惻忍之心，人皆有之？

蒙上眼睛 就以為看不見
捂上耳朵 就以為聽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 創痛在胸口
還要忍多久 還要沉默多久

如果熱淚 可以洗盡塵埃
如果熱血 可以換來自由
明天能記得 今天的怒吼
讓世界都看到 歷史的傷口
《歷史的傷口》歌詞選段

回顧在二十年前春夏之交發生的那場運動，其實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眾多風波之一；相比起土改、反右、大饑荒與文革，那場運動的受害者人數遠遠少得多。由於正席主權移交，當時香港人對北京城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注視；事件最終悲劇收場，最感傷痛的也莫過於香港人。事過景遷，現在我們又聽見某些人說當年的「鎮壓」不算是「屠城」；又說要不是當局行動果斷，現在的經濟成就必然泡湯；又說大家該忘記以前的傷痛，一同向前面的好風光看云云。展望將來故然是無可口非的，但忘記傷痛又是必要的嗎？

傷痛者，任何正常的人都不願意碰到，然而我們乃血肉之軀，與生俱來我們都能知道痛楚。從另一方面看，傷痛教導我們要慈悲為懷，凡事要顧及別人的感受，因為縱使傷痛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也感同身受；孟子曰「惻忍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這份惻忍之心，正是所謂的良心或良知。然而這份良心或良知，在非常時期會被嚴重扭曲：在西方社會，最著名的要算是納粹屠猶 (Holocaust) 了，當時不少西方人雖然反對納粹主義，但對猶太人被集體屠殺卻視若無睹；戰爭結束後，西方社會（甚至梵蒂岡教廷也如是）群起對事件致歉，他們並不是支持以色列人立國，而是對當年自己泯滅良心的行為懺悔。為了教導子孫不要忘記暴行，西方人很著力保留屠猶的遺跡與史料，現在都成為遊客的觀光點。然而來到東方社會，情況可以完全相反：筆者曾引述日本戰時的內大臣木戶幸一的說話：「日本（戰後）的經濟成就，全拜原爆所賜。」，試問西德與日本的經濟同在二次大戰後掘起，難道西德的經濟成就全拜納粹統治所賜？假使某位西德官員發表類似的言論，輿論一定會迫他／她下台，然而在東方社會，他／她不但不會被責罰，而且隨時可以升官發財。

也許，孟子的教誨其實是一個大諷刺：要是他覺得大部份人都有良知的話，他何須寫下「惻忍之心，人皆有之」呢？正如廣告說「某某牌好，人人皆知」，如何某牌真的人人皆知的話，又何須賣廣告呢？東方人在面對傷痛時，普遍以為只要蒙上眼睛、捂上耳朵與閉上嘴巴，它就會消失，說穿了，其實是逃避，根本是懦夫所為；德國議會議長在北京黨校的發言，正是對這種懦弱行為的一種恥笑。更甚的是，這種逃避令東方人對傷痛感到麻木，就像日俄戰爭時，某些中國人目睹同胞被殺時就手旁觀一樣，繼後周樹人到日本留學，觀看有關的幻燈片時，覺得國人的心靈患了重病，這個重病，正是上述的麻木感。東方人對傷痛的麻木感，令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犯上泯滅良心的罪行，大至日軍侵華、十年文革，小至豆腐渣工程、劣質食品藥品等。與周樹人的意願完全相反，東方社會喜歡用筆寫的謊言掩飾血寫的事實，猶如終日以鴉片麻醉自己的人一樣，根本不知道自己滿身都是歷史的傷口，所以也不打算去根治它們。因此，孟子很不幸地身處一個磨滅良心良知的修羅場；而他的八字真言，竟然是要在被視為「蠻夷之地」的西方社會才能實現起來。

從以上的標準，再看時人如何評價中國近代的天災人禍，很快便知道誰是勇者誰是懦夫；究竟國人中勇者還是懦夫佔多數，大家心照不宣吧！西方社會有句名言「邪惡之興起，往往源於正義的人袖手旁觀」，如今國人時常抱怨世風日下道德淪落，也許以上的觀察正是箇中因由。

