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錢罌（記「海嘯」兩週年）

某次在書店「打書釘」，無意中翻開一本講述香港錢罌歷史的書。舊時的社會，銀行為了吸引小朋友為存戶，大多會有錢罌作贈品；作者在書內，展示了他多年來收藏的這些錢罌。

我們在小時侯，父執輩總會送一個錢罌給我們，並叮囑我們要好好珍惜裏面的一分一毫。每當我們很不容易地省到少許零錢時，我們總會珍而重之地將之放進錢罌，並盤算着將來可以達成什麼心願。長大了後，經濟開始自給自足，縱使錢罌已經不在床頭，但我們總會量入為出，避免過度揮霍。

然而，一切都改變了，以往這些銀行贈品，今日已經不復見。原因之一，是我們進入了「去現金化」的年代：八達通、信用卡、電子交易等等的工具，令現金變得可有可無。沒有現金，儲蓄自然也無法放進錢罌。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銀行的經營模式改變了：現在，它們不但不鼓勵儲蓄，還會用盡方法游說大家向它們借錢。人道是，因為聯繫匯率，令本地銀行「水浸」，資金苦無出路，才會有這樣的怪現象；始作俑者，非全球最大的發債人－美國聯邦政府莫屬。

筆者不是經濟或財金專家，無法完全認清箇中因由；現在只想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探討，這個消失了的錢罌，背後有什麼象徵意義呢？

父執輩常言道：借貸度日，是縱情享樂之徒才會幹的事，如此不負責任之舉，實在很不要得。當然，在現實世界裏，借貸能讓家產不多的人可以白手興家，使每個人享有均等的致富機會。然而，父執輩們的憂心，我們就能完全忘記嗎？

無可否認，適量的借貸有助推動經濟；然而，目前美國政府發債數目，已達至近乎天文數字。當然，她們可以大舉開動印鈔機去還債，但學過一點兒經濟學的人，都清楚這樣會引發通脹。這些在知識層面上的爭論，筆者實在是不得要領；但單從常理看，如此大量地舉債，似乎已沒有考慮未來的國民能否償還。也許，負責財金的官員覺得，只要問題沒有在自己任內擴大就行了，至於解決它的責任，可以乾脆留給繼任人。如是者，大家抱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心態辦事，令聯邦政府的財政以至國力，陷入無法自拔的惡性循環。這種風氣，由官場慢慢地滲透到金融機構；加上有豐厚的分紅作鼓勵，令機構高層重視短期利潤多於長期發展。這些不故後果之舉，不就是合奏了兩年前的那場金融危機嗎？

其實，不管我們錢罌裏的錢是多是少，都象徵着大家對未來的生活好一點。但現在，我們步入了沒有錢罌的世代；政府、議會、金融機構、投資者、以至黎民百姓，都是抱着投機短炒的心態過活。大家無後顧地借貸度日，或無止境地浪費資源，確實令現今的世界變得五彩繽紛；但繁華的背後，隠藏着下一輩人難以承受的代價，如此下去，我們還可留給後輩什麼好東西嗎？後輩看見前人留下的只是一個爛攤子時，他們還可以對未來有憧憬嗎？連憧憬都沒有，我們豈不是身處在絕望的世界嗎？錢罌消失了其實並不要緊，但最令我感觸的是，以往長輩教導的那套「積蓄是美德」的價值觀，來了今天已經被徹底顛覆；我們對未來的希望，也隨着錢罌一併消失了。

近來，西方輿論開始倡議「可持續發展」，不管用上什麼手段，似乎都是希望逆轉上述的情況。只要我們可以回到有錢罌的世代，減少一點現在的浪費，後輩便能有多點機會發揮。因此在「海嘯」的週年，我會買一個錢罌給自己，縱使不打算放錢幣進去，也得提醒自己要把希望留給自己與其他人。

市場經濟下的社會主義

上個星期，我在倫敦參加了一次新書發行講座。這本新書的作者是兩位在多年在中國經商的英國人，書名是：《China Counting》，序言中有一句話讓我深以為然：“西方輿論傾向於認為，中國一直在免費乘坐西方的消費列車，但真實情況是，中國一直在補貼西方。”

魏城（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中國一直在“補貼”西方？》，2009 年 11 月 27 日

中國是全球前十大經濟體中，唯一一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較去年有所增長的國家——這本身就是一項成就。但從2010年起，此項成就的代價應會變得更明顯。例如，今年前9個月的GDP增長中，95%是由固定資產投資貢獻的。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中國2009年的增量資本-產出率 (ICOR)——一個衡量資本支出效率的指標，等於年度總投資額除以實際GDP增長——將不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平均水平的一半。言外之意一目了然。

