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 Peacemaker 的社會（續）

在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揭盅前夕，《紐約時報》有一篇奈人尋味的報導：原來某些曾飽受迫害，現時流亡海外的華人，竟然站出來反對劉曉波獲獎，他們的理據是：對當權者不夠強硬、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視而不見、公然肯定共產黨的某些成就等等。

令人憤慨的是，他們的對手明明是完全一樣，理應是志同道合的盟友，為何來到這關口，竟會反睦成仇呢？

不管這群人的理據如何，他們擺出來的姿態是：什麼是人權，什麼是自由，我們有自己的一套，你們順從的話，大家就可以合作；否則，大家唯有各走各路了。某些較激進的，甚至會不惜向同路人施壓，迫使別人就範。正因為這樣，令海外的民主運動搞了二十多年，至今仍然是一盤散沙。

問題是，以施壓解決爭端，會是相信民主自由的人會做的東西嗎？這樣說，這班人豈不是在說一套做一套？還有的是，以上的施壓，當日迫使他們流落異鄉的政權，不就是已經做過了嗎？要麼當日的受害者，不僅沒有從中醒悟過來，反而拿着同樣的邏輯，成為了加害者的話，社會累積起來的忿怒與怨氣，會是日益增多還是減少呢？當執政者或是它的反對者，都期望有異議的人服從自己的話，這個民族的人，豈不是個個都希望當一個暴君？要麼連這班『民主人仕』，在骨子裏竟然有暴君的思維，大家對民主、法治、平等、和平等的理想，不是可以全都丟進廢物箱嗎？

從以上的觀察，我們不難感受到，一位像劉先生那般的 Peacemaker，活在一個到處都是暴君的社會，不僅無法獲得支持與肯定，反而會被嘲笑為瘋子。這樣的社會，會明白和平獎的真正意義嗎？不明白的話，那些懂的人又會怎樣看這個民族呢？

香港的民主荒誕劇（下）

『楊經理嘛？他與新的管理層談不攏，上星期辭職了。』

類似的事，在商業社會可謂家常便飯：管理層的決定，你不能不遵循，你覺得不妥當，可以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向上層反映，他們不接納的話，你唯有作個取捨：留下來的話，你如何不同意也好，也有責任貫徹執行決定，日後有成效的話，你便有權分享，沒有的話，便要共同承擔後果。如果你不願意這樣的話，就唯有另謀高就，反正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然而，你離開之後，你與前僱主便再無瓜葛，想吃兩家公司的茶禮，簡直是妙想天開。

然而，以上的職場常識，來到政壇又變成了另一回事。最近某些人一方面另起爐灶，一方面要保留原有黨籍；他們聲稱，新的爐灶是『社運組織』，本身並非政黨，因此無需退黨云云。筆者心想，任何型式或立場的『政黨』，本質上不是一個積極參與社會建設的『社運組織』嗎？既然兩者沒有明顯差別的話，這班人豈不是在一腳踏兩船？

人道是，他們在原來的政黨鬱鬱不得志，加上有政改方案的爭拗作導火線，令他們萌生去意。這樣說，他們的遭遇跟上面那位楊經理的，實在大同小異。好了，既然你們是反對上層領導，才有以上舉動的話，日後在政治議題上的立場，兩者勢必有衝突。屆時，你們的取向又會是怎樣呢？要麼你們要跟原來的黨對着幹的話，豈不是在逃避身為黨員的責任嗎？假使你們背棄新團體，重投舊愛的話，其他支持新團體的人，豈不是被你們出賣了？

有着以上的矛盾，即使你們的理據多麼充份，理想多麼崇高也好，難免會令外人覺得，你們不過想替自己留一條後路而已。新團體內的其他成員，會覺得這班不願破釜沉舟的人，能承諾付出多少努力去建設它呢？他朝大家一旦鬧翻時，你們又會否一如既往地，只顧自己的利益而抽身離開，把昔日的戰友都丟下嗎？連志同道合的人，你們都未能給予他們信心與承擔，在廣大的選民與公眾面前，你們又會如何呢？缺乏承擔的政治家，他的公信力是高是低呢？

假使讀者中有人對以上的評論對號入座的話，筆者奉勸你盡早向大眾表明自己的選擇；要不然，選民會替你們選擇的。

香港的民主荒誕劇（上）

眾所周知，香港泛民陣營現時的處境，猶如風中殘燭般奄奄一息。然而在大難臨頭之際，他們不單無法凝聚出抵抗的勢力，還要無止境地搞『窩裏鬥』。最新發展是，某黨去信另一黨，要求對方中止與中央政府對話，要麼對方『冥頑不靈』的話，他們便會退出區議會選舉的協調工作。

一聽到『冥頑不靈』四個大字，腦海立刻湧現出改革開放前的大陸。那時，政治鬥爭可謂無日無之，某些被指偏離黨路線的人，一概被扣上『冥頑不靈』之類的帽子。然而，鬥爭都已經結束了三十年，這些猶如紅衛兵批鬥般的措辭，竟會由一位以『民主衛士』自居的人說出口，那班人心底裏渴望的，到底是哪一種政治體制呢？

假使行民主是我們的最終目標，要製訂一個具體的實行計畫，我們不是要以民主的方式來協商嗎？協商要做得好，各方不是要在平等的基礎上，包容不同的意見，務求達成共識嗎？然而現實裏看到的是，當遇到爭議時，各方都爭相站在道德高地上，指令其他人服從自己；對方不就範的話，他們就拒絕合作。不管他們的理由多麼充分，這種容不下異己的心態，不是只有獨裁者才有的嗎？以獨裁心態去尋求民主，豈不是在緣木求魚？

由此我們不難預視，來屆的選舉，泛民陣營勢必面臨大敗。筆者感到最洩氣的，並非這個注定的敗局，而是以上的局面，顯示那班聲稱爭取民主的人，根本沒有以身作則，向眾人展示民主可以怎樣落實。如此下去，我們還能對前景樂觀嗎？

關於他人的痛苦（記「九一一」九週年）

某個滂沱大雨的下午，與友人在中環趕路，由於時間緊迫，友人沒有吃午飯，只能拿着剛買來的麵包，邊吃邊走。途中看見一雙母子，坐在行人天橋上行乞。由於這類場面實在司空見慣，本應我只打算施捨點兒錢便了事；然而，友人打量了一會兒，便把手上一塊麵包贈送給他們；母親立即答謝友人，並把少許麵包分給相信只有一兩歲的小孩。

事後，我一直覺得十分慚愧，並迫使我不斷反思：他人的苦楚，自己可曾真正體會到呢？

他們有否受集團操控也好，若果可以選擇的話，大概不會有人願開在街頭行乞吧。問題是，單單派錢，就能解決他們的真正需要嗎？不管這對母子有什麼苦情，要長時間坐在街頭，母親即使自己不吃，也不希望小孩捱餓吧。友人的那塊麵包，實在比金錢來得更合適更珍貴。

