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原則的生活

「這是一個動蕩的世界，人們為了生存別無選擇，無論你怎麼努力遵循規則，遲早都要迷失自己。」在介紹《奪命金》時，導演杜琪峰經常強調它是香港社會近三十年發展的一個縮影：表面上，我們身處的是個傲視全球的金融商貿中心；但港人賴以為生的，都是投機炒賣的活動。在這個唯利是圖的環境裏，金錢成為了衡量個人價值的最大標準（雖未致於唯一）；為了財富，為了生存，一切原則都可以拋之腦後。這種沒有原則的生活，就成為電影的英文稱謂。

名導演要談的，是這個小城市的實況；但放之於四海，情況也是大同小異。與《奪命金》同期上畫的《孖展風雲》，初出茅蘆的「埃賓架」，發現投行手持的資產根本一文不值；老闆為求生存，交易員為求佣金，決意要趁這批垃圾資產未發臭前悉數拋售，曾經憂慮這舉會令銀行與同事名譽盡喪的主管，最終也得為五斗米折腰。電視劇《天與地》裏 Dr Dylan 的金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最近響遍全城；但仔細一想，真正 dying 的，何止這個 city 呢？

縱使情況還未致於壞人當道的局面，但不爭的事實是，眼前那些「大得不能倒」的機構與組織（不管是公司還是國家），主宰了全球的政治與經濟系統；為免局面無法收拾，大家都千方萬計要保住它們。這面免死金牌，令它們可以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把自身利益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就以經濟領域為例：那些量入為出、謹慎理財的小國，被另一些賒借度日、入不敷支的大國牽着鼻子；如是者，一個恃強凌弱的世局便逐漸型成，好習慣被鄙視，壞習慣被褒揚；劣幣漸漸驅逐良幣，世間再無好榜樣。

更糟的是，由以上情況衍生出來的道德風險，漸漸令眾人相信：循規蹈矩做事，不單對自己無好處，到頭來還會吃虧。正如《孖展風雲》裏大老闆的「搵食三招」：快、醒、騙，總言之，過了海就是神仙，手段如何無需過問。在這個只求爾虞我詐的修羅場裏，人性被徹底商品化，沒有利用價值的，無需多說會獲得什麼下場。投資銀行的裁員潮，就像貨架上的商品頃刻變得過時，輕則割價求售，重則當成垃圾丟棄似的。

來到這裏，想必有不少人會把問題歸咎於資本主義、全球化、市場經濟等的東西；簡單點說，就是一個字：錢。錢，是人類文明發展中一項重要產物，有趣的事，儘管世界各個古文明相隔十萬八千里，卻都能獨自建立貨幣制度，這彷彿暗示着，使用貨幣是人類的共識。的確，它是一個方便交易的工具，透過它，每個人都能夠各取所需。但當這個工具的主人，因為貪念而淪為它的奴隸的話，除了是十分可悲之外，更反映了人類的愚昧。

愚昧之產生，在於大家迷信着財富可以令自己一世無憂；但諷刺的是，因財富而產生的問題，往往比它能解決的問題更多。俗話有云：錢財身外物；當然，這不表示它完全沒有功用，但期望身外物能處理身內的事，最終只會變成奢望。問題是，再多的財富，真的能帶來多一點的幸福嗎？近年，在全球幸福指數的排名中名列前茅的，都不是經濟發達的工業國，而是那些生活簡單、與世無爭的小國；不管那是加勒比海旁的小漁村，還是喜馬拉雅山腳的小村莊，當地居民展露出的真摯笑容，都是世人對財富的執迷的最佳反證。但莫說打破這個謬誤，我們到底有沒有足夠的智慧與勇氣，對以上的困局有所醒覺呢？

坊間不少人說，來年將會是變幻莫測的一年，經濟政治層面上的種種內憂外患，肯定令眾人感到非常困擾。然而，上述那些沒原則的生活，大家又不打算摒棄。筆者不禁慨嘆：人類的智慧，是否已經到了極限呢？在眾人皆醉之時依然保持清醒，是否只是曲高和寡之舉呢？不想人云亦云甚至同流合污的話，我們又應如何自處呢？聖經說：天國近了，我們應當悔改；人道是，世界未日距今還有不足一年，讓我們抱着這些疑問，迎接面前這個半假半真的未世。

（註：由於近月諸事繁忙，加上自己的生活在來年將有重大轉變，因而需要拖慢寫文的速度。待一切安頓過來之後，筆者才回復每週一篇的習慣。）

求學就是求分數－談《作死不離三兄弟》

印度電影《作死不離三兄弟》的三位主角，是大學宿舍的同房：法漢 (Farhan) 一心希望成為攝影師，卻要為滿足父母的意願才報讀工程系；拉朱 (Raju) 則為求家人能盡快脫貧，不斷求神拜佛，期望出人頭地。換句話說，他們背負的是別人而非自己的期望。假使無風無浪的話，他們都只打算勉強能夠畢業，找得一份好工便心滿意足；但藍丘 (Rancho) 的出現，徹底顛覆了兩人的一生。最終，法漢與拉朱都能放下包袱，達成理想；然而就在畢業禮後，藍丘悄然地消失在人群中，之後一直音訊全無。整個故事的主線，就是講兩人尋回藍丘的旅程。

電影裏描繪的校園生活，實在惹起不少香港人的共鳴：莘莘學子關心的，只是成績排名與就業前途。考試時，只要你有本事把教科書背得滾瓜爛熟，就可以過關；至於自己能否真正吸收這些知識，並把它們靈活運用，反而變成了次要。這個情況，即使是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華人社會，同樣有深刻的體會。

表面上，一直為人詬病的填鴨式教學，是問題的原兇。然而凡事有果必有因，這種教學之所以久久陰魂不散，肯定是因為它符合某些價值觀的。我們嘗試從這套電影裏，找尋箇中端倪。

在電影裏的「皇家工程學院 (Imperial College of Engineering，簡稱 ICE)」，學生的考試成績是會被貼上壁報板上的；這跟舊中國科舉過後，朝廷放榜的傳統異曲同功，誰人名落孫山，誰人名列前茅，可謂一目瞭然。分數與排名，彷彿是種身份的象徵；成績好的藍丘與「馬屁精」查圖爾 (Chatur)，拍畢業照時就可與「病毒」教授並排而坐，至於排榜尾的法漢與拉朱，則只能站在最後一排當閒角。換句話說，在這個「求學只是求分數」的環境裏，學生都被掛上「勝力者」與「失敗者」的標籤；從「病毒」教授以「鵲巢鳩佔」的故事對新生訓話的一幕，可見一斑。

寬一點看，當每個人都熱衷於比拼成敗得失時，大家便不經不覺地認為，自己要出人頭地，必須要把弱者壓下來。許多時侯，勝利者為求鞏固自己的地位，往往會設下大大小小的關卡，好讓弱者無法誇越雷池半步。於是乎，辦教育的目的，就是令學生馴服於現有的建制，維持固有的社會秩序；而莘莘學子為免被他人看扁，一般都會循規蹈矩，接受這套規則。故此在教師們眼中，對名譽地位完全不感興趣的藍丘，實在是個離經叛道的青年，要不然他是位資優學生，他早就被逐出校門。

把視線轉回香港，官員這邊廂勸諭家長「求學不是求分數」，那邊廂又要求各大專院校爭國際排名，這種矛盾的心態，實在令人費解。另一方面，縱然科舉已早被廢除，但每逢公開考試前後，媒體都爭相報道考生如何備戰、哪家學校出最多的所謂「狀元」的消息等等。種種教育改革之所以屢試屢敗，不就是因為以上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念所致嗎？當大家對片中情節不斷會心微笑，不僅做不出什麼去突破以上局面，還要迫孩子們學這個學那個時，確實是可悲的。

這樣的權益，不要也罷

「維護港人權益，反對外傭有居港權」區議會選舉期間，某侯選人以此句製作宣傳橫額，抨擊另一位侯選人所屬團體的立場。

眼前這一幕，不禁令人想起１９９９年居港權官司的爭議。終審法院的判決，頓時令公眾嘩然；加上政府聲稱，十年內會有１６７萬人來港定居，在建制與民眾一唱一和之下，「人大釋法」這個潘朵拉的盒子終歸給打開了。固然，上次涉案的人，本身已是中國公民，與今天那班興訟人有本質上的差別，但歸根究底，兩椿事件都是因為基本法的相關條文寫得太過粗疏所致。

不容否認，居港權的門檻定得太寬鬆的話，肯定對公共資源構成沉重壓力；但正如代表外傭的團體，即使他們真的擁有居留權，每個人也需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決定是否行使。這個情況，與當年英國政府的「居英權計畫」有點類似；筆者認識一位前輩，曾透過該計畫到英國定居，但到了女兒大學畢業後，他又舉家回港生活。說外傭會一窩蜂來港搶福利，似乎是以張三之心去度李四之福；坊間的疑慮，確實是有點兒過火。

反而從這兩樁爭議裏，我們可以看清楚，香港人對所謂的「權益」，骨子裏是怎麼闡釋的。

在獅子山下的年代，大家都沒有所謂權益可言，每個人的起點大致一樣，成功只能靠雙手幹；好不容易，才爭取到某些權益。但當他們看見那些後來者，一如他們以往身無分文踏進香港時，總會下意識地覺得，新來者定必是想不勞而獲，自己享有的權益，絕對不能被那些人分薄。說穿了，公眾掛在嘴邊的所謂「權益」，原來是要靠踐踏他人權益來維持的。

固然，我們不是觀音或黃大仙，沒可能給予新來者無限量的支援；為求公眾資源運用得恰當，我們難免要設立一些關卡，排擠那些濫用的人。然而擺在眼前的現實是，即使新來者己經通過了這些門檻，眾人的有色眼鏡依然沒有除下來，說白一點，這是一種無形的欺壓。一談到欺壓，大家就無需要談理性，只需看哪方拳頭較大便可；分出高下之後，勝方就可以指點江山，無需顧及負方的感受。

問題來了，現在我們作為強勢，就可以施這些手段來維護所謂的權益；但假使他朝，我們由強勢轉為弱勢，其他人走過來侵害我們的權益時，試問又有多少人會站出來螳臂擋車，替我們出頭呢？俗話有云：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看不透以上謬誤的人，還有資格談什麼自由、民主與人權嗎？

上個月，某工會搞了個反對外傭居港權的遊行。發起人對採訪的記者說，外傭英語能力較佳，擔心她們獲準居港後，會搶走本港工人飯碗。作為捍衛工人權益的組織，居然公開否定某些守法工人的訴求，旁觀者一看，是否覺得他們是在自打嘴巴呢？再者，禁止競爭力較佳的人來港工作，是否暗示着本地工人根本不思長進呢？靠這些荒謬的理由來建立的權益，筆者只能說一句：不要也罷。

希臘的迷思（下）

希臘政府的緊拙財政，自２００８年金融風暴開始一直困擾整個歐元區；到了三年後的今日，各國才能拋出一個像樣的拯救方案。誰知五天之後，希臘總統宣佈國家是否接受方案，需要由全民公決；參與方案的各方隨即還以顏色，說在公決有結果前，所有原先協議好的援助都會被凍結。在財困已經迫在眉睫下，總統才撒回這個令市場震驚的建議。

這場荒誕劇，想必會令那些「五毛黨」中人無比雀躍。他們會震震有辭地說：這場鬧劇，徹底拆穿了西方國家所謂民主政治的假面具。那些政客為求自身利益，公然剝奪希臘人行使民主的權利，他們還有什麼資格，指令咱們搞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呢？

固然，公投的計畫無法落實，令希臘人變得有怨無路訴。但仔細一想，冰封三尺未一天之寒，要麼國家不是入不敷支，國民會落得如此下場嗎？以往過度的揮霍，導致今天的局面；稍為懂常理的，也深知這果報是必然的。

若然閣下仍是民主信徒的話，就必須從這次事件中，全新認識何謂真正的民主：由民主體制賦予的自由，人民固然有行使的權利；但要麼他們聽從某些甜言蜜語，以為從此可以肆意享樂，帳單則大可留給政府（亦即國債投資者）清找的話，到他日要償還時，只會陷入無從選擇的困境。

