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標準答案」，行嗎？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定義」的。定義是從何來？．．．即是要把概念背到試場去？．．．大抵《通識詞典》人人都應手執一背，全都背好才進試場。．．．用最虛偽的幌子，說通識是沒有思想束縛的，莘莘學子當然空歡喜一場，補習社就更加拍着叫好了吧？就到底，要在香港上大學，就得經過這條荒謬的路，死記硬背了一些跟人生無關痛癢的事情，才存活下來。
健吾《通識的 Marking Scheme》，刊於《明報》，2009 年 6 月 20 日

2009 年 7 月 16 日，報章大多以「補習天王」范浩揚的官司作頭條；既是頭條新聞，相信這些補習天王天后，都是公眾的焦點。他們教的，都是所謂「標準答案」，不管考生明白學科與否，只要他有本事背熟答案，就能迎戰公開試；離開試場，大家把學過的都忘掉了，彷彿什麼都沒學過似的。說穿了，原來這個「國際都會」的人們，都是以功利的眼光對待知識的。可能有鑑於此，我們的中學將要辦「通識教育」，但對此我們又有多少認識呢？

想像某位香港學生，有幸參與牛津劍橋的入學面試，但當教授問「你希望化為一首詩還是一本小說呢？」時，想必他一定「Ｏ哂嘴」。西方文學裏，詩體與小說的分類如何，要略知一二，某些文人與巨著，不可不提。這些「識」，隨便在網上都找得到，然而如何以自己的主張，把它們打「通」，再以流暢易明的文字表達，正是「通識」 (Liberal Arts) 的精髓。 Liberal 者，代表開放與寬容的心態，學生固然要以開放之心思考問題，教授更要以豁達之心，聆聽和接納學生的意解；牛津劍橋的面試問題，就是在這種氛圍下聞名於世的，它們能在數百年間人才輩出，也是基於這種對「通識」的信念。Liberal Arts 要辦得好，必先要免除思想上的束縛，換言之，就是要摒棄「標準答案」。因此「通識」並非一門學科，而是一種學習態度：學生不再苟且重複「標準答案」，而是像父執輩常言道般，打好「做學問」的基本功；先要對事物積極尋根問底，並以寬容之心交流觀點，從此刺激新的思維，甚至打破世俗禁忌，勇於創造新事物。當每位學生都具備這種功夫之時，「通識教育」根本無需刻意推行；要達成，是項長線投資。但當一眾補習社都爭相開「通識精讀速成班」時，我們搞的所謂「通識」，可能只是一頭四不像。

最近，經機會列出了本地六項優勢產業；歸根究底，都是與知識有關。然而，科大的朱經武在卸任前，感慨在任內八年間，政府依然沒有着力推廣科研，並預視如此下去，香港將遠遠落後於內地城市。話到底，科研其實也是做學問的途徑，在這個講求知識的二十一世紀，假使我們對做學問完全不感興趣的話，上述產業的優勢是強是弱，大家心照不宣吧！

這個國家，統一了嗎？

［裕仁］天皇與廣田［弘毅首相］，以至日本各級將領都有一項默認的共識：「支那」（註：筆者引用當時日本官式上對「中國 (China)」之稱謂）僅是某個地域的稱號，並不代表任何國家或民族，日本有權自行重組整個地域，並佔領任何地方。
譯自 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第 306 頁

新疆的局勢，最近成為了國際關注的焦點；筆者不是民族專家，因此不會評論事件中誰是誰非。事後《人民日報》循例地刊登評論，指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則政通人和、百業興旺。」然而咱們的國家，真的那麼統一嗎？從最近筆者經歷過的一件小事，可以略知端倪。