看看日常生活，許多時侯大家並不是沒有善心，只是受助的人覺得，對方所做的未能體恤自己的處境，以致受助者得物而無所用，有時效果甚至適得其反，變成好心做壞事。

那就奇怪了，為什麼大家的一番好意，竟然會弄巧成拙呢？

我姑且猜測，大家犯上了與自己一樣的過失：施惠者自以為是，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受助者的真正需要。更糟的是，某些人純粹透過施惠，彰顯自己的地位與能力，或希望從中得到一點好處；這樣說，那種助人的行為，豈不是在滿足一已私欲嗎？只求滿足私欲，還稱得上是「施惠」嗎？

以此為標準，我們不難察覺到，世上間名符其實地做得到無私奉獻的人，實在不多，例如最近在阿富汗被集體屠殺的西方醫護義工，就是那些少數施惠者中的典範。對於飽受戰火蹂躪的人來說，他們帶來的醫療設備與技術，比起西方政客與軍隊帶來的什麼民主、法治、公義等的概念，來得更實際。他們葬身於恐佈主義之下，實在令人感到氣忿難平。

不久，「九一一」將要踏入九週年。無疑，恐佈主義正在威脅全球的安全；西方國家為了抗衡恐佈主義，發動所謂的「反恐戰爭」。然而，任何形式的戰爭，難免要威嚇對手，這樣說，反恐戰爭在本質上，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恐佈主義嗎？在如此荒謬的背景下，難怪西方盟軍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戰事上泥足深陷了。更可悲的是，在黎民百姓的角度看，這場「反恐戰爭」，絲毫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假使武裝分子稍為善良一點，願意提供糧食、住房、醫療、教育等的基本東西的話，他們更會即時倒戈，把西方軍隊與文化趕走。如此簡單的人之常情，西方政客與學者為何完全沒有察覺到的呢？

既然恐佈主義是由一群感到絕望的人發動的話，要根治恐佈主義，我們不是要給予別人希望嗎？要做到這樣，我們不能不設身處地去體會別人的痛苦，並透過適當的援助，令受助人感到珍惜生命的重要，不至於被別有用心的人慫恿去當炮灰。從這個角度看，那班不幸遇難的義工，實在比西方盟軍更能達到「反恐」的目的。當然，我不否認盟軍的貢獻，然而，以鎗炮求反恐，鑄定是事倍功半的。

今次週年，也許我們是時侯正視這個問題了，像友人上述的舉動，是踏出了正確的一小步；我想這樣，總比繼續哭哭諦諦好吧！

該「起錨」而沒有的人

特區官員推廣政改結果落難街頭的片段，相信也不需再多敍述了。政改方案是好是差，大家的觀點與角度可以很不同，但既然方案是由政府提出，要確保方案能獲足夠支持而通過，落區宣傳實在是官員的責任。換一個角度看，官員即使面對連串示威浪潮，也要馬不停蹄地走向民眾，姑勿論他們的表現如何，筆者不得不承認他們實在勇氣可嘉。然而，正當官員大呼「起錨」之際，竟然可以有一大班非常重要的人，偏偏在這個關鍵時刻就手旁觀。

這班是什麼人，實在無須多介紹，就是聲稱支持政改的團體。眾所周知，他們成立了「政制向前走大聯盟」，但他們除了搞一次「大補貼」式的遊行之外，到底做過些什麼，去替政府宣傳政改呢？有的話，為何媒體沒有報導呢？要知道，既然政府不是由民選產生的，要由它們推動民眾支特政改，必然有先天不足之處；反之，那些政黨團體或多或少都有民意基礎，動員民眾的力量，一定來得比政府強。問題是，當官員在街頭被反對者刁難之際，那些所謂的支持者，究竟去了哪兒呢？若果他們認為現時的方案，真的那麼具說服力的話，他們幹嗎不挺身而出，主動為方案辯護呢？要向公眾推廣方案，難道他們沒有責任嗎？

那些團體以上的作為，其實並不令筆者感到意外：他們既然是管理班子的成員，由這個班子推行的政策最終收效與否，理應他們不是要與政府共同承擔責任嗎？然而往績告訴我們，當政府施政失誤，導致民望下滑之際，他們不單止與政府畫清界線，還會口口聲聲以民意代表的身份自居，站起來說要監察政府；相反地，當施政稍有成效時，他們又會急不及待地大肆宣揚，說自己「成功爭取」這些善政。這就好像一支足球隊，有某些球員竟然可以隨時因比賽形勢而臨陣倒戈，這支球隊，能踢出什麼水準的足球呢？面對如斯局面，我們還能對特區的前景有期望嗎？

今天余曾辯論結果如何，筆者己經覺得是次要了；不管方案最終通過與否，香港人註定都是輸家。屆時，這班該「起錨」而沒有的人，又會用什麼技倆把責任推卸呢？

河蟹反咬主人？

聲稱是由國務院前總理李鵬撰寫的《六四日記》雖然尚未出版，卻已迅即在華人圈子裏引起激烈討論，有報導甚至說，就連威力強大的「防火長城」，也禁不住這股熱潮。我們作為外人，當然無法確認日記是真是假，最理想，當然是由當事人親自說出口吧。但客觀的事實是，他根本無法這樣做。那就奇怪了，李鵬幾乎是位極人臣，可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了，為何退了休之後，連對大家說半句語的權利也沒有呢？

無可否認，八九年的民運弄得如斯田地，李鵬可算是責無旁貸（特別是宣佈戒嚴）；問題是，他的責任是多是少呢？要知道，國務院總理沒有軍隊的指揮權，要追究屠城的責任，其他領導人一定比他重得多。然而事後，海內外華人竟然齊聲高喊「打倒李鵬」，把矛頭都指向他，難道當事人不會覺得，自己無辜地替其他人背黑鍋嗎？據說，他在功成身退之後，計劃把自己當年的所見所聞公之於世，卻被現今的當權派河蟹掉；在有冤無路訴之下，他有把日記偷運往國外出版的打算，是非常合理的。然而諷刺的是，這隻箝制人民自由的河蟹，不就是由李鵬等的領導人操控的嗎？為何來到現在，這隻河蟹竟然會反過來箝制它的主人呢？製造河蟹的人，豈不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換一個角度看，在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裏，類似上述的荒誕劇有可能發生嗎？例如剛下台的白高敦，何曾要卡梅倫首相同意才能出版自傳呢？在這些社會，公職人員在卸任後出版回憶錄，是非常普遍的。當然，內容未必句句都是真話，但至少，這些卸任領導人能讓公眾知道，自己當時是基於什麼考慮來做決策。即使不能還自己清白，但至少也讓大家清楚「已方的故事 (My side of the story)」，自己最終的功過，可以留待讀者判斷。如果說，民主自由是保障人民權益的話，這些卸任的領導人，不是會同樣受惠的嗎？那些口口聲聲對民主制度存疑的人，又有否考慮到這一點呢？

