在英治時期,由內地不同省份來港定居(嚴格點說,上述那些原居民,不過是英治之前南來而已)。人道是,直到1980年,殖民地政府為補充勞動力以振興製造業,一直實行所謂的「抵壘政策」,即是非法入境的內地人,只要有本事逃過追捕,抵達市區後,就可以申請身份證,成為香港人。一時間,這塊彈丸之地的人口迅速膨脹,無法入住公營房屋的草根階層,普遍要住在板間房、木屋、天台屋、甚至是籠屋,環境之惡劣可想而知。然而,聽父執輩說,即使他們目不識丁,來港後生活條件再差,都絕少當街大小二便。這些「舊香港人」的心態,跟近日那些隨手讓小孩在眾目下便溺的強國旅客,形成強烈對比。

對的,某些人會認為,像筆者那樣的意見,有以偏蓋全之嫌。但既然事件已經鐵証如山,那實在令人十分驚訝:為何昔日一窮二白時,大家反而懂得守禮,但今朝富起來之後,又變成另一回事呢?

筆者猜想,縱使昔日並非每個人都視這片殖民地為歸宿,但因為人際間的隔離十分近,要麼有人隨處便溺,肯定迅速被旁人圍而攻之。在群眾的制約下,冒險犯禁之人自然少之又少。再者,在「獅子山下」的年代,周圍的人的處境都十分近似,即使彼此不是親戚,亦懂得互相體諒。如是者,就算沒有執法者檢控,大家都避免做出傷害對方的事。

但來到今天這個無比盛勢,居然有強國旅客認為,通處便溺是咱們的習慣,你們應該好好通融一下。然而同一班人,不是對一個多世紀前,西方列強在華如取如攜念念不忘嗎?那些年,他們不是大聲疾呼過,發達國不要恃着財宏勢大,肆意踐踏咱地的文化嗎?何解他們富起來之後,反過來會認為「消費者就是上帝」,只要有錢,就可以到處為所欲為呢?他們在異地重施的,不就是當年西方殖民者的故技呢?說穿了,一切都是顯而易見的雙重標準,憑着如斯心態,在外面獲得的將會是崇敬還是蔑視呢?

帶着以上觀察,各位自然瞭解,為何強國愈有錢,在外地遇到的白眼反而愈多。恕筆者孤陋寡聞,類似的遭遇,在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當然,某些人會認為,是西方國家刻意妖魔化我們而已;但要麼你連說服一個國家的能耐都欠奉,那到底是別人的問題還是你的問題呢?

【這麼近那麼遠的鄰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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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9日星期一

閉關,行嗎?

許多時,某件事情發生後,先退一步弄清來龍去脈,總比立時妄下判斷來得合適。想談的,是上個月在臺灣爆發的「反服貿」運動。事態發展,香港人紛紛透過各種新舊媒體發表意見,當中大部份都表示支持。他們借鑒CEPA協議簽訂後,房價與舖租都被推高,令市民難以置業、小商戶被迫遷等等,奉勸彼岸不要上當云云。

筆者的消息來源,主要是東森新聞;在起初,它們縱使未肯認同運動,卻無保留地譴責馬總統行事草率卻又操之過急。但過了幾天,邀來臺商參與討論後,筆者頓時發覺,事情並非坊間想得那樣簡單。

首先,當初臺灣加入世貿組織時,表明自己是已發展地區;那麼,作為發展中地區的大陸,豈會不以此為由,要求對方更多的優惠呢?再者,除了多邊的世貿協議,成員間亦不時簽署雙邊或區域性的貿易協議,但在這方面,臺灣顯得十分落後;反之,跟臺灣有四成產業是重疊的韓國,相對上積極得多。現時,已與後者簽訂貿易協議的地區,佔全球GDP比重已超過一半;相比之下,跟臺灣有貿易協議的,只有新西蘭與新加坡,全球GDP佔比連百分比一也沒有。沒有貿易協議,大大削弱臺灣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從這個角度看,臺灣可謂進退兩難。

無疑,大陸在「服貿」上的考慮,肯定不會只單純地局限在經濟層面;但不容否認,它已經是全球僅次於美國的貿易大國。試問你不跟它打交道,又怎樣能令你的貿易額保持增長呢?屆時,你還能剩下多少籌碼,在國際經貿舞台上跟其他大國周旋呢?

然而,近年在臺灣甚至乎香港,都出現一些反其道而行的變化,就是崇尚「本土化」。的確,不管是臺灣的電視節目,還是香港的社交媒體,都不約而同地多了介紹那些小本經營、薄利多銷的特色小店。鐘情於的民眾,普遍對大集團連鎖店有不同程度的反感;他們憂慮,一旦大集團繼續壯大,小商戶肯定難以生存,甚至面臨結業危機云云。

無可否認,大如歐美等的經濟體,只做本地人生意的店舖仍然佔多數。但試想想,一味沈醉於小店情懷,又何以令全世界認識你呢?你無法贏取更多人的口碑,又何以賺到更多的財富呢?屆時,人民的福祉又何以獲改善呢?更甚的是,一味講本土,或多或少會把外來者摒諸門外,俗一點兒說,那只是「塘水滾塘魚」式的閉關自守。要麼你一開始,就不打算外出打拼的話,你還能憑什麼實力,跟其他地方的競爭者周旋呢?

回想上世紀八十年代,臺灣與香港、新加坡與南韓,並稱為「亞洲四小龍」。但三十多年過去,臺灣居然被遠遠抛離,實在令人不勝唏噓。箇中因由,各位可循不同角店分析,但肯定的是,臺灣在過去十多年,浪費了不少時間。是次「反服貿」風潮,不僅無助於經濟復原,反而暴露了臺灣在經貿上,只能處於捱打狀態。與其畫地為牢,臺灣似乎更需要積極改革島內產業與法制,改善營商環境,方是上上之策。

【這麼近那麼遠的鄰居-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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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5日星期一

稻田上的迷思(新版)

月初某天的大清早,筆者北上深圳,到羅湖汽車站,準備乘長途巴士回鄉掃墓。每逢清明前後,回鄉的人特別多,結果頭班車固然早已滿座,筆者遲五分鐘的話,恐怕次班車也要錯過。據說,當局雷厲打擊超速超載等的違規行動,令司機們都刻意放慢車速,車程結果比平日多了半小時。

入村後,已是正午,跟鄉里們吃飯後,隨即上山祭祖。由於黃昏前要趕往廣州,下山後就回到汽車站;站內,坐滿了跟筆者一樣即日來回的人。幸而,往廣州的巴士比往深圳的頗密得多,買票不久,巴士就到了。然而,公路網再完善,也無法負荷掃墓完畢返回城市的人流;結果,又多花了半小時。

想當年,筆者與家人要回鄉,要先在廣州留宿一晚,翌日早上再乘大巴或客輪,方能抵達。相比之下,現在的狀況雖已大幅改善,但每逢重要時節,旅客依然要在公路上浪費不少時間。然而,在不久的將來,情況可能會很不一樣。

是次返鄉,看見村外附近的農地,開始陸續大興土木。鄉里們說,為迎接貴廣(貴陽至廣州)與南廣(南寧至廣州)高鐵,與連貫廣州、佛山與肇慶的城際鐵路即將在附近建站,市政府順勢打造新發展區。從網上刊登的初步計畫推算,故鄉勢必被畫入新城內;他朝,十年如一日的小村莊,肯定會徹底改頭換面。

一談到高鐵,不少港人隨即聯想到劣質工程、職員欠缺訓練、沿線的遷拆糾紛、工費終飽私嚢等的報導。這些叢生的問題,各方固然要正視與解決,但站在鄉里們的角度,難過你還能忍受要花半天時間,才能到達廣州或深圳等的大城市嗎?能讓更多人更快捷來往各省市,難道是一件壞事嗎?高鐵對社會演變的貢獻,難道我們可以視而不見嗎?

