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面看所謂的「法治社會」

兩則駭人聽聞的謀殺案，近日成為公眾茶餘飯後的話題。無獨有偶，兩宗案件裏，遇害的同樣是雙親，兒子都因懷疑涉案而被捕。詳細案情，相信讀者已經十分清楚，筆者不再複述。然而，坊間各媒體在事後的報導與公眾的反應，卻值得我們深思。

除了電台與電視之外，幾乎所有的華語媒體（此乃拾陶傑之牙慧也），都以「逆子弒父」來做報導的標題。這種辭令，彷彿把讀者從二十一世紀，帶回到封建帝制的年代；在儒教至上的氛圍下，任何斗膽傷害親父的人，都會被認定為不孝與忤逆，在社群間永不超生。

請不要誤會，筆者並非要為干犯此等罪行的人開脫；只是覺得，公眾對類似這些倫常案件的看法，往往會流於感情用事。如是者，事主在被送上法院前，坊間彷彿已定斷他們應有此報，恨不得對他們施行刑罰似的。

在香港，每逢有重大案件宣判時，法院通常都會把判決書放上網站，供公眾參閱。在判辭中，法官會首先簡報案發經過，然後陳述自己有什麼重要考慮，再逐點作深入分析，羅列自己參考過什麼案例，在剔除所有合理的懷疑後，最後再根據案情的輕重、事主的背景等因素，處以適量的刑罰。可以想像，在一個法治社會，要把疑犯送入牢獄，絕非一件兒戲之事。

仔細點看，上述整個審案過程，猶如醫生根據舊有病例與觀測症狀，替病人診斷一樣，需要一副理性、嚴謹、講求科學的頭腦。因此無獨有偶地，世間那些具完善法制的社會，在科學的範疇上同樣有顯著的成就。簡而言之，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決不會動輒訴之於公眾一時一樣的好惡。

把以上的標準，放到這個建制中人搞官粹、靠選票餬口的就搞民粹的偽國際都會，到底在不久的將來，這個社會在面前這條法治之路上，將會是平穩前進還是愈走愈歪，實在不言而喻。

二十一世紀的夷夏之辨

所謂的「中港矛盾」，近日不單止成為輿論焦論，亦觸動到出席兩會會議人仕的神經。在這個偽國際都會，坊間不少言論，普遍批評那些暴發的內地人，買光了我們的房產、商舖、奶粉、產房床位等等，令本來的港人民不聊生云云。

無獨有偶，以上的現象，並非單止在香港出現。就連一向（表面上）十分和諧的新加坡，竟然可以有三千多人站出來，抗議政府新一份《人口白皮書》，矛頭直指由中國蜂擁而至的移民。看來，港人的反應，絕非僅是單一事件。

無可否認，近十多年，隨着內地人的財富不斷膨脹，他們出外旅行甚至定居的機會亦與日俱增。按他們那套「弱國無外交」的邏輯，自己帶着龐大的經濟利益（至於這些利益從何而來，就另作別論了）走到海外，不是應該獲得多點兒的尊重嗎？但近年的趨勢是，他們愈是在外地散財揮霍，反而愈備受本土人的白眼。這種情況，我們又該如何解讀呢？

不管你來自哪裏，當你身處異鄉時，你立時要面對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與事物。身處陌生之地，難免會不小心碰到一些忌諱。從前，父執輩總會贈我們八字真言：入境問禁、入鄉隨俗，先瞭解當地的風土習俗，再試圖打開溝通的渠道。這些行徑，無非是要向本土人表示友善。除非對方心存不軌，否則都總會抱着主人歡迎來賓的心態，妥善招待我們。

轉過來看國人如何看外邦人，卻又是另一回事。雖則來到二十一世紀，見慣世面的國人已日漸增多，但大部份人對非我族類，依舊會保持距離，更遑論主動接觸與認識他們。某些稍有才學的，更帶着有色眼鏡去看他方的事物，然後向民眾散佈充滿徧見的片面之辭。話到底，古時夷夏之辨的思維，對今天仍然沒有消失。

當然，要長期鎖國是沒可能的；問題是，長期以天朝自居的國人，總是要在迫於無奈之下，才會跟非我族類交往。國人屆時的取態，不外乎有兩種：自己有求時，就千依百順、昨非今是，甚至不惜倒行逆施；到人家找上門時，就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說白一點，即是從頭到尾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並跟外邦人畫清界線。試想想，帶着如斯的心態跑到海外，獲得的將會是敬重還是鄙視，明眼人一定非常清楚。

