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試題，揭示了什麼？

內地的公務員考試，據說每年有過百萬人參與。最新一屆考試，剛在月初結束。當中某條試題，要求考生就所謂「黃河精神」申論，及創作宣傳愛國教育的材料。

一看到這裏，腦海立即想起舊社會的科舉制度：皇帝考書生的，不是邏輯思維，也不是專業知識，更不是道德情操，而是你的文筆技巧。只要你有本事，堆砌出一篇富麗堂皇而又毫無實質內容的文章，討得聖上歡心的話，一官半職自然到手。難怪黃仁宇在著作中常常說，在如斯制度下，官員全都不懂「數字管理」，政府管治能力是高是低，實在不言而諭。

好了，咱們廢除帝制專政都一個世紀了，要評核某人是否有能力擔任公職，總要用些較科學的方法吧。什麼是「黃河精神」，已經教人摸不着頭腦了，要為如此空泛的主旨做文章，考生想必會一如上述的書生般，以現代的八股文盡情假大空一番。

當然，文筆好的人也可能是人材，因此，問題不在考生身上。相反，這條題目之能夠在試卷上出現，不就是反映了，出題的人根本欠缺科學精神嗎？沒有科學精神的社會，憑什麼去搞所謂「科教興國」呢？抑或是，一切都只是拿來沽名釣譽，大家其實都是說一套做另一套，根本無意擺脫封建思想的掣肘呢？

平心而論，類似「黃河精神」之類的口號，在內地簡直如恆河沙數；但現實是，口號愈是叫得響亮，我們愈會覺得是空話謊話。這樣的行徑，能成為世界的表率嗎？

被毆打的賽先生

「若果中國的科學界不誠實，將會窒礙它的發展；更令人意外的，是國家的領導層雖然大部份擁有工程學背景，卻沒有正視這個問題。」【取自《經濟學人》(Economist)2010年10月7日】

方是民【筆名方周子】與方玄昌相繼遇襲的消息，在海內外引來不小迴響。人道是，他們專門揭露國內科學界種種劣行，得罪了幾位著名的學者，因而惹來橫禍。奇怪的是，為何一場純粹的學術爭論，最終會流血收場呢？

不管你的理由多麼充分，以拳頭解決紛爭，人家都只會覺得他橫蠻無理，說白一點，這是反文明的做法。假如我們同意，科學是文明的產物的話，我們不是可以說，以暴力解決問題是反科學嗎？一位科學家竟然用上反科學的手段，他還算是個科學家嗎？

轉過來，再看看那兩位遇襲者：據《經濟學人》報導，他們提出的眾多指控，有不少其實是理據不足的。被指控的人，即使提出再多強而有力的証據反駁，他們不單止不會理會，有時還會將罵戰升級，把一些與科學毫無關係的東西都扯出來罵一番【例如人家在美國有教職，就批評他不愛國】，活像文革式的評鬥，務求令對手無法招架。這樣看，以上所為縱使沒有動干戈，也難以掩飾背後一種暴力的心態。

連科學界都不能以科學的態度解決爭議，我們不是可以推測到，這是一個反科學的社會嗎？一個反科學的社會，能憑什麼去搞所謂的「科教興國」呢？更甚的是，英語裏「科學」(Science)一詞，源自古拉丁語裏的 Scientia，意思是「知識」；這樣說，一個反科學的社會，豈不同時是個反知識的嗎？一個反科學反知識的文化，能對世界有什麼建樹呢？

闊一點看，這兩樁事件的終極受害者，並非任何現實的人物，而是當年五四運動時被積極提倡的「賽先生」。這樣想，我們歴時愈一世紀的吶喊，豈不是注定徒勞無功？

和諧，應該是怎樣。

『那些在學府裏教的所謂民族音樂，其實不是真正的民族音樂。』完成了一連兩晚《新視野藝術節》的表演後，朱哲琴(Dadawa)在回答聽眾提問時，有以上的慨嘆。此語一出，立即引來全場掌聲。

近年，她致力蒐集國內各種族的音樂珍寶，今次演出，可謂初步展示她的成果。表演裏，有高唱傳統飛歌的苗族人；有可以一面吹奏樂器『楚吾爾』，一面作傳統喉唱的蒙古樂師；有來自新疆伊犁，世代相傳的冬不拉高手；也有只需要幾片樹葉，就能吹奏不同樂曲的貴州樂師。要求稍高的人，也許對這種大雜燴式的表演有所微言；但當筆者看見，觀眾中有不少是對漢語一曉不通的老外時，便覺得：若果將今次演出，視為展示中國多元文化的一個窗口的話，朱哲琴與她的團隊，確實是做得出色的。

回到她對民族音樂的意見：漢人對其他小數民族的認識，實在非常有限。許多時甚至是，莫說是執政者，即使是黎民百姓，依然視他們為蠻夷戎狄；既然他們仍未開化，他們哪些文化要保留，哪些文化要摒棄，該由我們定斷。朱哲琴以上的發現，實在不是意料之外。

最近在《南華早報》，看到一則發人深省的報導：在內蒙的錫林浩特市，有一座美輪美奐的蒙古族博物館，裏面展出的歷史文物，可謂包羅萬有；可是，館內由文物的介紹說明，到簡單的方向指示，竟然找不到一句蒙古語，當地人還說，要麼你不懂漢語的話，就連洗手間在哪兒也不會知道。

此外，近年內蒙積極發展礦業，令荒漠化變得日益嚴重，昔日『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歲月，現在幾乎完全絕跡。當今新一代的蒙古人，還能從哪兒認識自己先祖的過去嗎？當自己的文化完全被連根拔起時，他們豈不是連身份也喪失掉？

由此可見，朱哲琴以上的努力，在國內可謂十分難得。今次表演，找到了不同種族的樂師，他們無需要像『春晚』等的文化節目般，或明或暗地要為某些團體組織作宣傳，只要一心一意，演好自己民族的音樂便可。縱使他們的音樂各有特色，樂器的音域各有差異，但也許就是這些不同，彼此才可互補不足，繼而創造出一次精彩的大合奏。

想深一層：台上的演出，不是在示範什麼是『民族融和』嗎？要麼現實世界裏，各民族都可以這樣的話，這不就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和諧』社會嗎？『和諧』之所以變成『河蟹』，不是因為某些民族或組織，自以為沒有自己，大家便不懂『和諧』，於是乎施盡手段，迫大家去『和諧』所致嗎？也許，台下那些掌聲，就是大家對以上這種唯我獨尊的『和諧』觀的一種抗議吧。

沒有 Peacemaker 的社會（續）

在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揭盅前夕，《紐約時報》有一篇奈人尋味的報導：原來某些曾飽受迫害，現時流亡海外的華人，竟然站出來反對劉曉波獲獎，他們的理據是：對當權者不夠強硬、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視而不見、公然肯定共產黨的某些成就等等。

令人憤慨的是，他們的對手明明是完全一樣，理應是志同道合的盟友，為何來到這關口，竟會反睦成仇呢？

不管這群人的理據如何，他們擺出來的姿態是：什麼是人權，什麼是自由，我們有自己的一套，你們順從的話，大家就可以合作；否則，大家唯有各走各路了。某些較激進的，甚至會不惜向同路人施壓，迫使別人就範。正因為這樣，令海外的民主運動搞了二十多年，至今仍然是一盤散沙。

問題是，以施壓解決爭端，會是相信民主自由的人會做的東西嗎？這樣說，這班人豈不是在說一套做一套？還有的是，以上的施壓，當日迫使他們流落異鄉的政權，不就是已經做過了嗎？要麼當日的受害者，不僅沒有從中醒悟過來，反而拿着同樣的邏輯，成為了加害者的話，社會累積起來的忿怒與怨氣，會是日益增多還是減少呢？當執政者或是它的反對者，都期望有異議的人服從自己的話，這個民族的人，豈不是個個都希望當一個暴君？要麼連這班『民主人仕』，在骨子裏竟然有暴君的思維，大家對民主、法治、平等、和平等的理想，不是可以全都丟進廢物箱嗎？

從以上的觀察，我們不難感受到，一位像劉先生那般的 Peacemaker，活在一個到處都是暴君的社會，不僅無法獲得支持與肯定，反而會被嘲笑為瘋子。這樣的社會，會明白和平獎的真正意義嗎？不明白的話，那些懂的人又會怎樣看這個民族呢？

香港的民主荒誕劇（下）

『楊經理嘛？他與新的管理層談不攏，上星期辭職了。』

類似的事，在商業社會可謂家常便飯：管理層的決定，你不能不遵循，你覺得不妥當，可以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向上層反映，他們不接納的話，你唯有作個取捨：留下來的話，你如何不同意也好，也有責任貫徹執行決定，日後有成效的話，你便有權分享，沒有的話，便要共同承擔後果。如果你不願意這樣的話，就唯有另謀高就，反正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然而，你離開之後，你與前僱主便再無瓜葛，想吃兩家公司的茶禮，簡直是妙想天開。

然而，以上的職場常識，來到政壇又變成了另一回事。最近某些人一方面另起爐灶，一方面要保留原有黨籍；他們聲稱，新的爐灶是『社運組織』，本身並非政黨，因此無需退黨云云。筆者心想，任何型式或立場的『政黨』，本質上不是一個積極參與社會建設的『社運組織』嗎？既然兩者沒有明顯差別的話，這班人豈不是在一腳踏兩船？

人道是，他們在原來的政黨鬱鬱不得志，加上有政改方案的爭拗作導火線，令他們萌生去意。這樣說，他們的遭遇跟上面那位楊經理的，實在大同小異。好了，既然你們是反對上層領導，才有以上舉動的話，日後在政治議題上的立場，兩者勢必有衝突。屆時，你們的取向又會是怎樣呢？要麼你們要跟原來的黨對着幹的話，豈不是在逃避身為黨員的責任嗎？假使你們背棄新團體，重投舊愛的話，其他支持新團體的人，豈不是被你們出賣了？

有着以上的矛盾，即使你們的理據多麼充份，理想多麼崇高也好，難免會令外人覺得，你們不過想替自己留一條後路而已。新團體內的其他成員，會覺得這班不願破釜沉舟的人，能承諾付出多少努力去建設它呢？他朝大家一旦鬧翻時，你們又會否一如既往地，只顧自己的利益而抽身離開，把昔日的戰友都丟下嗎？連志同道合的人，你們都未能給予他們信心與承擔，在廣大的選民與公眾面前，你們又會如何呢？缺乏承擔的政治家，他的公信力是高是低呢？

假使讀者中有人對以上的評論對號入座的話，筆者奉勸你盡早向大眾表明自己的選擇；要不然，選民會替你們選擇的。

香港的民主荒誕劇（上）

眾所周知，香港泛民陣營現時的處境，猶如風中殘燭般奄奄一息。然而在大難臨頭之際，他們不單無法凝聚出抵抗的勢力，還要無止境地搞『窩裏鬥』。最新發展是，某黨去信另一黨，要求對方中止與中央政府對話，要麼對方『冥頑不靈』的話，他們便會退出區議會選舉的協調工作。

一聽到『冥頑不靈』四個大字，腦海立刻湧現出改革開放前的大陸。那時，政治鬥爭可謂無日無之，某些被指偏離黨路線的人，一概被扣上『冥頑不靈』之類的帽子。然而，鬥爭都已經結束了三十年，這些猶如紅衛兵批鬥般的措辭，竟會由一位以『民主衛士』自居的人說出口，那班人心底裏渴望的，到底是哪一種政治體制呢？

假使行民主是我們的最終目標，要製訂一個具體的實行計畫，我們不是要以民主的方式來協商嗎？協商要做得好，各方不是要在平等的基礎上，包容不同的意見，務求達成共識嗎？然而現實裏看到的是，當遇到爭議時，各方都爭相站在道德高地上，指令其他人服從自己；對方不就範的話，他們就拒絕合作。不管他們的理由多麼充分，這種容不下異己的心態，不是只有獨裁者才有的嗎？以獨裁心態去尋求民主，豈不是在緣木求魚？

由此我們不難預視，來屆的選舉，泛民陣營勢必面臨大敗。筆者感到最洩氣的，並非這個注定的敗局，而是以上的局面，顯示那班聲稱爭取民主的人，根本沒有以身作則，向眾人展示民主可以怎樣落實。如此下去，我們還能對前景樂觀嗎？