最近,高鐵香港段爆出超支與延誤等的醜聞;技術難題如何解決,留待專家評斷定好了。當然,當局的隱瞞與建制派的阻撓,固然無助於釋除公眾疑慮;但恕筆者孤陋寡聞,世間從未有過一個主要城市,會有如此多人(特別是年輕一輩)抗拒一條高速鐵路開通到自己門口。筆者推測,不少反對聲音都是指桑罵槐,真正的核心議題,就是所謂的「中港融合」。

不容否認,隨着內地人出國次數與日俱增,像香港之類的主要城市肯定首當其衝。然而,一味以為只要把交流的大門關上,問題就迎刃而解,那跟把頭埋在沙堆的鴕鳥有何分別?這種心態的背後,其實暗示自己除了排斥別人之外,就什麼也做不到。在外人眼中,這就像比賽還未開始,你就率先向對方示弱一樣;說穿了,這是一種害怕正面較量的表現,抱着如斯心態,你還能憑什麼穎脫而出、令世人羨慕呢?

奇怪的是,縱使內地經濟實力已傲視同儕,但港人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居然比昔日一窮二白時還要低;這個現象,不管古今中外都非常罕見。其實,不管你對現政權有什麼意見,在認同與否之間,何不先放下成見,親身瞭解甚至體會這個龐大的鄰居,人民是如何生活呢?連對方的底子也不去摸,又何以達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嗎?

【這麼近那麼遠的鄰居-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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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8日星期一

連這一種民主,也是舉步維艱

筆者的老家,在沙田老牌居屋穗禾苑,雖然已經搬出,仍然不時在那裏留連。最近有一個議題,引起居民廣泛討論。

現時,屋苑有兩條前往市區的巴士路線:全日服務、往九龍塘港鐵站的80M,與只在平日早上服務、往尖沙咀的280P。但據運輸署的統計顯示,80M與280P在繁忙時間的載客率,分別只有六成與四成,而前者在非繁忙時間,載客率只僅得兩成。有鍳於此,署方最近向區議會建議,把兩線合併為新的280X線,全日沿青沙公路往尖沙咀。

那些年的交通規劃,安排80M接駁地鐵、區內線81K接駁九鐵。但兩鐵合併後,兩者功能明顯重疊。對沙田居民來說,九龍塘終歸只是轉乘點而非目的地,80M在市區僅得兩個停站之下,根本毫無優勢。現時,居民要轉乘港鐵的話,大多寧可搭班次密得多的專線小巴,往沙田或火炭站,或乾脆走兩百多級樓梯到火炭站。相比之下,願意等十多分鐘乘80M往九龍塘港鐵站的,自然偏少。更甚的是,81K提供的轉乘優惠較80M吸引(例如城門隧道的巴士,只能經81K轉乘才享有優惠),此消彼長之下,80M的客源遭到進一步收窄。作為屋苑往來市區的唯一途徑,80M的走線可謂已不合時宜。

建議公開至今,出現不少爭議。筆者嘗試逐一拆解:

(1)應否保留80M?事實勝於雄辯,除非你認為數據造假,否則以現時的使用狀況,區內居民大概早已用雙腳表達了意見。
(2)80M與新線能否並存?稍為認識巴士運作的人,都知道穗禾苑的道路狹窄,不適宜12米以上的巴士進出。加上總站面積細小,要同時容納三條全日巴士站,在技術上十分困難。除非有辦法,可在短時間內擴建總站,又或者巴士公司能更有效調動班次,否則現時僅有的資源,不應浪費在載客率偏低的路線上。
(3)取消80M後,禾輋與新田圍的居民甚麼辦?除了穗禾苑,80M的客源主要來自禾輋與新田圍這兩個離港鐵站較遠的屋邨。然而,以上述統計衡量,當地居民的取態,大概跟穗禾苑的相同。再者,即使那裏確實有需求,亦不表示要由一線穗禾苑開出的巴士線來滿足。
(4)新線收費是否合理?營運商聲稱,新線屬特快路線,因此單程要收$9.5,比280P的$7.7高了近四分一。雖則開辦初期會有回程折扣,但現時由沙田或火炭乘港鐵往尖沙咀,分別只需$8.3或$9.0,加上新線要十五分鐘才開出一班,套用喬布斯的遺言,建議可謂 dead on arrival(註定失敗)。
(5)新線應否沿用280P的走線,以獅子山隧道出市區?以現時280P只有四成使用率作參考的話,此建議的吸引力似乎值得商榷。但當然,要麼改為全日服務,情況會很不一樣,加上青沙公路將來提供的轉乘服務較廣泛,如何取捨,還需各方多加參詳。

筆者自問,以上的分析縱使有欠全面,亦盡力把已知的事實羅列出來。奈何的是,坊間所見的討論,在一面倒地反對取消80M之餘,卻不見他們會像筆者那樣,以實況作佐證(唯一例外,是這篇由《輔仁網》轉載的文章,縱使內容以偏蓋全,但至少作者顯然是有做功課的)。筆者推想,那些人有兩種通病:一是妄顧現實,又不以開放務實地看待問題;二是借刻意刁難局方與營運商,宣洩心頭的不滿。無可否認,局方的安排並非十分理想,但強行保留80M的話,局方勢必以實況難以配合為由,把所有新建議擱置。屆時,得益的人多還是受損的人多呢?

闊一點看,一個屋苑的交通安排,所牽涉的利益十分有限,要解決亦不算很困難。但要麼連這些芝麻般的小事,各方也只懂各說各話、無法平心靜氣商討的話,社會上其他更複雜的問題,豈不是更加寸步難行?人道是,政改諮詢期快將完結,以上的事例,可作為這個偽國際都會能否有效落實民主的寒暑表。固然,各位的看法可能很不一樣,但恕筆者直言,不管得出什麼結果,當前的僵局也難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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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

社會演變的瓶頸

繼續上兩篇的那次飯局。W女仕到北京出差時,適逢人大及政協會議舉行;除了公司業務,她跟同事亦少不免談及家國大事。回港後,她在席間跟我們分享她的所聞:近年,內地鄉郊的經濟發展十分矚目,不少以鄉郊農民為主要客戶的國企,因而錄得比同業更可觀的增長。依她所見,導致這個現象,是因為國家領導深信,由共產黨領導的政體之所以行之有效、恆久不衰,全賴廣大農民的支持,為報答他們的效忠,領導自然要多加照顧。

「等等,最先接觸共產主義的,應該都是城市人;至於中國共產黨,當初亦是在上海成立的,對嗎?」筆者即時說。W女仕怎樣回應,恕筆者已記不清;但事後再想,她的觀察也是不無道理的:共產黨早期的根據地,井崗山、遵義、延安等等,統統都在鄉郊。另外,在取得江山前,黨內來自大城市、留過學或懂外語的黨員,與來自鄉間、只讀過點兒書的,曾有數次激烈的路線鬥爭;眾所週知,以毛澤東為首的後者,獲得最後勝利。一個甲子過去,我們依然看見,執政者對廣大農民的生計,至少表面上很着緊;此外,每逢有城市人,寧可下鄉幫助農戶,都會惹來官方媒體的廣泛報導,兼而作宣傳。由此可見,W女仕所非虛。

談到農民,大家很自然會想起,筆者拙文《稻田上的迷思》中描述過的鄉里。以往,他們離不開自己的土地,除了附近的地方與人物,他們對外面世界的認識甚少,更遑論主動跑出去接觸新事物。可想而知,他們的見識與視野都受到局限。但時移世易,現在即使足不出戶亦能知天下事,加上交通網絡迅速發展,不消半天便可穿州過省。要擺脫過去的珈鎖,無須付出龐大的代價。

