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治化」的語言

據說，直至上世紀初，英國那些精英輩出的私立寄宿學校，學生仍需學習古希臘文與拉丁文等的古典語言。如是者，不管是阿里士多芬尼斯的喜戲、柏拉圖的對話錄、西賽羅的雄辯與演說、還是維吉爾的羅馬史詩，他們都可以直接欣賞得到。但現在，大部份人只能透過翻譯，才能閱讀這些經典名著，翻譯即使做得再好，原文的美感也難以完全保留。這個趨勢，難免有人感到可惜，但上述的古典語言，早在中世紀已經沒有被廣泛使用；莫說平民百姓，就連頂尖的學者，想必也認為這番取捨是必然的。

回到這裏，古人也遺下了不少詩詞歌賦，要保留古代的風韻，用粵語諗必然比用普通話諗優勝。然而，單純以此作理由反對普通話文化的入侵，似乎來得稍為牽強，因為不管什麼國家，為了促進民間交流，必然要訂立一套標準的官方語言。既然粵語沒有被選為官話，為了國民的利益，我們不能不跟從；粵語現時的特殊地位，只不過是受到香港與海外華人的影響而已，當這股勢力由盛轉衰，特殊地位也勢必消失，屆時為此感到可惜的人，將會少之又少。

因此，近月爆發的捍衛粵語運動，決不可純綷從文化角度解讀。

試想像，假如歷史可以逆轉，粵語真的成為了官話的話，大概來到今時今日，北京的年輕人會紛紛走到街頭，抗議北方文化遭到南方人打壓吧！按道理，只要大家願意平心靜氣，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下和談，便可制訂一個大家接納的方案。但在這裏，不管是領導人還是反對者，都渴望個個人都服從自己，並動輒舉起「國家利益」、「民族大義」、「道德良心」之類的旗幟，逼使異見者就範。如是者，類似上述的施壓與抵抗，在這個社會可謂無日無之，令一個只涉及生活習慣的問題，很無辜地被「政治化」（筆者極之討厭這個詞語，但來了這裏卻找不到一個更貼切的形容詞）。

以上的一幕小插曲，實在很真切地反映中國的政治；問題是，連一個如此些微的改動，都可以翻起如此大浪，筆者實在很難想像，其他更具爭議的問題會有什麼下場。

消失的錢罌（記「海嘯」兩週年）

某次在書店「打書釘」，無意中翻開一本講述香港錢罌歷史的書。舊時的社會，銀行為了吸引小朋友為存戶，大多會有錢罌作贈品；作者在書內，展示了他多年來收藏的這些錢罌。

我們在小時侯，父執輩總會送一個錢罌給我們，並叮囑我們要好好珍惜裏面的一分一毫。每當我們很不容易地省到少許零錢時，我們總會珍而重之地將之放進錢罌，並盤算着將來可以達成什麼心願。長大了後，經濟開始自給自足，縱使錢罌已經不在床頭，但我們總會量入為出，避免過度揮霍。

然而，一切都改變了，以往這些銀行贈品，今日已經不復見。原因之一，是我們進入了「去現金化」的年代：八達通、信用卡、電子交易等等的工具，令現金變得可有可無。沒有現金，儲蓄自然也無法放進錢罌。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銀行的經營模式改變了：現在，它們不但不鼓勵儲蓄，還會用盡方法游說大家向它們借錢。人道是，因為聯繫匯率，令本地銀行「水浸」，資金苦無出路，才會有這樣的怪現象；始作俑者，非全球最大的發債人－美國聯邦政府莫屬。

筆者不是經濟或財金專家，無法完全認清箇中因由；現在只想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探討，這個消失了的錢罌，背後有什麼象徵意義呢？

父執輩常言道：借貸度日，是縱情享樂之徒才會幹的事，如此不負責任之舉，實在很不要得。當然，在現實世界裏，借貸能讓家產不多的人可以白手興家，使每個人享有均等的致富機會。然而，父執輩們的憂心，我們就能完全忘記嗎？

無可否認，適量的借貸有助推動經濟；然而，目前美國政府發債數目，已達至近乎天文數字。當然，她們可以大舉開動印鈔機去還債，但學過一點兒經濟學的人，都清楚這樣會引發通脹。這些在知識層面上的爭論，筆者實在是不得要領；但單從常理看，如此大量地舉債，似乎已沒有考慮未來的國民能否償還。也許，負責財金的官員覺得，只要問題沒有在自己任內擴大就行了，至於解決它的責任，可以乾脆留給繼任人。如是者，大家抱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心態辦事，令聯邦政府的財政以至國力，陷入無法自拔的惡性循環。這種風氣，由官場慢慢地滲透到金融機構；加上有豐厚的分紅作鼓勵，令機構高層重視短期利潤多於長期發展。這些不故後果之舉，不就是合奏了兩年前的那場金融危機嗎？