被「政治化」的語言

據說，直至上世紀初，英國那些精英輩出的私立寄宿學校，學生仍需學習古希臘文與拉丁文等的古典語言。如是者，不管是阿里士多芬尼斯的喜戲、柏拉圖的對話錄、西賽羅的雄辯與演說、還是維吉爾的羅馬史詩，他們都可以直接欣賞得到。但現在，大部份人只能透過翻譯，才能閱讀這些經典名著，翻譯即使做得再好，原文的美感也難以完全保留。這個趨勢，難免有人感到可惜，但上述的古典語言，早在中世紀已經沒有被廣泛使用；莫說平民百姓，就連頂尖的學者，想必也認為這番取捨是必然的。

回到這裏，古人也遺下了不少詩詞歌賦，要保留古代的風韻，用粵語諗必然比用普通話諗優勝。然而，單純以此作理由反對普通話文化的入侵，似乎來得稍為牽強，因為不管什麼國家，為了促進民間交流，必然要訂立一套標準的官方語言。既然粵語沒有被選為官話，為了國民的利益，我們不能不跟從；粵語現時的特殊地位，只不過是受到香港與海外華人的影響而已，當這股勢力由盛轉衰，特殊地位也勢必消失，屆時為此感到可惜的人，將會少之又少。

因此，近月爆發的捍衛粵語運動，決不可純綷從文化角度解讀。

試想像，假如歷史可以逆轉，粵語真的成為了官話的話，大概來到今時今日，北京的年輕人會紛紛走到街頭，抗議北方文化遭到南方人打壓吧！按道理，只要大家願意平心靜氣，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下和談，便可制訂一個大家接納的方案。但在這裏，不管是領導人還是反對者，都渴望個個人都服從自己，並動輒舉起「國家利益」、「民族大義」、「道德良心」之類的旗幟，逼使異見者就範。如是者，類似上述的施壓與抵抗，在這個社會可謂無日無之，令一個只涉及生活習慣的問題，很無辜地被「政治化」（筆者極之討厭這個詞語，但來了這裏卻找不到一個更貼切的形容詞）。

以上的一幕小插曲，實在很真切地反映中國的政治；問題是，連一個如此些微的改動，都可以翻起如此大浪，筆者實在很難想像，其他更具爭議的問題會有什麼下場。

消失的錢罌（記「海嘯」兩週年）

某次在書店「打書釘」，無意中翻開一本講述香港錢罌歷史的書。舊時的社會，銀行為了吸引小朋友為存戶，大多會有錢罌作贈品；作者在書內，展示了他多年來收藏的這些錢罌。

我們在小時侯，父執輩總會送一個錢罌給我們，並叮囑我們要好好珍惜裏面的一分一毫。每當我們很不容易地省到少許零錢時，我們總會珍而重之地將之放進錢罌，並盤算着將來可以達成什麼心願。長大了後，經濟開始自給自足，縱使錢罌已經不在床頭，但我們總會量入為出，避免過度揮霍。

然而，一切都改變了，以往這些銀行贈品，今日已經不復見。原因之一，是我們進入了「去現金化」的年代：八達通、信用卡、電子交易等等的工具，令現金變得可有可無。沒有現金，儲蓄自然也無法放進錢罌。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銀行的經營模式改變了：現在，它們不但不鼓勵儲蓄，還會用盡方法游說大家向它們借錢。人道是，因為聯繫匯率，令本地銀行「水浸」，資金苦無出路，才會有這樣的怪現象；始作俑者，非全球最大的發債人－美國聯邦政府莫屬。

筆者不是經濟或財金專家，無法完全認清箇中因由；現在只想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探討，這個消失了的錢罌，背後有什麼象徵意義呢？

父執輩常言道：借貸度日，是縱情享樂之徒才會幹的事，如此不負責任之舉，實在很不要得。當然，在現實世界裏，借貸能讓家產不多的人可以白手興家，使每個人享有均等的致富機會。然而，父執輩們的憂心，我們就能完全忘記嗎？

無可否認，適量的借貸有助推動經濟；然而，目前美國政府發債數目，已達至近乎天文數字。當然，她們可以大舉開動印鈔機去還債，但學過一點兒經濟學的人，都清楚這樣會引發通脹。這些在知識層面上的爭論，筆者實在是不得要領；但單從常理看，如此大量地舉債，似乎已沒有考慮未來的國民能否償還。也許，負責財金的官員覺得，只要問題沒有在自己任內擴大就行了，至於解決它的責任，可以乾脆留給繼任人。如是者，大家抱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心態辦事，令聯邦政府的財政以至國力，陷入無法自拔的惡性循環。這種風氣，由官場慢慢地滲透到金融機構；加上有豐厚的分紅作鼓勵，令機構高層重視短期利潤多於長期發展。這些不故後果之舉，不就是合奏了兩年前的那場金融危機嗎？

其實，不管我們錢罌裏的錢是多是少，都象徵着大家對未來的生活好一點。但現在，我們步入了沒有錢罌的世代；政府、議會、金融機構、投資者、以至黎民百姓，都是抱着投機短炒的心態過活。大家無後顧地借貸度日，或無止境地浪費資源，確實令現今的世界變得五彩繽紛；但繁華的背後，隠藏着下一輩人難以承受的代價，如此下去，我們還可留給後輩什麼好東西嗎？後輩看見前人留下的只是一個爛攤子時，他們還可以對未來有憧憬嗎？連憧憬都沒有，我們豈不是身處在絕望的世界嗎？錢罌消失了其實並不要緊，但最令我感觸的是，以往長輩教導的那套「積蓄是美德」的價值觀，來了今天已經被徹底顛覆；我們對未來的希望，也隨着錢罌一併消失了。

近來，西方輿論開始倡議「可持續發展」，不管用上什麼手段，似乎都是希望逆轉上述的情況。只要我們可以回到有錢罌的世代，減少一點現在的浪費，後輩便能有多點機會發揮。因此在「海嘯」的週年，我會買一個錢罌給自己，縱使不打算放錢幣進去，也得提醒自己要把希望留給自己與其他人。

關於他人的痛苦（記「九一一」九週年）

某個滂沱大雨的下午，與友人在中環趕路，由於時間緊迫，友人沒有吃午飯，只能拿着剛買來的麵包，邊吃邊走。途中看見一雙母子，坐在行人天橋上行乞。由於這類場面實在司空見慣，本應我只打算施捨點兒錢便了事；然而，友人打量了一會兒，便把手上一塊麵包贈送給他們；母親立即答謝友人，並把少許麵包分給相信只有一兩歲的小孩。

事後，我一直覺得十分慚愧，並迫使我不斷反思：他人的苦楚，自己可曾真正體會到呢？

他們有否受集團操控也好，若果可以選擇的話，大概不會有人願開在街頭行乞吧。問題是，單單派錢，就能解決他們的真正需要嗎？不管這對母子有什麼苦情，要長時間坐在街頭，母親即使自己不吃，也不希望小孩捱餓吧。友人的那塊麵包，實在比金錢來得更合適更珍貴。

看看日常生活，許多時侯大家並不是沒有善心，只是受助的人覺得，對方所做的未能體恤自己的處境，以致受助者得物而無所用，有時效果甚至適得其反，變成好心做壞事。

那就奇怪了，為什麼大家的一番好意，竟然會弄巧成拙呢？

我姑且猜測，大家犯上了與自己一樣的過失：施惠者自以為是，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受助者的真正需要。更糟的是，某些人純粹透過施惠，彰顯自己的地位與能力，或希望從中得到一點好處；這樣說，那種助人的行為，豈不是在滿足一已私欲嗎？只求滿足私欲，還稱得上是「施惠」嗎？

以此為標準，我們不難察覺到，世上間名符其實地做得到無私奉獻的人，實在不多，例如最近在阿富汗被集體屠殺的西方醫護義工，就是那些少數施惠者中的典範。對於飽受戰火蹂躪的人來說，他們帶來的醫療設備與技術，比起西方政客與軍隊帶來的什麼民主、法治、公義等的概念，來得更實際。他們葬身於恐佈主義之下，實在令人感到氣忿難平。

不久，「九一一」將要踏入九週年。無疑，恐佈主義正在威脅全球的安全；西方國家為了抗衡恐佈主義，發動所謂的「反恐戰爭」。然而，任何形式的戰爭，難免要威嚇對手，這樣說，反恐戰爭在本質上，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恐佈主義嗎？在如此荒謬的背景下，難怪西方盟軍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戰事上泥足深陷了。更可悲的是，在黎民百姓的角度看，這場「反恐戰爭」，絲毫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假使武裝分子稍為善良一點，願意提供糧食、住房、醫療、教育等的基本東西的話，他們更會即時倒戈，把西方軍隊與文化趕走。如此簡單的人之常情，西方政客與學者為何完全沒有察覺到的呢？

既然恐佈主義是由一群感到絕望的人發動的話，要根治恐佈主義，我們不是要給予別人希望嗎？要做到這樣，我們不能不設身處地去體會別人的痛苦，並透過適當的援助，令受助人感到珍惜生命的重要，不至於被別有用心的人慫恿去當炮灰。從這個角度看，那班不幸遇難的義工，實在比西方盟軍更能達到「反恐」的目的。當然，我不否認盟軍的貢獻，然而，以鎗炮求反恐，鑄定是事倍功半的。

今次週年，也許我們是時侯正視這個問題了，像友人上述的舉動，是踏出了正確的一小步；我想這樣，總比繼續哭哭諦諦好吧！

珍惜眼前人

與家人朋友旅遊，有人是為了出外散心，也有人是為了聯繫感情；可悲的是，本來歡歡樂樂的旅程，因為飛來的橫禍，令某些家庭從此陰陽相隔。

站在生還者的角度，最難接受的，要是霎時間與親人永別的一刻吧。面對親人離世，幸存者確實是極度哀傷。也許他們悔恨自己以往待薄了死者，也許他們擔心自己的將來；不管怎樣，來了這一刻，一切都不可能挽回。有如斯反應，是人之常情。

然而，一切都要那麼毫無準備嗎？

「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恒」，我們做了再多的預防，也不能完全阻止意外的發生。縱使情況沒有上述那麼突然，但有朝一天，我們無可避免地要目送至親的人離開。

有了這個心理預備後，我們又能怎麼辦呢？

想到這裏，心裏不禁響起 《愛得太遲》這首歌；也許，與期大限臨近才開始悔恨或彷惶，何不現在就做點兒東西呢？過去的事，再怎麼也無法改變，將來的事，再怎麼也無法預知，唯一我們能把握的，就是此時此刻。俗語有云「有心不怕遲」，想對親人表示一點心意的話，現在就行動吧，那怕只是一句簡單的寒喧問侯，只要令對方覺得自己被重視，已經很足夠了。

當然，坊間悼念遇難者或追究責任等的行為，筆者並不反對。只是從以上的觀察，覺得身為一個局外人，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有些事件更值得現在去幹而已。

德國遊踨（六）－沽名吊譽的馬克思主義

在馬克思故居裏看到的中文標語

出發前一星期，與一班很久未見的朋友聚舊，當中一位女仕，帶了一瓶來自德國的 Riesling 白酒來。對紅酒白酒一曉不通的筆者，實在分不出這瓶酒是好是差；但當看見瓶上的貼紙，寫着它是來自特里爾（Trier）的酒莊時，筆者便立即說：「那麼巧啊，兩星期後我便會遊覽特里爾了。」

這個古城，建於公元前一世紀，官方聲稱，這是德國最古老的城市。公元三世紀，它登上了歷史舞台：羅馬帝國經常受蠻族與波斯的進犯，軍隊疲於奔命，皇帝戴克里先 (Diocletian) 在登基後不久，作了一次史無前例的決定：他把軍權分配給另外三位皇帝（註：拉丁文中 Imperator 只解作「軍隊司令」，與後來衍生的英文字 Emperor 有莫大分別），四位皇帝分別駐兵在四個接近邊疆的城市；其中一個，就是特里爾了。而首位在此駐屯的皇帝，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父親；詳細的故事，請看鹽野七生的《羅馬人的故事ＸＩＩＩ－最後一搏》，筆者不再覆述。

兩星期後，筆者到達了特里爾，從火車站走了十分鐘，便到達著名的羅馬時期遺跡「黑門 (Ponta Nigra) 」，而在它旁邊，便是遊客中心。對遊客來說，特里爾與其他德國城市的最大分別是：其他城市，遊客中心總會有日語或韓語的指南，但來到特里爾，日韓語的指南竟然欠奉，取而代之的，是簡體中文。

