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金，有啥問題？

從友人的微博上，看見這則發生在紐約的小故事。

某位女仕參加派對，其間與友人出外逛逛；在街頭，遇上一名露宿者向他們行乞。女仕問他想要什麼，他說只是一瓶飲料，她二話不說，從手袋掏出一些東西，對他說：我現在沒有現金，你拿着這個，去買你需要的東西吧，我在這裏等你。露宿者一看手上的，竟然是一張白金信用咭；他立即道謝，拿着咭到店子買了飲料與一包香煙，十分鐘後把咭物歸原主。後來媒體追踪到，善心人是廣告公司的高管；被問到何以這樣慷慨時，她說：那人很清楚自己的需要，相信他是個老實人，彼此的互信，促成了一件令人津津樂道的美事。

從那萬多公里外的國際都會，回到神州大地。佛山小悦悦的遭遇，令世人感到既痛心又憤怒；坊間不少評論，直指國人在拜金主義的風氣下，變得利慾薫心，引致道德淪喪，才會令慘劇發生。這種言詞，好像十分有道理；然而仔細一想，為何世間最唯利是圖，滿街都是金融大鱷的紐約市，偏偏會有上述的好事發生呢？很明顯，說這番話的人是捉錯用神。

紐約善心人對記者坦言，當時自己也擔心那人是個騙子，但她本身也是位協助露宿者的義工，憑着以往的經驗，加上自己的直覺，判斷受助人沒有心存不軌，才做出如斯舉動。事實上，洋人在相處時，大家都假設對方說的都是實話，久而久之，每個人都可以放下猜疑之心，彼此的互信也因而提高。當然，洋人不是不說謊話，但某方破壞互信的話，他們需要付出沉重代價。就以這位流浪漢為例，假若他逃之夭夭，拿着信用咭胡亂揮霍的話，相信不消半天，就會被執法人員發覺，繼而變成階下囚。稍為有常理的人，定必不願落得如此下場，也許因為這種推測，善心人才放心借出信用咭。就這樣，一套沒有成文卻又行之有效的「誠信制度」，就在西方社會產生了。

反觀另一邊廂，那些沒有對悅悅伸出援手的途人，筆者不打算替他們背書；但總是覺得，他們並非個個都是冷血之徒。要知道，內地實在有太多光棍，專門捏造交通事故，並把責任推給無辜的旁人，籍以騙取賠償；國人為防有詐，普遍對受害人視而不見。把紐約小故事背後的邏輯倒轉來看，就能斷定慘案的最大成因：誠信破產。

回顧近期毒奶粉、豆腐渣校舍倒塌、高鐵追尾等的事故，肇事者可以擺出一副「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的姿態，逃避公眾責任，並透過威迫與利誘，試圖胡混過關。如此的環境下，整個社會的誠信，還會剩下多少呢？更糟的是，那些試圖維護誠信的人，統統都被監視甚至扣押，這是否意味着，誠信在這個社會是種十惡不赦的罪行嗎？也許，對於天真爛漫的悅悅來說，能夠脫離這個是非已被徹底顛倒的社會，是不幸中之大幸。

「反霸權」運動，造就另一霸權？

「佔領華爾街」的運動，由最初只有小貓三四隻參與，到現在變成全球現象。參與者主要的不滿，是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並直指各國政府與金融機構是罪魁禍首。

不容否認，環球的金融市場在近世蓬勃發展，令一眾金融機構變得「大得不能倒」，繼以能左右政府的決策。加上機構高管無視公眾反對，繼續以巨額花紅獎勵自己形同賭博的行為，贏錢就自己得益，輸錢就由納稅人埋單。示威者的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少示威者宣稱，市場經濟已經逐漸失效，認為政府有必要伸出有形之手，令經濟重拾正軌云云。這種假設，活像認為政府是個完能完知的智者，一切生活上的大小問題，它們都能處理恰妥。即使讀者不是學貫中西，也很清楚這假設不切實際。

最近也看到不少意見，把這次示威浪潮解讀為反金權，甚至是反資本主義的運動。這種評論，與一個多世紀前由馬克思提出，其後衝擊歐洲的社會主義浪潮有幾許相似。問題是，最初發起示威的人，不過是呼籲當局糾正金融業歪風，並要求高管們承擔破壞經濟秩序的責任而已。把它說成是資本主義的第一下喪鐘，似乎有點兒穿鑿附會。

好了，就當他們有意推倒資本主義吧；近代俄國的歷史，可讓我參考一下。１９１７年兩場革命，造就共黨政權上台。表面上，蘇聯一洗帝俄的頽風，經濟與國力突飛猛進，令世人又羡慕又妒忌；當年不少西方學者政要，私底下都是親蘇派。但在計劃經濟的綱領下，領導活像軍團司令，指揮人民去搞各項建設，不聽從計劃的，都要被懲處甚至被失蹤。在這種政治環境下，百姓淪為一顆顆服務國家機器的小螺絲，在領袖眼中，變得毫無價值。

