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為了什麼？

沒有人妄稱民主是完美或全能的；事實上，有人說民主是最糟糕的統治模式，只是別的都比它更差勁。

邱吉爾，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在下議院的發言

最近參加了一個培訓課程，鍜練我們項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的技能；課程的導師，是位來自澳洲的洋人。課程裏，大家討論了管理項目的種種難處，其中一個，最令這位洋人感到有趣：在決策時，我們常常以為多數人贊同的建議就是最好的，但事後，大家往往會發覺事與願違。他問我們，尋求共識與完成項目，哪一個較重要，我們自然答是後者；他隨後說，任何決議的方式，都僅僅是一種工具，要達成目標，做領袖的難免要在某些關口上果斷一點。如在數年前有看過《飛黃騰達》(The Apprentice) 的話，相信都可領悟到這一點。何時要獨裁，何時要民主，全靠參與者的一念之間，沒可能有一套完整的指引可供人跟從。

任何決策的形式，總有其長短之處，講求共識的民主模式，自然不能例外。然而不知何解，一談到「民主」一詞，不少數都會給它戴上光環，並認為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精神價值（甚至某個鄰近的極權國家，也自稱為「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筆者並非評價民主是好是壞，只是認為以上的例子，清楚顯示民主政制存在局限，令某些大家都贊同的政策，不但不能造福人民，反而會危害社會。剛剛以失敗告終的氣侯變化峰會，便是個好例子：排放溫室氣體，大家都清楚是要制止的，但談到各國要承擔多少責任時，大家都躊躇起來。排放量較多的工業國，非常清楚要落實減排的話，必然要付出龐大的代價，一旦國民不滿意的話，那些民選的政府都會隨時跨台；持續下去的話，氣侯變化只會無法逆轉。因此，假如某些民主的信徒，不明白民主只是幫助大家尋求答案的機制，本身並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的話，筆者只能夠說，那只是對民主的迷信與幻想。相反，我們瞭解民主的本質，就能像那位洋人的見解般，突破機制上的局限，切實地完成艱鉅但對大家有裨益的項目。

回到當今對政改的爭拗，那些支持民主的人仕，似乎也沒有告訴我們一項重要的東西：我們究竟是為了什麼，非要推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政制不可呢？民主的政制，與社會的福祉，哪個較為重要呢？如果是後者的話，前者又怎樣能配合呢？追求民主，若只講求一腔熱血，而不冷靜思考這些問題的話，我們作為選民，又能否安心地投票給他們呢？他們一旦能上台執政的話，又能交到什麼的功課呢？僅是流於形式的民主政制，又是否社會願意看見的呢？

民主，是為了什麼？要是連討論都欠奉的話，這個社會究竟在搞什麼呢？

（註：整個月都忙得透不過氣，來到週六才能稍為停下來寫文，敬請原諒。）

市場經濟下的社會主義

上個星期，我在倫敦參加了一次新書發行講座。這本新書的作者是兩位在多年在中國經商的英國人，書名是：《China Counting》，序言中有一句話讓我深以為然：“西方輿論傾向於認為，中國一直在免費乘坐西方的消費列車，但真實情況是，中國一直在補貼西方。”

魏城（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中國一直在“補貼”西方？》，2009 年 11 月 27 日

中國是全球前十大經濟體中，唯一一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較去年有所增長的國家——這本身就是一項成就。但從2010年起，此項成就的代價應會變得更明顯。例如，今年前9個月的GDP增長中，95%是由固定資產投資貢獻的。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中國2009年的增量資本-產出率 (ICOR)——一個衡量資本支出效率的指標，等於年度總投資額除以實際GDP增長——將不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平均水平的一半。言外之意一目了然。

《金融時報》Lex 專欄  ，2009 年 12 月 07 日

公司在深圳有辦事處，由於工作不算太複雜，員工普遍都是大專畢業，大概等於香港的高級文憑。同等的學歷，在兩地的工資差距雖已漸漸收窄，卻仍然顯著。某些商家，總是喜歡憑此等數據，批評港人工資太高；我則反過來想：不能說內地的工資太低嗎？以下對內地經濟的皮毛知識，也許可作為佐證。

今時今日，中國坐擁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龐大的儲備，是長期對外貿易順差的成果。經濟科的基本知識告訴我們，甲國對乙國貿易出超時，甲國貨幣的購買力應當提高；然而，為了保持出口的競爭力，中國不惜把貨幣匯價壓低（當然，還須美國那部發鈔機配合）。結果是，縱使中國工人提高了生產力，卻由於貨幣沒有升值，他們無法以相同的工資享受更大的購買力。那些在外面賺回來的錢，都給封存到外匯儲備去了；而掌管儲備的，自然就是政府與企業（當然包括國企）了。從以上的觀察，也許可略為修正魏城的見解：應該說是，中國的企業主管，透過壓抑勞動成本去補貼西方的消費者；用俗話說，即是慷了工人之慨。稍有工運意識的人，必然會指斥上述的情況是剝削，此等意見，我不打算評論。然而，政府卻又不是完全把這些利益終飽私囊；它賴以還富於民的手段，不是醫療教育等的福利，而是對重點（國內稱為戰略）企業的補貼：例如石油等的能源，要是欠缺補貼，售價不可能那樣低廉，受惠的，有各行各業，也有平民百姓。

照這樣說，國家即使改革開放了三十多年，社會主義的色彩依然濃厚；搞社會主義，以前要靠壟斷生產器械，現在則要靠壟斷財富，有了財富，政府自然可以指點江山，按自己的喜好投放資源，用俗話說，即是只許周官放火。今年初出台的四萬億元刺激經濟措施，勢必令這個火燒得更旺盛；然而，西方輿論開始認為，中國繼續以資本投資而非擴大內需來帶動經濟增長的話，將會導致產能過剩，屆時由工人賺回來的寶貴資源，都被白費在一些多餘（甚至乎沒有實際用途）的建設上。Lex 專欄的見解，或者是危言聳聽，但國家繼續逃避匯率改革，把累積了的財富還給百姓，並容許消費者更積極參與經濟發展的話，經濟學者擔心的經濟失衡情況，恐怕將在不久發生。

民主的困局

When bad men combine, the good must associate; else they will fall one by one, an unpitied sacrifice in a contemptible struggle.
（譯：壞人聯手時，好人必須團結；否則他們只會相繼倒下，在無恥的爭鬥下犧牲而不獲憐憫。）
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Present Discontents"

這是一件可在任何辦公室發生的瑣事。

早上八時半回到公司，看見附近的蒸餾水機亮起紅燈，表示機內已經沒有水，要更換水樽。許多時侯，換水樽的都是我；這回我決定測試一下，我不換，要等多久才有人肯換。到了午飯時間，水機的紅燈仍未熄滅，直到差不多下午四時，才有同事動身換樽；誰知他完事後，十分鐘內竟然有五個人到水機取水。這五個人，在英語會被稱為 Free-rider ，自己無須付出，便可坐享別人努力的成果。按道理，換水樽是一些公益（對公眾有益）之事，幹了之後，自己得益，別人也得益；但當大家都情願坐享其成時，有點公益心的人不單不會被欣賞，反而會被恥笑甚至責罵。

由以上的瑣事，我們不難瞭解是次政改方案背後的思維。

上述五位不勞而獲的人，總想得到一些「著數」；沒有「著數」，實在很難鼓動港人的心靈。在這個社會爭取民主的人，會像上述換水樽的人一樣被恥笑。民主這東西，縱使沒有港人說不願擁有，但當被問到：「為了民主，你們願意付出多少」時，大家都寧可當個 Free-rider。也許，你會反問：０３年的七一遊行，大家不都是付出了汗水與時間，走上街頭爭取民主嗎？當年遊行人仕的熱誠，無錯是不容置疑的；但激情歸激情，當股市樓市齊齊創新高時，爭取民主的聲音頓時下沉。既然如此，建制中人會覺得，向這群 Free-rider 推銷一個好像有點兒「著數」的政改方案，亦未嘗不可，要是沒有泛民陣營的阻撓，這群 Free-rider 必然不會激烈反對。但稍為有點民主理想的人，都知道「著數」的糖衣隱藏着毒藥；眼前的方案，只會讓擁護建制的人繼續「屈機」；然而，要像０３年般號召那麼多人上街反對，已是不可能了。最近，有人提取以「五區總辭」進行一次變相的公投，然而，這可謂背水一戰，而且沒有勝算。一旦戰敗，泛民不單不會被這群 Free-rider 憐憫，還會被對手毫不留情地蹂躪；即使戰勝了，他們依然無力在議會裏跟對手討價。以上的形勢，確實令泛民陷於空前的困局；原來這個社會的民主根基，竟是建在如魯迅所說「一盤散沙」的 Free-rider 之上。

其實，爭取任何的公益（包括民主），不能不付出代價，問題是，那些代價我們能否付擔。不錯，這場戰爭勝算極微，對支持民主的人來說，的確是個悲劇；但現在再猶豫不決的話，泛民陣營只會如伯克所言般不攻自破。面對時局，究竟應當放棄現時的議席，還是放棄未來的民主發展，相信腦筋清醒的都很快有決定。筆者對「五區總辭」的立場，明眼人從以上的立論必然知曉。

沒有「標準答案」，行嗎？（續）

我認為香港不需要通識教育的主要原因——潘朵拉的盒子打開後，年輕躁動的血液和腦漿是不會容許任何人跟學生們說，香港這個世界的學校，大部分地方都只不過 希望你們乖乖的接收，不要直接而又積極地思考，不要考慮什麼叫做發展空間。因為學生不羈的天空下有很多「危險」，在成人世界中，尤其是成人要負責你們的安 全、前途、未來等等跟他們的「生活」其實很大關係的東西的時候，他們只希望你們在他們認為安全的範圍中學習如何「創新」、如何「獨立思考」、如何「理解世 界」。別玩了，好不好？學校，尤其是名校，要提供的只不過是一個場所，一個要令你們乖乖地上大學的地方，你跟他來真的，去談理念的根本問題？
健吾《名校的中七》，刊於《明報》，2009 年 10 月 12 日

我參與的義工大使計畫，在週末有大型的活動：我們與來自十多家中學，超過二百位學生義工，一起參觀醫院，並由護士長講解精神健康的基礎知識。在開始活動前，學生都要填一份問卷，主講的護士長一再強調，問卷是讓他們瞭解學生對精神健康有多少認識，在完成計畫後，學生會再填一次相同的問卷，以評估計畫成效。誰知這班學生接過問卷後，即時反應竟然是與同輩討論怎樣回答問題，遲遲也不肯交回問卷。我們唯有在旁對學生說，畢竟他們還是首次接觸精神健康，他們對此毫無認識，是十分正常的；這份問卷，只須按自己所知的多寡，如實作答便行了，毋須太在意答錯問題。這時，學生才能停止討論，放鬆地填問卷。這小小的一幕，反映了香港教育（甚至社會）的怪現象。

上述的舉動，也許是學生把問卷與試卷混淆了：試卷是評估考生能力，有預設的答案；但問卷卻沒有（甚至是不能）預設答案，回應者說「我不懂」不單不會被責罰的，還能讓機構作適當調整；然而，回應者不老實作答的話，整個工夫只會是白費，因此學生的舉動，實在有可能誤導主辦者。他們之所以不肯回答問卷，無非是假設它有預設的「標準答案」，既然大家都害怕答錯，便跟其他同學討論，務求大家都能拿高分。諷剌的是，他們正就是新高中學制裏，首批修讀所謂「通識科」的學生；然而，在真正的「通識」精神下，學生不能介意答案是對還是錯，因為所謂的對與錯，只是反映某些社群的價值觀，而價值觀卻可不停轉變，學生要大膽嘗試，才能創立新的價值觀。然而，假若這班學生，連面對一份簡單直接的問卷時，都如此地緊張自己答對還是答錯的時侯，難怪當年教育局要把「求學不是求分數」的電視廣告抽起了。一班依舊迷醉「標準答案」的學生，在畢業後能通到多少的識，實在很難寄以厚望；以上的觀察，恐怕僅是冰山一角。

健吾筆下的「安全範圍」，正就是現今「通識科」以至香港未來發展的金剛箍：所謂的安全範圍，是當權者畫出來的；但假若我們社會那班未來的主人翁，都是因循地用「標準答案」回答一切問題的話，這個社會是創新還是守舊，明眼人一定會知道的。從以上的文筆推測，也許健吾已經預視了最近推出的政改方案，只會讓民主在「安全範圍」內發展。

小啟一則

參與過《信報》的「動筆動思考」計畫後，小弟在《信報》網站內的《信博》亦已啟動，以下是《信博》的網址。

http://www.hkej.com/template/blog/php/blog_index.php?blog_blogs_id=23

以後兩個博客將會同步更新，敬請光臨賜教！

註：特別鳴謝統籌計畫的「大導演」。

稻田上的迷思（下篇）

中國人「他律他制」的人格，是必須由外力約束的 ... 最明顯的外在表現，莫如對口水與鼻涕的失去控制 ... 結果，必須勞駕到政府去用「運動」的方式－－例如，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人民政府的「文明禮貌運動」－－去執行父母在家庭中的功能，而到頭來卻仍然不奏效。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新千年版》第 354-355 頁。

在稻田漫遊期間，天色已漸漸變暗了，我唯有回到祖屋，跟一大班鄉里吃晚飯。一下子，祖屋坐滿了人，有人說天氣還是和暖，蚊子仍會到處橫飛，就從抽屉掏出幾個蚊香去燃點；晚飯過後，大家再閒聊了一會便各自歸家了。到睡覺時，大家總會在床的周圍放下蚊帳，以防蚊子擾人清夢。蚊香與蚊帳，是住在中國鄉郊的人必備的；但是，蚊子之所以滋生，是因為周圍的環境容許它們能大量繁殖；按道理，只要能杜絕蚊子繁殖，村民就無需再用蚊香蚊帳了。然而，他們寧可各自買蚊香蚊帳，也不打算聯手搞好村的衛生。在蚊香與蚊帳的背後，確實隱藏了一些令人不寒而慄的思維。

回到香港後，略略看過食物環境衛生署的滅蚊指南，當中眾多的滅蚊建議，大如噴灑滅蚊油、改善排水設施，小至蓋好蓄水容器、清除花瓶盤裁積水等，都是志在防止蚊子在水上產卵。透過這些治本的方法，蚊患自然迎刃而解；因此環觀整本指南，也沒有教人用蚊香與蚊帳等只能治標的手段。但是，來到中國的農村，情況可完全不同了：蚊香與蚊帳，顯示村民都是「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他們自私的心態，充份地被反映出來。

稍有仁義之心的為政者看見如斯局面，總會覺得看不過眼，他們會推出種種利誘（以公帑興建設施）與威逼（懲治不衛生的行為），務求改善情況。然而，只要為政者的意志稍為軟弱，村民便會故態復萌，情況就如頑皮的小孩子，只要家長一疏於監管便會到處搗蛋一樣。如孫隆基筆下的「他律他制」社會，令為政者很容易變成極權者，監控百姓的一舉一動，以防止有人頑皮搞事；而他們之所以能取得絕對的權力，往往是得到廣大民眾的默默支持。一談到極權，所有如民主、自由、法治等我們自以為很崇尚的價值觀，都被拋在腦後。故此，在故鄉裏發現的那些蚊香與蚊帳，令我再度反思：中國人能發展出西方社會的民主政制嗎？讀者的看法可能有不同，但對我來說，我是悲觀的。

稻田上的迷思（上篇）

中國現在意識到，不能再以污染〔環境〕以達至繁榮 ... 中國明白到，再生能源科技將會是未來的趨勢，並開始對太陽能與風能，建立龐大的內需與出口市場。

托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Have a nice day，刊於 The New York Times A31 版，2009 年 9 月 16 日

週未，伴着老爸與伯父到他們的故鄉探親。他們的故里，雖不算是窮鄉，但肯定是僻壤：下了長途公車後，還須二十多分鐘的車程，在甘蔗田與稻田之間，穿過多少條狹窄又沒有指示的柏油路，才能進村。村裏的人，到今天仍以務農為生，即使其他城市的發展有多蓬勃，故里的變化卻是少得很。整天呆在祖屋裏實在是悶得發慌，因此我去稻田走一趟；在通往稻田的泥路上，多了些數十年前沒有的東西：塑膠垃圾。那些垃圾，是一些村民覺得再無利用價值的東西；問題是，村民不覺得這些垃圾需要特別的處理，任由大自然讓它們自生自滅就罷了。但只要稍有科學知識，都知道塑膠難以被大自然分解，因此這些在路旁的垃圾，可能已被丟掉好幾年了。眼見這個情況，不禁又想起孫隆基博士對中國文化的觀察。

在成名作《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裏，孫隆基借用了弗洛依德的心理學說剖析中國人的性格。弗氏認為，人的成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嬰兒的「口腔時期」，兒童的「肛門時期」，與成年的「生殖器時期」。小孩在年幼時，父母都要替他們穿尿布，因為他們不知道，隨處便溺會影響衛生；慢慢地，父母會教導子女：人有三急時，一定要忍到上了厠所才能便溺。孫氏則把以上的學說申延：「便溺」是種排泄的行為，把我們不要的東西排出體外；按這個標準，吐痰、打噴嚏、倒拉圾等，都屬於排泄的概念。然而即使來到今時今日，國人仍然慣了隨便吐痰和丟拉圾，以致在歐洲某些旅遊景點，當局竟樹下以中文寫成的「嚴禁隨地吐痰」等的警告板。好了，現在個個都談所謂「文明」，這些壞習慣也在漸漸改善了；然而，那些大量的生活廢物，又有否妥善處理好呢？從新聞報導中，我們知道這些廢物，許多時都是不加任何處理，直接被排到大自然裏的；這樣的話，根本與亂拋垃圾無異。在稻田旁的小路看過的光景，其實僅是冰山一角。

寫下暢銷書《世界又熱又平又擠》的弗里德曼，經常遊走中國的大小工廠；他對中國的環保事業寄以厚望，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我跟公司的採購部開會時，也得出類似的結論。然而，若果國人仍無法脫離孫隆基論述的「肛門時期」的話，即使中國生產的環保設施有多先進，也是得物而無所用；屆時，在我腳下的那些垃圾，依然會留在這條小路上的。憑以上的觀察，我對下個月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全球氣侯變化會議，真的不敢寄以厚望。

藏在八十八樓的真相

[The] truth is incontrovertible. Panic may resent it, ignorance may deride it, malice may distort it, but there it is.

