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會計，有啥關係？

最近，鄧博介紹了一位從內地到香港讀書的女生給我們認識。她來自貴州，拿到獎學金來港讀商科學士學位；然而商科不是她的興趣，但礙於獎學金的限制，她不得不硬着頭皮讀自己沒有興趣的科目，令她陷於兩難。我們雖然努力地勸勉她繼續學業，但也無法令她釋除苦惱。數天後我再想了一遍，試圖從自己的經歷解答這個問題。

從小我就喜歡諗歷史，但因為深知在香港讀歷史難以糊口，為了未來生計，唯有選一些可獲得專業資格的學位，最後我選了會計，理由很簡單：公司是大是小，也需要人做會計，不管環境如何，總可「搵兩餐」。畢業後，理所當然地當了會計師，但小時侯的興趣，我總不會忘記，於是工餘時，我總會拾起歷史書。某天讀了《槍炮、病菌與鋼鐵》，我才明白自己的職業與興趣有着微妙的關係。

書內其中一章，分析人類創造文字的歷程。現在我問大家：人類最初為什麼要造字呢？對了，就是為了會計：昨天捕了多少尾魚，今個秋季的收成如何等等，不就是人類最初的文字（會計）記錄嗎？後來，要記錄的事物越來越複雜，大家便制訂了統一的記號與模式，結果語言文字就是這樣誕生了。因此，會計其實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大動力。

回到今天，會計師的職能，是記錄機構的財務狀況，多用數字，少用文字。如果數字是會計師的「語言」的話，由會計師公會編製的會計準則，就是這套「語言」的「文法」了。利用這套「語言」，我們寫下了「著作」－－財務報告，經過獨立核數師「校對」後，把「著作」公之於世。這樣一說，會計師不就是該機構的「史官」嗎？我們要做的，不就是要替機構寫歷史書嗎？不要忘記，孔夫子可是我國早期的會計師呢（見《孟子 萬章下 第十四節》）。

最近公司內一位公程主管致電給我，詢問一項已竣工的工程為何仍然有欠款。我求教幾位資深的同事，他們卻各說各的道理，變成了羅生門案，不能找出事情的真相；最後我只能徹底地翻查工程的記錄，找到有問題的地方，之後再召集相關同事討論解決方案，然後編寫建議書給老闆審批。在那時，我不就是一個為了試圖重組歷史，去國家檔案庫搜尋記錄的歷史學者嗎？就這樣，我的興趣就投射到我的工作裏了。

最後給這位女生的結語是：理想與現實，許多時侯都要作點兒妥協的，能完全為興趣而工作的人，真的寥寥可數。一般人能做的，就是運用智慧，把興趣間接地投入在沉悶的工作裏，推動自己做得更好。這些智慧，教科書沒有教，老師也不懂講，只能靠自己的少許慧根去領悟。希望以上的拙文，能對你有所啟發吧。

尋幸福，其實可以很簡單

陳日君樞機，發表他在任最後一篇聖誕牧函，評論近期的金融風暴，他歸究於是過度消費與先洗未來錢所致，並呼籲信眾堅守「神貧的精神，節儉的美德」(the spirit of poverty, the virtue of frugality)。余非信者，卻對樞機的這番話有另一番看法。

從古至今，西方哲學（甚至是歷史）其中一個重要的命題，是關於「肉／身」(Body) 與「靈／心」(Soul) 的討論。正如陳樞機所言，教會的哲學是重「靈」而輕「肉」，信眾透過靈修與神溝通，從而尋求救贖，一切物欲與享受，即使沒完全禁止也得要節制。我承認現今社會，過份地重「肉」而輕「靈」，但人非草木，能完全做到清心寡欲者，只屬少數；普羅大眾，最大的渴望是尋求幸福（用英文說，即是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淺嘗一點物質享受，絕對合情合理。

物質者，可貴可賤，風暴前，眾人捨賤而取貴，不斷消費；但到風暴來臨，眾人發覺霎眼的繁榮竟然是假象，心情低落。但從另一角度看，也許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讓我們停下來想：什麼是幸福？幸福是感覺，是「唯心」的，我們透過「唯物」的消費行為獲得「唯心」的幸福感覺；然而，商人排山倒海的宣傳，嚴重干擾着我們的消費行為，結果消費變成自我麻醉，酒醒過後，半點幸福也買不到來。今天，我們是時侯要突破這個框框，真正地從心出發，也許我們即使捨貴而取賤，但反而令我們更幸福。

最近在吐露港海旁跑步，有幸看到一個很簡單但感人的場面：主角是一對父母與他們約五歲的女兒，父親在吹肥皂泡，母親與女兒則興高釆烈地撲着空中的泡泡。一瓶肥皂泡，不過十元八塊，但片刻的天倫之樂，則是無價之寶。什麼是幸福，絕對可以從他們的表情中看去來。尋幸福，其實可以很簡單，這瓶幸福的肥皂泡，正期待着大家去發掘它，說不定，它就在你身旁。