美國國父之一的富蘭克林，曾有這句明言：「那些放棄珍貴的自由，以求半點安逸的人，根本不匹配享有自由與安全」，在兩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依然鏗鏘有力。奈何的是，在西方民主國家裏看到的現象是，政客為求執政，屢屢向民眾給些甜頭，而選民為了短暫的利益，往往接受這些空頭支票。說白一點，這種今朝有酒今朝醉，妄顧長遠福祉的所為，是十分不負責任的。要捍衛民主自由，人民不是要對這些引誘加以防犯呢？幾個月前的拙文「民主的責任」，筆者也觸及過類似的議題；看看希臘等歐豬國的處境，不就是再次引證了文中的論據嗎？換言之，西方民主國家之所以陷入困局，並非民主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由政客到百姓，都對民主的真正意義一知半解，令國民的責任感日益低落所致。

把以上的發現，套用到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不難察覺到，不管是建制還是泛民陣營，那些聲稱擁護民主的政黨政客，紛紛要求政府大搞福利主義；至於那些計畫，對公共財政有多大衝擊，他們從來都不會顧慮。以上的教訓，到底他們能體會幾多呢？

希臘的迷思（上）

小時候，翻開世界史教科書，談西方文明時，總會以古希臘為開始。

雅典與斯巴達，是兩個模範級的城邦，曾幾何時，兩地人才輩出，他們的種種事蹟，即使是二千多年後的今天，依然為人津津樂道。

後來，在北方的馬其頓異軍突起，統一了整個希臘。後來的亞歷山大大帝，更發動了歷無前例的東征；消滅了宿敵波斯帝國後，大帝與戰馬依然繼續奔馳，直到抵達了現今的巴基斯坦，在部下的多番哀求下，大帝才願意班師回朝，結果中途在巴比倫去世，享年只有三十三歲。

大帝死後，他遺下的帝國隨即四分五裂，但因為它疆土遼闊，希臘文明也在這時侯開始在異地開花結果。即使這些大大小小的國家，逐一被羅馬、帕提亞（又稱安息國）等的強國擊倒，但它們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到現在仍然影響深遠。

失去了自己的國家，希臘人開始跟猶太人一樣，四處流徙，寄人籬下。在廣闊的羅馬帝國上，兩族人的營商手法遠近馳名。然而，在羅馬的統治者眼中，排擠異族兼而戒律多多的猶太民族，始終不是他們那杯茶；他們轉而信任希臘人，是十分容易理解的。當時甚至有諺語說，希臘國土雖被羅馬侵佔，但文化上羅馬卻反被希臘征服。

但這一切，隨着基督教的興行而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歐洲人摒棄了古希臘與羅馬的典籍；在東邊的拜占庭帝國，統治者更沾染了東方宮廷的習慣，建立後宮，僱用宦官；他們跟圖拉真、哈德良等的賢君相比，顯然高低立見。當年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先賢的教誨，他們都忘記得一乾二淨。要麼沒有伊斯蘭帝國的學者好好將古籍保存，今時今日很可能會失傳。這種數典忘宗的所為，實在令人嘆息。

後來，來自東方的突厥民族，佔領了君士坦丁堡。在鄂圖曼的統治下，希臘人仍然享有龐大的經濟實力，但礙於信仰的差異，他們始終無法提高社會地位。當鄂圖曼的勢力開始江河日下時，希臘人便展開了爭取獨立的運動。結果在１８３２年，希臘王國正式成立。

立國初年，百廢待興；據當年美國駐希臘大使 William Moffet 描述，國人的耕作手法與使用的工具，跟古埃及時代幾乎沒有差別。幸而，不少希臘裔的鄂圖曼富商，紛紛回國協助重建，當中最出名的，就是船王奧納西斯的家族。加上１８９６年，首屆當代奧運會在雅典復辦，這個新興的南歐小國，經歷過一次小陽春。

然而好景不常，全球大簫條風暴一吹，以前的好風光都被一掃而空，希臘政府在財政緊拙下，施行形同強搶人民財富的對策：它把發行的貨幣一分為二，一半由原物主擁有，一半則被強行換成二十年後到期的國債。現今國人普遍逃稅的風氣，或許就是在那時萌生的。始外，在二次大戰開始前，政府漸漸傾向法西斯主義，軍人政權實行鐵腕統治；對這個西方民主政治搖籃來說，簡直是一大諷刺。直至１９７４年，權力才能和平移交給民選政府。

來到今時今日，在學術界裏那些研究希臘古典的權威，很少再看到希臘人的踪影；當年雄霸地中海以至五大洋的希臘商人與船隊，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踪。一個對西方文明影響如此深遠的地方，現在淪落到如斯地步，實在令人不勝唏噓。

拜金，有啥問題？

從友人的微博上，看見這則發生在紐約的小故事。

某位女仕參加派對，其間與友人出外逛逛；在街頭，遇上一名露宿者向他們行乞。女仕問他想要什麼，他說只是一瓶飲料，她二話不說，從手袋掏出一些東西，對他說：我現在沒有現金，你拿着這個，去買你需要的東西吧，我在這裏等你。露宿者一看手上的，竟然是一張白金信用咭；他立即道謝，拿着咭到店子買了飲料與一包香煙，十分鐘後把咭物歸原主。後來媒體追踪到，善心人是廣告公司的高管；被問到何以這樣慷慨時，她說：那人很清楚自己的需要，相信他是個老實人，彼此的互信，促成了一件令人津津樂道的美事。

從那萬多公里外的國際都會，回到神州大地。佛山小悦悦的遭遇，令世人感到既痛心又憤怒；坊間不少評論，直指國人在拜金主義的風氣下，變得利慾薫心，引致道德淪喪，才會令慘劇發生。這種言詞，好像十分有道理；然而仔細一想，為何世間最唯利是圖，滿街都是金融大鱷的紐約市，偏偏會有上述的好事發生呢？很明顯，說這番話的人是捉錯用神。

紐約善心人對記者坦言，當時自己也擔心那人是個騙子，但她本身也是位協助露宿者的義工，憑着以往的經驗，加上自己的直覺，判斷受助人沒有心存不軌，才做出如斯舉動。事實上，洋人在相處時，大家都假設對方說的都是實話，久而久之，每個人都可以放下猜疑之心，彼此的互信也因而提高。當然，洋人不是不說謊話，但某方破壞互信的話，他們需要付出沉重代價。就以這位流浪漢為例，假若他逃之夭夭，拿着信用咭胡亂揮霍的話，相信不消半天，就會被執法人員發覺，繼而變成階下囚。稍為有常理的人，定必不願落得如此下場，也許因為這種推測，善心人才放心借出信用咭。就這樣，一套沒有成文卻又行之有效的「誠信制度」，就在西方社會產生了。

反觀另一邊廂，那些沒有對悅悅伸出援手的途人，筆者不打算替他們背書；但總是覺得，他們並非個個都是冷血之徒。要知道，內地實在有太多光棍，專門捏造交通事故，並把責任推給無辜的旁人，籍以騙取賠償；國人為防有詐，普遍對受害人視而不見。把紐約小故事背後的邏輯倒轉來看，就能斷定慘案的最大成因：誠信破產。

回顧近期毒奶粉、豆腐渣校舍倒塌、高鐵追尾等的事故，肇事者可以擺出一副「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的姿態，逃避公眾責任，並透過威迫與利誘，試圖胡混過關。如此的環境下，整個社會的誠信，還會剩下多少呢？更糟的是，那些試圖維護誠信的人，統統都被監視甚至扣押，這是否意味着，誠信在這個社會是種十惡不赦的罪行嗎？也許，對於天真爛漫的悅悅來說，能夠脫離這個是非已被徹底顛倒的社會，是不幸中之大幸。

「反霸權」運動，造就另一霸權？

「佔領華爾街」的運動，由最初只有小貓三四隻參與，到現在變成全球現象。參與者主要的不滿，是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並直指各國政府與金融機構是罪魁禍首。

不容否認，環球的金融市場在近世蓬勃發展，令一眾金融機構變得「大得不能倒」，繼以能左右政府的決策。加上機構高管無視公眾反對，繼續以巨額花紅獎勵自己形同賭博的行為，贏錢就自己得益，輸錢就由納稅人埋單。示威者的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少示威者宣稱，市場經濟已經逐漸失效，認為政府有必要伸出有形之手，令經濟重拾正軌云云。這種假設，活像認為政府是個完能完知的智者，一切生活上的大小問題，它們都能處理恰妥。即使讀者不是學貫中西，也很清楚這假設不切實際。

最近也看到不少意見，把這次示威浪潮解讀為反金權，甚至是反資本主義的運動。這種評論，與一個多世紀前由馬克思提出，其後衝擊歐洲的社會主義浪潮有幾許相似。問題是，最初發起示威的人，不過是呼籲當局糾正金融業歪風，並要求高管們承擔破壞經濟秩序的責任而已。把它說成是資本主義的第一下喪鐘，似乎有點兒穿鑿附會。

好了，就當他們有意推倒資本主義吧；近代俄國的歷史，可讓我參考一下。１９１７年兩場革命，造就共黨政權上台。表面上，蘇聯一洗帝俄的頽風，經濟與國力突飛猛進，令世人又羡慕又妒忌；當年不少西方學者政要，私底下都是親蘇派。但在計劃經濟的綱領下，領導活像軍團司令，指揮人民去搞各項建設，不聽從計劃的，都要被懲處甚至被失蹤。在這種政治環境下，百姓淪為一顆顆服務國家機器的小螺絲，在領袖眼中，變得毫無價值。

來了上世紀未，共黨政權在歐洲逐一倒下；它們覆亡的理由，各方面眾說紛紜。但那些反資本主義人仕，能對這段歷史視而不見嗎？對的，你可以說當權者貪得無厭又殘酷不仁，他們要下台是咎由自取；只要為政者從善如流，懂得行仁政，自然不會重蹈覆轍。但主張行集體主義的社會，必然形成一個國強民弱的局面；漸漸地，平民會失去抗衡當權者的力量，當權者是否行仁政，純屬他們一念之間，百姓根本無法過問。由帝國主義的霸權，演變為集體主義的霸權，那些試圖張冠李戴的人，是否想一如當年西方的親蘇派一樣，為求宣揚自己的信念，把一切副作用都掩蓋起來嗎？

由以上的觀察，不難發覺到示威者的訴求固然合理，但借他們來「抽水」的團體，其理論不僅一點也不紮實，還潛伏着致命的缺陷。前車可鑑，一個世紀前的錯誤，我們還打算重覆嗎？

刻意被遺忘的另一筆數

「建築確實很宏偉，但感覺真的有點大而無當。」友人剛到過北京公幹，國慶前坐飛機回港；登機的地點，是首都機場的三號樓。以上的一句，是他對三號樓的評語。

這楝全國佔地最大的客運大樓，出自飲譽國際的建築師霍士達男爵 (Baron Norman Foster) 的手筆，２００４年動工，２００８年落成。相比之下，同年啟用的倫敦希思羅機場五號樓，單是公眾諮詢就用上足足四年，若果由構思興建起計算，前後更花了十九年。

作為旁觀者做分析，中國人與英國人的辦事效率，驟眼之下高低立見。日後要做公共決策時，最好學習哪一套，似乎也顯然易見。然而，事情是否真的那麼簡單呢？

筆者相信，即使是管理希思羅機場的公司，心底裏也渴望整個程序可以快捷一點。然則任何事情，總不會無緣無故發生。英國人的那一套，想必是要確保各方的權益都得到尊重；要這樣，唯有透過理性的談判，讓各方表達自己的考慮，再根據這些考慮，制訂各方願意接受的協議。從經濟角度看，這種方法固然消耗不少社會資源（例如時間與費用），但既然大家都有份兒參與決策，協議好的義務，各方都必然要遵守，日後有什麼爭端，可以交給獨立第三者（例如法庭）仲裁。整體而言，花的錢是多，但一切都有數得計。

那一邊廂，中國人搞的基建，向來都是長官領導用來顯示政績的公具，它們對平民的生活是否有裨益，反而是次要；要讓百姓有權參與決策，更加是天荒夜談。在這種氛圍下，那些試圖蟷臂擋車的聲音（例如拆遷問題），輕則被忽略，重則被河蟹。表面上，項目節省了許多開支；但萬一出了亂子，責任誰屬，各方要承擔多少，許多時候都不會白紙黑字寫個明白。說穿了，其實大家暗地裏都想賴帳，處於弱勢的群眾，很自然首當其衝。如是者，在「多快好省」的背後，掩藏着龐大的潛在成本，假如未能及時處理，隨時變成無底深潭。曾令國人引而為傲的高鐵系統，便是最佳例子。

換個角度看，假設你是個生意人，以上兩套辦事方式，哪一套更能保障你的權益呢？當然，假使你是存心不軌，渴望以權謀私的話，就另作別論；但筆者相信，世間絕大多數人，不會介意做個殷實商人吧。每年，世界銀行等的國際組織，都會調查各地的營商環境；繼後發表的報告，就是結集了無數殷實商人的意見。結果如何，相信讀者都心裏有數。