箇中原因，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差不多二百年前，馬克思就在這個小鎮誕生。事後看過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的報導，說每年遊覽特里爾的中國遊客多達一萬二千人；難怪市內的指示牌上，不少都有中文的。

由遊客中心往老馬的故居，大概要十多分鐘；在門前，碰上一群來自內地的中學生，想必他們都是參與某些交流團，來到這裏遊覽吧！說真的，這位被波普爾（Karl Popper）形容為「開放社會的敵人」的哲學家，筆者才沒有興趣知道他的事跡，因此故居內的博物館，筆者沒有花費入內參觀。

反而，筆者開始懷疑：每年萬多位中國遊客中，猜想不少是來自什麼省什麼市的黨委，以什麼途徑拿到公費前來這裏的；他們長途跋涉來到老馬的故鄉，真的能對他們聲稱很尊崇的馬克思主義有更深入的瞭解嗎？抑或是，一切都只是醉翁之意，大家都是借老馬之名，在歐洲各地吃喝玩樂嗎？

更搞笑的是，老馬的尊容，在大大小小的記念品上都能找得到，這彷彿告訴大家，老馬是特里爾市的商標兼代言人，有了他，商品會好賣一點。此外，在老馬故居附近，就是名店林立的舊城區；而那些中文的旅遊指南，更形容特里爾是個購物天堂。曾經預言資本主義開始衰落旳老馬，假使泉下有知自己的肖像竟然被後人拿來招商與促銷的話，不知他有什麼感想呢？老馬在自己故鄉的遭遇，不是個天大的諷刺嗎？

筆者想到這裏，不禁有所唏噓：無論中外古今，許多賢者都提出過琳琳種種的理想國概念，然而最終都是無法實現；歸根究底，皆因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忽略了人性的陰暗面。回到現實世界，大家都是借理想主義之名來沽名吊譽，更有不少人拿此來巧取豪奪。倒轉地想，這些理想主義，不是反而給予大家借口去撒謊嗎？不管是孔子、柏拉圖還是馬克思，到底有沒有承認過人是不誠實的嗎？沒有的話，他們豈不是在隱瞞人性的真相嗎？隱瞞真相的人，還會是萬世景仰的賢者嗎？

遠處教堂的鐘聲，宣告時間已經不早了，旅程來到這裏，已經是接近尾聲。翌日，筆者離開特里爾，返回萊茵河畔繼續漫遊，然後徐徐地逆流而上，返回法蘭克福，最後登上飛機返港。總體來說，今次可算是盡興而返；現在筆者心想：下次去西班牙的話，德國也許就能捧盃吧！

德國遊踨（五）－日常生活的嘉年華

日常生活的嘉年華

回港後不久，在電視新聞上看見一則消息：德國某個大型音樂會，發生了人踩人的慘劇。翻查過新聞網站，知道更多的詳情後，筆者不禁覺得自己很幸運：肇事的城市，是位於魯爾地區西部的杜伊斯堡，而這個音樂會，也被列入為歐洲文化之都的活動之一。音樂會當天，我已經登上了回港的客機，因此未能出席；假使音樂會的時間與自己的行程脗合的話，筆者應該會參與其中的。事後再想，可算是逃過一劫。

筆者參與的活動「靜止的生活」(Still Leben)，僅僅是在慘劇發生前一星期舉行：當天，警察封閉了一段長達六十公里的高速公路，讓遊人在公路上「開Ｐ」。主辦機構在西行的公路上，擺設超過二萬張餐桌，而東行的公路，則開放給踏單車的人。此外，沿路的各大城市，會在路旁舉辦音樂會、啤酒花園、兒童樂園等作配合。大會宣傳此項活動，是一次「日常生活的嘉年華」，魯爾地區的居民，會把他們日常生活的點滴呈現在這條公路上。

筆者住的酒店在多蒙特，因此也順理成章地在多蒙特球會的主場－韋斯法倫球場開始進入會場。稱這次活動為嘉年華，真的不算誇張，更難得的是，公路上看見的所有表演，都是由當地居民自發舉行的：有表演「刀鋸美人」的年老夫妻檔、有演奏爵士樂的樂團、有集體鑲賽克畫的小朋友、有示範柔道動作的道場學員；還有更多更多的人如筆者般，只想趁這次難得的機會走到街上「ＨＥＡ」。

驟眼看，眼前這些表演，真的談不上很精彩或獨特。但盛會過後，筆者對「文化」的認識也許要改變一下了。

不少人有錯覺，以為「文化」是一些很高深的東西，有能力搞文化、講文化的人，在社會裏實在不多。但這次公路上的嘉年華，正好打破這個謬誤：路上所見的表演者中，猜想大部份人都有其他的正職；這次公路上的派對，他們可以展示自己的興趣或專長。這些嗜好，慢慢成為他們生活習慣的一部份，把這些習慣累積起來，便形成所謂的「文化」了。不錯，文化的定義其實很簡單，就是大家的生活習慣。稱這次盛會為「日常生活的嘉年華」，實在非常貼切。

在某張桌上，有一班長跑愛好者發起簽名運動，希望爭取將來在同一條公路上，舉行魯爾地區的馬拉松比賽。筆者一方面簽名表示支持，一方面覺得：搞一次公路派對所需要的後勤供應，與搞一次馬拉松實在大同小異，既然香港的馬拉松愈來愈像嘉年華會，我們何不在香港選一條公路，在週日搞一次「日常生活的嘉年華」呢？

到了下午五時，警察開始清場以重開公路，遊人也漸漸散去了。筆者也回到酒店拾起行李箱，離開這個多采多姿的文化之都。

接下來的旅程，主要是遊歷萊茵河沿岸的名勝。由於行程大部份都很公式化，筆者不打算多談。然而有某個古城，確實值得描述一下。

德國遊踨（四）－搞文化區？看他們吧！

紅點設計博物館（Red Dot Design Museum）

魯爾地區 （Ruhrgebiet）這個名字，大概沒有太多人聽過；認識德甲球會的，可能知道區內有兩支著名的宿敵：史浩克０４與多蒙特，還有經常做「升降機」的波琴。二次大戰前，區內到處都是煤礦、鍊鋼廠等的設施，支撐着德國工業與軍備生產。大戰後，盟軍勒令區內工廠減產，加上鋼材價格下跌，令許多煤礦與鍊鋼廠被迫停產。正當眾人覺得地區經濟從此一蹶不振之際，當地人卻巧妙地把這些空置了的廠房，變成餐廳、畫廊、博物館、文娛康樂中心等。區內的埃森市（Essen），今年（２０１０年）成為其中一個歐洲文化之都，整個地區在年內，會舉辦無數的文化節目。今次旅程，筆者特意遊覽此區，希望參與當中一個大型的活動。

活動的詳情，留待下篇文章敍述。但談到埃森市，不能不談它最著名的景點－礦業和煉焦業同盟工業群（Zollverein Coal Mine Industrial Complex）。從前，這裏被喻為世上最潔淨的煤礦；煤礦停產後，地區政府沒有拆卸廠房，而是替這些廠房找尋新的用途，從而保育它們。２００１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肯定了他們的努力，把這個工業群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由埃森市的中央車站乘電車，大約十五分鐘便可到達。整個工業群面積龐大，各座大樓由不同的機構營運；當中較為廣泛被國外人認識的，是展示紅點設計大獎（Red Dot Design Award）得獎產品的紅點設計博物館（Red Dot Design Museum）。建築物的前身是鍋爐房大樓，經過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 的改造，成為世界最大的設計博物館。有點意外的是，一向被認為只懂抄襲他人創作的大陸企業，原來也有不少產品獲獎，主辦單位還會在九月參與在順德舉行的工業設計創意博覽，並頒發今年的獎項。

其他值得遊覽的地方，包括由洗煤廠改建的魯爾區博物館、出由ＳＡＮＡＡ（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合組的建築公司）手筆的設計與管理學院、與在焦煤廠上的太陽輪與游泳池。各項設施的詳情與特色，恕筆者不能盡錄。

稱這個工業群為文化區，也是十分恰當；他們規畫文化區時的思維，也許與柏林人喜歡翻新現有的建築物的態度，可說是同出一轍。他們不會動輒搞所謂的「市區重建」或「世紀藍圖」，只需如實與完整地把自己的歷史與特色保留，便可成為一項文化事業了。相反，我們將來的所謂西九文化區，活像是一艘從外太空來的飛船，空降到一片由填海得出來的土地上似的，換言之，它不能像埃森的文化區般，擁有紮實與深厚的文化根基。加入西九同時也是房地產項目，有意發展的商人難免把文化區看成是「豬頭骨」，窒礙文化區的發展。當然，筆者並不反對西九，只是從眼前這個由工廠改建而成的文化區中，看出了將來的西九有什麼先天不足而已，要如何解決，那就是西九管理局的責任了。

結果，筆者差不多到了午夜時份，才回到酒店；不要緊，翌日要參與的那個大型節目，十一時才開始，遲點兒起床也不成問題。

（註：除了球會名字外，文內的中文譯名是取由德國國家旅遊局的中文網站）

德國遊踨（三）－醉翁塔記

慕尼黑的「醉翁塔」

在臥鋪火車裏，跟一位法國旅客聊天，她說德國鐵路公司，以往給她的印象是 Always on time（永遠準時）；但今次以後，她真的要改觀了，因為這班原定在上午七時到達慕尼黑的列車，結果要等到九時半左右才可到步，她本來要轉乘的那班列車早已開出，唯有到車站的詢問處再安排了。

慕尼黑，是巴伐利亞州的首府，由此可以進入著名的浪漫之路。這段旅程，來得實在太過公式化，故此不值一提。筆者印象較深的，反而是慕尼黑的市肺－英式花園（Englischer Garten）。

由市中心步行往英式花園，大概要二十分鐘，途中在某個稱為「詩人花園」（Dichtergarten）的地方，竟然發現一尊孔子像。仔細一看，石像是山東省政府在２００７年贈送給巴伐利亞州政府的。筆者立時覺得哭笑不得：據自己非常淺陋的國學知識，孔子唯一做過與詩有關的，就是把被指意淫的鄭聲從典籍中刪除，把他的石像放在詩人花園，實在是一種反諷；可能，換上曾作過「床前明月光，疑是樹上蕉」的麥子像，會更為洽當。

與孔子像道別後，開始進入英式花園。由伊薩爾河流入的河水，令整個公園都綠草如茵，在公園內偷得半日閒的市民，都喜歡在草地上看書、野餐、放狗、玩耍等。遊覽時，氣溫達二十八度，不少人（特別是小孩）為求消暑，乾脆跳進河中暢泳。始外，在藝術館（Haus der Kunst）旁的人工河，湍急的水流不時會產生達一米的波浪，吸引一群專業的弄潮兒切磋技術。筆者猜測，假設管理這個公園的是香港的康文署的話，他們必定會架起大大小小的圍欄鐵馬，阻止市民進入草地，想在河中游泳甚至滑浪，簡直是天方夜譚。

最後，來到了目的地－－中國塔（Chinesischer Turm）與旁邊的啤酒花園（Biergarten）。德國位處北歐，和暖的日子實在不多，在短暫的夏季，大小城市都會開設啤酒花園，讓人們在戶外用餐，享受陽光與美食。我們也入鄉隨俗，點了燒豬手、香腸、薯條與一公升的 Ratler （加了檸檬汁的 Lager）。筆者一邊享用美食，一邊遐想。

中學時代，國文課裏曾讀過《醉翁亭記》；在啤酒花園旁的那座塔，何不稱之為「醉翁塔」呢？況且，所謂的啤酒花園，與我們的大牌檔其實相差無幾，讓歐洲人體會東方文化，單靠一個中國塔，頂多只能隔靴騷痒。最好就是，先把在詩人公園的孔子像搬到這兒，再而把這個啤酒花園交由香港名廚打理，讓洋人不再覺得，中國菜只是平價快餐的代名詞。想促進文化交流，無需勞師動眾請什麼團體表演，既然洋人學華語再不是新奇的事，何不搞一個華語茶室，讓洋人一邊茗茶一邊學最基本的華語呢？推廣旅遊文化，其實可以非常簡單，為何兩岸四地的當局，完全沒有考慮的呢・・・・・

