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生要做日本人？

「要麼事情發生在歐美民主國家的話，肯定震動全國：執政聯盟就着電視節目的內容，傳召電視台高層閉門質詢。當權者露骨地干預言論與表達自由，理應是一次動搖管治根基的事件。」在日本幾乎無人不曉的時事評論員池上彰，在４月２４日《朝日新聞》的專欄上，以此為開端。事件主角，分別是執政的自民黨，及日本放送協會（ＮＨＫ）和朝日電視（テレビ朝日）兩台的高層。接下來，筆者將集中描述涉及後者的事件。

每逢周日（一至五）晚上，朝日電視都會有新聞節目《報道 Station（報道ステーション）》，除了報新聞外，還會邀請類似池上彰的評論員，深入分析時事；３月２７日晚上的嘉賓，是通產省前官僚古賀茂明。原本，節目安排他講解也門政變後、沙特阿拉伯空襲該國的事件；但他一開始說話，便向觀眾宣佈，受到電視台主席的壓力，當晚將是自己最後一次亮相節目；古賀還把茅頭，指向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一般相信，事件起因是１月１３日晚上的節目，古賀看見眾多國人高舉「我是健二 (I am Kenji)」的標語，對在敍利亞被挾持的記者後藤健二表示支持，就這樣說：「多虧安倍首相，令外地人漸漸認為日本跟英美兩國無異。換了是我，我會舉起『我不是安倍 (I am not Abe)』的標語，表明自己立場跟政府不同，希望向伊斯蘭諸國示好。」在三月的節目內，古賀果真在攝影機前，展示 I am not Abe 的標語。

隨後，古賀在《紐約時報》撰文，除了執政聯盟的手法，他亦批評兩家電視台對當權者就範。他繼而向不熟悉日本國情的外國讀者指出，當地傳媒一向沒有歐美同業那般，享有編輯自主，管理層對新聞節目內容說三道四，可謂家常便飯。此外，政府各部門，通常只會向主要媒體放風（當地術語，稱之謂「記者俱樂部」），記者與編輯為求飯碗，寧願幫官員當傳聲筒，也不敢寫一些可能會開罪他們的報導。如是者，一股自我審查的氣氛，就在媒體間形成；難怪據「無國界記者」的調查，日本在新聞自由度的排名近年持續下滑。

還記得，去年在港上映的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飾演記者的玉木宏，質問飾演編輯的香川照之：「記者的職責，不就是向公眾報導真相嗎？」皆因前者發現，官方發佈戰況訊息時，「轉進」一詞出現得愈來愈頻繁。表面上，這代表軍隊完成某地域的戰鬥，繼而推進戰線；但玉木宏一直懷疑，這根本是軍方有意掩飾自己節節敗退的「語言偽術」。當身邊其他人都覺得在非常時期、切忌有影響軍心之舉時，他頓時感到，以往的理想都破滅了。故事雖屬虛構，但也跟上述的實況大同小異。

最近，曾旅居日本的電台主持健吾，出了一本名為《來生要做日本人》的書。坦白說，這類為求在書展時搶佔話題的書，不會是筆者的那杯茶；但這個標題，確實說中了某些人的渴望。在表面上，他們的生活方式，簡直令人夢寐以求；但傳統智慧告訴我們，一切過份美好的東西都不能盡信，細心點看的話，自然會洞悉到，家家有本難諗的經。俗話有云：世間沒有免費午餐；假若眼前這套令人羨慕的一切，是要靠放棄表達自由來換取的話，筆者唯有說，某些基本的原則與信念，自己從來沒打算超越。單純吃喝玩樂的話，筆者絕不介意；但要到他國生活，筆者的想法會截然不同。

漂移都市

年初，筆者獲邀出席一次財經會議。曾參與類似場合的讀者，或許會有這樣的經驗：不管是場內的演說對談，還是場外的寒暄閒聊，通常會以英語進行；來到近年，則多了一群操普通話、自成一角的來賓。反之，像筆者那些講粵語的人，被迫變成小數派。見慣大場面的，或許對以上的現象司空見慣；但仔細再想，難免有另一番感受。

畢竟，香港作為彈丸之地，要在環球金融市場脫穎而出，不能不跟各個經濟大國打交道，吸引他們來港投資。既然人家才是老闆，你要賺他們的錢，唯有按他們的一套去辦事。如是者，並非大部分港人母語的英文與普通話，幾乎是大家從小要訓練的重要謀生工具；此消彼長之下，粵語在眾人心目中的地位自然被下調。

另一邊廂，那些遠道而來打工的人，只有很少數會把香港視為自己的歸宿；觀乎筆者在會議上碰面的人，應該不會例外。近年，我們稱那些內地來港升學就業、卻未打算定居香港的人為「港漂」；但把這個概念引伸的話，昔日那些殖民地主人，亦算是「港漂」的一種。整個光景，彷彿告訴我們，在這裏土生土長的，向來都是被別人牽着鼻子走；更甚的是，那班近乎處於統治階層的人，一個不喜歡就可以收拾行李回祖家，完全無需對我們負上任何道義責任。

然而，即使明知對方並非完全守信用，但這個偽國際都會的人，除了自求多福之外，似乎就沒有其他法子扭轉乾坤。那些年，不少人因為主權的交替，寧可放棄高薪厚職，舉家移民（當年，少數財力豐厚的，可以只把妻兒送到外國）。今天，眼見老一輩人的擔憂即將全面實現，新一輪的移民潮亦已經興起。白一點說，勢色稍有不對，港人寧可作鳥獸散，也沒打算聯手應對，共同主宰自己命運。

把上述兩項觀察揍合起來，我們不難發現，由殖民地時代至今，統治者都是由外面「漂」進來、而市民則只會向着靠山「移」動。這兩股力量之根深蒂固，正好解釋為何所謂「港人治港」，到今天也仍只是空中樓閣。固然，有讀者會覺得，在經濟大國眼中，你極其量也僅是螻蟻；即使什麼民主自治都能有效實施，但要達到你的理想，恐怕只是一廂情願。這種見解，筆者認為無可厚非。但你肯付出半點負任的話，在別人面前，至少不會被任由宰割；否則，就會像當前那樣，變得無從招架。

人道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活在這裏的人，頂多抱着「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心態，務求賺了錢以後就離開，衣錦還鄉；直到暴動過後，「香港人」的概念才漸漸成形。經過數十年的種種風雨，到了今日，故態復萌的傾向似乎愈見明顯。在這個「漂」與「移」的氣氛籠罩下，是否不久以後，除了錢之外，大家都懶得關心身邊其他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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