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場外的題目，你懂答嗎？（再寫）

一年一度的中學文憑試日前放榜，除了表現優異的「狀元」之外，坊間的焦點亦落在當年組織「反國教」運動的學生身上。其中，發起人之一黃之鋒，被各界窮追不捨之下，才局部透露自己成績。由於成績不算太突出，在未知能否獲院校取錄之下，他做了兩手準備，打算報讀副學士課程。事後，有人揶揄他為社運而荒廢學業，認為他自作自受。亦有人認為，要這群理應受保護的學生，反過來替我們站台，大眾好應覺得羞愧。

整體而言，學生能否入讀某校或某系，成績固然是個客觀的衡量指標，卻絕非唯一基準。回想那場運動，發起人縱使只是仍未成年的學生，資源貧乏之下，卻能做到一呼百應，甚至連所謂「泛民」陣營內的社運老手也望塵莫及。這份成果，肯定優勝過任何一張印滿星星的成績單；要麼他們肯放眼外國的話，即使獲美國長春籐聯盟內的名校取錄，筆者亦不感到意外。

闊一點看，現時本港失業率偏低之下，年輕人即使在試場上不如意，只要抱着「人窮志不窮」的心態，另謀出路也不是難事。奈何的是即使如此，坊間對「一試定生死」的執念，依然根深蒂固，儘管有識之士再多的努力，勸喻公眾「求學不是求分數」，到頭來只會變成對牛彈琴。

年初時，筆者以相同標題行文，指出「試題再艱深，也有個限度的；單憑拿高分的頭腦，就足以應付試場外那個瞬息萬變、許多時沒有標準答案的世界嗎？」假使讀者已在社會做了若干年工作，你不難發覺，在職場上賴以脫穎而出的技巧：待人接物的態度、遇上突變時的應對、如何捕捉時機等等，統統都無法在書本上找到，更遑論編入考試範圍。白一點說，大眾只著眼於考試成績的話，可謂妄顧現實狀況。

歸根究底，在這個偽國際都會裏出現上述的怪現象，都是公眾對教育存有功利的心態所致。某程度上，坊間依然迷醉於昔日「三師」、「四仔主義」那套生活模式的話，是種食古不化的表現。然而，要怪罪於莘莘學子，筆者認為於理不合：要麼不是我們那些長輩造就這個環境，他們又何以認為，走不同的跑要付沉重的代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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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重臨？

「不僅劉曉波如他所稱的他沒有敵人，許志永本來也不是敵人，郭飛雄、浦志強本來也不是敵人，溫良如唐荊陵同樣也不是敵人，無論他們的個人主張是什麽，他們的行為都嚴格限定於法律框架內，所有手段皆和平合法。把他們當作國家的敵人，不只是對他們的構陷和傷害，對國家自身其實是更大傷害。須知，任何一個正常國家即文明國家，都不會以自己的公民為敵人…………越是把自己的公民當敵人，越等於自證不合法；國家人為製造的敵人越多，其不合法也就越不容爭辯。顯然，這等於道義上的自我摧毀。這條路，能夠走多遠？」笑蜀，《習近平的第三條道路：新反右之路？》，刊於ＦＴ中文網，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６日。

上月中，中共中央紀委駐社科院紀檢組，指出社科院存在四大意識形態問題，其中一項，就是「接受境外勢力點對點的滲透」。事後，副院長兼黨組副書記趙勝軒宣佈，社科院日後「在課題立項、職稱評聘、幹部選拔、成果評獎、經費資助等日常管理中，把政治紀律作為首要考核因素，一旦政治違規，即予否決。」消息一出，網民隨即議論紛紛。

社科院作為國務院屬下、全國最高的學術機構，它的首要識能，肯定是透過細密與精確的研究，替國家出謀獻策。但按以上的基準，一旦研究的過程或結果，被認定為「政治違規」，不管命題有多重要，都一蓋被摒諸門外。至於違規與否，通常沒有清晰的標準來釐清，換言之，一切全靠長官領導們的一念之差。

平心而論，這種情況，在內地官場並非新鮮事；此外，即使政治形勢有多嚴峻，也總會有少數人玩擦邊球，甚至以身犯禁。但畢竟，在他們頭上，有一把隨時會劈下來的刀，管你有再多的能耐，也休想擺脫這個枷鎖。更甚的是，要麼連國家最權威的學術機構，也不能自由地做研究的話，這對整個國家是有利還是有害，明眼人應該心裡有數。

闊一點看，內地愈來愈多人認為，國家正值空前盛世，咱們已無需再借鑒別國的那一套；某些甚至認為，那些斗膽提出異議的，通通都是替西方國家背書的賣國奴。如是者，國家實力蒸蒸日上之際，國人（尤其是官場內的）對異議卻愈來愈不包容。試問，你有足夠自信的話，會對別人的些微批評如此敏感、恨不得它們速速消失嗎？

笑蜀把當前的景況，跟「反右」相提並論。筆者縱使不敢苟同，亦覺得上述那些國人的心態，跟昔日天朝年代，中土視四方為蠻夷大同小異。民國年間，魯迅曾說：「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來到今天，居然仍是字字鏗鏘，那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可謂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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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麼「打老虎」？

