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困局

When bad men combine, the good must associate; else they will fall one by one, an unpitied sacrifice in a contemptible struggle.
（譯：壞人聯手時，好人必須團結；否則他們只會相繼倒下，在無恥的爭鬥下犧牲而不獲憐憫。）
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Present Discontents"

這是一件可在任何辦公室發生的瑣事。

早上八時半回到公司，看見附近的蒸餾水機亮起紅燈，表示機內已經沒有水，要更換水樽。許多時侯，換水樽的都是我；這回我決定測試一下，我不換，要等多久才有人肯換。到了午飯時間，水機的紅燈仍未熄滅，直到差不多下午四時，才有同事動身換樽；誰知他完事後，十分鐘內竟然有五個人到水機取水。這五個人，在英語會被稱為 Free-rider ，自己無須付出，便可坐享別人努力的成果。按道理，換水樽是一些公益（對公眾有益）之事，幹了之後，自己得益，別人也得益；但當大家都情願坐享其成時，有點公益心的人不單不會被欣賞，反而會被恥笑甚至責罵。

由以上的瑣事，我們不難瞭解是次政改方案背後的思維。

上述五位不勞而獲的人，總想得到一些「著數」；沒有「著數」，實在很難鼓動港人的心靈。在這個社會爭取民主的人，會像上述換水樽的人一樣被恥笑。民主這東西，縱使沒有港人說不願擁有，但當被問到：「為了民主，你們願意付出多少」時，大家都寧可當個 Free-rider。也許，你會反問：０３年的七一遊行，大家不都是付出了汗水與時間，走上街頭爭取民主嗎？當年遊行人仕的熱誠，無錯是不容置疑的；但激情歸激情，當股市樓市齊齊創新高時，爭取民主的聲音頓時下沉。既然如此，建制中人會覺得，向這群 Free-rider 推銷一個好像有點兒「著數」的政改方案，亦未嘗不可，要是沒有泛民陣營的阻撓，這群 Free-rider 必然不會激烈反對。但稍為有點民主理想的人，都知道「著數」的糖衣隱藏着毒藥；眼前的方案，只會讓擁護建制的人繼續「屈機」；然而，要像０３年般號召那麼多人上街反對，已是不可能了。最近，有人提取以「五區總辭」進行一次變相的公投，然而，這可謂背水一戰，而且沒有勝算。一旦戰敗，泛民不單不會被這群 Free-rider 憐憫，還會被對手毫不留情地蹂躪；即使戰勝了，他們依然無力在議會裏跟對手討價。以上的形勢，確實令泛民陷於空前的困局；原來這個社會的民主根基，竟是建在如魯迅所說「一盤散沙」的 Free-rider 之上。

其實，爭取任何的公益（包括民主），不能不付出代價，問題是，那些代價我們能否付擔。不錯，這場戰爭勝算極微，對支持民主的人來說，的確是個悲劇；但現在再猶豫不決的話，泛民陣營只會如伯克所言般不攻自破。面對時局，究竟應當放棄現時的議席，還是放棄未來的民主發展，相信腦筋清醒的都很快有決定。筆者對「五區總辭」的立場，明眼人從以上的立論必然知曉。

沒有「標準答案」，行嗎？（續）

我認為香港不需要通識教育的主要原因——潘朵拉的盒子打開後，年輕躁動的血液和腦漿是不會容許任何人跟學生們說，香港這個世界的學校，大部分地方都只不過 希望你們乖乖的接收，不要直接而又積極地思考，不要考慮什麼叫做發展空間。因為學生不羈的天空下有很多「危險」，在成人世界中，尤其是成人要負責你們的安 全、前途、未來等等跟他們的「生活」其實很大關係的東西的時候，他們只希望你們在他們認為安全的範圍中學習如何「創新」、如何「獨立思考」、如何「理解世 界」。別玩了，好不好？學校，尤其是名校，要提供的只不過是一個場所，一個要令你們乖乖地上大學的地方，你跟他來真的，去談理念的根本問題？
健吾《名校的中七》，刊於《明報》，2009 年 10 月 12 日

我參與的義工大使計畫，在週末有大型的活動：我們與來自十多家中學，超過二百位學生義工，一起參觀醫院，並由護士長講解精神健康的基礎知識。在開始活動前，學生都要填一份問卷，主講的護士長一再強調，問卷是讓他們瞭解學生對精神健康有多少認識，在完成計畫後，學生會再填一次相同的問卷，以評估計畫成效。誰知這班學生接過問卷後，即時反應竟然是與同輩討論怎樣回答問題，遲遲也不肯交回問卷。我們唯有在旁對學生說，畢竟他們還是首次接觸精神健康，他們對此毫無認識，是十分正常的；這份問卷，只須按自己所知的多寡，如實作答便行了，毋須太在意答錯問題。這時，學生才能停止討論，放鬆地填問卷。這小小的一幕，反映了香港教育（甚至社會）的怪現象。