假使你是國家領導人的話，以上兩則故事，你會喜歡哪一則呢？然之後，你又會怎樣選取政治制度呢？

真正暴戾的是誰？

「反對暴戾議會！」在剛過去的選舉期間，某侯選人在街上掛起這句標語，矛頭直指的，是那個經常對政府與建制派惡言惡語的政黨。認同這句說話的人，相信不會太少；然而在判斷誰是誰非前，他們可曾探討過：所謂暴戾，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拿一幕大家都熟悉的場面為例：胖虎（技安）欺負大雄；胖虎覺得，只要向大雄施壓，大雄便會順從自己，滿足自己的要求，利益受損的，必然是大雄而非胖虎。以暴戾二字形容，大概沒有人會反對；因此，暴戾的本質，就是令對方在不情願之下，把改變或維持現狀的責任落在對方身上，以迎合另一方的利益。回到現實中的那個政黨，不管他們的訴求有多合理，但用上激進的手段與擺出絕不妥協的姿態，難免令某些人即使不認同建制派的所為，也認為這個政黨過份。好了，這位侯選人肯站出來，貼出這句標語，說白一點，這是一個控訴。姑勿論指控是否合理，但按上述的邏輯為標準，這句標語所表達的控訴，本身不也是一種暴戾嗎？這位侯選人，不就是在迫令那個政黨放棄激進手段嗎？那就奇怪了：幹嗎你提倡的暴戾，來得比那個政黨的暴戾更合理呢？難道這位侯選人相信，以一種暴戾取代另一種暴戾，社會就會變得更祥和的嗎？

想到這裏，不禁令筆者不寒而慄：原來這個社會的政治生態，是建基於一個又一個暴戾之上的；在遇上任何衝突時，對立的雙方總會勢成水火，並視對方為頭號敵人，只要一方稍為露出破綻，另一方必然立即群起攻之，以暴戾的手法逼使敵方屈服與就範。問題是，這種容不下異己的心態，不就是一個獨裁者必然擁有的特質嗎？由一個缺乏包容的社會產生出來的人民，在潛恴識上不都是渴望成為一個唯我獨專的獨裁者嗎？由一班經常幻想自己是胖虎的民眾，構成出來的社會或國家，會懂得透過民主的機制，確立自由、人權、法治等西方社會渴求的價值嗎？

早前看過一輯香港電台製作的紀綠片，介紹在柏林的屠猶紀念館。裏面有一條走廊，地上滿佈貌似人面的金屬塊，金屬塊有大有小，但都非常沉重；主持人坦言不敢踏進，因為這是對死難者的蹂躪。反觀東方社會的人，不管是強勢還是弱勢的一群，在面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的時侯，能拿得出這份惻忍之心嗎？不能的話，這個社會將會是個天堂還是地獄呢？

如果我是胡耀邦

「是誰耶？是誰無故弄醒了我耶？我這副老骨頭……啊，不對，骨頭現在都化灰了……我這個老頭子，在九泉之下都超過二十年啦！你們這班人，不是早就把我忘記得一乾二淨了嗎？

「啊！對的！你們記得我，也不敢公開紀念我，是嗎？你們的心情，老子十分明白；想當年，咱們也是這樣胡混過日子嘛！你看劉主席，你看華主席，誰敢公開紀念他們耶？比起他們，我也算是幸運得多呢！才幾天前嘛，我跟板橋兄喝過酒賞過畫，他那句『難得胡塗』，我現在才明白它的真正意思呢！

「對！不要扯得太遠！是誰耶？是誰呼喚我的名字耶？……啊！聲音從那裏來的，讓我過去看過究竟。

「咦？為什麼那樣似曾相識呢？……哼！這裏不是中南海嗎？你們這班混蛋，不是老早就對我避之則吉嗎？二十多年前的那筆帳，老子今天也未跟你們算耶！現在還要抬我出來，到底是拿來幹啥？

「啊！我認得你了！我認得你了！老趙隱居前的最後一次露面，你不就是在他的背後嗎？先個月跟他喝過茶，他時時刻刻都談起你呢！對了，現在你已經是國務院總理了嘛！真是十年人事幾番新了。

「現在你在寫文嗎？讓我先睹為快吧……啊，你打算把這東西登在《人民日報》嗎？這可真是不得了呢！……啊！你說最近到過貴州視察大旱的災情，令你憶起二十多年前你跟我到那裏考察的情境嘛？唉！當年咱們經歷過的種種艱辛，現在我仍然是歷歷在目耶！剛剛又發生了大地震，看來今年西南各地的形勢仍是十分嚴峻呢！

「什麼？你在哭？不是嘛！現在你幾乎是位極人臣啦。你只要一聲令下，千千萬萬的人拼死都會跟隨你的指示去幹；要移山，要填海，絕對不成問題，還要哭什麼呢？你在夜闌人靜時，叫我這個老幹部出來，根本幫不到你什麼的。

「老子明白！老子明白！你有許多難言之隱嘛！當年我坐在這裏的時侯，何嘗沒有難言之隱呢？但是在我的年代，單是姓『資』姓『社』問題已經可以爆發大激辯了。現在可不同呢！共和國在你們領導下，什麼奧運、世博、神舟、全都辦得好好的，還有什麼好埋怨呢？

「好了，就當你是真切地關心災區內的老百姓吧！但是二十一年前的今天發生過什麼事，你是最清楚不過耶！在這個敏感的時刻抬我出來，外面的人難道不會質問：咱們這個黨怎樣搞的呢？你憶述我曾經委派你去一些村莊走一趟，還特意叮囑你『不要和地方打招呼』，原因是什麼，你不會不明白耶！回想我的年代，哪一個地方不對中央領導造假耶？難道你現在仍然覺得，咱們的這個脾性還是沒有改善嗎？

「還有，你說在老頭子身上，學會了『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的優良作風和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確實讓我感到欣慰；但這種品德，不是每一位幹部都必須具備的嗎？你是否想暗示，在這個點子上，你的知音人實在太少嗎？那就真的可怒也！難道過了差不多三十年，咱們在這方面還是在原地踏步嗎？

「來到這裏，我老頭子真的越想越氣憤耶！你貴為國務院總理，才能在報紙上刊登這篇東西；但如果有平民百姓想公開記念我，你們又會怎樣呢？莫說要拿我出來鞭屍……啊，又錯了，骨都沒有了，還有屍嗎？……莫說要拿我出來批鬥，但難道就連像對你這般，對我有半點兒的稱讚，你們也不容許嗎？你怕他們是在指桑罵槐，但現在你這篇東西，何嘗不是指桑罵槐呢？你們能夠做的東西，老百姓為什麼不能做呢？

「啊！天快要亮呢！老頭子不得不告辭啦！六月時，我會跟老趙南下一趟，到不知是哪處有許多燭光的地方，悼念一下當年的血與淚。畢竟我們來到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好故忌的呢！……唉！為什麼咱們要等到百年歸老之日，才可享受半點的自由呢？」