回到香港，最近兩宗官司（港珠澳大橋和外傭居港權）備受爭議，坊間不少評論，認為興訟人浪費納稅人的錢。筆者不是法律專家，不評論事件誰是誰非；但要麼興訟人真是毫無理據，律師根本不會受理。當下的判決，確實對公帑有不少的損耗；然而這筆錢，真的只會完全付之東流嗎？

翻一翻營商環境報告，不難發現那些名列前茅的地區（例如排第二的香港），無獨有偶地都擁有完善的司法制度。要建立與維持它，花費固然不菲；但與此同時，它不也成為了吸引各路殷實商人投資的一大誘因嗎？英國雖然已不再是「日不落的帝國」，但依然是個舉足輕重的商貿大國；這項殊榮，與她的司法制度真的毫無關係嗎？當增加了的貿易收入能夠抵銷多出的成本時，花十九年建一個客運樓又有何相干呢？

香港人精打細算的程度，一向以來冠絕全球，但來到這個關口，竟然把這筆潛在利益刻意遺忘，實在令筆者大惑不解。請留意，在陳述以上論據時，筆者完全沒有用上什麼社會公義、捍衛人權等虛無飄渺的用語。香港人喜歡談「數口」，筆者就跟你們談「數口」；得出的結論完全一樣，你說奇不奇妙？

從《寫出友共鳴》看外傭官司

「你一生養育過無數白人孩子，但自己的兒子卻要假手於別人照顧，你對此有何感受？」今年在美國非常賣座的電影《寫出友共鳴 (The Help)》，最近在香港上映。一心想成為作家的白人主角 Skeeter，訪問黑人 Aibileen 時，有這樣的一問。

故事的背景，是六十年代的美國南部；稍為對美國歷史有認識的，都知道這個稱為 Deep South 的地方，有歧視有色人種的傳統：立國初年，它們為了堅持奴隸制度而與華府決裂，觸發了所謂的南北戰爭。眾所週知，由林肯總統領導的北軍，取得最後勝利；然而之後，白人對黑人的態度，仍然沒有改善。到了１９５６年，黑人女子 Rosa Parks 坐巴士時，因為拒絕讓座與白人乘客而被捕，一位名為馬丁路德金的牧師，發起抵制巴士公司的運動，揭開了全國黑人爭取民權運動的序幕。剛剛大學畢業的 Skeeter，毅然要對抗這套根深蒂固的傳統，可想而知，要承受莫大的壓力。

至於在白人家庭打「住家工」的 Aibileen，工作性質與我們的家務助理有點相近，當地的詞彙，稱呼這種人為 The Help，Skeeter 寫的那部書，正是以她們的故事為中心。遇着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她們自然會向主角大吐苦水，特別是僱主各種尖酸刻薄的所為。為免掃各位的興，電影內容的複述到此為止。

電影看罷，步出影院後，筆者本應也沒有太多的感想。但到了下大雨的週日，在街上看見一群又一群的外籍傭工，為了避雨而瑟縮在天橋底，與鄉里聊天玩耍的情景，Skeeter 的那句問題，不禁又在心頭湧出來。眼前的那群人，不就是為求多賺點兒錢，離開親生的骨肉，來到這裏照顧我們的小孩嗎？原來，滿以為只會在小說出現的場景，竟然就在自己身邊活活上演。

既然在現實生活，The Help 多的事的話，那我們身邊又有多少人，願意充當替他們發聲的 Skeeter 呢？

最近，有關外傭居港權的官司，在社會引起廣泛爭議。由於政府很大機會上訴，最終誰是誰非，日後自有定斷。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那些替外傭打官司的團體，統統被抺黑甚至批鬥；這個形勢，令稍為有同情心的人也為之卻步。更糟的是，那些人的咀臉，竟然跟電影裏那些白人僱主不謀而合。筆者很清楚，兩種情況不能相提並論；但這不是至少引證了，兩者的排外心態如出一轍呢？

再者，法律的問題，沒理由不循法律的途徑解決，要麼判決會導致某些嚴重後果，立法會就有責任修訂法律，必要時，可提呈人大釋法（緃使筆者覺得沒有必要，因不涉及國防或外交；但在《基本法》下，這仍是一個選擇）。既然在現有的法制下，問題不致於無法解決，那些走上街頭搞抗議的人，說白一點只是在做秀；而他們試圖以搞民粹來左右判決，更顯示了他們在骨子裏對法治精神有多尊重。

深層點看，香港人對待弱勢的小數族裔，到底是盡法子瞭解他們的處境，協助他們融入社會，還是抱着「眼看不見就是乾淨」的心態，有意無意地與他們保持距離，透過這次爭議，已經向全世界表露無遺。說穿了，這個披着「國際都會」外殼的都市，對待外族人時，從來都是採取「見高就拜，見低就踩」的態度，不覺得他們與自己對等，說白一點，就是歧視弱者。對的，那些名符其實的國際城市，也有類似的情況，但至少，它們不似得我們那樣露骨。以上的現象，給外國人留下的是好的還是壞的印象，實在不言而喻。

平心而論，一個城市的國際地位是高是低，經濟、政治等的因素也許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它能否給乎大家希望。一個民風尚且保守落後的美國南部，尚且可以找到 Skeeter、Rosa Parks 或馬丁路德金等為弱勢族群發聲的人；要麼有這份雪中送炭精神的人，不僅無法獲得尊重，還會被眾人咒罵的話，這豈不是反證了，香港連美國南部也不如？抱着這種心態，還想與紐約倫敦齊名？

龍珠與香港

還記得，第一次去歐洲做背囊客，目的地是波蘭。復活節當天，身在沿海城市格但斯克（Gdansk）。波蘭是個傳統的天主教國家，在這些大時大節，多數店舖都關了門；少數的例外，是火車站旁的書店。雖然明知看不懂波蘭語書籍，也儘管入內逛逛；結果在暢銷書欄內，發現一套香港人非常熟悉的漫畫：《龍珠》。翻開幾頁後，不禁有所感慨：《龍珠》的主角孫悟空，是參照吳承恩的小說《西遊記》創作的。今時今日，跟「鬼仔」談孫悟空的話，他們懂不懂那位由石頭爆出來，在水簾洞長大，曾經大鬧天宮，被如來佛祖壓在五指山，最後跟隨唐僧取西經的「馬騮精」呢？

鳥山明開始創作《龍珠》，是１９８４年，還記得，當年許多中小學生，是它的忠實擁躉，某些更冒着給老師撞破的膽子，把漫畫帶到學校與好友分享。那時還是個小夥子的筆者，除了覺得武打內容精彩之外，實在看不出其他東西。年紀大了，偶爾在付費頻道翻看重播，方能對這套名作有新的體會。

眾所週知，《龍珠》的故事內容，匯集了許多中國文化的元素；但當中最具影響力的，竟然是七八十年代的港產功夫電影。最明顯的，要算是孫悟空單挑紅帶軍的一幕了：為了営救被脅持在塔頂的村長，悟空要把塔內每一層的敵人逐個擊倒。心水清的觀眾，一定知道這是李小龍《死亡遊戲》的橋段。此外，「天下一武道會」的開場片，與嘉禾電影的開頭幾乎完全一樣，而由龜仙人假扮參賽的角色，名叫 Jackie Chun，香港譯作「秦龍」，與 Jackie Chan 成龍對影成雙。其餘的點滴，在作品內到處都見得到，筆者無法盡錄。看來，《龍珠》與香港的流行文化，有着莫大的關係；這也證明了這個東方荷里活的魅力，連日本也感受得到。

然而無獨有偶地，《龍珠》在１９９５年完結時，武打片也日漸走向衰微。問題是，沒有了《龍珠》，日本仍然有其他優秀的漫畫，但沒有了武打片，香港電影還剩下什麼呢？失去了這個亮點，香港電影業的光芒也隨之而黯淡起來。歸根究底，是我們滿以為觀眾的口味，永遠只會停留在感觀上的刺激，於是把太多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以致弄得如斯田地。

最近，《桃姐》一片揚威海外之後，又再聽到不少「振興港產片」的呼籲；然而，只需看聯手泡製這齣電影的，都是八十年代的電影人，就知道本地電影業是何等地花果凋零。好的故事，在大家身邊,多的是，然而，我們有沒有適當的人才，把它們發掘出來，進而製作出膾炙人口的作品呢？政府那筆為數不菲的「電影綜援」，到底有否針對這個根本問題呢？在這些問題仍未能解決之際，筆者實在不敢寄乎厚望；也許，這段黃金歲月，會繼續成為日本人抄襲的對象。

從一盅兩件說起

「香港這個地方也就是以低俗為主題的氣質為本，香港以低俗為榮，盲目相信只有低俗才有『市場』，有『市場』就是對的，絕對的對。」取自《東宮西宮ＴＶ》，２０１１年９月４日。

公眾假期，跟友人到某家著名的點心店下午茶，由於它連續兩年摘下「米芝蓮之星」，慕名而來的食客實在多不勝數。由於友人沒有吃午飯，我們叫了的點心實在頗多；結賬時，每人花費大概是一百元。離開時，我跟友人說：以這個價錢，就能享受米芝蓮星級食府，世界上可能只有香港，才有這個機會。

平心而論，那兒的點心，的確很美味，但同樣質素的食品，不難在其他店子找得到；說它值一顆星，個人實在不敢茍同。洋人的口味，往往與我們很不一樣，單看新聞網站把皮蛋列為噁心食品之一，就可見一斑。但姑勿論怎樣，當財金界中人，都把境外人民幣債券稱為 Dim Sum Bond 時，至少證明了，嶺南人一盅兩件的飲食文化已經是遠近馳名。

有趣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要一嘗「米芝蓮之星」的滋味，難免要大破慳囊。就以隣近的日本為例，人均一萬日元已經是最低消費，而且日本菜往往比西菜昂貴。然而來到香港，事情卻剛好相反。似乎，就連洋人也認同，走平民大眾化路線，是香港的特色。

一講到「平民化」，想必不少人會加入價值判斷，認為是低俗的代名詞。然而仔細一想，所有文化由「庸俗」走向「精緻」，需要非常長時間的沉澱與過濾，沒花上一個世紀，根本幹不出什麼來。回想一個多世紀前的歐洲人，同樣覺得紐約是個俗不可耐，只是給人賺快錢的英雄地。時至今日，一眾紐約品牌雖已經街知巷聞，但跟倫敦、巴黎、米蘭等的相比，格調上仍然差天共地，要搞東施效颦，效果可能適得其反。要突圍而出，唯有以「負擔得起的奢華 (Affordable Luxury)」為招來，穿起它們，即使未能高貴脫俗，至少也不會太失禮。

來到香港，以前只是個中轉貿易港，不管是唐人還是洋人，都是抱着過客的心態；直到四十多年前，本土意識才漸漸冒起。換句話說，本土文化的基礎，根本沒有時間去打穩，要跑到外面「充大頭」，只會充當國際笑柄。既然連開花結果也談不上，發展機會仍然是有的，故此筆者的看法，倒沒有《東宮西宮》那般悲觀。

當然，文化要朝什麼方向發展，留待專家去議論好了。但要做得好，最需要的又是什麼呢？

就以弄點心為例：材料、火候、時間等固然必要，但沒有師傅的技巧與心思把它們串聯起來，我們也無法一嘗美食。技巧，需要知識與經驗去培養；心思，則需要一份精益求精的熱誠。以上這套，同樣適用於於文化其他環節的發展，即使不刻意走高檔路線，我們也能在世間登大雅之堂。

問題是，當這個社會漸變得反智，人們對文化、政治等課題變得「是是旦旦」時，這對長遠發展是好是壞，實在不言而諭。 這種惰性，管你再大灑金錢建多幾個西九文化區，也是於事無補的。

利己，為何不可？（武昌首義的反思）

武昌首義，快將踏入一百週年，在大中華各地，有各式各樣的紀念活動。曾聽過一位內地人這樣揶揄：各地都爭相慶祝，是否暗示着大家都渴望另一次革命呢？

由中英戰爭（所謂的「鴉片戰爭」，不過是反對開戰的英國人對此的一種嘲諷而已）到申亥革命，前後共六十九年，其間，滿清政權能夠洗心革面、發奮圖強的機會，簡直多不勝數；很可惜，他們把光陰都浪費了。俗語云：堡壘最容易由內部攻破（由於搞不清出處，只能視它為俗語），滿清政權要麼稍為爭氣點兒，革命黨人根本沒機會成功。要正確認識這場巨變，與其表揚起事者（與勝利者）的愛國情操，不如反思建制為何失敗，來得更有意義。