堅拒混淆史實

整體上，我們（按：指自己與裕仁天皇）是希望早點接受投降的，因此我們對（廣島與長崎的）原爆並不感到意外 ... 事實上，兩次原爆與蘇聯參戰，這兩件事也有正面的影響，我認為若果它們沒有發生的話，我們根本不能成功。
你可以說，拜託原爆與蘇聯參戰，日本（國力）才能回復至現在的水平。
木戶幸一，1966-67 年在憶述 1945 年日本戰敗稱降時的談話

二十年前的四月十五日，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身故，由此引發的政治風波，歷時兩個月；當時香港主權還有八年就要易手，港人因而對這場風暴格外關心。這場風波，最終以悲劇收場（不管責任誰屬，都是一場悲劇）；然而悲劇過後，中國的經濟實力，也是在這二十年間不斷擴張，今年更超越了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與日本的第三大經濟大國。於是乎，有一些自命愛國之仕，挺身而出替當年的清場行動背書，說政府如來不果斷鎮壓的話，中國勢必陷入動亂，也就沒有今日的成就云云；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的言行，筆者認為只是冰山一角。最近筆者讀了一本寫得非常精彩的書，也許可以給大家一點啟示。

由紐約州立大學 Binghamton 分校歷史系教授畢克斯 (Herbert P. Bix) 撰寫的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臺灣譯本《裕仁天皇》)，在 2001 年獲得普立茲非小說類書籍大獎。書中最震撼讀者的篇章，要算是描述 1945 年日本遲來的投降決定了：作者認為，縱使當年戰局的發展對日本非常不利，但裕仁天皇與軍方將領，當時仍堅信日本有能力反敗為勝，而和談只是敗者所為，除非取得重大勝仗，否則不會主動與盟軍談判停戰。他們為了等待這場越來越不可能的勝仗，有意識地錯失了三次和談的契機，結果招致日後的災難。

（一）在二月十四日，前首相近衛文麿上奏給裕仁天皇，認為歐洲戰事將接近完結，一向對日本虎視耽耽的蘇聯，遲早會對日本宣戰。鑑於軍隊（註：「皇軍」一詞僅是一個概念，不是正式稱號）在太平洋戰線中節節敗退，戰敗只是時間的問題；他懇請天皇盡快與盟軍展開和談，也許還可以保住江山。然而，裕仁天皇在同月召集所有在世的前首相，商議應否繼續戰事時，主張和談的竟然只有近衛一人，其餘與會者都主張奮死抵抗。最終天皇下令繼續戰鬥，說除非取得重大勝仗，否則不會和談。

[如果日本在二月願意和談的話，沖繩戰役與盟軍大空襲就可以避免。]

（二）六月初，沖繩列島宣告失陷，加上納綷德國在一個月前宣佈投降，日本己經被盟軍孤立。據作者研究內大臣木戶幸一（相當於天皇的私人秘書）的日記所發現，裕仁天皇是在沖繩失陷之後才希望求和。然而，後來天皇與其政府所做的，卻是一場徹底的賭博：一方面尋求蘇聯協助，意圖抗衡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另一方面執行「決號作戰」，全力抵抗快將登陸日本本土的盟軍（當時更有人提出「一億玉碎」的豪語）。當時前外相幣原喜重郎，更對外相重光葵說：「日本老百姓會漸漸地習慣盟軍的轟炸，只要國民團結一心，鬥志就會更旺盛，屆時盟軍便會知難而退。」

[如果日本在六月願意和談的話，盟軍大空襲的死亡人數可以大幅減少。]

（三）七月二十七日，盟軍向日本發出《波茨坦宣言》，指令日本必須接受無條件投降，戰事才會結束；日本隨後發出著名的「默殺」回應，完全把宣言置之不理。後人認為把「默殺」譯為 ignore it entirely 是錯誤，但書中引述前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對其秘書的一段談話：「先發聲明的一方，永遠是處於下風的。邱吉爾己經垮台了（註：邱吉爾在當年大選中敗給工黨的艾特里，失去首相寶座），美國也開始被孤立。因此不需太急切，政府根本不需回應。」因此，縱使翻譯有誤，盟軍沒有誤解日本政府的意圖。