一個容不下真話的國度

上週週日晚上才在 Youtube 觀看亞視的新管理層與員工會面的影片，翌日突然爆出王維基是否被炒的羅生門案。事件孰是孰非仍有待日後證實，但至今有不少評論認為，王生一開始就擺出要洗脫「影子中央台」的標籤，務求創造一套開放的企管文化，可能因而得罪了某些人，迫使王生離開云云。聽到這裏，我不禁有所迷思。

雖然北方的有形之手仍未伸到來，但亞視已活像一個國營機構，部門間壁壘森嚴，缺乏溝通，管理層只懂花錢不懂賺錢；莫說王維基，任何一個稍為有「營商智慧」（Business Sense） 的人，都希望改變這種文化，而王生只是再多走幾步，先與員工舉行答問會，讓他們知道公司的現況，再將答問會放上 Youtube，讓公眾瞭解。至於王生拒做「中央台」的言論，撇除政治考慮，單從商業角度來說也是合理的：「影子中央台」這個「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如果在香港是行得通的話，今時今日大公報旳銷量，一定比生果報高。王生說的未必句句是真話，但一定是實話，他猶如在童話故事裏，點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三歲稚童般，可惜這位「電訊頑童」身處的，是一個容不下真話的國度。

已故的巴金，對「十年浩劫」有這樣的描述：

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間，說謊的藝術發展到了登造極的地步，謊言變成了真理，說真話倒犯了大罪。（《隨想錄》第49篇《說真話》）

李老（巴金本姓李）在字裏行間不斷自我反省，我倒覺得他仍未指出問題核心：巴金反覆地渴望國人說真話、寫真話、但聽真話呢？所謂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如果你不願意聽真話，我自然也不會說；慢慢地，社會充斥着一大堆的謊話與虛話，國人言必孔孟，但實則男盜女娼。明治維新的啟蒙家福澤諭吉，在著作《文明論概論》中已經痛斥這類行徑了，但一個半世紀過去了，國人醒覺了沒有嗎？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國人願意聽真話嗎？

最後以凱撒的一句名言作結，國人對這句話又有多少領悟呢？

人只會相信自己願意信的東西。（《高盧戰記》第３冊第１８章）

何謂「藝術家精神」

真正欣賞 X Japan 時，他們己經「解散」（當然也沒有預計過他們會復合），成員之一的 HIDE 也已經離世了。在這裏轉載了兩段 Youtube 片段，說明自己欣賞 X Japan 的地方。

上一段影片收錄自 1993 年的演唱會，是「賣飛佛」的名曲 Silent Jealousy，成員中負責打鼓的，是他們的靈魂人物 YOSHIKI （林佳樹），他每次演出都達至忘我境界，打鼓的能力已達「神級」，但也因此患上「頸椎支障症候群」；縱使醫生屢次警告他不停止打鼓的話便可能會終生癱瘓，他也堅持上台。我甚至覺得，如果命運要他死在自己的鼓上的話，他會非常感謝上蒼讓自己死在最喜歡的東西上的。

然而，YOSHIKI 在樂團中也會彈鋼琴的（不是合成器或 Keyboard，是彈古典音樂用的鋼琴）；莫說日本，全球所有搖滾樂團很少會運用鋼琴的，但 X Japan 不僅懂得用，而且能把一剛一柔結合，效果真是一絕。因此，YOSHIKI 有很多「粉絲」，但當中有一位真是非比尋常：日皇明仁。

下一段影片，是 1999 年為慶祝明仁登基十週年而舉行的音樂會，會上表演嘉賓眾多，YOSHIKI 是其中一位，他獲邀為大會寫一首祝賀的樂曲。在會上，他捨下了以往的奇裝異服，穿上了筆挺的燕尾禮服，以鋼琴和管弦樂團合奏，場面與在音樂廳聽莫札特的鋼琴協奏曲一模一樣。試問慶祝登基十週年的慶典，大可邀請已經飲譽國際的音樂家，例如久石讓、喜多郎、坂本龍一等，但為何偏偏選了當時在國外不算太知名的 YOSHIKI 呢？可見日皇對 YOSHIKI 的這份「藝術家精神」是情有獨鐘的。

這兩段影片，主角可是同一個人來的呢，但 YOSHIKI 能在這兩個截然相反的場合上傾力演出，這就是所謂「藝術家精神」。That is why, I am X!