然而,他們很快會發覺,進入城市雖然是方便了,在那兒生活卻是另一回事:日常要接觸的人,比在家鄉多得許多,而且他們的來歷與背景,跟自己很不一樣;另外,由於鄰居不時會遷出遷入,彼此的關係肯定比在鄉間疏離。如此大的落差,令他們一時間無所適從;最自然的應對,就是跟自己鄉里一齊居住、甚至一齊工作。眾多跑到城市幹活的民工,都採取這種生活模式。

改革開放縱使進入第四個十年,但當權者對農民絲毫無損的情意結,跟城市人口與規模迅速膨脹,形成強烈對比。對於這現象,筆者嘗試作一個大膽的解讀。

自古以來,農民都是靠天吃飯的,只要得到老天爺眷顧,便可以豐衣足食。但在城市,你想生活好過一點,你不得不跟更多人交流、學習更廣泛的知識,從而提昇技能。假以時日,你的眼界會更廣闊,腦筋更靈敏;即使再複雜的疑難,你亦能根據某些公認的原則,自行分析處理。當社會上開始累積這種人才時,只要彼此理念相近,一個個無需順從任何權力、也可獲公眾信賴的群體,便可以漸漸形成。近年,內地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就是個好例子。套用西方的術語,這就是公民社會的雛形。

在以天朝自居的當權者眼中,要壟絡民心以鞏固權力,最簡單莫過於充當唯一的施惠者,在民眾間樹立自己就是老天爺的形象。這一套,農民顯然最為受落。反之,對上述那些見識廣博的城市人來說,要麼你沒有充分的理由,他們根本無須賣你的帳。這種態度,很容易被當權者視為潛在的威脅,長期忽視的話,肯定危及自己江山。

以上的心態,驅使當權者用盡方法,向百姓灌輸某些農民的意識,目的就是令他們相信,自己之上有個無所不能的老天爺,主宰自己的生活。難怪不管是舊社會還是新中國,一切與獨立、自主、自由有關的理念,統統被視為禁忌。更甚的是,一旦有人企圖繞過當權者、自行籌劃帶政治含義的活動,幾乎肯定會惹來打壓。例如在舊社會,官府一看見有人結黨,幾乎本能地斷定他們必然是企圖謀私,繼而迅速制止;現代的事例,大概無須筆者多言。

人道是,自去年上台的新領導班子,非常銳意推行改革,其中一步,就是推行城市化。眾所週知,期間肯定會遇上阻礙。依筆者之見,表面的問題還只是次要,更深層的矛盾,在於當權者能否擺脫上述的恐懼,不再插手干預民間自發的活動。觀乎他們對維穩異常地執著,筆者直言不容樂觀。這個思想上的瓶頸能否被打破,不單是國家演變的關鍵,對將來全球的局勢亦舉足輕重。

【一次特別的「國情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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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4日星期一

虛話的代價

承接上篇拙文,與筆者午飯的大型國企香港高層N先生,帶了一位下屬(在此簡稱她為W女仕)隨行。她最近到北京總公司出差一星期,與國內同事共同出席會議。其間,總公司下達一份頗長的文件給各與會者;W女仕回到酒店後,花了一整晚反覆細閱,卻是完全摸不着頭腦。翌日,她私下與內地同事交談,得到的回應是:莫說是你這位外來人,即使是我們這班土生土長的,也是搞不清文件的真正意思。

W女仕說,這件事令她想起年初時的一次經歷:某日,總部通知她,針對自己手頭上每個客戶,編製一份長達十多頁的綜合報告,並付上一份樣本以供參考。數天後,總部的人問她意見,她坦白地反問,你想聽客套話還是老實話。你實話實說吧,對方答;她就不客氣地說:要做一份那些長的報告,每個客戶至少要一天,但裏面要寫的,幾乎都是虛話與空話。試想想,要全盤推行的話,我們還剩下多少時間去接觸客戶呢?屆時公司將會因以損失多少盈利呢?無謂的事,能不做的就不要做了,倒不如花多點資源去開拓新業務吧。

以上的情況,在內地的官場甚至商場可謂司空見慣。筆者相信,不少國人都是明知,虛話再講多少次也是徒然,但除非你像W女仕般,在系統內有點兒地位,否則唯有勉強地應酬一下。他們的那份難言之隱,明眼人應該很清楚,就是來自上級的壓力。這種情況,在舊社會亦經常出現。似乎,即使我們廢除了帝制一個世紀之後,這種陋習也沒有改變。

平心而論,即使是西方民主國家,也有不少政客向公眾吹虛功績(特別在選舉期間);但這些期票一但未能及時兌現,公眾自然要他們問責,有時甚至要鞠躬下台。但來到天朝大國,不論是文武百官、還是黎民百姓,都對虛話趨之若騖。仔細一看,虛話在中國之所以有市場,無非是每個人都渴望在自己面上貼金,彰顯自己高人一等而已。相反,那些致力追尋真相的,不單未獲得肯定與欣賞,許多時更會惹上官非。

然而,為滿足這股需求,整個社會要投入多少資源呢?以上述那兩份文件為例,由撰寫、校對、改正到審批通過,想必涉及不少職員;但正如W女仕所言,得出來的成果對企業幾乎沒有實質幫助。白一點說,公司發薪給那些人,卻換不到半點生產力。一家已經走向國際的大型國企也尚且如此,其他發生在各級黨政軍機關的事例,肯定是不能盡錄。可以想像,歷代國人為了一個個的空話,耗費了無數的心血與時間,但對整個社會卻毫無脾益。

更糟的是,國人為免空話被識破,會不惜以謊言顛倒是非黑白。最極致的例子,可以看易中天在短文《鴉片的戰爭與戰爭的鴉片》裏描述的故事:1841年,在鴉片戰爭被英國擊敗的清軍,不單沒有愁雲慘霧,反而「上上下下都喜氣洋洋地互賀升遷」,指揮官奕山,則「在奏報『戰功』的同時,還一口氣保舉了『有功之臣』共554人,幾乎囊括廣州所有官員!這可真是『勝利者的歡宴』!」。事情之所以如此荒唐,全因奕山向皇帝撒謊。反之,在虎門消煙而聲名大噪,幾乎沒說過謊的林則徐,卻被貶官到新疆伊犁。一個世紀過去,情況雖稍有改善,但說假話的獲重用、說實話的遭排擠的情況,仍然屢見不鮮。這種代價,難道我們覺得可以付得起嗎?

想到這裏,筆者不禁反問,要麼國人能把花在空話謊話上的資源,用來建設社會的話,即使只分得丁點兒,整個國家的命運會否可以改寫呢?當然,歷史是沒有如果的。曾幾何時,不計其數的文人紛紛向公眾大聲疾呼,要大家說實話、聽真話;但要麼連國家危在旦夕之時,國人的陋習依然根深蒂固的話,來了繁華盛世的今時今日,我們還能奢望什麼呢?