「民粹主義」的本質

在泰國，紅衫軍與政府之間的衝突不斷升級，最終釀成流血慘劇。筆者雖然對泰國的國情認識不深，但在心裏仍有一個疑問覺得大惑不解：縱使泰國的民主體制未臻完善，但至少在此時此刻，總理與國會都是由民選產生的。民眾不滿政府施政的話，為何不能以民主和平的方式，以選票要求它鞠躬下台嗎？即使未到選舉，為政者在民眾的壓力下，必然不敢繼續故作非為。既然彼此間的紛爭，有機會和平化解的話，大家又何須動輒搞街頭抗爭，甚至要互動干戈呢？

容許筆者先岔開話題。平常的人，每當碰到釘子時，其自然反應是：不關自己事，自己沒有錯，錯的是他人；肯挺身而出承擔責任的，為數實在不多，更莫談向別人認錯。然而，當大家都有這種脾性的話，不論是民眾還是政府，在遇到大小問題時，都傾向怪罪於對方。當這種行為心態，擴散至整個社會的時侯，就形成了所謂的民粹主義了：不管是政府、政黨還是社團，都會向民眾宣稱：眼前種種的紛爭，責任全在對方，對方有欠於社會國家；要解決，非要對方行動不可。不管用上什麼手段，搞民粹的團體都會以為只要把事情的責任推給對方，問題就迎刃而解，對方越不就範，他們便越要施壓逼使對方服從。泰國政局之所以陷入困局，也許都是因為紅黃兩軍之間不斷向對方施壓，最終要訴之於武力所致；臺灣藍綠兩營之間的角力，原因相信也是同出一轍。

回到組別選舉的存廢問題，某些建制派人士說，廢除它將會鼓勵民粹主義云云。首先要指出，這種說法有基本的邏輯謬誤：那些批評泛民陣營搞民粹主義的人，目的也是希望籍這些言論，誘使自己界別的選民來支持自己；仔細一看，這豈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民粹主義嗎？那就離奇了，為何你搞民粹就天經地義，人家搞民粹就萬萬不能呢？再者，要以新的民粹蓋過眼前的民粹，與抱薪救火或飲血解渴有何差別呢？更糟的是，搞民粹的組織為求把責任推給對手，難免要向對方施壓，即使實際上沒有動武，亦難以掩飾暴力的心態。一談到暴力，我們還會記得民主、自由、包容、法治等的所謂「普世價值」嗎？以民粹尋求民主政治，豈不是在緣木求魚？

某些網友看過筆者上一篇文章後，質疑筆者為何僅僅憑這些小事，就會對民主在亞洲的發展感到悲觀；基於以上的立論，筆者只能說：除非我們能願意共同面對這個暴力的心態，否則休想能達到真正的民主。問題是，我們願意嗎？筆者之所以悲觀，也是因為這樣。

反思《中國文明的反思》（下）

公元３８０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宣佈把基督教定為國教，對於承諾過「除了我（上帝）以外，不可有別的神」的信徒來說，可謂天大的喜訊。皇帝駕崩後，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邊，在東方的半壁江山，後來被稱為拜占庭帝國。拜占庭雖然國祚愈千年，但據《羅馬人的故事》的描述，它「沾染東方專制宮廷的氣息，宦官、皇后才是國家的主人，暮氣沉沉」。結果這個老大的帝國，領土與國力不斷被後起的阿拉伯與威尼斯勢力蠶食，最後由鄂圖曼帝國，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蘆葦。現在除了伊斯坦堡的聖蘇菲教堂，與由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 I) 下令編制的《羅馬法大典》之外，拜占庭的文化幾乎被徹底湮沒。看來，縱使東西帝國信奉的神完全一樣，信仰也未能拯救拜占庭於危難之中。

回到今時今日，最近與鄧文正博士茶聚時，談起《中國文明的反思》的內容；他說作者許多想法，跟那些在八十年代初從大陸移居美國，並在後來信奉了基督教的華人很相似，就是他們普遍心存「耶教救國」的理想，認為唯有國人全都皈依耶穌基督，國家才有希望重新振作。也許你會認為，筆者在斷章取義，那批海外華人的理想，未必是作者的原意；但在書中一開始，他便搬出中國神話與舊約聖經裏某些相似的情節，拿來質疑達爾文的進化論，繼而引用許多聖經章節，抨擊自家文化的種種不是。姑且不談進化論與創造論誰是誰非，試問他不相信「耶教救國」的話，又何須要抬聖經出來呢？抬可蘭經不行嗎？

對的，有救國的理想，總好過沒有；但有以上理想的人，對信仰的本質又有多少認識呢？不論任何宗教信仰，要打入一個新的族群，許多時都要作某些改變，適應當地的文化與傳統，才能在新的地方紮根。就以從印度傳入中土的佛教為例：原本是男性的觀音菩薩，來到中土竟然變成女兒身，名氣有時還會超越佛祖；另外，在西方十分盛行的禪宗佛學，更是由中土原創出來的流派。從猶太地區傳到西方社會的基督教，自然也不能例如：例如在天主教聖堂裏經常見到的聖像，其實是有違猶太文化裏不可拜偶像的禁律；建立神像，其實是源自希臘的傳統。好了，假使國人都來敬拜上帝的話，試問他們真的會照單全收西方的那一套，而不會像當年的洪秀全般，偷換某些宗教概念來利己嗎？莫說宗教，單看什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窰洞裏有馬列主義」等的史實，就知道西方再優越的學說，來到這裏後會變成什麼的一回事吧。

無可否認，作者說對了國人缺乏宗教信仰的意識，但有了信仰之後，國家就一定會強大麼？看看連電視也不許人看的塔利班政權，試問哪個社會的宗教意識比他們更強呢？阿富汗在其統治下，除了不斷輸出恐佈分子與毒品外，對世界有什麼建樹呢？說穿了，作者心目中的信仰，除了基督教之外還有他選嗎？就當筆者說對了吧，但從上面的歷史看，這個在作者眼中異常地偉大的信仰，為何僅僅眷顧從前的西羅馬帝國，而對東方的拜占庭見死不救？「信仰」與「救國」，真的有關係嗎？更可笑的是，書中４１９－４２０頁有這一段：「１９１７年的俄國等，都是因為競選失敗者輸了不認輸，最後發動了革命。由於有基督信仰，有博愛、人道精神，所以競選失敗者願意 ... 輸了認輸，願意保持公平的競選」，但十月革命前的俄國，人民不都是信奉東正基督教嗎？難道作者不知道，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敬拜的都是同一個上帝嗎？這樣說，作者豈不是在自打嘴巴嗎？

連對自己景仰的宗教都只是一知半解，筆者只能坦白地說，作者的立論猶如建在沙上的城堡，一點也不紮實。若果類似的「反思」題目，在坊間已經有更好的著作（如孫隆基，黃仁宇甚至易中天）的話，筆者只會覺得，大家無需花時間在這本書上了。