譯：真相是無可置疑的：恐懼會憎恨它，無知會嘲笑它，惡意會扭曲它，但它仍然是真相。

邱吉爾 (W. Churchill)，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七日在下議院演說的節錄（註：當時他並非首相）

（週未不幸抱恙，因此晚了寫文。）

最近，香港某個位處半山的樓盤，成為城中熱話；除了呎價破紀綠之外，它的層數更是耐人尋味。發展商辯稱說：層數是應市場需求而設。姑且不談理由是否充份，但所謂無風不起浪；國人近年對四、十四等的數字，確實顯得越來越敏感，故此不少近年落成的房產，都刻意地剔除這些的層數。表面的解釋，會說「四」與「死」諧音，國人感到「不吉利」，才有以上的現象；但再深一層看，我們將會有更有趣的發現。

年初時，筆者曾經撰文，評論國人逃避死亡的慣性。我們都清楚，眾生皆有離世的一刻，這個鐵一般的事實，是適用於任何生物的「真相」。如邱吉爾所言，「真相」往往是令人感到不快的；故此，缺乏勇氣的人，在「真相」面前反而會感到畏懼，並拼命逃避。按以上的推論，那些極力追求「好意頭」的人，彷彿也是害怕「真相」的。為免民眾因為知道真相而恐慌，那些專門揭露真相的工具，如電台、電視、報紙、出版、教育機構、社福組織、甚至藝術團體等，非由當權者牢牢操控不可；當權者還會苦口婆心地說，一切都是為了人民好。慢慢地，在一個不斷迴避真相的社會裏，每個人在社會裏只懂談空話與謊話，那些猶如童話故事《國王的新衣》裏，斗膽揭露真相說國王光着身子的人，反而會被其他民眾責罵或嘲笑。在西方社會眼中，東方社會以上的習性，實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據說，這個聲稱八十八樓（實際只是四十多樓）的單位，已經覓得買家了。不清楚將來單位的住客，在八十八樓上能否有以上的領悟。

（註：不知何解，近日的文章都是環繞生與死為主題；但既然這是眾生在潛意職裏至為關心的命題，以它為立論作評論亦未嘗不可。）

最深層的「悶」

（此篇是《「悶」是什麼》與《寂靜的聲音》的重寫）

「好悶啊！不如出街 HEA 下啦！」

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我們難免會慨嘆生活苦悶。悶，驅使我們去找事情幹，以圖暫時忘記它；然而不少時侯，各式各樣解悶的活動，都未必是我們甘願做的。俗語說「兩害相衡取其輕」，這樣看，似乎我們寧願做些沒意義的事，也不願意讓自己悶。「悶」字的意像，是一顆被關在「門」內的「心」；瞭解這個「心」為何要躲在「門」內，也許就能找尋「悶」的根源。

不管我們幹什麼去解悶，其實都是尋求一切外來的刺激；這些刺激，通過我們的感官與神經系統（亦即佛家說的「六根」）進入大腦，從而令我們能感知這個世界。深一層看，以上的感知能力，讓我們確知自己存活，沒有它，我們還可靠什麼證明自己仍然活著嗎？來了這個關口，我們對生與死的執着自然會被觸動。所謂的悶，是種缺乏外來新鮮刺激的環境，沒有刺激，我們形同喪失感知世界的能力；那時侯，上述的「生死執着」，就會如猛獸般撲向我們，我們的「心」為求自保，就將自己關在「門」內，並用盡方法尋找新的刺激，希望借它們來逃避「門」外的猛獸。從以上的觀察，不難領悟到一切的解悶方法，極其量只可暫時麻醉我們對「門」外那頭猛獸的恐懼；諷刺的是，我們越是迷醉於感官上的刺激，「門」外的野獸只會變得越兇猛。這個現象，正是存在於我們心裏最底層的「悶」了。

黑澤明遺作《生きる》中患上未期胃癌的主角（志村喬飾），也曾跟隨某個潦倒的作家花天走地，結果酒醒過來一切依舊，越是墮落越是失望。唯有勇敢地正視這種執著，我們才能免於淪為感官的奴隸；做回感官的主人，才可體會生命的真義。

畢先生與古先生

The social dominance of the gentry class meant that even such potentially disturbing inventions as ... printing (invented 756) ... were kept under control and used simply to strengthen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 Printing, for example, widened the circle of Confucian literati; it was not employed to bring unorthodox novelties to public attention as happened so dramatically in Reformation Europe.

譯：仕紳階層對社會的壟斷，逼使如印刷術（發明於７５６年）等的發明受到嚴密監控，只能用作鞏固現有的社會秩序。以印刷術為例：它僅僅擴闊了儒家文人的圈子，而沒有如歐洲在宗教改革時期那樣，用作宣傳有違傳統的新思想。

William H. McNeill, A World History, Chapter 15

世界最大規模的法蘭克福書展，今屆邀請中國為主賓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應邀出席開幕禮。事件引發的種種紛爭，大家可參閱各大媒體的報導（當中德國之聲最為全面），筆者不打算重覆 （當然，某些地方的媒體，必然會隻字不提）。在文化歷史的層面上，卻有重大的象徵意義：十一世紀時的宋朝，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的技術；四個世紀後，德國的古騰堡把這個技術發揚光大。今次書展，可謂畢先生與古先生的一次跨世代交流。然而，印刷術僅是一種工具，東西方的人如何利用它，深遠地影響了兩個社會日後的發展。

先說古先生：他的發明問世後百多年，歐洲爆發了宗教改革。路德 (Martin Luther) 等的教仕，試圖打破羅馬教廷壟斷信仰的局面；其中重要的一環，就是把聖經由只有神職人員才懂看的拉丁語，翻譯為大家都懂看的語文，像德語、法語、荷蘭語以至英語等；於是乎，人人都可以是解經者。古先生的發明，加速了知識的傳播與變革的步伐；繼後，沒有歐洲人能以語言的優勢去壟斷知識，知識透過語言得到普及之後，歐洲文明便開始興起，進而在後來的數個世紀間，征服其他的文明。然而，當同樣的發明來了畢先生的手上，情況就剛巧相反了。

筆者曾引述余秋雨的演說，指自己在幼年時，全個村莊只有媽媽一個人懂寫字。舊時的東方社會（不僅中國，日本也是如此），懂字的人固然不多，懂八股、文言等書體語的人則更少。由書體語寫成的各類典籍，普通黎民百姓根本不懂看，除非有懂看的人願意教他們。有了畢先生的發明，理應有利知識的傳播；然而，《商君書－弱民》有云：「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掌握相關知識與技術的階層，為了宣示權力的正統性，自然不打算教化這一大班目不識丁的人，他們不能增進知識，自然會繼續接受自己的管治。結果是，由北宋到國共政權易手的八百多年間，國人居然沒有利用畢先生的發明普及知識，使一個號稱有三千年文明的地方，來到二十世紀中葉竟然有九成人是文盲；更糟的是，文盲問題，竟然是要等於列強入侵，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時，國人才醒覺是大問題。史學家 William McNeill 的見解，可謂一語中的；原來「鴉片戰爭」的勝負，早在畢先生與古先生之間的比併中分出高下。

歐威爾 (George Orwell) 曾在短文 Prevention of Literature 中指出，獨裁者可以包容傑出的科學家，卻不能容忍出色的文學家。用這個標準，量度這個社會是否主張獨裁，大家都猜得到結果吧！

寂靜的聲音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Simon and Garfunkel, The Sound of Silence

（休想一星期，腦海裏總是想着別人覺得很奇怪的問題。）

有否試過，獨個兒在家時，即使沒有特別事想做，也得要扭開唱機、電視或電腦，務求打破室內的寂靜？奇怪的是，外面的世界已經是十分嘈雜了，難得在家裏尋回半點清靜，為何又要親手打破它呢？不錯，外面的大多都是噪音，回到家裏，可以隨心所欲，選擇喜歡聽的聲響；但聲響僅是物理現象，我們喜歡與否只屬主觀的判斷。看來，寂靜似乎是難以忍受的。

眾所周知，外間各種的聲響，都是透過我們的耳朵與聽覺神經進入腦袋，我們才能得悉聲音的存在。只有生物，才可對外來刺激有反應，這種反應，可以說是生命的印證。假使刺激完全消失的話，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去確認自己仍然活着嗎？缺乏刺激的寂靜環境，迫使我們面對生與死問題，為了消除這種壓迫感，我們才會刻意製造聲音去打破它。拙文《上帝已死》，指出生死之執著是眾生皆有的苦，要脫離，唯有勇敢面對寂靜，最徹底的寂靜，就是佛陀說的「涅槃寂靜」，所謂的涅槃，正是超脫生死的狀態。

禪宗一個著名的公案：單手拍掌的聲音是什麼？我只能說：這種聲響，用耳朵是聽不到的，只能用直覺（佛陀說的「自性」）去感受；你能確切地感受寂靜的聲音的話，恭喜你，你離解脫之門不遠了。

「愛國」的假象

共和國甲子慶典，坊間都談論所謂「愛國」情操。然而，國人口中的「愛國」，與西方人談的 Patriotism，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

最近在一本關於日本明治維新的英文書裏，看到一幅當時小學生上學的相片：在黑板兩旁各有一幅漢字的書法，一邊寫了「忠」字，另一邊寫了「孝」字。數十年後，國民政府退守美麗島，在規劃臺北市時，也要在市中心弄一條「忠孝路」。不錯，「愛國」一詞，其實只是流行了十多年，在此之前，東方人只會談「忠孝」二字。「忠」者，大家的對象可以不同，例如梅蘭芳，在日本侵華時期，即使生活拮据也拒絕上台表演；他的行徑，並非表示認同蔣介石政權，而是對自己的民族盡「忠」。然而「孝」又如何呢？

「孝」，原本是針對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但以家庭的「孝」道套入政治裏，問題就來了：「孝」，是一種不對等的關係，上層的人擁有絕對權力，下層的人只有唯命是從，下層的人試圖質疑上層的決定，會被視為不「孝」，例如上層的人在傾力歌舞昇平迎國慶之際，蕭建生竟敢出版《中國文化的反思》一書，自然會被認為對在上層的治國者不考不忠，因而被禁止在國內出版。說白一點，中國式的「愛國」，其實只是「孝道」的代名詞。

（註：余曾在一月寫過一篇關於「孝」的散文，讀者可按此參閱）

今時今日，香港人竟然不時稱中央政府為「阿爺」。以上觀點，又一次引證吉卜林的明言：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雙方永不能相遇) 是正確的。

人．情．戲．文章－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註：此篇是回應徐詠璇的演說）

徐詠璇與我們交流之後的翌日，龍應台教授在港大舉行新書發佈會。整個發佈會，正好集結了人（書中的人物）、情（教授對上一輩的情）、戲（會中放映的採訪片段）、與文章，錯過了的朋友，可以在網上重溫（註）。

教授的新著作，題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個年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分水嶺，要是某些關鍵事件沒有發生，教授也不會在臺灣出生與長大。一個甲子過去，教授帶點兒自嘲地說，要以失敗者後代的身份回顧那個時代。她口中的失敗者，自然是父母親那一輩的人；然而，失敗者這個身份，決不是他們願意背負的。當然，說他們完全無需負責是不對的，但在紛亂的時局裏，他們都是小得不可再小的人物，能逃過戰火的吞噬，本身不就是一種勝利嗎？來到今時今日，兩岸都開展了三通；然而，這條隔開成功與失敗者的界線，是否已經消失呢？單看新書的封面上，藍色與紅色之間的裂縫，已經隱藏了作者的答案。

教授說以身為失敗者的後代為榮，表面上是自大，但實情剛好相反：常言道，人容易被勝利充昏頭腦，換句話說，失敗者往往較為清醒。他們格外看得清楚的，是其他人的傷痕，因為自己都是過來人，特別容易感同身受。面對傷痕，許多人會選擇逃避，但教授走遍大江大海，以尊重與謙卑之心訪問一些倖存者，聆聽他們訴說每段有血有淚的經歷；教授細心地打開每個封了塵的記憶盒子，把它們的內容好好記錄下來。今日，縱使表面的傷痕已經痊癒，但若果我們只願叫大家忘記過去的痛苦，而不像教授般去探究傷痕來源的話，難保我們的後代，不會犯上相同的錯誤。曾在德國生活，並以德國人為丈夫的龍應台，對此可謂感受最深。教授的新作，填補了中國近代史的一點空白，令它更為完整。

所謂「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悲歡、離合、陰晴、圓缺，其實都是相對的價值；沒有悲、哪有歡，沒有離、哪有合。只懂看歡欣而不面對悲傷的人，實在是不瞭解人性的。在國慶與中秋之時，我們在觀賞過璀璨煙花、精彩表演之後，不妨找個安靜的角落坐下，泡一壺清茶，細閱教授的新書，替無數曾辛勞地種下了大樹，讓我們乘涼的無名烈士燒一柱香；但願他們在九泉之下，能脫去勝利或失敗者的標籤，互相重逢與團圓。也許，這才是中秋節的真正意義。

(註：重溫發佈會的盛況，可進入此網站)

「我」是什麼？

（註：這篇是《生命中不懂承受的重》的續寫）

假如你聽見有人問「我是什麼」時，大概你會覺得他的精神有點兒問題；但請留意，我是刻意把「我」字加上引號的。今回我想探討的，是「我」這個概念：對一般人來說，「我」即是自己的身體與意識；然而，看畢拙文之後，閣下也許會有所懷疑。

先說身體：是由多如恆河沙的細胞組成；構成細胞的，是各種原素的原子（例如碳、氧、氫、鐵、鈣等）；而每個原素的原子裏，則有質子、中子、電子等的次原子粒子 (Subatomic particle)。 假如我們相信宇宙大爆炸理論 (Big Bang Theory) 的話，這些次原子粒子在大爆炸的一刻已經在這個宇宙裏存在，經常億億萬萬年的演化後，才會來到這個身體裏，成為它的一部份。固此，由這些原子組成的身體，是否真的屬於自己，實在值得商榷。

好了，正如我上篇所說，有身體但沒有意識的東西，是沒有生命的，欠缺生命，自然就沒有「我」的概念。意識者，即是流動在我們神經系統裏的電流；科學家會說，我們將近出娘胎之時，神經系統就發展得七七八八了，因此表面上，我們的意識是由父母賜給我們的。然而凡事有果必有因，我們由最初只是一粒微小的受精卵，再發展為胚胎、嬰兒、小孩、以至成年，全都是靠藏在我們細胞內的基因控制，而組成基因的，是通常被簡稱為 DNA 的「去氧核糖核酸」；換言之，其實也是由各種原素的原子組成，與我們的身體其實沒有分別。我們之所謂有意識，也許僅是在成長過程中，某些物質在化學反應之下釋出能量，再被載入神經系統裏而已。

我很清楚，自己不是醫生，不知道以上的推論是否正確；然而來了這裏，「我」的概念開始變得糢糊，因為縱使我們只有數十年壽命，但構成「我」的原素不僅一早已經存在，到了「我」百年歸老之日也會繼續存在。環觀各種宗教，唯獨佛教有「無我 (Anatta)」的主張，難怪身為虔誠基督徒的愛恩斯坦，也對佛教哲學另眼相看。

真正的學習

對上六個星期四，我都要去參加「動筆動思考」，地點是位於北角的港大專業進修學院；近年，類似的學院，在香港以至中國都愈開愈多。我參與的是文化組，想必有一些組員對這股「專業進修」的風氣有點兒保留。然而，此類進修課程既然都是自負盈虧的話，校方必定是基於某些需求而開設的。現在，讓我們深究這種需求到底是什麼。

坊間談的所謂「專業進修」，泛指一些教導某些技能的課程，例如外語、商貿、工程等；理論上，學員修畢課程，應該可以掌握某些技能，在外面能多賺一點兒的錢。假若以上的推論是對的話，「專業進修」與學習謀生技能，實在沒有分別。謀生，是攸關生死的課題；在這個關口，人的思維會被恐懼佔據，並本能地處於作戰狀態，能夠逃走的就逃走，不能逃的話就唯有戰鬥，戰敗的話，便要學新的技能，直到戰勝為止。問題是，在恐懼的主宰下，人的心胸會變成狹隘，只會專心令自己脫離恐懼，其他事情可以一蓋不理。固此，這種視野被局限的進修模式，是否真正的學習，實在值得商榷。

在「一切以搵食至上」的東方式社會裏，人們很容易墮入以上的陷阱而不自覺；補習社、進修學院、培訓中心之可以開得成行成市，都是拜以上的恐懼所賜。當然，不少人寄望「三三四」學制可以改變以上現況，但如果我們只顧從硬體著手（例如加入所謂的通識科），而不去觀照以上的恐懼的話，這些寄望是否只會流於空想，大家都猜得到吧！

老爸的掌摑

（註：此篇原訂是用來回應徐詠璇的演說的，但因為在週日突然想到一個更好的題材，故而先把此篇登上博客內。）

「你給我聽住，女兒。你以後別再跟那個姓潘的胡混了！」
「老爸，你有什麼資格講我啊？」
「你說什麼？」
「昨晚你不又是瞞着媽媽，去了尹姨姨那裏嗎？」
「你．．．」老爸頓時怒火沖天，狠狠地掌摑了女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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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節，並非來自任何小說或劇作；然而總是依稀覺得，不知在哪齣粵語殘片裏看過相似的一幕。老爸的秘密被女兒道破，是張力之所在；有趣的是，許多時侯這些所謂「秘密」，劇中人早就知曉了，只是大家都不掛在口中而已。不管是老爸還是女兒，都有自己秘密；問題是，在國人的傳統裏，子女該知道什麼，不該知道什麼，家長絕對有權定斷。在這個不對等的關係下，難怪捱打的是女兒而不是老爸了。

應用上述的推論，我們不難理解最近香港記者在新疆的遭遇：縱使帝皇時代已去，國人仍喜歡視官員幹部為「父母官」；既然是家長，當然可以決定百姓可以知道什麼。然而，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總是喜歡揭露一些官員不願給百姓知道的「秘密」。在家長與官員眼中，這是頑皮的行為，必須立即阻止；結果，香港的記者就像上述的女兒一樣當災了。再深入分析，從家長的角度看，子女揭秘的行為，是在試圖侵犯與挑戰他們固有的權力，猶如上述的女兒，質疑老爸干涉自己戀情的資格一樣。故此，官員指控記者「煽動鬧事」所指的事，其實並不是大家肉眼看得見的街頭騷亂。