[如果日本立即接受宣言的話，兩次原爆都可以避免。]

從以上三點史實，可以證明木戶幸一在二十年後辯稱裕仁天皇當時想早日求和，基本上是謊話，否則兩次原爆是完全可以避免。至於他說對原爆不感到意外，更令人感到氣憤：裕仁天皇既然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一定聽過《孟子·盡心下》一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他非但沒有保障百姓的性命財產，反而鼓勵他們寧作玉碎不作瓦全，目的只為保住自己的皇位，徹底違反孟子的教誨。最後他說日本的經濟復甦全拜原爆所託，簡直是用死難者的鮮血掩飾自己的戰爭責任。因此，那些企圖替當年清場行動背書的人，其心態與替戰爭背書的木戶幸一是無異的，都是企圖混淆歷史以維謢自己的權力，與歐威爾 (George Orwell) 認為極權者最善於竄改歷史的理論，不謀而合。

最近，日本宮內廳宣佈明仁天皇伉儷七月將造訪夏威夷，有傳聞說屆時他們將會憑弔當年被日軍轟炸的珍珠港。雖然傳聞至今仍未被證實或否認，但從他們於 2005 年參觀曾有日本人不甘做戰俘而集體自殺的塞班島所見，明仁天皇顯然是不同意當年父皇所為的。他的勇氣，確是值得我們敬重與學習的，因此對付木戶幸一之輩，我們或許應該可憐一下他們，因為他們都是膽小之徒。

民主的迷思

毫無疑問，在民主與極權的鬥爭中，極權主義一定會獲勝，並且會控制這個世界。民主的時代已經完蛋了，民主制度也快將崩潰，世間不容許有兩套（政治或）經濟制度並存。
松岡洋右，1940 年 7 月 21 日在接受美國記者專訪時的一段即興談話；翌日他接任為日本外相。

美國的《時代週刊》亞洲版，在今年（2009 年）一月刊登了一篇題為 Asia's Dithering Democracy (抖震中的亞洲民主) 的專題報導，值得一眾民主信徒細閱。亞洲許多推行民主政制的國家，無獨有偶地在去年 (2008 年) 下旬陷入混亂：在泰國、南韓、孟加拉與馬來西亞，市民紛紛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巴基斯坦的政府更近乎失效；即使是經濟較發達的臺灣與日本，其政府民望也不斷下滑。週刊引述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Asian Barometer) 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越來越多亞洲人，覺得推行民主不能令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事實上，民主政制在亞洲是新鮮的事物，假如沒有西方社會的介入，亞洲國家自身根本不會推行民主。週刊列出了四項缺失，解釋亞洲推行民主時為何困難重重，筆者不打算重覆論述；但綜合這些缺失，似乎都離不開一個主題：強人政治的意識，在亞洲社會依然非常牢固。亞洲的首個民主實驗，發生在一個世紀前的日本，史稱「大正民主」；可惜實驗不僅失敗收場，而且間接地令軍國主義抬頭。這段歷史，很值得大家借鑑。

時下大眾對於明治維新的認識，往往只流於在硬體上：說它如何令日本富國強兵，打敗大清與帝俄，帶領國家現代化，成為世界不容忽視的列強云云。然而，由睦仁（明治）天皇建立的大日本帝國，雖然在外型與西方的君主立憲帝國很相似，但實情並不是如此：根據在 1889 年頒布的憲法，立法權屬天皇所有，而帝國議會則是扶助天皇立法的機構；雖然憲法實施以來，天皇從未否決過議會的法案，但憲法的條文，明顯地保留天皇親政的特色，十分符合儒學的政治理想。睦仁駕崩後，由嘉仁（大正）繼位，嘉仁自少體弱多病，許多時侯不能親自打理政事，很自然地，帝國議會漸漸地擴展自己的影響力。在這背景下，政黨紛紛成立，透過選舉進入議會，議會內最大政黨組成政府內閣執政，情況與近代的英國議會很相似。大正 2 年 (1913 年)，法律學者美濃部達吉，更提出了「天皇機關說」，主張天皇只是國家行使統治權的機關，而主權應屬於國民全體，非常接近西方君主立憲的理想。在「大正民主」與「大正浪漫」的氣氛下，社會比明治時代變得更自由與開放，日本也更進一步地脫亞入歐。