【一次特別的「國情課」—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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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7日星期一

換個角度看政改之爭

近日,筆者跟一位蠻特別的香港人午飯(在此姑且簡稱他為N先生);他受顧於某家大型中資國企,在香港子公司中擔任要職。除了業務上的交流,大家難免會談及時事;說到政改諮詢,他的立場自然跟那些「佔領中環」的搞手大相逕庭(但整體上,這位仁兄跟筆者接觸過的其他國企要員相比,已算是較開明務實了)。跟內地人周旋了十數年的N先生,借着他的經驗表達了一些見解。

在國企系統內已屬「高管」的N先生,見盡內地各省市不同部門級別的官員,並很瞭解他們的脾氣。他總結,要與官員打交道,決不可跟他們硬踫硬,一開始就出言恐嚇;否則,他們定必加倍奉還,令事情越鬧越僵。N先生認為,「佔中」搞手以癱瘓市中心為號召,必然使京官們覺得受到要脅,觸動他們的神經,迫使他們的立場更為強硬,最終令雙方無路可退。

另外,他猶記得,初初入職國企時,同事們都跟他說,來自總部的指示,幾乎是神聖不可侵犯。如是者,能夠下放給香港子公司的權力,實在小得可憐;可想而知,N先生在做事時,每每受到諸多掣肘,以至錯失不少良機。他曾多次向上級反映,初時多數都是不得要領。但近年,情況有了微妙的逆轉,N先生不單有更大的自主權,他的意見亦逐漸被總部重視。箇中原因,他歸納為兩個字:競爭。隨着國企陸續上市,不少更擠身全球五百強之列,它們的業績備受外界關注;加上營商環境不斷轉變,及來自海內外同業的比併,迫使它們不能繼續閉門造車,要多點聽取不同意見,方能突圍而出。

N先生的心得,無疑給乎像筆者那些局外人不少啟發。但把它套用到當前的形勢,又是否完全合適呢?

不管是在政壇還是商場,面對當前的問題,各方會根據不同立場,提出建議。但一方的靈丹妙藥,另一方可能會認為是糖衣毒藥,反之亦然。平心而論,我們對異見有所恐懼,實屬人之常情;但要麼一開始,你就把自己的顧慮無限放大,但別人的卻置之不理,難免會被其他人質疑,你不過想「大石砸死蟹」而已。話到底,傾向有此行徑的,通常都是以為自己高高在上,可以凌駕其他人之上,自己受威脅就萬萬不可,別人受威脅則貴客自理。憑這副心態,彼此最終會求同存異、達成共識,還是各走極端、互相指罵,可謂呼之欲出。

至於N先生在公司內的際遇,確實反映了國企逐步向海外擴張,與國際巨頭看齊之下的變化。然而,換着是一個幾乎沒有競爭的政治環境裏,反對現狀的聲音又能否順利地傳到當權者的耳邊嗎?當然,像李世默之流的人會出來指正,說各級幹部在政績上的比拼,比任何民主選舉都要激烈;硬要說在「一黨專政」之下沒有競爭,似乎是以偏蓋全。問題是,你不加入建制,休想參與這些競賽;入閘後,你的仕途是好是差,完全靠上級怎樣評價你,至於黎民百姓對你的口碑如何,雖不至於無關痛痒,亦只是次要。如是者,我們不難發現,不少官員為求政績亮麗,不惜侵害居民的權益。這種情況,是否大家願意看見的呢?

從以上的觀察,筆者嘗試把國人對競爭的認識作個歸納:簡單而言,競爭可以分為良性與惡性;但不論古今,國人的競爭往往變成惡性,許多時候,除了肇事者被殺頭之外,無辜者亦會受牽連。如是者,萬事講求和諧穩定的國人,為避免惡性競爭,寧可什麼都不要爭;白點兒說,這猶如斬腳趾避沙蟲。這種忌諱,令大部份的競爭只能在暗地裏進行;諷刺的是,它的殺傷力,往往比光天化日之下的競爭更巨大,對失敗者更為殘酷。不難想像,在局外人眼中,政治從來都是骯髒與醜陋,繼而產生冷感甚至厭惡感;當這種感覺成為常態,當權者就更能為所欲為。

從上述的推論,我們可以總結,國人為求變革,註定要付出比他人更沈重的代價,令人際間的關係外弛內張,彼此的互信明存實亡。或許,這就是中國人為何無法推行民主政治的成因;當前的這場政改之爭,似乎亦逃不出這個惡性循環。當然,像N先生那樣的際遇,也許有朝一日會在政壇上出現;然而,那些異見者,還剩下多少耐性等下去呢?

【一次特別的「國情課」—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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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31日星期一

民主的迷思(再寫)

在臺灣,由學生發起的「反服貿」運動,成為近日各社交平台的熱話。孰對孰錯,並非本篇的主題,筆者反而想借此,談談更宏觀的時局。

環觀世界,近期確實有不少新興的民主國家,政局陷入膠着:離我們不遠的泰國,支持及反對前總理他信的勢力互不相讓,癱瘓施政;把強人拉倒了的埃及,軍隊聲稱順應人民的號召,公然把民選總統推翻;東歐的烏克蘭,親俄的總統被親歐的民眾包圍,被迫流亡。總結以上事件,似乎有個共通點:不同意見的團體,無法透過談判化解僵局,唯有各走極端。不管誰勝誰負,各方的互信都已經盪然無存,令國家前路茫茫。

要麼筆者是李世默君之流的人,定必會堂而皇之跑出來,指稱西方那套民主政制,已經瀕臨崩潰,咱們還要再費神向它們學習嗎?最近,一場別開生面的辯論,正好探討這個議題。

本月初,英國廣播公司(BBC)轉播一場由 Intelligence Squared 主辦的辯論,議題是「民主政制不一定帶來最好的政府」,地點在倫敦的 Cadogan Hall。事前,觀眾先要投票,表示自己贊同抑或反對議題。結果,反對的竟然不足兩成,對這個當代君主立憲體制之父來說,確實是個警號。開始時,正反雙方各有兩名代表輪流發言;之後,觀眾有機會向他們發問,然後就議題再次投票。今回,反對的激增至接近六成。

平心而論,縱使反方勝出,筆者並不覺得他們十分稱職。筆者嘗試就正方的某些觀點,深入剖析。

首次,他們認為,不論古今中外,治國的首要目標,是要令人民生活豐足。問題是,要達到這目的,就一定要非推行民主不可嗎?稍稍翻開歷史書,不難發覺到那些繁榮昌盛的大國,絕大部份都不要一開始就有民主的。白一點說,坊間以為民主可令國家更強盛,實在是倒果為因;對落後國來說,民主根本是種可遇而不可求的奢侈品。

其次,民主體制是否有利於你,取決於你在社會內是富裕還是貧窮階層、自己的族裔屬多數還是少數、自己的國家是發達還是落後等等。要麼你不幸是少數族群的話,你的福祉將肯定被多數人操縱;同樣地,你是一個落後國的話,你亦被發達國牽着鼻子走。換言之,即使制度少再民主,沒有人能保證你不受侵害。

最後,即使是國際公認的民主國家,彼此對民主的闡釋可以很不一樣;民選政府怎樣組成,也各有差異。既然從頭到尾,都沒有一套全球通用的標準,我們又憑什麼去對人家的見解說三道四呢?

仔細聽過正方的論據,筆者認為嚴格來講,他們並非反對民主,只是把它的限制擺在大家面前而已。問題是,那些懷疑西方式民主的人的一套,就可以解決以上的困難嗎?

民主的基本目的,是透過選票令政府順從人民的意願;為此,政府最起碼要保障人民的權益,防止它被無理侵害。最切身的例子,莫過於自己口袋裏的財產。近年,倫敦的房價升得很快,為什麼?外地人來投資。他們主要來自何地?中國、俄羅斯、中東產油國等。無獨有偶,它們都不被西方認為是民主國家,那就奇怪了:拿得起這筆錢的,一定非等閒之輩,他們在自己國家,定必是有權有勢的。既然他們可以呼風喚雨,又幹嗎寧願把肥水流向別人田呢?這種所為,不就是把鈔票化為選票,向他們最蔑視的民主制度投下神聖一票嗎?從這個角度看,要吸引全球的資金來你家投資,一套民主制度還是一套專權制度將會更成功?