看來，筆者真的醉了，幸而醉得不算深，深夜時仍然有力氣提着行李到火車站，登上另一班臥鋪火車，向一個香港遊客很少會刻意遊覽的地域進發。

德國遊踨（二）－立新，要破舊嗎？

在東柏林的交通燈上的 Ampelmann

在出發前大概一個月，偶然在簡體字書發現一本名為《新視線》的雜誌，專題介紹柏林如何成為歐洲最具創意的城市；閱畢後，本應也計畫旅程中見識一下。

奈何事與願違：柏林與波茨坦的面積實在很大，名勝又很分散，光是那些最出名的景點，已經花光了大部份的時間，就連難得一遇的柏林雙年展，也無閒參觀。

事後再想，難免覺得有點兒可惜，然而要尋找柏林的創意點子，倒不是十分困難。

例如《讀書好》介紹過的 Ampelmann，現在幾乎成為了柏林市的代言人，售賣紀念品的大小店子，都可找到他的踨影。這股氣勢，就連傳統的吉祥物「Bear Bear 熊」，都要退避三舍。

又例如二十年前被拆毁的圍牆，現在成為了藝術家發揮創意的平台，當中最大規模的，是在城東的東邊畫廊（East Side Gallary）；另外在市中心的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也可找到幾節經過修飾的圍牆。

又例如被冷落了七十年，重建又經歷一波三折，最終在去年（２００９年）重開的新博物館（Neues Museum），再度成為博物館島的瑰寶；有三千三百年歷史的娜芙蒂蒂半身像，終於可以回歸她昔日的寶座了。「新」的新博物館的前衛裝修，似乎與原有的建築物格格不入，有團體甚至因此呼籲聯合國教科文組職（Unesco），把博物館島列為世界瀕危的文化遺產。可是，要把一座如斯破爛不堪的博物館，復修到與原貌一式一樣，幾乎是沒可能的；建築師與工程師能做的，是在安全的情況下盡力減少對原有結構的改動，這一點，新博物館可算是達標的。

以上的例子，好像有一個共通點：柏林人要發揮創意，往往喜歡把一些故有的事物或概念循環再用，把它們變成新奇的東西。談到這裏，我們對「創意」、「創新」等的口號，也許要來個新的定義。

不管是圍牆、新博物館還是議會大樓，都是柏林市過往的一些傷痕；在過去的世紀，柏林都站在大小戰爭的最前線，因而弄得傷痕纍纍。今天，冷戰已結束了二十年，那些傷痕，大可以就此抹走；然而也許柏林人覺得，正正就是這些傷痕，成就了這個城市獨特的身份與歷史，因而更加值得保護。因為，世人旅覽歐洲時，總會發現他們喜歡新舊並存；從以上的點子，不難觀察到在西方人眼中，「立新」與「破舊」根本沒有必然關係。只需花點心思與功夫，這些一度被閒置的建築物便能找到新的用途；無需動輒把它們拆卸，毁滅原有的歷史容貌。

深一點看，那種立新而不破舊的態度，是歐洲人對自己過去的一種接納與包容。當然，這不代表他們認同先祖做過的一切，也許他們只是認為：完整地保存歷史的真像，後人才能懂得從歷史中學習。懂得這樣，才可接納包容其他人、其他民族、其他文化；這樣，西方的文化才會如此多采繽紛。這一點，那些只懂把歷史的真相扭曲、磨滅與掩飾的文化民族，又會明白多少呢？德國議會前議長蒂澤爾在中央黨校的發言，再次在筆者的腦海中響起了。

逗留了三天，黃昏時登上了臥鋪火車，告別這個被市長形容為「貧窮但性感」的都會。筆者深信有朝一日，必定會重臨這個創意之都。

德國遊踨（一）－他的一張大字報

諸聖教堂外刻上《九十五條論綱》的紀念碑

延遲開始的旅程，從柏林的中央車站出發，往著名的路德城威特堡（Lutherstadt Witteburg）；坐ＩＣ列車去，不消一小時就到達。

差不多五個世紀前，一位名為馬丁路德的教士，在該城市的諸聖教堂門外，公佈《九十五條論綱》，質疑教會售賣贖罪券是否恰當；用現代的言語說，論綱是路德的一張大字報。這次舉動，引起空前的風波，寫下《從黎明到頹廢》的歷史學家巴桑（Jacques Barzon），更把此事形容為現在西方文化的黎明。

這個把世界歷史徹底改變的地方，今時今日只是位處德國東部的某個寧靜小鎮。當年張貼這張大字報的教堂大門，據說已經被大火燒毁了；後人於是在同一位置，裝上一個銅製的紀念碑，把論綱的拉丁原文刻了上去。路德工作過的修道院，不久後便遭解散了，他與學生則繼續在原址裏生活；現在，它成為了一座博物館，向遊人介紹這位偉人的事迹。

其實不論古今，對現世權威宣示不滿，在東西方社會都偶有發生；但為何唯獨在西方社會，才可成就出這次畫時代的改革呢？

如巴桑所言，路德貼大字報的目的，並非是要與教會決裂；也許，路德與他的支持者都認為，只要教廷肯認真回應這些提問，他們便會願意和解；可惜，教廷沒有正視問題，反而把路德逐出教會，西方社會便從始分裂了。有趣的是，類似這種純綷理性的爭辯，在西方社會屢見不鮮，辯論的目的，是要追求真相與真理；既然如此，辯論最終誰勝誰負，在西方人眼中反而是次要。相反地，來到東方社會，某方總習慣用盡各種的辦法，向另一方施壓，迫使其屈服與就範，令任何型式的辯論，最終變成漫罵與批鬥。於是，只要令自己的聲音愈大，令附和自己的人愈多，自己便愈容易獲勝，真相真理是怎樣，大家反而不會關心。在這個背景，一場尋求信義真理的改革會在哪兒的土壤開花結果，讀者都不難想像吧。

入夜前，大部份的名勝與商店都打烊了，筆者回到火車站，登上回柏林的列車。

德國遊踨（序）

在法蘭克福機場登車

「七月份嘛，西班牙太炎熱了，那就德國吧！」

兩個月前，跟朋友計劃暑假去歐洲旅遊，大家心儀的，是上述兩個國家。當時，我們沒有把世界盃賽事放在眼內，甚至連決賽週在何時舉行，也沒有考慮。萬萬猜不到的是，這兩支國家隊會在四強碰頭；身為德國粉絲的筆者，最希望的當然是親身在德國見證捧盃的一刻。現在，當然是好夢成空吧。

大清早，飛機降落法蘭克福機場，這個機場，筆者使用過不下四五次；它雖然不算最漂亮，但筆者覺得它最為親切友善：倫敦希斯羅，繁忙得令人不能喘息，充滿壓迫感；巴黎戴高樂，舊翼比啟德機場還要擠迫，新翼設計前衛卻又大而無當，設身其中時，人會覺得自己很渺小。在建築風格上，法蘭克福機場沒有特色可言，但也許是承繼了鮑豪斯的理念，設計處處務求實用，加上指示非常清楚，初次使用機場的旅客，會覺得很容易上手。以前，筆者路經法蘭克福之後，會轉機往其他歐洲國家；但今次，筆者轉乘的不是飛機，而是火車。

開始寫這篇序言時，筆者身處在往漢諾威的ＩＣＥ列車上，到了漢諾威，便轉車前往首都柏林。由於車內無法上網，筆者本來不打算啟動電腦的；但當知道原來列車上設有電源供乘客使用時，筆者便開啟電腦寫文章。從這個小小的裝置，可以想像德國人對「顅客服務」的標準是怎樣。

轉車以後，車長說列車要減速，會誤點超過一小時，乘客除了可獲得免費飲料，查票員還派發了退款表格，二等車廂的乘客可獲五歐元的誤點賠償。說真的，五歐元根本不算是什麼，但這至少證明，鐵路公司的服務承諾不是憑空講白話的。也許因為暑假剛開始，車廂內十分擠迫與嘈吵，差點兒連座位也沒有，但沒有人因延誤而投訴鐵路公司；換了是香港或其他亞洲國家，可以是另一個故事了。

到了柏林的旅舍，已是接近下午一時半了，比預計遲了兩小時。安置好行李後，兩星期的德國之旅便正式展開了。

該「起錨」而沒有的人

特區官員推廣政改結果落難街頭的片段，相信也不需再多敍述了。政改方案是好是差，大家的觀點與角度可以很不同，但既然方案是由政府提出，要確保方案能獲足夠支持而通過，落區宣傳實在是官員的責任。換一個角度看，官員即使面對連串示威浪潮，也要馬不停蹄地走向民眾，姑勿論他們的表現如何，筆者不得不承認他們實在勇氣可嘉。然而，正當官員大呼「起錨」之際，竟然可以有一大班非常重要的人，偏偏在這個關鍵時刻就手旁觀。

這班是什麼人，實在無須多介紹，就是聲稱支持政改的團體。眾所周知，他們成立了「政制向前走大聯盟」，但他們除了搞一次「大補貼」式的遊行之外，到底做過些什麼，去替政府宣傳政改呢？有的話，為何媒體沒有報導呢？要知道，既然政府不是由民選產生的，要由它們推動民眾支特政改，必然有先天不足之處；反之，那些政黨團體或多或少都有民意基礎，動員民眾的力量，一定來得比政府強。問題是，當官員在街頭被反對者刁難之際，那些所謂的支持者，究竟去了哪兒呢？若果他們認為現時的方案，真的那麼具說服力的話，他們幹嗎不挺身而出，主動為方案辯護呢？要向公眾推廣方案，難道他們沒有責任嗎？

那些團體以上的作為，其實並不令筆者感到意外：他們既然是管理班子的成員，由這個班子推行的政策最終收效與否，理應他們不是要與政府共同承擔責任嗎？然而往績告訴我們，當政府施政失誤，導致民望下滑之際，他們不單止與政府畫清界線，還會口口聲聲以民意代表的身份自居，站起來說要監察政府；相反地，當施政稍有成效時，他們又會急不及待地大肆宣揚，說自己「成功爭取」這些善政。這就好像一支足球隊，有某些球員竟然可以隨時因比賽形勢而臨陣倒戈，這支球隊，能踢出什麼水準的足球呢？面對如斯局面，我們還能對特區的前景有期望嗎？

今天余曾辯論結果如何，筆者己經覺得是次要了；不管方案最終通過與否，香港人註定都是輸家。屆時，這班該「起錨」而沒有的人，又會用什麼技倆把責任推卸呢？

河蟹反咬主人？

聲稱是由國務院前總理李鵬撰寫的《六四日記》雖然尚未出版，卻已迅即在華人圈子裏引起激烈討論，有報導甚至說，就連威力強大的「防火長城」，也禁不住這股熱潮。我們作為外人，當然無法確認日記是真是假，最理想，當然是由當事人親自說出口吧。但客觀的事實是，他根本無法這樣做。那就奇怪了，李鵬幾乎是位極人臣，可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了，為何退了休之後，連對大家說半句語的權利也沒有呢？

無可否認，八九年的民運弄得如斯田地，李鵬可算是責無旁貸（特別是宣佈戒嚴）；問題是，他的責任是多是少呢？要知道，國務院總理沒有軍隊的指揮權，要追究屠城的責任，其他領導人一定比他重得多。然而事後，海內外華人竟然齊聲高喊「打倒李鵬」，把矛頭都指向他，難道當事人不會覺得，自己無辜地替其他人背黑鍋嗎？據說，他在功成身退之後，計劃把自己當年的所見所聞公之於世，卻被現今的當權派河蟹掉；在有冤無路訴之下，他有把日記偷運往國外出版的打算，是非常合理的。然而諷刺的是，這隻箝制人民自由的河蟹，不就是由李鵬等的領導人操控的嗎？為何來到現在，這隻河蟹竟然會反過來箝制它的主人呢？製造河蟹的人，豈不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換一個角度看，在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裏，類似上述的荒誕劇有可能發生嗎？例如剛下台的白高敦，何曾要卡梅倫首相同意才能出版自傳呢？在這些社會，公職人員在卸任後出版回憶錄，是非常普遍的。當然，內容未必句句都是真話，但至少，這些卸任領導人能讓公眾知道，自己當時是基於什麼考慮來做決策。即使不能還自己清白，但至少也讓大家清楚「已方的故事 (My side of the story)」，自己最終的功過，可以留待讀者判斷。如果說，民主自由是保障人民權益的話，這些卸任的領導人，不是會同樣受惠的嗎？那些口口聲聲對民主制度存疑的人，又有否考慮到這一點呢？

