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深層的「悶」

（此篇是《「悶」是什麼》與《寂靜的聲音》的重寫）

「好悶啊！不如出街 HEA 下啦！」

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我們難免會慨嘆生活苦悶。悶，驅使我們去找事情幹，以圖暫時忘記它；然而不少時侯，各式各樣解悶的活動，都未必是我們甘願做的。俗語說「兩害相衡取其輕」，這樣看，似乎我們寧願做些沒意義的事，也不願意讓自己悶。「悶」字的意像，是一顆被關在「門」內的「心」；瞭解這個「心」為何要躲在「門」內，也許就能找尋「悶」的根源。

不管我們幹什麼去解悶，其實都是尋求一切外來的刺激；這些刺激，通過我們的感官與神經系統（亦即佛家說的「六根」）進入大腦，從而令我們能感知這個世界。深一層看，以上的感知能力，讓我們確知自己存活，沒有它，我們還可靠什麼證明自己仍然活著嗎？來了這個關口，我們對生與死的執着自然會被觸動。所謂的悶，是種缺乏外來新鮮刺激的環境，沒有刺激，我們形同喪失感知世界的能力；那時侯，上述的「生死執着」，就會如猛獸般撲向我們，我們的「心」為求自保，就將自己關在「門」內，並用盡方法尋找新的刺激，希望借它們來逃避「門」外的猛獸。從以上的觀察，不難領悟到一切的解悶方法，極其量只可暫時麻醉我們對「門」外那頭猛獸的恐懼；諷刺的是，我們越是迷醉於感官上的刺激，「門」外的野獸只會變得越兇猛。這個現象，正是存在於我們心裏最底層的「悶」了。

黑澤明遺作《生きる》中患上未期胃癌的主角（志村喬飾），也曾跟隨某個潦倒的作家花天走地，結果酒醒過來一切依舊，越是墮落越是失望。唯有勇敢地正視這種執著，我們才能免於淪為感官的奴隸；做回感官的主人，才可體會生命的真義。

畢先生與古先生

The social dominance of the gentry class meant that even such potentially disturbing inventions as ... printing (invented 756) ... were kept under control and used simply to strengthen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 Printing, for example, widened the circle of Confucian literati; it was not employed to bring unorthodox novelties to public attention as happened so dramatically in Reformation Europe.

譯：仕紳階層對社會的壟斷，逼使如印刷術（發明於７５６年）等的發明受到嚴密監控，只能用作鞏固現有的社會秩序。以印刷術為例：它僅僅擴闊了儒家文人的圈子，而沒有如歐洲在宗教改革時期那樣，用作宣傳有違傳統的新思想。

William H. McNeill, A World History, Chapter 15

世界最大規模的法蘭克福書展，今屆邀請中國為主賓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應邀出席開幕禮。事件引發的種種紛爭，大家可參閱各大媒體的報導（當中德國之聲最為全面），筆者不打算重覆 （當然，某些地方的媒體，必然會隻字不提）。在文化歷史的層面上，卻有重大的象徵意義：十一世紀時的宋朝，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的技術；四個世紀後，德國的古騰堡把這個技術發揚光大。今次書展，可謂畢先生與古先生的一次跨世代交流。然而，印刷術僅是一種工具，東西方的人如何利用它，深遠地影響了兩個社會日後的發展。

先說古先生：他的發明問世後百多年，歐洲爆發了宗教改革。路德 (Martin Luther) 等的教仕，試圖打破羅馬教廷壟斷信仰的局面；其中重要的一環，就是把聖經由只有神職人員才懂看的拉丁語，翻譯為大家都懂看的語文，像德語、法語、荷蘭語以至英語等；於是乎，人人都可以是解經者。古先生的發明，加速了知識的傳播與變革的步伐；繼後，沒有歐洲人能以語言的優勢去壟斷知識，知識透過語言得到普及之後，歐洲文明便開始興起，進而在後來的數個世紀間，征服其他的文明。然而，當同樣的發明來了畢先生的手上，情況就剛巧相反了。

筆者曾引述余秋雨的演說，指自己在幼年時，全個村莊只有媽媽一個人懂寫字。舊時的東方社會（不僅中國，日本也是如此），懂字的人固然不多，懂八股、文言等書體語的人則更少。由書體語寫成的各類典籍，普通黎民百姓根本不懂看，除非有懂看的人願意教他們。有了畢先生的發明，理應有利知識的傳播；然而，《商君書－弱民》有云：「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掌握相關知識與技術的階層，為了宣示權力的正統性，自然不打算教化這一大班目不識丁的人，他們不能增進知識，自然會繼續接受自己的管治。結果是，由北宋到國共政權易手的八百多年間，國人居然沒有利用畢先生的發明普及知識，使一個號稱有三千年文明的地方，來到二十世紀中葉竟然有九成人是文盲；更糟的是，文盲問題，竟然是要等於列強入侵，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時，國人才醒覺是大問題。史學家 William McNeill 的見解，可謂一語中的；原來「鴉片戰爭」的勝負，早在畢先生與古先生之間的比併中分出高下。

歐威爾 (George Orwell) 曾在短文 Prevention of Literature 中指出，獨裁者可以包容傑出的科學家，卻不能容忍出色的文學家。用這個標準，量度這個社會是否主張獨裁，大家都猜得到結果吧！

寂靜的聲音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Simon and Garfunkel, The Sound of Silence