至於所謂的「多數人的暴政」,它的出現跟是否有民主沒有直接關係;最佳的例證,是侯賽因倒台前後,遜尼派與什葉派命運逆轉的伊拉克。不管什麼社會,總會有少數族群;要麼你身處其中的話,更能提供保障你權益的,會是一個民選政府、還是一個獨裁者呢?

不錯,要替民主訂一個全球通用的標準,幾乎是沒可能的。但換個角度想,假使你身處一個專權國家的話,你還可以有機會在大庭廣眾,討論民主的定義嗎?一個連討論空間也欠奉的地方,會有耐在其他議題上作交流嗎?

一年前,筆者在拙文《沒有抗爭,反而更危險。》已指出:「不管你行什麼政治制度,總會有它的副作用;假使用盡人類的智慧,也無法創建出最好的制度的話,我們唯有退而求其次,選一個副作用最少的。」無疑,民主並非毫無缺陷,實行時要付出不少代價,但獨裁又何嘗不是呢?要麼民主真的一無是處的話,幹嗎連最專制的北朝鮮,也要象徵式地搞一次全民投票呢?在兩害相衡取其輕之下,大家會覺得有選擇、還是沒有選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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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4日星期一

另一種「醫鬧」

近年,內地頻頻爆出「醫鬧」事件;所謂「醫鬧」,是病人或其家屬不滿院方的診斷與治療,把心頭的怒氣發洩在對方身上,輕則到醫院搗亂,重則襲擊醫護人員。熟悉國情的人,普遍指各級政府對醫療衛生的投資,遠遠追不上經濟增長與人口老化;醫院在缺乏營運費用之下,唯有從病人的錢包着手。病人眼見自己的利益被任意宰割,因而對醫護人員產生反感,令矛盾日益加深。

雖則內地的醫療系統百孔千瘡,但比之更差的地區,在世間比比皆是。然而,在其他社會,即使病人因什麼原因失救,他或家屬都甚少遷怒於院方。「醫鬧」之所以唯獨在內地盛行,實在值得深究。

一般情況下,普通人總會是感到不適才會見醫生的。某些較注重健康的,會定期做身體檢查,以求防患於未然。在見醫生時,你除了透露詳細病徵之外,醫生亦會詢問你的起居習慣、家族病歷等,務求判斷精確。有時候,醫生的診斷,完全是病人的意料之外,又或者開出的處方,跟病人的期望有很大的落差。但除非醫生有專業失當之嫌,否則為自己健康著想,什麼樣的治療你也要接受。

因此,在內地發生的「醫鬧」,某程度上是民眾懷疑院方心存不軌,因而宣洩內心的不滿。誰是誰非,筆者之類的外人根本無從得悉;但要麼一開始,病人就不信任醫生的話,最終只會是兩敗俱傷,受害較多的,難免會是前者。

筆者嘗試把以上的觀察,套用到近日有關民意調查的爭論,發覺兩者之間,有某些共通點:把整個社會見為一個有機體的話,民意調查就像鑑定它的健康似的。固然,民調是否有偏頗之嫌,留待專家說過清楚好了;但那些連背後的科學證據也未搞清,就認為主辦機構是借民調替反對派做勢的人,跟上述搞「醫鬧」的人的心態可謂大同小異。發出那些批評的人,活像告訴全世界,自己從來都沒有病;不難預計,除非社會已經病入膏肓,否則他們只會把別人苦口婆心的建議,不理好歹都加以打壓。

平心而論,以上的情況,在內地並非什麼新鮮事。奈何的事,一個只能靠鬧事來貶低別人、抬高自己的社會,在外間獲得的將會是尊重還是蔑視,明眼人一定心裏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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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7日星期一

日本的另類衰退(三年之後)

「我的朋友,在大學當教師的K説:……不明白為什麼日本的電視臺,總是把那些求真精神放在無謂的事情上,而不是認真的發掘新聞,去發揮第四權,監察行政立法司法權的功效。……為什麼學校要給他們派餐點,而不給他們自由去選擇那天要吃什麼。……為什麼大家在同一班內,明明大家壓根兒不喜歡大家,卻又要一起做很多的事情,裝作團結,裝作一體。」【健吾,《日本的好事》,刊於《日經中文網》,2014年3月6日】
現代科技,實在有點令人咋舌,遠自外地的電視訊號,一瞬間就可以透過互聯網,讓全世界看得到(這是否合法,就另作別論)。週二,是日本「三一一」大地震的週年紀念,筆者略略看過日本各主要電視台的相關報導,內容不外乎是大打溫情牌:抽幾位災區居民出來,講述他們如何越過悲痛(加幾滴眼淚,效果更佳)、迎接未來等等。(當然,跟每逢災難紀念日,執政黨就會跑出來展示政績的鄰國相比,又是另一個世界。)

反之,世人至為關心的福島核事故,它們雖未至於隻字不提,也僅是輕輕帶過。猶記得,地震後翌日,福島核電廠發生過爆炸,相關的片段,海外民眾都可以即時看到。唯獨是日本主要的公營電視臺NHK,要隔了至少一天才轉播。看來,大家認識的那隻「河蟹」,並非自家獨有。

處於地殼裂縫上的日本,每隔數十年總會發生大災難。也許因此這樣,日本人對上下一心、團結一致的執著,堪稱世界之最;對於向來一盤散沙的中國人來說,實在令人既羨慕又妒忌。但常言道,任何過份美好的東西都不能盡信。這份團結精神的背後,隱藏了不少值得反思的代價。

十多年前,看過一套歐洲國家(記不得是英國還是法國)製作的紀錄片,介紹瘋魔一時的視覺系搖滾樂(Visual Kei)。當中,有 Luna Sea 成員 Sugizo 的專訪;他直言,整個日本社會的氣氛,令他感到窒息,迫使自己每天都要起來反抗似的。他所針對的,正就是上面健吾君那位朋友的觀察:日本人的團結精神,在人際間形成一種壓迫感,令人不敢貿然挑戰社會裏某些常規。

三年前,筆者借日本搖滾樂之衰落,指出「在文化層面上,連半點抗爭的精神都拿不出來,要他們破斧沉舟地打破傳統的珈鎖,全面推行艱苦但必要的改革,更是妙想天開」。來到今天,景況似乎依舊。更糟的是,自民黨回朝之後,銳意加大力度推行愛國教育,更派遣親信安插NHK的管理層(變相影響編採方針)、頻頻向二次大戰中陣亡的「英靈」招魂等等。說穿了,這些行動的目的,都是令國民更服從政府。

最近,長期旅日的美國記者 William Pesek ,在地震週年紀念日撰文。他眼見災區重建進度緩慢,不禁質問當今的政府,既然他們口口聲聲說人手不足,那為何轉個頭又要申辦奧運呢?既然安倍那樣熱衷於標榜日本是歷史的受害者,為何對地震災民又是另一副表情呢?奈何的是,日本的主流的媒體,都有意無意地借着賣弄災民的悲情,維繫觀眾的心靈,令他們齊心;白點一說,就是轉移公眾的視線。這對災民的實質幫助是多是少,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平心而論,日本人透過展示悲情來掩飾真相,實在不是新鮮事;最佳的例子,就是借兩次原爆來逃避戰爭責任。問題是,當社會上肯提出異見的人買少見少時,一旦踫上釘子,還會有人敢挻身而出去指正嗎?到底對岸那個政權,明不明白他們一直追求的團結精神,背後可以是十分危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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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0日星期一

「膠」是怎樣鍊成的(下)

看畢上篇的讀者,或許會這樣問:「古語」有云,做人無夢想的話,與鹹魚無異。筆者上篇對「膠」的定義,似乎連那些成功追尋理想的藝術家、實業家等都囊括在內,未免有偏頗之嫌。來到下篇,有必要認清兩者的分別。

不容否認,像華特迪士尼、馬丁路德金或喬布斯等的人物之所以揚名立萬,靠的都只是對理想的堅持與執着。但他們在追夢之前,對時局的掌握一定要很透徹,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他們都要準確地衡量,必要時甚至要作取捨。換言之,他們被理想推動之餘,卻未被它蒙蔽。相反,筆者言下的「膠」,通常都是說就天上無敵、做就有心無力。歸根究底,都是他們把理想無限放大,卻莽顧了現實所致;白一點說,他們都只是活在自己的幻想裏。

再者,單憑一己之力,可以幹的事非常有限,有他人的協作,成事機會自然相應提高。要別人跟你一起打拼,物質上的回報固然需要,但更關鍵的,是你如何令對方接納你的想法。假使,你的理想過於浮虛的話,管你用盡甜言蜜語去吸引再多的人,他們只要稍有常識,假以時日自然發覺,你不過是心存僥倖。既然半點事也做不成,即使沒有感到受騙,他們也會陸續離你而去。換言之,你說話技巧再好,亦要令人覺得你實事求是、言出必行,他們方能相信,你有誠意共同開創新天地。這一點,那些「膠」能夠做得出多少呢?