環觀大小歷史書籍，多數把種種亡國原因歸納為「腐敗」二字，統治階層以自身的短期利益為先，妄顧國家與社群的長遠利益，令有心救國的有識之士意興闌珊，即使反對暴力抗爭，也無耐地加入革命的行列。那樣說，滿清無法逃過覆亡的一劫，實在是咎由自取。

要杜絕腐敗，良好的監督制度固然重要。但仔細一想，靠外力來阻止腐敗，必然需要政治權力為後盾；不管權力是怎樣產生，它都要透過高壓手段來進行監督。一旦連這個權力都變了質，反腐敗運動只會淪為統治階層打壓異己的工具，喪失本身的功能。不難斷定，這手法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

也有人覺得，腐敗是由人的貪念所致的話，那乾脆令大家無物可貪不就行嗎？古代的斯巴達，也曾有類似的嘗試；由古時的柏拉圖到近代的盧梭，不少思想家對「斯巴達式」的生活推崇備至。但斯巴達滅亡後，它的生活方式也隨之消失；很明顯，不論古今中外，大家也不相信這是行得通的。仔細點看，倡議「斯巴達式」生活的人，不就是試圖否認人本身是貪心的嗎？有這種妄想的人，豈不都是在撒謊嗎？由謊話建構出來的政治理念，是結實還是浮虛，各位心照不宣吧。

既然貪念是與生俱來，那我們何不老實一點，給大家自由發揮的機會嗎？

來過這裏，自然想起亞當・史密的名句：每個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時，往往使他們更能促進公眾的利益。當然，史密的大前題是：利己，是可以的，但透過損人來利己，或防礙別人利己，卻萬萬不可。這樣的社會，容許每個人各展所長，提升個人以至社會的生活水平；固然，這會導致汰弱留強，但與此同時，也促進了改革與創新。這種社會氣氛，鼓勵眾人作多元發展，大家追求的東西不一樣，衝突的機會亦自然減少。那樣，我們還需要透過激烈的革命，來擺平彼此的爭端嗎？

平心而論，革命後的中國，要等到三十多前的改革開放，才漸漸對此有所認識。最近與數位來自內地的朋友聊天，他們異口同聲說，現時內地不少中高級管理職位的薪酬水平，已經直逼香港，這對維持社會穩定來說，確實起了積極作用。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亦經常見到平民難苦經營的小生意，被建制階層以「公眾利益」為由而遭到打壓；不許百姓點燈之事，仍然無日無之。筆者實在懷疑，當那些城管、公安等人員在搞「維穩」時，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正在散播革命的種子嗎？不知道的嗎，那麼一個多世紀前流過的血與淚，豈不是全都白費？

自我作賤，你願意嗎？

某八卦週刊，以電視女藝人劉俐幾段「多姿多采」的異性關係為頭條。然而，雜誌在封面上對她的稱謂，卻用上了她成名時在《美女廚房ＩＩ》裏的綽號「藍莓」；至於她的真名，卻要到內頁才找得到。

也許因為她在該節目的造型太深入民心，事主對這個綽號並不是十分介懷。然而，節目已經播完了好幾年，她又已經不再是充當路人甲的臨時演員；把一位亭亭玉立的女生冠以這個稱呼，活像她跟街市或超市賣的真藍莓沒有分別。

筆者並非在此宣揚什麼道學倫理，只是想借此探討社會上某些怪現象。

要麼事主不是在娛樂圈打滾的話，想必一定無法接受公眾以上的態度。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藝人風光背後的那份辛酸，實在不足為外人道。然而，在市場經濟下，只需有足夠的誘因，就能吸引人做某些事；換句話說，以上這些貶低自己的所為，彷彿是得到公眾的鼓勵。

那麼又是什麼因素，令公眾接受那種自我作賤的所為呢？

筆者推測，公眾只求外表不求實質的行為傾向，也許可解釋這個現象：像事主那般的妙齡少女，要在娛樂圈打滾，只需一副超模般的身材，在台前扮天真扮傻，懂得對觀眾（特別是男的或位高權重的）撒嬌獻媚，即使未能大紅大紫，也可以騙得一兩餐；好運的話，更可以嫁個有錢人，一世無憂。至於她們的演技是否出眾，才華是否橫溢，大家都懶得去關心。

在如斯背景下，一眾大小女星都爭相跑去瘦身、瘦面、豐胸等，某些更偷偷去整容。如是者，在報刊上看到的那些女星，多數都活像在時裝店櫥窗裏展示服飾的人體模型，外型千篇一律，內裏沒有靈魂。更甚的是，以上的風氣，透過各類型廣告與推廣活動被大肆宣揚，令一眾女生在潛移默化下，以為華麗外表比真材實學更吃香。漸漸地，大家都只當她們是滿足眼福的道具，社會也愈變得反智。

深層一點看，活在這種把別人不當作人看待的社會，大家根本不會尊重他人的權益。可想而知，缺乏這種人人平等的意識，一切有關自由、人權、民主等的訴求，自然無法獲得廣泛認同。說穿了，大家的骨子裏，仍然是認同甚至渴求極權專制統治，而且這種心態，並沒有因為近一個半世紀的西風東漸而有絲毫改變。想到這裏，筆者實在不寒而慄。

古時，陶淵明曾因拒絕同流合污，而不為五斗米折腰。可悲的是，在一個連平民百姓都樂於看見別人「自我作賤」的國度裏，這種風骨反而會遭到恥笑。不去致力消除這種不良的態度，即使他朝讓你爭取了所謂的自由民主，到頭來你都只會把它們陰乾的。

書展，就是香港

每年一度的書展，近年的進場人次接近一百萬，屈指一算，即是大約每七至八位港人，就有一位參與這次夏季的盛事。當然，坊間對此次盛會有褒有貶，但從統計學上說，這個數目，絕對不容忽視；場內發生的種種事，彷彿就是香港人生活習慣的一個好好的縮影。

首先說排隊進場：大會說，進場人仕眾多，為控制人流，要架很多的鐵馬，進場的人，都要走一段漫長又迂回的路才可到售票處。對進場者來說，實在是很不方便；但即使有諸多不便，大家都不會爭先恐後，不會插隊，不會動輒對保安員大吵大鬧。假使去年的世博，進場者也懂得這樣的話，國家民族的形象，相信可進一步提升。

進場後，大家都走到各大小攤位選購心頭好。驟眼看，攤位的裝飾各有特色，但除了那些大型書商之外，各攤位賣的東西都是大同小異。這種感覺，與逛先達廣場那些手機鋪蠻相似，除了鬥價錢、鬥款式、鬥人脈之外，那眾多的商鋪，根本拿不出什麼獨特的賣點。

再看看攤內的書，特別是香港各大出版商趁書展推出的那些，不少是把報刊上的撰文剪剪貼貼，再加少許插圖，就輯成一本所謂的書。又或者，是輕小說， 一頁紙，只有百多字；有時間的讀者，不消半小時便可讀完，無需把它買下。但奈何，這些書通常都頗為暢銷。相反，那些肯下功夫與時間，具有真知卓見的作品，除非是出自名家的手筆，否則大多無人問津。當然，某些此類作品的確很乏味，但這也足以顯示，這個都市對知識有多重視。

逛了那麼久，總會有點肚餓吧。場館內，有各式飲食攤位，任君選擇。坐着休息時，立時感覺到，這個書展，與除夕的年宵市場其實沒什麼異樣，而大家在場館內的所為，跟平常週末到旺角銅鑼灣消費可謂大同小異。也許，我們無需再拘泥書展是否變成低劣庸俗；撇除書的因素，一連七天的書展，已經如實地把港人的生活模式呈現給大家看。

固然，筆者無意對書展有任何褒貶，但對喜歡文化觀察的人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從ＡＫＢ４８說起（續）

近日，ＡＫＢ４８在日本再次牽起熱話。事緣她們替糖果公司拍的廣告裏，找上了一位從來沒有公開露面過的新人擔任主角。一眾宅男粉絲，一直懷疑這位新人其實是個由電腦合成出來的美女。經過一番議論後，事務所與糖果公司才對外承認，這位名為「江口愛實」的「新成員」，是他們根據六位ＡＫＢ４８成員的面部特徵，併合出來的電腦圖像。

這些經由人工合成的「虛擬偶像」，在日本並非新奇的東西。開創先河的，相信是電玩遊戲「心跳回憶」（ときめきメモリアル）的女主角藤崎詩織了；由於遊戲空前成功，這位紅色長髮，溫文可愛的「女孩」，瞬間成為名星，甚至推出過唱片。同一家公司，繼後推出了ＬＯＶＥＰＬＵＳ（ラブプラス），遊戲內的三位女主角，被標榜是「國民的女友」；一推出，廣受一眾宅男愛戴，甚至有人非常認真地，跟其中一位女主角行婚禮。較近期的，則有在豐田汽車的電視廣告中登場的初音未來。

顧名思義， 稱得上「虛擬偶像」的，在世間根本不存在。說白一話，喜歡它們的人，暗示自己對現世感到厭倦；而這些近乎完美的虛擬人物，有助他們逃避現實。難怪在這種氛圍下，日本隱蔽青年（引きこもり）的數量與日俱增。

當這種風氣在社會擴散，確實是令人擔憂的。人們為求得到滿足，會寧可鑽入完全與現實脫節的虛擬世界。更危險的是，在這種需求的帶動下，只要有人懂得為大家提供此等假象，便可獲得大家的順從。筆者推測，日本人之所以拿不出抗爭精神，很大程度也是由這種逃避現實的傾向所致。

可幸的是，在得悉真相後，批評這些造假所為的人仍佔大多數。至少，日後廣告商也不敢再胡作非為。鄰近地方，能對造假行為拿得出多少的警覺性，或許就是決定民族命運的重要指標。

權力的詛咒，與如何擺脫它。

「好吧，既然（尼布隆根）指環是經由我的詛咒而誕生的話，我也可替它加入新的詛咒。從今天起，我要讓每位擁有指環的人，都要被周圍的人所妒忌，最終要被下一位擁有者奪去，並被他碎屍萬斷。那樣，指環的擁有者，自以為是它的主人，卻變成了它的奴隸。直到一天，它平平安安地回到我手上，那詛咒才能終結。」《萊茵的黃金》裏矮人亞貝利希 (Alberich) 被搶去指環後的對白。

《尼布隆根指環》，由一連四齣歌劇組成，為華格納（內地譯作瓦格納）的驚世創作。在德語世界，華氏的歌劇迷倒了無數人，就連他的最大贊助人，巴伐利亞國王魯特維克二世，也參照了他的作品內容來修建新天鵝堡。要演出全套共十六小時的歌劇，所須的人力物力不菲，莫說是香港，即使是歐洲大陸，樂迷都不是經常能親身欣賞；要有幸在著名的拜羅伊特 (Bayreuth) 音樂節裏觀賞整套創作，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最近，香港樂迷有一個別開生面的方式，欣賞整套四部曲：到戲院看。當然，上映的電影，影碟一早已經有售；但難得有片商肯在週末的黃金時段，放映這類時間又長、觀眾又不多的電影，愛好古典音樂的，實在值得買票入場以示支持。

是次上映的版本，實在十分前衛；光看演出的場地，座落西班牙華倫西亞的 Palau de les Arts Reina Sofia（直譯：索菲亞皇后文化宮）的外型，大家還以為是一艘太空船；再看這隊來自巴塞羅那的劇團 la Fura dels Baus，活像是用了索拉奇藝坊的技巧去演出。就以四部首中的前奏《萊茵的黃金》為例，一開始，是三條美人魚在萊茵河中嬉戲；在片中，劇團用上三個水缸，讓三位演員一面游韻律泳一面歌唱。這種嶄新的舞台效果，實在令樂迷有耳目一新之感。

言歸正傳，整套四部曲中，《萊茵的黃金》是故事的前傳，它記述了指環的誕生過程：矮人亞貝利希，被三位萊茵河的美人魚調戲，一怒之下，強行奪走了她們守護着的「萊茵的黃金」，並施下了捨棄愛情的毒咒，打造出魔力無窮的「尼布隆根指環」。指環的誕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對此略有所聞的，都希望把它據為己有。結果，亞貝利希中了詭計，被奪去指環；他在失去指環前，再替它多施了一條毒咒。之後，所有擁有過指環的人，縱使法力無邊，卻總是厄運纏身，大多更不得好死。詳細的情節，留待觀眾細賞，筆者無謂在此掃各位的興了。

