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可能出現自由民主體制，否則它將會崩潰。……為使國家現代化，共產黨領導會嘗試一切辦法，但多黨制一人一票的選舉，肯定不在考慮之列。理由有二：中國共產黨深相它們必須獨攬大權，方能確保穩定；另外，它們在骨子裏甚為懼怕，多黨制帶來的動盪，會令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制權。」出自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的新書，由《時代週刊》節錄。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年初時提出「佔領中環」行動，呼籲發起非暴力的民眾運動，迫使政府兌現承諾，落實２０１７年普選行政長官。發起人的盤算是，先由約一萬名先鋒牽頭，長期佔領中環要道，癱瘓香港政經中心；時間一久，就能凝聚出一股不容忽視的群眾力量，令建制中人無法再玩拖字訣。提議一公開，隨即引來廣泛的討論，在主流的媒體上也有報導，筆者不再覆述。
「我聽見許多華爾街人仕，對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推崇備至：『它們要推行政策的話，不消一天就行了；咱們則要在參眾兩院反覆辯論…』。我則想說，對在中國生活的中國人來講，他們最想要的是什麼呢？不是飲食、不是起居、是民主。我知道不少人對此（民主）有負面意見，但不要忘記，在八千里外，中國人民是看着它、渴望它的。」ＳＯＨＯ中國行政總裁張欣在接受美國ＣＢＳ《６０分鐘》訪問時的發言。
這個偽國際都會的民主進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一直只能以「龜速」前進；不少評論都把矛頭，直指當年主權移交談判時，把港人意見摒諸門外的中英政府。但仔細再想，要麼港人果真對民主十分熱衷的話，任何像現在那樣只得半桶水的方案，即使勉強能胡混過關，亦勢必遭到強烈反彈。回想２０１０年，五位立法會議員以辭職發動所謂的「五區公投」；結果他們雖然順利重返議會，但行動惹來的回響，卻遠遠不及七一遊行、反國教活動等那樣強烈。說穿了，對普羅大眾來說，什麼民主不民主，從來都不是重要的議題。試想想，連稍有點自由的地方也尚且如此，筆者不禁覺得，張欣女仕對國人民主訴求的闡釋，未免過於單純了。
也許，與其再構思如何加快民主進程，我們不妨反過來問：到底有什麼因素，令公眾對民主有如此冷漠的態度？談到這裏，想必令不少人隨即想到，李光耀資政最近的言論。無可否認，李資政可謂一語中的；但凡是有果必有因，簡單地把李資政言下的恐懼，說成是中國民主化的阻力，未免流於膚淺。再深一層看，造成這種恐懼的，又會是什麼原因呢？
在上一篇拙文，筆者引用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對華人社會營商環境的分析，指即使如香港那般西化的地區，民眾的互信程度依然偏低。福山引用杜維明的學說，認為這跟儒家學說重視孝道，提倡「家天下」的心態有莫大關係。
這個觀點，筆者嘗試這樣演繹：在家裏面，但凡有衝突時，各方總會把問題交由長輩（亦即上級）處理，而除非紛爭大得難以收拾，長輩通常都本着「一人少一句，家和萬事興」的原則，替各方擺平。表面上，事件似乎就此了結，但站在後輩（下屬）的立場，自己之所以放開爭執，不過是服從長輩的意願（即是盡孝道）而已；至於同輩之間是否心悅誠服，認同對方的想法，反而變得次要。既然萬大事都可以由長輩出頭定斷，久而久之，系統內各派別都認為，跟對方溝通是多餘的，更遑論什麼求同存異、達致共識。更糟的是，要麼長輩有任何不測，累積下來的不滿更會在瞬間爆發，導致家變，直到有接班人冒起，充當長輩的角色為止。
當「家天下」的心態，在華人社會力久不衰時，我們不難想像，在營商甚至治國的理念上，必然會受到影響。的確，只需看香港市民，不管政治立場如何，都習慣把三千里外的中央政府稱為「阿爺」時，確實可見一斑。在不同階層壁壘分明互不交心的形勢下，假使大家沒有一個強大專制的領導在頭上的話，出亂子只是遲早的事。如是者，李資政言下對民主的恐懼，不僅在領導階層形成，在平民百姓身上亦同時出現。
基於上述的觀察，實在不難推測，除非我們致力擺脫「家天下」的枷鎖，否則以上的恐懼只會繼續困擾着每個人；即使換上哪個組織執政，結果都只會是大同小異。想到這裏，實在令人哭笑不得：自封建帝制終結、新文化運動開始計，我們談了這個問題不知多少年；來了今天的二十一世紀，居然還要老調重彈，我們不是可以大膽地認為，情況已經無藥可救嗎？故此，縱然筆者並不反對「佔領中環」，但不管策動人想得何等周密，亦難以對前路感到樂觀。
或許，對這個民族而言，民主比洪水猛獸更可怕吧，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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