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計後果，誰付代價？

每逢佳節，少不免要在外面吃喝玩樂。雖則筆者不像那些做銷售的友人那樣，要經常到處交際應酬，但最近也出席了某機構為客戶而設的宴會。為免遲來的客人錯過某些佳餚，宴會是以自助餐的形式進行。

對向來精打細算的香港人來說，能在數小時內嘗盡各國美食的自助餐，的確十分吸引。以前曾聽過電台主持說，即使是消費情緒最低落的「沙士」時期，頂級酒店的自助餐在週末時依然高朋滿座。用俗語說，自助餐完全體現港人「方便抵食夾大件」的核心價值。

但近年來，筆者逐步跟這套價值唱反調，如非必要，真的再不希望吃自助餐：管食客的胃口有多大，也無法吃盡每一道菜式，不難想像，不少食品最終只會被丟掉。廚師以至農夫、漁民、運輸人員等等的心血，也隨之而赴之東流。但在普通人的眼中，像筆者這種「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的情操，恐怕只會被嘲笑為曲高和寡。

香港這個城市，近乎三步一便利店，五步一茶餐廳，七步一超市，十步一酒樓。不論是親自下廚，還是出外用饍，選擇都多得很。無可否認，這的確是一種恩惠，但久而久之，大家都會覺得一切都是必然的。如是者，即使是最偏遠的便利店，亦能找到只消數天便會過期的三文治與麵包；再僻靜的超市，也能買到各類新鮮的蔬果。

然而，這種便利帶來的代價，就是令香港的廚餘問題日益嚴重。兩年前《鏗鏘集》的專題報導，指港人每天製造的廚餘多達三千公噸。政府在這方面的開支，每天超過二百萬元，屈指一算，即是每年超過七億元。無須很久，本地的堆填區就會飽和。然而，對大部份人來說，只要自己看不見，就不覺得是大問題。可想而知，關心這問題的人寥寥可數。

以上的情況，也許給乎我們一點啟示：我們為求獲取一時的方便，往往要最為勢孤力弱的人物承受帶來的苦果，要麼這不是任何人，最後就輪到大自然了。從這個方向分析，當今世間各種的糧食、能源、環保等的議題，無不是由以上的思維引發。要扭轉局面，我們就不能不意識到，上述的弱者並非可以任由我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只有把兩者帶到一個平等的地位，大家才能開展真誠的交流，恃強凌弱的事方能徹底避免。

奈何的是當下所見，客觀實在的科學論據，居然經常要讓路給朝秦暮楚的政治風向。不管是當下這個偽國際都會，還是執世界經濟牛耳的工業大國，要凝聚一股足以改變形勢的力量，依然十分艱鉅。要麼人類社會繼續拒絕以上的醒覺，付出一些必要的麻煩的話，也許到了最後，未來的人類都被先人製造的污染物溺斃。

「未日」之後－《少年ＰＩ的奇幻漂流》後感

由李安執導，改編自暢銷小說的電影《少年ＰＩ的奇幻漂流》，聖誔期間在世界各地上映。人道是，這將會是「下一部《阿凡達》」，是否言過其實，留待各位判斷；但從它已在來屆金球獎取得三項提名（縱使呼聲肯定被大熱門的《林肯傳》所蓋過），也證明了這部電影備受業界賞識。筆者非影評人，無謂在此班門弄斧作預測了。

整體來說，電影十分忠於原著；兩者的主軸，表面上是主角歷時二百多天的大海漂流，實際上卻是他尋覓神的過程。他生於印度家庭，從小便接觸印度教中眾多的神明，但聽了無數的典故與傳說後，仍未能令他解開對神的疑惑。長大了以後，他除了印度教外，也信奉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他父親則奉勸他，盡信所有宗教，與什麼都不信，其實沒有差別。

在深信現代科學的父親眼中，一切的宗教都不過是人類尋求心靈慰藉的工具。但有趣的是，即使一個一個古代的神話與教條，都被科學逐個擊破，人類對宗教的渴求，始終沒有完全消失。類似主角的情況，相信並非十分罕見。那樣說，宗教現在能夠滿足的，又會是什麼渴求呢？

筆者儘管以近日最流行的話題－世界未日－為起點，嘗試解答。未日者，即是終結之日。在古代，西方的柏拉圖，與東方的佛佗，都無獨有偶地指出，萬物有起必有終，有生必有滅。作為萬物之一的人類，也是無法倖免；身為血肉之軀，大家自然對生感到欣喜、對死產生畏懼。生，並非由自身主動控制；死，又無法用科學等途徑避免。於是乎，一種對生與死的執念，就在人類的腦海中形成了。