最後,人一多,彼此難免會有歧見。你面對別人的指點時,到底會選擇認真面對、放下成見、坦誠與對方交流、試圖達成和解,還是一開始就拒絕檢討、委過於人、把同袍的好心提點視為惡意攻擊呢?兩者的分野,直接反映你的心胸是廣闊還是狹隘,試想像,一個普通人會喜歡跟哪種人做事呢?哪種人能凝聚更多人跟他效力呢?哪種人能發揮更大影響力呢?(當然,你純綷以威迫與利誘招纜他人的話,就另作別論。)

總括以上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所謂實現理想,跟經營一盤生意十分相似。生意,可以是為牟利,也可以是為公益。看看那些活躍於香港政壇的人物,不管是建制派還是泛民派,他們的生意頭腦到底是好是差,實在無用多言。最近,亞洲首富一句「有能力的不出聲,無能力的卻爭着做」,實在值得社會各界細心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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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3日星期一

「膠」是怎樣鍊成的(上)

去年十月,會計界的立法會議員梁繼昌,主辦了一場香港政制發展的論壇。會上有三位嘉賓,兩位是「和平佔中」行動的召集人,戴耀廷與錢志健;另外一位,是《AM730》創辦人施永青。在台上,施先生對「佔中」的主腦們,遲遲未能提出具體的行動綱領,頗有微言【註】。他繼而指出,香港的社運人仕,普遍有一種通病:一味空談理想、卻不懂腳踏實地,以致無法獲得廣泛認同。施生好心地勸告另外兩位嘉賓,切忌犯下同樣的毛病。

的確,施先生的言論,道破了香港的所謂「泛民」陣營,即使已幾經肢離破碎,仍然無法凝聚出抵抗勢力的因由。仔細點見,那些人大多抱着「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深信只要努力奮進,就可以排除萬難,達成理想。但由於現實環境無法配合,他們的情況猶如逆水行舟;通常他們唯一能靠的,就是透過鼓動情緒,幫助自己與支持者克服障礙。然而,單靠情緒推動,會令他們過份着數自己的理想,開始脫離常理。在別人眼中,他們未免表現得太過「離地」(即是不切實際),繼而遭到疏遠。

由於他們追慕的理想,往往變成自己的命根,任何與它稍有關連的東西,必然觸動他們的神經。如是者,每當似乎呈現自己喜歡的形勢,他們會十分雀躍,並把它無限擴大,並與自己的信念強行扯在一起,懶得理兩者是否有關連;說白一點,就是抬高自己。但當聽到別人的指點,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辯解時,他們就會轉過來批評對方的居心(而非論據),甚至貶低對方的人格,懶得理對方是否同路人。可想而知,要不同理念的人自行取得同識,可謂難若登天。

在網絡組群,有一個字可以把以上的行徑概括起來—「膠」。「膠」,泛指一些頭腦簡單、卻自以為是、又十分固執的人,源自粵語粗口的諧音「硬膠」,由來已久。在眾多社運團體內,固然找到不少「膠」,他們最恨之入骨的那邊廂,亦同樣出現一批「膠」。較顯著的一群,在各官方媒體充當「鍵盤戰士」,看見國家稍有好兆頭就會多加褒揚,有缺失的話就只會輕輕帶過。相反,外國(尤其是英美)出了什麼亂子就馬上被放大;白點一說,這是寛己嚴人、厚此薄彼。至乎出現於官場、學界等的,實在未能盡錄。

按以上觀察,筆者不禁慨嘆,我們正身處一個充斥着各類「膠」的社會。那樣,「膠」的背後到底反映着什麼心態?留待下回分解。

……………

註:近日,施先生透露,自去年十一月起,某些具中資背景的廣告客戶,不約而同地抽起報章內的廣告,對《AM730》的財務狀況大有影響。猶記得,當日在論壇上,施先生不諱言,自己有參與過「佔中」的商討會,但不算積極。稍有智慧的,不難自然地把兩者串連起來。

2014年2月24日星期一

揮之不去的老問題

「今時今日的香港經濟,仍是要靠地產與金融來支撐的呢!」農曆年後,有資深的銀行家約了筆者午飯;他雖未算是老行尊,卻總算打滾了二十餘年,可謂歷盡種種風雨。談話間,他以上述一句,總結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的發展。

某些讀者想必仍然記得,主權剛易手之後,新任政府曾經訂下雄圖偉略,大力發展新產業;什麼「數碼港」、「中藥港」等的概念,隨即應運而生,更一度成為「潮語」。但事移世易,它們到底是仍然大有可為,抑或早已淪為明日黃花,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或許,部份人會認為,上述的觀察有以偏蓋全之嫌。的確,有少數行業(例如零售、建築等),在近年可以突圍而出。但身為銀行高層,這位仁兄應該見證過各行各業的盛衰,他的言論,相信絕非順口開河。平心而論,要一個僅得七百多萬人的地方做到樣樣皆精,最終或許會變得「周身刀、冇張利」。但現在回頭一望,港人花了數十年時間,居然仍在原地踏步,實在值得反思。

最近,彭博通訊社公佈全球創新指數的排行榜,香港只能排在第27位,不僅被南韓、日本、新加坡及臺灣等領先地區大幅抛離,還比排在第25位的內地還要低,實在是個警號。這個發現,不就是印證了大部份港人都慣了因循苟且、怠於創新嗎?難怪的,當單靠炒炒賣賣,就可以賺過盤滿缽滿時,大家還會有能耐花盡心思,開創一番新天地嗎?這樣說,地產與金融之興旺,到底是一種祝福還是咀咒呢?

