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迷思（再寫）

在臺灣，由學生發起的「反服貿」運動，成為近日各社交平台的熱話。孰對孰錯，並非本篇的主題，筆者反而想借此，談談更宏觀的時局。

環觀世界，近期確實有不少新興的民主國家，政局陷入膠着：離我們不遠的泰國，支持及反對前總理他信的勢力互不相讓，癱瘓施政；把強人拉倒了的埃及，軍隊聲稱順應人民的號召，公然把民選總統推翻；東歐的烏克蘭，親俄的總統被親歐的民眾包圍，被迫流亡。總結以上事件，似乎有個共通點：不同意見的團體，無法透過談判化解僵局，唯有各走極端。不管誰勝誰負，各方的互信都已經盪然無存，令國家前路茫茫。

要麼筆者是李世默君之流的人，定必會堂而皇之跑出來，指稱西方那套民主政制，已經瀕臨崩潰，咱們還要再費神向它們學習嗎？最近，一場別開生面的辯論，正好探討這個議題。

本月初，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轉播一場由 Intelligence Squared 主辦的辯論，議題是「民主政制不一定帶來最好的政府」，地點在倫敦的 Cadogan Hall。事前，觀眾先要投票，表示自己贊同抑或反對議題。結果，反對的竟然不足兩成，對這個當代君主立憲體制之父來說，確實是個警號。開始時，正反雙方各有兩名代表輪流發言；之後，觀眾有機會向他們發問，然後就議題再次投票。今回，反對的激增至接近六成。

平心而論，縱使反方勝出，筆者並不覺得他們十分稱職。筆者嘗試就正方的某些觀點，深入剖析。

首次，他們認為，不論古今中外，治國的首要目標，是要令人民生活豐足。問題是，要達到這目的，就一定要非推行民主不可嗎？稍稍翻開歷史書，不難發覺到那些繁榮昌盛的大國，絕大部份都不要一開始就有民主的。白一點說，坊間以為民主可令國家更強盛，實在是倒果為因；對落後國來說，民主根本是種可遇而不可求的奢侈品。

其次，民主體制是否有利於你，取決於你在社會內是富裕還是貧窮階層、自己的族裔屬多數還是少數、自己的國家是發達還是落後等等。要麼你不幸是少數族群的話，你的福祉將肯定被多數人操縱；同樣地，你是一個落後國的話，你亦被發達國牽着鼻子走。換言之，即使制度少再民主，沒有人能保證你不受侵害。

最後，即使是國際公認的民主國家，彼此對民主的闡釋可以很不一樣；民選政府怎樣組成，也各有差異。既然從頭到尾，都沒有一套全球通用的標準，我們又憑什麼去對人家的見解說三道四呢？

仔細聽過正方的論據，筆者認為嚴格來講，他們並非反對民主，只是把它的限制擺在大家面前而已。問題是，那些懷疑西方式民主的人的一套，就可以解決以上的困難嗎？

民主的基本目的，是透過選票令政府順從人民的意願；為此，政府最起碼要保障人民的權益，防止它被無理侵害。最切身的例子，莫過於自己口袋裏的財產。近年，倫敦的房價升得很快，為什麼？外地人來投資。他們主要來自何地？中國、俄羅斯、中東產油國等。無獨有偶，它們都不被西方認為是民主國家，那就奇怪了：拿得起這筆錢的，一定非等閒之輩，他們在自己國家，定必是有權有勢的。既然他們可以呼風喚雨，又幹嗎寧願把肥水流向別人田呢？這種所為，不就是把鈔票化為選票，向他們最蔑視的民主制度投下神聖一票嗎？從這個角度看，要吸引全球的資金來你家投資，一套民主制度還是一套專權制度將會更成功？

至於所謂的「多數人的暴政」，它的出現跟是否有民主沒有直接關係；最佳的例證，是侯賽因倒台前後，遜尼派與什葉派命運逆轉的伊拉克。不管什麼社會，總會有少數族群；要麼你身處其中的話，更能提供保障你權益的，會是一個民選政府、還是一個獨裁者呢？