後記：剛在上星期，一件奈人尋味的事情發生了：在內地有局部「落地權」的鳯凰衛視，竟然在節目《開卷八分鐘》裏介紹這本書，有關視頻還上載到鳯凰網；看來這本著作有機會被解禁了吧。然而，節目對著作的描述，說白點是避重就輕。全書裏，作者花了超過四份一的篇幅，分析自晚清至國共內戰為止的近代史，但主持人竟然很不合比例地，僅僅用一兩句說話輕輕帶過。諷刺地，這篇長達一百多頁的《不成功的文明轉型》，是筆者唯一覺得精彩的章節，因為它如實地點出了國人到近代史的許多誤解，還大膽地直言孫中山剛愎自用，對民主政制未能在中國紮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打破了眾人的幻想。讓筆者涉獵多點相關資料後，再回來寫這段被大家曲解了的歷史。

沒有 Peacemaker 的社會

２０１０年ＮＨＫ的大河劇，邀來萬人迷福山雅治飾演明治維新的幕後功臣坂本龍馬。在片頭的動畫上，閃出了三個形容龍馬的英文字：Fighter, Idealist 與 Peacemaker；對前兩個稱號，筆者不表示意見，唯獨最後一項，實在值得斟酌。無可否認，他身為土佐（高知縣）的一介草民，竟可促成長期為死敵的長州藩與薩摩藩聯手，以此功績來說他是 Peacemaker （締結和平者），表面上很合理，我們作為外人，也不宜猜測龍馬在背後有何圖謀。然而這次同盟的背後，是要以德川幕府為共同敵人，從當時雙方勢成水火的局勢看，根本談不上什麼和平；當然，這不是龍馬的錯。德川家茂與孝明天皇相繼去世，令局勢變得無比混亂；遺憾的是，在此關鍵時刻，龍馬遭受暗殺而英年早逝，若果他能活到繼後的戊辰戰爭，親身見證薩長聯軍與效忠幕府的志士互相廝殺的話，不知他會否後悔當日的舉動。把 Peacemaker 這個美譽賜給他，確實是一種諷刺。

或者，我們應該換一角度看：Peacemaker 這個英文字，確實沒有合適的翻譯；查遍了中英與日英辭典，都把它解作「調停者」，製作人使用此字，也許就是基於這種誤解。但 Peacemaker 的功勞，又豈止調停衝突那樣簡單呢？例如二十年前，結束牢獄生涯的曼德拉，不單沒有主張報復當年欺壓他的白人（津巴布韋的穆加貝是個反例子），更積極促成種族和解與共融；自他就任總統後，種族衝突正式成為歷史（詳細請看電影《不敗雄心》）。憑這份努力，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是位名乎其實的 Peacemaker。這種和平之所以名符其實，全因各方都本着包容的心，透過理性討論解決紛爭，最後在全體人員同意下，達成保障各方利益的和議；這樣，和平才能恆之以久。

反觀在東方社會，能拿得出以上的能耐嗎？薩長聯軍打着明治天王的旗幟，指令幕府與其軍隊投降，那算是「平」嗎？ 後來各方仍然對峙，觸發了戊辰戰爭與西南戰爭，那算是「和」嗎？把視線轉到今時今日，最近聽到所謂「深層矛盾」的討論，但試問哪個社會完全沒有矛盾呢？有的話，我們又怎麼解決它呢？是訴之於理性討論、化解紛爭，還是互相指罵、各不相讓呢？一個不管是當權者還是反對者，都容不下反對意見的社會，能夠理解和平的真義嗎？不能的話，是否代表這個社會在骨子裏是橫蠻暴戾呢？

沒有和平或 Peacemaker 意識的民族，能為其他民族之表率嗎？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以下的情節，不僅在電影劇集裏經常出現，在現實生活中也不罕見：一個普通的中國式家庭，父母為求子女日後活得好一點，全心全意當「廿四孝家長」：供書教學自然不在話下，任何補習、比賽、活動甚至海外交流，只要經濟上能付擔的，都會讓他們參加。父母的本心，總體來說是善良的，誰知集萬千寵愛的子女，竟會對父母說：「你們為我做了那麼多，究竟有沒有問過我將來想怎麼樣呢？」。很明顯，兩代人是不能交心的，父母對子女做的一切，子女只能照單全收，子女有什麼意願，父母可以置之不理。這個現象，我們稱為代溝 (Generation Gap)。

用以上的觀察，我們不難分析「八十後反高鐵」現象背後的意義：筆者不是工程師，不打算評論高鐵工程應否上馬；然而，當聲稱支持工程的團體（當然，他們是否完全理解工程，是值得深思的。），在報章登廣告表明立場後，某電視主持隨即譏笑着說：現時歐美社會都在討論，報紙還有沒有存在價值，那些團體刊出的廣告，實在會有多少人看呢？這些單向的傳統媒體，已經被「八十後」（甚至是「七十後」）摒棄了，現在他們用的，是 Facebook、Twitter、Youtube、博客（包括信博吧）等的互動媒體。但此等新媒體，上一代人又不會使用，連溝通的平台都不同，雙方又怎能沒有衝突呢？闊一點看，「八十後」之所以對政府不滿，也許與上述子女對父母的牢騷是同出一轍的：上一代人（包括政府）滿是以為，搞那麼多的基建、教改、六大產業、國內實習等的計畫，都是為下一代著想，但下一代的打算，上一代人又聽到多少呢？姑且勿論打算是好是差，要是連聽都不屑聽，下一代人會否覺得自己受尊重呢？更糟的是，某個社會裏的代溝之深淺，反映它是創新還是守舊，以此為指標，我們的社會又是什麼樣子呢？王迪詩曾說：「公務員『活化』古蹟，不如先『活化』自己。」（詳見《中環的前途》），試問由一群已列入「古蹟」的腦袋當領導，香港的前途又會變成怎麼呢？

回到上面的小故事，假若父母真誠地說「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的話，改變還是來得及的。反觀這個社會，為政者何時才會醒覺，他們千辛萬苦幹的東西，那些「八十後」根本不想要呢？

痛苦，必要的嗎？

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經文明之痛苦，而這痛苦，就叫做革命。
電影《十月圍城》中的對白

電影《十月圍城》，英文名稱是 Bodyguards and Assassins（保鏢與刺客）；在老佛爺眼中，搞革命的孫文醫生確實是眼中釘，不將之除去，他朝必會危害自己的江山，因以派手下刺殺他；為了抗衡那些刺客，才會有保鏢出現。當然，電影內容是虛構的，但故事之條理，中國人不會感到陌生：任何專制的統治者，都會用盡方法打壓政敵；莫說如秦始皇之類的暴君，即使是人人讚許的唐太宗，也要靠殺害親兄弟才能登極。看來從古到今，不管統治中國的君主是好是壞，都不會包容反對自己的人；因此非常諷刺地，在《十月圍城》上映之際，共和國把搞「憲政革命」的劉曉波再度關進獄中。

