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然的歧視

筆者的深圳同事，間中要來香港開會或接受培訓。由於大部分人沒有深圳戶籍，以往他們都需要返回自己的原居地，才可申請來港的通行証。幸而他們的故鄉都是在廣東省內，要花的時間不算太多。最近，相關的規定已經放寬，他們要來香港工幹或遊覽會更為方便。

戶籍這東西，是天朝用來限制人民流動自由的手段。然而，當專制王朝壽終正寢後，這種限制並沒有隨即消失。人道是，咱們的人口太多了，不好好管理一下的話，國家便會大亂云云。但放眼一看，不難察覺整個制度之怪異：大家明明在同一個城市居住，國籍又完全相同，但市政府提供的某些福利與服務，沒有戶籍的人就無法享用。戶籍制猶如那些圍繞着圍村的牆一樣，把一個大國分割為數以千萬計的小國；這個號稱大一統的國家，實質是在搞團結還是搞分裂，大家都十分清楚吧。

每逢兩會期間，總看見某些學者提案，呼籲中央政府全面檢討戶籍制，甚至全盤將它廢除；但眾所周知，此等提案通常只會被其他與會者蓄之高閣，甚至被河蟹掉。然而，用國內的政治寒暑表來量度，戶籍問題並非如苿莉花革命或民族衝突問題那樣敏感；即是說，要在國內進行相關討論，還是有一定自由度。但當整個社會，連這小小的自由空間也不懂得利用的話，這是否暗示着，大家心底裏贊成這個怪異的制度嗎？

最近，《經濟學人》專題探討中國戶籍的問題，指出某些地方政府開始以控制人口增長為名，銳意把沒有戶籍的非技術勞工趕走，並提高戶籍申請資格的門檻。整個情況，給我們的印象是：這些欠缺謀生技能的人，咱們沒有責任收容他們，要讓他們享有與自己相同的權益與發展機會，更簡直是妙想天開。更糟的是，社會上肯替這些弱勢群眾說話或做事的人，竟然是寥寥可數；要麼當局的河蟹殺過來，那些群眾更只能啞忍。這不是說明了，大家暗地裏認同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嗎？一個視歧視弱者為常態的國家，是一個懂得互相包容的開放社會，還是一個只會互相仇視的封閉社會呢？那樣的文化，在世界上能有多少的說服力呢？

把視野放回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不妨反省一下：自打回歸後，我們對待所謂「新移民」的態度，與上面比較是否大同小異呢？真心認為當年人大釋法是一種剝削的人，究竟是多是少呢？最近關於「六千元應否派給『新移民』」的爭論，是否揭露我們在心底裏，根本想與那些條件較差的人畫清界線呢？也許，這就是所謂「深層矛盾」的一大根源；問題是，我們會懂得拿得出勇氣去面對，還是繼續以高壓手段把煩惱掃入地氈底嗎？

沒有科學，何以興國？

「我媽買了四十五斤鹽」友人收到位內地人這個訊息後，轉貼到自己的「臉書」上。另一位朋友，則轉載了一幅相片，內地有民眾一下子在超市買了五百公斤鹽，有人把相關的收據拍下來登上網絡。

這次由日本核危機引發的「盲搶鹽」，與２００３年初白醋和板藍根被掃光的情況同出一轍：面對迫切的危機，有人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建議，其他人聽到以後，馬上不加思索地跟隨。莫說專家，即使是稍有常識的百姓，也很容易知道這些建議毫無根據；但大多數人仍抱着寧可信其有的心態，繼續盲從附和。結果謠言迅速擴散，形成一股浩大的盲流，令整個國家淪為國際笑柄。

在舊社會，通訊非常落後，百姓知識水準較低，有以上的情況，絕對不足為奇。但現在可不同了，咱們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手機用戶與網民人數更是世界第一，要知道如何正確地防輻射，猶如舉手之勞。然而，咱們竟然拿着這些科學的發明，散佈此等完全不科學的流言，我們不是可以斷定，這是個缺乏科學精神的社會呢？

進一步想，如果連自己的安全與健康，大家都可以如此馬虎草率的話，要面對更複雜的問題時，豈不是更糟糕？這一個半世紀，咱們飽受各種內憂外患所困；但許多時間，咱們總喜歡不求甚解地從西方拿一些東西來亂用，並天真地以為難題從此迎刃而解，但甚少人願意虛心地打好做學問的基礎，虛心探究問題的根源，再作恰當的判斷。不少讀者在初中時，總會在國文課上讀過任鴻雋的《科學的頭腦》吧，但從今次「盲搶鹽」事件來看，真正擁有科學頭腦的國人，究竟是多是少呢？要麼連科學精神都欠奉的話，咱們還能拿什麼來搞所謂「科教興國」呢？