宗教之所以在當今再沒有神話傳說的世界存在，正是為求解開甚至解脫這種執念。但不論是神，但是所謂的造物者是否存在，用科學是無法解答的；宗教則會對你說，不要問，只要信。這樣說，我們不難推測， 主角再努力地尋覓，最後也只是徒然。

遇上海難後，主角在汪洋中漂流了二百多天，與他相伴的，是頭隨時令他喪命的老虎。其間，主角除了把老虎馴服之外，更親歷無數的奇幻景象。主角其後對打算以這此寫書的作家說，整件事令他徹底相信神的存在。闊一點看，像愛恩斯坦那樣頂尖的科學家，也寧可相信神的存在，正是他們相信在這個浩瀚的宇宙，能夠孕育出一個懂得認識與欣賞整個宇宙的生物體，絕對不是一種巧合，必定是某些更高等的東西從中作梗。

恕筆者冒昧，即使他朝我們果真找到答案，似乎也只是僅僅滿足了小數人的求知欲；對普通人來說，不管答案是怎樣，生活還是要過下去。來到這裏，想必會有讀者認為，筆者主張無神論；筆者只能說，自己傾向相信阿里士多德對神的闡釋：全知全能的神，根本不會對一個充滿缺陷的世界有任何興趣。換句話說，有神抑或是無神，實際的分別根本不大；坊間的討論，坦白說只是庸人自擾。篇幅所限，筆者對神的立場陳述到此為止，日後有機會，也許會另外行文專題探討。

稍為轉轉話題，在這個「上帝已死」的年代，生命還會有什麼意義呢？電影的結尾，似乎道出了答案。主角與老虎，最終在墨西哥沿岸登陸，當時主角已經非常虛弱，只能目送跟自己相依為命的老虎，頭也不回就走進附近的森林，並從此消聲匿跡。說到這裏，主角十分感觸地說：人生在世，要捨棄的東西何其多，但最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往往沒有機會好好地來個道別。對經歷過親人離世的主角來說，整個故事的意義就只有兩個字：珍惜。

來到這裏，筆者想起日本茶道以至禪學的至高境界：「一期一會」，一生僅此一次機會。眼前一切，轉瞬即逝，我們再依戀，也要無法將之挽留。過去的事無法改變，將來的事又無法掌握，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當下。

在剛過去的冬至，所謂由瑪雅人預視的世界末日沒有來臨。但即使末日真的來到，筆者只會說，從頭到尾，自己的存在、以至人類的文明，都不過是宇宙間一顆極為渺小的灰塵，即使有幸讓我們逃過這劫難，我們也無法改變有生必有死的事實。要麼這個劫難是整個地球的共用命運的話，筆者會甘於接受。

討厭的，是政治，還是人？

Dear Mr. President
Come take a walk with me
Let's pretend we're just two people and
You're not better than me
I'd like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if we can speak honestly

「敬愛的總統先生，跟我出外走一趟吧！就當我倆只是個普通人，你跟我無什麼分別吧！假若我倆可以說真心話，我想問你幾條問題。」２００６年，美國女歌手 Pink 推出專輯 I'm Not Dead，除了那首諷刺「頭腦簡單的金髮美女」的單曲 Stupid Girl 之外，專輯內最多人談論的歌就是這首 Dear Mr. President 了。

她想問總統的，都是些簡單的問題，例如：你看到街上的露宿者時，有什麼感覺？臨睡前，你會為哪些人祈禱？我們都在哭的時侯，你怎樣安睡？但到了最後，她以這一句作結：「敬愛的總統先生，你可沒打算跟我出外走一趟的，對嗎？」

固然，女歌手到底是坦率希望與總統對話，還是僅僅借着歌曲提出某些控訴，我們無謂猜測。但要麼沒有適當的社會氣氛作配合，大家都只會覺得，這種身份懸殊的交流，只是癡人說夢，而這首歌想必也無法問世。

的確，假使閣下曾在彼邦生活過的話，你也會察覺到那邊的人，上至國家政要，下至普通平民，都相信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能放在陽光下談論的。如是者，大家心裏沒有太多忌諱，可以盡情地暢所欲言。一個開放的社會，就這樣誕生了。