故然，１９０５年的清帝國，已是病入膏肓，縱使沒有六年後的革命，大概當時也沒有人相信帝國能千秋萬世，即使是頂戴花翎的，也深知事態不妙。修讀醫科的孫文，毅然要替這個病了的國家動一場大手術；如片中所言，他握着的手術刀，叫做革命。然而環觀歷史，革命之形成，往往都是當權者不斷積弱卻又故步自封，反對派才能乘虛而入奪權，其間死傷無法估計。問題是，這些血腥的場面，真的是必要嗎？當權者與反對派，真的無法坐下來坦誠談判嗎？

一百多年後，共和國出現空前盛世之際，劉曉波提出了《零八憲章》；他是否存心打倒當權者，我不作評論，但至少，憲章是他對治國的一點建議；再者他勢孤力弱，又不能像孫文般有龐大的經濟後盾，假如他真的能憑一紙憲章推翻整個政權，出問題的究竟是劉生還是政權呢？然而，當這班從前的反對派，靠革命上台成為當權者後，連一位平民的進諫都不能容忍時，難怪我們又要等到他們由盛轉衰，後人再發動革命，才能解決社會的矛盾嗎？如此當權者與反對派、加害者與受害者不斷循環，上一代人流過的血與淚，豈不是全部付之東流？外間的人，又會認為我們是個包容還是暴戾的民族呢？

１７８７年，美國剛從英國獨立後不久，五十五位來自十二州（羅德島州沒有參與）的代表，齊集費城商議治國之道。經過四個月的辯論與妥協，最終編成了美國的憲法，雖然偶有修訂，但大部份條款仍然沿用至今。那班立國者，證明了欲求文明之幸福，痛苦是可以完全不必要的，自稱有四千年文明的民族，能拿得出他們這份能耐嗎？

民主，為了什麼？

沒有人妄稱民主是完美或全能的；事實上，有人說民主是最糟糕的統治模式，只是別的都比它更差勁。

邱吉爾，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在下議院的發言

最近參加了一個培訓課程，鍜練我們項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的技能；課程的導師，是位來自澳洲的洋人。課程裏，大家討論了管理項目的種種難處，其中一個，最令這位洋人感到有趣：在決策時，我們常常以為多數人贊同的建議就是最好的，但事後，大家往往會發覺事與願違。他問我們，尋求共識與完成項目，哪一個較重要，我們自然答是後者；他隨後說，任何決議的方式，都僅僅是一種工具，要達成目標，做領袖的難免要在某些關口上果斷一點。如在數年前有看過《飛黃騰達》(The Apprentice) 的話，相信都可領悟到這一點。何時要獨裁，何時要民主，全靠參與者的一念之間，沒可能有一套完整的指引可供人跟從。

任何決策的形式，總有其長短之處，講求共識的民主模式，自然不能例外。然而不知何解，一談到「民主」一詞，不少數都會給它戴上光環，並認為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精神價值（甚至某個鄰近的極權國家，也自稱為「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筆者並非評價民主是好是壞，只是認為以上的例子，清楚顯示民主政制存在局限，令某些大家都贊同的政策，不但不能造福人民，反而會危害社會。剛剛以失敗告終的氣侯變化峰會，便是個好例子：排放溫室氣體，大家都清楚是要制止的，但談到各國要承擔多少責任時，大家都躊躇起來。排放量較多的工業國，非常清楚要落實減排的話，必然要付出龐大的代價，一旦國民不滿意的話，那些民選的政府都會隨時跨台；持續下去的話，氣侯變化只會無法逆轉。因此，假如某些民主的信徒，不明白民主只是幫助大家尋求答案的機制，本身並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的話，筆者只能夠說，那只是對民主的迷信與幻想。相反，我們瞭解民主的本質，就能像那位洋人的見解般，突破機制上的局限，切實地完成艱鉅但對大家有裨益的項目。

回到當今對政改的爭拗，那些支持民主的人仕，似乎也沒有告訴我們一項重要的東西：我們究竟是為了什麼，非要推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政制不可呢？民主的政制，與社會的福祉，哪個較為重要呢？如果是後者的話，前者又怎樣能配合呢？追求民主，若只講求一腔熱血，而不冷靜思考這些問題的話，我們作為選民，又能否安心地投票給他們呢？他們一旦能上台執政的話，又能交到什麼的功課呢？僅是流於形式的民主政制，又是否社會願意看見的呢？

民主，是為了什麼？要是連討論都欠奉的話，這個社會究竟在搞什麼呢？

（註：整個月都忙得透不過氣，來到週六才能稍為停下來寫文，敬請原諒。）

民主的困局

When bad men combine, the good must associate; else they will fall one by one, an unpitied sacrifice in a contemptible struggle.
（譯：壞人聯手時，好人必須團結；否則他們只會相繼倒下，在無恥的爭鬥下犧牲而不獲憐憫。）
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Present Discontents"

這是一件可在任何辦公室發生的瑣事。

早上八時半回到公司，看見附近的蒸餾水機亮起紅燈，表示機內已經沒有水，要更換水樽。許多時侯，換水樽的都是我；這回我決定測試一下，我不換，要等多久才有人肯換。到了午飯時間，水機的紅燈仍未熄滅，直到差不多下午四時，才有同事動身換樽；誰知他完事後，十分鐘內竟然有五個人到水機取水。這五個人，在英語會被稱為 Free-rider ，自己無須付出，便可坐享別人努力的成果。按道理，換水樽是一些公益（對公眾有益）之事，幹了之後，自己得益，別人也得益；但當大家都情願坐享其成時，有點公益心的人不單不會被欣賞，反而會被恥笑甚至責罵。

由以上的瑣事，我們不難瞭解是次政改方案背後的思維。

上述五位不勞而獲的人，總想得到一些「著數」；沒有「著數」，實在很難鼓動港人的心靈。在這個社會爭取民主的人，會像上述換水樽的人一樣被恥笑。民主這東西，縱使沒有港人說不願擁有，但當被問到：「為了民主，你們願意付出多少」時，大家都寧可當個 Free-rider。也許，你會反問：０３年的七一遊行，大家不都是付出了汗水與時間，走上街頭爭取民主嗎？當年遊行人仕的熱誠，無錯是不容置疑的；但激情歸激情，當股市樓市齊齊創新高時，爭取民主的聲音頓時下沉。既然如此，建制中人會覺得，向這群 Free-rider 推銷一個好像有點兒「著數」的政改方案，亦未嘗不可，要是沒有泛民陣營的阻撓，這群 Free-rider 必然不會激烈反對。但稍為有點民主理想的人，都知道「著數」的糖衣隱藏着毒藥；眼前的方案，只會讓擁護建制的人繼續「屈機」；然而，要像０３年般號召那麼多人上街反對，已是不可能了。最近，有人提取以「五區總辭」進行一次變相的公投，然而，這可謂背水一戰，而且沒有勝算。一旦戰敗，泛民不單不會被這群 Free-rider 憐憫，還會被對手毫不留情地蹂躪；即使戰勝了，他們依然無力在議會裏跟對手討價。以上的形勢，確實令泛民陷於空前的困局；原來這個社會的民主根基，竟是建在如魯迅所說「一盤散沙」的 Free-rider 之上。