整個長篇故事裏，指環是無上權力的象徵。權力這東西，不論是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人對它趨之若鶩；但正如亞貝利希所言，有權力的人，往往成為了權力的奴隸。那麼，我們豈不是在搬石頭來壓自己的腳？然而，莫說是人類，即使是㺅子或獅子等，只要是群居的動物，權力便會自然出現。似乎，即使是最有智慧的人類，也無法解決這個矛盾。

要擺脫權力的詛咒，我們不要先要瞭解以上矛盾的根源嗎？

一般人總會誤以為，權力是萬能的東西，有了它，我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但實情是，權力與指環一樣，只是一種工具，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矛盾之根源，表面是權力，實際上卻是人的妄念；消滅了妄念，我們才能洽當地運用權力。

問題是，當那些聲稱反對強權壓迫的人，不單缺乏這種認知，甚至對抱有不同意見的人，同樣施以強權壓迫的話，這是否意味着，矮人亞貝利希的詛咒，其實一直在現實世界裏存在呢？

從ＡＫＢ４８說起

「『總選舉』？自民黨的不信任動議不是已經被否決了嗎？」

最近在日本新聞網站，看見「總選舉」這三個字，即時有以上的反應。再仔細看，才知自己太ＯＵＴ了。搞「總選舉」的，不是日本參眾兩院，而是宅男至愛的ＡＫＢ４８。事務所為宣傳八月推出的第二十二張單曲，動員旗下超過一百五十位女藝人，來一次人氣大比併；得到樂迷最多票數的二十一位，才有資格灌錄這首單曲。選舉結果，各大娛樂網站已經轉載，筆者不在此複述。

ＡＫＢ４８的演出，自己只是偶然在分享網站內看過；區區四五分鐘的演出，動輒出動四五十位美少女又唱又跳，不是粉絲一族的，只會對此感到花多眼亂。再者，這些女孩的造型、扮相、台風等等，幾乎是一式一樣；眼力不好的，根本分辨不出每位成員的相貌。

眾所週知，ＡＫＢ４８之所以紅得發紫，是金牌監製秋元康的功勞。二十多年前，他泡製了美少女組合「小貓俱樂部」（おニャンこクラブ），極受男學生歡迎；萬人迷木村拓哉的妻室工藤靜香，正是當中的一位成員。ＡＫＢ４８走的路線，很明顯與師姐相差無幾。

類似的少女組合，在日本樂壇經常都會出現。由此我們不難推論，不管是七十後、八十後還是九十後的男性，對女性的偏好其實沒有大差別。以此為窗口，讓我們窺視一下日本人如何看待兩性關係。

對日本文化素有研究的孫隆基博士，曾經以「甘え」（Amae，撒嬌）來形容日本女性的處世之道。在男女關係中，女方會有意無意地貶低自己，造成依附年紀稍大男性的心理，讓男方嘗到一點權力的滋味。當然來到現實世界，此等女子向來都是可遇而不可求，而在男女地位日漸平等的今天，肯這樣卑躬屈膝的女子更是絕無僅有。ＡＫＢ４８之類的女子組合，就是捕捉了男性觀眾這種深層慾望，刻意以撒嬌的假象為招來，從而賣過滿堂紅。各傳媒為求收視，自然樂意提供此等超乎現實的幻想來滿足觀眾。

說穿了，不少日本民眾其實好像那些宅男般，喜歡活在自己的虛幻世界裏；說白一點，即是逃避現實。這種傾向，令他們縱使經歷過維新巨變與大戰洗禮，依然很容易被愚弄。管治階層為求一時苟安以方便管治，自然不會有打算讓民眾破謬。以ＡＫＢ４８之走紅作為寒暑表，評論日本人的心智是在進步還是在倒退，實在不言而諭。

他山之石，實在值得鄰近地區借鑒，至於他們能領悟到多少，也許要看他們的造化吧。

民主的責任

在日本，在野的自民黨以政府救災不力為由，對執政的民主黨提出不信任動議，首相在最後關頭，才能確保足夠票數令議案無法通過。但即使自民黨能成功倒閣，他們又能比民主黨更優勝嗎？回想１９９５年的神戶大地震，自民黨聯合政府的振災能力，被揶揄比山口組等暴力團體還要低。或許對自民黨而言，倒閣失敗起碼令他們無需在現階段自暴其短，反而應該視為喜訊吧。

平心而論，民主黨政府在災後的表現雖然有欠妥當，特別在核危機上，但除此以外，至少沒有其他嚴重失誤。局外人一看，在野黨這次舉動，只是趁對手跌倒之際，在其傷口上撒鹽而已；對解決日本當前的困難，可以說是毫無幫助。

問題來了，在西方社會，政黨輪替往往是國家邁向改革的契機；但為何來到日本，又變成另一回事呢？

筆者推測，日本民族那種令人既羨慕又驚慄的服從性，可以解釋這個現象。服從的對象，對面上是天皇、首相等的政界人物；但實際上，許多時侯是指自己的朋輩、鄰居或掌控輿論與潮流的人。這種服從性，確實是一件很厲害的社會武器，任何對它稍有懷疑的念頭，都會因周圍的壓力而被消滅。在這種氛圍下，大多數人寧可做個沒有主見，只懂盲從附和的順民，也不敢跳出框框，挑戰固有的價值與制度。這種風氣，漸漸衍變成為惰性，令日本到今時今日，仍未能產生一個足以與自民黨抗衡的政黨。如是者，縱使已迷失了二十多年，日本人仍然無意擺脫建制的影響以至操縱。

換句話說，日本民眾豈不是透過民主選舉，自願放棄選擇的機會？對民主信徒來說，這確是令他們憂心的事實。

不少人滿以為，民主制度既然容許公民選擇執政者，在公民而言，這一定是權利而非義務。但仔細想想，公民在行使權利的同時，也把治國的權力賦予執政者；一談到權力，不論你是民眾還是執政者，一但擁有，總不會自動放棄。像日本的例子，民眾對政治冷感，執政者固然有機會乘虛而入；但假使情況相反，民眾紛紛要求政府多做事的話，執政者為求滿足大家的期望，定必會向民眾要求更多權力，以確保施政順利。兩種情況下，最終受害的會是民眾還是執政者，實在不言而諭。

其實，政府或建制等的東西，只是方便我們管理一個群體的工具；然而，它們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唯一途徑嗎？要扭轉以上局面，我們必須意識到，建制並不是萬能的；為了民眾的權益着想，執政者的權力不能不受限制；要限制他的權力，意味着我們要避免對政府與執政者的依賴，把解決問題的權力與責任放回自己身上。難怪一向重視個人責任的北歐新教社會，推行民主時會比南歐舊教社會優勝。這種自我承擔的精神，筆者即管稱它為「民主的責任」。

回到香港，當年獅子山下的年代，人們縱使生活艱苦，但如無必要都不希望靠政府接濟。即使沒有政制上的民主，至少大家還有「民主的責任」。但現在，政黨政客為求嘩眾取寵，紛紛向政府苛索，就連派錢都不能滿足他們。一個責任感日益低落的社會，能否透過民主來令社會更上一層樓，明眼人一定會心裏有數。

愚民社會，你喜歡嗎？

溫總理訪日時，破格接見著名組合ＳＭＡＰ，在會面前，他們唱了《世上唯一的花》的普通話版作為見面禮。一向俏皮的王迪詩小姐，像《國王的新衣》裏的三歲稚童那般問：那朵花，會否是苿莉花呢？看來，不管是ＳＭＡＰ還是溫總理，比我們的孫局長更缺乏政治敏感度。

屈指一數，筆者聽日本歌已不下十數年了，但此等來自ＪＯＨＮＮＹ’Ｓ事務所的藝人，始終不是筆者心裏的那杯茶。箇中原因，不在乎他們的音樂是否好聽或演出是否精彩，而是對日本娛樂圈獨有的一套培育新人制度，一直沒法懷有好感。

記不得何時，看過一個音樂節目，介紹了ＪＯＨＮＮＹ’Ｓ　ＪＵＮＩＯＲ的育成之路；被訪問的，都是十三四歲出頭的男孩，他們大多在十歲前參與試鏡時被選中，成為事務所的一員，之後接受一連串的嚴格訓練，務求有朝一天飛躍成為萬人迷，達成夙願。但坦白說，儘管他們再努力地操練，日後能有幸與ＳＭＡＰ或「嵐」齊名的，一百人裏面可能一個都找不到。其餘的，連名字也沒機會讓人知道，便要悄悄離開。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娛樂圈這個名利場，就是如此殘酷。

好了，就當你是當中少數的幸運兒吧。但你能被安排上什麼節目，在鏡頭面前擺什麼姿態，你的形象該如何塑造，主持或記者的問題要如何回應等的大小事情，事務所與節目監製都已經全盤給你安排好，你只需按計畫做便行了。說白一點，這樣的生活，猶如一部娛樂大眾的木偶或機械人，毫無個性可言，一旦行為稍有不慎，地位隨時被後來的「機械人」替代。你沒能耐在圈內打滾過十年八載，累積足夠的知名度，跟台前幕後的團體打好關係，休想有機會幹些自己想幹的事。

如是者，事務所變成了生產藝人的工廠，經由這條生產線出來的，絕大部分都是人見人愛的乖仔乖女（至少在表面上），不論是相貌、身形、台風、還是舉止談吐，幾乎是一式一樣。加上這些事務所，壟斷了各大媒體的節目時段；如大前研一在《低智能社會》裏所言，把這些勢力融合起來，便成為一個龐大的愚民網絡。如今，這個網絡的幾位核心成員被別國的領導人接見，那不是至少證明了，兩國人民都是甘於被愚弄嗎？

可悲的是，在缺乏言論自由的鄰國，尚且還有某些知識份子（縱使為數不多），有膽站出來批評電視台的愚民節目，但日本呢？如拙文《日本的另類衰退》說過，現今的日本社會，已拿不出半點抗爭精神；連自由人權已受妥善保障的日本，人們也不懂好好運用它們來改變社會現狀；要麼他朝，鄰國人民也享有同等的自由，如同上述的怪誕情況，在鄰國真的沒可能發生嗎？想到這裏，筆者不禁不寒而慄。

早前，筆者曾對一位剛開始學日語的朋友說，自己花了那麼多時間學日語，到現在覺得有點後悔；當時，友人覺得很詫異。也許，筆者看破了以上華麗風光背後的真面目，才會有如斯感嘆。英國詩人吉卜林的名句「東就是東，西就是西，兩者永遠混合不來」，又再一次應驗了吧。

他們都是香港人

世紀六合彩，日前哄動全城，巨額彩金，如今亦已經名花有主。其中一位幸運兒，向外界表露了身份；隨後媒體的報導，普遍稱他為「行運阿星」。

「阿星」一詞，是南亞裔人仕中常見的姓氏 Singh 的諧音詞，是香港人的常用辭彙。當然，這個稱呼並無褒貶的含意，但這似乎意味着，我們對這些人其實只是略知皮毛。這有點像南亞最著名的美食－咖喱：大概沒有華人沒吃過，但要他們回答咖喱粉是用什麼香料混合出來的話，想必會難倒不少人吧！

無可否認，他們在香港屬於少數族裔，不管是衣著、語言、飲食習慣等的生活細節，與佔多數的華人差異甚大。但畢竟，他們已經在香港扎根，不少人更已經完全融入主流社會，粵語英語能力幾乎跟我們一樣；但底子裏，我們有否當他們是香港人呢？

最近參與了一次聯校的話劇匯演，大會邀請了「棟篤笑」的能手 Vivek Mahbubani，擔任評判與表演嘉賓。阿Ｖ（他的簡稱）為各學生準備的那場表演，正就是環繞以上的現象為主題，譬如當一般人知道他懂說粵語的時侯，會顯得十分錯愕，他們彷彿認為，阿Ｖ不懂粵語是應份的；結果，當然鬧出笑話連篇吧。還有某些公營部門，把他與喬寶寶相提並論，並以為所有南亞裔男性都會以布包頭（其實只有錫克教徒才這樣）。

當然，也許他為求營造搞笑氣氛，說得稍為誇張，但假使他說的都是事實的話，我們並不感到特別意外。筆者不敢說這算不算是種族歧視，但至少，一種「華夷之辨」的心態非常明顯。從古到今，任何國際都會，都是各民族的大融爐；缺乏這種包容力的社會，能否配得上這個稱號，實在不言而諭。

