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 Peacemaker 的社會

２０１０年ＮＨＫ的大河劇，邀來萬人迷福山雅治飾演明治維新的幕後功臣坂本龍馬。在片頭的動畫上，閃出了三個形容龍馬的英文字：Fighter, Idealist 與 Peacemaker；對前兩個稱號，筆者不表示意見，唯獨最後一項，實在值得斟酌。無可否認，他身為土佐（高知縣）的一介草民，竟可促成長期為死敵的長州藩與薩摩藩聯手，以此功績來說他是 Peacemaker （締結和平者），表面上很合理，我們作為外人，也不宜猜測龍馬在背後有何圖謀。然而這次同盟的背後，是要以德川幕府為共同敵人，從當時雙方勢成水火的局勢看，根本談不上什麼和平；當然，這不是龍馬的錯。德川家茂與孝明天皇相繼去世，令局勢變得無比混亂；遺憾的是，在此關鍵時刻，龍馬遭受暗殺而英年早逝，若果他能活到繼後的戊辰戰爭，親身見證薩長聯軍與效忠幕府的志士互相廝殺的話，不知他會否後悔當日的舉動。把 Peacemaker 這個美譽賜給他，確實是一種諷刺。

或者，我們應該換一角度看：Peacemaker 這個英文字，確實沒有合適的翻譯；查遍了中英與日英辭典，都把它解作「調停者」，製作人使用此字，也許就是基於這種誤解。但 Peacemaker 的功勞，又豈止調停衝突那樣簡單呢？例如二十年前，結束牢獄生涯的曼德拉，不單沒有主張報復當年欺壓他的白人（津巴布韋的穆加貝是個反例子），更積極促成種族和解與共融；自他就任總統後，種族衝突正式成為歷史（詳細請看電影《不敗雄心》）。憑這份努力，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是位名乎其實的 Peacemaker。這種和平之所以名符其實，全因各方都本着包容的心，透過理性討論解決紛爭，最後在全體人員同意下，達成保障各方利益的和議；這樣，和平才能恆之以久。

反觀在東方社會，能拿得出以上的能耐嗎？薩長聯軍打着明治天王的旗幟，指令幕府與其軍隊投降，那算是「平」嗎？ 後來各方仍然對峙，觸發了戊辰戰爭與西南戰爭，那算是「和」嗎？把視線轉到今時今日，最近聽到所謂「深層矛盾」的討論，但試問哪個社會完全沒有矛盾呢？有的話，我們又怎麼解決它呢？是訴之於理性討論、化解紛爭，還是互相指罵、各不相讓呢？一個不管是當權者還是反對者，都容不下反對意見的社會，能夠理解和平的真義嗎？不能的話，是否代表這個社會在骨子裏是橫蠻暴戾呢？

沒有和平或 Peacemaker 意識的民族，能為其他民族之表率嗎？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以下的情節，不僅在電影劇集裏經常出現，在現實生活中也不罕見：一個普通的中國式家庭，父母為求子女日後活得好一點，全心全意當「廿四孝家長」：供書教學自然不在話下，任何補習、比賽、活動甚至海外交流，只要經濟上能付擔的，都會讓他們參加。父母的本心，總體來說是善良的，誰知集萬千寵愛的子女，竟會對父母說：「你們為我做了那麼多，究竟有沒有問過我將來想怎麼樣呢？」。很明顯，兩代人是不能交心的，父母對子女做的一切，子女只能照單全收，子女有什麼意願，父母可以置之不理。這個現象，我們稱為代溝 (Generation Gap)。

用以上的觀察，我們不難分析「八十後反高鐵」現象背後的意義：筆者不是工程師，不打算評論高鐵工程應否上馬；然而，當聲稱支持工程的團體（當然，他們是否完全理解工程，是值得深思的。），在報章登廣告表明立場後，某電視主持隨即譏笑着說：現時歐美社會都在討論，報紙還有沒有存在價值，那些團體刊出的廣告，實在會有多少人看呢？這些單向的傳統媒體，已經被「八十後」（甚至是「七十後」）摒棄了，現在他們用的，是 Facebook、Twitter、Youtube、博客（包括信博吧）等的互動媒體。但此等新媒體，上一代人又不會使用，連溝通的平台都不同，雙方又怎能沒有衝突呢？闊一點看，「八十後」之所以對政府不滿，也許與上述子女對父母的牢騷是同出一轍的：上一代人（包括政府）滿是以為，搞那麼多的基建、教改、六大產業、國內實習等的計畫，都是為下一代著想，但下一代的打算，上一代人又聽到多少呢？姑且勿論打算是好是差，要是連聽都不屑聽，下一代人會否覺得自己受尊重呢？更糟的是，某個社會裏的代溝之深淺，反映它是創新還是守舊，以此為指標，我們的社會又是什麼樣子呢？王迪詩曾說：「公務員『活化』古蹟，不如先『活化』自己。」（詳見《中環的前途》），試問由一群已列入「古蹟」的腦袋當領導，香港的前途又會變成怎麼呢？

