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迷思 II

中國式的「政治」... 就是只准由一個「黨」奪得「中央」的遊戲。換而言之，就是逐鹿於中原，問鼎於天下。誰能奪得「中央」的位置，就可以掌握「整體利益」的專利代表權，就可以將「亂黨」的罪名加諸於對手。用現代的術語說，自己是維繫「安定團結」的，對方是「搞分裂」 ... 自己是「光明正大」的，對方是「搞陰謀詭計」的。因此，中國式的「政治」，也是一個「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遊戲。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新千年版》第 381 頁

由伊朗大選引發的政治危機，至少依然未有平息的跡象。回看歷史，現時伊朗的伊斯蘭政權，是靠三十年前推翻巴列維王朝 (House of Pahlavi) 而上台；革命前，君主雖銳意提升國力，但他個人過份剛愎自用，壓迫反對自己的聲音，導致民心盡失，最後更要客死異鄉；然而革命之後，伊斯蘭政權似乎沒有汲取前朝覆亡的教訓。似乎孫隆基以上的論說，並未只在中國才適用。

早前，筆者曾引述亞州版《時代週刊》的報導（原文），指出亞洲的民主發展現正面臨空前的挑戰；縱使各國面對的麻煩各異，問題癥結似乎都不在民主選舉上。假使國家是一台機器的話，民主體制頂多只是它的操作系統；民主雖然是重要的元素，但光靠它是無法啟動機器的。除了民主，完善的法制、言論的自由、包容不同種族宗教的文化、追求平等權責的精神等，都是這部機器的零件，有了這些零件，機器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回看伊朗的情況，當權者在是次示威浪潮中，態度依然強硬，繼續打壓異見人仕，並單方面確認備受爭議的選舉結果。現時仍難判斷三十年的事是否會重演，但肯定的是，縱使當權者能拿出千千萬萬的證據，證明選舉結果合法，似乎也沒有太多人相信；即使當權者表面上是贏了，卻他們的所作所為卻輸掉了民心。因此，推行法治、保障自由等的行為，受惠的其實並不單止是平民百姓。

「孫大聖」的五指山

佛祖道：「我與你打個賭賽：你若有本事，一觔斗打出我這右手掌中，算你贏， ... 若不能打出手掌，你還下界為妖，再修幾劫 ... 」
（孫悟空）翻轉觔斗雲，徑回本處，站在如來掌內道：「我已去，今來了。你教玉帝讓天宮與我。」

如來罵道：「我把你這個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離了我掌哩。」

《西遊記》第七回節錄

身為男兒，如果我說自己在中學時從未看過色情照，大概沒有人會相信；雖記不清在什麼年歲初次看，但肯定是不足十八歲。所謂「食、色，性也」（《孟子 - 告子上》），青年人血氣方剛，對異性好奇在所難免，然而在長輩眼中，性往往象徵放蕩、宣淫、污穢，會不斷勸告青少年不要接觸（當然，效果往往適得其反）。最近有一則國內新聞，說當局由七月一日開始，會強制在國內銷售的個人電腦上預載名為「綠壩」的過濾軟件；政府稱此舉是要「攔截色情內容、過濾不良網站」，但評論一般認為當局企圖擴大政治審查，進一步箝制網上的言論。不管誰是誰非，筆者有一點真的覺得非常可笑：色情與政治這兩個一般人認為風馬牛不相及的話題，中國人為什麼偏偏喜歡扯在一起談的呢？

「成人 (Adulthood)」的概念，不管東西文化都存在，主要是代表某人可以生兒育女，是在生理上成長的象徵。西方世界更將這個概念伸延：既然某君已經「成人」，他在心智上已能自行分辦是非，無盡先輩們說三道四，這是在心理上成長的象徵。進一步說，既然能自立，他的政治權利與義務便與先輩一樣了，先輩再也不能恃着自己的輩份與權勢，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後輩身上；因此人權、自由與民主等的概念，只有在講求心智成長的西方世界才能誕生。相反地，東方世界只求生理成長，卻把心智成長壓抑起來，於是乎，後輩該看什麼不該看什麼，長輩完全可以作主；當局強制預載「綠壩」，也是基於這種心態。二十多年前的孫隆基，率先以弗洛依德的心智學說解讀國人這種行為，指出在不講求心智上自立的情況下，中國社會不管是由什麼人統治，都只會變成越來越專權獨裁。時至今天，由「孫大聖」建構的這個深層結構，仍然是這個民族的一座五指山，不管孫悟空有再多的本事都逃不過。

因此性與政治這兩種東西，並非如大家所想完全無關的。可悲的是香港日漸對性越來越不包容，可以預視這個社會必定會在民主化的路途上開倒車。

沒有變成犀牛的人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吶喊》中的自序

上幾篇談八九民運的文章，筆者都把矛頭指向當年的施暴者或替其背書的人，今回筆者要「倒戈」了。大家不要誤會筆者要玩「忽然愛國」，或做所謂「平衡各方意見」，而是認為許多聲稱抗拒當權者的人或組織，連自己的敵人在哪兒也搞不清；再如此下去，整個民族日後都只會重蹈覆轍，完全無法脫離歷史的懲罰。

猶記得六十年前，毛潤之在天安門城樓高呼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國人滿懷希望，以為自己民族終有出頭天了。繼後發生的事，令不少有志之仕失望甚至絕望；當然，事後大家都指摘當權者或在旁助紂為虐的人，但仔細再想，隔岸觀火的人難道就沒有責任嗎？英語裏有名言「邪惡之興起，往往源於正義的人置身事外」，不幸地，這句說話在中國（不管是舊還是新）完全應驗，對此感受最深的，要算是文革時期的巴金了，他隨後寫下《隨想錄》，記錄了自己與沉默的大多數，如何對天天在身旁發生的慘案袖手旁觀。類似的場面，魯迅在看日俄戰爭幻燈時也曾目睹過，隨後他出版了小說集《吶喊》，意在喚醒國人的心靈，以上的自序，充分表達他對國人這種情況的忿恨。

奈何魯迅與巴金要面對的，是一個對傷痛完全麻木的民族（詳見拙文）；自古以來，國人對於他人（甚至是自己）的傷痛都是不看、不聞與不說。別人遇到不平事，即使怎樣呼冤都不會有其他人願挺身而出，漸漸地，國人學會了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久而久之，正義就不能被伸張，所謂公德或良心也蕩然無存。這種情況，其實早在舊中國已經出現了，因此國人對傷痛的麻木感，才是那班主張平反民運人仕的真正敵人；若我們繼續逃避這個問題的話，即使政權易手多少次，情況也只會是一樣。

最近，梁文道先生在報上刊出了評論，擔心這場風暴不僅不能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他曾看過《百年孤寂》，才會就這本小說的結局套用在自己的文章內。筆者則覺得梁道長太理解國人的習性了，只要國人繼續逃避傷痛，像我們這一類人，恐怕會成為荒誕劇《犀牛》中沒有變成犀牛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