要維持社會開放，法制上的保障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大家不去透過踐踏別人，來獲得權益。譬如在論壇中，某人故意把聲音擴大，把其他人的發言都掩蓋掉，或以行政手段阻止異見者擠身現場，參與討論；表面上，那人是行使言論自由，但他的行徑，卻是扼殺別人的發言權。類似的情況一旦變為常態，自由的根基只會被摧殘。

不幸地，在眼前這個所謂「國際都會」，正被這種只許自己喧嘩、不許別人說話的社會氛圍所籠罩。漸漸地大家都只感到，整個社會再無真誠的對話，只剩下嘈雜的吵架，令人生厭。難怪某位土生土長的創作歌手，在看見坊間對某些公眾議題爭拗不休，無法達到共識之後，留言說自己「討厭政治」。然而，跟上述彼岸的情景比對一下，我們不禁疑問，為何人家談政治，可以輕鬆到憑歌寄意，我們卻是除了指責與謾罵之外，就什麼都沒有呢？那到底是政治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呢？

試想象，要麼你身邊都是吵耳的雜音的話，即使你平時多麼的溫文平靜，也難免會感到煩燥與疲倦。這個城市的政治風景，正朝着這個令人不安的方向進發。問題是，當不管是建制派抑或反對派，都巴不得希望異見者收聲，以求半點表面上的清靜的話，我們不難預見，類似事主的事例只會愈見普及；這到底是禍是福，實在無用多言。

港（講）人病

猶記得，今年夏季，美國某時裝品牌，在中環畢打街開設旗艦店。為隆重其事，大會安排了十多位健碩的半裸男模，站在店外做宣傳。無用多說，這班男模吸引一眾路人，爭相跟他們拍照，當中又以女仕佔多數。某些男仕隨即在討論區與社交網站內，批評此等女仕雙重標準：女仕跟男模合照，男仕就不得有半點怨言；相反，男仕跟女模合照，卻立即被標籤為猥瑣、不雅與賤格，男仕想講半句話，也不得要領。

誰是誰非，筆者覺得無謂爭論；但從這件事，反映了某些港人的行為傾向：同一件事情，他們認為自己做就是天經地義，別人做卻是萬萬不可。時下不少為人詬病的所謂港男港女爭議，很大程度是這種心態所推動的。

引伸以上的見解，我們不難察覺到，類似的心態，在這個城市比比皆是。例如不少支持建制的人仕，經常埋怨坊間輿論充斥着濃厚的「民粹主義」；但諷刺的是，他們背後希望的，不外乎是搞「官粹主義」或者是「商粹主義」。「官粹」或「商粹」就是有益，「民粹」就是有害；此等只許周官放火的思維，實與上述港男港女的行徑不相伯仲。

簡單點說，以上的行徑，都是有口講別人，無口講自己。筆者儘管把這種心態，稱之為「講人病」。拿着這套標準，去看這個所謂「國際都會」的大小事，頓時發現無論是達官貴人，抑或市井平民，患上這種「講人病」的竟是多不勝數。把它改稱為「港人病」，也沒有不妥。

上述的發現，筆者儘管這樣歸納：在這些人的心目中，覺得某些事自己可以盡情做，但別人卻不許做；又或者自己可以選擇做或不做，但別人卻沒有選擇。這些心態的背後，是要顯示自己高高在上，別人只能唯命是從；說白一點，在能力範圍內，大家都渴望唯我獨專，可以指點江山。

引伸這種思維，我們不難作個推論：在上述那些人心目中，保持與彰顯自己的權威，比什麼求同存異更重要。不難想象，每當有爭端時，各方輕則各說各話，重則互相指罵甚至動武。可以預視，每當遭到挑戰時，此等社會的人到底會選擇衷誠合作，還是明知大難臨頭也繼續一盤散沙，實在無用多說。

醫治上述「港（講）人病」的最佳疫苖，就是「將心比己」，切身處地瞭解對方處境，從而達至和解，好讓彼此放下歧見，推動社會前進。俗語有云「苦口良藥」，從現實的狀況推測，肯服用這劑良藥的人到底是多是少，明眼人一定有分數。