上述的舉動，也許是學生把問卷與試卷混淆了：試卷是評估考生能力，有預設的答案；但問卷卻沒有（甚至是不能）預設答案，回應者說「我不懂」不單不會被責罰的，還能讓機構作適當調整；然而，回應者不老實作答的話，整個工夫只會是白費，因此學生的舉動，實在有可能誤導主辦者。他們之所以不肯回答問卷，無非是假設它有預設的「標準答案」，既然大家都害怕答錯，便跟其他同學討論，務求大家都能拿高分。諷剌的是，他們正就是新高中學制裏，首批修讀所謂「通識科」的學生；然而，在真正的「通識」精神下，學生不能介意答案是對還是錯，因為所謂的對與錯，只是反映某些社群的價值觀，而價值觀卻可不停轉變，學生要大膽嘗試，才能創立新的價值觀。然而，假若這班學生，連面對一份簡單直接的問卷時，都如此地緊張自己答對還是答錯的時侯，難怪當年教育局要把「求學不是求分數」的電視廣告抽起了。一班依舊迷醉「標準答案」的學生，在畢業後能通到多少的識，實在很難寄以厚望；以上的觀察，恐怕僅是冰山一角。

健吾筆下的「安全範圍」，正就是現今「通識科」以至香港未來發展的金剛箍：所謂的安全範圍，是當權者畫出來的；但假若我們社會那班未來的主人翁，都是因循地用「標準答案」回答一切問題的話，這個社會是創新還是守舊，明眼人一定會知道的。從以上的文筆推測，也許健吾已經預視了最近推出的政改方案，只會讓民主在「安全範圍」內發展。

小啟一則

參與過《信報》的「動筆動思考」計畫後，小弟在《信報》網站內的《信博》亦已啟動，以下是《信博》的網址。

http://www.hkej.com/template/blog/php/blog_index.php?blog_blogs_id=23

以後兩個博客將會同步更新，敬請光臨賜教！

註：特別鳴謝統籌計畫的「大導演」。

稻田上的迷思（下篇）

中國人「他律他制」的人格，是必須由外力約束的 ... 最明顯的外在表現，莫如對口水與鼻涕的失去控制 ... 結果，必須勞駕到政府去用「運動」的方式－－例如，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人民政府的「文明禮貌運動」－－去執行父母在家庭中的功能，而到頭來卻仍然不奏效。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新千年版》第 354-355 頁。

在稻田漫遊期間，天色已漸漸變暗了，我唯有回到祖屋，跟一大班鄉里吃晚飯。一下子，祖屋坐滿了人，有人說天氣還是和暖，蚊子仍會到處橫飛，就從抽屉掏出幾個蚊香去燃點；晚飯過後，大家再閒聊了一會便各自歸家了。到睡覺時，大家總會在床的周圍放下蚊帳，以防蚊子擾人清夢。蚊香與蚊帳，是住在中國鄉郊的人必備的；但是，蚊子之所以滋生，是因為周圍的環境容許它們能大量繁殖；按道理，只要能杜絕蚊子繁殖，村民就無需再用蚊香蚊帳了。然而，他們寧可各自買蚊香蚊帳，也不打算聯手搞好村的衛生。在蚊香與蚊帳的背後，確實隱藏了一些令人不寒而慄的思維。

回到香港後，略略看過食物環境衛生署的滅蚊指南，當中眾多的滅蚊建議，大如噴灑滅蚊油、改善排水設施，小至蓋好蓄水容器、清除花瓶盤裁積水等，都是志在防止蚊子在水上產卵。透過這些治本的方法，蚊患自然迎刃而解；因此環觀整本指南，也沒有教人用蚊香與蚊帳等只能治標的手段。但是，來到中國的農村，情況可完全不同了：蚊香與蚊帳，顯示村民都是「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他們自私的心態，充份地被反映出來。

稍有仁義之心的為政者看見如斯局面，總會覺得看不過眼，他們會推出種種利誘（以公帑興建設施）與威逼（懲治不衛生的行為），務求改善情況。然而，只要為政者的意志稍為軟弱，村民便會故態復萌，情況就如頑皮的小孩子，只要家長一疏於監管便會到處搗蛋一樣。如孫隆基筆下的「他律他制」社會，令為政者很容易變成極權者，監控百姓的一舉一動，以防止有人頑皮搞事；而他們之所以能取得絕對的權力，往往是得到廣大民眾的默默支持。一談到極權，所有如民主、自由、法治等我們自以為很崇尚的價值觀，都被拋在腦後。故此，在故鄉裏發現的那些蚊香與蚊帳，令我再度反思：中國人能發展出西方社會的民主政制嗎？讀者的看法可能有不同，但對我來說，我是悲觀的。

稻田上的迷思（上篇）

中國現在意識到，不能再以污染〔環境〕以達至繁榮 ... 中國明白到，再生能源科技將會是未來的趨勢，並開始對太陽能與風能，建立龐大的內需與出口市場。

托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Have a nice day，刊於 The New York Times A31 版，2009 年 9 月 16 日