不錯，要替民主訂一個全球通用的標準，幾乎是沒可能的。但換個角度想，假使你身處一個專權國家的話，你還可以有機會在大庭廣眾，討論民主的定義嗎？一個連討論空間也欠奉的地方，會有耐在其他議題上作交流嗎？

一年前，筆者在拙文《沒有抗爭，反而更危險。》已指出：「不管你行什麼政治制度，總會有它的副作用；假使用盡人類的智慧，也無法創建出最好的制度的話，我們唯有退而求其次，選一個副作用最少的。」無疑，民主並非毫無缺陷，實行時要付出不少代價，但獨裁又何嘗不是呢？要麼民主真的一無是處的話，幹嗎連最專制的北朝鮮，也要象徵式地搞一次全民投票呢？在兩害相衡取其輕之下，大家會覺得有選擇、還是沒有選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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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醫鬧」

近年，內地頻頻爆出「醫鬧」事件；所謂「醫鬧」，是病人或其家屬不滿院方的診斷與治療，把心頭的怒氣發洩在對方身上，輕則到醫院搗亂，重則襲擊醫護人員。熟悉國情的人，普遍指各級政府對醫療衛生的投資，遠遠追不上經濟增長與人口老化；醫院在缺乏營運費用之下，唯有從病人的錢包着手。病人眼見自己的利益被任意宰割，因而對醫護人員產生反感，令矛盾日益加深。

雖則內地的醫療系統百孔千瘡，但比之更差的地區，在世間比比皆是。然而，在其他社會，即使病人因什麼原因失救，他或家屬都甚少遷怒於院方。「醫鬧」之所以唯獨在內地盛行，實在值得深究。

一般情況下，普通人總會是感到不適才會見醫生的。某些較注重健康的，會定期做身體檢查，以求防患於未然。在見醫生時，你除了透露詳細病徵之外，醫生亦會詢問你的起居習慣、家族病歷等，務求判斷精確。有時候，醫生的診斷，完全是病人的意料之外，又或者開出的處方，跟病人的期望有很大的落差。但除非醫生有專業失當之嫌，否則為自己健康著想，什麼樣的治療你也要接受。

因此，在內地發生的「醫鬧」，某程度上是民眾懷疑院方心存不軌，因而宣洩內心的不滿。誰是誰非，筆者之類的外人根本無從得悉；但要麼一開始，病人就不信任醫生的話，最終只會是兩敗俱傷，受害較多的，難免會是前者。

筆者嘗試把以上的觀察，套用到近日有關民意調查的爭論，發覺兩者之間，有某些共通點：把整個社會見為一個有機體的話，民意調查就像鑑定它的健康似的。固然，民調是否有偏頗之嫌，留待專家說過清楚好了；但那些連背後的科學證據也未搞清，就認為主辦機構是借民調替反對派做勢的人，跟上述搞「醫鬧」的人的心態可謂大同小異。發出那些批評的人，活像告訴全世界，自己從來都沒有病；不難預計，除非社會已經病入膏肓，否則他們只會把別人苦口婆心的建議，不理好歹都加以打壓。

平心而論，以上的情況，在內地並非什麼新鮮事。奈何的事，一個只能靠鬧事來貶低別人、抬高自己的社會，在外間獲得的將會是尊重還是蔑視，明眼人一定心裏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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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另類衰退（三年之後）

「我的朋友，在大學當教師的Ｋ説：……不明白為什麼日本的電視臺，總是把那些求真精神放在無謂的事情上，而不是認真的發掘新聞，去發揮第四權，監察行政立法司法權的功效。……為什麼學校要給他們派餐點，而不給他們自由去選擇那天要吃什麼。……為什麼大家在同一班內，明明大家壓根兒不喜歡大家，卻又要一起做很多的事情，裝作團結，裝作一體。」【健吾，《日本的好事》，刊於《日經中文網》，２０１４年３月６日】

現代科技，實在有點令人咋舌，遠自外地的電視訊號，一瞬間就可以透過互聯網，讓全世界看得到（這是否合法，就另作別論）。週二，是日本「三一一」大地震的週年紀念，筆者略略看過日本各主要電視台的相關報導，內容不外乎是大打溫情牌：抽幾位災區居民出來，講述他們如何越過悲痛（加幾滴眼淚，效果更佳）、迎接未來等等。（當然，跟每逢災難紀念日，執政黨就會跑出來展示政績的鄰國相比，又是另一個世界。）