粵語殘片，大部份人都覺得是悶蛋，但其實它們捕捉了不少中國傳統的人倫價值觀；只要細心解讀，隨時可以用來剖析現代中國的國情。

上帝已死？

（註：此篇是回應李焯芬教授的演說）

李焯芬教授演講的地方，是個有冷氣開放的課室；冷氣機的功能，在於控制室內的溫度與濕度，令裏面的人覺得涼快。但久而久之，我們就變得依賴；當眾人都依賴冷氣機時，大家就會忘記室外潮濕悶熱的天氣。宏觀點看，冷氣機其實是人類發展科技的眾多發明之一；如教授所言，科技的目的是令人類「離身苦」。問題是，「苦」的根源在哪兒呢？在上述的例子，「苦」似乎是天氣，但深入再看，天氣僅是一種狀態，只是人類覺得某種天氣不舒適，才發明冷氣的；因此，真正的「苦」其實是我們的感覺。既然感覺是與生俱來的，我們即使用盡一切科技去試圖脫「離」它，它都像我們的影子一樣揮之不去。易經有云「亢龍有悔」，當我們意識到科技不能解決我們所有問題時，也許該稍稍退後一步，反思一遍上述的「苦」。

我們既然是生物，生是我們渴望的，死是我們害怕的；為了生，人類運用了科技，務求讓我們活得好一點。然而，死仍是無法避免的，所謂的科技，極其量只能令我們暫時忘記這份苦楚，正如喝過廿四味後，總要吃一顆嘉慶子中和一樣。上段所講述的「苦」，正是這份對生死的執著；科技的發展，某程度上是把「苦」的感覺麻醉了，我們沉迷了的話，就不能領會生命的真正意義。教授談及過的「四諦」，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確認上述苦的存在，謂之「苦諦」；瞭解苦是由執着所致，謂之「集諦」；悟出脫離執着的真理，謂之「滅諦」；以八正道實行這份覺悟，謂之「道諦」。來了這裏，科技與宗教，就像太極的陰與陽般互補不足，缺一不可了。

愛恩斯坦曾說：缺乏宗教，科學會站不住腳；缺乏科學，宗教會令人盲目 (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此話的後半部，相信大家都清楚明白；但前半部，也許需要點兒解釋：教授曾說，科學是客觀求真；然而，何謂客觀？什麼是真？《六祖壇經》有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我們的意識沒有動，又何以得知風動或幡動呢？判斷事物真假的最終參考點，其實只有每個人的心，用科學說，即是感官神經系統。換言之，判斷必然是主觀的，把眾人的主觀集合起來，就變成了客觀；我們的心有任何成見的話，所謂的「真」或「客觀」就變得站不住腳。此時，又要回到佛教的「如實觀」，徹底放下成見，才可洞察萬物的因果；達到如此境界，不就是像科學家般，瞭解萬物的本質嗎？

回想納粹黨在屠猶時，提出了不少客觀與科學的論據，但在它們背後，隱藏着非常主觀的妄念。身為猶太人的愛恩斯坦，對此可謂感受最深，因而會在一個「上帝已死」的年代，提醒世人不要從迷信宗教走向迷信科學。也許正因如此，他才能成為近世最偉大的科學家。

誰還有資格擲石頭

（註：此篇是回應林沛理的演說）

屈指一算，劉德華打滾在娛樂圈已超過二十年了，但時至今日，我們依然稱他為「華仔」，彷彿在我們心目中，他仍是個初出茅蘆的小伙子。宏觀點看，「華仔」、「基仔」、「小方」、「小豬」等的渾名，充斥着華語的影視界，縱使這班男仕已經七尺昂藏，但此等稱號卻在暗示他們還是乳臭未乾，既然如此，就不宜談婚論嫁了。再看女藝人，情況都是大同小異：骨膠原、肉毒菌、美白精華、瘦身美肌療程通通使盡（只欠李碧華筆下的餃子），令年過三十的女仕可以繼續扮「o靚妹」，一旦被問有否拍拖，她們一蓋迴避不答。在這種環境下，難怪劉德華的婚訊會鬧得滿城風雨了。

劉先生身為萬人迷，絕不可能把感情生活完全保密；他之所以隱瞞，一定需要很大的誘引。我們嘗試從以上的觀察，分析箇中因由：華語藝人，不管是男是女，都致力塑造一種「永遠長不大」的形象，就像告訴大家，自己是白壁無瑕的「孩子」。對此等形象最受落的，當然是「家長」一輩了，這些「家長」，或是幕後的大老闆與經理人，或是長期擁戴他們的「粉絲」，或是傳媒高層與記者，間中甚至是政壇中人。做「家長」的，總渴望「孩子」聽教聽話，順從自已，逗得「家長」們歡喜的話，各式各樣的紅封包自然會流到「孩子」的口袋裏；公開婚訊前的「華仔」，可謂這種好孩子的典範；原來懂得像「孩子」般賣弄純情與天真的藝人，是可以賺大錢的。這種「家長」與「孩子」的關係，其實是中國傳統家庭倫理觀的伸延。

問題是，在這種倫理關係裏，「家長」擁有絕對的權力，「孩子」即使有不滿都只能啞忍；劉德華的處境之所以難堪，皆因公眾排山倒海地充當「家長」去訓斥他，而他卻永遠都只是「孩子」，有冤也無路訴。說穿了，原來這個社會的人，一旦遇到爭議，都爭相站在「家長」的位置，佔據高地後，就把對方貶低為「孩子」，以強權施壓迫使對方就範；劉德華的例子，更引證了懂得施壓的並非只有政府或當權者。一談到施壓，所有我們自以為很崇尚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包容等的價值，都被拋之腦後；漸漸地，一個高壓社會 (oppressive society) 就形成了。可悲的是，若果以上的立論是正確的話，我們即使搞多少次革命，推翻多少個欺壓人民的政府政黨，在高壓社會下誕生的新政權，為了自身利益，必然繼續高壓統治人民。要打破這個循環，除了先改變這個社會之外，還有其他方法嗎？

當然，改變社會形同愚公移山，但做任何事總需要一個開端；耶穌曾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約望福音８：７）；把石頭放下，但願我們就能踏出這一小步。從娛樂圈一件小事，悟出了政治的大議題，動筆動思考的精神，也許就是這樣了。

破

（註：此篇是回應張信剛教授的演說）

張信剛教授在演說中，從文化的承傳與反思講到創意思維。我即管嘗試把整個話題的精髓，以中文的「破」字為撮要。

破，即是推陳出新

「破」，不論是粵語或是普通話，單是發音都感到一股爆發力，象徵一些固有的東西被毀壞了。「破」，像是由「有」變成「沒有」，因此是一種狀態的轉變。舉個例子：博爾特 (U. Bolt) 最近在世界田徑錦標賽中，在一百米跑決賽中刷新世界紀錄，在他衝線的一刻，舊有的紀錄被打「破」了，換上新的紀錄。這裏一說，「破」代表了新舊的交替，所謂創意思維，不就是要這樣嗎？

當然，要做到「破」，阻力可以很巨大，但歸根究底，主因都是源自內心的恐懼，害怕「破」了以後會變得不安定，不知自己能否適應轉變，也不知自己利益有否受損。要對付，必須要戰勝恐懼；因此要談創新，在談軟體硬體怎樣配合之前，我們定要拿出「破」的勇氣。這種勇氣，在西方歷史中屢見不鮮：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致工業革命等，歐洲人彷彿意識到，政治、經濟、宗教、科學等的範疇都有相互影響，要創造新的局面以造福人民，改革必須是全方位，不能預設任何局限的。反觀東方社會，似乎仍未瞭解這個道理，以致經常把改革精神放在鳥籠裏。

破，也是自我反思

創新過後，舊的事物自然失去了功用，也許有人視它們為垃圾，打算丟棄它們；但畢竟它們是先祖創造過的東西，因此也是我們歷史的一部份，只要好好保存它們的話，豈不就成為我們的文化遺產嗎？當今我們認識的這些遺產，多數都是反映璀燦的歷史，但某些卻是顯露人性的醜惡：發生過集體屠猶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曾輸出無數非洲黑奴的戈里島 (Île de Gorée) 等，都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列為文化遺產。也許，大部份人會擔心，張揚自家的醜事，會給其他人看扁；因此在文化的承傳上，都傾向隱惡揚善，某些不光采的事，只會輕輕帶過就算。然而這種心態，不單無助後輩學會歷史的教訓，別人更會認為我們不願意反思，令我們在世間失去說服力。要扭轉局面，定要把上述的擔心消除，所謂擔心，其實也是一種恐懼，要戰勝它，不是又回到上節「破」的精神嗎？

反省與創新，其實是同出一源

因此，自我反省與創新精神，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質卻是同一枚銀幣的兩面：勇於反思的人，自然能看「破」先祖遺下來的價值觀，並懂得怎樣從中取捨，以適用於現在與將來的環境。然而，光是觀察是不足夠的，還要以實際的行動，「破」除有害的思想與制度，讓新的思維漸漸浮現，若它們仍然有害，就要繼續「破」除，以求盡善盡美。最後，不管那些舊事物是好是壞，我們都好好保存，把歷史的真相留給後輩，並教導他們要繼續反思與創新，延續「破」的精神。這樣，文化的承傳才算是徹底，懂得這些道理的文化，不論它的內涵如何，也會是世人的榜樣與模範。

張教授創立的「Ｃ＋＋」理論，強調要發展中國文化，就必要對文化反思；他的立論，彷佛暗示中國人不善於反思。只談創新而避談反思，其實是把文化發展放進鳥籠；要勇於「破」開這個鳥籠，中國文化才能在世界振翅高飛。

The Terminator of Hong Kong

（註：此篇是回應陳雲先生的演說）

我家在沙田，偶爾會到吐露港旁緩跑，每逢週未，總看到一隊穿制服的人在巡邏；他們不是警察、不是民安隊、更不是消防處的救謢員，而是小販事務隊。印象裏，在鬧市中碰到小販事務隊的機會，比碰到警察還要高，彷佛告訴大家，小販比劫匪更十惡不赦；現在，他們連偏遠的單車徑也不放過，誓要對全港所有小販殺無赦。

最近，擦鞋匠李伯的遭遇，再度引起公憤：按法律，李伯的攤檔確實是違法經營的，但畢竟它都存在了十數年，政府卻等到現在才執法，其效率真的值得商榷；加上李伯年時已高，手無寸鐵，卻被執法人員重重包圍，彷彿把他當成通緝犯看待。執法人員在事件中，猶如一群冷血的機械人，只懂按指令辦事，不理會現場情況。再深入分析，這些「機械人」所執行的，是某些法律或政策，它們之所以存在，一定是按以前的社會狀況制訂的；然而任何法律或政策，就如電腦程式一樣，總會因時移世易，漸漸與社會現況脫節，如果屆時當局仍要堅持執法，而不去更新程式的話，就會被批評為不近人情。上述的情況，其實暗示官員與執法者沒有主動體察與聽取用家的訴求，彼此缺乏溝通與交流，以至在撰寫與執行政策時，可以完全不考慮用家的需要與感受；說穿了，是他們的思維變得封閉，感覺變得麻木。小販政策，其實只是個引子，其他的，由保育、運輸、房屋至教育，也出現相似的狀況。假若我們的公僕，都變成了沒有思維與感情的「機械人」的話，即使再聘請多少精英當局長與助理，或搞多少場答問大會與公眾諮詢，也休想能挽回民望與威信。

今年初，徐悲鴻末代入室弟子、中國油畫大師龐均在香港街頭寫生，七天內竟然三度被驅趕；對於即將要建西九文化區的香港來說，真是天大的笑話。數年前，胡恩威已經察覺這個問題，並寫了名叫 Destroy HK （《消滅香港》）的書；我則認為把 Destroy 改為 Terminate 會更貼切：小販事務隊、商場保安、市建局以致領匯等，都是眾多港式 Terminator 的一份子，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殲滅小販、殲滅街頭藝術、殲滅舊建築、殲滅小商戶、殲滅鄰舍關係、殲滅公眾空間、.... 最終，就是殲滅有靈性的香港人，令香港變成「機械人」的世界，與電影情節一樣。

也許，這班 Terminator 在收隊後，會回頭說句：I'll be back。

西九的示範單位

（註：此篇是回應鄧永鏘爵士演說的）

又熱、又髒、又擠，這樣形容週未的旺角街頭，最適合不過。那怕三十六度酷熱高溫，兼而時刻受淋漒水威脅，也阻擋不到大家上街的興致。

中環、銅鑼灣、尖沙咀等地，不是來得太高貴，便是拈了太多外國人的氣；唯獨旺角，完整地濃縮了香港普羅大眾的生活文化。它整個社區是由街道組成，既然街道不是私人地方，只要守法，大家做什麼也可以；街道縱然非常狹窄，作用卻如公眾廣場一樣。在西方國家，公眾廣場是沒有人刻意管理的，它就像一張白紙，容許大家塗上各種色彩，許多廣場，如今都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回到旺角，西洋菜街的行人專區成立後，這張「白紙」也隨即變大了；大小政黨、藝團、NGO 等，都走上街頭爭取曝光，令這個「廣場」更添活力。可以說，旺角猶如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圖，好的、壞的、美的、醜的，都毫無修飾地展露給大家看。因為有每位港人的參與，才能令旺角成為一件有靈魂的文化藝術品。

回到西九文化區的議論，假如我們認同它是要展露本土文化特色的話，上述街頭的現況，可謂最好的示範單位了。旺角街頭之所以璀璨，全因沒有人主導經營；發展文化藝術，也要本着相同的信念，因此，硬體建設反而是次要，最重要是有一顆開放與包容的心，讓每個藝團自由地各展所長。但諷刺的是，西九項目之龐大，一定要有人管的，一談到管理，便會產生諸多繁文縟節；某些創新或具爭議的項目，一但未能符合某些要求，都會被拒之門外。在「紅帶」充佈的官僚制度下，藝團失去了發展的主導權，創意也被扼殺。屆時，西九文化區與那些偶爾在週未有表演看的大型商場，根本沒有分別，即使內裏設備再先進，也只是個沒有靈魂的空殼。如何維護藝術發展的自由度，將是對管理局以致 整個文藝界的最大挑戰。

最近，西九管理局要重新招募行政總裁，小弟在此斗膽誠邀有意應徵的人仕，參觀上述的文化示範單位。當然，要把整套文化搬進去是沒可能的，但至少也該在欣賞過這幅清明上河圖後，意識到文化是一門「一管就死」的事業。將來的西九，不僅是一個藝術場地或地產項目；懂得放膽讓藝術人自由發展，才可將西九變成令港人引以為傲的傑作。

「純真傳說」還在嗎？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一名警員在群馬縣替日皇裕仁的坐駕開路時，無意中在某個應該向左轉的路口向前直駛，行程因而略受影響。七天後，該名出錯的警員自殺身亡，縣長與所有重要官員都受到訓斥，縣內所有警察要停薪兩個月，宮內大臣受到國會猛烈抨擊。
譯自 Herbert P. Bix，《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第 197 頁

說真的，縱使聽了日文歌超過十年，筆者一直都不是酒井法子的「粉絲」。不錯，她樣貌甜美，而且形像清純健康；在一眾「電車男」心目中，她簡直是位十全十美的伴侶。但是眾所周知，娛樂圈是個名利場，完全地天真與傻的人，根本沒本事可在圈內打滾那麼久。說穿了，酒井之流的女藝人，其實都是在賣弄純情；典型的港男，會這樣解釋：「梗係啦！咁樣 Sell 得嘛！」；市場經濟下，有需求就自然有供應。其實不僅是日本，整個東方社會的人都有某種信念：不管是政客、學者或者明星，凡所有公眾人物，都應該是社會的楷模；故此，他們都要保持白璧無瑕的形像。因此不論是香港的衛詩，還是日本的酒井，一直被發現藏毒，東方社會都會判她們死罪，令她們永不昭生。

猶記得一年前的京奧開幕式，西方媒體對籌委會安排代唱覺得很詫異：幕後代唱的小女孩，外貌倘算端莊，要她站在台上高歌，絕對不是難事。然而，東方社會的人，為了向世界展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決不容許在這個世界矚目的表演中，露出半點瑕疵。於是乎，他們寧可拿一位更漂亮的女孩站台充當洋娃娃，也不准真正的歌手以真功夫示眾。早於二千多年前，在雅典城邦內上演的肅劇 (Tragedy)，已經教導我們人性是沒可能完美的；但是在東方社會，人們情願把不完美的東西都掩飾掉，也要說人性是完美無瑕的。就這樣，東方人習慣了凡事都弄虛作假：君臣假道德，商賈假誠實，兒女假考順，朋輩假信用。一個滿佈虛話謊話的「純真傳說」，就這樣在東方誕生了；酒井的遭遇，則成為這個傳說內一段小小的悲劇。

公平點兒說，西方社會也有賣弄純真的女藝人，但在西方公眾眼中，她們都被貶稱為 Dumb Blonde（頭腦簡單的金髮美女）。一個迷醉於由一群 Dumb Blonde 型造「純真傳說」的「電車男」社會，竟然常常說要與國際接軌，究竟有多少說服力，大家都心知吧！

向「禁毒」說不？

By any sensible measure, this 100-year struggle has been illiberal, murderous and pointless. That is why The Economist continues to believe that the least bad policy is to legalise drugs.
根據任何合理的標準衡量，這次花了一百年的（禁毒）鬥爭是充滿血腥卻徒勞無功的。本刊因此繼續認為，把毒品合法化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How to stop the drug wars》，刊於 The Economist，2009 年 3 月 5 日

毒品問題，今年在這個「國際都會」鬧得滿城風雨，就連日理萬機的特首，也要親自督導禁毒工作。從醫學角度看，毒品確實是危害健康，當局要取締，說是要保障市民安全，其目的是無可口非的。然而仔細一想，危害我們健康的東西，又豈止毒品呢？比方說汽水，幾乎所有醫生與營養師都認為它含太多糖份與添加劑，長期喝會導致痴肥與糖尿病；按照以上標準，如果當局要立法取締汽水，是十分合理的。然而，縱使社會都同意專家的忠告，卻沒有人站出來反對售賣汽水。我們既然能包容汽水，何不以同樣的態度看待毒品呢？