週未，伴着老爸與伯父到他們的故鄉探親。他們的故里，雖不算是窮鄉，但肯定是僻壤：下了長途公車後，還須二十多分鐘的車程，在甘蔗田與稻田之間，穿過多少條狹窄又沒有指示的柏油路，才能進村。村裏的人，到今天仍以務農為生，即使其他城市的發展有多蓬勃，故里的變化卻是少得很。整天呆在祖屋裏實在是悶得發慌，因此我去稻田走一趟；在通往稻田的泥路上，多了些數十年前沒有的東西：塑膠垃圾。那些垃圾，是一些村民覺得再無利用價值的東西；問題是，村民不覺得這些垃圾需要特別的處理，任由大自然讓它們自生自滅就罷了。但只要稍有科學知識，都知道塑膠難以被大自然分解，因此這些在路旁的垃圾，可能已被丟掉好幾年了。眼見這個情況，不禁又想起孫隆基博士對中國文化的觀察。

在成名作《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裏，孫隆基借用了弗洛依德的心理學說剖析中國人的性格。弗氏認為，人的成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嬰兒的「口腔時期」，兒童的「肛門時期」，與成年的「生殖器時期」。小孩在年幼時，父母都要替他們穿尿布，因為他們不知道，隨處便溺會影響衛生；慢慢地，父母會教導子女：人有三急時，一定要忍到上了厠所才能便溺。孫氏則把以上的學說申延：「便溺」是種排泄的行為，把我們不要的東西排出體外；按這個標準，吐痰、打噴嚏、倒拉圾等，都屬於排泄的概念。然而即使來到今時今日，國人仍然慣了隨便吐痰和丟拉圾，以致在歐洲某些旅遊景點，當局竟樹下以中文寫成的「嚴禁隨地吐痰」等的警告板。好了，現在個個都談所謂「文明」，這些壞習慣也在漸漸改善了；然而，那些大量的生活廢物，又有否妥善處理好呢？從新聞報導中，我們知道這些廢物，許多時都是不加任何處理，直接被排到大自然裏的；這樣的話，根本與亂拋垃圾無異。在稻田旁的小路看過的光景，其實僅是冰山一角。

寫下暢銷書《世界又熱又平又擠》的弗里德曼，經常遊走中國的大小工廠；他對中國的環保事業寄以厚望，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我跟公司的採購部開會時，也得出類似的結論。然而，若果國人仍無法脫離孫隆基論述的「肛門時期」的話，即使中國生產的環保設施有多先進，也是得物而無所用；屆時，在我腳下的那些垃圾，依然會留在這條小路上的。憑以上的觀察，我對下個月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全球氣侯變化會議，真的不敢寄以厚望。

藏在八十八樓的真相

[The] truth is incontrovertible. Panic may resent it, ignorance may deride it, malice may distort it, but there it is.

譯：真相是無可置疑的：恐懼會憎恨它，無知會嘲笑它，惡意會扭曲它，但它仍然是真相。

邱吉爾 (W. Churchill)，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七日在下議院演說的節錄（註：當時他並非首相）

（週未不幸抱恙，因此晚了寫文。）

最近，香港某個位處半山的樓盤，成為城中熱話；除了呎價破紀綠之外，它的層數更是耐人尋味。發展商辯稱說：層數是應市場需求而設。姑且不談理由是否充份，但所謂無風不起浪；國人近年對四、十四等的數字，確實顯得越來越敏感，故此不少近年落成的房產，都刻意地剔除這些的層數。表面的解釋，會說「四」與「死」諧音，國人感到「不吉利」，才有以上的現象；但再深一層看，我們將會有更有趣的發現。

年初時，筆者曾經撰文，評論國人逃避死亡的慣性。我們都清楚，眾生皆有離世的一刻，這個鐵一般的事實，是適用於任何生物的「真相」。如邱吉爾所言，「真相」往往是令人感到不快的；故此，缺乏勇氣的人，在「真相」面前反而會感到畏懼，並拼命逃避。按以上的推論，那些極力追求「好意頭」的人，彷彿也是害怕「真相」的。為免民眾因為知道真相而恐慌，那些專門揭露真相的工具，如電台、電視、報紙、出版、教育機構、社福組織、甚至藝術團體等，非由當權者牢牢操控不可；當權者還會苦口婆心地說，一切都是為了人民好。慢慢地，在一個不斷迴避真相的社會裏，每個人在社會裏只懂談空話與謊話，那些猶如童話故事《國王的新衣》裏，斗膽揭露真相說國王光着身子的人，反而會被其他民眾責罵或嘲笑。在西方社會眼中，東方社會以上的習性，實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據說，這個聲稱八十八樓（實際只是四十多樓）的單位，已經覓得買家了。不清楚將來單位的住客，在八十八樓上能否有以上的領悟。

（註：不知何解，近日的文章都是環繞生與死為主題；但既然這是眾生在潛意職裏至為關心的命題，以它為立論作評論亦未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