來了上世紀未，共黨政權在歐洲逐一倒下；它們覆亡的理由，各方面眾說紛紜。但那些反資本主義人仕，能對這段歷史視而不見嗎？對的，你可以說當權者貪得無厭又殘酷不仁，他們要下台是咎由自取；只要為政者從善如流，懂得行仁政，自然不會重蹈覆轍。但主張行集體主義的社會，必然形成一個國強民弱的局面；漸漸地，平民會失去抗衡當權者的力量，當權者是否行仁政，純屬他們一念之間，百姓根本無法過問。由帝國主義的霸權，演變為集體主義的霸權，那些試圖張冠李戴的人，是否想一如當年西方的親蘇派一樣，為求宣揚自己的信念，把一切副作用都掩蓋起來嗎？

由以上的觀察，不難發覺到示威者的訴求固然合理，但借他們來「抽水」的團體，其理論不僅一點也不紮實，還潛伏着致命的缺陷。前車可鑑，一個世紀前的錯誤，我們還打算重覆嗎？

刻意被遺忘的另一筆數

「建築確實很宏偉，但感覺真的有點大而無當。」友人剛到過北京公幹，國慶前坐飛機回港；登機的地點，是首都機場的三號樓。以上的一句，是他對三號樓的評語。

這楝全國佔地最大的客運大樓，出自飲譽國際的建築師霍士達男爵 (Baron Norman Foster) 的手筆，２００４年動工，２００８年落成。相比之下，同年啟用的倫敦希思羅機場五號樓，單是公眾諮詢就用上足足四年，若果由構思興建起計算，前後更花了十九年。

作為旁觀者做分析，中國人與英國人的辦事效率，驟眼之下高低立見。日後要做公共決策時，最好學習哪一套，似乎也顯然易見。然而，事情是否真的那麼簡單呢？

筆者相信，即使是管理希思羅機場的公司，心底裏也渴望整個程序可以快捷一點。然則任何事情，總不會無緣無故發生。英國人的那一套，想必是要確保各方的權益都得到尊重；要這樣，唯有透過理性的談判，讓各方表達自己的考慮，再根據這些考慮，制訂各方願意接受的協議。從經濟角度看，這種方法固然消耗不少社會資源（例如時間與費用），但既然大家都有份兒參與決策，協議好的義務，各方都必然要遵守，日後有什麼爭端，可以交給獨立第三者（例如法庭）仲裁。整體而言，花的錢是多，但一切都有數得計。

那一邊廂，中國人搞的基建，向來都是長官領導用來顯示政績的公具，它們對平民的生活是否有裨益，反而是次要；要讓百姓有權參與決策，更加是天荒夜談。在這種氛圍下，那些試圖蟷臂擋車的聲音（例如拆遷問題），輕則被忽略，重則被河蟹。表面上，項目節省了許多開支；但萬一出了亂子，責任誰屬，各方要承擔多少，許多時候都不會白紙黑字寫個明白。說穿了，其實大家暗地裏都想賴帳，處於弱勢的群眾，很自然首當其衝。如是者，在「多快好省」的背後，掩藏着龐大的潛在成本，假如未能及時處理，隨時變成無底深潭。曾令國人引而為傲的高鐵系統，便是最佳例子。

換個角度看，假設你是個生意人，以上兩套辦事方式，哪一套更能保障你的權益呢？當然，假使你是存心不軌，渴望以權謀私的話，就另作別論；但筆者相信，世間絕大多數人，不會介意做個殷實商人吧。每年，世界銀行等的國際組織，都會調查各地的營商環境；繼後發表的報告，就是結集了無數殷實商人的意見。結果如何，相信讀者都心裏有數。

回到香港，最近兩宗官司（港珠澳大橋和外傭居港權）備受爭議，坊間不少評論，認為興訟人浪費納稅人的錢。筆者不是法律專家，不評論事件誰是誰非；但要麼興訟人真是毫無理據，律師根本不會受理。當下的判決，確實對公帑有不少的損耗；然而這筆錢，真的只會完全付之東流嗎？

翻一翻營商環境報告，不難發現那些名列前茅的地區（例如排第二的香港），無獨有偶地都擁有完善的司法制度。要建立與維持它，花費固然不菲；但與此同時，它不也成為了吸引各路殷實商人投資的一大誘因嗎？英國雖然已不再是「日不落的帝國」，但依然是個舉足輕重的商貿大國；這項殊榮，與她的司法制度真的毫無關係嗎？當增加了的貿易收入能夠抵銷多出的成本時，花十九年建一個客運樓又有何相干呢？