毒品猶如賭博與娼妓，無論政府如何著力打擊都是禁之不絕的；面對如此局面，通常有兩種對策：大部份的政府，都選擇加大力度打擊。然而歸根究底，毒品也是商品的一種，有需求就自然有市場；要根治問題，就得要教育所有人遠離毒品。但現實裏，這也只是空想，連煙也禁不掉的話，何況禁毒呢？既然如此，唯有退而求其次，勸告吸毒者遠離毒犯；香港衛生署開設的美沙酮診所，作用就是如此。歐洲小國荷蘭，做法更為大膽：縱使種植與藏有大麻依然是違法的，但商戶只要遵守某些規則（例如不賣給未成年人仕），當局就不會執法取締。於是乎，荷蘭成為少數容許吸食大麻的國家。多年前筆者看過電視記錄片，指出大麻對身體的傷害比香煙還要少，也許荷蘭人的打算是：大麻只要不濫服，偶爾淺嘗是沒有大問題；我們不取締它，民眾自然不會吸食其他毒品。屆時，相關收入將不會流到毒犯的口袋，而是匯入政府庫房；再者，毒犯收入少了，人數自然會下降，相關的保安開支也能省掉。政府可以利用這筆額外的錢，加強教育公眾各種毒品的禍害，試圖根治問題。

今年三月，英國的《經濟學人》專題探討了這場反毒品的戰爭；上面的引文，就是他們的結論。當然，他們也深知要落實是阻力重重的；但至少，以上結論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毒品問題。所謂「兩害相衡取其輕」，像荷蘭般向「禁毒」說不，你們敢嗎？

生命中不懂承受的重

耶穌嘗〔原文作受〕了那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神了。
《約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節（根據和合本翻譯）

頃刻之間，覺得生命其實很沉重。請不要誤會，沉重的是生命而不是生活，我不是不能應付生活上的壓力，而是自覺生命本身是沉重的東西。

儘管我們知道什麼是生物什麼是死物，但到底生命是什麼，人類到了今時今日也無法說得清楚。比方說一個活人與一個死人，他們的化學成份是完全一致，但死人所缺乏的，就是生命；然而這個生命，我們無法在實驗室把它抽出來。科學家會說，所謂生命其實就是意識，在動物界裏，意識是由神經系統主宰的，系統一但停止運作，動物就算是死了。神經系統是透過電流互通訊息，沒有電流，即使系統完整無缺也沒有用。既然如此，我們即管假設生命就是某種電流。電流，是一種能量，姑且撇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說，能量是沒有質量（形）的，有質量（形）的，是我們的肉身。於是乎，無形的生命，被困在有形的身軀內，而且這個無形的意識，還得靠有形的肉身才能維持。

在我們認識的現世裏，一切動物都不是主動希望獲得生命的；我們不能如古巨基的歌那樣「做隻猫做隻狗不做情人」，也不能選擇在何時出世。沒有選擇，許多時侯我們都會討厭，但有選擇又是否好呢？選擇，表示自己要承擔責任，其實是一種壓力；沒有選擇，人反而會覺得放鬆。我們其實是在沒有選擇之下，以人類的身份活在這個世界的，自己是這樣，他人亦是這樣，眾生皆是這樣。瞭解眾生都是「沒有選擇」後，不自覺地會放下固有的執着，心胸變得更廣闊。好點兒修行的人，更會慈悲地對待世間萬物；古時的佛祖與耶穌，近代的德蘭修女等，也許都是因為嘗到生命的沉重，才會開展他們超凡的偉業，留芳百世至今。

二千多年前，耶穌曾背着十字架行苦路，說是要以自己的性命替世人贖罪；佛家則說，眾生都是背着一個沉重的「十字架」，亦即是肉身。這條苦路，眾生都在「沒有選擇」之下向前走；我之所以覺得生命沉重，正是這個意思。走到盡頭，像耶穌般喊一聲「成了」，之後如何，只有全知全能的神才知道。這份沉重，不知你領悟到多少？

從書展說起

筆者與眾多「文化人」一樣，對每年一度的書展總是又愛又恨。畢竟，書展是貿發局主辦，在商言商，什麼「推廣文化」、「弘揚知識」等的議題自然不在它們的那杯茶裏。人道是，今年書展被一班「偽模」（南華早報稱她們為 Pseudo-Model ，筆者覺得甚有意思，故將之翻譯）騎劫。這班「偽模」之所以受歡迎，全憑有人願意花錢買她們的性感照，是一群消費者的共同「渴望」；然而，另一群衛道者，以維護道德之名否認消費者的「渴望」，然而這不又是衛道者的「渴望」嗎？在形而上的高度看，這其實是兩種「渴望」的抗爭；問題是雙方的勝敗，是透過什麼方式決定的。

回溯古代雅典城邦，是史上首個推行民主政制的社會。既然城邦的事務是透過一人一票決議的話，你的一票跟我的一票是「平等」的；要公眾都同意自己，講者必須具說服力，因此，雅典公民在年輕時都要學三門基本科：邏輯學 (Logic)，用以明辯是非真假；文法學 (Grammar)，掌握運用語言的法則；修辭學 (Rhetoric)，鍛鍊演說技巧以感染聽眾。這套教育，令雅典能誕生出政治家 (Politician) 的雛型；而演說能力，成為西方政治家必要熟練的，遠的如雅典的伯里克利 (Pericles)、羅馬的西塞羅與凱撒，近的如林肯、邱吉爾、甘迺迪、直至今天的歐巴馬。有適當的土壤，才培育出優質的果實；相反地，在東方社會裏，正就是缺乏這種土壤。

自漢武帝獨專儒術後，東方社會開始崇尚仁政皇道；然而何謂仁政皇道，基本上是各有各的定義。照道理，大家好應該坐下來討論，釐定一些大家都同意的準則，好讓大家都能遵守與監督。可惜的是，儒學同時也主張不講求「平等」的五倫關係，於是乎，道德標準完全是由統治階層單方面決定；百姓一但指責統治者言行不一，統治者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會出來鎮壓。諷刺的是，坊間許多讀書人，經常以衛道之仕自居，譴責在位者放縱私欲；但當有朝一日，那些讀書人進入統治階層後，他們又會用相同的手段，壓制在野的另一班衛道之仕。說穿了，東方人在心底裏，其實都是有口說人沒有口說自己的偽君子；由一群偽君子宣揚的道德標準，究竟有多道德，大家都心知吧！因此，孔孟主張的仁政皇道，來到俗世竟然淪為權力鬥爭中雙方使用的武器與工具。

回到今天，這班反「偽模」人仕之所以被網民唾罵，正是因為他們在骨子裏，都是主張唯我獨專；在此等氛圍下，西方人崇尚的演說技巧，在東方變得無用武之地。也許，東方社會（包括香港）在民主進程上的困局，也是源於這種心態。

沒有「標準答案」，行嗎？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定義」的。定義是從何來？．．．即是要把概念背到試場去？．．．大抵《通識詞典》人人都應手執一背，全都背好才進試場。．．．用最虛偽的幌子，說通識是沒有思想束縛的，莘莘學子當然空歡喜一場，補習社就更加拍着叫好了吧？就到底，要在香港上大學，就得經過這條荒謬的路，死記硬背了一些跟人生無關痛癢的事情，才存活下來。
健吾《通識的 Marking Scheme》，刊於《明報》，2009 年 6 月 20 日

2009 年 7 月 16 日，報章大多以「補習天王」范浩揚的官司作頭條；既是頭條新聞，相信這些補習天王天后，都是公眾的焦點。他們教的，都是所謂「標準答案」，不管考生明白學科與否，只要他有本事背熟答案，就能迎戰公開試；離開試場，大家把學過的都忘掉了，彷彿什麼都沒學過似的。說穿了，原來這個「國際都會」的人們，都是以功利的眼光對待知識的。可能有鑑於此，我們的中學將要辦「通識教育」，但對此我們又有多少認識呢？

想像某位香港學生，有幸參與牛津劍橋的入學面試，但當教授問「你希望化為一首詩還是一本小說呢？」時，想必他一定「Ｏ哂嘴」。西方文學裏，詩體與小說的分類如何，要略知一二，某些文人與巨著，不可不提。這些「識」，隨便在網上都找得到，然而如何以自己的主張，把它們打「通」，再以流暢易明的文字表達，正是「通識」 (Liberal Arts) 的精髓。 Liberal 者，代表開放與寬容的心態，學生固然要以開放之心思考問題，教授更要以豁達之心，聆聽和接納學生的意解；牛津劍橋的面試問題，就是在這種氛圍下聞名於世的，它們能在數百年間人才輩出，也是基於這種對「通識」的信念。Liberal Arts 要辦得好，必先要免除思想上的束縛，換言之，就是要摒棄「標準答案」。因此「通識」並非一門學科，而是一種學習態度：學生不再苟且重複「標準答案」，而是像父執輩常言道般，打好「做學問」的基本功；先要對事物積極尋根問底，並以寬容之心交流觀點，從此刺激新的思維，甚至打破世俗禁忌，勇於創造新事物。當每位學生都具備這種功夫之時，「通識教育」根本無需刻意推行；要達成，是項長線投資。但當一眾補習社都爭相開「通識精讀速成班」時，我們搞的所謂「通識」，可能只是一頭四不像。

最近，經機會列出了本地六項優勢產業；歸根究底，都是與知識有關。然而，科大的朱經武在卸任前，感慨在任內八年間，政府依然沒有着力推廣科研，並預視如此下去，香港將遠遠落後於內地城市。話到底，科研其實也是做學問的途徑，在這個講求知識的二十一世紀，假使我們對做學問完全不感興趣的話，上述產業的優勢是強是弱，大家心照不宣吧！

這個國家，統一了嗎？

［裕仁］天皇與廣田［弘毅首相］，以至日本各級將領都有一項默認的共識：「支那」（註：筆者引用當時日本官式上對「中國 (China)」之稱謂）僅是某個地域的稱號，並不代表任何國家或民族，日本有權自行重組整個地域，並佔領任何地方。
譯自 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第 306 頁

新疆的局勢，最近成為了國際關注的焦點；筆者不是民族專家，因此不會評論事件中誰是誰非。事後《人民日報》循例地刊登評論，指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則政通人和、百業興旺。」然而咱們的國家，真的那麼統一嗎？從最近筆者經歷過的一件小事，可以略知端倪。

敝公司的上海辦事處，最近更換了法人，因此必須要更新銀行戶口的印鑑與簽字人資料。由於部份簽字人身處香港，因此相關的文件都被送到這裏；其中一位是英國人，上任董事不久。他在簽完字後，順便詢問秘書會怎麼處理文件；秘書說她會把它們送回上海辦事處，再由當地職員提交當地的銀行。新董事好奇地問：「這家銀行在上海和在深圳都有分行，把文件交給深圳的同事代辦就行啦！何必多此一舉要送回上海呢？」秘書說：「大陸的銀行就是這樣的，即使是同一家銀行，上海分行的文件，深圳分行是不會處理的。」新董事慨嘆地說：「天啊！這家已經是市值最高的銀行來啦！為何還要這樣各顧各呢？試想想我的老家英國，假如我在某銀行的曼徹斯特分行有戶口，我要更新個人資料的話，不管我身在利物浦、格拉斯哥甚至貝爾法斯特，當地分行都可以幫我辦。到底你們這個是什麼樣的國家呢？」他們之後談了什麼，筆者沒有再考究了；熟悉國內情況的人，對類似的投訴應該不會陌生。

猶記得一個多世紀前，清廷的廣東水師把旗下三艘船艦借調給北洋水師，並參與甲午戰爭；結果清廷戰敗，兩艘廣東水師的艦隻被俘。事後，廣東水師竟對日本說整場戰爭不關自己的事，並要求對方歸還艦隻。正如魯迅所言，舊時的中國與其人民，基本上是一盤散沙，難怪數十年後，日本上至天皇首相，下至將領士兵，都認為中國並非一個國家，可以任由自己的軍隊和人民進出。新中國成立後，情況確實是有點兒改善的，但從上述換印鑑的例子，可見百多年前廣東水師的餘風，至今仍未完全消失。也許，《人民日報》的評論是某種「佛洛依德式漏口 (Freudian Slip)」：當某國在成立近六十年後，依然要高喊「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時，這個國家是否真正統一，民族是否真正團結，大家心照不宣吧。

何謂「法治」

封建時代的德治、法治都是治老百姓的，是極少數治極大多數。在這一點上，儒家與法家的階級性都十分鮮明。儒家說「刑不上大夫」，法家說「刑過不避大臣」。雖說比儒家進了一步，但畢竟也沒說「刑過不避皇上」。從秦漢到明清，什麼時候聽說有皇上犯法被依法追究的？沒有。皇上，這個最高的統治者，再暴虐，再淫亂，再胡作非為，給國家給人民造成的損失再大，也從來沒人「依法追究」過。這就是人治順理成章的特點。
官偉勛《德治法治古今談》，刊於雜誌《炎黃春秋》，2003年第4期

人們常認為東方社會難以推行法治，並試圖找出箇中原因。余則認為單從英語裏 Law 一字，就能清楚知道西方社會行法治背後的精神。

先翻一翻字典，看 Law 的註解：第一項是「法律」，例如 Littering is against the law （亂丟垃圾是違反法律的）；另一項是「法則」，例如 This is a book on Newton's Law of Physics （這是一本關於牛頓物理法則的書）。從古到今，西方人都喜歡把在大自然觀察到的各種現像化成「法則」。拿著名的「畢氏定理」(Pythagoras' theorem) 作例子：古時的埃及人，早已知道按三：四：五的比例畫三角形，其中一隻角必然是直角；這項知識隨後傳入了希臘，他們就能把這個現像化成公式 a² + b² = c² 。一個三角形，只要有一隻直角，不管其餘兩隻角的度數是多少，都能符合這條公式或「法則」。把這種精神搬到日常生活裏，希臘人率先製訂了成文「法律」（後來由羅馬人發揚光大）；成文法者，即是把我們在社會裏該做與不該做的東西，以寫自然「法則」的精神與方式寫成「法律」，因此希臘人認為，製訂「法律」是人類最崇高的一門科學。既然「法律」與「法則」同出一源，在執行「法律」時，西方社會是無需理會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如何，只要他是城邦的公民，就得要守這些「法律」了，就如每個直角三角形，都要遵守「畢氏定理」這條「法則」。現今我們認識的所謂西方法治精神，其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東方社會如果沒有這方面的覺悟的的，像官偉勛上述的論說將永不會消失。

民主的迷思 II

中國式的「政治」... 就是只准由一個「黨」奪得「中央」的遊戲。換而言之，就是逐鹿於中原，問鼎於天下。誰能奪得「中央」的位置，就可以掌握「整體利益」的專利代表權，就可以將「亂黨」的罪名加諸於對手。用現代的術語說，自己是維繫「安定團結」的，對方是「搞分裂」 ... 自己是「光明正大」的，對方是「搞陰謀詭計」的。因此，中國式的「政治」，也是一個「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遊戲。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新千年版》第 381 頁

由伊朗大選引發的政治危機，至少依然未有平息的跡象。回看歷史，現時伊朗的伊斯蘭政權，是靠三十年前推翻巴列維王朝 (House of Pahlavi) 而上台；革命前，君主雖銳意提升國力，但他個人過份剛愎自用，壓迫反對自己的聲音，導致民心盡失，最後更要客死異鄉；然而革命之後，伊斯蘭政權似乎沒有汲取前朝覆亡的教訓。似乎孫隆基以上的論說，並未只在中國才適用。

早前，筆者曾引述亞州版《時代週刊》的報導（原文），指出亞洲的民主發展現正面臨空前的挑戰；縱使各國面對的麻煩各異，問題癥結似乎都不在民主選舉上。假使國家是一台機器的話，民主體制頂多只是它的操作系統；民主雖然是重要的元素，但光靠它是無法啟動機器的。除了民主，完善的法制、言論的自由、包容不同種族宗教的文化、追求平等權責的精神等，都是這部機器的零件，有了這些零件，機器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回看伊朗的情況，當權者在是次示威浪潮中，態度依然強硬，繼續打壓異見人仕，並單方面確認備受爭議的選舉結果。現時仍難判斷三十年的事是否會重演，但肯定的是，縱使當權者能拿出千千萬萬的證據，證明選舉結果合法，似乎也沒有太多人相信；即使當權者表面上是贏了，卻他們的所作所為卻輸掉了民心。因此，推行法治、保障自由等的行為，受惠的其實並不單止是平民百姓。

「孫大聖」的五指山

佛祖道：「我與你打個賭賽：你若有本事，一觔斗打出我這右手掌中，算你贏， ... 若不能打出手掌，你還下界為妖，再修幾劫 ... 」
（孫悟空）翻轉觔斗雲，徑回本處，站在如來掌內道：「我已去，今來了。你教玉帝讓天宮與我。」

如來罵道：「我把你這個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離了我掌哩。」

《西遊記》第七回節錄

身為男兒，如果我說自己在中學時從未看過色情照，大概沒有人會相信；雖記不清在什麼年歲初次看，但肯定是不足十八歲。所謂「食、色，性也」（《孟子 - 告子上》），青年人血氣方剛，對異性好奇在所難免，然而在長輩眼中，性往往象徵放蕩、宣淫、污穢，會不斷勸告青少年不要接觸（當然，效果往往適得其反）。最近有一則國內新聞，說當局由七月一日開始，會強制在國內銷售的個人電腦上預載名為「綠壩」的過濾軟件；政府稱此舉是要「攔截色情內容、過濾不良網站」，但評論一般認為當局企圖擴大政治審查，進一步箝制網上的言論。不管誰是誰非，筆者有一點真的覺得非常可笑：色情與政治這兩個一般人認為風馬牛不相及的話題，中國人為什麼偏偏喜歡扯在一起談的呢？

「成人 (Adulthood)」的概念，不管東西文化都存在，主要是代表某人可以生兒育女，是在生理上成長的象徵。西方世界更將這個概念伸延：既然某君已經「成人」，他在心智上已能自行分辦是非，無盡先輩們說三道四，這是在心理上成長的象徵。進一步說，既然能自立，他的政治權利與義務便與先輩一樣了，先輩再也不能恃着自己的輩份與權勢，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後輩身上；因此人權、自由與民主等的概念，只有在講求心智成長的西方世界才能誕生。相反地，東方世界只求生理成長，卻把心智成長壓抑起來，於是乎，後輩該看什麼不該看什麼，長輩完全可以作主；當局強制預載「綠壩」，也是基於這種心態。二十多年前的孫隆基，率先以弗洛依德的心智學說解讀國人這種行為，指出在不講求心智上自立的情況下，中國社會不管是由什麼人統治，都只會變成越來越專權獨裁。時至今天，由「孫大聖」建構的這個深層結構，仍然是這個民族的一座五指山，不管孫悟空有再多的本事都逃不過。