假使你是國家領導人的話，以上兩則故事，你會喜歡哪一則呢？然之後，你又會怎樣選取政治制度呢？

哀悼，不如感謝

翻開英文報紙，看見一則很特別的廣告：

Celebration of Bernie's Life

仔細看，才知道是一則訃聞：廣告上的人，是某家保險集團的亞洲區主席，日前不幸去世。有趣的是，這則廣告色彩鮮豔，加上以 Celebration （慶祝）一詞為題，與坊間其他的訃聞相比，簡直是差天共地。

好友親人離世，我們難免會感到沉痛，假若他對家庭、團體以至社會有重大貢獻，我們更會格外地悲傷。之所以悲傷，可能是怨恨仍未從他身上學會某些智慧，也可能是自責以往待他不夠好。歸納起來，便看得出這是一種後悔的心理；然而，沉痛地悼念死者，就可以消解這份後悔嗎？只懂後悔，又是否暗示我們其實是不思長進呢？抑或是，所有的淚水、鞠躬、悼辭等的儀式，通通都不過是例行公事，我們作為生人，根本只是替這位故人做一場秀。這些情況，是那位死者在天之靈願意見到的嗎？

每個人的一生裏，總會對世界有或多或少的貢獻；來到最後，我們何不收起眼中的淚水，對這些貢獻說聲感激呢？我們對故人說：這個世界，因為你而變得更美好，能親身認識你是我們的榮幸，我們感謝你的貢獻，並會拿着這種貢獻造福更多的人，發揚你的精神；現在，讓我們慶祝你的一生，回顧你曾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足印。刊登廣告的人的心意，也許就是這樣，縱使筆者對那位故人毫不認識，卻也深信他會贊成這種做法。這則訃聞精彩之處，就在這裏了。

記念一位故人，真的需要哭哭啼啼的嗎？換着是筆者，我也覺得十分無謂吧。

真正暴戾的是誰？

「反對暴戾議會！」在剛過去的選舉期間，某侯選人在街上掛起這句標語，矛頭直指的，是那個經常對政府與建制派惡言惡語的政黨。認同這句說話的人，相信不會太少；然而在判斷誰是誰非前，他們可曾探討過：所謂暴戾，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拿一幕大家都熟悉的場面為例：胖虎（技安）欺負大雄；胖虎覺得，只要向大雄施壓，大雄便會順從自己，滿足自己的要求，利益受損的，必然是大雄而非胖虎。以暴戾二字形容，大概沒有人會反對；因此，暴戾的本質，就是令對方在不情願之下，把改變或維持現狀的責任落在對方身上，以迎合另一方的利益。回到現實中的那個政黨，不管他們的訴求有多合理，但用上激進的手段與擺出絕不妥協的姿態，難免令某些人即使不認同建制派的所為，也認為這個政黨過份。好了，這位侯選人肯站出來，貼出這句標語，說白一點，這是一個控訴。姑勿論指控是否合理，但按上述的邏輯為標準，這句標語所表達的控訴，本身不也是一種暴戾嗎？這位侯選人，不就是在迫令那個政黨放棄激進手段嗎？那就奇怪了：幹嗎你提倡的暴戾，來得比那個政黨的暴戾更合理呢？難道這位侯選人相信，以一種暴戾取代另一種暴戾，社會就會變得更祥和的嗎？

想到這裏，不禁令筆者不寒而慄：原來這個社會的政治生態，是建基於一個又一個暴戾之上的；在遇上任何衝突時，對立的雙方總會勢成水火，並視對方為頭號敵人，只要一方稍為露出破綻，另一方必然立即群起攻之，以暴戾的手法逼使敵方屈服與就範。問題是，這種容不下異己的心態，不就是一個獨裁者必然擁有的特質嗎？由一個缺乏包容的社會產生出來的人民，在潛恴識上不都是渴望成為一個唯我獨專的獨裁者嗎？由一班經常幻想自己是胖虎的民眾，構成出來的社會或國家，會懂得透過民主的機制，確立自由、人權、法治等西方社會渴求的價值嗎？

早前看過一輯香港電台製作的紀綠片，介紹在柏林的屠猶紀念館。裏面有一條走廊，地上滿佈貌似人面的金屬塊，金屬塊有大有小，但都非常沉重；主持人坦言不敢踏進，因為這是對死難者的蹂躪。反觀東方社會的人，不管是強勢還是弱勢的一群，在面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的時侯，能拿得出這份惻忍之心嗎？不能的話，這個社會將會是個天堂還是地獄呢？

一位選民的自白

上星期日的選舉，究竟是補選還是公投，大家可以各自表述。但不管如何，我還是行使了公民的權利與責任，到票站投票。

選票上的面孔，有熟悉的，也有陌生的。按道理，選民會先審視各侯選人的政綱與政治理念，再把自己的一票投給最認同的侯選人；然而來到現實世界，又能否那樣理想呢？

選舉過後，選民只能地很被動地冀望，獲選的民意代表，可以如實地為民請命，把選民的意願帶入建制內。但說得白一點，這可以是一廂情願的幻想；選舉制度再怎麼改變，似乎也無法完全消除這種期望的落差。

也許，我們應該反思：以上選民的期望，存在什麼缺陷呢？

俗語有云「選賢與能」，民眾總會相信，民意代表能為他們排難解憂，才會把手上的一票投給他們。然而，民眾越要把責任交給他們，同時也把更多的權力賦予給他們；所謂「權力令人腐化」，縱使表面上沒有貪污濁職，在民主體制十分健全的西方社會，我們也不難看見某些民意代表，為求贏取某些團體組織的選票而莫視公眾的利益（例如以稅收補貼本地農產品，付鈔的人多，受惠的人少）。類似以上的糾紛，光靠民主也是無法化解的。

或者，這是時侯退一步想想：眼前社會的困難與憂慮，真的需要透過政府、議會等的建制解決的嗎？任何的建制，都是由人建立出來的機構。試想想：即使是聖賢，也沒有完全大公無私，何況是建制呢？不管建制組織是以民主還是以獨裁方式產生，它們為求自保，定必會誘使民眾把解決問題的責任（與權利）交給自己，以確立自己存在的價值。相反，假使我們都能負起應份的責任，從而拒絕此等誘惑的話，我們的權利便不會被削弱；屆時，建制組織存在與否，已經變得沒有相干，社會上的賢達，也可以從事更有意義的工作，而無需要為建制效力。我並非提倡「無政府主義」，而是認為只要每個人都負起解決問題的責任的話，我們還需要一個名為「政府」或「議會」的機構，去替我們做事嗎？

我很清楚，以上的想法，對大部份人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但這真的是完全不可能的嗎？還是因為我們太懶惰，不肯承擔解決問題的責任，才會令以上的理想變成空想呢？在夢想成真之前，我還是會珍惜自己手上的一票，因為縱使成效微乎其微（有否普選也是一樣），這是我能參與管治的唯一途徑。

從一首老歌說起

忘情地痛快再熱吻　無言裏將肌膚貼緊
空虛的壓迫　誰又可抵抗這點真
旱透了夏季　如雷雨它必須發生
來再莫疑問

某次坐的士，車裏的收音機播起這首老歌；縱使歌曲問世超過二十年，來到現在仍然覺得好聽。不錯，歌詞寫得蠻露骨，但它殘留在聽眾腦海裏的印象，是那麼的濃烈與淒美。

縱使在現實裏，此等激情是一種奢求，但這份年少輕狂的情懷，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憧憬。雖然那些盼望，最終都沒法實現，但事後那種 The way we were 的情懷，即使頭上已生華髮，依然令人回味無窮。正因為這樣，這些歌曲才會流行。

所謂憧憬，即是對未知的將來有理想；管它表面上是個「不可能的夢想 (The Impossible Dream)」，也要為它打拼。能擁有這份幹勁的，即使不是年輕人，也至少是個 Young at heart （心境年輕）的人。

任何社會，不管是保守還是開放，總可找到這類型的人：他們往往散發着精力旺盛的氣色，有積極的人生觀，很少會自怨自歎。憑着這股熱誠，他們敢於夢想，敢於嘗試，致力達成理想。這些理想，很宏大的有（像要爭取民權自由），很狹小的也有（像上述的歌詞）；但至少，他們都是懂得做夢的人。只需給他們一點兒機會與空間，他們便能把夢想化為理想；有了理想，並赴之實踐，個人、家庭、以至社會才能有生氣，才會不斷進步。

拿着這首老歌，比對時下流行的情歌，確實是缺少了以上的一份生命力；連情歌都變得如斯懨悶，整個社會還會有衝勁嗎？然而，有夢想有理想的人，筆者總覺得現在不會比以往少；但在他們身邊的人，會是鼓勵與支持他們繼續追尋理想，還是不斷以說教的腔調，勸諭他們不要再做無謂的白日夢呢？一個連夢也不許人家做的社會，會是朝氣勃勃，還是暮氣沉沉呢？更糟的是，這股不許人做夢的風氣，實際上是個無形的枷鎖，它令大家順從於現存的價值觀與遊戲規則，並怠於尋求任何改變。久而久之，無需什麼當權或建制派插手，一切要求變革的反抗聲音，都會被徹底湮沒。這樣的社會，別人會覺得是精益求精、不斷創新，還是故步自封、得過且過呢？

也許，筆者想得太入神了，弄得要司機提醒，才知道自己已經到埗。付過車資後，深深地呼吸一口不太清新的空氣，然後在心裏，湧起了另一首老歌的歌詞。筆者稍為抖擻精神，向目的地進發了。

回望去　無後悔　奮鬥已學會
前望去　默然面對
再去追尋　那怕累

如果我是胡耀邦

「是誰耶？是誰無故弄醒了我耶？我這副老骨頭……啊，不對，骨頭現在都化灰了……我這個老頭子，在九泉之下都超過二十年啦！你們這班人，不是早就把我忘記得一乾二淨了嗎？

「啊！對的！你們記得我，也不敢公開紀念我，是嗎？你們的心情，老子十分明白；想當年，咱們也是這樣胡混過日子嘛！你看劉主席，你看華主席，誰敢公開紀念他們耶？比起他們，我也算是幸運得多呢！才幾天前嘛，我跟板橋兄喝過酒賞過畫，他那句『難得胡塗』，我現在才明白它的真正意思呢！

「對！不要扯得太遠！是誰耶？是誰呼喚我的名字耶？……啊！聲音從那裏來的，讓我過去看過究竟。

「咦？為什麼那樣似曾相識呢？……哼！這裏不是中南海嗎？你們這班混蛋，不是老早就對我避之則吉嗎？二十多年前的那筆帳，老子今天也未跟你們算耶！現在還要抬我出來，到底是拿來幹啥？

「啊！我認得你了！我認得你了！老趙隱居前的最後一次露面，你不就是在他的背後嗎？先個月跟他喝過茶，他時時刻刻都談起你呢！對了，現在你已經是國務院總理了嘛！真是十年人事幾番新了。

「現在你在寫文嗎？讓我先睹為快吧……啊，你打算把這東西登在《人民日報》嗎？這可真是不得了呢！……啊！你說最近到過貴州視察大旱的災情，令你憶起二十多年前你跟我到那裏考察的情境嘛？唉！當年咱們經歷過的種種艱辛，現在我仍然是歷歷在目耶！剛剛又發生了大地震，看來今年西南各地的形勢仍是十分嚴峻呢！

「什麼？你在哭？不是嘛！現在你幾乎是位極人臣啦。你只要一聲令下，千千萬萬的人拼死都會跟隨你的指示去幹；要移山，要填海，絕對不成問題，還要哭什麼呢？你在夜闌人靜時，叫我這個老幹部出來，根本幫不到你什麼的。

「老子明白！老子明白！你有許多難言之隱嘛！當年我坐在這裏的時侯，何嘗沒有難言之隱呢？但是在我的年代，單是姓『資』姓『社』問題已經可以爆發大激辯了。現在可不同呢！共和國在你們領導下，什麼奧運、世博、神舟、全都辦得好好的，還有什麼好埋怨呢？

「好了，就當你是真切地關心災區內的老百姓吧！但是二十一年前的今天發生過什麼事，你是最清楚不過耶！在這個敏感的時刻抬我出來，外面的人難道不會質問：咱們這個黨怎樣搞的呢？你憶述我曾經委派你去一些村莊走一趟，還特意叮囑你『不要和地方打招呼』，原因是什麼，你不會不明白耶！回想我的年代，哪一個地方不對中央領導造假耶？難道你現在仍然覺得，咱們的這個脾性還是沒有改善嗎？