其實，爭取任何的公益（包括民主），不能不付出代價，問題是，那些代價我們能否付擔。不錯，這場戰爭勝算極微，對支持民主的人來說，的確是個悲劇；但現在再猶豫不決的話，泛民陣營只會如伯克所言般不攻自破。面對時局，究竟應當放棄現時的議席，還是放棄未來的民主發展，相信腦筋清醒的都很快有決定。筆者對「五區總辭」的立場，明眼人從以上的立論必然知曉。

「愛國」的假象

共和國甲子慶典，坊間都談論所謂「愛國」情操。然而，國人口中的「愛國」，與西方人談的 Patriotism，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

最近在一本關於日本明治維新的英文書裏，看到一幅當時小學生上學的相片：在黑板兩旁各有一幅漢字的書法，一邊寫了「忠」字，另一邊寫了「孝」字。數十年後，國民政府退守美麗島，在規劃臺北市時，也要在市中心弄一條「忠孝路」。不錯，「愛國」一詞，其實只是流行了十多年，在此之前，東方人只會談「忠孝」二字。「忠」者，大家的對象可以不同，例如梅蘭芳，在日本侵華時期，即使生活拮据也拒絕上台表演；他的行徑，並非表示認同蔣介石政權，而是對自己的民族盡「忠」。然而「孝」又如何呢？

「孝」，原本是針對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但以家庭的「孝」道套入政治裏，問題就來了：「孝」，是一種不對等的關係，上層的人擁有絕對權力，下層的人只有唯命是從，下層的人試圖質疑上層的決定，會被視為不「孝」，例如上層的人在傾力歌舞昇平迎國慶之際，蕭建生竟敢出版《中國文化的反思》一書，自然會被認為對在上層的治國者不考不忠，因而被禁止在國內出版。說白一點，中國式的「愛國」，其實只是「孝道」的代名詞。

（註：余曾在一月寫過一篇關於「孝」的散文，讀者可按此參閱）

今時今日，香港人竟然不時稱中央政府為「阿爺」。以上觀點，又一次引證吉卜林的明言：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雙方永不能相遇) 是正確的。

向「禁毒」說不？

By any sensible measure, this 100-year struggle has been illiberal, murderous and pointless. That is why The Economist continues to believe that the least bad policy is to legalise drugs.
根據任何合理的標準衡量，這次花了一百年的（禁毒）鬥爭是充滿血腥卻徒勞無功的。本刊因此繼續認為，把毒品合法化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How to stop the drug wars》，刊於 The Economist，2009 年 3 月 5 日

毒品問題，今年在這個「國際都會」鬧得滿城風雨，就連日理萬機的特首，也要親自督導禁毒工作。從醫學角度看，毒品確實是危害健康，當局要取締，說是要保障市民安全，其目的是無可口非的。然而仔細一想，危害我們健康的東西，又豈止毒品呢？比方說汽水，幾乎所有醫生與營養師都認為它含太多糖份與添加劑，長期喝會導致痴肥與糖尿病；按照以上標準，如果當局要立法取締汽水，是十分合理的。然而，縱使社會都同意專家的忠告，卻沒有人站出來反對售賣汽水。我們既然能包容汽水，何不以同樣的態度看待毒品呢？

毒品猶如賭博與娼妓，無論政府如何著力打擊都是禁之不絕的；面對如此局面，通常有兩種對策：大部份的政府，都選擇加大力度打擊。然而歸根究底，毒品也是商品的一種，有需求就自然有市場；要根治問題，就得要教育所有人遠離毒品。但現實裏，這也只是空想，連煙也禁不掉的話，何況禁毒呢？既然如此，唯有退而求其次，勸告吸毒者遠離毒犯；香港衛生署開設的美沙酮診所，作用就是如此。歐洲小國荷蘭，做法更為大膽：縱使種植與藏有大麻依然是違法的，但商戶只要遵守某些規則（例如不賣給未成年人仕），當局就不會執法取締。於是乎，荷蘭成為少數容許吸食大麻的國家。多年前筆者看過電視記錄片，指出大麻對身體的傷害比香煙還要少，也許荷蘭人的打算是：大麻只要不濫服，偶爾淺嘗是沒有大問題；我們不取締它，民眾自然不會吸食其他毒品。屆時，相關收入將不會流到毒犯的口袋，而是匯入政府庫房；再者，毒犯收入少了，人數自然會下降，相關的保安開支也能省掉。政府可以利用這筆額外的錢，加強教育公眾各種毒品的禍害，試圖根治問題。

今年三月，英國的《經濟學人》專題探討了這場反毒品的戰爭；上面的引文，就是他們的結論。當然，他們也深知要落實是阻力重重的；但至少，以上結論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毒品問題。所謂「兩害相衡取其輕」，像荷蘭般向「禁毒」說不，你們敢嗎？

「孫大聖」的五指山

佛祖道：「我與你打個賭賽：你若有本事，一觔斗打出我這右手掌中，算你贏， ... 若不能打出手掌，你還下界為妖，再修幾劫 ... 」
（孫悟空）翻轉觔斗雲，徑回本處，站在如來掌內道：「我已去，今來了。你教玉帝讓天宮與我。」

如來罵道：「我把你這個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離了我掌哩。」

《西遊記》第七回節錄

身為男兒，如果我說自己在中學時從未看過色情照，大概沒有人會相信；雖記不清在什麼年歲初次看，但肯定是不足十八歲。所謂「食、色，性也」（《孟子 - 告子上》），青年人血氣方剛，對異性好奇在所難免，然而在長輩眼中，性往往象徵放蕩、宣淫、污穢，會不斷勸告青少年不要接觸（當然，效果往往適得其反）。最近有一則國內新聞，說當局由七月一日開始，會強制在國內銷售的個人電腦上預載名為「綠壩」的過濾軟件；政府稱此舉是要「攔截色情內容、過濾不良網站」，但評論一般認為當局企圖擴大政治審查，進一步箝制網上的言論。不管誰是誰非，筆者有一點真的覺得非常可笑：色情與政治這兩個一般人認為風馬牛不相及的話題，中國人為什麼偏偏喜歡扯在一起談的呢？

「成人 (Adulthood)」的概念，不管東西文化都存在，主要是代表某人可以生兒育女，是在生理上成長的象徵。西方世界更將這個概念伸延：既然某君已經「成人」，他在心智上已能自行分辦是非，無盡先輩們說三道四，這是在心理上成長的象徵。進一步說，既然能自立，他的政治權利與義務便與先輩一樣了，先輩再也不能恃着自己的輩份與權勢，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後輩身上；因此人權、自由與民主等的概念，只有在講求心智成長的西方世界才能誕生。相反地，東方世界只求生理成長，卻把心智成長壓抑起來，於是乎，後輩該看什麼不該看什麼，長輩完全可以作主；當局強制預載「綠壩」，也是基於這種心態。二十多年前的孫隆基，率先以弗洛依德的心智學說解讀國人這種行為，指出在不講求心智上自立的情況下，中國社會不管是由什麼人統治，都只會變成越來越專權獨裁。時至今天，由「孫大聖」建構的這個深層結構，仍然是這個民族的一座五指山，不管孫悟空有再多的本事都逃不過。