回想鴉片戰爭未發生時，中國與日本同樣施行鎖國政策，洋人只能在指定港口與當地人通商。在日本，有一小撮人對由荷蘭商人帶來的科技用品有濃厚興趣，於是自行鑽研西洋學問，發展出「蘭學」，成為日本日後走向科學化的先驅者。但回到中國，恕筆者孤陋寡聞，我從來沒看過有國人主動學習洋人的各類知識。也許這個小小的差別，已經決定了兩個國家的命運了。

以暴逆暴，何時了？

烏雲密布的２０１０年已成過去。新十年伊始，我們再次見證了人類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道路是艱難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嗎？猜猜吧！
彭定康，《No Exceptions》，轉載自 Project Syndicate，２０１１年２月

在利比亞，反對現政權的勢力向首都步步進逼，效忠卡達菲的民眾則作垂死抵抗。類似的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因此在週未時，筆者重溫了一套三十年前的電視劇－ＮＨＫ整整五十套大河劇中，唯一以南北朝為背景的《太平記》。要在這裏描述故事的背景，筆者只能長話極短說。

十三世紀未，日本的鎌倉幕府政權雖然擊退了蒙古帝國的進犯，卻令國家上下元氣大傷，加上由北条氏主政的幕府，變得愈來愈獨裁專橫，弄得民不聊生，推翻幕府的聲音也愈鬧愈響。反對的勢力，集中在兩位關鍵人物手上：一位是後醍醐天皇與他身旁的貴族與土豪，另一位是足利高氏與各地方的領主與武士。１３３３年，兩股勢力結合起來，推翻了鎌倉幕府。北条氏與親信在走投無路之下，最後在東勝寺內集體自盡，情景悲壯無比。

然而，當共同的敵人被消滅後，兩派便開始不和。後醍醐天王親政後，民生搞得比以前還要差；足利尊氏（後醍醐從自己名字「尊治」中摘下「尊」字，贈予足利高氏）多番要求天皇下放權力，讓由他領導的武士階層管理國家；但天皇擔心他會重建幕府，有損自己權力，一直反對建議。不久，舊鎌倉幕府的殘餘勢力在關東發難，足利在起兵平亂後，乘機凝聚地方勢力，迫後醍醐退位。後醍醐在戰敗後，交出象徵皇權的三件神器予繼位的光明天皇，黯然離開京都。然而，後醍醐不甘心於從此歸隱，於是悄悄地糾集支持自己的勢力。當他們匯集到京都以南的吉野時，後醍醐宣告讓出的神器是偽造的，真的仍在他手上，自己仍是正統的天皇。自此直到１３９２年，日本出現了「一天兩帝南北朝」的局面。

表面上，獲足利等領主與武士支持的北朝，在經濟與軍事上都遠比後醍醐的南朝優勝，北朝要起兵吞併南朝，可謂易如反掌。但很快，足利尊氏在治國的方針上，與胞弟足利直義出現嚴重分歧，其後雙方的支持者更挑起內亂；南朝也借着這次機會，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各地戰鬥變得沒完沒了。尊氏為了儘快平亂，更要親手毒殺胞弟。時至今日，足利尊氏依然被不少右翼人仕視為亂臣賊子。

固然，北条氏的下場，實在是罪有應得。然而不管在什麼社會，當極權的統治階層被武力推倒後，當日團結一致的反抗勢力，隨即會互動干戈搞窩裏鬥。說白一點，各方不擇手段地互相廝殺，無非是為求奪取權力，他朝可以為所欲為罷了。問題是，以這種手段取得權力的勝利者，為求鞏固自身的利益，他能夠不設置重重關卡，阻止其他對權力虎視眈眈的人得逞嗎？新的統治者逹到這個目標，他們能夠不實施高壓鐵腕統治嗎？他們為求所謂的和諧，能不把社會的一切戾氣都壓倒嗎？這種管治的手法，不是種下了日後革命的禍根嗎？

因此，眼看獨裁政權相繼倒下，筆者不禁替這些國家的前途感到憂慮。猶如上文的內鬥內訌，相信很快便會活活上演；縱使沒有弄得生靈塗炭，但平民百姓在當前的局勢下，很難相信隧道的盡頭會很快看得見。可悲的是，大家還要再流多少的血，再目睹多少的仇殺，才可意識到做暴力來解決眼前的社會爭端，根本就是抱薪救火呢？一天大家不從權力的魔咒中擺脫出來，上述的惡性循環還有望被打破嗎？

我們的未代港督，在埃及變天後發表了文章，上面的節錄是文章的結尾。這篇文章，可以當成是筆者的回覆吧。不錯，我是悲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