她只是最後一根蘆葦

早前卸任的終審法院常任法官，臨別前以「前所未見的暴風雨已經出現」來形容本港司法界的前景。那邊廂，律政司前司長，批評法院在審理涉居港權的案件時「犯下錯誤」，指香港法律界，包括法官對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缺乏認識云云。雙方的舌戰，至今仍未完全平息。筆者並非法律界中人，求學時代讀過的法律課都只是僅僅合格；自問即使再在此議題上插嘴，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幫助。

先稍為岔開話題。香港經常受颱風吹襲，故此不時會有暴風雨。為減低損失，我們投入了無數的資源，去修渠、建擋土牆、改善樓宇結構等。由此可以推斷，港人的防御意識非常深厚，因而到颱風真的來臨時，類似桑迪橫掃美國東岸，令紐約市幾近癱瘓的情況根本不會出現。

然而，對退休法官口中的那場「暴風雨」，我們又可否拿得出相同的能耐呢？恕筆者直言，坊間對房屋、通脹等切身問題的關注程度，肯定比什麼司法獨立、法治精神大得多。也許孫隆基博士真的說對了，號稱三千年文明的中華民族，心理上仍然處於弗洛伊德的口腔期。

好了，就當市井之徒學識不深，無法下個判斷吧。但那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情況又會好一點嗎？一年多前一段不太矚目的新聞，給了大家一點啟示。

香港教育學院，曾經發問卷給所有中學的通識科教師，調查他們對於人權與法治的態度；當中有２５５間中學，近八百人回覆。筆者相信，這次調查已經涵蓋了各類背景的中學，故此我們無法懷疑教院以偏蓋全。以下節錄了當中三條問題的發現：

• 問題５５：為了解決逼切的社會與政治問題，政府可彈性解釋法律－－近七成教師說可以。
• 問題５９：在審判重要案件時，法官應跟從行政機構的意見－－超過八成教師說應該。
• 問題６１：在特訂情況下（例如針對黑社會活動），警方為求搜集證據，可以拷問罪犯－－超過六成教師說可以。

假使法律可以任由政府彈性解釋的話，法律還有存在的價值嗎？倒不如政府對全世界說，自己就是法律吧！法官只需遵從政府的意思判案的話，我們還要法官審案來做什麼嗎？不如乾脆回到封建皇朝時的衙門，未見官先打三十吧！最後，警方有權嚴刑逼供的話，它跟黑社會又有何分別呢？

教人憂慮的是，受訪的都是為人師表；要麼在這些原則上，他們都把關不力的話，試問由他們教導的下一代，會變成怎麼模樣呢？說穿了，這個社會的法治根基，比各位想像中更脆弱；無需一場「暴風雨」，只要幾下雷聲就足以令它完全崩塌。

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從這個角度看，前司長的發言，也許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蘆葦而已。

（註：請按此閱讀香港教育學院關於上述調查的新聞稿）

從「公仔箱」悟出的二三事（２０１２版）

「電視業可透過製作、收集和分發多樣化及高質素的內容，在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內作出貢獻。電視同時可向廣大民眾提供發聲的平台，而非僅僅為當權者服務。跟電台與互聯網等的媒體一樣，電視界要慎防自己變成散播偏執、成見與不人道訊息的器具。」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 (K. Annan)，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在「世界電視日」發出的新聞稿。

不講大家也不知，每年的１１月２１日，原來已被聯合國定為「世界電視日」；但相比起某台每年１１月１９日恆例舉辦的「台慶秀」，其知名度確實嚴重不足。然而，面對當前關於本地電視業發展的討論，這個日子卻顯得別具意義。

任何電視節目，都是由製作人員單向地把訊息傳送給大眾；很明顯，在兩者的關係上，後者顯然處於劣勢的。政府的發牌制度，理應只限於保障後者的權益；至於電視台能否賺取足夠利潤，籍以繼續營運，那應該是管理階層的事，政府沒有理由為此作任何承諾。

最近，某台發起一場反對政府發出新的免費電視牌照的「示威秀」，而另一台又指廣告收入未有增長，容不下新競爭者云云。撇開它們是否公器私用之嫌，要求政府保障私營電視台的利潤，實在有違自由市場的原則。

再者，開辦電視台，跟開一家餐館或服裝店有着天淵之別；前者涉及龐大的資本及人力開支，即使是最精明的商人，亦要細心衡量才能決定是否加入。說引入新台會造成惡性競爭，雖未完全是無中生有，但肯定是以偏蓋全。至於憂慮新台可能會以本傷人，損傷公眾利益，這活像一個私人執業的醫生，以同業可能會濫發病假紙為理由，呼籲當局停止發牌給新的醫生一樣。以上的理據是否合情合理，實在無用多說。