可惜的是，多年的自由民主風氣，未能改善日本人的生活：貧富懸殊的情況日益惡化，由平民組成的軍隊，漸漸不滿財閥與政客漠視他們的苦況，部份激進的軍人更主張發動政變奪權。另外，有陸軍將領以憲法列明軍隊統帥權屬天皇而非政府所有為理由，堅決反對民選的政客介入軍隊事務；美濃部的「天皇機關說」，正正點出憲法的這項漏洞，並擔心軍隊日後可以為所欲為，完全不受監管。總體來說，雖然上層將領與下層士兵訴求不同，但政黨政客與自由主義者卻是他們的共同敵人，簡單地說，軍隊中人都是反民主的。軍隊與文官之間的衝突，隨着皇太子裕仁親王在大正 10 年 (1921 年) 攝政開始漸漸升溫。

裕仁自少深受儒學家杉浦重剛薰陶，相信儒家思想中的君臣禮儀是治國之本，換言之，一切西方關於制衡君主權力的主張，在他來說都屬於異端邪說。攝政五年後，裕仁隨着父皇駕崩而登極。昭和 3 年 (1928 年)，關東軍中有人私下策動皇姑屯事件，暗殺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事前對計劃毫不知情的首相田中義一，事後下令召開軍事法庭，懲處違反軍紀的肇事者，卻遭到軍方、政敵甚至自己內閣部份成員的猛烈反彈，他們認為公開真相有辱國體，主張隱瞞事實（把事件嫁禍給蔣系的游擊隊），對肇事者只作內部行政處分。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田中只好同意讓步，但當他把決定上奏天皇時，天皇卻指責他處罰過輕，遭到嚴厲訓斥；結果田中在極度惶恐下率領內閣總辭，辭職後不足一年更與世長辭（更曖昧的是，策動事件的士兵最終也沒有被起訴）。這次事件中，裕仁除了以行動否認「天皇機關說」外，他公然開除民選政府首長的做法，也徹底粉碎「大正民主」的根基。在西方人眼中，裕仁的行徑非常專橫獨裁，但從儒家思想來看，天子訓斥臣下卻是天經地義的；而正因為儒家思想贊同強人政治，當時的日本人普遍認同裕仁的做法，還贊賞他強政厲治，冀望他成為與睦仁一樣偉大的君主。自此之後，軍隊的勢力不斷擴張，自由的氣氛被蠶食；百花齊放的「大正浪漫」枯萎了，換上的卻是鼓吹極權的「軍國主義」。縱使日本選民仍然享有投票權，但被選出來的卻是反民主的軍國主義信徒；松岡洋右的這番說話，就是在這種社會氛圍下產生的。（值得一提的是，松岡洋右就任外相時，首相是極力主張侵華的近衛文麿）