《金融時報》Lex 專欄  ，2009 年 12 月 07 日

公司在深圳有辦事處，由於工作不算太複雜，員工普遍都是大專畢業，大概等於香港的高級文憑。同等的學歷，在兩地的工資差距雖已漸漸收窄，卻仍然顯著。某些商家，總是喜歡憑此等數據，批評港人工資太高；我則反過來想：不能說內地的工資太低嗎？以下對內地經濟的皮毛知識，也許可作為佐證。

今時今日，中國坐擁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龐大的儲備，是長期對外貿易順差的成果。經濟科的基本知識告訴我們，甲國對乙國貿易出超時，甲國貨幣的購買力應當提高；然而，為了保持出口的競爭力，中國不惜把貨幣匯價壓低（當然，還須美國那部發鈔機配合）。結果是，縱使中國工人提高了生產力，卻由於貨幣沒有升值，他們無法以相同的工資享受更大的購買力。那些在外面賺回來的錢，都給封存到外匯儲備去了；而掌管儲備的，自然就是政府與企業（當然包括國企）了。從以上的觀察，也許可略為修正魏城的見解：應該說是，中國的企業主管，透過壓抑勞動成本去補貼西方的消費者；用俗話說，即是慷了工人之慨。稍有工運意識的人，必然會指斥上述的情況是剝削，此等意見，我不打算評論。然而，政府卻又不是完全把這些利益終飽私囊；它賴以還富於民的手段，不是醫療教育等的福利，而是對重點（國內稱為戰略）企業的補貼：例如石油等的能源，要是欠缺補貼，售價不可能那樣低廉，受惠的，有各行各業，也有平民百姓。

照這樣說，國家即使改革開放了三十多年，社會主義的色彩依然濃厚；搞社會主義，以前要靠壟斷生產器械，現在則要靠壟斷財富，有了財富，政府自然可以指點江山，按自己的喜好投放資源，用俗話說，即是只許周官放火。今年初出台的四萬億元刺激經濟措施，勢必令這個火燒得更旺盛；然而，西方輿論開始認為，中國繼續以資本投資而非擴大內需來帶動經濟增長的話，將會導致產能過剩，屆時由工人賺回來的寶貴資源，都被白費在一些多餘（甚至乎沒有實際用途）的建設上。Lex 專欄的見解，或者是危言聳聽，但國家繼續逃避匯率改革，把累積了的財富還給百姓，並容許消費者更積極參與經濟發展的話，經濟學者擔心的經濟失衡情況，恐怕將在不久發生。

藏在八十八樓的真相

[The] truth is incontrovertible. Panic may resent it, ignorance may deride it, malice may distort it, but there it is.

譯：真相是無可置疑的：恐懼會憎恨它，無知會嘲笑它，惡意會扭曲它，但它仍然是真相。

邱吉爾 (W. Churchill)，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七日在下議院演說的節錄（註：當時他並非首相）

（週未不幸抱恙，因此晚了寫文。）

最近，香港某個位處半山的樓盤，成為城中熱話；除了呎價破紀綠之外，它的層數更是耐人尋味。發展商辯稱說：層數是應市場需求而設。姑且不談理由是否充份，但所謂無風不起浪；國人近年對四、十四等的數字，確實顯得越來越敏感，故此不少近年落成的房產，都刻意地剔除這些的層數。表面的解釋，會說「四」與「死」諧音，國人感到「不吉利」，才有以上的現象；但再深一層看，我們將會有更有趣的發現。

年初時，筆者曾經撰文，評論國人逃避死亡的慣性。我們都清楚，眾生皆有離世的一刻，這個鐵一般的事實，是適用於任何生物的「真相」。如邱吉爾所言，「真相」往往是令人感到不快的；故此，缺乏勇氣的人，在「真相」面前反而會感到畏懼，並拼命逃避。按以上的推論，那些極力追求「好意頭」的人，彷彿也是害怕「真相」的。為免民眾因為知道真相而恐慌，那些專門揭露真相的工具，如電台、電視、報紙、出版、教育機構、社福組織、甚至藝術團體等，非由當權者牢牢操控不可；當權者還會苦口婆心地說，一切都是為了人民好。慢慢地，在一個不斷迴避真相的社會裏，每個人在社會裏只懂談空話與謊話，那些猶如童話故事《國王的新衣》裏，斗膽揭露真相說國王光着身子的人，反而會被其他民眾責罵或嘲笑。在西方社會眼中，東方社會以上的習性，實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據說，這個聲稱八十八樓（實際只是四十多樓）的單位，已經覓得買家了。不清楚將來單位的住客，在八十八樓上能否有以上的領悟。