P.S.: 過日的香港樂壇，也曾有兩位有「藝術家精神」的人，男的是羅文，女的是梅艷芳，但可惜他們都後繼無人。

At last - X Japan

終於買到 X Japan 香港演唱會的門票了，今晨「快達票」系統嚴重擠塞，差不多上了五十分鐘才能購票，但總算一償夙願了。熱切期待一月十七日晚上的公演！

中國歷史，日本人比中國人知得更多

最近，有一位舊同事遠赴日本工作。最近她在自己的部落格裏這樣寫：

喺我宜家工作上, 有一位部門主管, 好鍾意開完會之後同我傾D與工作無關嘅嘢。

今早同佢開完會後, 又係"例行"agenda, 同我吹水, 原本嘅話題, 只係問我上個weekend(三連休)做過D乜, 之後講香港教育制度, 佢對香港人由幼稚園已開始學英文, 非常另眼相看，之後唔知點解, 講到中國文學。

佢話佢中學時學過孔子、孟子、論語，之後就開始背詩(佢只係寫漢字, 用日文讀音讀出來)，什麼"春眠曉不覺" (背錯了)。

救命呀! 我仲要做嘢ga，唔好浪費時間啦，宜家唔係show文學修養嘅時候，但我又唔可以話停, 唯有聽佢繼續講。

看到這裏，我不禁覺得汗顏：

日本一萬元鈔票上的肖像，是明治時期的啟蒙家福澤諭吉，他雖然畢生主張日本全盤西化，但也熟讀儒家各本經典；據說，光是《左傳》就讀過十一次。

近代點的，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經常讀《史記》，並因為覺得自己「遼」不可及太史公，才改了這個筆名。他的名著之一，是以楚漢相爭為背景的《項羽與劉邦》。

通俗點的，科幻小說家田中芳樹，寫過許多中國歷史小說，年代由魏晉南北朝至明朝都有。我曾看過一本，是《創龍傳 12 - 龍王風雲錄》，以北宋初年為背景；要知道田中先生是位經常「虎頭蛇尾」的作家，但這本書卻寫得很嚴謹，例如最後一幕是中秋節晚上，他會提醒大家北宋時代還未有月餅的。試問香港一眾電視編導會不會花這種功夫呢？

再通俗點的，漫畫家橫山光輝，花了十五年時間完成漫畫《三國志》，大受歡迎；到了九十年代，還乘着任天堂「紅白機」的普及，推出遊戲《橫山光輝三國志》，牽起的三國熱潮由日本「逆輸入」至中國。我大膽地說，要是沒有當天橫山光輝的《三國志》，也沒有今天易中天的《品三國》。

現在再看這位部門主管，雖然只是一位普通的「社員」，但從他身上竟然能看到福澤諭吉、司馬遼太郎、橫山光輝等文人的影子。熟識中國歷史的日本人，又豈止以上的例子呢，但反觀中國人，莫說日本史，能熟識自己國家歷史的人有多少個呢？如真的熟識歷史的話，楊師群教授又為何因為在課堂上借古諷今，遭兩名學生舉報為「反革命」呢？為何時下的年輕人，覺得讀中國歷史又悶又「娘屎」呢？想到這裏，心裏真的不寒而慄。

一個半世紀前，日本與大清幾乎同時開始走向西化，但到了甲午戰爭，慘敗的是大清；從兩國人對待歷史的態度，或多或少可以知道成敗的關鍵。那個仍印在一萬日元鈔票上的肖像，彷彿依然恥笑着在彼岸的某個國家。

從豆子說起

以下是回應鄧文正載在蘋果日報《探針》版上的文章：

不管是吾師鄧文正或是他的好友吳大琪，都在談「數豆子」的問題，余之拙文，即管從豆子說起。

煮紅豆沙要用純淨的紅豆，煮綠豆沙要用純淨的綠豆；但當這個社會只顧把所有事物量化，不分紅豆綠豆時, 我們會煮出個什麼來呢? 唯一肯定的是，用粵語說：「杰」過芝麻糊。

鄧博問「不數豆子可以嗎？」，我認為總不可能：煮紅豆沙，所需的紅豆、冰糖與水要多少份量，各種材料何時放，火侯怎樣調校等等的功夫，是十分「數豆子」的，否則只會煮成一窩四不像，浪費心機。但功夫還功夫，最終都是因為有人喜歡吃紅豆沙（不管是不是自己），我們才會煮的；喜歡吃什麼，是一種欲望，不能量化為「豆子」，因此「數豆子」是達成欲望的方法，本身並不是目的。所以那些認為數豆子很科學的人，其實很不科學，連方法與目的也混淆不清的話，還談什麼科學精神呢？

換言之，問題不在「數豆子」本身，而是數什麼「豆子」，怎樣數等等，但最重要的，是認清我們數的「豆子」是否跟我們的目的有關。在這個知識泛濫但智慧乾涸的世界裏，我們「數豆子」的本領很厲害，但要決定哪些「豆子」應該數，每種「豆子」的比重如何，「豆子」要有多少才算達標等等，需要的是智慧。呼應我上個月的文章，「豆子」是唯物的，無論如何數，最後仍是要達到唯心的「目的」；清楚瞭解這個真相的，才算得上有科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