當然,任何事都不能以非黑即白的態度去看,筆者亦相信,不少人(不管政治立場如何)正致力扭轉局面。問題是,當這個老問題,再努力也是揮之不去的話,未來的形勢一旦逆轉,我們還有多少本事去應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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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17日星期一

是誰抹殺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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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果認為,自己在社會裡,屬於那些『比較成功』的人的話,那我們就大方一點,對年輕後輩,寬容一點吧。今天的年輕人,要煩著他們的事情已經夠多了,犯不著要我們這些老人家再去踩多他們幾腳吧。有些人將社會分化撕裂,歸咎後生仔『乜都怨乜都鬧』,但我們這些中年人,對他們又何嘗不是『乜都睇唔順眼』?分化和撕裂是雙向的,沒有我們的自大,這個世代之間的分化撕裂,其實成不了事吧。其實『緊人,鬆自己』,是否才是我們這代人的真實寫照?」CK,《我不埋怨,不等於我應該怪你怨。》,刊於《主場新聞》,2014年2月9日。
今時今日的香港,幾乎每個年輕人都有智能手機;在街上,不時看到他們拿着手機按來按去。其他人看到,大多認為他們不外乎在玩遊戲、與友人聊天、或者是看影片。但筆者最近在車站等地鐵時,前方有位相信是讀中學的女生,拿着手機看的,竟然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新聞網站。姑勿論她是否要應付功課,肯花時間閱讀一些只有文字、沒有插圖或影片的新聞報導,實在值得可敬。

數天後,拜讀著名博客CK的兩篇文章《我不埋怨,不等於我應該怪你怨。》和《是誰留住了機會?》,相當有同感。簡而言之,坊間人傾向以「一竹篙打一船人」的心態,批評年輕人好逸惡勞、怯懦、缺乏上進云云,情況就正如一看見他們用手機,就先入為主地認定他們在「打機」一樣。話到底,這是一種偏見。

偏見之形成,往往是我們對某些事物一知半解,再滲入一些毫無關聯的猜想所致。只要我們肯踏出一步,主動跟對方接觸,從而瞭解彼此的立場,偏見即使無法完全化解,亦會消失得七七八八。換個角度看,某個社會裏偏見之多寡,充份反映各階層人仕能否有效溝通;可以想像,彼此的偏見愈少,各方能衷誠合作的機會就愈大。

把以上見解套用到時下這個偽國際都會,讀者不難察覺到,近年社會各方之所以瀕臨撕裂,不就是因為大家從頭到尾,都認為自己對、別人錯所造成的嗎?要麼個個都想把自己的一套,強加於別人身上的話,不同背景的人,還會有能耐凝聚共識嗎?在如此的氛圍下,還談什麼包容與接納嗎?在CK君眼中,這是一種代溝;在筆者眼中,則是比之更嚴重的問題。

平心而論,不論古今中外,以上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但當人際間的互信,被任意踐踏得體無完膚時,整個社會的發展機會,還會剩下多少呢?

2014年2月10日星期一

「應酬」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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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年剛至,先祝諸位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農曆年前,來自湖北武漢的李娜,摘下職業生涯第二個大滿貫錦標。凱旋返國後,獲省政府頒發獎金。事後,不管是李娜還是省領導,均備受批評。本應是一件開心事,結果反而招來不少爭議,實在十分奇怪。

熟悉李娜的觀眾,對此應該不會感到意外。平心而論,撇開政治考慮,不管你是在體壇、政圈還是商界上打滾,要討好身邊每一個人,幾乎是沒可能的;必要時,你不得不從中取捨。她選擇說出心底話,不賣其他人的賬,難免會招來別人口舌。這一切,即刻不在她預計之內,也想必心裏有數吧。

也許,旁觀者會這樣說:身為國際知名的運動員,要麼她在處事時能夠圓滑一下,想必對自己的海內外形象會大有幫助。換言之,即使多麼不願意,也應該盡量展露笑容,以免落別人的面。在我們的詞彙,有兩個字可以恰當地將之概括-「應酬」。

如陶傑兄所言:任何無法翻譯的字句,必然有問題;恕筆者孤陋寡聞,英語果真沒有一個恰當的字代表應酬。它之精髓,在於你情但我不願,但我為日後着想(多少涉及利益),唯有盡力遷就。深一層看,某方要應酬另一方,意味彼此的關係並不對等。當然,不論古今中外,應酬偶爾是無法避免之事;但要麼應酬變成家常便飯的話,彷彿暗示人際間不講求平等;在這樣的氛圍下,不同階層的人根本無法交心,從而互相理解與體諒。

把以上的推測,套用到李娜身處的社會,我們不難發現,國人不分是貧是富,都是身不由己;她的遭遇,實在只是冰山一角。問題是,當大家都只採取「應酬」的心態、敷衍地處事時,還會有人肯如實地講真心話嗎?反過來說,如此的一個「應酬」大國,豈能不充斥着大量空話甚至謊話嗎?

2014年1月27日星期一

另一種「退縮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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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獸家長老是說要贏在起跑線,其實他們根本不知『贏』字是怎樣寫。說穿了,他們只是怕輸。羊群在死做爛做的同樣一件事,你又迷迷糊糊跑去一起趁熱鬧,那不是贏。要贏,就要做點與別不同的事,做與別不同的事,就有可能輸。有可能輸,就是香港父母最怕的事。」利世民專欄,刊於《蘋果日報》,2014年1月9日
近日,不時有朋友傳來一些據稱是著名小學出的入學試題目,它們不是深奧得連成人也不懂答,就是當中的邏輯令人大惑不解。不難想像,坊間對此有不少批評。

奈何的是,在一股「贏在起跑線」的風氣之下,家長們都費盡心思去操練子女,務求令他們在名校的入學試中突圍而出,之後前途一片光明云云。這套理想,實在無可口非;但當社會上每個人都是這樣想的話,我們又該如何解讀其背後的心態呢?

當然,壓力再小的學習環境,難免有學生因為種種原因,被排擠出常規的升學途徑之外。幸而,他們不似得職業運動員那樣,取不到錦標就是失敗者;所謂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要麼在傳統學科上成績不如人意,他們大可以另謀出路,直至找到一處適合自己發揮的地方。這樣做,固然要冒點風險,但只要有足夠的回報,總會有人願意闖關的。回報之高低,取決於有多少人願意透過他們,填補一些正規學生無法滿足的需求;一般而言,一個敢於作新嘗試的社會,較多人會有這種傾向。在如斯環境下,即使被淘汰也不愁沒有出頭天;漸漸地,經濟自然趨向多元發展。

回到這個偽國際都會,在近乎全民就業之下,不同學歷的年輕人,理應仍可在不同領域上各展所長(當然,收入是否足夠則另作別論)。奈何的是,當坊間的家長們,一窩蜂安排子女報讀名校,不難預見他朝的青年人,明知有其他選擇,都寧可擠在一條越見狹窄的前途之上。這對社會的整體發展是好是壞,可謂不言而喻。利世民所言「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的心態,實在一言中的。說穿了,以上種種跡象,正就是筆者去年兩篇談過(上篇下篇)、一種畫地為牢的「退縮主義」所造成的。

闊一點看,上述的「退縮主義」一旦盛行,願意打破因循、自創天地的人,將會買少見少。久而久之,眾人的口味、思維、對人與事的意見等,都會慢慢趨向一致。屆時,無需有形之手的「河蟹」,一切異見都會煙消雲散。筆者敢問各位:這是您們願意見到的嗎?不願的話,大家應怎樣做?

【按:新春期間,擱筆一週。】

2014年1月20日星期一

再談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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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樂觀。一方面在政治高度集權的情況下,經濟措施每落實一項都必然觸動非常強大的權貴既得利益,這比當年蔣經國遇到孔家的麻煩大多了。我對目前這種方式的反腐,無論能夠揪出幾個大老虎,也不抱太大的希望。」資中筠先生於1月10日在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辦的論壇中的發言,經FT中文網轉載
中共中央紀律委員會(簡稱中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日前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致詞,說「要改革黨的紀檢機制,增強權力制約,用刮骨療毒的勇氣去反腐敗」。

此等陳腔濫調,熟悉國情的人聽到只會被悶出鳥來。無可否認,現屆政府整治貪官的力度,的確比以往的強;但西方諺語有云:做相同的方法做事,卻期望不同的結果,那是很愚蠢的(註:經考究後,得知此句並非出自愛因斯坦)。驟眼看,眼前的反貪運動,跟以往的大同小乎,不外乎抓幾個大老虎出來,以求攏絡民心。到坊間有聲音,要求加強公眾監督時,當局又會毫不猶豫地把它們「河蟹」掉。如去年的拙文《一群老外的一席話》所言,一切不過是領導階層為鞏固權力而做的把戲。

