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尾,公司的深圳辦事處舉行週年晚會,我獲邀出席;因為是在週五晚上舉行,而且只是聯歡性質,我打算當日先回家換套便服再赴會(因為公司沒有「週五便服日」的習慣)。誰知當我與幾位同事談到這裏時,一位老同事笑着對我說:「深圳的治安那樣差,你是不是打算全副武裝上去呢?」雖然明知她只是開玩笑,我卻仍覺得很氣憤,令我氣憤的不是她的說話,是其背後表現出的一份無知。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最近接受電視台訪問,憶述改革三十年間國內的變化時說:改革初期,香港人在內地擁有絕對優勢,當時他提出許多關於土地審批、法規甚至拍賣的建議,內地政府都照單全收。然而時移勢易,他慨嘆自己現今在內地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再回到那位老同事的說話,其實反映着她與梁振英一樣,留戀着以前的「好日子」,仍然認為內地是落後的地方。然而,這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真正貢獻,在於令國民擴闊視野,吸收外國的技術與知識,漸漸地,內地人再不需要以香港作為邁向世界的門戶。當外國的航空公司,增加飛往京滬的班次卻減少飛往香港的班次時,當外資銀行,擴展在內地的業務卻縮減在香港的業務時,我們還能像以前那樣夜郎自大,看扁內地人嗎?
最近,內地與臺灣開展了「三通」,香港作為兩岸中介人的「歷史任務」勢必進一步衰微;如果我們再不訂出新的「歷史任務」,香港的衰落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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