因此性與政治這兩種東西，並非如大家所想完全無關的。可悲的是香港日漸對性越來越不包容，可以預視這個社會必定會在民主化的路途上開倒車。

沒有變成犀牛的人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吶喊》中的自序

上幾篇談八九民運的文章，筆者都把矛頭指向當年的施暴者或替其背書的人，今回筆者要「倒戈」了。大家不要誤會筆者要玩「忽然愛國」，或做所謂「平衡各方意見」，而是認為許多聲稱抗拒當權者的人或組織，連自己的敵人在哪兒也搞不清；再如此下去，整個民族日後都只會重蹈覆轍，完全無法脫離歷史的懲罰。

猶記得六十年前，毛潤之在天安門城樓高呼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國人滿懷希望，以為自己民族終有出頭天了。繼後發生的事，令不少有志之仕失望甚至絕望；當然，事後大家都指摘當權者或在旁助紂為虐的人，但仔細再想，隔岸觀火的人難道就沒有責任嗎？英語裏有名言「邪惡之興起，往往源於正義的人置身事外」，不幸地，這句說話在中國（不管是舊還是新）完全應驗，對此感受最深的，要算是文革時期的巴金了，他隨後寫下《隨想錄》，記錄了自己與沉默的大多數，如何對天天在身旁發生的慘案袖手旁觀。類似的場面，魯迅在看日俄戰爭幻燈時也曾目睹過，隨後他出版了小說集《吶喊》，意在喚醒國人的心靈，以上的自序，充分表達他對國人這種情況的忿恨。

奈何魯迅與巴金要面對的，是一個對傷痛完全麻木的民族（詳見拙文）；自古以來，國人對於他人（甚至是自己）的傷痛都是不看、不聞與不說。別人遇到不平事，即使怎樣呼冤都不會有其他人願挺身而出，漸漸地，國人學會了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久而久之，正義就不能被伸張，所謂公德或良心也蕩然無存。這種情況，其實早在舊中國已經出現了，因此國人對傷痛的麻木感，才是那班主張平反民運人仕的真正敵人；若我們繼續逃避這個問題的話，即使政權易手多少次，情況也只會是一樣。

最近，梁文道先生在報上刊出了評論，擔心這場風暴不僅不能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他曾看過《百年孤寂》，才會就這本小說的結局套用在自己的文章內。筆者則覺得梁道長太理解國人的習性了，只要國人繼續逃避傷痛，像我們這一類人，恐怕會成為荒誕劇《犀牛》中沒有變成犀牛的人了。

村上春樹新作

蟄伏五年後，村上春樹的全新長編小說《1Q84》終於在 5 月 29 日推出。村上表示此作是向《一九八四》的作者歐威爾 (George Orwell) 致敬，因此命名名《1Q84》（在日語裏，Q 與 9 同音）。筆者不算是村上迷，也不打算花 4000 日圓（330 港元左右）買來先睹為快；但據 Amazon Japan 宣稱，它們己經收到逾一萬個預訂申請了。相信不久之後，臺灣會推出中文譯本了。

惻忍之心，人皆有之？

蒙上眼睛 就以為看不見
捂上耳朵 就以為聽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 創痛在胸口
還要忍多久 還要沉默多久

如果熱淚 可以洗盡塵埃
如果熱血 可以換來自由
明天能記得 今天的怒吼
讓世界都看到 歷史的傷口
《歷史的傷口》歌詞選段

回顧在二十年前春夏之交發生的那場運動，其實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眾多風波之一；相比起土改、反右、大饑荒與文革，那場運動的受害者人數遠遠少得多。由於正席主權移交，當時香港人對北京城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注視；事件最終悲劇收場，最感傷痛的也莫過於香港人。事過景遷，現在我們又聽見某些人說當年的「鎮壓」不算是「屠城」；又說要不是當局行動果斷，現在的經濟成就必然泡湯；又說大家該忘記以前的傷痛，一同向前面的好風光看云云。展望將來故然是無可口非的，但忘記傷痛又是必要的嗎？

傷痛者，任何正常的人都不願意碰到，然而我們乃血肉之軀，與生俱來我們都能知道痛楚。從另一方面看，傷痛教導我們要慈悲為懷，凡事要顧及別人的感受，因為縱使傷痛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也感同身受；孟子曰「惻忍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這份惻忍之心，正是所謂的良心或良知。然而這份良心或良知，在非常時期會被嚴重扭曲：在西方社會，最著名的要算是納粹屠猶 (Holocaust) 了，當時不少西方人雖然反對納粹主義，但對猶太人被集體屠殺卻視若無睹；戰爭結束後，西方社會（甚至梵蒂岡教廷也如是）群起對事件致歉，他們並不是支持以色列人立國，而是對當年自己泯滅良心的行為懺悔。為了教導子孫不要忘記暴行，西方人很著力保留屠猶的遺跡與史料，現在都成為遊客的觀光點。然而來到東方社會，情況可以完全相反：筆者曾引述日本戰時的內大臣木戶幸一的說話：「日本（戰後）的經濟成就，全拜原爆所賜。」，試問西德與日本的經濟同在二次大戰後掘起，難道西德的經濟成就全拜納粹統治所賜？假使某位西德官員發表類似的言論，輿論一定會迫他／她下台，然而在東方社會，他／她不但不會被責罰，而且隨時可以升官發財。

也許，孟子的教誨其實是一個大諷刺：要是他覺得大部份人都有良知的話，他何須寫下「惻忍之心，人皆有之」呢？正如廣告說「某某牌好，人人皆知」，如何某牌真的人人皆知的話，又何須賣廣告呢？東方人在面對傷痛時，普遍以為只要蒙上眼睛、捂上耳朵與閉上嘴巴，它就會消失，說穿了，其實是逃避，根本是懦夫所為；德國議會議長在北京黨校的發言，正是對這種懦弱行為的一種恥笑。更甚的是，這種逃避令東方人對傷痛感到麻木，就像日俄戰爭時，某些中國人目睹同胞被殺時就手旁觀一樣，繼後周樹人到日本留學，觀看有關的幻燈片時，覺得國人的心靈患了重病，這個重病，正是上述的麻木感。東方人對傷痛的麻木感，令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犯上泯滅良心的罪行，大至日軍侵華、十年文革，小至豆腐渣工程、劣質食品藥品等。與周樹人的意願完全相反，東方社會喜歡用筆寫的謊言掩飾血寫的事實，猶如終日以鴉片麻醉自己的人一樣，根本不知道自己滿身都是歷史的傷口，所以也不打算去根治它們。因此，孟子很不幸地身處一個磨滅良心良知的修羅場；而他的八字真言，竟然是要在被視為「蠻夷之地」的西方社會才能實現起來。

從以上的標準，再看時人如何評價中國近代的天災人禍，很快便知道誰是勇者誰是懦夫；究竟國人中勇者還是懦夫佔多數，大家心照不宣吧！西方社會有句名言「邪惡之興起，往往源於正義的人袖手旁觀」，如今國人時常抱怨世風日下道德淪落，也許以上的觀察正是箇中因由。

一個喜歡扭曲真相的文化

德國聯邦議會議長沃爾夫岡﹒蒂爾澤 (Wolfgang Thierse) ... 應邀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演講時，回絕了中國官員要求他指責日本不反省過去的罪行，並要求中國方面正確對待自己的過去。 ... ［蒂爾澤］明確指出，一個國家如果想要要求他國反省其罪惡過去，最好的方法就是這個國家自己以身作則，深刻反省本身的痛苦過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站在道德的高度上，令對方感到羞愧，而後懺悔。
《德國聯邦議長在北京直言令中方不快》，英國廣播公司 (BBC) 中文網站，2005 年 04 月 28 日

某天在看 Discovery Travel & Living 頻道，看到主持 Samantha Brown 參觀德國紐倫堡市 (Nuremberg) 的「正義宮殿」(Justizpalast)；「宮殿」的職員介紹說，當年審訊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審判」(Nuremberg Trial)，就是在這裏發生的。大審過後，西德政府繼續使用這座法庭，直到十多年前才停用，把它變成博物館。這座「宮殿」，除了供遊人參觀外，還教世人永遠不要忘記納粹政權當年的暴行。與「紐倫堡審判」同時期發生的，是聆訊日本戰犯的「東京審判」，地點就在 JR 市谷驛 (Ichigaya Station) 附近的防衛省內，但是原來的建築物，相信已經被改建了；此外，當年收押戰犯的巢鴨監獄，戰後給徹底拆毁，變成香港遊客經常留連的池袋 Sunshine City。同一場戰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可謂完全相反的處理方法，由此可見，日本「脫亞入歐」之說，其實只是一個假像。

磨滅歷史的真相，可謂東方文化的特長，在日本彼岸的中國，情況也大同小異。不說遠的，就說汶川地震一週年，中央與四川政府，至今仍未兌現承諾，發表調查「豆腐渣校舍」的調查報告。所謂調查，是要重建事件發生的經過，找出導致事件發生的因素，從而釐清各方在事件上的責任。然而來到東方社會，因為人際關係不講求平等，官員就是百姓的家長，民間嘗試做調查，形同孩子調查自己父親有否犯過法似的；在講求「百行以孝為先」的儒家思想裏，是忤逆的行為，被家長（官員）懲戒是天經地義之事。難怪眾多在地震中罹難兒童的家長，不斷尋求上訪北京的機會，卻遭到地方政府極力阻撓。筆者曾撰拙文，指出東方人在崇尚「孝」的社會氛圍下，寧願相信片面的謊言，也不去探究歷史的真相，漸漸地，真相就會被磨滅，我們在不知不覺間就洗腦 (英語的 whitewash) 了。因此常言道所謂「歷史自有公論」、「要以歷史為鑑」等的口號，全都是空話，如果連所知的歷史都是假的話，還拿什麼歷史來鑑呢？蒂爾澤的言論，或多或少是對充斥着空話與謊話的東方文化的一種蔑視。

北京民運二十週年前夕，趙紫陽前總理的回憶錄悄悄地面世了。猶記得趙老先生去世不久，香港傳媒訪問了查良鏞先生；他難忍滿腔熱淚，激動地說：「他終於自由了」。查先生的淚，是一種悲哀，更是一種解脫；難怪鐘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在中國以外的華文社會做為暢銷書了。假如你有來生，你會怎樣選呢？

永不能自立的人

［日皇裕仁對麥克亞瑟］聲稱，整體上日本人民的教育水準不高，缺乏宗教意識 ... ［日皇］向麥帥坦承，日本人像小孩，不夠鎮定與盲從，一向只會模仿外國榜樣。
賀柏特·畢克斯《裕仁天皇》第 526 頁，臺灣時報出版

（近兩三星期忙得連思考的時間也欠奉，敬請原諒）

成龍博士在博鰲論壇上的偉論，引起的爭論至今仍未休止。最令筆者感到奇妙的是，在西方社會，明星偶像通常都是維護弱勢社群權益的先鋒，例如美亞花露 (Mia Farrow) 呼籲全球關注達爾富爾 (Darfur) 地區的人權問題，U2 主音 Bono 則支援非洲地區對抗貧窮與艾滋病；但來自東方的成龍博士，卻做去與他們相反的事情。生於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詩人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曾有一句明言：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雙方永不能相遇)，也是不無道理的。

話說回頭，博士認為「中國人還是需要被管的」，聽下來就似一位大家長，覺得自己的子女永遠都長不大，總需要自己插手管管。其實類似的言論，我們已經聽得太多了，例如多年前吳邦國曾說「香港特區的管治權來自中央的授予，中央給多少特區就有多少」，活像爸爸對孩子說，我給多少零錢，你就能花多少錢云云。其實不僅是中國，即使是經歷過明治維新，在表面上脫亞入歐的日本，其最高統治者裕仁天皇，也是當自己的子民是小孩子般管教的。不錯，整個東方式的人倫關係，是不講求平等的：儒學提倡的五倫中，君臣與父子是最不講平等的，夫妻與兄弟也因受諸多世俗的制約，想平等一點也不行；而最能體現平等的朋友關係，竟然被排在最後。難怪一些讀滿了「番書」的國人，總覺得自己想做任何事都受到許多掣肘，覺得很不自由。

相反地，追求平等的權力與義務，是西方社會的傳統，早於 1215 年（南宋嘉定八年），英格蘭人便制訂了《大憲章》(Magna Carta)，要求王室放棄部分權力，接受王權受法律的限制。在東方人眼中，此舉可謂大逆不道；但主張平等的西方人，卻認為保障臣民的權益，是國王的天職，也最能確認國王權力的正當性 (legitimacy of authority)。當然，五倫關係在西方一樣存在，但西方人認為，小孩子總有一天會長大，成年之後，大家便是對等了，以後我自己可以判斷是非，不需長輩們說三道四，長輩做錯了事，後輩更會勇於彈劾他們。最極端的例子，是西方某些年輕人在成年後，當父親只是一位朋友，而父親也樂乎接受，認為此舉是孩子成長的證明。簡單來說，西方文化所追求的，就是一種自立的精神，從這份自立精神，衍生出自由、人權、法治、民主等的價值觀。因此在西方人眼中，東方人從不抗拒強權，面對壓迫也只會逆來順受，如同小孩一樣，是一群沒有獨立自主能力的民族；魯迅先生經常在著作中點出的「中國病」，正正就是這種心態。

雖然坊間許多人批評博士的意見，但平心而論，筆者認為他說出了殘酷的事實。現今的西方人，普遍以為東方社會只要推行政制民主改革就能富強起來，但從以上的觀察，看來這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當然，筆者不會替任何強權者背書，但那些崇尚民主法治的東方人，如果沒有意識到東方人沒有自立精神，從而想辦法扭轉這個局面的話，他們即使再怎樣地抗爭都是徒然的。

文學 - 靈魂的醫生

如是我口寫我心，文字必能反映作者的經驗和思考。這點我是深信不疑的，否則一切都沒意思、沒靈魂了。有人說文字是思緒的沈澱。對讀者來說，其實是它有足夠的深度打動他們內心深處。閱讀文字的一刻澎湃的確是令人享受的。懂得運用文字的人不能欠缺相等的思考，但思考會令人變得孤單，所以讀到有感覺的文字是如此令人安慰的一件事。如果只以天才來解釋這些作者的能力，實末殺了作者的一番心思。因此，我們不但會很佩服，而且還會報以感受和分享，要知道知己的聲音是何等寶貴的。
佚名《讓文字當我的心理醫生》

週末時，偶爾在電子郵箱裏收到一則文章，雖然不清楚作者是誰，卻寫得非常有意思，因此我節錄一段作引言。

簡單地說，好的文人與文學，活像是一面鏡子：小則反映自己的思緒，大則揭示社會的百態。非常有趣的是，優秀的文學，反映的通常都是人性陋醜的一面，例如貪婪、妄念、懶散、嫉妒、怨忿等。這些作品時刻地提醒我們，人是充滿缺憾的，但人畢竟不是神，世間沒有人是白璧無瑕的。文人所做的，正是如實地把這些病態的東西展示給大家，作用有如一位醫生，把病情告訴給病人一樣；因此，文人與文學，可以說是我們靈魂的醫生，文人手中的筆，就是人性的手術刀，它把眾多似是而非，以空言構成的表皮撕開，把真相展露給大家看。亞里士多德的名言「肅劇是靈魂的洗滌」（註：我同意劉小楓的見解，把 Tragedy 譯為「肅劇」而不是「悲劇」），和「詩比歷史更真實」，正是這個意思。許多時侯，文學者都給人一種孤高的形象，因為引文中所謂「思緒的沈澱」，一定要在心靈靜止而不受騷擾之下進行的，否則沈澱物不夠多不夠深的話，就不能寫出感人的作品。

然而，我們很容易察覺到肉體上的病徵，但甚少注意到靈魂裏的毛病，因此那些點出人性與社會陰暗面的文人，很自然地成為專權者的打壓對象。回想一個多世紀前的帝俄，出產過如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等的偉大文人，但共黨政權一上台，文學淪為宣傳機器後，俄國文學就從此絕後了；在二次大戰前的德國，公開反對納粹主義的，大部份都是文人：諾貝爾文學奬得主托馬斯·曼 (Thomas Mann)、寫下《逃避自由》的心理學家弗羅姆、寫下《通往奴役之路》的經濟學家海耶克等；縱使他們的學科完全不同，但他們都是在揭示社會的弊病，為了延續這個使命，唯有流亡國外。歐威爾 (George Orwell) 的短文《妨礙文學 (Prevention of Literature)》，指出一個竄改事實的人，是不配被稱為文人的，因此文人的基本要求，是必需有求真的態度，否如就如引文所說，寫的一切都是沒意思、沒靈魂的。上面的引文，很確切地寫出一個文人應有的風骨。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想像到，文學這個講求真實的科目，實在是充滿科學精神的；遺憾的是，現今高中學生全部都要分文理科班，文學反而被編入文科班，令理科生無法學習這一門理性的學科。多閱經典的文學作品，有助我們勇敢地面對自己陋醜的一面，並學會擁抱和接納它，正如太極中的陰與陽般，形影不離。也許，這就是人的宿命。

堅拒混淆史實

整體上，我們（按：指自己與裕仁天皇）是希望早點接受投降的，因此我們對（廣島與長崎的）原爆並不感到意外 ... 事實上，兩次原爆與蘇聯參戰，這兩件事也有正面的影響，我認為若果它們沒有發生的話，我們根本不能成功。
你可以說，拜託原爆與蘇聯參戰，日本（國力）才能回復至現在的水平。
木戶幸一，1966-67 年在憶述 1945 年日本戰敗稱降時的談話

二十年前的四月十五日，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身故，由此引發的政治風波，歷時兩個月；當時香港主權還有八年就要易手，港人因而對這場風暴格外關心。這場風波，最終以悲劇收場（不管責任誰屬，都是一場悲劇）；然而悲劇過後，中國的經濟實力，也是在這二十年間不斷擴張，今年更超越了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與日本的第三大經濟大國。於是乎，有一些自命愛國之仕，挺身而出替當年的清場行動背書，說政府如來不果斷鎮壓的話，中國勢必陷入動亂，也就沒有今日的成就云云；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的言行，筆者認為只是冰山一角。最近筆者讀了一本寫得非常精彩的書，也許可以給大家一點啟示。

由紐約州立大學 Binghamton 分校歷史系教授畢克斯 (Herbert P. Bix) 撰寫的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臺灣譯本《裕仁天皇》)，在 2001 年獲得普立茲非小說類書籍大獎。書中最震撼讀者的篇章，要算是描述 1945 年日本遲來的投降決定了：作者認為，縱使當年戰局的發展對日本非常不利，但裕仁天皇與軍方將領，當時仍堅信日本有能力反敗為勝，而和談只是敗者所為，除非取得重大勝仗，否則不會主動與盟軍談判停戰。他們為了等待這場越來越不可能的勝仗，有意識地錯失了三次和談的契機，結果招致日後的災難。