因此性與政治這兩種東西，並非如大家所想完全無關的。可悲的是香港日漸對性越來越不包容，可以預視這個社會必定會在民主化的路途上開倒車。

永不能自立的人

［日皇裕仁對麥克亞瑟］聲稱，整體上日本人民的教育水準不高，缺乏宗教意識 ... ［日皇］向麥帥坦承，日本人像小孩，不夠鎮定與盲從，一向只會模仿外國榜樣。
賀柏特·畢克斯《裕仁天皇》第 526 頁，臺灣時報出版

（近兩三星期忙得連思考的時間也欠奉，敬請原諒）

成龍博士在博鰲論壇上的偉論，引起的爭論至今仍未休止。最令筆者感到奇妙的是，在西方社會，明星偶像通常都是維護弱勢社群權益的先鋒，例如美亞花露 (Mia Farrow) 呼籲全球關注達爾富爾 (Darfur) 地區的人權問題，U2 主音 Bono 則支援非洲地區對抗貧窮與艾滋病；但來自東方的成龍博士，卻做去與他們相反的事情。生於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詩人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曾有一句明言：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雙方永不能相遇)，也是不無道理的。

話說回頭，博士認為「中國人還是需要被管的」，聽下來就似一位大家長，覺得自己的子女永遠都長不大，總需要自己插手管管。其實類似的言論，我們已經聽得太多了，例如多年前吳邦國曾說「香港特區的管治權來自中央的授予，中央給多少特區就有多少」，活像爸爸對孩子說，我給多少零錢，你就能花多少錢云云。其實不僅是中國，即使是經歷過明治維新，在表面上脫亞入歐的日本，其最高統治者裕仁天皇，也是當自己的子民是小孩子般管教的。不錯，整個東方式的人倫關係，是不講求平等的：儒學提倡的五倫中，君臣與父子是最不講平等的，夫妻與兄弟也因受諸多世俗的制約，想平等一點也不行；而最能體現平等的朋友關係，竟然被排在最後。難怪一些讀滿了「番書」的國人，總覺得自己想做任何事都受到許多掣肘，覺得很不自由。

相反地，追求平等的權力與義務，是西方社會的傳統，早於 1215 年（南宋嘉定八年），英格蘭人便制訂了《大憲章》(Magna Carta)，要求王室放棄部分權力，接受王權受法律的限制。在東方人眼中，此舉可謂大逆不道；但主張平等的西方人，卻認為保障臣民的權益，是國王的天職，也最能確認國王權力的正當性 (legitimacy of authority)。當然，五倫關係在西方一樣存在，但西方人認為，小孩子總有一天會長大，成年之後，大家便是對等了，以後我自己可以判斷是非，不需長輩們說三道四，長輩做錯了事，後輩更會勇於彈劾他們。最極端的例子，是西方某些年輕人在成年後，當父親只是一位朋友，而父親也樂乎接受，認為此舉是孩子成長的證明。簡單來說，西方文化所追求的，就是一種自立的精神，從這份自立精神，衍生出自由、人權、法治、民主等的價值觀。因此在西方人眼中，東方人從不抗拒強權，面對壓迫也只會逆來順受，如同小孩一樣，是一群沒有獨立自主能力的民族；魯迅先生經常在著作中點出的「中國病」，正正就是這種心態。

雖然坊間許多人批評博士的意見，但平心而論，筆者認為他說出了殘酷的事實。現今的西方人，普遍以為東方社會只要推行政制民主改革就能富強起來，但從以上的觀察，看來這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當然，筆者不會替任何強權者背書，但那些崇尚民主法治的東方人，如果沒有意識到東方人沒有自立精神，從而想辦法扭轉這個局面的話，他們即使再怎樣地抗爭都是徒然的。

黃口何時見「飽」期

[習近平]在離開墨西哥前對中國駐墨西哥使館人員、中資機構和華僑華人代表發表講話時指出，「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中國)說三道四。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可說的。」（明報，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３日）

記者轉個話題問2012政改方案，曾憲梓一聽到政改，就話﹕「唔講呢啲事，唔係時候，要食飽先得。」（明報，２００９年１月７日）

在我上班的那楝辦公樓，地下大堂有一家三文治店，每逢午飯時間，店內總迫滿人，但有趣的是，店內客人大多都是「鬼佬」，一般唐人除非是趕時間貪方便，否則都不會光顧它。我問過同事箇中的原因，他們普遍都嫌店內的三文治「凍冰冰」，很難入口。的確，「洋鬼子」的食品，是很難符合國人口味的，因為即使生活環境如何惡劣，國人對一日三餐仍然非常講究，材料不能不新鮮，還不能不「趁熱食」。因此國人無論身處世界任何角落，總喜歡到當地的唐餐館吃一頓熱飯，感受一點「自家人」的溫暖。

猶記得上世紀三十年代，曾留學日本的蔣委員長，看見日本人只用冷水洗臉，又不介意吃冷飯，而中國人卻必燒水洗臉，餐餐都要吃熱飯，認為國人貪圖逸樂，於是推行「新生活運動」，試圖改變國人的習慣。結果如果呢？到了今天，我們還可聽到某些旅遊日本的華人，說吃不慣用冷飯做的車站便當。三十年後，委員長的宿敵老毛，也曾疾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姑勿論這句說話是對是錯，但「革命」是崇高的政治理想，「請客吃飯」則是世俗的原始慾望，為何中華民族能把這兩種價值完全相反的東西放在一起，真是令人困惑不解。孫隆基在其大作中，認為國人的心理仍然停留在佛洛依德學說中的「口腔時期 (Oral Stage)」，就如嬰孩般，肚子餓便大吵大鬧，只要餵飽他們就會安靜了；因此，上述兩句說話背後的邏輯是不難理解的。雖知「洋鬼子」的心理，已經進化到「生殖器時期 (Genital Stage)」，他們認為迷醉於飲食是七宗罪之一，靈魂將無法得救；因此國人這套吃飽了就該收口的理論，洋人是「吃不消」的。

最近的新聞說，香港的人口達到七百萬了。我有一個奇想：假如每個香港人都走出戶外，向着天空張開自己的口的話，這七百萬張「人口」，將會是一次很壯觀的行為藝術。拙文的標題，轉化自白居易《燕詩》中旳一句「黃口無飽期」，並特意在「飽」字加上引號；「飽」，不是指肚子飽，而是知悉自己仍迷戀在嬰孩時期。畢竟，太鐘情於飲飲食食的民族，是不會產生出自立、自由、人權等成年人才有的意識；沒有這些意識，國人是無法在世間振翅高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