民國初年，魯迅曾說：「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今時今日，這幾句說話仍然鏗鏘有聲。反過來看，時下香港人當中，以見高就拜、見低就踩的態度看待內地人的是多是少呢？如此這種五十步笑百步的心理，對這個社會的國際形象是好是壞呢？

民主是可怕的，對嗎？

「中國沒可能出現自由民主體制，否則它將會崩潰。……為使國家現代化，共產黨領導會嘗試一切辦法，但多黨制一人一票的選舉，肯定不在考慮之列。理由有二：中國共產黨深相它們必須獨攬大權，方能確保穩定；另外，它們在骨子裏甚為懼怕，多黨制帶來的動盪，會令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制權。」出自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的新書，由《時代週刊》節錄。

「我聽見許多華爾街人仕，對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推崇備至：『它們要推行政策的話，不消一天就行了；咱們則要在參眾兩院反覆辯論…』。我則想說，對在中國生活的中國人來講，他們最想要的是什麼呢？不是飲食、不是起居、是民主。我知道不少人對此（民主）有負面意見，但不要忘記，在八千里外，中國人民是看着它、渴望它的。」ＳＯＨＯ中國行政總裁張欣在接受美國ＣＢＳ《６０分鐘》訪問時的發言。

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年初時提出「佔領中環」行動，呼籲發起非暴力的民眾運動，迫使政府兌現承諾，落實２０１７年普選行政長官。發起人的盤算是，先由約一萬名先鋒牽頭，長期佔領中環要道，癱瘓香港政經中心；時間一久，就能凝聚出一股不容忽視的群眾力量，令建制中人無法再玩拖字訣。提議一公開，隨即引來廣泛的討論，在主流的媒體上也有報導，筆者不再覆述。

這個偽國際都會的民主進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一直只能以「龜速」前進；不少評論都把矛頭，直指當年主權移交談判時，把港人意見摒諸門外的中英政府。但仔細再想，要麼港人果真對民主十分熱衷的話，任何像現在那樣只得半桶水的方案，即使勉強能胡混過關，亦勢必遭到強烈反彈。回想２０１０年，五位立法會議員以辭職發動所謂的「五區公投」；結果他們雖然順利重返議會，但行動惹來的回響，卻遠遠不及七一遊行、反國教活動等那樣強烈。說穿了，對普羅大眾來說，什麼民主不民主，從來都不是重要的議題。試想想，連稍有點自由的地方也尚且如此，筆者不禁覺得，張欣女仕對國人民主訴求的闡釋，未免過於單純了。

也許，與其再構思如何加快民主進程，我們不妨反過來問：到底有什麼因素，令公眾對民主有如此冷漠的態度？談到這裏，想必令不少人隨即想到，李光耀資政最近的言論。無可否認，李資政可謂一語中的；但凡是有果必有因，簡單地把李資政言下的恐懼，說成是中國民主化的阻力，未免流於膚淺。再深一層看，造成這種恐懼的，又會是什麼原因呢？

在上一篇拙文，筆者引用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對華人社會營商環境的分析，指即使如香港那般西化的地區，民眾的互信程度依然偏低。福山引用杜維明的學說，認為這跟儒家學說重視孝道，提倡「家天下」的心態有莫大關係。

這個觀點，筆者嘗試這樣演繹：在家裏面，但凡有衝突時，各方總會把問題交由長輩（亦即上級）處理，而除非紛爭大得難以收拾，長輩通常都本着「一人少一句，家和萬事興」的原則，替各方擺平。表面上，事件似乎就此了結，但站在後輩（下屬）的立場，自己之所以放開爭執，不過是服從長輩的意願（即是盡孝道）而已；至於同輩之間是否心悅誠服，認同對方的想法，反而變得次要。既然萬大事都可以由長輩出頭定斷，久而久之，系統內各派別都認為，跟對方溝通是多餘的，更遑論什麼求同存異、達致共識。更糟的是，要麼長輩有任何不測，累積下來的不滿更會在瞬間爆發，導致家變，直到有接班人冒起，充當長輩的角色為止。