退一步想，要麼連付足全費來港生孩子的內地人，我們也可以公然鄙視的話，要公眾放下對阿Ｖ等人仕的有色眼鏡究竟是易是難，無需筆者多言吧！

道德的本質與運用

「事實上，整個西方世界弄到今天的一團糟，香港局面的一塌糊塗，說到底，都是由於道德淪亡。」 劉廼強 ，刊於信報，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７日

劉廼強先生最近的撰文，想必會獲得某些衛道之仕的認同。這些人普遍感嘆，近百年西風東漸之勢，令東方人只懂追求物質享受；如此下去，東方文化的固有優良傳統，必然會被沾污。要扭轉頹勢，必須重建一套講求道德的社會倫理價值云云。這些富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論點，聽起來真的十分悅耳，理應可以鼓動全國人民之心。

問題是，什麼是倫理，什麼是道德，你有你的說法，我也有我的立場。人類由古至今，為此議論過不知多少次，也無法得出最終定案；說白點，繼續糾纏下去，只會是浪費時間與精力。這個情況，與筆者上篇拙文所談的「正義」真的很相似；套用相同的邏輯，我們不難推論出，倫理道德的本質，歸根究根也是人的渴望或欲望。

來個這裏，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便出現了：一談到倫理道德，必然聯想到某些自我制約，任何制約，定必是跟欲望對立。把倫理道德說成是渴望或欲望，豈不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筆者儘管以宋明理學裏最出名的一句「存天理，滅人欲」為例。贊同這句的人，大概覺得，假如人人都做到「存天理，滅人欲」的話，就可以達到一個理想的世界；仔細一想，這些理想本身不就是一種「人欲」嗎？他們在批評「人欲」的同時，竟然否認自己講的一套同樣都是「人欲」，我們不是可以說，這種作為形同賊喊捉賊嗎？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倡議這套思想的人，其道德水平是高是低，實在不言而諭。

從以上例子，我們不難發現一個荒誕的現象：社會上不少人，為求推廣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往往會用上一些與這套價值觀背道而馳的手段；於是乎，有人會以不道德的方式去宣揚道德，也有人以反民主的態度來爭取民主。說穿了，不管是道德還是民主，都是給大家用來沽名釣譽的東西，把這些假面具撕下來之後，一切都是只是一場爭奪權力的遊戲；你取得權力的話，你就是道德，你就是民主，其他人，一就是順從（是否心悅成服則另作別論），不服者，唯有走上抗爭之路。如是者，眾人生生世世都被這個權力的緊箍咒牢牢綁住，無法脫身。

由此，我們很容易看見一個不爭的事實：那些提倡道德倫理的聲音越是響亮，所遇到的反彈往往就越大。即使站出來抗議的人只佔少數，大部分人也會以陽奉陰違的方式作無聲抵抗。愛恩斯坦曾說：愚蠢就是重覆做相同的事，並期望結果不一樣。環觀東西方歷史，都有不少典籍告訴我們，任何以道德為治國之本的圖謀，最終都是失敗收場；大概，那些人或多或少有以上的領悟，才會令這些似是而非的幻想破滅吧。來到今時今日，能否有例外，各位心裏應該有數吧！

公義的本質與應用

美國頭號公敵潛逃超過十年，終於被美軍發現及擊斃；總統隨即向世界宣告，公義已得到彰顯（Justice has been done）。當然，總統是個聰明人，正義由誰彰顯，他不會明確向大家說；但不管你有什麼政治或宗教背景，你總是會相信，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邊吧。結果是，大家各執一詞，一旦談不攏，各方或多或少都要以武力解決：輕則數人頭（不管民主制度有多完善，多數派始終都要向少數派施壓，是種無形的武力），重則斬人頭。類似的紛爭，隨便拿一本歷史典籍都很容易找得到。很明顯，這就是人性。

有趣的是，似乎只有西方社會，會有能耐去找尋公義的定義：古代雅典，哲人蘇格拉底曾鍥而不捨地問人「何謂公義」。來到今天，桑德爾（M. Sandel）教授在哈佛大學創立的「公義」課，啟發了無數莘莘學子。然而，墨子云：一人則一義，十人則十義；說白一點，他們做的事，與傳說裏要把石頭滾上山坡的西西弗斯實在沒有大差別。

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令這些討論沒完沒了呢？筆者推測，大家似乎都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命題：公義的本質。

儘管何謂公義，每個社會的闡釋可以很不相同，但都存在一個共通點：它代表了公眾對一個理想社會的盼望；因此，在本質上，公義其實是種渴望；一涉及渴望，自然談不上什麼客觀標準了。固此，當某人宣稱自己要維護公義時，實質是在說：我是對的，對方是錯的。這種排他性，很容易令人渴望別人服從自己，為求達成願望，難免要對別人施壓。不管你用上什麼的道理，施壓的力度如何，也無法掩飾背後某種暴力的心態。

來到這裏，筆者不禁疑惑：到底古今中外，有多少人意識到公義必然涉及暴力呢？筆者不敢說完全沒有，但似乎沒有人曾白紙黑字寫過。可喜的是，未有人寫過，不代表沒有人知道。

英語裏，政府內負責司法的機關，被稱為 Department of Justice，故名思義，就是負責執行公義的部門。近代的西方社會，很清楚在進行司法程序（亦即尋求公義）時，必須要審慎與客觀，決不可訴之於激情與衝動。筆者無法確實他們背後的目的，也許他們在無意識之間察覺到，公義是很有威力的社會武器，武器本身沒有好壞之分，完全取決於使用者的一念之間，要推動社會發展，使用這件武器時必須慎而重之。相反，當公義被濫用時，暴力意識便會膨脹，民眾間很容易發生衝突，甚至造成傷亡；只要看看歷史上型型式式的革命，大家不難體會到有多少人以公義之名來沽名釣譽，甚至互相廝殺。

今回，儘管美軍用上最上乘的裝備，卻要以最原始的武力來彰顯他們心目中的公義，這是否在暗示，人類的智慧正在倒退呢？當筆者看見美國群眾在死訊傳出後，走上街頭慶祝的畫面，心裏不禁問：這種排他的心態，到底是在消除還是助長恐怖主義呢？將來的世界，會是更安全還是更危險呢？原來，公義這東西，可以是十分可怕的東西。

還要講「港男港女」？

電視台再度以「港男港女」為題製作時事節目，一如所料，再次引來激烈辯論；甚至乎有婦女團體發表公開信，抗議節目內容徧頗。當然，一竹竿不能打盡一船人，被訪者在節目中表達的意見，不能完全反映所有「港男」的立場；但每個人選擇什麼生活態度，都是屬於個人的自由，除非它會對別人構成傷害，否則我們根本拿不出什麼理由去干涉。故此，繼續對故事中人評頭品評足，或對節目內容說三道四，說白一點是略嫌多餘。

或者，我們不妨退一步想，是什麼令大眾在近年，對此等議題有如斯大的反應呢？

節目的標題，叫《偷聽男人心》，這給大家的印象是，男人的心在想什麼，他們很不願意透露，說得優雅點，這是種含蓄的表現。要瞭解男人心，決不可堂堂正正問他們，只能旁敲側擊，悄悄地摩過清楚。對的，你可以說是這是男兒缺乏自信所致；那筆者就進一步問：拿走了男兒們信心的，又是什麼呢？

這條問題的答案，每個人都可以很不同；但筆者嘗試把這些原因，歸納為「人言可畏」這四個字：公眾對這些男兒，有某些要求與期望，男兒感到有負這些期望，才不敢讓別人瞭解真實的自己。的確，這個問題在任何社會都存在，但換個角度看，公眾的期望其實是把兩面刃，它是構成社會核心價值的重要因素，卻同時是壓抑個人本性的枷鎖。當社會愈是強調這些期望，它們對人的思想箝制便愈見厲害，人在這股龐大的群體壓力下，不得不順從這些期望（至少要在表面上）。

就以兩性關係為例：把缺乏吸引力的獨身人仕，動輒冠以「宅男」、「剩女」、「敗犬」等帶着衊視的標籤，似乎是東方社會獨有的現象。這些標籤，把整個社會分化為強勢群與弱勢群；在這類勝者與敗者壁壘分清的社會，人們相處時會充滿着壓迫感，彼此難以作坦誠的溝通，自然很容易產生各種誤解。一個猶如芝麻般的「港男港女」議題，便是這樣愈滾愈大了。

從這個小小的議題出發，我們不難意識到，港人漸漸呈現出自以為是的心態；在遇到困難與衝突時，只懂憑自己立場去作定斷，懶得去顧他人的處境。漸漸地，各階層缺乏交流的意欲，反而開始以猜度、埋怨、歧視甚至責罵，取代對話與諒解。寬一點看，近年香港社會的深層矛盾之所以日漸加深，不就是這個原因所致嗎？要破解這困局，我們能不放棄一己的執着，不再支持別人要服從自己，轉而以一顆包容與開放的心，多點兒設身處地，接納不同的觀點，從而達到真正的和解嗎？要重建溝通的橋樑，我們該齊齊主動行事，還是繼續守株待兔，等待甚至迫令別人先開口呢？

說到這裏，我們還該花時間去談「港男港女」嗎？

Panic and the city

「香港那些女生，實在來得太瘦了。」最近與某位來港工作多年的內地人閒聊，他對時下的「港女」有這樣的評價。

這樣的觀察，不算是意料之外；只需隨便打開一份流行雜誌，便可感受到美容瘦身行業猶如排山倒海的宣傳攻勢。在市場經濟下，有需求就自然有供應；推動以上需求的，想必是公眾害怕「人有我沒有」的心態吧。簡單點兒說，這是種深層的恐懼。

固然，這種深層恐懼是與生俱來，我們根本無可逃避。但客觀的事實是，縱使香港的經濟實力已經位於世界前列，但港人的深層恐懼反而有增無減。在恐懼的驅使下，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一窩蜂現象：爭相豐胸瘦面美白、爭相買鹽抗輻射、爭相搞通識教學、爭相買聲稱可增強幼兒腦力的奶粉等。其實，只要大家肯停一停、想一想，便不難察到這些行為之荒謬；但大家寧可繼續以上的羊群心態，都也沒有膽量去破謬，我們不是可以說，這個城市的人已經被深層恐懼所支配嗎？

活在此等社會的人，會為求擺脫恐懼而依附某些權威或信念，無法發展出獨立的人格與思考能力。只要你有本領操控這些信念，成為權威的話，其他人便會順從於你，你便能在團體裏呼風喚雨，甚至取得近乎絕對的權力。因此不難想像，不管這些社會在表面上有多民主，在骨子裏還是渴望專權統治的。一個對權力這東西缺乏免疫能力的地方，能否達成民主的宏願，實在不言而諭。

要應付以上的恐懼，我們要拿得出一份勇氣，如實地認清並面對它，不要試圖否定或打壓它，避免因反應過敏而受它操控。如是者，我們才能脫離它的支配，恐慌才有望終結。否則，接踵而來的恐慌潮只會時刻與我們同在，我們遲早又會淪為國際笑柄了。

Change. Yes we can?