反之，世人至為關心的福島核事故，它們雖未至於隻字不提，也僅是輕輕帶過。猶記得，地震後翌日，福島核電廠發生過爆炸，相關的片段，海外民眾都可以即時看到。唯獨是日本主要的公營電視臺ＮＨＫ，要隔了至少一天才轉播。看來，大家認識的那隻「河蟹」，並非自家獨有。

處於地殼裂縫上的日本，每隔數十年總會發生大災難。也許因此這樣，日本人對上下一心、團結一致的執著，堪稱世界之最；對於向來一盤散沙的中國人來說，實在令人既羨慕又妒忌。但常言道，任何過份美好的東西都不能盡信。這份團結精神的背後，隱藏了不少值得反思的代價。

十多年前，看過一套歐洲國家（記不得是英國還是法國）製作的紀錄片，介紹瘋魔一時的視覺系搖滾樂（Visual Kei）。當中，有 Luna Sea 成員 Sugizo 的專訪；他直言，整個日本社會的氣氛，令他感到窒息，迫使自己每天都要起來反抗似的。他所針對的，正就是上面健吾君那位朋友的觀察：日本人的團結精神，在人際間形成一種壓迫感，令人不敢貿然挑戰社會裏某些常規。

三年前，筆者借日本搖滾樂之衰落，指出「在文化層面上，連半點抗爭的精神都拿不出來，要他們破斧沉舟地打破傳統的珈鎖，全面推行艱苦但必要的改革，更是妙想天開」。來到今天，景況似乎依舊。更糟的是，自民黨回朝之後，銳意加大力度推行愛國教育，更派遣親信安插ＮＨＫ的管理層（變相影響編採方針）、頻頻向二次大戰中陣亡的「英靈」招魂等等。說穿了，這些行動的目的，都是令國民更服從政府。

最近，長期旅日的美國記者 William Pesek ，在地震週年紀念日撰文。他眼見災區重建進度緩慢，不禁質問當今的政府，既然他們口口聲聲說人手不足，那為何轉個頭又要申辦奧運呢？既然安倍那樣熱衷於標榜日本是歷史的受害者，為何對地震災民又是另一副表情呢？奈何的是，日本的主流的媒體，都有意無意地借着賣弄災民的悲情，維繫觀眾的心靈，令他們齊心；白點一說，就是轉移公眾的視線。這對災民的實質幫助是多是少，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平心而論，日本人透過展示悲情來掩飾真相，實在不是新鮮事；最佳的例子，就是借兩次原爆來逃避戰爭責任。問題是，當社會上肯提出異見的人買少見少時，一旦踫上釘子，還會有人敢挻身而出去指正嗎？到底對岸那個政權，明不明白他們一直追求的團結精神，背後可以是十分危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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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是怎樣鍊成的（下）

看畢上篇的讀者，或許會這樣問：「古語」有云，做人無夢想的話，與鹹魚無異。筆者上篇對「膠」的定義，似乎連那些成功追尋理想的藝術家、實業家等都囊括在內，未免有偏頗之嫌。來到下篇，有必要認清兩者的分別。

不容否認，像華特迪士尼、馬丁路德金或喬布斯等的人物之所以揚名立萬，靠的都只是對理想的堅持與執着。但他們在追夢之前，對時局的掌握一定要很透徹，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他們都要準確地衡量，必要時甚至要作取捨。換言之，他們被理想推動之餘，卻未被它蒙蔽。相反，筆者言下的「膠」，通常都是說就天上無敵、做就有心無力。歸根究底，都是他們把理想無限放大，卻莽顧了現實所致；白一點說，他們都只是活在自己的幻想裏。

再者，單憑一己之力，可以幹的事非常有限，有他人的協作，成事機會自然相應提高。要別人跟你一起打拼，物質上的回報固然需要，但更關鍵的，是你如何令對方接納你的想法。假使，你的理想過於浮虛的話，管你用盡甜言蜜語去吸引再多的人，他們只要稍有常識，假以時日自然發覺，你不過是心存僥倖。既然半點事也做不成，即使沒有感到受騙，他們也會陸續離你而去。換言之，你說話技巧再好，亦要令人覺得你實事求是、言出必行，他們方能相信，你有誠意共同開創新天地。這一點，那些「膠」能夠做得出多少呢？