「還有，你說在老頭子身上，學會了『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的優良作風和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確實讓我感到欣慰；但這種品德，不是每一位幹部都必須具備的嗎？你是否想暗示，在這個點子上，你的知音人實在太少嗎？那就真的可怒也！難道過了差不多三十年，咱們在這方面還是在原地踏步嗎？

「來到這裏，我老頭子真的越想越氣憤耶！你貴為國務院總理，才能在報紙上刊登這篇東西；但如果有平民百姓想公開記念我，你們又會怎樣呢？莫說要拿我出來鞭屍……啊，又錯了，骨都沒有了，還有屍嗎？……莫說要拿我出來批鬥，但難道就連像對你這般，對我有半點兒的稱讚，你們也不容許嗎？你怕他們是在指桑罵槐，但現在你這篇東西，何嘗不是指桑罵槐呢？你們能夠做的東西，老百姓為什麼不能做呢？

「啊！天快要亮呢！老頭子不得不告辭啦！六月時，我會跟老趙南下一趟，到不知是哪處有許多燭光的地方，悼念一下當年的血與淚。畢竟我們來到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好故忌的呢！……唉！為什麼咱們要等到百年歸老之日，才可享受半點的自由呢？」

「民粹主義」的本質

在泰國，紅衫軍與政府之間的衝突不斷升級，最終釀成流血慘劇。筆者雖然對泰國的國情認識不深，但在心裏仍有一個疑問覺得大惑不解：縱使泰國的民主體制未臻完善，但至少在此時此刻，總理與國會都是由民選產生的。民眾不滿政府施政的話，為何不能以民主和平的方式，以選票要求它鞠躬下台嗎？即使未到選舉，為政者在民眾的壓力下，必然不敢繼續故作非為。既然彼此間的紛爭，有機會和平化解的話，大家又何須動輒搞街頭抗爭，甚至要互動干戈呢？

容許筆者先岔開話題。平常的人，每當碰到釘子時，其自然反應是：不關自己事，自己沒有錯，錯的是他人；肯挺身而出承擔責任的，為數實在不多，更莫談向別人認錯。然而，當大家都有這種脾性的話，不論是民眾還是政府，在遇到大小問題時，都傾向怪罪於對方。當這種行為心態，擴散至整個社會的時侯，就形成了所謂的民粹主義了：不管是政府、政黨還是社團，都會向民眾宣稱：眼前種種的紛爭，責任全在對方，對方有欠於社會國家；要解決，非要對方行動不可。不管用上什麼手段，搞民粹的團體都會以為只要把事情的責任推給對方，問題就迎刃而解，對方越不就範，他們便越要施壓逼使對方服從。泰國政局之所以陷入困局，也許都是因為紅黃兩軍之間不斷向對方施壓，最終要訴之於武力所致；臺灣藍綠兩營之間的角力，原因相信也是同出一轍。

回到組別選舉的存廢問題，某些建制派人士說，廢除它將會鼓勵民粹主義云云。首先要指出，這種說法有基本的邏輯謬誤：那些批評泛民陣營搞民粹主義的人，目的也是希望籍這些言論，誘使自己界別的選民來支持自己；仔細一看，這豈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民粹主義嗎？那就離奇了，為何你搞民粹就天經地義，人家搞民粹就萬萬不能呢？再者，要以新的民粹蓋過眼前的民粹，與抱薪救火或飲血解渴有何差別呢？更糟的是，搞民粹的組織為求把責任推給對手，難免要向對方施壓，即使實際上沒有動武，亦難以掩飾暴力的心態。一談到暴力，我們還會記得民主、自由、包容、法治等的所謂「普世價值」嗎？以民粹尋求民主政治，豈不是在緣木求魚？

某些網友看過筆者上一篇文章後，質疑筆者為何僅僅憑這些小事，就會對民主在亞洲的發展感到悲觀；基於以上的立論，筆者只能說：除非我們能願意共同面對這個暴力的心態，否則休想能達到真正的民主。問題是，我們願意嗎？筆者之所以悲觀，也是因為這樣。

從「公仔箱」悟出的二三事（下 ）

晉西餐，一般都要遵從由頭盤、主菜到甜品的規律；到最後，我們總喜歡來一杯咖啡。最近一頓知名的飯局，來到最後送上的竟是廉記的咖啡。廉署的「威遠行動」，頓時成為城中熱話，事件誰是誰非，等到審訊期間自有分曉；但從一眾傳媒的廣泛報導中，或多或少容許我們窺視這家「誇國企業」的營運模式。

人道是，當事人在加入電視台後，深得老闆娘的信賴，並視之如親生骨肉般，把領導電視台的重任委托於他。自始以後，他可謂掌握了娛樂圈的生殺大權，得到其寵愛的藝人，全都可以雞犬升天；相反的，都被打進冷宮。這個情況，令當事人活像古時那些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臣一樣，可以隻手遮天、呼風喚雨，有時侯，甚至連自己的主子也可不放在眼內。結果權臣因為太過目中無人，觸怒了主子，主子隨便找到一些痛腳（通常都是貪污濁職），便可令權臣瞬間變成階下囚；不管權臣以往的功績如何輝煌，都一蓋被抺殺，群臣眼見勢色不對，立即與他畫清界線····

慢著，以上的情節，不是只會發生在封建王朝內的嗎？為何在最後一個王朝被推翻了一個世紀之後的今天，這些事竟可在這家企業裏活活上演呢？不要忘記，一個再獨裁的政權，也無法強迫民眾要看什麼節目；不喜歡的話，大家可乾脆關掉電視。但這個自稱「國際城市」的地方，人們愛看的竟然是《金枝欲孽》、《宮心計》等描述宮廷裏以權術爾虞我詐的肥皂劇，這不是反證了，古時專制暴政的亡靈，至今還未完全消失嗎？更糟的是，大家都只懂對着電視長嗟短嘆，或對劇中的受害者忿忿不平，而不去主動出擊，改變眼前的局面；這樣，眾人不是在潛意識裏默默認同專權統治嗎？我們聲嘶力竭地要爭取民主自由，豈不是注定徒勞無功？

縱使筆者仍相信民主政制，但在一年前開始（原文），筆者對民主在亞洲的發展感到悲觀，因為發展的障碍，並不在什麼現世的當權者，而是在大家的思想與習慣上。以上的見解，再一次引證了筆者一年前的觀點。

從「公仔箱」悟出的二三事（上）

去年底，港台《鏗鏘集》專題探討過香港電視業的發展，指出時下的年輕人，越來越不滿現時一台獨大的局面。筆者沒意評論誰是誰非，但覺得事態的發展，或多或少可以預見香港的將來。

香港的電視台，除了坐擁所謂「慣性收視」的「三色台」以外，其餘的頂多都只能錄得微利，某家甚至要長期虧本，一旦股東停止注資，隨時連工資也不能發。無可否認，過時的廣播政策，是導致如此局面的重要因素，但要把責任全歸究於政府與電視台，又是否恰當呢？從前沒有衛星與付費電視，大家無奈地只能選四個頻道（或者如筆者般，乾脆不看）；但現在縱使頻道數量倍增，「慣性收視」的現象依然健在，要是沒有足球直播作號召，還會有多少港人有興趣裝付費電視呢？僵化的配套政策，加上僵化的觀眾口味，電視台製作的節目，會是多姿多采還是千篇一律呢？連最為大眾化的娛樂節目，社會都可以「是是但但」的話，我們還能憑什麼，去搞所謂的「創作工業」呢？

宏觀點看，電視在眾多文化產業中，最為深入民心，用國內時下的口吻說，它是一項重要的「軟實力」。曾幾何時，香港這項「軟實力」雄霸華語世界，但昔日的光輝，來到今天已不復再。最諷刺的是，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大陸，電視人也能盡用僅有的創作空間，製作新穎的節目。無可否認，他們只能在特定的鳥籠裏發揮，但至少，他們都有努力過。各省衛星電視台間的激烈競爭，令製作人不得不攪盡腦汁，嘗試新的點子；湖南衛視之所以能異軍突起，也是這個原因。按以上趨勢進測，粵語節目的地位，遲早會被普通話節目取代；這樣說，所謂「邊緣化」的現象，早已在文化的層面上實現了。我們如果再不醒覺，設法扭轉局面的話，香港對大中華以至世界的影響力，又會變得怎樣呢？

從以上現象看，香港人畫地為牢的心態，已經漸見明顯；我們還能憑什麼，去自稱所謂的「國際都會」呢？

反思《中國文明的反思》（下）

公元３８０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宣佈把基督教定為國教，對於承諾過「除了我（上帝）以外，不可有別的神」的信徒來說，可謂天大的喜訊。皇帝駕崩後，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邊，在東方的半壁江山，後來被稱為拜占庭帝國。拜占庭雖然國祚愈千年，但據《羅馬人的故事》的描述，它「沾染東方專制宮廷的氣息，宦官、皇后才是國家的主人，暮氣沉沉」。結果這個老大的帝國，領土與國力不斷被後起的阿拉伯與威尼斯勢力蠶食，最後由鄂圖曼帝國，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蘆葦。現在除了伊斯坦堡的聖蘇菲教堂，與由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 I) 下令編制的《羅馬法大典》之外，拜占庭的文化幾乎被徹底湮沒。看來，縱使東西帝國信奉的神完全一樣，信仰也未能拯救拜占庭於危難之中。

回到今時今日，最近與鄧文正博士茶聚時，談起《中國文明的反思》的內容；他說作者許多想法，跟那些在八十年代初從大陸移居美國，並在後來信奉了基督教的華人很相似，就是他們普遍心存「耶教救國」的理想，認為唯有國人全都皈依耶穌基督，國家才有希望重新振作。也許你會認為，筆者在斷章取義，那批海外華人的理想，未必是作者的原意；但在書中一開始，他便搬出中國神話與舊約聖經裏某些相似的情節，拿來質疑達爾文的進化論，繼而引用許多聖經章節，抨擊自家文化的種種不是。姑且不談進化論與創造論誰是誰非，試問他不相信「耶教救國」的話，又何須要抬聖經出來呢？抬可蘭經不行嗎？

對的，有救國的理想，總好過沒有；但有以上理想的人，對信仰的本質又有多少認識呢？不論任何宗教信仰，要打入一個新的族群，許多時都要作某些改變，適應當地的文化與傳統，才能在新的地方紮根。就以從印度傳入中土的佛教為例：原本是男性的觀音菩薩，來到中土竟然變成女兒身，名氣有時還會超越佛祖；另外，在西方十分盛行的禪宗佛學，更是由中土原創出來的流派。從猶太地區傳到西方社會的基督教，自然也不能例如：例如在天主教聖堂裏經常見到的聖像，其實是有違猶太文化裏不可拜偶像的禁律；建立神像，其實是源自希臘的傳統。好了，假使國人都來敬拜上帝的話，試問他們真的會照單全收西方的那一套，而不會像當年的洪秀全般，偷換某些宗教概念來利己嗎？莫說宗教，單看什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窰洞裏有馬列主義」等的史實，就知道西方再優越的學說，來到這裏後會變成什麼的一回事吧。

無可否認，作者說對了國人缺乏宗教信仰的意識，但有了信仰之後，國家就一定會強大麼？看看連電視也不許人看的塔利班政權，試問哪個社會的宗教意識比他們更強呢？阿富汗在其統治下，除了不斷輸出恐佈分子與毒品外，對世界有什麼建樹呢？說穿了，作者心目中的信仰，除了基督教之外還有他選嗎？就當筆者說對了吧，但從上面的歷史看，這個在作者眼中異常地偉大的信仰，為何僅僅眷顧從前的西羅馬帝國，而對東方的拜占庭見死不救？「信仰」與「救國」，真的有關係嗎？更可笑的是，書中４１９－４２０頁有這一段：「１９１７年的俄國等，都是因為競選失敗者輸了不認輸，最後發動了革命。由於有基督信仰，有博愛、人道精神，所以競選失敗者願意 ... 輸了認輸，願意保持公平的競選」，但十月革命前的俄國，人民不都是信奉東正基督教嗎？難道作者不知道，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敬拜的都是同一個上帝嗎？這樣說，作者豈不是在自打嘴巴嗎？