（註：不知何解，近日的文章都是環繞生與死為主題；但既然這是眾生在潛意職裏至為關心的命題，以它為立論作評論亦未嘗不可。）

我們能不靠「權威」而活嗎？

我們為何接受？我們為何追隨？我們追隨他人的威信與經驗，之後卻產生懷疑。這種找到了權威但繼後幻滅的過程，是很痛苦的。我們責怪或批評過往廣被接受的權威、領袖、老師，但卻沒有審視我們根本上對權威的渴求，希望有可以指導自己行為的權威。一旦我們洞悉這股渴求，我們就會知道「懷疑」的意義。
－ 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 - The Book of Life

(休筆數星期，因為想續寫這篇花了五個月都未能寫好的文章。主題是「金融海嘯」，因為不想像坊間「財經演員」般做一些流於表面的分析，所以要不斷反覆重寫至今。)

「金融海嘯」一詞，現在由三歲稚童至八十歲老翁都會掛在嘴邊。的確，在語景上，以「海嘯」來形容自去年夏天發生的一連串事故，真的十分貼切：美國房產泡沬爆破，有如一次強烈地震般掀起海嘯，巨浪爆發一刻的景緻，有如著名的浮世繪《神奈川沖浪裏》般震撼、燦爛而悽美。眾多以往認為不可能破產 (too big to fail) 的企業，在這場百年一遇的衝擊下，變得如圖畫下方的小舟般脆弱。今回，筆者試圖從靈性的角度上，探討這次世界風暴。

最近拜讀勞思光教授的著作《歷史之懲罰》，著者提出人類因為「迷信」招致「懲罰」的論點，筆者十分贊同：無可否認，每個人都有諸多不同的信念，但當人對某些信念過份偏執或依賴時，就型成了「迷信」。「迷信」猶如麻醉藥，令人失去知覺，一旦爆發災難，隨時可能賠上性命。還看「金融海嘯」，成因大概也是「迷信」：迷信房產價格可以無止境上升，迷信風險可以透過證劵化 (Securitization) 分散，迷信一切證劵的合理價格可以用數學方程式計算，迷信評級機構可以準確地計算信貸風險，迷信各大金融機構有足夠財力履行合約等等。「金融海嘯」，其實正就是「歷史之懲罰」的一部份。海嘯過後，人人都活在絕望與惶恐中，正如大師克里希那穆提所言，這是權威幻滅的後遺症。畢竟，任何權威都不是絕對的；要避免「懲罰」，非要破除「迷信」不可：以好奇與懷疑的態度審視一切的信念，以發問與學習提升自己對「無知」的免疫力，我們才能超越自己對權威的渴望，幸福地活著。

最近，世界各大媒體都争相報導人大政協會議的新聞，因為歐美各國都期望溫總理會公佈新的刺激經濟措施。看到這裏，筆者不禁冷笑着問：「我們名義上還是行社會主義的，你們竟然要我們做資本主義的救世主？」。大師言論背後的真義，明白的人似乎並不多；另一次「歷史之懲罰」，又可能再爆發了。

一張信用卡的背後

（資本主義的發展，）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其中趨向能用數字管理的方式仍不外從我們前述的三個條件下造成：此即資金廣泛的流通，產業所人顧用經理，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這三個條件之行得通，全靠信任(trust)，而信任不能沒有法律在後面作保障。所以防制欺騙(fraud)假冒(forgery) 和侵吞挪用錢物(embezzlement)的各種措施，在這時期被重視。
-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四章

每逢週未，偶爾到旺角或銅鑼灣的街頭走一趟，都會看到不少申請信用卡的流動攤位；途人想申請，手續非常簡單，只需要提供身份證，與在表格上填寫個人資料就行，連入息證明也不需要（皆因有信貸資料庫），等一兩個星期後，一張新卡就到手了。整個過程，看上來好像很兒戲，但銀行既然不是善堂，在發卡前一定有衡量過風險，才會接受申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令銀行那樣迅速地審批申請呢？

信用咭，是由英文字 Credit Card 翻譯過來的；Credit 一字，除了解作「借貨」外，也有「信用」或「信譽」的意思。無論在何地，任何商貿活動都是建基於互信：信賣方準時付貨，信買方準時付款。但如何確保對方守信呢？西方人傾向先小人後君子，在交易前先訂下合約，羅列買賣雙方的權責，日後若有什麼爭論，就把合約呈上法院，由法官定斷誰是誰非。西方社會的合約精神，就是這樣建立出來的；而慢慢地，合約精神就變成了法治精神。正如黃仁宇所說，法治精神是「數字管理」不可或缺的要素，因為它令商人可以量度交易風險，既然風險能夠被量化，自然能鼓勵商人擴展業務，提升營運效率，就像上述發卡的銀行一樣。