敝公司的上海辦事處，最近更換了法人，因此必須要更新銀行戶口的印鑑與簽字人資料。由於部份簽字人身處香港，因此相關的文件都被送到這裏；其中一位是英國人，上任董事不久。他在簽完字後，順便詢問秘書會怎麼處理文件；秘書說她會把它們送回上海辦事處，再由當地職員提交當地的銀行。新董事好奇地問：「這家銀行在上海和在深圳都有分行，把文件交給深圳的同事代辦就行啦！何必多此一舉要送回上海呢？」秘書說：「大陸的銀行就是這樣的，即使是同一家銀行，上海分行的文件，深圳分行是不會處理的。」新董事慨嘆地說：「天啊！這家已經是市值最高的銀行來啦！為何還要這樣各顧各呢？試想想我的老家英國，假如我在某銀行的曼徹斯特分行有戶口，我要更新個人資料的話，不管我身在利物浦、格拉斯哥甚至貝爾法斯特，當地分行都可以幫我辦。到底你們這個是什麼樣的國家呢？」他們之後談了什麼，筆者沒有再考究了；熟悉國內情況的人，對類似的投訴應該不會陌生。

猶記得一個多世紀前，清廷的廣東水師把旗下三艘船艦借調給北洋水師，並參與甲午戰爭；結果清廷戰敗，兩艘廣東水師的艦隻被俘。事後，廣東水師竟對日本說整場戰爭不關自己的事，並要求對方歸還艦隻。正如魯迅所言，舊時的中國與其人民，基本上是一盤散沙，難怪數十年後，日本上至天皇首相，下至將領士兵，都認為中國並非一個國家，可以任由自己的軍隊和人民進出。新中國成立後，情況確實是有點兒改善的，但從上述換印鑑的例子，可見百多年前廣東水師的餘風，至今仍未完全消失。也許，《人民日報》的評論是某種「佛洛依德式漏口 (Freudian Slip)」：當某國在成立近六十年後，依然要高喊「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時，這個國家是否真正統一，民族是否真正團結，大家心照不宣吧。

何謂「法治」

封建時代的德治、法治都是治老百姓的，是極少數治極大多數。在這一點上，儒家與法家的階級性都十分鮮明。儒家說「刑不上大夫」，法家說「刑過不避大臣」。雖說比儒家進了一步，但畢竟也沒說「刑過不避皇上」。從秦漢到明清，什麼時候聽說有皇上犯法被依法追究的？沒有。皇上，這個最高的統治者，再暴虐，再淫亂，再胡作非為，給國家給人民造成的損失再大，也從來沒人「依法追究」過。這就是人治順理成章的特點。
官偉勛《德治法治古今談》，刊於雜誌《炎黃春秋》，2003年第4期

人們常認為東方社會難以推行法治，並試圖找出箇中原因。余則認為單從英語裏 Law 一字，就能清楚知道西方社會行法治背後的精神。

先翻一翻字典，看 Law 的註解：第一項是「法律」，例如 Littering is against the law （亂丟垃圾是違反法律的）；另一項是「法則」，例如 This is a book on Newton's Law of Physics （這是一本關於牛頓物理法則的書）。從古到今，西方人都喜歡把在大自然觀察到的各種現像化成「法則」。拿著名的「畢氏定理」(Pythagoras' theorem) 作例子：古時的埃及人，早已知道按三：四：五的比例畫三角形，其中一隻角必然是直角；這項知識隨後傳入了希臘，他們就能把這個現像化成公式 a² + b² = c² 。一個三角形，只要有一隻直角，不管其餘兩隻角的度數是多少，都能符合這條公式或「法則」。把這種精神搬到日常生活裏，希臘人率先製訂了成文「法律」（後來由羅馬人發揚光大）；成文法者，即是把我們在社會裏該做與不該做的東西，以寫自然「法則」的精神與方式寫成「法律」，因此希臘人認為，製訂「法律」是人類最崇高的一門科學。既然「法律」與「法則」同出一源，在執行「法律」時，西方社會是無需理會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如何，只要他是城邦的公民，就得要守這些「法律」了，就如每個直角三角形，都要遵守「畢氏定理」這條「法則」。現今我們認識的所謂西方法治精神，其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東方社會如果沒有這方面的覺悟的的，像官偉勛上述的論說將永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