行政會議讓公眾等了三年，仍然對發新牌之事懸而未決，更拿不出合理解釋來申辯；這只會令公眾愈來愈相信，箇中有些公眾不知的內情。更糟的是，是次超乎常理的拖延，只會令讓外界覺得，當局不吃人間煙火，對存在了二十多年一台獨大，另一台長期鹽水的局面充耳不聞。

或許，自打這個城市易幟之日起，領導們就只把電視台視為只許自己講、不許別人說的宣傳機器。要達到這個效果，自然要對能向公眾發聲的渠道加以箝制；最簡單的做作，莫過於限制渠道的數量。筆者明白，上述的指控像是過了火位；然而，當局一天未能向公眾清楚交代發牌事宜，也難以洗脫以上的嫌疑；這對政府的管治形象與威信有益還是有害，確實心照不宣。

拿着十年前安南先生的言論，比對一下特區電視業的現況，顯然高下立見。當然，即使真的多了新的電視台，筆者也不覺得節目質素會大幅改善；但要麼連第一步也不許別人走的話，相信只會有更多香港人跟筆者一樣，乾脆關掉電視機。

不懂放手，談什麼愛？

猶記得學生年代，會考放榜，筆者有幸可在原校讀中六；拿過成績單，辦好升班手續後，便跟同學去電影院。那些年，手機尚未普及；眼見學校附近的公眾電話都排了長龍，筆者乾脆看完電影後才致電回家。電話中，筆者問媽子，等了那麼久，可曾擔心過；誰知媽子說，你遲了打來，即是一切都妥妥當當吧，要麼你馬上打回來，我反而更憂心。

的確，曾幾何時，面對考試、升學等的重大決定時，不管是筆者還是認識的同學，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也不打算找父母忙；反過來，要麼子女沒有特別要求的話，父母普遍也不會越俎代庖。皆因大家或多或少相信，自己的事業前途，講到底都是屬於自己的；把這些重要的事情假手於人，或多或少於理不合。

然而，當年我們視為常理的東西，來到今時今日又是另一回事了。最近有報導，引述港大教務長說，今年的開學日，竟然看見不少家長陪同子女上下課；另外，最近舉辦的聯招講座，席上的家長竟然比學生多。教務長與坊間輿輪，紛紛對此有所慨嘆。

筆者略知，以上的現象，早在數年前已經在國內出現。曾有香港某大學的副校長，到內地主持入學講座時，亦有近似的經歷。這種「被升學」、「被就業」的情況，相信跟國內的一孩政策有莫大關係。風氣漸漸在港蔓延，實在值得深思。

上述的情景，彷彿告訴大家，年輕人的事業前途，可以像食物一樣，由家長餵給他們；至於他們灌輸的，是否切合子女所需，就另作別論。不論原因是子女莫不關心，還是父母過份操心，把自己前途的決定權拱手相讓，確實打擊了日後的自處能力。缺乏自主的人，能對社會作出多少貢獻與承擔，實在心照不宣。

嘗試站在這班「怪獸家長」的立場，他們行動的目的，無非是擔心子女日後無法適應當前的環境。很明顯，這是出於恐懼。然而，處處替他們排難解困，就能幫助他們戰勝恐懼嗎？站在後輩的立場，既然萬大事都有人幫我擋住，我根本無須面對恐懼，更遑論克服它。如是者，效果只會適得其反。要靠恐懼來維持的所謂「愛」，還會是真正的愛嗎？還記得佛門常道：學會捨得，才能領悟出大愛；捨得，就是要放手，讓對方走自己的路。由此斷定這個所謂的國際都會，對愛的理解是否透徹，實在無用多說。

從以上的論述，去看看當前突然變成熱話的「愛國」與「港獨」爭議，不禁令筆者啼笑皆非。「愛國」陣營用的，不外乎以各種形式的威嚇，迫對方臣服於自己。至乎所謂「港獨」的一方，高舉的竟然是殖民地政權的旗幟。「愛國」的不懂「愛」，「港獨」的不懂「獨」，從頭到尾，雙方都沒打算放開依靠別來勢力的手。局外人一看，只會覺得這是兩群「小學雞」之間的吵架，既無深度，又欠精彩。可悲的是，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都無法轉台，被迫成為觀眾。

