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通識與偽文化（上）

文化從來都是屬於人民的，而不屬於官府的。軟的文化與硬的官府很難匹配。文化靠潛移默化去繁衍，不能靠規章制度去推動。情況與通識教育相似。設立一門通識科，由學校有系統地去教…反可能因而變成一門孤立的學科…連通識科也要考試，那學生就很容易把學習聚焦在應付考試上，令「通識」變成了「限識」。  

施永青《通識不用成科　文化無需設局》，刊於ＡＭ７３０，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

一份疑似是首屆中學文憑試裏，通識科某條試題的參考答案，最近在「非是簿」上廣泛流傳。試題問考生：全球化可能以什麼的方式，影響內地的中國文化？疑似的參考答案中列舉的，不乏大家熟悉的一些老生常談：西方民主思想，可能透過互聯網衝擊共產政治文化；西方生活方式，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等等。

姑且勿論該份參考答案之真偽，也暫不揣測答案隱藏什麼政府含意，筆者的即時反應是：全球化，一定等同於西化的嗎？難道在考評局心目中，西方社會就等於全世界？一群視野如此狹隘的考官，能替學生通怎麼樣的識，實在不言而諭。

在《創世紀》，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至於在香港，長官說：要有通識教育、就有了通識教育。歸根究底，呈視在諸君眼前的所謂通識科，完全是教育官僚為求迎合長官意志而弄出來的。施先生的觀點，筆者覺得可以略為簡化：把所謂的通識遍成一項科目，就要製訂某些規範，一談到規範，就要把通識的範圍鎖死；這樣，不就是違反了通識的原意嗎？問題是，當公眾的討論焦點，依然停留在考試範圍與標準答案，而忽視通識教學的原則時，試問由此誕生出的所謂通識科，豈可不變成四不像呢？

轉過來看侯任政府倡議開設的文化局；他們滿以為，成立該局有助推動本地的文化事業。筆者暫且相信他們的誠意，但整個構想，不禁暴露了他們把文化產業視作宣傳工具的心態。任何形式的宣傳，宣傳者與受眾之間是沒有交流了。缺乏彼此間的互動與溝通，又是否與文化的本質自相矛盾呢？

當然，筆者並不反對有政府部門，充當統籌各項文化環節。但有一個事實，讀者也不能忘記：文化產業的質素再高，但假使公眾的水平沒有同時提升的話，那只會跟對牛彈琴無異。資深音樂評論人周光蓁博士，曾對剛卸任港樂藝術總監迪華德有這樣的評價：縱然他貴為飲譽國際的指揮大師，但這份名氣，並未能為港樂引來大量的新聽眾。諷刺的是，時下愈來愈多的家長，送子女學習音樂，但他們為的，都只是他朝能夠考入名校而已；由此可見港樂的遭遇，實屬意料之內。其他領域的情況，也可說是大同小異。

筆者無意在此大潑冷水，但假使社會各界，沒有先面對與處理好根本的問題，政府再大的努力，都只會是把車收在馬的前面似的，到頭來都可能是白費。至於這個根本問題是什麼，留待下篇詳談。

從一份快餐看民主

最近某天，日程排得密密麻麻，一連串的會議、研討會與課堂過後，到了晚上十時多，才能稍為停下來吃點東西。不少食店都打了烊，唯有到通宵營業的「老麥」吃快餐。

眾所週知，那兒的套餐，都是附送薯條的；但深夜將近，實在不想吃太油膩的東西。我問店員，可否把薯條換成玉米。

「可以的，但要多付四元」店員答道；我說可以。不消三分鐘，套餐便送上來了。

從健康的角度看，「老麥」食品的營養價值實在可圈可點。近年，丹麥率先設立所謂的「肥胖稅」，向高脂肪食品徵收額外稅款；某些西歐社會，據說也打算仿效。倡議的人冀望，措施能有效針對愈見嚴重的過胖問題。按這套邏輯出發，把高脂肪的薯條換成低脂肪的玉米，不單不應補錢，還該獲得津貼才對。

那些人的目的，故然是要針對國民的肥胖問題。但仔細一想，我們日常吃些什麼，每個人都有自由去選擇；假如大家都是注重健康的話，像薯條那樣熱量高但營養欠奉的食品，勢必被迫下架。食店從自身利益出發，必會推出更多更健康的食品，無需政府多加干預。

也許讀者會說，像「老麥」之類的速食集團，每年花巨額費用，宣傳旗下的垃圾食品，令公眾疏於防範，才會導致如斯局面。為求保障人民福祉，政府有介入的必要云云。然而，維持自己的健康，不是每個人本身的責任嗎？要麼每個人都有決心抗拒速食集團的引誘的話，它們的宣傳技倆還能夠得逞嗎？連這個責任都可以推卸給別人的話，整個社會還可以放棄多少的自由呢？