（一）在二月十四日，前首相近衛文麿上奏給裕仁天皇，認為歐洲戰事將接近完結，一向對日本虎視耽耽的蘇聯，遲早會對日本宣戰。鑑於軍隊（註：「皇軍」一詞僅是一個概念，不是正式稱號）在太平洋戰線中節節敗退，戰敗只是時間的問題；他懇請天皇盡快與盟軍展開和談，也許還可以保住江山。然而，裕仁天皇在同月召集所有在世的前首相，商議應否繼續戰事時，主張和談的竟然只有近衛一人，其餘與會者都主張奮死抵抗。最終天皇下令繼續戰鬥，說除非取得重大勝仗，否則不會和談。

[如果日本在二月願意和談的話，沖繩戰役與盟軍大空襲就可以避免。]

（二）六月初，沖繩列島宣告失陷，加上納綷德國在一個月前宣佈投降，日本己經被盟軍孤立。據作者研究內大臣木戶幸一（相當於天皇的私人秘書）的日記所發現，裕仁天皇是在沖繩失陷之後才希望求和。然而，後來天皇與其政府所做的，卻是一場徹底的賭博：一方面尋求蘇聯協助，意圖抗衡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另一方面執行「決號作戰」，全力抵抗快將登陸日本本土的盟軍（當時更有人提出「一億玉碎」的豪語）。當時前外相幣原喜重郎，更對外相重光葵說：「日本老百姓會漸漸地習慣盟軍的轟炸，只要國民團結一心，鬥志就會更旺盛，屆時盟軍便會知難而退。」

[如果日本在六月願意和談的話，盟軍大空襲的死亡人數可以大幅減少。]

（三）七月二十七日，盟軍向日本發出《波茨坦宣言》，指令日本必須接受無條件投降，戰事才會結束；日本隨後發出著名的「默殺」回應，完全把宣言置之不理。後人認為把「默殺」譯為 ignore it entirely 是錯誤，但書中引述前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對其秘書的一段談話：「先發聲明的一方，永遠是處於下風的。邱吉爾己經垮台了（註：邱吉爾在當年大選中敗給工黨的艾特里，失去首相寶座），美國也開始被孤立。因此不需太急切，政府根本不需回應。」因此，縱使翻譯有誤，盟軍沒有誤解日本政府的意圖。

[如果日本立即接受宣言的話，兩次原爆都可以避免。]

從以上三點史實，可以證明木戶幸一在二十年後辯稱裕仁天皇當時想早日求和，基本上是謊話，否則兩次原爆是完全可以避免。至於他說對原爆不感到意外，更令人感到氣憤：裕仁天皇既然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一定聽過《孟子·盡心下》一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他非但沒有保障百姓的性命財產，反而鼓勵他們寧作玉碎不作瓦全，目的只為保住自己的皇位，徹底違反孟子的教誨。最後他說日本的經濟復甦全拜原爆所託，簡直是用死難者的鮮血掩飾自己的戰爭責任。因此，那些企圖替當年清場行動背書的人，其心態與替戰爭背書的木戶幸一是無異的，都是企圖混淆歷史以維謢自己的權力，與歐威爾 (George Orwell) 認為極權者最善於竄改歷史的理論，不謀而合。

最近，日本宮內廳宣佈明仁天皇伉儷七月將造訪夏威夷，有傳聞說屆時他們將會憑弔當年被日軍轟炸的珍珠港。雖然傳聞至今仍未被證實或否認，但從他們於 2005 年參觀曾有日本人不甘做戰俘而集體自殺的塞班島所見，明仁天皇顯然是不同意當年父皇所為的。他的勇氣，確是值得我們敬重與學習的，因此對付木戶幸一之輩，我們或許應該可憐一下他們，因為他們都是膽小之徒。

「悶」是什麼

你不能踏在同一條河兩次 (You cannot step the same river twice)
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公元前 535–475 年)

由大學畢業至今，筆者都是當會計師，最近有人問我，整天只是對着數字的會計工作，是否很悶。我沒有即時回答，因為這個問題看似很簡單，但再看深一層，卻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哲學問題。要答客問前，先要搞清楚：什麼是「悶」？

雖然筆者沒有讀過古代漢語，但單從字形上看，創造「悶」字的人實在十分聰明：把「心」關在「門」內，就是「悶」。我們之所以覺得「悶」，其實並非因為沒有外來的刺激，而是我們把自己的心關起來，無法接收這些刺激。打個簡單的譬喻，我們每天早上出門，走十分鐘的路到車站；由於這條短路我們每天都在走，習以為常下，我們很少留意路旁開了什麼花朵，樹上住了什麼雀鳥等等。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提醒我們身邊的世界正不斷地轉變；事實上，我們身邊有着許多有趣的事物有待我們發掘，只是我們視而不見罷了。簡單地說，從平凡中找出不平凡，就是破「悶」的最佳辦法，再進一步想，創意就是這樣產生的。美國藝術家安迪·沃荷 (Andy Warhol) 之所以成為波普藝術 (pop art) 的先鋒，是他懂得如何把平凡的東西變成藝術，例如他把每家超市都買得到的金寶湯，搖身一變成為自己的成名作 (signature piece)《32罐金寶湯罐頭》。雖然至今仍然有人認為沃荷的作品庸俗，但至少他告訴了我們，藝術其實並非一門高深的學問，只要我們願意打開自己的心，感受身邊的事與物，世間任何東西，都可以是藝術品。

再回到工作上，筆者曾經聽過一句不知出處的名言：重複不代表悶，重複而沒有意義才是悶。其實，只要覺得自己的工作有意義，就不會覺得沉悶。黑澤明有一齣遺作，名為《生きる》（國內譯《生之慾》實在很拙劣，香港譯《留芳頌》縱使典雅但又太離題，筆者較喜歡直接譯作《活着》），片中的女主角，毅然辭去看來很安穩的公務員工作，轉職做玩具廠的女工，也是這個原因；其實這兩份工作，每天都是重複既有的步驟，但對女主角來說，公務員的工作沒有意義，但生產玩具卻是充滿意義，因為只要那些玩具能令小孩子快樂，再刻版的工作都值得幹。能在工作中找到意義，就是推進我繼續做會計的動力，至於對我而言，工作的意義在於能令別人更順利地完成他們的目標。猶記得我最初入識公司時，大老闆要求每個部門寫一份工作細則，列明每次財務月結時需要完成的程序；我的原則是，細則一定要令讀者容易明白，因此最好少用文字而多用插圖，結果是雖然我花了最多時間編寫，卻被大老闆指名嘉許，並要求其他部門都採用我的標準。其他人找到的意義，可以與我很不相同，但如上段所說，能從平凡的工作中尋找出不平凡的意義，本身就是一門生活的藝術。希望以上的文章，能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民主的迷思

毫無疑問，在民主與極權的鬥爭中，極權主義一定會獲勝，並且會控制這個世界。民主的時代已經完蛋了，民主制度也快將崩潰，世間不容許有兩套（政治或）經濟制度並存。
松岡洋右，1940 年 7 月 21 日在接受美國記者專訪時的一段即興談話；翌日他接任為日本外相。

美國的《時代週刊》亞洲版，在今年（2009 年）一月刊登了一篇題為 Asia's Dithering Democracy (抖震中的亞洲民主) 的專題報導，值得一眾民主信徒細閱。亞洲許多推行民主政制的國家，無獨有偶地在去年 (2008 年) 下旬陷入混亂：在泰國、南韓、孟加拉與馬來西亞，市民紛紛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巴基斯坦的政府更近乎失效；即使是經濟較發達的臺灣與日本，其政府民望也不斷下滑。週刊引述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Asian Barometer) 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越來越多亞洲人，覺得推行民主不能令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事實上，民主政制在亞洲是新鮮的事物，假如沒有西方社會的介入，亞洲國家自身根本不會推行民主。週刊列出了四項缺失，解釋亞洲推行民主時為何困難重重，筆者不打算重覆論述；但綜合這些缺失，似乎都離不開一個主題：強人政治的意識，在亞洲社會依然非常牢固。亞洲的首個民主實驗，發生在一個世紀前的日本，史稱「大正民主」；可惜實驗不僅失敗收場，而且間接地令軍國主義抬頭。這段歷史，很值得大家借鑑。

時下大眾對於明治維新的認識，往往只流於在硬體上：說它如何令日本富國強兵，打敗大清與帝俄，帶領國家現代化，成為世界不容忽視的列強云云。然而，由睦仁（明治）天皇建立的大日本帝國，雖然在外型與西方的君主立憲帝國很相似，但實情並不是如此：根據在 1889 年頒布的憲法，立法權屬天皇所有，而帝國議會則是扶助天皇立法的機構；雖然憲法實施以來，天皇從未否決過議會的法案，但憲法的條文，明顯地保留天皇親政的特色，十分符合儒學的政治理想。睦仁駕崩後，由嘉仁（大正）繼位，嘉仁自少體弱多病，許多時侯不能親自打理政事，很自然地，帝國議會漸漸地擴展自己的影響力。在這背景下，政黨紛紛成立，透過選舉進入議會，議會內最大政黨組成政府內閣執政，情況與近代的英國議會很相似。大正 2 年 (1913 年)，法律學者美濃部達吉，更提出了「天皇機關說」，主張天皇只是國家行使統治權的機關，而主權應屬於國民全體，非常接近西方君主立憲的理想。在「大正民主」與「大正浪漫」的氣氛下，社會比明治時代變得更自由與開放，日本也更進一步地脫亞入歐。

可惜的是，多年的自由民主風氣，未能改善日本人的生活：貧富懸殊的情況日益惡化，由平民組成的軍隊，漸漸不滿財閥與政客漠視他們的苦況，部份激進的軍人更主張發動政變奪權。另外，有陸軍將領以憲法列明軍隊統帥權屬天皇而非政府所有為理由，堅決反對民選的政客介入軍隊事務；美濃部的「天皇機關說」，正正點出憲法的這項漏洞，並擔心軍隊日後可以為所欲為，完全不受監管。總體來說，雖然上層將領與下層士兵訴求不同，但政黨政客與自由主義者卻是他們的共同敵人，簡單地說，軍隊中人都是反民主的。軍隊與文官之間的衝突，隨着皇太子裕仁親王在大正 10 年 (1921 年) 攝政開始漸漸升溫。

裕仁自少深受儒學家杉浦重剛薰陶，相信儒家思想中的君臣禮儀是治國之本，換言之，一切西方關於制衡君主權力的主張，在他來說都屬於異端邪說。攝政五年後，裕仁隨着父皇駕崩而登極。昭和 3 年 (1928 年)，關東軍中有人私下策動皇姑屯事件，暗殺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事前對計劃毫不知情的首相田中義一，事後下令召開軍事法庭，懲處違反軍紀的肇事者，卻遭到軍方、政敵甚至自己內閣部份成員的猛烈反彈，他們認為公開真相有辱國體，主張隱瞞事實（把事件嫁禍給蔣系的游擊隊），對肇事者只作內部行政處分。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田中只好同意讓步，但當他把決定上奏天皇時，天皇卻指責他處罰過輕，遭到嚴厲訓斥；結果田中在極度惶恐下率領內閣總辭，辭職後不足一年更與世長辭（更曖昧的是，策動事件的士兵最終也沒有被起訴）。這次事件中，裕仁除了以行動否認「天皇機關說」外，他公然開除民選政府首長的做法，也徹底粉碎「大正民主」的根基。在西方人眼中，裕仁的行徑非常專橫獨裁，但從儒家思想來看，天子訓斥臣下卻是天經地義的；而正因為儒家思想贊同強人政治，當時的日本人普遍認同裕仁的做法，還贊賞他強政厲治，冀望他成為與睦仁一樣偉大的君主。自此之後，軍隊的勢力不斷擴張，自由的氣氛被蠶食；百花齊放的「大正浪漫」枯萎了，換上的卻是鼓吹極權的「軍國主義」。縱使日本選民仍然享有投票權，但被選出來的卻是反民主的軍國主義信徒；松岡洋右的這番說話，就是在這種社會氛圍下產生的。（值得一提的是，松岡洋右就任外相時，首相是極力主張侵華的近衛文麿）

著名的啟蒙家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曾經預視日本崇尚專權的社會制度，是國家發展的重大障礙；很不幸地，他的預言在數十年後完全中的。要不是日本戰敗，在聯合國迫令下制訂和平憲法的話，日本根本不可能成為西方人眼中的民主國家。寫到這裏，筆者對亞洲（當然包括中國與香港）的民主進程，變得比以往悲觀。如果時至今日閣下還是民主信徒的話，筆者希望提醒你，民主的真正敵人，並不是當前看得到的任何政府或政黨，而是我們自身的思想：只要我們依然眷戀強人政治，繼續任由官員與政客以倫理道德之名目愚弄我們的話，只要我們容忍政府不斷擴張，干預我們的日常生活的話，我們休想能達至真正的民主。用英語說：In Asia, we need more than democracy （亞洲當前需要的不僅是民主）。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荷西 (Jose Arcadio Segundo) 喝過了咖啡後才開口。
「一定有三千人啊！」他咕噥着說。
「什麼？」
「死人啊！」他澄清說：「那天在車站一定死了那麼多人。」
（替他煮咖啡的）女子打量了他一會，同情地說：「這裏根本沒有死過人，自你伯父那一輩開始，這村莊沒發生過什麼大事！」
荷西之後再打探過三戶人家，他們都會：「根本沒有死過人。」
他再回到車站前的小廣場，發現大屠殺的痕跡已經完全煙滅；在傾盆大雨下，街上寥無一人，房屋的門戶都被緊緊鎖上，除了教堂的鐘聲之外，這裏完全沒有生命的跡象。
－馬奎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百年孤寂》

（先旨聲明，筆者並非余秋雨的「粉絲」，只是因為他的演講，引發我反思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才特意在此評論他。）

在上篇文章，筆者贊同余先生關於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論點。既然文化要重新認識，我們必先要問：什麼是文化？不管是文學、音樂、戲曲、建築、祭典、儀式等的東西，都反映着某個地方的生活習慣，而這些習慣又是由先人的所造所為累積出來的；因此要認識文化，不能不認識歷史。余先生在講座的起首，指出在上世紀中葉，西方社會對歷史有兩種詮釋：

一）我們所認識的「歷史」，都只是以當代的眼光認識古時的事。
二）最真實的，是自已心裏頭的歷史。（筆者即管稱之為「唯心史觀」，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分廷抗禮）

恕筆者孤陋寡聞，我不清楚以上兩個論點的出處，還請各位賜教。對於論點一，筆者覺得沒有爭議；反而值得討論的，是論點二。余氏指出，現今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大多只是流於「官方史」，由歷朝的史官編寫，題材非常狹窄，而且資料是否準確也成疑問（黃仁宇在研究明朝官史時，體驗至為深刻）。他引述胡適之說，跟一位北平（北京）的車伕談北平的變遷，要比鑽研官方文字上的北平史要真確得多；因此，胡適主張大家跳出由史官編寫的文本史，進入由民間建立的記憶史。余氏則鼓勵有心鑽研歷史的人，應當走進人群，訪問自己的父母、鄰居的老人家等的平凡人，從他們的「集體回憶」中，建構真實的歷史。余氏的立場，筆者幾乎完全同意，然而這種絕對地唯心的史觀，必須要小心處理，否則我們便會隨時淪為歷史的散謊者。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在他的巨著《百年孤寂》裏寫過以下的故事：主角荷西在家鄉的香蕉種植場工作，由於東主剝削工人權益，荷西號召工人發動罷工與示威。後來政府介入，派遣軍隊鎮壓，雙方在車站廣場相遇，軍方下令工人結束行動，工人沒有就範，軍隊隨後向示威群眾開火，三千名工人因此被殺。荷西在危急之際，乘着滿載屍體的火車逃出生天。事後政府、軍隊聯同種植場東主，清洗（英文的 Whitewash 更為貼切）這場「大屠殺」的一切證據，結果荷西成為了這次事件的唯一見證者。數月後他返回故鄉，試圖尋找當日那場慘案的一些點滴；上面的節錄，就是他回鄉以後的發現。

再返回上述的「唯心史觀」：這段慘案的歷史，在荷西身上是非常真實的；然而，當所有史料都消失，而同年代的人都否認這段歷史時，荷西就如同荒誕劇《犀牛》中，唯一沒有變成犀牛的人一樣被孤立，萬一荷西離世，這段歷史就不再存在了。馬奎斯的描述，也許是稍為誇張，但相似的事件，在主張專權的（未必一定是極權的）社會特別容易發生。筆者曾撰文談過，「文過飾非」是東方人寫歷史的通病，因此一些不光采的時，沒有人願意記着，更沒有人願意寫下，歷史的片段就此流失了。因此單靠集體回憶而不求實証，是無法建構歷史的真相的；要重新認識中國歷史，必須對於一切現有的記錄（不管是口述還是記錄的）都不能盡信，以科學精神求證，堅守求真的態度才行的。

最近，中國政府指境外組織散佈反華短片，封殺了 Youtube 網站，馬奎斯的虛構故事，又一次變成事實了。

「簡」與「繁」，可必爭？

說國府用政治力量，「阻止文字自然演化」，那你得先假設，文字的自然演化，一定是自然會變成像簡體字的東西。真的？從漢代到民國，上下兩千年；每個朝代都用政治力量，去阻止文字變成簡體？我們讀古人書，從《史記》到《聖哲畫像記》，為甚麼都可以讀通？為甚麼改革開放以後，那麼多老先生公開呼籲，要年青一代多學點繁體字？為甚麼許多國學名師，寧願把作品送到海外發表，而不採較便的本地出版？毛潤之當北大圖書館員時，萬萬想不到，文革時有北大圖書館員，因只懂「后汉书」而不懂「後漢書」，鬧出了中外聞名的「北大沒有後漢書」笑話吧？
鄧文正 《嘿，簡體字！》－刊於 2006 年 5 月 15 日《蘋果日報》論壇版

在最近結束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潘慶林委員提出了「十年內廢簡體字」的建議，即時惹來正反兩方激烈辯論，戰火甚至蔓延至海峽對岸與海外華人社會。暫且放下雙方的論點，單看整個討論的氣氛，給筆者一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感覺；「簡體」與「繁體」，真的那樣水火不容嗎？筆者在此首先澄清坊間討論中的一些謬誤，然後再闡述自己的立場。