從「五百元人情」說起

年近歲晚，身邊的人都在談跳糟加人工。一言以蔽之，人工加在自己身上，就多多益善。別人以文明的工會談判方式爭取加人工呢？一定會有人跑出來說「你班友唔好貪得無厭啦！」
（健吾《惡晒航空》，刊於東方日報，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１日）

年初，友人戲言把 Facebook 譯為「臉書」、「非死不可」等已經落伍了；最好的譯名，應該是「非是薄」，既是音譯，又有意譯。果然，最近的一張「五百元人情」的帖子，火速惹來眾多旁觀者講是講非；某些人甚至看不過眼，將事主的私人相簿公之於世（俗稱「到底」），令她不得不把「非是薄」的戶口刪除。

筆者承認，當事人的言辭略帶涼薄，這也解釋了她為何變得神憎鬼厭。但在多加一把咀前，我們又不妨換個角度想：要弄一場婚禮（婚宴只是其中一項），不管你怎麼控制開銷，花費都必然小菲。至於人情，雖說賓客可隨意付多少，但至少，也不應該微薄到反而要加重一對新人的負擔吧。撇除當事人的態度不說，她不過是說實話而已；假使她的態度稍為好一點，結果可能會很不一樣。

反而，從坊間的爭論，我們不難看出一個現象：擺酒的，希望賓客付得越多越好；赴會的，又想在不影響彼此日後關係之下盡量少付。講到底，雙方暗地裏都打算「搵着數」，只顧眼前利益，懶理別人感受。從這個角度看，大家都是有口說別人，沒口說自己；這樣看，彼此其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當我們眼見這宗小事，透過互聯網與傳媒越煲越大時，這正好反映了，這個城市的人深信，要取得利益，自己可以完全無需付出代價。但世間沒有免費午餐，這筆帳你不結，總要有其他人替你結。但當然，甘願為你結帳的人少之又少；要如願以償，唯有迫別人「硬食」。當這種威迫的手法成為社會風氣時，人際間的壓迫感只會日益膨脹，分歧也只會有增無減。屆時，整個社會將會朝進步還是退步之路而行，實在不言而喻。

闊一點看，要麼連人情付多少這個小議題，都可以招來如此激辯的話，難怪近年不少涉及民生的大議題，由所謂的全民退休保障，到人人關心的房屋政策，各界都總會拗得面紅耳熱，卻又得不出任何結果。健吾兄在差不多兩年前的觀察，可謂一針見血；也許在這個城市，只要懂得聲大夾惡就無往而不利，什麼理性討論或邏輯分析，都只是拿來沽名吊譽而已。

識時務者－平時忠

壇浦之戰後，平家投海自盡，但此篇的主角仍然生還

《平清盛》劇中說，位極人臣之前的平清盛，最初迎娶了一位叫明子的女仕為正室；不幸的是，她誕下了長子重盛與次子基盛之後，不久便辭世。清盛傷心欲絕之際，兩位年幼的兒子暫由她的朋友平時子代為照顧。某日，時子回家，被在家中百無聊賴的弟弟，問起平清盛一家人的事。弟弟不明白姊姊為何天天跑到別人家裏，於是也親自拜訪平清盛。他看見平家寓所的裝潢不錯，便認定此家族頗有權勢；隨後他在清盛的面前，單刀直入地說：閣下有興趣娶我姊姊為繼室嗎？不久，清盛與時子果真結為夫婦，弟弟也得以躋身這個大家族。這位弟弟，就是平時忠。

礙於他跟清盛沒有血綠關係，他無法跟隨姐夫參與保元與平治之亂。兩次內亂之後的朝廷，二分為支持後白河上皇行院政的派別，與支特二條天皇親政，履行已故鳥羽法皇遺命的派別。如第一篇所說，被譽為「今樣狂」的後白河，看來看去都不像是治國楝樑；難怪清盛在亂後，決意支持二條天皇。時忠為求協助姐夫鞏固權勢，透過姊姊身為二條天皇乳母的影響力，把妹妹滋子送入宮中，原本打算把她許配給二條。誰知途中殺出一個程咬金，滋子竟被後白河看上了，並成為寵妃，令平家大失預算。

不久，滋子替後白河誕下憲仁親王（繼後成為高倉天皇），時忠隨即策畫立憲仁為儲君。清盛得悉此事後，大為震怒，說行動會令二條天皇覺得平家打算謀反，下令時忠辭官；隨後時忠更被指暗中咀咒二條，被放逐到出雲國（現今的島根縣），三年後才獲准回京。