把視線一轉，看看歐債問題的風眼－－希臘的當前局勢：據調查，希臘人一方面抗拒緊縮措施，一方面卻奢望可繼續留在歐元區。稍有常識的人，都清楚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但世人眼前看到的是，他們舉國上下寧可繼續沉醉於這個美夢，把選票投給搞民粹的政黨政客，以為大家把頭埋在沙堆下，欠款就會從此消失。

看見這一幕，不難想像政客如何為求贏取選票，不惜大搞福利，把公眾財政弄得一團糟。政客的所為故然可惡，但對那些美麗謊言不加以防範，把撒謊者捧上台的選民，本身也難辭其咎。政客的糖衣毒藥，跟速食集團售賣的垃圾食品，可謂異曲同功。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欠缺警惕之心的社會，即使有幸實行民主政制，到頭來只會整個社會拖垮。要培養警覺性，需要的是無比的智慧，與一顆無懼求是求真之心。然而，一個連所謂的精英階層都日益反智的香港，是否跟這個理想背道而馳呢？

炒賣之城

國際級天后來港獻技，確實是近日的城中盛事。猶記得不久前，表演門票一開售，便迅速牽起排隊與炒賣潮，原價１５８０元的門票，曾被炒高至過萬元。難怪有人因為長時間排隊導致體力不支，要被送入醫院。然而，在表演日漸臨近時，一眾黃牛黨眼見手上門票無人問津，紛紛開始割價求售，部份更要半價蝕讓才能把「蟹貨」脫手。無需等待法律的制裁，那些人已獲得應有的果報了。

這幾場表演是否物有所值，實在是見人見智；不去聽國際級天后，亦不代表閣下不夠「潮」。但換個角度看，事件也反映在港人心目中，國際級表演的炒賣價值，遠比欣賞價值高得多。

然而，只要閣下不是初來埗到的「新移民」（無分國籍），不難感受到這個城市的炒賣風氣之厲害。由炒門票到炒 iPhone 和 iPad，再進而炒樓與炒「窩輪」牛熊證等，香港絕對稱得上是個炒賣之城。香港之所以能躍升為國際金融中心，靠的或許就是這一份精神。

炒風之所以形成，無疑是因為供求的落差所引發。但回到上述那班黃牛黨的下場，幾乎肯定是他們是錯估了門票的需求所致。那麼能牽動這些需求的，又會是什麼東西呢？

撇除那些不可或缺的基本所需，這些需求很大程度是由害怕「別人有但自己沒有」的心態所帶動。俗話說：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又說：瘦田沒人耕，耕了有人爭。說白一點，這都是由恐懼所造成的。大概一年前，筆者提及過港人的深層恐懼；上述的發現，可謂同出一轍。

不容否認，在其他的金融中心，也有相似的情況；但唯獨是這個城市，把投機炒作視為整個社會的核心業務。問題是，當每個人都只懂盲目跟風，只會令愈來愈少的人敢於與別人不同，並以此引以為傲。久而久之，許多創新的點子都會遭到窒礙，生活每一環節都變得毫無特色。難道如此的光景，是我們所渴望的嗎？

怪獸社會

「除了當保母，應徵者還要監督傭人有否偷懶，管理三歲小童生活細節、接送放學、讀書練琴等。求職者需考獲八級鋼琴，讀過兒童心理學。每週六天、每天五小時，月薪最高一萬二千元。」一則毫不起眼的招聘廣告，最近牽起了廣泛討論。

坊間輿論，普遍批評刊登廣告的人又要馬兒好，又要它不吃草。然而，假使你具備所需的能力，而又能找到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的話，除非另有原因，否則你根本不會對這份工有任何興趣。市場的力量，定必會令僱主調整薪酬與期望，才能吸引人應徵，無需旁觀者多花唇舌。

近年，大眾都把類似的父母統稱為「怪獸家長」，為了孩子，他們總要對別人諸多刁難。但單看他們如何密集編排子女每天各項操練的日程，不難想像那些家長對孩子的要求，同樣十分「怪獸」。最近又有報導說，有家長要求三歲兒子學四種語言，結果令稚童無所適從，最終只懂講嬰兒話，要接受治療。如此質素的家長，能替這個社會培育出什麼樣的後代，實在不言而諭。

以上行為之所以惹來反感，在於他們以為別人收過自己的利益，就好應放下身段，對自己唯命是從。簡單點地，他們覺得自己高高在上，猶如古代的皇帝，把別人當作臣民一樣。換個角度看，當這個自以為是「國際都會」的城市，小至酒樓餐廰，大至樓盤會所，統統樂此不疲地以「御」、「爵」、「皇」、「帝」等帶有封建色彩的字眼命名時，筆者不禁輕嘆，這個社會已變得愈來愈「怪獸」了。

想到這裏，又聯想到近代的一齣荒誕劇《犀牛》了。也許，沒有變得「怪獸」的，才是不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