首先，有人認為簡體字有助掃除文盲。然而，我認為這是美麗的誤會：我在上一則文章已經說過，中國人長久以來都不是「我手寫我口」的，加上知識被只有少數懂「文言文」的人壟斷，因此目不識丁，在舊社會的人的眼中，根本不感到是大問題。打破這個局面的，是民國初期的「新文化運動」：陳獨秀、胡適之等文人，提倡使用「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白話文一經流行，平民百姓自然都需要識字了；然而因為戰火連綿，國共政府都要多等到三十餘年，才能開始着力教育人民識字。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現今無論是行簡體字的內地，還是行正體字的臺灣，文盲率都大幅下降。從臺灣的情況，我們可以說掃除文盲的真正功臣，不是簡體字，而是白話文。

在另一邊廂，堅持用「正體字」的臺灣（民國）政府，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確曾編製過《第一批簡體字表》，雖然計劃最終因為民間反對而告吹，但當中倡議過的簡體字，大多都被日後的中共政府採用了。民國在退守臺灣後，居然站出來打倒昨日的我，實在有點令人費解。事實上，當今的繁體字（或正體字），源自楷書，楷書本身已經是隸書的簡化體了，難道我們能說楷書蹂躪了傳統中國字的結構嗎？如鄧博所言，不管是中文或是其他語言文字，都有自然演化的過程；因此，漢字簡化，我是不反對的，該反對的，是現今一些不合邏輯的簡體字。以下舉兩個例子：

（一）繁體的「僅」字被簡化為「仅」，照道理，所有「堇」字旁的繁體字都應當簡化為「又」字旁。當人看見「劝」，都會覺得此字應該是「勤」字的簡化；誰知在內地，「勤」字是不簡化的，而「劝」字則變成了「勸」的簡化。

（二）幾乎所有「贊」字旁的繁體字，都令簡化為「赞」字旁。唯一的例外，是「鑽」字，簡體字變成了「钻」。再翻查普通話讀音，「鑽」是 zuan1，而「占」字卻是 zhan1，既然讀音不一樣，為何硬要用「占」字旁代替「赞」字旁呢？筆者認為，「钻」字可謂最差的簡體字。

一年前，筆者在深圳無意中發現了一套書，是由新亞書院創辦人錢賓四老師撰寫的《國史大綱》；最特別的是，這套由國內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是用繁體字印製的。在國內，通常只有古籍才會用繁體字出版的，但錢老先生的《國史大綱》，面世不過六十餘年，而竟然可以用繁體字發行，實在是個可喜的異例。潘慶林的提議，雖然有點愚公移山的味道，但從這本《國史大綱》一看，筆者覺得繁體字在國內最終會慢慢流行，即使山最終沒有移開，至少也該把一個如「钻」字般拙劣的簡體字剔除。

重新認識中國文化

在我的家鄉(寧波市餘姚縣橋頭鎮)，曾經出過如王陽明和黃宗羲的偉大文人；但是到了我童年時代，全村裏只有我媽媽一個人懂寫字。
余秋雨，2009 年 3 月9 日在講座《喚醒自己身上的歷史—從我的經歷看當代中國的文化嬗變》的講話

最近認識了兩個新來港的朋友，一位是來自新加坡的同事，一位是來自貴州的學生；他們在香港都生活了半年，大致上已適應了。然而，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粵語非常難學：字的讀音（特別是入聲）還是其次，最麻煩的是許多所謂的「字」，都是有音無字的。例如形容一個習慣用左手的人，普通話會說他是個左撇子，但粵語則是說他是左「jaao1」的；查遍字典，也無法查到一個讀音是「jaao1」的字。左「jaao1」這種稱呼，雖然無從考證是哪時開始出現，但肯定不是近年才流行的「潮語」；那樣，為何我們從來沒有考慮過把「jaao1」這個發音編成一個字呢？再者，不僅是粵語，臺灣語也有這個問題；從這一點，可以探討到中國語文和文化的演變歷程。

九十年前的五月，北平（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這場運動，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分水嶺，文言文開始衰微，白話文開始興起。事實上，「文言文」與「白話文」在整個中國語文的系統裏，是各自獨立並存的學科 (Discipline)：「文言文」屬於書面語 (Literary Language)，是達官貴人使用的語言；而「白話文」則屬於口述語 (Spoken Language)，是黎民百姓用的。其實，不論中國或是其他社會，在古代也出現過不同的階層（或階級）使用截然不同的語言的情況。環看歐洲的民藝復興時期，縱使羅馬帝國已經滅亡了近一千年，拉丁文依然是歐洲人主要的書面語，然而拉丁文的使用，只是局限在教會與讀書人階層，一般平民都只懂得本地話 (Vernacular)，其結構可能與拉丁文毫無相干。十六世紀初，路德 (Martin Luther) 展開了宗教改革，為了打破羅馬教延的壟斷，他把《聖經》從只有教士才懂的拉丁文，翻譯為教徒都看得懂的德文。路德此舉，可謂敲響了拉丁文的喪鐘；再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那些本地話就變成了現代的英文、法文、德文等語言。由於本地話是「我手寫我口」的，它的流行令更多人可以吸收新的知識，教育得以普及，民智也得以提高，成為繼後工業革命得以成功的動力。

反觀中國，粵語、吳語、閩語等的地方言話，國人已經用了幾個世紀，但這些方言都只流於口述，似乎很少人會把這些口述的語言化為可以書寫的文字，像上述有音無字的情況，十分普遍；至於那些懂字的人，寫的都是八股文、文言文等，像四大名著般的白話文作品，在「五四」前真的少之又少。這種情況，型成了知識的壟斷，因此一個自稱擁有五千年文明的社會，在 1949 年前，文盲率居然達九成，像余先生童年時的情況，實在比比皆是。更令我們覺得恐佈的是，文盲這個問題，為何居然要等到清未民初（比歐洲多等了三個世紀），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時，國人才醒覺是大問題呢？再者，既然古時懂字的人不多，他們記下來的東西，能否如實地反映古代社會的情況呢？中國文化的神髓，是否被完整地記載在只有少數人懂寫與懂看的古籍上呢？如果不是的呢，我們該當怎樣尋回那些失落了的文化碎片呢？

余秋雨先生提出，現今國人對所謂中國文化的認識正正就是受到以上條件的限制，筆者十分贊同。那麼在今天二十一世紀，我們應當怎樣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呢？筆者嘗試在下一篇文章申論，但肯定地說，我們必該有「重新認識」的意識。

文化沙漠 II - 彼岸的綠州

我們很容易就會感到羅志華的死其實是一個象徵；象徵我們的過去；如果不幸的話，甚至象徵我們的未來。一個結業書店的老闆，後來已經走到了連流動電話費都付不起的地步，大年二十八獨自在擁擠狹小的貨倉清理藏貨，被意外墜下的書籍層層叠叠地壓住，死去。

梁文道《喧囂城市裏的孤獨》 - 刊於 2008 年 2 月 24 日 《蘋果日報》副刊版

... 這群內地學生，雖不能代表內地多數情況，但他們鍾情閱讀文化書籍，透過閱讀久而久之加深了文化的底力，有了自己的信念，才能夠作深而廣的比較批評。始終， 學習批判的目的是為了成就學生未來，決不是見了人家有批判思維，便順手拈來。不知自己從何處來，如何了解自己該向那裏走？這群內地學子若能持之以恒，十年 後廿年後，前途將不能估計，因此我擔心我們的孩子，未來會是面對怎樣的競爭者。

鄺浩然《一間三層的書店》 - 刊於 2009 年 1 月 30 日 《蘋果日報》論壇版

不經不覺，羅志華已經離開我們一年了。這一年間，香港書店的經營可謂困難重重：文星結業，新華書城被迫遷往北角並縮減規模，連走高檔路線的 Page One 也要結束中環分店（縱使是最小的一間）；上個月，終於輪到文化人都很喜愛的阿麥了。在這個自稱為「國際城市」的文化沙漠，作為「綠州」的書店正不斷被荒漠化(Desertification)侵蝕。回想昔日羅馬帝國末年，以拉丁文為母語的羅馬人，漸漸蔑視以往地位崇高的希臘文明：荷馬的詩篇、阿里斯托芬的喜劇、柏拉圖的哲學、以至普鲁塔克的列傳等，羅馬人都覺得越來越陌生。以古鑑今，香港的前途如何，不需再加說明了。

相反地，只是一河之隔的中國內地，縱使人們未能如香港人般享受高度的自由，但一個個知識「綠州」卻悄悄地長起來。鄺浩然筆下的那家三層書店，不是在如深圳或廣州的大都會，而是在廣州市郊的番禺；那兒的三樓，賣的雖然是高深的文史哲書籍，但也有為數不少的當地學生，在放學後到來「打書釘」，而且一打可以打三數小時。有幸的是，政府當局雖然對電子媒體嚴加規管，但對於出版業界，有時真的想管也管不到：看看因為《如焉》被列為禁書而一炮而紅的胡發雲，最近雖然簽署了《零八憲章》，但他的新書《隱匿者》今年可以如期出版，可見一斑。換言之，一些過去五十多年都無法吸收的知識，國內讀者終於有機會學習了，而最受惠的正是在書店三樓留連的這群學生，憑着這些知識，他們能發展出獨立的思維，不但不輕易受一些似是而非的政治宣傳擺佈，還會不斷以「擦邊皮」的方式控訴社會的不公平。因此，現在真正能改做國家的力量，不是推行民主自由，而是在每個國人腦袋裏殖入民主自由的種子，以知識作為養份，讓它們慢慢發芽成長，到時機成熟時，民主自由自然會來臨。

最近筆者出席一個由浸會大學辦的講座，請來了余秋雨談中國近代史。他談過了什麼，筆者稍後會評論，但環觀台下的觀眾（特別是發問時間仍留在講堂的那些），大多都是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人，雖然不敢說他們都是來自大陸，但本地人為數真的不多。反觀數年前，鄧文正與李歐梵一同往南京辦講座，講堂內不單坐無虛席，遲來的還只能站着聽；講座完畢，某些觀眾意猶未盡，邀請兩位講者出外繼續聊天達旦。到底哪個社會的人較有前途與競爭力，大家心知肚明吧。

我們能不靠「權威」而活嗎？

我們為何接受？我們為何追隨？我們追隨他人的威信與經驗，之後卻產生懷疑。這種找到了權威但繼後幻滅的過程，是很痛苦的。我們責怪或批評過往廣被接受的權威、領袖、老師，但卻沒有審視我們根本上對權威的渴求，希望有可以指導自己行為的權威。一旦我們洞悉這股渴求，我們就會知道「懷疑」的意義。
－ 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 - The Book of Life

(休筆數星期，因為想續寫這篇花了五個月都未能寫好的文章。主題是「金融海嘯」，因為不想像坊間「財經演員」般做一些流於表面的分析，所以要不斷反覆重寫至今。)

「金融海嘯」一詞，現在由三歲稚童至八十歲老翁都會掛在嘴邊。的確，在語景上，以「海嘯」來形容自去年夏天發生的一連串事故，真的十分貼切：美國房產泡沬爆破，有如一次強烈地震般掀起海嘯，巨浪爆發一刻的景緻，有如著名的浮世繪《神奈川沖浪裏》般震撼、燦爛而悽美。眾多以往認為不可能破產 (too big to fail) 的企業，在這場百年一遇的衝擊下，變得如圖畫下方的小舟般脆弱。今回，筆者試圖從靈性的角度上，探討這次世界風暴。

最近拜讀勞思光教授的著作《歷史之懲罰》，著者提出人類因為「迷信」招致「懲罰」的論點，筆者十分贊同：無可否認，每個人都有諸多不同的信念，但當人對某些信念過份偏執或依賴時，就型成了「迷信」。「迷信」猶如麻醉藥，令人失去知覺，一旦爆發災難，隨時可能賠上性命。還看「金融海嘯」，成因大概也是「迷信」：迷信房產價格可以無止境上升，迷信風險可以透過證劵化 (Securitization) 分散，迷信一切證劵的合理價格可以用數學方程式計算，迷信評級機構可以準確地計算信貸風險，迷信各大金融機構有足夠財力履行合約等等。「金融海嘯」，其實正就是「歷史之懲罰」的一部份。海嘯過後，人人都活在絕望與惶恐中，正如大師克里希那穆提所言，這是權威幻滅的後遺症。畢竟，任何權威都不是絕對的；要避免「懲罰」，非要破除「迷信」不可：以好奇與懷疑的態度審視一切的信念，以發問與學習提升自己對「無知」的免疫力，我們才能超越自己對權威的渴望，幸福地活著。

最近，世界各大媒體都争相報導人大政協會議的新聞，因為歐美各國都期望溫總理會公佈新的刺激經濟措施。看到這裏，筆者不禁冷笑着問：「我們名義上還是行社會主義的，你們竟然要我們做資本主義的救世主？」。大師言論背後的真義，明白的人似乎並不多；另一次「歷史之懲罰」，又可能再爆發了。

黃口何時見「飽」期

[習近平]在離開墨西哥前對中國駐墨西哥使館人員、中資機構和華僑華人代表發表講話時指出，「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中國)說三道四。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可說的。」（明報，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３日）

記者轉個話題問2012政改方案，曾憲梓一聽到政改，就話﹕「唔講呢啲事，唔係時候，要食飽先得。」（明報，２００９年１月７日）

在我上班的那楝辦公樓，地下大堂有一家三文治店，每逢午飯時間，店內總迫滿人，但有趣的是，店內客人大多都是「鬼佬」，一般唐人除非是趕時間貪方便，否則都不會光顧它。我問過同事箇中的原因，他們普遍都嫌店內的三文治「凍冰冰」，很難入口。的確，「洋鬼子」的食品，是很難符合國人口味的，因為即使生活環境如何惡劣，國人對一日三餐仍然非常講究，材料不能不新鮮，還不能不「趁熱食」。因此國人無論身處世界任何角落，總喜歡到當地的唐餐館吃一頓熱飯，感受一點「自家人」的溫暖。

猶記得上世紀三十年代，曾留學日本的蔣委員長，看見日本人只用冷水洗臉，又不介意吃冷飯，而中國人卻必燒水洗臉，餐餐都要吃熱飯，認為國人貪圖逸樂，於是推行「新生活運動」，試圖改變國人的習慣。結果如果呢？到了今天，我們還可聽到某些旅遊日本的華人，說吃不慣用冷飯做的車站便當。三十年後，委員長的宿敵老毛，也曾疾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姑勿論這句說話是對是錯，但「革命」是崇高的政治理想，「請客吃飯」則是世俗的原始慾望，為何中華民族能把這兩種價值完全相反的東西放在一起，真是令人困惑不解。孫隆基在其大作中，認為國人的心理仍然停留在佛洛依德學說中的「口腔時期 (Oral Stage)」，就如嬰孩般，肚子餓便大吵大鬧，只要餵飽他們就會安靜了；因此，上述兩句說話背後的邏輯是不難理解的。雖知「洋鬼子」的心理，已經進化到「生殖器時期 (Genital Stage)」，他們認為迷醉於飲食是七宗罪之一，靈魂將無法得救；因此國人這套吃飽了就該收口的理論，洋人是「吃不消」的。

最近的新聞說，香港的人口達到七百萬了。我有一個奇想：假如每個香港人都走出戶外，向着天空張開自己的口的話，這七百萬張「人口」，將會是一次很壯觀的行為藝術。拙文的標題，轉化自白居易《燕詩》中旳一句「黃口無飽期」，並特意在「飽」字加上引號；「飽」，不是指肚子飽，而是知悉自己仍迷戀在嬰孩時期。畢竟，太鐘情於飲飲食食的民族，是不會產生出自立、自由、人權等成年人才有的意識；沒有這些意識，國人是無法在世間振翅高飛的。

真正的「豆腐渣工程」

中國（註：當時還是清朝）也驟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艦，購買大炮，這種不顧國內情況而濫用財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對的。這些東西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錢可以購買，是有形事物中最顯著的，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的。 .... 某人主張尋求文明應先取其外形，但一遇到障礙，則又束手無策；我的主張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礙，為汲取外形文明開辟道路。.... 某人並非厭惡文明，只是愛好得不如我殷切，議論還不夠透澈而已。
－ 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第二章

北京央視新大樓的大火，在海內外引起了激烈的議論。事實上，自申奧成功後，北京興起了一場建摩天樓的熱潮：「鳥巢」體育館、「水立方」、國家大劇院、首都機場三號樓、以至央視新大樓等；頓時間，北京成為了世界知名建築師的表演舞台。不管是政府還是商家，似乎都不惜工本地為北京來一次型像大改造；但某些施工人員，擅自燃放特大禮花彈，結果一幢造價過十億的電視文化中心，就此毀於一夜。

雖然福澤諭吉已經仙遊一個世紀，但他以上的觀察，在今時今日的中國仍然有效；福澤的論點，奠下「明治維新」成功的基礎，也宣告了滿清「洋務運動」的失敗。滿清的北洋艦隊在軍備（硬體）上冠絕亞洲，但兵部疏於維修艦隻，士兵缺乏訓練與紀律（軟體），結果在甲午戰爭前中，被軍備較差但管理完善的日本海軍徹底擊潰。以一台電腦作比喻：中國雖然用作了最上乘的硬體，裝上的卻是過時的軟體；因此真正的「豆腐渣工程」，不是在眼見的那些崩塌了的校舍或橋樑上，而是在國人的思想與精神上。這個答案，日本人已經在一個半世紀前想通了，但回來再看今次大火，國人究竟有否反省過呢？

《文明論概略》，嚴格來說是一本「反華書籍」，因為它認為儒學無助強國。北京的商務印書館，曾在 1959 年把它收錄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內，但可能因經歷過多次政治風波，要等到 2007 年才重新發行。去年九月，我無意中在深圳某書店發覺此書，當時書架上還有五本；三個月後重遊故地，書架上只剩下一本，而另一家出版社，最新推出了插圖版，加入了一些日本歷史的背景資料。看到這本書的銷程，我心裏確實有點欣慰，但願越來越多國人，有勇氣探討與糾正自己腦袋裏的「豆腐渣工程」。

一張信用卡的背後

（資本主義的發展，）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其中趨向能用數字管理的方式仍不外從我們前述的三個條件下造成：此即資金廣泛的流通，產業所人顧用經理，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這三個條件之行得通，全靠信任(trust)，而信任不能沒有法律在後面作保障。所以防制欺騙(fraud)假冒(forgery) 和侵吞挪用錢物(embezzlement)的各種措施，在這時期被重視。
-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四章