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二條天皇年僅二十二歲就駕崩，遺下只有七個多月大的兒子順仁。順仁繼位，成為六條天皇，至今仍是最年幼登基的天皇。可以想像，一位仍要吃奶水的君主，只會淪為一枚任由擺佈的棋子。六條在位不足三年，爺爺後白河便安排他讓位；當時，他有兩個選擇：一位是三皇子以仁，另一位就是由滋子所生的憲仁。姑勿論由誰繼位，由姪兒讓位給叔父之舉，實屬史無前例。平家上下為求鞏固地位，自然希望由憲仁繼位。憲仁登基成為高倉天皇後，時忠一躍成為國舅，獲提升為正三位的中納言。而以仁與親信則遭到排斥，埋下日後源氏與平家爆發戰爭的導火線。

隨後平氏漸漸壟斷朝廷要識，京都的貴族甚至法皇也開始看不過眼。某次，攝政藤原基房因對平重盛的次子資盛無禮，在上朝途中被人拉出轎外，然後被削去髮髻。不久，在京都街上，出現一班穿紅色衣服，梳了河童頭的少年；他們一聽見有人說平家的壞話，就會抄他們的家，並把他們押到平家的府邸。《平清盛》劇中說，這些都是平時忠的手下所做的。反對的聲音都給鎮壓後，平清盛就把女兒德子送入宮中，成為高倉天皇的妃子；此舉的目的，實在明顯不過。果然，約六年之後，她誕生一位跟清盛有血緣關係的皇子言仁；不足兩年後，平家便自行安排言仁親王登基，成為安德天皇。平氏舉家權傾朝野，時忠的這番話就成為了日後的名句：非平家者，非人也（平家にあらずんば人にあらず）。繼後，清盛更把整個皇室強行拉到福原居住。平家的輝煌，在此時達到了頂點。

然而佛門常言盛者必衰。清盛的長子重盛，不幸先於父親離世，打亂了接班的部署。另外，以仁王眼見平家連天皇一家都不放在眼內，心感忿恨，私下號召各路反平氏的人馬勤王，獲源氏遺族之一的源賴政響應。但畢竟他做得太露骨，被平氏先下手為強，賴政結果在兵臨城下之際切腹自盡。但由此事泛起的波汶，向全國散開，最後變成一個接一個的海嘯，撲向平家。平家上下久疏戰陣，以致吃了不少敗仗，其壓倒性的軍事實力不斷被削弱。在這個關鍵時刻，平清盛突然在家臣平盛國家中昏倒；在彌留之際，他說萬大事都交給三子宗盛處理，然後就結束了六十四年的生命了。

清盛死後，平家的情況急轉直下。由重盛長子維盛統率的七萬大軍，在俱利伽羅的山崖遭到源義仲的部隊伏擊，幾乎全軍覆沒。接連的損兵節將，加上京都城缺乏天然屏障，易攻難守，令宗盛在義仲的大軍迫近之際，迫不及待帶同安德天皇與象徵皇權的三件神器，舉家西遷；臨行前，天皇把三件神器之一的神鏡，交給時忠保管。

平家一行逃到現今山口縣的壇浦時，遭到源義經與源範賴（義經的另一位異母兄）水陸兩軍包圍，走投無路，全族人與安德天皇投海自盡。平時忠當時有否跟隨跳海，史書沒有記載，只知他被生擒，隨後被帶回京都。他為求自保，向源義經說自己保護神鏡有功，希望能免去死罪，並提出把女兒蕨姫許配給義經，原本想籍此重返權力中心。但當他知道義經跟異母兄賴朝鬧不和，而義經明顯處於劣勢時，他才打消這個念頭，接受被放逐到能登半島的懲罰，並在那兒終老。

平時忠此人，文才不及第二篇的兩位才子，武威更不如姊夫平清盛或他的宿敵源義朝。用現代的俗語形容，他可算是位「世界仔」，能夠認清時局，看風駛艃，誰的權勢較大，便會靠附誰，還會嘲笑與潮流抗衡的人。為求利益，什麼仁義道德，他都可以拋之腦。

轉過來九百多年之後的今天，當我們看見不少政壇或商界中名人，在兩場激烈選戰中如何在風吹草動時只顧見利忘義，平時忠的身影，彷彿是穿越時空，在這些人身上活活呈現。平時忠身影之多寡，也許是一個重要指標，至於他對社會是好是壞，實在不言而喻。