著名的啟蒙家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曾經預視日本崇尚專權的社會制度，是國家發展的重大障礙；很不幸地，他的預言在數十年後完全中的。要不是日本戰敗，在聯合國迫令下制訂和平憲法的話，日本根本不可能成為西方人眼中的民主國家。寫到這裏，筆者對亞洲（當然包括中國與香港）的民主進程，變得比以往悲觀。如果時至今日閣下還是民主信徒的話，筆者希望提醒你，民主的真正敵人，並不是當前看得到的任何政府或政黨，而是我們自身的思想：只要我們依然眷戀強人政治，繼續任由官員與政客以倫理道德之名目愚弄我們的話，只要我們容忍政府不斷擴張，干預我們的日常生活的話，我們休想能達至真正的民主。用英語說：In Asia, we need more than democracy （亞洲當前需要的不僅是民主）。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荷西 (Jose Arcadio Segundo) 喝過了咖啡後才開口。
「一定有三千人啊！」他咕噥着說。
「什麼？」
「死人啊！」他澄清說：「那天在車站一定死了那麼多人。」
（替他煮咖啡的）女子打量了他一會，同情地說：「這裏根本沒有死過人，自你伯父那一輩開始，這村莊沒發生過什麼大事！」
荷西之後再打探過三戶人家，他們都會：「根本沒有死過人。」
他再回到車站前的小廣場，發現大屠殺的痕跡已經完全煙滅；在傾盆大雨下，街上寥無一人，房屋的門戶都被緊緊鎖上，除了教堂的鐘聲之外，這裏完全沒有生命的跡象。
－馬奎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百年孤寂》

（先旨聲明，筆者並非余秋雨的「粉絲」，只是因為他的演講，引發我反思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才特意在此評論他。）

在上篇文章，筆者贊同余先生關於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論點。既然文化要重新認識，我們必先要問：什麼是文化？不管是文學、音樂、戲曲、建築、祭典、儀式等的東西，都反映着某個地方的生活習慣，而這些習慣又是由先人的所造所為累積出來的；因此要認識文化，不能不認識歷史。余先生在講座的起首，指出在上世紀中葉，西方社會對歷史有兩種詮釋：

一）我們所認識的「歷史」，都只是以當代的眼光認識古時的事。
二）最真實的，是自已心裏頭的歷史。（筆者即管稱之為「唯心史觀」，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分廷抗禮）

恕筆者孤陋寡聞，我不清楚以上兩個論點的出處，還請各位賜教。對於論點一，筆者覺得沒有爭議；反而值得討論的，是論點二。余氏指出，現今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大多只是流於「官方史」，由歷朝的史官編寫，題材非常狹窄，而且資料是否準確也成疑問（黃仁宇在研究明朝官史時，體驗至為深刻）。他引述胡適之說，跟一位北平（北京）的車伕談北平的變遷，要比鑽研官方文字上的北平史要真確得多；因此，胡適主張大家跳出由史官編寫的文本史，進入由民間建立的記憶史。余氏則鼓勵有心鑽研歷史的人，應當走進人群，訪問自己的父母、鄰居的老人家等的平凡人，從他們的「集體回憶」中，建構真實的歷史。余氏的立場，筆者幾乎完全同意，然而這種絕對地唯心的史觀，必須要小心處理，否則我們便會隨時淪為歷史的散謊者。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在他的巨著《百年孤寂》裏寫過以下的故事：主角荷西在家鄉的香蕉種植場工作，由於東主剝削工人權益，荷西號召工人發動罷工與示威。後來政府介入，派遣軍隊鎮壓，雙方在車站廣場相遇，軍方下令工人結束行動，工人沒有就範，軍隊隨後向示威群眾開火，三千名工人因此被殺。荷西在危急之際，乘着滿載屍體的火車逃出生天。事後政府、軍隊聯同種植場東主，清洗（英文的 Whitewash 更為貼切）這場「大屠殺」的一切證據，結果荷西成為了這次事件的唯一見證者。數月後他返回故鄉，試圖尋找當日那場慘案的一些點滴；上面的節錄，就是他回鄉以後的發現。

再返回上述的「唯心史觀」：這段慘案的歷史，在荷西身上是非常真實的；然而，當所有史料都消失，而同年代的人都否認這段歷史時，荷西就如同荒誕劇《犀牛》中，唯一沒有變成犀牛的人一樣被孤立，萬一荷西離世，這段歷史就不再存在了。馬奎斯的描述，也許是稍為誇張，但相似的事件，在主張專權的（未必一定是極權的）社會特別容易發生。筆者曾撰文談過，「文過飾非」是東方人寫歷史的通病，因此一些不光采的時，沒有人願意記着，更沒有人願意寫下，歷史的片段就此流失了。因此單靠集體回憶而不求實証，是無法建構歷史的真相的；要重新認識中國歷史，必須對於一切現有的記錄（不管是口述還是記錄的）都不能盡信，以科學精神求證，堅守求真的態度才行的。