被內地知識分子廣為敬重的資中筠先生,在新年伊始時發表演說,表示唯有強化法治,才能鏟除問題的源頭。但仔細點想,寫的再好的法律,要麼大家都沒有決心去落實,一切都只會淪為空談。換句話說,所謂的法治,歸根究底也是人治的一種。問題是,國人一談到法治,只會想到如何用刑法來懲治不當行為,卻從來不過問法從何來。如此脆弱的根基,要栽出法治之花究竟是易是難,無需筆者多言。

過往,筆者寫過數篇關於貪污的拙文:兩年前的《比貪污更可怕的東西》,筆者從貪污行為的特徵,指出貪污情況會越嚴重的社會,人越傾向只靠威迫或利誘,去令人聽自己的話。到了去年的《也談貪污》,又說貪污是一種無需運用腦筋,就能令別人聽從自己的手段。白一點說,貪污在某地之盛行,反映當地民智未開,一旦上級稍為鬆懈,就會胡作非為。說穿了,這就是孫隆基博士言下,一個「他律他制」社會的表現。

由「他律他制」過渡到「自律自制」,靠的是資先生在演辭未段說的兩個字-啟蒙。諷刺的話,自打滿清覆亡至今超過一世紀,提倡啟蒙的有識之士多不勝數;但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紀,老先生居然仍要舊調重彈,這是否印證了,國人至今依然原地踏步呢?一年多前,老先生曾說過「一百年了,沒有長進,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難怪她對當前的發展,不敢有太大期望。

2014年1月13日星期一

重門深鎖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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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佐證顯示,日趨繁複的簽證手續,不僅無助於令美國本土變得更安全,還賠上了數以十萬計的職位,可謂得不償失。現在,美國與其效法沙特阿拉伯或土庫曼等國,爭相阻嚇外賓,不如開始歡迎他們到來,而且免他們簽證。」【Charles Kenny, "The U.S. Needs Tourists. Why Make Visiting So Hard?",刊於 Bloomberg Businessweek,2013 年 12 月 30 日】
聖誕新年期間,不少港人選擇外遊。熱門的目的地,近的不外乎中臺日韓星馬泰,遠的則有澳紐中東甚至歐洲。但近年的趨勢是,有某個以往的熱點,愈來愈遭到冷落。那個,就是美國。

當然,除了美國之外,還有少數主要旅遊地點(例如澳洲),要求幾乎所有外賓領取簽證才能進境;但它們的手續,肯定比美國簡單得多。隨着更多地方免卻特區護照持有人簽證入境,可供港人選擇的目的地亦相應增加;既然旅遊只求開心,入境限制愈少自然愈受歡迎。在此消彼長之下,要花超過一千港元才能取得簽證的美國,自然乏人問津。

筆者上次去美國時,還是由啟德機場出發。之前,到使領館申請簽證,要準備的文件固然繁多,程序亦十分費時。那次之後,雖則不時獲邀再到當地,但一想到拿簽證,自然會因為怕麻煩而卻步。後來,美國因應恐襲威脅,全面提昇航機的安檢要求,旅客在登機前,都要活像囚犯般被切底搜查。自此以後,筆者決定除非是公務需要,否則不再踏足美國領土半步。

當然,筆者以上的想法,未必獲廣泛認為(特別是對那些有幸獲免簽證待遇的人)。但只要閣下花點時間,細看那份申請簽證的表格,一看到上面這些問題:「你正從事或打算從事洗黑錢嗎?」「你會在美國發動恐襲嗎?」「你會在美國從事賣淫嗎?」,想必你也會感到啼笑皆非。試想想:要麼我真的有此打算的話,我果真會誠實地在表格上填上「是」嗎?憑那些連三歲稚童也懂怎樣答的問題,就能有效阻止不逞之徒入境嗎?說穿了,從以上的現象,讀者們可以瞭解美國政府對別國的公民,骨子裏是採取什麼態度。

人道是,古時的雅典,把外邦人通通稱為 Barbaroi;後來,此字轉化為英語裏的 Barbarian (蠻族)。按此道理,在美利堅的眼中,筆者稱得上是未開化的蠻人。然而,在這位蠻人眼中,彼岸那個全球最大經濟體,漸漸變得重門深鎖。一個口口聲聲宣揚公平、自由、開放的大國,居然會如此看待異國人,加上如 Charles Kenny 這類主張開放國境的人,在現今的美國可謂寥寥可數,實在令人倍感無奈。

要麼筆者是 Charles Kenny 的話,我會在文章結尾時,借用已故前總統列根1987年在柏林地標勃蘭登堡門下發表的演說「哥巴卓夫先生,打開這道門!哥巴卓夫先生,拆掉這塊牆!(Mr. Gorbachev, open this gate!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把它改為「奧巴馬總統,打開這道門!奧巴馬總統,推倒這塊牆!(President Obama, open this gate! President Obama, tear down this wall!)」。

2014年1月6日星期一

試場外的題目,你懂答嗎?

新年伊始,先祝各位萬事如意。

去年年未,某天下班回家,打開電視看彭博電視臺,看見主持人 Tom Keene 跟兩位嘉賓【題外話:節目在紐約時間早上六至七時播出,當部份觀眾仍在家中半夢半醒時,嘉賓們已經西裝筆挺,在錄影廠內與主持討論時事,實在值得一讚】,談論剛由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發表的研究結果。美國學生的排名,遠遜於中日韓等的亞洲國家。其中一位說,最近接觸過一些年輕人,發覺他們算術差劣,又不懂外語,對他們的前途表示憂慮。

猶記得,托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在銷量書《世界是平的》裏,早已警告美國人,隨着各地人民的交流日益頻繁,美國年輕一代再不努力的話,中國、印度等的後起之秀,遲早會搶去他們的飯碗。書本由2005年問世至今,認真看待此等忠告的人到底是多是少,明眼人定必心裏有數。

身為局外人,彼邦的情況如何,筆者所知不多,無謂插嘴。但換個角度看,像我們那些在榜上名列前茅的地方,又是否值得欣喜嗎?

簡單而言,PISA 是經合組織 (OECD) 每三年一次的全球性「學能測驗」,對象是十五至十六歲學生。對於「一試定生死」的信念根深蒂固的東亞文化來說,此等測驗猶如家常便飯,他們能取得好成績,可謂意料之內。一般人會認為,得分愈高的地方,將來會更具競爭力。但事實又是否如此簡單呢?

近年來,社會上多了一個新詞彙:高分低能,即是學生在測驗成績突出,但離開試場後,卻是半點生活常識都欠奉。這個現象,無非是他們過度操練試題,忽略了生活其他細節所致。固然,成績好的學生,往往在其他範疇上都同樣表現出眾。但試想想:試題再艱深,也有個限度的;單憑拿高分的頭腦,就足以應付試場外那個瞬息萬變、許多時沒有標準答案的世界嗎?

再者,愈專注在考試測驗,題目外的知識就會被忽略。在此等社會成長的人,眼界到底是闊是窄,可謂不言而喻。要他們去跳出框框、推陳出新,到底是易是難,也是無用多說。整個社會的風氛,會是勇於創新還是苟且因循,更是十分明顯。敢問如此的社會,競爭力有能力日益提升嗎?

當然,筆者並非質疑這些測驗的價值,但純粹以測驗成績為標準,斷定各地年輕人的實力,未免過份偏頗。最後,Tom Keene 問兩位嘉賓,有什麼辦法補救;其中一位說,博雅教育【筆者再不打算稱 Liberal Studies 為「通識教育」】是一個出路。其他賢達,意見可能有所不同;筆者則認為,要解答試場外的問題,除了知識外,更重要的是懂得融匯貫通。問題是,在一個「求學只是求分數」的社會,又會有多少人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