香港人精打細算的程度，一向以來冠絕全球，但來到這個關口，竟然把這筆潛在利益刻意遺忘，實在令筆者大惑不解。請留意，在陳述以上論據時，筆者完全沒有用上什麼社會公義、捍衛人權等虛無飄渺的用語。香港人喜歡談「數口」，筆者就跟你們談「數口」；得出的結論完全一樣，你說奇不奇妙？

從《寫出友共鳴》看外傭官司

「你一生養育過無數白人孩子，但自己的兒子卻要假手於別人照顧，你對此有何感受？」今年在美國非常賣座的電影《寫出友共鳴 (The Help)》，最近在香港上映。一心想成為作家的白人主角 Skeeter，訪問黑人 Aibileen 時，有這樣的一問。

故事的背景，是六十年代的美國南部；稍為對美國歷史有認識的，都知道這個稱為 Deep South 的地方，有歧視有色人種的傳統：立國初年，它們為了堅持奴隸制度而與華府決裂，觸發了所謂的南北戰爭。眾所週知，由林肯總統領導的北軍，取得最後勝利；然而之後，白人對黑人的態度，仍然沒有改善。到了１９５６年，黑人女子 Rosa Parks 坐巴士時，因為拒絕讓座與白人乘客而被捕，一位名為馬丁路德金的牧師，發起抵制巴士公司的運動，揭開了全國黑人爭取民權運動的序幕。剛剛大學畢業的 Skeeter，毅然要對抗這套根深蒂固的傳統，可想而知，要承受莫大的壓力。

至於在白人家庭打「住家工」的 Aibileen，工作性質與我們的家務助理有點相近，當地的詞彙，稱呼這種人為 The Help，Skeeter 寫的那部書，正是以她們的故事為中心。遇着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她們自然會向主角大吐苦水，特別是僱主各種尖酸刻薄的所為。為免掃各位的興，電影內容的複述到此為止。

電影看罷，步出影院後，筆者本應也沒有太多的感想。但到了下大雨的週日，在街上看見一群又一群的外籍傭工，為了避雨而瑟縮在天橋底，與鄉里聊天玩耍的情景，Skeeter 的那句問題，不禁又在心頭湧出來。眼前的那群人，不就是為求多賺點兒錢，離開親生的骨肉，來到這裏照顧我們的小孩嗎？原來，滿以為只會在小說出現的場景，竟然就在自己身邊活活上演。

既然在現實生活，The Help 多的事的話，那我們身邊又有多少人，願意充當替他們發聲的 Skeeter 呢？

最近，有關外傭居港權的官司，在社會引起廣泛爭議。由於政府很大機會上訴，最終誰是誰非，日後自有定斷。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那些替外傭打官司的團體，統統被抺黑甚至批鬥；這個形勢，令稍為有同情心的人也為之卻步。更糟的是，那些人的咀臉，竟然跟電影裏那些白人僱主不謀而合。筆者很清楚，兩種情況不能相提並論；但這不是至少引證了，兩者的排外心態如出一轍呢？

再者，法律的問題，沒理由不循法律的途徑解決，要麼判決會導致某些嚴重後果，立法會就有責任修訂法律，必要時，可提呈人大釋法（緃使筆者覺得沒有必要，因不涉及國防或外交；但在《基本法》下，這仍是一個選擇）。既然在現有的法制下，問題不致於無法解決，那些走上街頭搞抗議的人，說白一點只是在做秀；而他們試圖以搞民粹來左右判決，更顯示了他們在骨子裏對法治精神有多尊重。

深層點看，香港人對待弱勢的小數族裔，到底是盡法子瞭解他們的處境，協助他們融入社會，還是抱着「眼看不見就是乾淨」的心態，有意無意地與他們保持距離，透過這次爭議，已經向全世界表露無遺。說穿了，這個披着「國際都會」外殼的都市，對待外族人時，從來都是採取「見高就拜，見低就踩」的態度，不覺得他們與自己對等，說白一點，就是歧視弱者。對的，那些名符其實的國際城市，也有類似的情況，但至少，它們不似得我們那樣露骨。以上的現象，給外國人留下的是好的還是壞的印象，實在不言而喻。

平心而論，一個城市的國際地位是高是低，經濟、政治等的因素也許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它能否給乎大家希望。一個民風尚且保守落後的美國南部，尚且可以找到 Skeeter、Rosa Parks 或馬丁路德金等為弱勢族群發聲的人；要麼有這份雪中送炭精神的人，不僅無法獲得尊重，還會被眾人咒罵的話，這豈不是反證了，香港連美國南部也不如？抱着這種心態，還想與紐約倫敦齊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