現今某些香港民主派人仕，堅信法治精神是保障人權與自由的崇高價值；但從以上的觀點來看，實在是一場美麗的誤會。真正推動法治精神的，其實是商貿活動；既然最近中國已經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大國的話，筆者對中國的法治之路，並不感到太悲觀，當然，要花的時間是很長。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撒下種子，等待雨水的降臨。

不該被冷落的美國大選

「金融海嘯」由雷曼破產發展至今，已成為世界媒體最關注的事件，甚至四年一度的美國大選也要讓路。筆者不是經濟學家，無法猜測「金融海嘯」最終怎樣解決，但肯定的是，這場風暴動搖了美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

回歸基本步，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金融海嘯」是由美國信貸市場過度膨脹所致：由於金融體制健全，一般美國人如果有穩定收入，都很容易向銀行借錢（如信用卡、樓按、甚至借糧等）；有了錢，自然會拿來消費，從而帶動經濟。漸漸地，美國人借了越來越多的錢來消費，美鈔都給日本或中國等國家賺了，它們為了阻止本國貨幣兌美元升值，紛紛把賺來的美鈔借回給美國人（即是買美債），推低美元息率，誘使美國人借更多錢消費。今次「金融海嘯」，正正暴露了上述循環中的最弱一環：美國人入息一旦下降，就無法還債，資不抵債的人增多，銀行變得週轉不靈，進而衝擊金融體制。各國政府如在處理問題上稍有差池，恐怕會引起像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簫條。

美國在二次大戰後，在經濟與軍事上都是霸者，但過了一個甲子，先有在伊拉克戰事上泥足深陷（縱使最壞的時刻己經過去），如今在經濟上又出現危機，美國的國力必然受損。因此筆者相信，下一任美國總統將會是近代史上最關鍵的總統，因為他如何處理這些難題，將會決定國家在以後數十年的國運是興是衰。因此，多點留意奧巴馬與麥凱恩對處理「金融海嘯」的建議，有助投資者認清世界經濟的動向。

兩則日本新聞

最近有兩則日本新聞很值得各位注視，先談「麻煩太郎」就任首相：恕我粗鄙，Aso-san is yet another same old ass (麻生不過又是另一位「老屎忽」)，自八十年代末資產泡沬爆破後，自民黨一直帶領日本人走向慢性自殺：例如實行零利率（令負債沉重的企業避過破產危機），興建使用量極低的基建（對建築商利益輸送），拒絕外國資金收購本國企業（例如 TCI 欲增持 J-Power 被拒）等。小泉純一郎是唯一的例外，他敢於推行改革，最成功一役是把日本郵政民營化，所以他是「泡沬爆破」後任期最長的首相。最近他宣佈放棄角逐眾議院議席，將完全退出政壇；遺憾的是，小泉的改革精神極可能也隨着他的引退而告終。「老屎忽」回朝，固有的既得利益者（例如農民，地產界等生產力極低的行業）可以繼續向政府伸手拿錢；如今日本國債總額已是國民生產總值的 177.6％（2007 年統計，眾工業國中最嚴重），為了還債，政府可能要被迫加稅。然而縱使政策連番失誤，日本人仍不肯把自民黨趕下台；因此日本當今的困局，可謂日本人咎由自取的。然而，從另一則新聞可以看到日本不是沒有希望的。

日本的金融機構，在最近兩星期的金融海嘯中成為大贏家：野村証劵收購雷曼的亞洲業務，三菱 UFJ 集團入股摩根史丹利，而三井住友與瑞穗據報亦會分別入股高盛與美林。八十年代末的資產泡沬震撼日本金融界：山一證券與長期信用銀行先後倒閉，其他銀行也紛紛重組或合併。日本金融界花了差不多二十年清理不良資產，到近年才初見成效，加上作風保守，很少參與如 CDS （違約掉期合約）的高風險業務。等到金融海嘯出現，日本金融界頓時成為實力最宏厚的買家，可以低價買入華爾街大行。因此，肯徹底改革，才能死裏逃生；金融界做得到，但政界花了二十年仍然原地踏步，怪不得由木村托哉主演的電視劇 CHANGE 成為今年的話題作了。Japan, are you ready for the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