最近，中國政府指境外組織散佈反華短片，封殺了 Youtube 網站，馬奎斯的虛構故事，又一次變成事實了。

一張信用卡的背後

（資本主義的發展，）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其中趨向能用數字管理的方式仍不外從我們前述的三個條件下造成：此即資金廣泛的流通，產業所人顧用經理，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這三個條件之行得通，全靠信任(trust)，而信任不能沒有法律在後面作保障。所以防制欺騙(fraud)假冒(forgery) 和侵吞挪用錢物(embezzlement)的各種措施，在這時期被重視。
-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四章

每逢週未，偶爾到旺角或銅鑼灣的街頭走一趟，都會看到不少申請信用卡的流動攤位；途人想申請，手續非常簡單，只需要提供身份證，與在表格上填寫個人資料就行，連入息證明也不需要（皆因有信貸資料庫），等一兩個星期後，一張新卡就到手了。整個過程，看上來好像很兒戲，但銀行既然不是善堂，在發卡前一定有衡量過風險，才會接受申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令銀行那樣迅速地審批申請呢？

信用咭，是由英文字 Credit Card 翻譯過來的；Credit 一字，除了解作「借貨」外，也有「信用」或「信譽」的意思。無論在何地，任何商貿活動都是建基於互信：信賣方準時付貨，信買方準時付款。但如何確保對方守信呢？西方人傾向先小人後君子，在交易前先訂下合約，羅列買賣雙方的權責，日後若有什麼爭論，就把合約呈上法院，由法官定斷誰是誰非。西方社會的合約精神，就是這樣建立出來的；而慢慢地，合約精神就變成了法治精神。正如黃仁宇所說，法治精神是「數字管理」不可或缺的要素，因為它令商人可以量度交易風險，既然風險能夠被量化，自然能鼓勵商人擴展業務，提升營運效率，就像上述發卡的銀行一樣。

現今某些香港民主派人仕，堅信法治精神是保障人權與自由的崇高價值；但從以上的觀點來看，實在是一場美麗的誤會。真正推動法治精神的，其實是商貿活動；既然最近中國已經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大國的話，筆者對中國的法治之路，並不感到太悲觀，當然，要花的時間是很長。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撒下種子，等待雨水的降臨。

從麻將悟出的一些事情

新春期間，親友間難免會麻將耍樂一番；麻將既然是國人主要消閒活動之一，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國人的處世哲學。有趣的是，國人打麻將雖然打了數百年，但直至十多年前，我們還沒有一套全國通行的麻將規則。於是乎，廣東人打牌有廣東人的規則，四川人打牌也有四川人的規則；而且即使同是廣東人打牌，有些人會「三番起糊」，有些人會不玩「槓牌」等，真的名符其實地「一副麻將，各自表述」。

反觀西方社會，各式各樣的遊戲都有明確的規則，於是乎玩橋牌時，無論是英國人還是泰國人都採用相同的規則。其實，不論是遊戲或是生活其他細節，西方人總會把該做與不該做的事寫下，製訂「成文法」（拉丁文稱為 lex，是英文字 law 「法律」的字根）。在古代希臘，編寫「成文法」被喻為人類最崇高的事業；不久之後，羅馬人從希臘學會了這項習慣，並將之發揚光大，形成了現今西方社會的法治精神。「法律」一經製訂與通過，隨即全國通行，不管是君主還是庶民，都必須遵守。再看中國社會，人民有法不依的情況，非常普遍；於是乎，當國人在生活上遇到問題時，總喜歡繞過法律，直接與相關的單位負責人商議商議，而且通常都在餐桌之上；酒杯之間，一切法規與命令都隨之拋諸腦後，型成各處鄉村各處例的局面。從以上打麻將的例子，我們不難想像國人根本不重視法治精神。