其實，不管我們錢罌裏的錢是多是少，都象徵着大家對未來的生活好一點。但現在，我們步入了沒有錢罌的世代；政府、議會、金融機構、投資者、以至黎民百姓，都是抱着投機短炒的心態過活。大家無後顧地借貸度日，或無止境地浪費資源，確實令現今的世界變得五彩繽紛；但繁華的背後，隠藏着下一輩人難以承受的代價，如此下去，我們還可留給後輩什麼好東西嗎？後輩看見前人留下的只是一個爛攤子時，他們還可以對未來有憧憬嗎？連憧憬都沒有，我們豈不是身處在絕望的世界嗎？錢罌消失了其實並不要緊，但最令我感觸的是，以往長輩教導的那套「積蓄是美德」的價值觀，來了今天已經被徹底顛覆；我們對未來的希望，也隨着錢罌一併消失了。

近來，西方輿論開始倡議「可持續發展」，不管用上什麼手段，似乎都是希望逆轉上述的情況。只要我們可以回到有錢罌的世代，減少一點現在的浪費，後輩便能有多點機會發揮。因此在「海嘯」的週年，我會買一個錢罌給自己，縱使不打算放錢幣進去，也得提醒自己要把希望留給自己與其他人。

關於他人的痛苦（記「九一一」九週年）

某個滂沱大雨的下午，與友人在中環趕路，由於時間緊迫，友人沒有吃午飯，只能拿着剛買來的麵包，邊吃邊走。途中看見一雙母子，坐在行人天橋上行乞。由於這類場面實在司空見慣，本應我只打算施捨點兒錢便了事；然而，友人打量了一會兒，便把手上一塊麵包贈送給他們；母親立即答謝友人，並把少許麵包分給相信只有一兩歲的小孩。

事後，我一直覺得十分慚愧，並迫使我不斷反思：他人的苦楚，自己可曾真正體會到呢？

他們有否受集團操控也好，若果可以選擇的話，大概不會有人願開在街頭行乞吧。問題是，單單派錢，就能解決他們的真正需要嗎？不管這對母子有什麼苦情，要長時間坐在街頭，母親即使自己不吃，也不希望小孩捱餓吧。友人的那塊麵包，實在比金錢來得更合適更珍貴。

看看日常生活，許多時侯大家並不是沒有善心，只是受助的人覺得，對方所做的未能體恤自己的處境，以致受助者得物而無所用，有時效果甚至適得其反，變成好心做壞事。

那就奇怪了，為什麼大家的一番好意，竟然會弄巧成拙呢？

我姑且猜測，大家犯上了與自己一樣的過失：施惠者自以為是，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受助者的真正需要。更糟的是，某些人純粹透過施惠，彰顯自己的地位與能力，或希望從中得到一點好處；這樣說，那種助人的行為，豈不是在滿足一已私欲嗎？只求滿足私欲，還稱得上是「施惠」嗎？

以此為標準，我們不難察覺到，世上間名符其實地做得到無私奉獻的人，實在不多，例如最近在阿富汗被集體屠殺的西方醫護義工，就是那些少數施惠者中的典範。對於飽受戰火蹂躪的人來說，他們帶來的醫療設備與技術，比起西方政客與軍隊帶來的什麼民主、法治、公義等的概念，來得更實際。他們葬身於恐佈主義之下，實在令人感到氣忿難平。

不久，「九一一」將要踏入九週年。無疑，恐佈主義正在威脅全球的安全；西方國家為了抗衡恐佈主義，發動所謂的「反恐戰爭」。然而，任何形式的戰爭，難免要威嚇對手，這樣說，反恐戰爭在本質上，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恐佈主義嗎？在如此荒謬的背景下，難怪西方盟軍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戰事上泥足深陷了。更可悲的是，在黎民百姓的角度看，這場「反恐戰爭」，絲毫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假使武裝分子稍為善良一點，願意提供糧食、住房、醫療、教育等的基本東西的話，他們更會即時倒戈，把西方軍隊與文化趕走。如此簡單的人之常情，西方政客與學者為何完全沒有察覺到的呢？

既然恐佈主義是由一群感到絕望的人發動的話，要根治恐佈主義，我們不是要給予別人希望嗎？要做到這樣，我們不能不設身處地去體會別人的痛苦，並透過適當的援助，令受助人感到珍惜生命的重要，不至於被別有用心的人慫恿去當炮灰。從這個角度看，那班不幸遇難的義工，實在比西方盟軍更能達到「反恐」的目的。當然，我不否認盟軍的貢獻，然而，以鎗炮求反恐，鑄定是事倍功半的。

今次週年，也許我們是時侯正視這個問題了，像友人上述的舉動，是踏出了正確的一小步；我想這樣，總比繼續哭哭諦諦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