最後，人一多，彼此難免會有歧見。你面對別人的指點時，到底會選擇認真面對、放下成見、坦誠與對方交流、試圖達成和解，還是一開始就拒絕檢討、委過於人、把同袍的好心提點視為惡意攻擊呢？兩者的分野，直接反映你的心胸是廣闊還是狹隘，試想像，一個普通人會喜歡跟哪種人做事呢？哪種人能凝聚更多人跟他效力呢？哪種人能發揮更大影響力呢？（當然，你純綷以威迫與利誘招纜他人的話，就另作別論。）

總括以上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所謂實現理想，跟經營一盤生意十分相似。生意，可以是為牟利，也可以是為公益。看看那些活躍於香港政壇的人物，不管是建制派還是泛民派，他們的生意頭腦到底是好是差，實在無用多言。最近，亞洲首富一句「有能力的不出聲，無能力的卻爭着做」，實在值得社會各界細心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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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是怎樣鍊成的（上）

去年十月，會計界的立法會議員梁繼昌，主辦了一場香港政制發展的論壇。會上有三位嘉賓，兩位是「和平佔中」行動的召集人，戴耀廷與錢志健；另外一位，是《ＡＭ７３０》創辦人施永青。在台上，施先生對「佔中」的主腦們，遲遲未能提出具體的行動綱領，頗有微言【註】。他繼而指出，香港的社運人仕，普遍有一種通病：一味空談理想、卻不懂腳踏實地，以致無法獲得廣泛認同。施生好心地勸告另外兩位嘉賓，切忌犯下同樣的毛病。

的確，施先生的言論，道破了香港的所謂「泛民」陣營，即使已幾經肢離破碎，仍然無法凝聚出抵抗勢力的因由。仔細點見，那些人大多抱着「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深信只要努力奮進，就可以排除萬難，達成理想。但由於現實環境無法配合，他們的情況猶如逆水行舟；通常他們唯一能靠的，就是透過鼓動情緒，幫助自己與支持者克服障礙。然而，單靠情緒推動，會令他們過份着數自己的理想，開始脫離常理。在別人眼中，他們未免表現得太過「離地」（即是不切實際），繼而遭到疏遠。

由於他們追慕的理想，往往變成自己的命根，任何與它稍有關連的東西，必然觸動他們的神經。如是者，每當似乎呈現自己喜歡的形勢，他們會十分雀躍，並把它無限擴大，並與自己的信念強行扯在一起，懶得理兩者是否有關連；說白一點，就是抬高自己。但當聽到別人的指點，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辯解時，他們就會轉過來批評對方的居心（而非論據），甚至貶低對方的人格，懶得理對方是否同路人。可想而知，要不同理念的人自行取得同識，可謂難若登天。

在網絡組群，有一個字可以把以上的行徑概括起來—「膠」。「膠」，泛指一些頭腦簡單、卻自以為是、又十分固執的人，源自粵語粗口的諧音「硬膠」，由來已久。在眾多社運團體內，固然找到不少「膠」，他們最恨之入骨的那邊廂，亦同樣出現一批「膠」。較顯著的一群，在各官方媒體充當「鍵盤戰士」，看見國家稍有好兆頭就會多加褒揚，有缺失的話就只會輕輕帶過。相反，外國（尤其是英美）出了什麼亂子就馬上被放大；白點一說，這是寛己嚴人、厚此薄彼。至乎出現於官場、學界等的，實在未能盡錄。

按以上觀察，筆者不禁慨嘆，我們正身處一個充斥着各類「膠」的社會。那樣，「膠」的背後到底反映着什麼心態？留待下回分解。

……………

註：近日，施先生透露，自去年十一月起，某些具中資背景的廣告客戶，不約而同地抽起報章內的廣告，對《ＡＭ７３０》的財務狀況大有影響。猶記得，當日在論壇上，施先生不諱言，自己有參與過「佔中」的商討會，但不算積極。稍有智慧的，不難自然地把兩者串連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