每逢週未，偶爾到旺角或銅鑼灣的街頭走一趟，都會看到不少申請信用卡的流動攤位；途人想申請，手續非常簡單，只需要提供身份證，與在表格上填寫個人資料就行，連入息證明也不需要（皆因有信貸資料庫），等一兩個星期後，一張新卡就到手了。整個過程，看上來好像很兒戲，但銀行既然不是善堂，在發卡前一定有衡量過風險，才會接受申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令銀行那樣迅速地審批申請呢？

信用咭，是由英文字 Credit Card 翻譯過來的；Credit 一字，除了解作「借貨」外，也有「信用」或「信譽」的意思。無論在何地，任何商貿活動都是建基於互信：信賣方準時付貨，信買方準時付款。但如何確保對方守信呢？西方人傾向先小人後君子，在交易前先訂下合約，羅列買賣雙方的權責，日後若有什麼爭論，就把合約呈上法院，由法官定斷誰是誰非。西方社會的合約精神，就是這樣建立出來的；而慢慢地，合約精神就變成了法治精神。正如黃仁宇所說，法治精神是「數字管理」不可或缺的要素，因為它令商人可以量度交易風險，既然風險能夠被量化，自然能鼓勵商人擴展業務，提升營運效率，就像上述發卡的銀行一樣。

現今某些香港民主派人仕，堅信法治精神是保障人權與自由的崇高價值；但從以上的觀點來看，實在是一場美麗的誤會。真正推動法治精神的，其實是商貿活動；既然最近中國已經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大國的話，筆者對中國的法治之路，並不感到太悲觀，當然，要花的時間是很長。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撒下種子，等待雨水的降臨。

生命中必須承受之苦 (The must-bearable bitterness of being)

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痛苦是必然的，忍耐是自願的。)
- 村上春樹《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

二月八日，終於正式地完成了第一次馬拉松，時間是三小時五十二分，算是不俗了。比賽前，大老闆問我今次訂下了什麼目標，當我坦白地說：「我其實沒有訂下目標，能跑畢全程已經很高興了。」她卻有點愕然地問：「既然是比賽，總得有個目標吧！」老實說，今次參賽，我只是想「享受」賽事，自己既然不是職業運動員，跑步無非只為強身健體，成績如何並不太重要。當然，馬拉松對身體的負荷絕對不輕，因此我花了半年練習，為求鍛練體力與意志。

比賽當日，我懷着輕鬆的心情起步；但當跑到三十公里時，我開始覺得疲倦，大腿越跑越痛，漸漸落後給其他人。其實在練習時，我也有這個情況，並考慮過放棄。但偶然看見村上春樹以上的一句話，我頓時發覺：每個人的一生，不可能永遠只有甜美的事情，某些時刻，總要有一些必須承受之苦，偶然的苦澀，是對自己的磨練，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能承受苦澀，是成長的見證；猶如品嘗一杯冰涷的啤酒，吃苦反而變成了「享受」。憑着這個信念，我開始邊停邊走以避免抽筋，當越過維園終點時，我簡直有重生的感覺。

漫長的一生，猶如一場超長途的馬拉松；最後以夏韶聲的歌《交叉點》的尾部作結。

苦困皆自願
心願自信定能圓
不理多辛酸
祗管耕耘成敗不去算
今天陽光正暖我的心更暖

從麻將悟出的一些事情

新春期間，親友間難免會麻將耍樂一番；麻將既然是國人主要消閒活動之一，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國人的處世哲學。有趣的是，國人打麻將雖然打了數百年，但直至十多年前，我們還沒有一套全國通行的麻將規則。於是乎，廣東人打牌有廣東人的規則，四川人打牌也有四川人的規則；而且即使同是廣東人打牌，有些人會「三番起糊」，有些人會不玩「槓牌」等，真的名符其實地「一副麻將，各自表述」。

反觀西方社會，各式各樣的遊戲都有明確的規則，於是乎玩橋牌時，無論是英國人還是泰國人都採用相同的規則。其實，不論是遊戲或是生活其他細節，西方人總會把該做與不該做的事寫下，製訂「成文法」（拉丁文稱為 lex，是英文字 law 「法律」的字根）。在古代希臘，編寫「成文法」被喻為人類最崇高的事業；不久之後，羅馬人從希臘學會了這項習慣，並將之發揚光大，形成了現今西方社會的法治精神。「法律」一經製訂與通過，隨即全國通行，不管是君主還是庶民，都必須遵守。再看中國社會，人民有法不依的情況，非常普遍；於是乎，當國人在生活上遇到問題時，總喜歡繞過法律，直接與相關的單位負責人商議商議，而且通常都在餐桌之上；酒杯之間，一切法規與命令都隨之拋諸腦後，型成各處鄉村各處例的局面。從以上打麻將的例子，我們不難想像國人根本不重視法治精神。

一個半世紀前，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論》中談到：「仿效西洋建築鐵橋洋房容易，改革政治法律却難」，並主張日本的變革之路，要先取難後取易。明治維新的成果，大家都有目共睹；中國要走上真正強國之路，非要不打破這個改革的瓶頸不可。

香港人，你還能夜郎自大到何時？

去年年尾，公司的深圳辦事處舉行週年晚會，我獲邀出席；因為是在週五晚上舉行，而且只是聯歡性質，我打算當日先回家換套便服再赴會(因為公司沒有「週五便服日」的習慣)。誰知當我與幾位同事談到這裏時，一位老同事笑着對我說：「深圳的治安那樣差，你是不是打算全副武裝上去呢？」雖然明知她只是開玩笑，我卻仍覺得很氣憤，令我氣憤的不是她的說話，是其背後表現出的一份無知。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最近接受電視台訪問，憶述改革三十年間國內的變化時說：改革初期，香港人在內地擁有絕對優勢，當時他提出許多關於土地審批、法規甚至拍賣的建議，內地政府都照單全收。然而時移勢易，他慨嘆自己現今在內地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再回到那位老同事的說話，其實反映着她與梁振英一樣，留戀着以前的「好日子」，仍然認為內地是落後的地方。然而，這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真正貢獻，在於令國民擴闊視野，吸收外國的技術與知識，漸漸地，內地人再不需要以香港作為邁向世界的門戶。當外國的航空公司，增加飛往京滬的班次卻減少飛往香港的班次時，當外資銀行，擴展在內地的業務卻縮減在香港的業務時，我們還能像以前那樣夜郎自大，看扁內地人嗎？

最近，內地與臺灣開展了「三通」，香港作為兩岸中介人的「歷史任務」勢必進一步衰微；如果我們再不訂出新的「歷史任務」，香港的衰落指日可待。

「恭喜發財」？

今年說恭喜發財比較虛無，說新年快樂卻比往時更有意義。如果我們能不大灑金錢於新春道具，依然能過一個快樂的年，新春照常喜氣，這個年關證明了甚麼？牛年不必不切實際恭祝牛市快來，在熊市中過這個牛年，也是百年一遇的反思良機。 - 林夕《常言道》，刊於 2009 年 1 月 25 日《蘋果日報》

農曆年既然是華人社會最重要的節日，我們即管拿它與西方社會最重要的節日－－聖誕節－－作點兒比較：西方人祝賀聖誕時，會說 "Merry Christmas"，即「聖誕快樂」；如果想撇除宗教的影響，可以說 "Happy Holidays"「佳節快樂」，重點是祝願對方可以愉快地渡過這個佳節。然而，我們祝賀農曆年時，卻會「恭喜」對方「發財」，彷彿暗示我們全部都是窮光蛋，「發財」是我們唯一的目標，生活得是否愉快反而變得次要。舊時侯，長輩工作難辛而收入微簿，他們有「發財」的心願是不足為怪；但現在可不同了，我們在這三十年間創造的經濟成就，已令世界刮目，但「恭喜發財」一句反而越喊越大聲。在大年初一的今天，讓我們如林夕所言，反思一下「恭喜發財」背後的思維。

一個國家如何發展，往往取決於國民的共同意願；現今的中國，人民都被「發財」二字充昏了頭痛，「發財」者，指的當然是自己，別人是死是活，根本不關自己事。例如建築商要「發財」，自然要偷工減料，結果豆腐渣工程觸目皆是，一場汶川地震，莘莘學子都被活埋；奶粉商要「發財」，把三聚氰胺放進劣質的奶粉裏，以圖一本萬利，結果嬰孩吃了這些毒奶粉，百病纏身。這些自私行為的背後，其實反映着國民間缺乏互信，「發財」是保障自己的唯一方法，為求「發財」，國民都不擇手段去巧取豪奪，甚至可以連國家利益都不顧（大家不發覺那些發了的財，都被匯出國外嗎？），確實是十分危險的。要打破這個局面，非要重建互信不可，至於如何重建，留待社會賢達討論了，不過如果不正視這個問題的話，即使再花幾百億元做「國家形象工程」也是徒然的。

這個新年，我嚮應了林夕，放棄「恭喜發財」，改說「新年快樂」，畢竟再多的金錢，也未必買得到快樂。謹此祝各位一聲，「新年快樂」！

談香港的文化產業

農曆年期間，本地電視台循例地會播港產賀歲片，但環觀選播的賀歲片，大部份都已經是十多二十年前的製作了。香港以往蓬勃的電影業，如今已成明日黃花，而其他的文化產業也毫無起色。在鼠年的最後一天，讓我們探討一下文化產業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回顧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因為沒有像大陸與臺灣般的政治束縛，香港的文化事業得以百花齊放；港產片、粵語歌、電視節目等文化軟體，征服了整個華語世界。有着經濟與文化實力為後盾，香港文化在海內外華人心目中是先進的典範。然而香港人並未因此而自滿，依然主動學習歐美日等更先進的文化，取得當中的神髓後把它們本土化；歌星有梅豔芳和羅文，音樂人有顧嘉輝和黃霑，導演有徐克和吳宇森，電視界則有劉天賜和徐小明等；現在翻看他們當年的作品，依然會覺得是佳作。總體來說，那時的香港人仍有着一份積極改進的精神，獅子山下的奇蹟，就是這樣建立出來的。

然而，這個奇蹟來得快時去得亦快。九十年代，香港爆發了搶購房產的熱潮，房產一經易手，便可獲得豐厚的利潤。人民捨棄過去精益求精的幹勁，變得投機短視；這種風氣，很快便吹入娛樂界，明星偶像身價暴漲，製作人卻收入微薄，而且某些意念一但受歡迎，就會不斷被抄襲模仿；結果製作質素每況愈下，觀眾群自然漸漸萎縮。然而，觀眾本身也責無旁貸，在經濟繁華的假象下，世界觀變成越來越狹窄，對外國的先進文化缺乏興趣；從近年香港報紙的篇幅，可略知端倪：國際版不斷縮小，港聞版卻不斷擴大。結果在觀眾與製作人互相因循苟且的惡性循環下，縱使香港已躍升為國際金融中心，但文化產業在華人社會裏，已失去了領導地位。

從文化產業的起落，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一個文化之興衰。如今香港的文化產業日漸衰微，相反地臺灣的文化產業在大陸如日方中。隨着兩岸開展三通，香港的在華人社會的地位如何，大家也深知肚明吧！社會如果再不對此有所醒覺的話，即使再多建幾個西九文化區都是於事無補的。

Xenophobia - a social disease in Hong Kong

I have just finished the annual staff appraisal for my little department. One of my staff is a mainland resident working in Shenzhen office. During the appraisal interview, she said she wanted to learn more English from her colleagues in Hong Kong, since she supposed that we spoke better English. I was somehow embarrassed by that, since we have been complaining about our students' poor English proficiency for quite a long time. Before suggesting what should be done, I believe a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yet to be asked by our society: What is language?

A nation's language is a part of its culture. By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say English, you will gradually learn about the culture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 Once you have acquired a foreign culture, your "world view" will be broadened. Then you will start to question traditional values and customs, and push the society to progress. That helps to explain the passion on learning English amongst Chinese youngsters: they want to learn not only the language, but also the culture. Deep heart, they want to break free from the authoritative social environment. This is exactly the "Smart Power" Hillary Clinton is referring to, and it is working in China before she takes office.

Hong Kong people once did have such passion for foreign culture. That was during the 1960s to 70s. We listened to English songs and watched BBC's TV programmes. However, such momentum no longer exists nowadays. Our usage of English is confined within classrooms, exam venues and workplaces. Our English proficiency will inevitably suffer. What really frightens me is that little by little, our "world view" will be narrowed. We locked our own minds from outside and just care about what happens within this tiny SAR. Just look at all mainstream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 and you will see that local news occupies more than 70-80% of their space. In short, this is xenophobia - fearing of anything outside our society.

Throughout history, any society showing signs of xenophabia marks its decline and fall. Athen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 and Rome after the Crisis of Third Century are fine examples. If we do not cure such a social disease, it will not be surprising to see this self-called "Asia's World City" being surpassed by Shanghai or Beijing in, say, the next century.

「死亡」變奏曲－「孝道」

（中國人的）「殺子文化」，則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死亡崇拜」，因此它將新的生機加而摧殘，去滋潤行將就木的朽物。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新千年版》第 231 頁，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近年我一直在看鹽野七生的《羅馬人的故事》，其中有一個故事，記述五賢帝之一哈德良的晚年：

羅馬帝國的高尚階層，有一項現代人覺得難以致信的習慣：每當他們患上不治之症、或年老百病叢生的時侯，他們會以禁食進行慢性自殺，因為他們認為，繼續苟延殘喘是一種恥辱。公元138年（即東漢永和三年），是哈德良皇帝在世的最後一年，當時他已經虛弱得連自殺的力氣也拿不出；某天，他將一把短劍交給一位年輕的轎夫，叫他刺死自己，那位少年當然哀求皇帝收回成命，皇帝也不敢再強求。然而，哈德良仍未肯罷休；他暗中吩咐御醫，開一些毒藥給自己。御醫心知君命不能不從，但從命的話又等於弒君，結果毒藥是開了，吞下它的卻是御醫自己。經過這場悲劇之後，哈德良才回心轉意，放棄自盡的念頭。

原來《楢山節孝》的情節，早在兩千年前已經上演了，而且主角竟是至高無上的羅馬君王。其實，西方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有沒有出現一位刻意追求長壽的君主呢？恕小弟孤陋寡聞，我不覺得有。相反地，在中國，莫說帝皇將相，就連黎民百姓，都特別講求補身與養生；說穿了，就是怕死。當人害怕面對某個問題時，通常都會扮成駝鳥，把頭鑽入沙堆，以為問題就此消失。套入以上的比喻，我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人對待「死」也是採取這種策略的，並將之投射到日常生活裏：例如在中國的建築物（特別是人流多的），許多時是沒有四樓、十四樓等層數；中國人送禮時，絕不能送鐘等。

從這種「死亡恐懼」，衍生出一種東方人獨有的文化，就是「孝」了。在古代漢語，「孝」與「老」相通；「孝」者，即奉「老」人為尊，「老」人既是行將就木卻又恐懼死亡，於是在潛意識上非常害怕比自己更有生命力的東西。「老」人的對策，就是把自己對「死」的畏懼壓在後輩身上，迫年輕人跟自己一樣，任何少年意圖突破這個金剛圏，都會被「孝」這個緊箍咒打壓的；魯迅筆下的「禮教吃人」，可謂一語中的。慢慢地，整個「孝」字當頭的社會就變成了「老」人社會，形成了孫隆基筆下的「死亡崇拜」。因此，環看中華五千年歷史，能拿得出如哈德良般面對「死」的氣蓋的帝王，竟是一個也沒有；老蔣與老毛，雖是幾十年的宿敵，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年過八十仍牢牢地抓住權力不放，成為最佳的反証。

呼應上篇關於「東方史觀」的論述，余試圖分析它的成因：在位的「老」人，透過向全國推行「孝」道來維持政權的正統性，平民百姓為了對「老」人盡其「孝」道，自然不敢評論在位的「老」人。因此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只會以後周作結，當今宋朝之事絕不可談；這情況在《二十四史》則更顯著：《宋史》由元朝的脫脫寫，《元史》由明朝的宋濂寫，《明史》由清朝的張廷玉寫。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當眾人議論本朝政事不久，在位的「老」人就展開了「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了。在這種「不論本朝之事」以盡「孝」道的風氣下，中國人誤解歷史實在是心甘情願的，寧可信片面的謊言，也不去探究歷史的真相。

彭定康在文章中說 "Historical debate is a sign of a healthy society." （歷史的爭辯令社會更能健康發展）；從這個標準再看中國社會是否健康發展，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了。

史家彭定康

Most countries fabricate at least some of their history; or they simply whitewash the bits that do not match their heroic idea of themselves. （大多數國家都會編造它們部分歷史，或掩飾一些它們認為不光采的事情。）－ Baron Chris Patten （彭定康男爵）, Living in History

日本放送協會 (NHK) 今年上映的大河劇《天地人》，主角是戰國時代的武將直江兼續。製作人員在官方網頁上指，這齣電視劇「刻畫着消逝中的日本人的義與愛」；看到這裏，我不禁幻想：假如一位英國導演開拍《邱吉爾傳》的話，他是否會向大家說自己的製作「刻畫着消逝中的英國人的義與愛」呢？

東方社會，總喜歡把歷史作為國民教育的一部份，即使是經歷過全盤西化的日本，也不能例外；鑑於內容涉及國家與民族的形象，不管寫歷史的是官還是民，總傾向褒揚先人的豐功偉績，務求使後一輩的人以他們作榜樣。但對於丟臉的事，東方社會總會文過飾非，輕輕帶過就算了；於是，「南京屠殺」就被粉飾為「南京事件」，「大飢荒」被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這種心態，不就是正正中了彭定康男爵上述一句的下懷嗎？

彭定康在 Living in History 一文中，還有以下展釋：

So, when you get history wrong, it can skew your own strategic choices. But, worse than that, blindness to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the past can distort the development of your society. (所以，如果你誤解了歷史，會令你在決擇時帶有偏見。但更糟的是，不深究歷史的真相，將會扭曲社會的發展。)

看到這句，不禁欽佩這位當年在牛津主修歷史的未代港督。原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是由一位世界頂級的歷史學家管治的，但直到今時今日，香港人對「肥彭」的印象竟然仍停留在吃蛋撻上，實在是走了寶也不知道呢！

最後，彭定康非常推崇德國人對二次大戰的態度；畢竟，正如佛洛依德學派所說，西方社會強調與上一代決裂（即所謂「伊底帕斯情結」），德國人自然有勇氣宣告自己不認同先祖做過的事。但反觀東方社會，所謂「百行考為先」，長輩認為是對的事，晚輩豈敢不從；於是，後人難以認清歷史的真相，以致重蹈覆轍。史家彭定康此文，可謂對「東方史觀」的當頭捧喝。

至於「東方史觀」是怎樣形成的，讓我另闢文章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