某天逛書店時，看見著名歷史學家奈爾・費格遜（Niall Ferguson）出版了新書《文明︰西方與其他》（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他認為，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在近世傲視同儕，靠的是六項「必殺技」：競爭、科學、民主（在政治與經濟的層面上）、醫學、消費主義和工作態度（Work Ethics）。老實說，縱使費格遜還是位傑出的作家，筆者實在無意細閱這本書。問題不在於他的推論是否合理，而是在乎製作這本書背後的動機。

正如筆者以前說過，一切理性行為的背後，都是隱藏着非理性的慾望。就這本書來說，它給予讀者的訊息無非是：世界其他的文明，都沒有咱們的先進，要為人類創造美好的將來，咱們無需吃他們那一套，只需弄好咱們那些價值觀便行了。不管用上的道理何等響亮，也難以掩飾一種排他的思維；故此純粹從製作意圖上看，這本書與《中國不高興》、《國家的品格》等其實沒有分別。這種排他性，令人被自己習慣了的那套價值觀牢牢鎖住，視野也無可避免被縮收窄；這對人類社會是禍是福，實在不言而諭。

也許，某些讀者會反駁說：文明這東西，向來都是汰弱留強的，有以上的排他性，實在是十分正常。但我們不妨退一步想：文明既然是人類為求存活而創造的東西，它無可避免地束縛着人類的本性，但在歷時數千年的潛移默化下，我們不單無法自覺這份約制，還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漸漸地，受到各式各樣文明薰陶的我們，彷彿淪為文明的奴隸；更荒謬的是，我們眼見從古到今，有不知無數的人為了維護自己那套文明而互相廝殺，完全違反了先祖建立文明的原意。

要做回文明的主人，我們不能不摒棄以上非我則他的競爭心態；這樣，我們才能擺脫過往的執着，接受不同的可能性，那時候，人類才能達到根本的脫變。問題是，我們真的願意這樣，還是甘願繼續受到束縛呢？

日本的另類衰退

（註：此篇文章寫於大地震前兩星期，本應是筆者作為《動筆動思考》舊生專欄成立的見面禮；但因報章編排遲遲還未弄好，專欄成立日期一再押後，筆者決定以其他文章替而代之。）

早陣子有一段時間，心情很不佳，胡亂地在ＹＯＵＴＵＢＥ找些搖滾音樂來聽，籍此發泄一下。結果找來的，是自己久違了的日本視覺系組合ＤＩＲ　ＥＮ　ＧＲＥＹ。

老實說，縱使他們的首三張專輯仍舊在我那封了塵的ＣＤ櫃內，我並非特別欣賞他們的音樂。他們初出道時的單曲《殘－ＺＡＮ－》，主音簡直像是一面「索Ｋ」一面唱的。這類型的音樂，想必絕非那些鐘情於ＳＭＡＰ、嵐或ＡＫＢ４８之類的人的那杯茶。

但有趣的是，他們在歐美的搖滾樂界中漸漸打響了知名度，過去多次參與海外的搖滾音樂節，皆獲得當地樂人不少好評；對於完全不刻意唱英文歌的他們來說，這個成績實在是難能可貴。近年，視覺系搖滾的元祖Ｘ　ＪＡＰＡＮ與其得意門生ＬＵＮＡ　ＳＥＡ相繼宣告復合，並矢志向海外發展；對那些多年來不離不棄的忠實粉絲來說，今次確實是久旱逢甘雨。奈何這股來自海外的熱潮，難以替沉寂了十多年的視覺系搖滾在國內重燃生機，特別是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

以此為窗口，讓我們窺視一下日本社會另一種形式的衰退。

無可否認，搖滾樂是一種叛逆的象徵，它敢於沖擊既有的思想與價值觀，表達了對自由的渴求。因此在西方社會，不少搖滾樂手與樂迷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形成一股與保守勢力抗衡的力量。由於搖滾樂或多或少帶着反建制的信念，縱使東方人喜歡聽搖滾樂，卻只有日本能產生出自己的一套搖滾文化。筆者聽了日本搖滾樂凡十餘年，認為他們的製作水平可以直迫歐美頂級搖滾組合，也許因為這個原因，日本樂隊開始受西方樂界注視。踏進千禧年，日本動漫在世界各地牽起熱潮，扮相與動漫主角很相近的視覺系搖滾樂隊，也開始備受西方樂迷愛戴。在文化層面上，視覺系搖滾確實是日本成功衝出海外的優良產品。

然而回到國內，縱使他們的公演依然場場爆滿，但今時今日，ＪＯＨＮＮＹＳ事務所的藝人與ＡＫＢ４８可謂霸佔了大部份的媒體空間，搖滾樂能在媒體亮相的機會，已經愈來愈少。當然，這種情況在日本並不算稀奇，但日本人厭離搖滾樂似乎已成為大趨勢。要麼在文化層面上，連半點抗爭的精神都拿不出來，要他們破斧沉舟地打破傳統的珈鎖，全面推行艱苦但必要的改革，更是妙想天開吧。難怪不少西方評論預期，日本社會無法擺脫現時的惡性循環。

最近看到一篇報道，指出日本不少在鄉郊生活的青年，寧可放棄遷往大城市賺多點兒錢，也不願意離開自己住慣了的社區與熟悉的朋友；要他們隻身往海外工作，體驗一下不同地方的文化，簡直是天方夜譚。面對以上情況，不少日本企業開始嘗試聘請懂日語的中國人，填補一些以往只開放給日本人的中層職位空缺。在世界的職場上，日本年輕一輩已經淪為電車男般的御宅族，喪失了以往的競爭力；這種退縮的心態，窒礙了國家復甦的進程。

不久前，大前研一在著作《低智能社會》中，指出現今的日本人，開始對國外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漸漸地，日本社會呈現着鎖國的心態。當然，像ＤＩＲ　ＥＮ　ＧＲＥＹ那樣懂得開拓海外市場的人，為數仍然不少；但當他們在國內的知音人買少見少的話，也許真的標誌着，日本要回覆世界第二經濟體系的地位，已是個遙不可及的目標了。

（註：大地震後，看見不少華語媒體盛讚日本人即使身歷浩劫，依然保持良好的秩序與克制的態度，並對他們的災後重建感到樂觀。他們是否刻意壓抑自己的悲傷情緒，筆者無意猜測；但即使準備做得如何萬全，當一場世紀災難來臨時，頓時感到措手不及也是十分正常的。至於那些倖存者能否從此洗心革面，令國家重新振作，仍需拭目以待；但再仔細想想：二十年前的經濟泡沬爆破，不也是帶來災難性的破壞嗎？為何日本人要白白浪費了二十多年，來到今時今日才意識到要改變呢？因此，筆者仍然維持以上較悲觀的推論，才決定繼續刊登這篇文章。）

公然的歧視

筆者的深圳同事，間中要來香港開會或接受培訓。由於大部分人沒有深圳戶籍，以往他們都需要返回自己的原居地，才可申請來港的通行証。幸而他們的故鄉都是在廣東省內，要花的時間不算太多。最近，相關的規定已經放寬，他們要來香港工幹或遊覽會更為方便。

戶籍這東西，是天朝用來限制人民流動自由的手段。然而，當專制王朝壽終正寢後，這種限制並沒有隨即消失。人道是，咱們的人口太多了，不好好管理一下的話，國家便會大亂云云。但放眼一看，不難察覺整個制度之怪異：大家明明在同一個城市居住，國籍又完全相同，但市政府提供的某些福利與服務，沒有戶籍的人就無法享用。戶籍制猶如那些圍繞着圍村的牆一樣，把一個大國分割為數以千萬計的小國；這個號稱大一統的國家，實質是在搞團結還是搞分裂，大家都十分清楚吧。

每逢兩會期間，總看見某些學者提案，呼籲中央政府全面檢討戶籍制，甚至全盤將它廢除；但眾所周知，此等提案通常只會被其他與會者蓄之高閣，甚至被河蟹掉。然而，用國內的政治寒暑表來量度，戶籍問題並非如苿莉花革命或民族衝突問題那樣敏感；即是說，要在國內進行相關討論，還是有一定自由度。但當整個社會，連這小小的自由空間也不懂得利用的話，這是否暗示着，大家心底裏贊成這個怪異的制度嗎？

最近，《經濟學人》專題探討中國戶籍的問題，指出某些地方政府開始以控制人口增長為名，銳意把沒有戶籍的非技術勞工趕走，並提高戶籍申請資格的門檻。整個情況，給我們的印象是：這些欠缺謀生技能的人，咱們沒有責任收容他們，要讓他們享有與自己相同的權益與發展機會，更簡直是妙想天開。更糟的是，社會上肯替這些弱勢群眾說話或做事的人，竟然是寥寥可數；要麼當局的河蟹殺過來，那些群眾更只能啞忍。這不是說明了，大家暗地裏認同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嗎？一個視歧視弱者為常態的國家，是一個懂得互相包容的開放社會，還是一個只會互相仇視的封閉社會呢？那樣的文化，在世界上能有多少的說服力呢？

把視野放回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不妨反省一下：自打回歸後，我們對待所謂「新移民」的態度，與上面比較是否大同小異呢？真心認為當年人大釋法是一種剝削的人，究竟是多是少呢？最近關於「六千元應否派給『新移民』」的爭論，是否揭露我們在心底裏，根本想與那些條件較差的人畫清界線呢？也許，這就是所謂「深層矛盾」的一大根源；問題是，我們會懂得拿得出勇氣去面對，還是繼續以高壓手段把煩惱掃入地氈底嗎？

沒有科學，何以興國？

「我媽買了四十五斤鹽」友人收到位內地人這個訊息後，轉貼到自己的「臉書」上。另一位朋友，則轉載了一幅相片，內地有民眾一下子在超市買了五百公斤鹽，有人把相關的收據拍下來登上網絡。

這次由日本核危機引發的「盲搶鹽」，與２００３年初白醋和板藍根被掃光的情況同出一轍：面對迫切的危機，有人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建議，其他人聽到以後，馬上不加思索地跟隨。莫說專家，即使是稍有常識的百姓，也很容易知道這些建議毫無根據；但大多數人仍抱着寧可信其有的心態，繼續盲從附和。結果謠言迅速擴散，形成一股浩大的盲流，令整個國家淪為國際笑柄。

在舊社會，通訊非常落後，百姓知識水準較低，有以上的情況，絕對不足為奇。但現在可不同了，咱們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手機用戶與網民人數更是世界第一，要知道如何正確地防輻射，猶如舉手之勞。然而，咱們竟然拿着這些科學的發明，散佈此等完全不科學的流言，我們不是可以斷定，這是個缺乏科學精神的社會呢？

進一步想，如果連自己的安全與健康，大家都可以如此馬虎草率的話，要面對更複雜的問題時，豈不是更糟糕？這一個半世紀，咱們飽受各種內憂外患所困；但許多時間，咱們總喜歡不求甚解地從西方拿一些東西來亂用，並天真地以為難題從此迎刃而解，但甚少人願意虛心地打好做學問的基礎，虛心探究問題的根源，再作恰當的判斷。不少讀者在初中時，總會在國文課上讀過任鴻雋的《科學的頭腦》吧，但從今次「盲搶鹽」事件來看，真正擁有科學頭腦的國人，究竟是多是少呢？要麼連科學精神都欠奉的話，咱們還能拿什麼來搞所謂「科教興國」呢？

回想鴉片戰爭未發生時，中國與日本同樣施行鎖國政策，洋人只能在指定港口與當地人通商。在日本，有一小撮人對由荷蘭商人帶來的科技用品有濃厚興趣，於是自行鑽研西洋學問，發展出「蘭學」，成為日本日後走向科學化的先驅者。但回到中國，恕筆者孤陋寡聞，我從來沒看過有國人主動學習洋人的各類知識。也許這個小小的差別，已經決定了兩個國家的命運了。

以暴逆暴，何時了？

烏雲密布的２０１０年已成過去。新十年伊始，我們再次見證了人類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道路是艱難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嗎？猜猜吧！
彭定康，《No Exceptions》，轉載自 Project Syndicate，２０１１年２月

在利比亞，反對現政權的勢力向首都步步進逼，效忠卡達菲的民眾則作垂死抵抗。類似的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因此在週未時，筆者重溫了一套三十年前的電視劇－ＮＨＫ整整五十套大河劇中，唯一以南北朝為背景的《太平記》。要在這裏描述故事的背景，筆者只能長話極短說。

十三世紀未，日本的鎌倉幕府政權雖然擊退了蒙古帝國的進犯，卻令國家上下元氣大傷，加上由北条氏主政的幕府，變得愈來愈獨裁專橫，弄得民不聊生，推翻幕府的聲音也愈鬧愈響。反對的勢力，集中在兩位關鍵人物手上：一位是後醍醐天皇與他身旁的貴族與土豪，另一位是足利高氏與各地方的領主與武士。１３３３年，兩股勢力結合起來，推翻了鎌倉幕府。北条氏與親信在走投無路之下，最後在東勝寺內集體自盡，情景悲壯無比。

然而，當共同的敵人被消滅後，兩派便開始不和。後醍醐天王親政後，民生搞得比以前還要差；足利尊氏（後醍醐從自己名字「尊治」中摘下「尊」字，贈予足利高氏）多番要求天皇下放權力，讓由他領導的武士階層管理國家；但天皇擔心他會重建幕府，有損自己權力，一直反對建議。不久，舊鎌倉幕府的殘餘勢力在關東發難，足利在起兵平亂後，乘機凝聚地方勢力，迫後醍醐退位。後醍醐在戰敗後，交出象徵皇權的三件神器予繼位的光明天皇，黯然離開京都。然而，後醍醐不甘心於從此歸隱，於是悄悄地糾集支持自己的勢力。當他們匯集到京都以南的吉野時，後醍醐宣告讓出的神器是偽造的，真的仍在他手上，自己仍是正統的天皇。自此直到１３９２年，日本出現了「一天兩帝南北朝」的局面。