一個半世紀前，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論》中談到：「仿效西洋建築鐵橋洋房容易，改革政治法律却難」，並主張日本的變革之路，要先取難後取易。明治維新的成果，大家都有目共睹；中國要走上真正強國之路，非要不打破這個改革的瓶頸不可。

香港人，你還能夜郎自大到何時？

去年年尾，公司的深圳辦事處舉行週年晚會，我獲邀出席；因為是在週五晚上舉行，而且只是聯歡性質，我打算當日先回家換套便服再赴會(因為公司沒有「週五便服日」的習慣)。誰知當我與幾位同事談到這裏時，一位老同事笑着對我說：「深圳的治安那樣差，你是不是打算全副武裝上去呢？」雖然明知她只是開玩笑，我卻仍覺得很氣憤，令我氣憤的不是她的說話，是其背後表現出的一份無知。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最近接受電視台訪問，憶述改革三十年間國內的變化時說：改革初期，香港人在內地擁有絕對優勢，當時他提出許多關於土地審批、法規甚至拍賣的建議，內地政府都照單全收。然而時移勢易，他慨嘆自己現今在內地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再回到那位老同事的說話，其實反映着她與梁振英一樣，留戀着以前的「好日子」，仍然認為內地是落後的地方。然而，這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真正貢獻，在於令國民擴闊視野，吸收外國的技術與知識，漸漸地，內地人再不需要以香港作為邁向世界的門戶。當外國的航空公司，增加飛往京滬的班次卻減少飛往香港的班次時，當外資銀行，擴展在內地的業務卻縮減在香港的業務時，我們還能像以前那樣夜郎自大，看扁內地人嗎？

最近，內地與臺灣開展了「三通」，香港作為兩岸中介人的「歷史任務」勢必進一步衰微；如果我們再不訂出新的「歷史任務」，香港的衰落指日可待。

「死亡」變奏曲－「孝道」

（中國人的）「殺子文化」，則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死亡崇拜」，因此它將新的生機加而摧殘，去滋潤行將就木的朽物。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新千年版》第 231 頁，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近年我一直在看鹽野七生的《羅馬人的故事》，其中有一個故事，記述五賢帝之一哈德良的晚年：

羅馬帝國的高尚階層，有一項現代人覺得難以致信的習慣：每當他們患上不治之症、或年老百病叢生的時侯，他們會以禁食進行慢性自殺，因為他們認為，繼續苟延殘喘是一種恥辱。公元138年（即東漢永和三年），是哈德良皇帝在世的最後一年，當時他已經虛弱得連自殺的力氣也拿不出；某天，他將一把短劍交給一位年輕的轎夫，叫他刺死自己，那位少年當然哀求皇帝收回成命，皇帝也不敢再強求。然而，哈德良仍未肯罷休；他暗中吩咐御醫，開一些毒藥給自己。御醫心知君命不能不從，但從命的話又等於弒君，結果毒藥是開了，吞下它的卻是御醫自己。經過這場悲劇之後，哈德良才回心轉意，放棄自盡的念頭。

原來《楢山節孝》的情節，早在兩千年前已經上演了，而且主角竟是至高無上的羅馬君王。其實，西方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有沒有出現一位刻意追求長壽的君主呢？恕小弟孤陋寡聞，我不覺得有。相反地，在中國，莫說帝皇將相，就連黎民百姓，都特別講求補身與養生；說穿了，就是怕死。當人害怕面對某個問題時，通常都會扮成駝鳥，把頭鑽入沙堆，以為問題就此消失。套入以上的比喻，我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人對待「死」也是採取這種策略的，並將之投射到日常生活裏：例如在中國的建築物（特別是人流多的），許多時是沒有四樓、十四樓等層數；中國人送禮時，絕不能送鐘等。