連對自己景仰的宗教都只是一知半解，筆者只能坦白地說，作者的立論猶如建在沙上的城堡，一點也不紮實。若果類似的「反思」題目，在坊間已經有更好的著作（如孫隆基，黃仁宇甚至易中天）的話，筆者只會覺得，大家無需花時間在這本書上了。

後記：剛在上星期，一件奈人尋味的事情發生了：在內地有局部「落地權」的鳯凰衛視，竟然在節目《開卷八分鐘》裏介紹這本書，有關視頻還上載到鳯凰網；看來這本著作有機會被解禁了吧。然而，節目對著作的描述，說白點是避重就輕。全書裏，作者花了超過四份一的篇幅，分析自晚清至國共內戰為止的近代史，但主持人竟然很不合比例地，僅僅用一兩句說話輕輕帶過。諷刺地，這篇長達一百多頁的《不成功的文明轉型》，是筆者唯一覺得精彩的章節，因為它如實地點出了國人到近代史的許多誤解，還大膽地直言孫中山剛愎自用，對民主政制未能在中國紮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打破了眾人的幻想。讓筆者涉獵多點相關資料後，再回來寫這段被大家曲解了的歷史。

反思《中國文明的反思》（上）

回顧一年前的今日，匯豐股價因為宣佈供股而大幅下滑，到了三月九日的收市，股價更被壓低至三十三元，繼而發生了「青姐之淚」的一幕。在恐慌情緒的支配下，當時大概不會有很多人預計到，匯豐股價會在半年內強力反彈。到了現在，股價守在八十多元的時侯，假若有人站出來反問你「幹嗎不在三十三元買匯豐」時，你會有什麼感覺呢？俗話有云：有早知，無乞兒；評論歷史事件時，若果只以當代的價值觀為依歸，忽視當時的客觀環境的話，這豈不是在做「事後孔明」嗎？

遺憾的是，以「中國禁書」招來的《中國文明的反思》，正是循以上的方向作所謂的「反思」。例如在書中，作者反覆批評秦帝國踐踏人權，加上繼後的朝代沒有汲取當中的教訓，因此鑄成日後中國文明的禍根云云。當然，秦帝國草菅人命，是無容置疑的事實；它在不足二十年後迅速滅亡，不就為應得的果報嗎？作者拿着當今西方社會的人權標準，指責二千多年前的暴政，試問戰國時代的國人，有可能知道在遙遠的西方，有其他的文明出現嗎？即使知道，又能認識多少呢？執著眼前的成敗來抨擊古人的所為，與那些眼見畢菲特、索羅斯等人投資創富，就拿來批評一眾「老散」經常損手離場有何分別呢？這樣說，以上的立論，不就是和上面問「幹嗎不在三十三元買匯豐」的人同出一轍嗎？

再者，人權觀念，莫說中國，在歐洲也是近數百年才萌生的。無可否認，歐洲的政治體制，不容許極權的出現；然而，沒有暴政，不等於沒有暴行：羅馬軍團血洗哥林斯 (Corinth) 與耶路撒冷、中世紀的宗教審判與獵巫行動、殖民主義令土著文化被徹底破壞、以至兩次世界大戰與納綷屠猶等，都是鐵一般的史實；熟悉歷史的作者，為何可以隻字不提呢？作者批評國人報喜不報憂，但他在對待西方歷史時，何嘗不是報喜不報憂呢？

更糟的是，要譴責舊社會的專制暴政，何須要抬洋人的那一套出來替自己背書呢？不止作者，眾多做這種所謂「反思」的國人，都是執着當今西方的文明如何璀璨輝煌，來對自家的文化指指點點。然而，連這班讀過書的人，也要靠眼見別人的成就，才會被動地反省自己的過失的話，一般的黎民百姓，會懂得主動反省嗎？假若有日，中國真的能和平掘起的話，他們是否會停止反思，甚至倒過來對別人的事說三道四嗎？

平心而論，書內的評論手法，在當今的華人知識界裏實在太普遍了，因此恕筆者直言，「禁書」的內容實在只屬陳腔濫調，缺乏新意。但在下篇裏，筆者將會點出書中一個致命的謬誤與空想，足以令筆者認為，此書根本不值一看。

比「艾滋」為禍更大的病

豐田回收汽車的事件，在美國越演越烈，結果上任不足一年的社長豐田章男，在多方壓力下被迫要出席美國國會的聽證會。汽車因機件故障需要回收，其實並不罕見，技術問題，本應只要技術解決就行了；但豐田忽視這個本應很容易解決的問題，結果令這家譽滿全球的企業，陷入一場空前的公關大災難。事件之所以鬧大，原因眾說紛紜，但活在東方社會的人，不難理解其背後的「邏輯」：不管是中國、日本或者是韓國人，都傾向刻意隱瞞一些看來不光采的事情；在他們的思維裏，維持公司與國家的聲譽（與自己的飯碗），比保障顧客權益更重要。這次事件，又一次證明日本「脫亞入歐」之說，只是一個從來未實現過的神話。

連高度西化的日本企業也尚且如此，我們自然不難瞭解高耀潔醫生當前的遭遇：在醫生眼中，疾病無國籍民族之分的，預防與監控疾病，比所謂民族國家尊嚴更為重要；若果公眾某些行為，會助長疾病蔓延的話，醫生有責任站出來提醒大家。奈何的是，「艾滋」往往被標籤為是縱欲者才會患的病；在（偽）道德泛濫的中國社會裏，病患者與其家屬必然飽受歧視，無需當權者刻意下手。而身為炎黃子孫的高醫生，還要到處揭露疫情有多嚴重，這種有辱家聲與國體的行為，在國人眼中簡直是天地不容。結果是，高醫生的努力與好意，不但沒有得到欣賞與肯定，反而處處受人白眼。最近看過一篇報導，指在中國仍然有人相信艾滋如感冒般，可透過飛沫傳播；也有人在沾花惹草過後，不斷懷疑自己染上艾滋，縱使翻覆的醫學檢查顯示他們沒有艾滋病毒，也無法平息他們的疑慮。如果高醫生的工作獲得正視的話，試問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會可能發生嗎？表面上，高醫生是受不住當權者的欺壓才被迫出走，但當她的親兒子，也在埋怨母親為自己與國家添麻煩時，她豈能不對自己的國家，感到心灰意冷嗎？

艾滋病毒再利害，我們依然能以藥物控制（縱使不能消滅）；但國人處處避忌不光采的事情，不是反而助長了病毒肆虐嗎？這種逃避的心態，又有什麼藥物可根治呢？現在看來，為禍更大更深的，是艾滋病毒，還是迴避艾滋的心態呢？

「恭喜發財」？

（註：牛年起始時，筆者寫過一篇同名的文章；一年過去，筆者決定重寫一次。）

農曆年既然是華人社會最重要的節日，期間大家的所作所為，或多或少可以反映中華文化的特色。

恭喜發財，大家在碰面時例必會說；不管我們最終發財與否，在佳節期間說些「好意頭」的說話，是國人的習俗。然而仔細一看，「意頭」這種東西，似乎只有華人社會才特別重視，莫說大時大節，即使是日常生活裏，我們對「好意頭」實在是趨之若鶩，例如公司在選上市編號時，總會選３或８字。可是事情的吉凶，往往都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一味追求吉利的「意頭」，似乎有點兒不切實際。趁着新年，我們不妨值得探討國人的這種心態。

反觀西方社會的人，聖誕新年裏只會祝對方「佳節愉快」，佳節過後，大家繼續如常幹活，祝福亦隨之過去。但華人社會裏的祝賀說話，可謂五花八門，那些句語，更會滲到歌曲、電視與電影等的媒體裏，務求在節日裏營造一片歡樂氣氛。但對一般人來說，那些如「萬事勝意」、「財源廣進」等的祝願，用英語說真是 Too good to be true （想得太美了），若有人相信它們最終會靈驗的話，我們除了說他太天真之外，實在沒有更貼切的形容。那麼，這些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祝福語，豈不全都是空話嗎？既然是空話，為何我們仍要樂此不疲地說下去或唱下去呢？沒有強大的誘因，實在沒法解釋這種看起來十分愚笨的所為；也許，那些（空洞的）祝福符合了我們潛意識裏的某種渴望，認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會是美好的。有這種渴望，確是人之常情，但當整個民族都熱切追求「好意頭」，並唱得越來越響亮的時侯，這不是反證了，我們根本無法面對逆境嗎？一個喜歡以一大堆空話，去掩飾眼前困境的民族，給世人的印象，是成熟還是幼稚呢？更糟的是，這種凡事都渴望「好意頭」的心態，令人很容易墮入迷信的陷阱，寧可信片面的空話（甚至謊言），也不信客觀的事實；這樣說，我們豈不是身處一個專門玩「假大空」的社會嗎？連黎民百姓都沉醉於「假大空」的話，當權者能不大搞特搞「假大空」嗎？

不瞞大家，說到這裏，我發覺自己開始討厭農曆年，討厭的不在節日本身，而是以上這些「假大空」的傾向。對我來說，能愉快地渡過這個節日，已經很滿意了，其他的祝願，我只會禮貌地說句「No, thanks （不必了，多謝）」。

與馬勒的音樂之緣

die Symphonie muss sein wie die Welt. Sie muss alles umfassen （交響樂就像世界，要包涵一切事物）
馬勒 (Gustav Mahler) ，１９０７年１１月與西貝流斯 (Jean Sibelius) 對話的節錄

練總在最後一篇專欄中，透露自己是個馬勒狂，當年就是因為太入迷，因而未能完成博士論文。筆者雖不如練總那般多才多藝，但對馬勒的音樂同樣有份不解之緣。

開始接觸他的音樂，是個非常偶然的機會：猶在求學時，某電視台播映了《銀河英雄傳說》的動畫；在信博裏，相信有不少《銀英傳》的「粉絲」，而筆者印象最深的，是動畫中的配樂。為求追查來源，筆者遊走了信和與荷里活各唱片輔，搜尋《銀英傳》的原聲大碟；當然，仍然是學生的我，根本沒有財力買這些動輒二三百元一張的ＣＤ，我能做的，是閱讀印在封底上的曲目。在上面找到最多的字，是「マーラー」，但要把日文的譯音換成英語，實在有點難度；直至走到圖書館的唱片架上，才知道是 Mahler。時至今日，我早已丟下田中芳樹的著作，但馬勒的音樂，我仍然有聽。

演奏他的音樂，確實是項浩大的工程；要欣賞，從前只能靠聽唱片。可喜的是，自從大師迪華特上任港樂總指揮後，本地樂迷終可一飽耳福，親身感受它的震撼。今個樂季，港樂更上演兩首馬勒的作品：去年十二月有以唐詩為靈感的《大地之歌》，下星期則有「賣飛佛」的第三交響曲。熟悉他的音樂的人，都清楚馬勒不忌諱地在創作中談論死亡觀，但這首第三交響曲，是少有的例如。相反地，從起首「夏天的行進」，到結尾「愛告訴了我什麼」，曲裏每個樂章，都呈現着豐富的生命力；難怪馬勒會誇言：這首作品不是音樂，純綷是自然之聲。要一氣呵成地演奏這首差不多兩小時的作品（單是第一樂章就超過半小時），是對樂團的最大考驗。

當年電視台播的《銀英傳》動畫，只播了第一單元，而這單元在結束時，正是以《馬勒三》的最後樂章為配樂。港樂把《馬勒三》宣傳為情人節獻禮，實在有點兒張冠李戴，但無論如何，今次的演出仍是不容錯過的。

通識的目的（與為何我參加《動筆動思考》）

過去兩次，我都是在談什麼不是通識；今回，該說一說什麼是通識了。

數年前在因緣際遇下，我認識了鄧文正博士；他為了實踐自己對教育的理想，多年前毅然辭去大學的教職，並創辦自己的學舍。在大家還未知「通識」為何物之際，博士已率先搞通識課了，課堂中閱讀的文章或書籍，可謂包羅萬有；例如現在我們讀的，是羅素的《西方哲家史》，要在堂上講完整本書，猶如修建巴塞羅那的聖家堂一樣，因為我們不單要讀懂內容，還會有許多的討論，有時僅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可以談上大半個小時。就像最近，我們在讀托馬斯·阿奎納 (Thomas Aquinas) 如何以邏輯推理，證明神的存在。然而此等議論，不管時空是在九百年前的中世紀歐洲，還是今時今日的香港，都沒可能有結論；既然如此，也許你們會問：還值得花時間嗎？我則認為，能回答這個問題，便可知道通識的真正用途了。