當「家天下」的心態，在華人社會力久不衰時，我們不難想像，在營商甚至治國的理念上，必然會受到影響。的確，只需看香港市民，不管政治立場如何，都習慣把三千里外的中央政府稱為「阿爺」時，確實可見一斑。在不同階層壁壘分明互不交心的形勢下，假使大家沒有一個強大專制的領導在頭上的話，出亂子只是遲早的事。如是者，李資政言下對民主的恐懼，不僅在領導階層形成，在平民百姓身上亦同時出現。

基於上述的觀察，實在不難推測，除非我們致力擺脫「家天下」的枷鎖，否則以上的恐懼只會繼續困擾着每個人；即使換上哪個組織執政，結果都只會是大同小異。想到這裏，實在令人哭笑不得：自封建帝制終結、新文化運動開始計，我們談了這個問題不知多少年；來了今天的二十一世紀，居然還要老調重彈，我們不是可以大膽地認為，情況已經無藥可救嗎？故此，縱然筆者並不反對「佔領中環」，但不管策動人想得何等周密，亦難以對前路感到樂觀。

或許，對這個民族而言，民主比洪水猛獸更可怕吧，對嗎？

沒有互信的社會

In a low-trust society, the network form of organization would be a formula for paralysis and inaction. Each member of the network, when faced with the need for collective action, would try to figure out how to exploit the network for its own advantage and would suspect the others of scheming to do the same.
在信任度低社會裏，網絡型的組織往往陷入癱瘓狀態。網絡內每個成員，每當需要集體行動時，總會思量怎樣榨取這個網絡來自利，並懷疑其他人也有相同的圖謀。
(Francis Fukuyama, "Trust", p. 203)

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發表報告，指社會總體的信任度，已跌至歷史低位。來自七個城市近二千名受訪者之中，超過一半認為坊間大多數人都不可信。

導致如斯局面，高壓專制的政治環境無疑是原因之一，特別是在豆腐渣工程、毒奶粉、高鐵脫軌等事故之中，當公眾若隱若現地看見那些替受害者出頭的人，輕則被河蟹，重則被囚禁時，私底下都會感歎，做好人是沒有好報的。如是者，在公義無法充分體現之下，招搖撞騙之事愈見普及；民眾為求自保，紛紛對陌生人加以嚴防，各階層之間的矛盾，由此也日益加深。

報告公佈後，學者紛紛表示，這是繁華盛世下的一個嚴重警號，當局必須正視。然而，在提出具體方法前，我們不是先要瞭解，人際間的信任，是怎樣得來的嗎？

寫下《歷史的終結》一書的美國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在 1995 年出版了一本名為 Trust 的書。福山認為，某種文化內的人的是否互相信任，可以從那些人能否擁有一種名為 Spontaneous sociability 的能力；簡單而言，就是能否無需由家族或國家牽頭，自行組織大小團體來從事商貿、教育、慈善等的事業 。譬如說，十七世紀的荷蘭商人，為拓展遠洋貿易，聯手成立荷屬東印度公司，開創股份制有限責任公司的先河，便是個好例子。福山發現，只有高信任度的社會，才能發展出龐大的跨區企業；故此荷蘭、瑞士與瑞典等國，即使國力遠遠比不上七大工業國，但它們的誇國企業，足以跟大國的同業週旋。

書內也花了頗多篇幅，分析香港的商貿環境。福山發現，即使是在交易所上市的本地大企業，絕大部分都是由家族擁有和經營的；雖則它們的營運手法、人事架構等都已經十分現代化，但一談到一些舉足輕重的職位，總要由家族成員、近親或差不多視為親人的老臣子出任。如是者，僱主與僱員之間，話到底總是壁壘分明；而家族企業為求確保控制權，往往寧可放棄積極擴張的機會。福山推斷這足以證明，活在香港以至其他華人社會的人，互信程度始終有限。

福山的見解，筆者即管換個角度看。福山言下的低信任度社會，往往代表人民希望一個手執無上權力或龐大財力的人或組織，令所有的人唯命是從。如是者，他們暗地裏都會相信，一旦遇到什麼紛爭，只要把問題交給這個強人，再由他以高壓手段，下令糾正便可。換言之，不同階層的人，根本連溝通的需要都欠奉，更遑論自行走出來平等地對談，籍以求同存異。按以上的推論，再看當下的國情，實在難以相信，情況能在短期內改善。

反觀這個偽國際都會，當我們見到連建制內不同派別的人仕，到現在仍未能達到所謂的「大和解」，除非「阿爺」主動出手，否則無法打破僵局之時，這個社會的信任程度，將會是持續上升還是下降，實在無用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