從這種「死亡恐懼」，衍生出一種東方人獨有的文化，就是「孝」了。在古代漢語，「孝」與「老」相通；「孝」者，即奉「老」人為尊，「老」人既是行將就木卻又恐懼死亡，於是在潛意識上非常害怕比自己更有生命力的東西。「老」人的對策，就是把自己對「死」的畏懼壓在後輩身上，迫年輕人跟自己一樣，任何少年意圖突破這個金剛圏，都會被「孝」這個緊箍咒打壓的；魯迅筆下的「禮教吃人」，可謂一語中的。慢慢地，整個「孝」字當頭的社會就變成了「老」人社會，形成了孫隆基筆下的「死亡崇拜」。因此，環看中華五千年歷史，能拿得出如哈德良般面對「死」的氣蓋的帝王，竟是一個也沒有；老蔣與老毛，雖是幾十年的宿敵，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年過八十仍牢牢地抓住權力不放，成為最佳的反証。

呼應上篇關於「東方史觀」的論述，余試圖分析它的成因：在位的「老」人，透過向全國推行「孝」道來維持政權的正統性，平民百姓為了對「老」人盡其「孝」道，自然不敢評論在位的「老」人。因此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只會以後周作結，當今宋朝之事絕不可談；這情況在《二十四史》則更顯著：《宋史》由元朝的脫脫寫，《元史》由明朝的宋濂寫，《明史》由清朝的張廷玉寫。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當眾人議論本朝政事不久，在位的「老」人就展開了「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了。在這種「不論本朝之事」以盡「孝」道的風氣下，中國人誤解歷史實在是心甘情願的，寧可信片面的謊言，也不去探究歷史的真相。

彭定康在文章中說 "Historical debate is a sign of a healthy society." （歷史的爭辯令社會更能健康發展）；從這個標準再看中國社會是否健康發展，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了。

史家彭定康

Most countries fabricate at least some of their history; or they simply whitewash the bits that do not match their heroic idea of themselves. （大多數國家都會編造它們部分歷史，或掩飾一些它們認為不光采的事情。）－ Baron Chris Patten （彭定康男爵）, Living in History

日本放送協會 (NHK) 今年上映的大河劇《天地人》，主角是戰國時代的武將直江兼續。製作人員在官方網頁上指，這齣電視劇「刻畫着消逝中的日本人的義與愛」；看到這裏，我不禁幻想：假如一位英國導演開拍《邱吉爾傳》的話，他是否會向大家說自己的製作「刻畫着消逝中的英國人的義與愛」呢？

東方社會，總喜歡把歷史作為國民教育的一部份，即使是經歷過全盤西化的日本，也不能例外；鑑於內容涉及國家與民族的形象，不管寫歷史的是官還是民，總傾向褒揚先人的豐功偉績，務求使後一輩的人以他們作榜樣。但對於丟臉的事，東方社會總會文過飾非，輕輕帶過就算了；於是，「南京屠殺」就被粉飾為「南京事件」，「大飢荒」被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這種心態，不就是正正中了彭定康男爵上述一句的下懷嗎？

彭定康在 Living in History 一文中，還有以下展釋：

So, when you get history wrong, it can skew your own strategic choices. But, worse than that, blindness to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the past can distort the development of your society. (所以，如果你誤解了歷史，會令你在決擇時帶有偏見。但更糟的是，不深究歷史的真相，將會扭曲社會的發展。)

看到這句，不禁欽佩這位當年在牛津主修歷史的未代港督。原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是由一位世界頂級的歷史學家管治的，但直到今時今日，香港人對「肥彭」的印象竟然仍停留在吃蛋撻上，實在是走了寶也不知道呢！

最後，彭定康非常推崇德國人對二次大戰的態度；畢竟，正如佛洛依德學派所說，西方社會強調與上一代決裂（即所謂「伊底帕斯情結」），德國人自然有勇氣宣告自己不認同先祖做過的事。但反觀東方社會，所謂「百行考為先」，長輩認為是對的事，晚輩豈敢不從；於是，後人難以認清歷史的真相，以致重蹈覆轍。史家彭定康此文，可謂對「東方史觀」的當頭捧喝。

至於「東方史觀」是怎樣形成的，讓我另闢文章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