不管我們身處在什麼文化，任何神明或鬼怪，你信則有，你不信則無。以哲學證明神的存在，看起來有點兒多餘，羅素甚至認為，為一個早已訂立的結論找論據，極其量只是一種辯謢，本身並不是哲學，故此托馬斯的成就，與古希臘的哲學家相比可謂差天共地。當然，托馬斯的論據出色與否，大家各有觀點，但至少他意識到，自然哲學無宗教種族之分，以它游說異族與異教人歸依基督，會來得更有說服力。換個角度看，他之所以要用自然哲學立論，其實是隱晦地說明了，單靠領洗、誦經、禱告、上主日課、參與彌撒等的行為，不足以支持自己宗教的合法性 (Legitimacy)；因此，不論托馬斯的著作成效怎麼，但最低限度，是他對信仰的一種自省，而他身為局內人，也肯作這樣的反思，實在值得尊敬。

回到今天，我們聽到諸多的意見，認為「通識」可增進知識、擴闊見野云云，然而這些理由，都是趨於功利。但以功利的心態學所謂「通識」，豈不是局限了自己的見野嗎？其實對我來說，通識的最終目的，就是自省與反思。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也許都是透過自省，才會知道自己完全無知；瞭解自己無知，才會虛心學習，然後再以新的知識，反思自身、反思社會、以至反思國家。反思過後，會再學習新知識，有時侯，甚至要「反學習」(Unlearn)，摒棄某些故有的知識，如此不斷循環，個人、社會以至國家才會不斷進步；憑此，他才能遺下睿智的明言「未經反思自省的人生，不值得活」。一千多年後的托馬斯·阿奎納，可能也是要實踐這份智慧，才立志著書立傳。因此對我而言，只要是以自省與反思為學通識目標的話，不管在博士的通識課上讀什麼，歷時要多久，反而是次要。從課堂裏打好基礎後，我開始以寫博客實行這個目標。經過一年多的鍛練，來到２００９年，我以相同的實踐態度，報名參加第一屆《動筆動思考》文化組，結果從千多名投搞者中突圍，成為二十多位成員之一，並兩度獲選「最佳文章」；這個小成就，博士佔的功勞最大。

最近得悉，新一屆《動筆動思考》快要啟動的，對有志參加的人仕，我有以下的建議：只要你是循以上反思的路線出發，你的文章至少不會太爛；不論你的風格是偏向理性（如筆者）還是感性（如文化組許多組員），也請緊記：你的文章，是寫給別人看的專欄，不是寫給自己看的筆記，在落筆前，請先弄清自己的思維（詳見拙作《執正語文，不如執正思維》)，思維清晰，才能以精確的文字表達，讀者才能容易明瞭自己的意思。最後，謹祝各參加者有理想的成績！

沒有 Peacemaker 的社會

２０１０年ＮＨＫ的大河劇，邀來萬人迷福山雅治飾演明治維新的幕後功臣坂本龍馬。在片頭的動畫上，閃出了三個形容龍馬的英文字：Fighter, Idealist 與 Peacemaker；對前兩個稱號，筆者不表示意見，唯獨最後一項，實在值得斟酌。無可否認，他身為土佐（高知縣）的一介草民，竟可促成長期為死敵的長州藩與薩摩藩聯手，以此功績來說他是 Peacemaker （締結和平者），表面上很合理，我們作為外人，也不宜猜測龍馬在背後有何圖謀。然而這次同盟的背後，是要以德川幕府為共同敵人，從當時雙方勢成水火的局勢看，根本談不上什麼和平；當然，這不是龍馬的錯。德川家茂與孝明天皇相繼去世，令局勢變得無比混亂；遺憾的是，在此關鍵時刻，龍馬遭受暗殺而英年早逝，若果他能活到繼後的戊辰戰爭，親身見證薩長聯軍與效忠幕府的志士互相廝殺的話，不知他會否後悔當日的舉動。把 Peacemaker 這個美譽賜給他，確實是一種諷刺。

或者，我們應該換一角度看：Peacemaker 這個英文字，確實沒有合適的翻譯；查遍了中英與日英辭典，都把它解作「調停者」，製作人使用此字，也許就是基於這種誤解。但 Peacemaker 的功勞，又豈止調停衝突那樣簡單呢？例如二十年前，結束牢獄生涯的曼德拉，不單沒有主張報復當年欺壓他的白人（津巴布韋的穆加貝是個反例子），更積極促成種族和解與共融；自他就任總統後，種族衝突正式成為歷史（詳細請看電影《不敗雄心》）。憑這份努力，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是位名乎其實的 Peacemaker。這種和平之所以名符其實，全因各方都本着包容的心，透過理性討論解決紛爭，最後在全體人員同意下，達成保障各方利益的和議；這樣，和平才能恆之以久。

反觀在東方社會，能拿得出以上的能耐嗎？薩長聯軍打着明治天王的旗幟，指令幕府與其軍隊投降，那算是「平」嗎？ 後來各方仍然對峙，觸發了戊辰戰爭與西南戰爭，那算是「和」嗎？把視線轉到今時今日，最近聽到所謂「深層矛盾」的討論，但試問哪個社會完全沒有矛盾呢？有的話，我們又怎麼解決它呢？是訴之於理性討論、化解紛爭，還是互相指罵、各不相讓呢？一個不管是當權者還是反對者，都容不下反對意見的社會，能夠理解和平的真義嗎？不能的話，是否代表這個社會在骨子裏是橫蠻暴戾呢？

沒有和平或 Peacemaker 意識的民族，能為其他民族之表率嗎？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以下的情節，不僅在電影劇集裏經常出現，在現實生活中也不罕見：一個普通的中國式家庭，父母為求子女日後活得好一點，全心全意當「廿四孝家長」：供書教學自然不在話下，任何補習、比賽、活動甚至海外交流，只要經濟上能付擔的，都會讓他們參加。父母的本心，總體來說是善良的，誰知集萬千寵愛的子女，竟會對父母說：「你們為我做了那麼多，究竟有沒有問過我將來想怎麼樣呢？」。很明顯，兩代人是不能交心的，父母對子女做的一切，子女只能照單全收，子女有什麼意願，父母可以置之不理。這個現象，我們稱為代溝 (Generation Gap)。

用以上的觀察，我們不難分析「八十後反高鐵」現象背後的意義：筆者不是工程師，不打算評論高鐵工程應否上馬；然而，當聲稱支持工程的團體（當然，他們是否完全理解工程，是值得深思的。），在報章登廣告表明立場後，某電視主持隨即譏笑着說：現時歐美社會都在討論，報紙還有沒有存在價值，那些團體刊出的廣告，實在會有多少人看呢？這些單向的傳統媒體，已經被「八十後」（甚至是「七十後」）摒棄了，現在他們用的，是 Facebook、Twitter、Youtube、博客（包括信博吧）等的互動媒體。但此等新媒體，上一代人又不會使用，連溝通的平台都不同，雙方又怎能沒有衝突呢？闊一點看，「八十後」之所以對政府不滿，也許與上述子女對父母的牢騷是同出一轍的：上一代人（包括政府）滿是以為，搞那麼多的基建、教改、六大產業、國內實習等的計畫，都是為下一代著想，但下一代的打算，上一代人又聽到多少呢？姑且勿論打算是好是差，要是連聽都不屑聽，下一代人會否覺得自己受尊重呢？更糟的是，某個社會裏的代溝之深淺，反映它是創新還是守舊，以此為指標，我們的社會又是什麼樣子呢？王迪詩曾說：「公務員『活化』古蹟，不如先『活化』自己。」（詳見《中環的前途》），試問由一群已列入「古蹟」的腦袋當領導，香港的前途又會變成怎麼呢？

回到上面的小故事，假若父母真誠地說「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的話，改變還是來得及的。反觀這個社會，為政者何時才會醒覺，他們千辛萬苦幹的東西，那些「八十後」根本不想要呢？

執正語文，不如執正思維

某天往尖東赴約，在地鐵站下車，出閘後再乘升降機上地面。現時的升降機，許多都有預先錄好的提示話音，但在尖東站聽到的，實在不能不令人滴汗：

請留意開門方向 Please note which side of the door will open （如有誤請提點）

升降機有兩扇門，服務樓層只有地面與地下，使用者從某扇門進入，必定在另一扇門離開。這樣的話，何不乾脆把話音改為「請在對面離開 Please alight at the opposite side」呢？使用升降機的，即使是失明人仕，難道真的不會注意哪扇門會開啟嗎？「請留意開門方向」這句提示，實在可有可無，有的話，更是侮辱使用者的智慧。

類似的拙劣語文，陳雲已在他的著作裏點出過，筆者不打算重覆。問題是，語言無非是傳達思想的媒體，我們先要在心裏有些念頭，才會選擇適當的語言，表達給別人看。上述的那句話音，文法上完全正確，但因為裝升降機的人漠視實際使用的情況，才會有如此差勁的提示。語文能力要好，文法、詞彙等的硬件還是其次，首要關鍵的是思維；思維弄不好，管他用上最恰當的辭令、最正規的語法，聽者與讀者都會覺得言之無物。六十多年前，英國作家歐威爾 (G. Orwell) 寫了一篇短文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正好預視這個問題：我們思想愚笨，才會使用醜陋與不精確的語文；而我們粗疏地使用語文，又會令我們的思想更為愚笨。用此對照以上或陳雲列舉的事例，大家能對香港社會的發展感到樂觀嗎？

最近看到新聞一則，指自教育局宣告教學語言「微調」後，一些在來年會以英語授課的中學，即時收到大批入學申請。然而，假若那些家長與學生，只知道英語授課有助日後「搵食」，而缺乏歐威爾的意識的話，是否能如家長與長官的意願般，可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嗎？僅執正語文，而不執正思考，我們是否如英文的成語般，把車放在馬的前面嗎？

痛苦，必要的嗎？

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經文明之痛苦，而這痛苦，就叫做革命。
電影《十月圍城》中的對白

電影《十月圍城》，英文名稱是 Bodyguards and Assassins（保鏢與刺客）；在老佛爺眼中，搞革命的孫文醫生確實是眼中釘，不將之除去，他朝必會危害自己的江山，因以派手下刺殺他；為了抗衡那些刺客，才會有保鏢出現。當然，電影內容是虛構的，但故事之條理，中國人不會感到陌生：任何專制的統治者，都會用盡方法打壓政敵；莫說如秦始皇之類的暴君，即使是人人讚許的唐太宗，也要靠殺害親兄弟才能登極。看來從古到今，不管統治中國的君主是好是壞，都不會包容反對自己的人；因此非常諷刺地，在《十月圍城》上映之際，共和國把搞「憲政革命」的劉曉波再度關進獄中。

故然，１９０５年的清帝國，已是病入膏肓，縱使沒有六年後的革命，大概當時也沒有人相信帝國能千秋萬世，即使是頂戴花翎的，也深知事態不妙。修讀醫科的孫文，毅然要替這個病了的國家動一場大手術；如片中所言，他握着的手術刀，叫做革命。然而環觀歷史，革命之形成，往往都是當權者不斷積弱卻又故步自封，反對派才能乘虛而入奪權，其間死傷無法估計。問題是，這些血腥的場面，真的是必要嗎？當權者與反對派，真的無法坐下來坦誠談判嗎？

一百多年後，共和國出現空前盛世之際，劉曉波提出了《零八憲章》；他是否存心打倒當權者，我不作評論，但至少，憲章是他對治國的一點建議；再者他勢孤力弱，又不能像孫文般有龐大的經濟後盾，假如他真的能憑一紙憲章推翻整個政權，出問題的究竟是劉生還是政權呢？然而，當這班從前的反對派，靠革命上台成為當權者後，連一位平民的進諫都不能容忍時，難怪我們又要等到他們由盛轉衰，後人再發動革命，才能解決社會的矛盾嗎？如此當權者與反對派、加害者與受害者不斷循環，上一代人流過的血與淚，豈不是全部付之東流？外間的人，又會認為我們是個包容還是暴戾的民族呢？

１７８７年，美國剛從英國獨立後不久，五十五位來自十二州（羅德島州沒有參與）的代表，齊集費城商議治國之道。經過四個月的辯論與妥協，最終編成了美國的憲法，雖然偶有修訂，但大部份條款仍然沿用至今。那班立國者，證明了欲求文明之幸福，痛苦是可以完全不必要的，自稱有四千年文明的民族，能拿得出他們這份能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