表面上，獲足利等領主與武士支持的北朝，在經濟與軍事上都遠比後醍醐的南朝優勝，北朝要起兵吞併南朝，可謂易如反掌。但很快，足利尊氏在治國的方針上，與胞弟足利直義出現嚴重分歧，其後雙方的支持者更挑起內亂；南朝也借着這次機會，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各地戰鬥變得沒完沒了。尊氏為了儘快平亂，更要親手毒殺胞弟。時至今日，足利尊氏依然被不少右翼人仕視為亂臣賊子。

固然，北条氏的下場，實在是罪有應得。然而不管在什麼社會，當極權的統治階層被武力推倒後，當日團結一致的反抗勢力，隨即會互動干戈搞窩裏鬥。說白一點，各方不擇手段地互相廝殺，無非是為求奪取權力，他朝可以為所欲為罷了。問題是，以這種手段取得權力的勝利者，為求鞏固自身的利益，他能夠不設置重重關卡，阻止其他對權力虎視眈眈的人得逞嗎？新的統治者逹到這個目標，他們能夠不實施高壓鐵腕統治嗎？他們為求所謂的和諧，能不把社會的一切戾氣都壓倒嗎？這種管治的手法，不是種下了日後革命的禍根嗎？

因此，眼看獨裁政權相繼倒下，筆者不禁替這些國家的前途感到憂慮。猶如上文的內鬥內訌，相信很快便會活活上演；縱使沒有弄得生靈塗炭，但平民百姓在當前的局勢下，很難相信隧道的盡頭會很快看得見。可悲的是，大家還要再流多少的血，再目睹多少的仇殺，才可意識到做暴力來解決眼前的社會爭端，根本就是抱薪救火呢？一天大家不從權力的魔咒中擺脫出來，上述的惡性循環還有望被打破嗎？

我們的未代港督，在埃及變天後發表了文章，上面的節錄是文章的結尾。這篇文章，可以當成是筆者的回覆吧。不錯，我是悲觀的。

拜吧，繼續拜吧！

新歲來臨，先祝各讀者身壯力健，萬事如意。

踏正年初一的子時，香港人流最擠擁的地方，除了維園花市之外，相信就是黃大仙廟了。之後數天，林村、車公廟等，都成為了過年期間眾人必到之地。祈福許願，已經成為大眾在假期裏的指定活動。

固然，在新的一年有新的願望，是無可口非的。但若果我們只靠求神問卜，而非自身的努力去實現這些心願，姑勿論最終成功與否，我們似乎都只是心存僥倖罷了。也許，在骨子裏我們仍然盼望，好的東西會從天而降吧；這種想法，與舊時的農業社會，收成多寡要望天打卦的心態十分脗合。

也許讀者會覺得，筆者受韋伯那套新教倫理影響，才有以上的推論；但筆者猜想，即使那些祈福的人，都深知自己的所為沒有實質作用吧。問題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要為自己與為眾人謀幸福，我們總可以用上較科學的方法吧！但要麼連八十後的叛逆青年，也會一如他們最討厭的那班長輩般，走進廟宇祈福的話，我們還能指望他們會靠一己之力，為社會的未來打拼嗎？連自身的幸福，大家都覺得可以等上天賜予的話，那麼民主、自由、法治等更崇高的東西，我們豈不是可以「撓埋雙手」，等待某些勢力把它們當成禮物送給我們嗎？

當那些寺院廟宇的香火在佳節期間越見鼎盛，當大家繼續跪在各式各樣的神明下求籤占卦時，筆者不禁慨嘆：或許我們對民主自由的幻想，也隨着眼前這些煙縷消失在大氣中了。拜吧，繼續拜吧！拜一個救世主出來吧！拜一個偉大舵手出來吧！不管你們的經濟成就有多悅目，你們都是注定要接受專權統治的吧！

我們需要聖人嗎？【悼司徒華】

司徒華離世，是政壇的一大新聞；泛民陣營內那些當日與他意見不合的人，來到這刻也不得不對他在世時的貢獻予以肯定。有人甚至公開地許下宏願，要承繼他的遺志云云。一時之間，司徒華彷彿被追捧為聖人或偉人似的。

最近看到一則文章，指華叔本應可以是位完美的聖人，卻因為政改一役而蒙污。姑勿論此番評價恰當與否，這種意見似乎暗示着，我們一直渴望某些地位超然的聖人，能替我們排難解憂，帶領我們達到某些崇高的目標。有這種想法，無疑是人之常情，但我們有否意識到渴求的背後，隱藏了一種可怕的思維呢？

環觀世界歷史，聖人根本是可遇而不可求，若果我們要等到聖人出現才把眼前的問題交給他處理，那與守株待兔有何分別嗎？好了，與其坐以待斃，總會有些有心人，務求身先士卒，為眾人樹立楷模吧。要麼你有着德蘭修女般的能耐，即使嬴盡了世人的掌聲，依然懷着一顆寛大與謙卑的心，包容那些最被鄙視的群眾的話，那就確是萬民之福了。然而來到現實裏，有這種本領的人實在少之又少。

我們更多機會看到的是，某些人一旦被高捧為聖人，那些支持者便會拿着他的豐功偉績來大肆宣揚，期望大家學習；對一般群眾來說，這是一種無形的壓力。更甚的是，某些人【特別是具影響力的】為求滿足大家對聖人的渴望，會以文過飾非的手段蓄意修飾【實質是扭曲】這些聖人的事蹟，把他們粉飾得白壁無瑕，並假借他們的名義，宣揚自己的價值觀。假使有人斗膽把這些技倆拆穿，將那些聖人回歸到歷史的原貌的話，不單不會獲得大眾支持肯定，還會被指是對聖人的污衊。

從以上的跡象看，聖人在大眾心目中，象徵着一種權威，誰能操控這個權威，就等於取得了絕對的權力。故此，一個愈推崇偉人聖人的社會，骨子裏其實愈崇尚高壓專制統治：一般的人，期望以依附權力，尋求心靈的慰藉或逃避自身的責任；有野心的，則會透過這些經過刻意改造的聖人，有型或無型地影響甚至箝制群眾的思想信念。如今那些聲稱擁護民主的人，竟然打算替司徒華「封聖」來做自我宣傳，一生追求民主的司徒華假使泉下有知，不是會被這些愚昧的行為弄得哭笑不得嗎？

平心而論，華叔的功勞是建基在無數的偶然之上的：假如他的父親沒有早逝，讓他可以完全當航海員的夢想；又或者當年的意中人沒有英年早逝，可以與她長相廝守的話，今時今日的華叔，很可能只是一位寂寂無名的老伯。身為後人，我們只需感激他生前作出的種種貢獻，便已經很足夠了。至於需不需要向他的精神學習，或延續他未竟全功的事業，大家無需太執著吧。

「性」，可以「理」的嗎？

猶記得，最初認識鄧博士時，他常常以一個生活的實例，說明所謂「理性」其實是什麼東西。

假設，某齣電影你很想看，你會先查詢電影放映的地點與時間，然後開始約人；人已約好，票已訂好之後，又可能會考慮：看電影前的空檔時間可以做什麼、電影看完後可到哪兒進餐、最後怎麼回家等等。以上種種，都是一些十分理性的盤算，但所有盤算的背後，也是用來滿足你想看電影的慾望，一談到慾望，就已經跳出了「理性」的範圍。因此，我們之所以「理性」，都是為求達成非「理性」的慾望罷了；既然每個人的慾望都不相同，要為「理性」訂立一套客觀的標準，邏輯上是沒可能的。

拿這套理解，去看司長說青年人要有「理性」的呼籲，就顯得十分有趣了。因為既然「理性」沒有客觀標準，我們再談正反兩方「理性」與否，說白一點是浪費時間與精神。揭開了「理性」的面具，我們看到的真相是，雙方的理念【當然，其中必然隱藏着某些慾望】不一樣，因而造成眼前的衝突。

好了，既然彼此有分歧，大家總可平心靜氣坐下，商議一個可以滿足各方所需的方案吧！但客觀的事實是，大家寧可繼續以「理性」作借口否定別人的觀點，也不肯展開一些務實的和談。說穿了，原來這個社會的人，不管學識是好是差，都喜歡以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以致大家拿來駁斥別人的所謂「理」，歸根究底其實都是歪理。

平心而論，筆者並非刻意針對或批評司長，而是有感類似的事例，在日常生活實在是司空見慣而已。可悲的是，一個不惜以歪理來打擊對手的社會，管大家再花多少時間議論，也休想紛爭有化解的機會。在這種氣氛下，社會會是積極向前還是原地踏步，明眼人一定會清楚吧！

彼岸的「白色巨塔」

剛看到新聞紀錄片，說本港的醫學界在托展內地的業務時，遇上重重障礙。當中有位香港註冊的中醫師，想在內地開診所；按規定，他要先獲得選址附近居民的同意。誰知有某些居民，以風水為理由反對，而負責的部委又居然受理。後來當事人暗中得知，這班人因為在事前得不到某點好處，才會如此發難。

大概，居民與部委之所以跟醫師玩忽悠，無非是想提醒一下對方，自己手握審批的權力；你是聰明人，你要符合什麼要求，無需咱們白紙黑字寫明吧！要麼你不懂知情識趣的話，就休怪我們要按本子辦事了。結果，當時人透過某些好友，向北京反映情況，歷時一年半的申請程序才能大功告成；當時人在鏡頭前苦笑着說，要麼一切可以重來的話，他寧可在中途放棄就算了。

不論社會的文化背景是怎樣，診所是人民生活質素的重要指標，診所愈多，對社會是百利而無一害。然而，那班居民與部委，寧可趁機宣示一下自己的權勢，也不為有心改善公共醫療的人提供方便，我們不是可以說，他們根本不關心百姓的福祉嗎？

闊一點看，內地醫療體制問題何在，基本上是眾所周知的；但恕筆者孤漏寡聞，國人在談論什麼改革開放、富國強兵時，竟然沒有太多聲音認為，醫療改革是項重要的課題。在這樣的系統下生活的國民，他們整體的健康程度是好是差，大家都想像得到吧！曾幾何時，魯迅曾說：與其醫人的身，不如醫人的心；但要麼連醫人身的體制都已經是千蒼百孔，我們還能憑什麼去醫人心呢？

從這椿小事，我們可以隱約看到，在彼岸的那個社會，聳立着一個「白色巨塔」。也許經過這次經驗後，醫學界會覺得，他們寧可吸引有負擔能力的內地人來港，也不打算透過進軍內地市場，提升當地的醫療質素。弄得如斯局面，對整個民族是好是壞呢？

不重視新聞工作的社會，會是怎麼樣？

「又一位『新聞之花』告別新聞界，轉職 I-bank 了！」網上討論區傳出這項消息，立即引起各網友議論。

不管討論內容怎樣，總是給筆者一個奇怪的印象：在這班人眼中，新聞女主播與那些在電視劇中亮相的女明星，在本質在沒有分別；大家的焦點，都集中在她們的容貌舉止上，至於她們的新聞專業措手，或是報導內容的水準，大家都覺得是次要。漸漸地，電視台也意識到這一點：反正女主播多幹幾年，自然會跳出電視台去「搵真銀」，屆時，乾脆捧一位新的「新聞之花」上前，滿足一眾貪新忘舊觀眾的口味。

這種風氣，不是暗示着這個社會，根本不重視新聞工作嗎？假若是的話，情況實在不容我們樂觀。

新聞的最基本功能，在於報導社會關心之事，揭視社會的真相。但假使新聞工作者的努力，公眾根本不關心的話，試問還會有多少業內人會願意繼續精益求精，提升報導的水平嗎？投入相關行業的資金，會是增加還是減少呢？當大家經常批評傳媒機構「是是但但」時，有否深思過，真正「是是但但」的又是誰呢？在這種社會雰圍下，我們不難想像到，在中國人的社會裏，要搞一個媲美ＣＮＮ、ＢＢＣ、紐約時報等在國際間具公信力的傳媒機構，幾乎是天方夜譚。

再看深一層，今天的新聞，經常歲月的累積，就會變成明天的歷史。西方社會，因為對新聞工作態度認真，在歷史問題上，同樣也會嚴謹處理。相反，在一個對新聞馬馬虎虎的社會，在對待歷史時，豈會不相同嗎？這樣下去的話，歷史遺留下來種種傷痛、暴戾、愚眛等的污點，大家還會把它們好好記住與學習，避免日後重蹈覆轍嗎？

也許讀者會覺得，筆者實在太多慮了。但從以上的形勢看，筆者不禁概嘆，即使沒有當權者的干涉，要推動整個社會一起反省近世各項政治運動，幾乎是打一場注定失敗的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