（休想一星期，腦海裏總是想着別人覺得很奇怪的問題。）

有否試過，獨個兒在家時，即使沒有特別事想做，也得要扭開唱機、電視或電腦，務求打破室內的寂靜？奇怪的是，外面的世界已經是十分嘈雜了，難得在家裏尋回半點清靜，為何又要親手打破它呢？不錯，外面的大多都是噪音，回到家裏，可以隨心所欲，選擇喜歡聽的聲響；但聲響僅是物理現象，我們喜歡與否只屬主觀的判斷。看來，寂靜似乎是難以忍受的。

眾所周知，外間各種的聲響，都是透過我們的耳朵與聽覺神經進入腦袋，我們才能得悉聲音的存在。只有生物，才可對外來刺激有反應，這種反應，可以說是生命的印證。假使刺激完全消失的話，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去確認自己仍然活着嗎？缺乏刺激的寂靜環境，迫使我們面對生與死問題，為了消除這種壓迫感，我們才會刻意製造聲音去打破它。拙文《上帝已死》，指出生死之執著是眾生皆有的苦，要脫離，唯有勇敢面對寂靜，最徹底的寂靜，就是佛陀說的「涅槃寂靜」，所謂的涅槃，正是超脫生死的狀態。

禪宗一個著名的公案：單手拍掌的聲音是什麼？我只能說：這種聲響，用耳朵是聽不到的，只能用直覺（佛陀說的「自性」）去感受；你能確切地感受寂靜的聲音的話，恭喜你，你離解脫之門不遠了。

「愛國」的假象

共和國甲子慶典，坊間都談論所謂「愛國」情操。然而，國人口中的「愛國」，與西方人談的 Patriotism，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

最近在一本關於日本明治維新的英文書裏，看到一幅當時小學生上學的相片：在黑板兩旁各有一幅漢字的書法，一邊寫了「忠」字，另一邊寫了「孝」字。數十年後，國民政府退守美麗島，在規劃臺北市時，也要在市中心弄一條「忠孝路」。不錯，「愛國」一詞，其實只是流行了十多年，在此之前，東方人只會談「忠孝」二字。「忠」者，大家的對象可以不同，例如梅蘭芳，在日本侵華時期，即使生活拮据也拒絕上台表演；他的行徑，並非表示認同蔣介石政權，而是對自己的民族盡「忠」。然而「孝」又如何呢？

「孝」，原本是針對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但以家庭的「孝」道套入政治裏，問題就來了：「孝」，是一種不對等的關係，上層的人擁有絕對權力，下層的人只有唯命是從，下層的人試圖質疑上層的決定，會被視為不「孝」，例如上層的人在傾力歌舞昇平迎國慶之際，蕭建生竟敢出版《中國文化的反思》一書，自然會被認為對在上層的治國者不考不忠，因而被禁止在國內出版。說白一點，中國式的「愛國」，其實只是「孝道」的代名詞。

（註：余曾在一月寫過一篇關於「孝」的散文，讀者可按此參閱）

今時今日，香港人竟然不時稱中央政府為「阿爺」。以上觀點，又一次引證吉卜林的明言：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雙方永不能相遇) 是正確的。

人．情．戲．文章－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註：此篇是回應徐詠璇的演說）

徐詠璇與我們交流之後的翌日，龍應台教授在港大舉行新書發佈會。整個發佈會，正好集結了人（書中的人物）、情（教授對上一輩的情）、戲（會中放映的採訪片段）、與文章，錯過了的朋友，可以在網上重溫（註）。

教授的新著作，題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個年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分水嶺，要是某些關鍵事件沒有發生，教授也不會在臺灣出生與長大。一個甲子過去，教授帶點兒自嘲地說，要以失敗者後代的身份回顧那個時代。她口中的失敗者，自然是父母親那一輩的人；然而，失敗者這個身份，決不是他們願意背負的。當然，說他們完全無需負責是不對的，但在紛亂的時局裏，他們都是小得不可再小的人物，能逃過戰火的吞噬，本身不就是一種勝利嗎？來到今時今日，兩岸都開展了三通；然而，這條隔開成功與失敗者的界線，是否已經消失呢？單看新書的封面上，藍色與紅色之間的裂縫，已經隱藏了作者的答案。

教授說以身為失敗者的後代為榮，表面上是自大，但實情剛好相反：常言道，人容易被勝利充昏頭腦，換句話說，失敗者往往較為清醒。他們格外看得清楚的，是其他人的傷痕，因為自己都是過來人，特別容易感同身受。面對傷痕，許多人會選擇逃避，但教授走遍大江大海，以尊重與謙卑之心訪問一些倖存者，聆聽他們訴說每段有血有淚的經歷；教授細心地打開每個封了塵的記憶盒子，把它們的內容好好記錄下來。今日，縱使表面的傷痕已經痊癒，但若果我們只願叫大家忘記過去的痛苦，而不像教授般去探究傷痕來源的話，難保我們的後代，不會犯上相同的錯誤。曾在德國生活，並以德國人為丈夫的龍應台，對此可謂感受最深。教授的新作，填補了中國近代史的一點空白，令它更為完整。

所謂「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悲歡、離合、陰晴、圓缺，其實都是相對的價值；沒有悲、哪有歡，沒有離、哪有合。只懂看歡欣而不面對悲傷的人，實在是不瞭解人性的。在國慶與中秋之時，我們在觀賞過璀璨煙花、精彩表演之後，不妨找個安靜的角落坐下，泡一壺清茶，細閱教授的新書，替無數曾辛勞地種下了大樹，讓我們乘涼的無名烈士燒一柱香；但願他們在九泉之下，能脫去勝利或失敗者的標籤，互相重逢與團圓。也許，這才是中秋節的真正意義。

(註：重溫發佈會的盛況，可進入此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