回到上面的小故事，假若父母真誠地說「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的話，改變還是來得及的。反觀這個社會，為政者何時才會醒覺，他們千辛萬苦幹的東西，那些「八十後」根本不想要呢？

執正語文，不如執正思維

某天往尖東赴約，在地鐵站下車，出閘後再乘升降機上地面。現時的升降機，許多都有預先錄好的提示話音，但在尖東站聽到的，實在不能不令人滴汗：

請留意開門方向 Please note which side of the door will open （如有誤請提點）

升降機有兩扇門，服務樓層只有地面與地下，使用者從某扇門進入，必定在另一扇門離開。這樣的話，何不乾脆把話音改為「請在對面離開 Please alight at the opposite side」呢？使用升降機的，即使是失明人仕，難道真的不會注意哪扇門會開啟嗎？「請留意開門方向」這句提示，實在可有可無，有的話，更是侮辱使用者的智慧。

類似的拙劣語文，陳雲已在他的著作裏點出過，筆者不打算重覆。問題是，語言無非是傳達思想的媒體，我們先要在心裏有些念頭，才會選擇適當的語言，表達給別人看。上述的那句話音，文法上完全正確，但因為裝升降機的人漠視實際使用的情況，才會有如此差勁的提示。語文能力要好，文法、詞彙等的硬件還是其次，首要關鍵的是思維；思維弄不好，管他用上最恰當的辭令、最正規的語法，聽者與讀者都會覺得言之無物。六十多年前，英國作家歐威爾 (G. Orwell) 寫了一篇短文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正好預視這個問題：我們思想愚笨，才會使用醜陋與不精確的語文；而我們粗疏地使用語文，又會令我們的思想更為愚笨。用此對照以上或陳雲列舉的事例，大家能對香港社會的發展感到樂觀嗎？

最近看到新聞一則，指自教育局宣告教學語言「微調」後，一些在來年會以英語授課的中學，即時收到大批入學申請。然而，假若那些家長與學生，只知道英語授課有助日後「搵食」，而缺乏歐威爾的意識的話，是否能如家長與長官的意願般，可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嗎？僅執正語文，而不執正思考，我們是否如英文的成語般，把車放在馬的前面嗎？

痛苦，必要的嗎？

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經文明之痛苦，而這痛苦，就叫做革命。
電影《十月圍城》中的對白

電影《十月圍城》，英文名稱是 Bodyguards and Assassins（保鏢與刺客）；在老佛爺眼中，搞革命的孫文醫生確實是眼中釘，不將之除去，他朝必會危害自己的江山，因以派手下刺殺他；為了抗衡那些刺客，才會有保鏢出現。當然，電影內容是虛構的，但故事之條理，中國人不會感到陌生：任何專制的統治者，都會用盡方法打壓政敵；莫說如秦始皇之類的暴君，即使是人人讚許的唐太宗，也要靠殺害親兄弟才能登極。看來從古到今，不管統治中國的君主是好是壞，都不會包容反對自己的人；因此非常諷刺地，在《十月圍城》上映之際，共和國把搞「憲政革命」的劉曉波再度關進獄中。

故然，１９０５年的清帝國，已是病入膏肓，縱使沒有六年後的革命，大概當時也沒有人相信帝國能千秋萬世，即使是頂戴花翎的，也深知事態不妙。修讀醫科的孫文，毅然要替這個病了的國家動一場大手術；如片中所言，他握着的手術刀，叫做革命。然而環觀歷史，革命之形成，往往都是當權者不斷積弱卻又故步自封，反對派才能乘虛而入奪權，其間死傷無法估計。問題是，這些血腥的場面，真的是必要嗎？當權者與反對派，真的無法坐下來坦誠談判嗎？

一百多年後，共和國出現空前盛世之際，劉曉波提出了《零八憲章》；他是否存心打倒當權者，我不作評論，但至少，憲章是他對治國的一點建議；再者他勢孤力弱，又不能像孫文般有龐大的經濟後盾，假如他真的能憑一紙憲章推翻整個政權，出問題的究竟是劉生還是政權呢？然而，當這班從前的反對派，靠革命上台成為當權者後，連一位平民的進諫都不能容忍時，難怪我們又要等到他們由盛轉衰，後人再發動革命，才能解決社會的矛盾嗎？如此當權者與反對派、加害者與受害者不斷循環，上一代人流過的血與淚，豈不是全部付之東流？外間的人，又會認為我們是個包容還是暴戾的民族呢？

１７８７年，美國剛從英國獨立後不久，五十五位來自十二州（羅德島州沒有參與）的代表，齊集費城商議治國之道。經過四個月的辯論與妥協，最終編成了美國的憲法，雖然偶有修訂，但大部份條款仍然沿用至今。那班立國者，證明了欲求文明之幸福，痛苦是可以完全不必要的，自稱有四千年文明的民族，能拿得出他們這份能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