「講到打貪，沒幾位中國領導人會比明朝開國君主洪武帝更狠辣：他在十四世紀登基後，雷厲整治污吏，不僅把他們處決，還剝去他們的皮來做傢俱甚至是稻草人，以儆效尤。」日前，中共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被開除黨籍及送交檢察機關處理。不久，《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記者 Julie Makinen，就以上述的句子，開始她的專題報導。

從古時的天朝，到今日的共和國，每當有新領導上台，總會大幹一番，以建立威信。一般黎民百姓，每當看過貪污瀆職的官員下馬，總會感到無比雀躍，並寄望官場從此有一番新景象。相反，對大小官員來說，現在的處境可謂空前嚴峻，為免遭殃，唯有盡量保持低調。然而，經此一役之後，官場的歪風能否被徹底改寫呢？

首先，歷代的反貪行動，都是由當權者發起；然而，每當上級稍為鬆懈，官員幾乎會故態復萌。這個現象，旁觀者不禁會懷疑，官員不貪污的原因，是真誠地希望遵守法規，抑或是純粹避免被欽差找麻煩，明眼人應該很清楚。說穿了，一切都依然停留在佛洛依德口腔期、只能靠威迫或利誘才可促成改變的局面。

再者，動輒靠當權者的有形之手整治貪腐，每每事倍功半；若果有廣大的民眾協助，任何案件都定必無所遁形。然而，一旦有人公然要求加入監督時，幾乎肯定會惹來當局打壓。最希望他們閉嘴的，固然莫過於涉案官員與他們的同僚；但那些負責查案的，即使公眾的參與對自己有幫助，也會千方百計阻止他們。無他的，今天你能指正貪官，他朝你也可用同樣手法，把我拉下馬。為免除後患，什麼「官員公開資產」等的訴求，統統都休想能通過。

總體上，以上的手段都僅是靠權力來整治貪官，用內地的詞語形容，就是「打老虎」。仔細點看，貪官之所以被視為「老虎」，皆因他們自以為高高在上，可以肆意地為所欲為。要迫他們就範，唯有依靠一個比他們更大的勢力，方能箝制他們。但在過程中，不就是需要一隻更至高無上、威力無比的老虎嗎？問題是，難道這隻大老虎，是不可能腐化的嗎？兩年前發生在重慶的事，大家那麼快就徹底忘記嗎？歸根究底，不透過清晰的法制、公允地懲處貪官、再加上輿論的監察，還有更好的方法根治貪污嗎？可笑的是，當所有法院、執法者、媒體等等，都不得不聽命於這隻特大老虎的話，外間實在懷疑，這個社會是否舉國上下都是喜歡貪污的。

Julie Makinen 最後說，縱使洪武帝的決心無容置疑，但畢竟他沒有觸及到制度的變革，到了未代的崇禎帝時，再有宏心壯志也顯得有心無力，最終導致亡國。當然，歷史不會一五一十地重演，但不從中汲取教訓，後人必然重蹈覆轍。觀乎當屆政府的行徑與民間的反應，借用網上一句「潮語」形容：人類總會重複同樣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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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的自白

六月三十日，筆者收到某銀行的訊息，通知客戶為預防七月二日中環交通癱瘓，將會實行企業應變方案，並附上當日聯絡詳情。據聞，金管局早前要求各銀行，防範所謂「佔中」行動影響日常運作；今回，正是測試的合適時期。結果，一切都安然渡過。

七月一日，遊行備受海內外廣泛關注之際，在地球的另一端，港元在匯市多次觸及兌換保證上限，需要金管局干預。隨後一天，恆指創今年新高，多隻金融與地產股表現優異。這些景象，跟街上示威的情景成強烈對比。

筆者相信，那些肯把錢流進香港的投資者，決不會對當前的危機視而不見。這個矛盾，我們該如何解讀呢？

一個可能的解釋，在於投資者對香港人的印象：觀乎是次遊行，人數雖然眾多，但秩序大致良好，換着是其他社會，如此大規模的反政府活動，不發生搗亂或縱火才怪了。如是者，在投資者眼中，香港人搞的抗爭，再激進亦有個限度，因而繼續對香港市場投下信心一票。假使這是真的話，我們實在值得引而為傲。

當然，從另一角度看，你亦可以說港人在爭取民主時，往往投鼠忌器，以致無法集結出一個強大而恆久的勢力，跟建制派周旋。譬如說，遊行結束後，願意繼續通宵留守中環或政總的，連五千個人也沒有，按主辦單位公佈的五十一萬遊行人士計算，百分之一也沒有。其餘99%在遊行後便離開的人，白點說是丟下他們不理。

筆者身為99%的一分子，也承認自己沒有全力投身抗爭的打算。但闊一點想，除了走上街頭高聲吶喊，難道我們就沒有其他方法，跟彼方抗衡嗎？只要我們維持頭腦清醒，對任何糖衣毒藥保持警惕，並懂得莊敬自強，外面的人自然會認為，港人有足夠智慧面對任何挑戰。這股實力，不就是我們賴以吸引各地投資的最大本錢嗎？

筆者明白，以上的立論，難免會有人認為太天真。但至少，筆者並非盲目地樂觀。不同崗位的人，在沒有任何人主使之下，以不同的辦法，對歪理加以防禦；也許，這就是我們獨特的抗爭方式。若果，這亦是我們的最後防線的話，今年的遊行，至少証明了它仍未完全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