註：《平清盛》中飾演平時忠的，是Ｖ６的成員森田剛。他在劇中的嘴臉，實與上述的「世界仔」非常貼近，是劇中少數出色的演員。至於他在Ｖ６的隊友岡田准一，將會在２０１４年的大河劇中擔正主角，飾演戰國時代豐臣秀吉的軍師，平生未嘗一敗的黑田官兵衛。

（《平清盛》雜談－完）

嚴島與福原

通往嚴島神社的鳥居

「歷任數國（相當於現代日本的縣）之吏，累富巨萬。為人恭儉，絕不驕奢淫逸，為時人所敬。」１１５３年，平清盛的父親忠盛辭世時，就連一向待人嚴苛的「惡左府」藤原賴長，也不得不以上述的句子表達惋惜。

上回講過，平氏是武士出身的家族；平忠盛在世時，曾屢次替朝廷擊退在瀨戶內海為患的海盜，立下不少戰功。此外，他在替鳥羽上皇打理肥前國（九州佐賀縣）的莊園時，假傳上皇的口令，要沒收當時設在福岡，掌管對外貿易的大宰府之權力。由此，平氏家族獲得豐厚收入；忠盛將這筆財富，視為贏取更高官位的資金。在死前五年，他官位至正四位上，為武家中之首。

然而當時的朝廷，奉行類似明治維新前的鎖國政策，遣唐使制度早被廢除，日本與宋朝中國的商貿交流亦大幅縮減。平清盛與忠盛的理想，是擴大對外貿易，增加百姓收入。但試想想：當時的政府首都在京都，而商貿港口在福岡；今天即使有了山陽新幹線，乘坐最快的列車也要花兩個多小時才可抵達，更遑論九百年前的情況。加上朝廷不重視發展貿易，窒礙了社會階層間的溝通與流動。要實現理想，必先要解決這些瓶頸。

有了上述的背景，難怪平清盛在保元之亂後，希望借信西之力，推動發展貿易。但一場平治之亂，幾乎葬送了平清盛的心血；幸而他看穿了源義朝一方的弱點，成功營救被幽禁的後白河上皇與二條天皇，並將源義朝的軍隊引到預先設下埋伏的地方，並將之擊潰。源義朝戰敗後落荒而逃，結果在尾張國（名古屋附近）被部下出賣而慘死。

平氏大獲全勝後，清盛在翌年升至參議，獲准進入朝廷議政。清盛充份利用這個契機，實踐他的貿易新路線圖：從外國來的大型商船，無需先停泊在福岡，可以直接駛入瀨戶內海，最後在京都附近的福原（現今的神戶）上落貨品。但要打開這個航道，需要挖深海床與建避風港，即使是今時今日，都是龐大的工程。有傳他為求某項工事能在一天內完工，竟然張開手上的扇跳舞，把即將西沉的太陽招回來。另外，他在內海的中央興建一座宏大的神社，讓家族與船家祈福風調雨順；這就是日本三景之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嚴島神社。

然而要突破官僚們的守舊思維，要國家開放大門通商，是項艱巨的任務；即使是位極人臣的平清盛，亦體會到朝廷內無窮的阻力。在５０歲時，他獲任命為太政大臣，官位雖高，卻是沒有實權。清盛深知仕官之途快將告終，於是一舉推拔族人與親信進入權力核心，鞏固平氏在朝廷的影響力，然後在三個月後辭官。翌年，清盛突然病倒，不省人事，消息震動朝野；正當各方議論紛紛之際，清盛又奇跡地迅速康復。不久，清盛出家，法號淨海，並吩咐嫡子重盛處理族中事務，然後隻身離開京都，遷往福原。除了親身監督工程進度之外，清盛更希望籍此遠離朝廷的壓迫感。

在１１７０年，福原的港口初步落成，平清盛還安排宋朝使節晉見後白河法皇，是日本皇室首次接見外國人。宋室與日本隨後交換國書，正式締結邦交。然而自此之後，清盛與朝廷的衝突越演越烈。到了１１８０年，為求進一步顯示國家對外開放的決心，清盛更不理族人反對，強行把整個皇室搬到福原，籍以清君側。如此無視君主的野蠻行為，觸發散居全國各地的源氏遺族分頭起事；皇室以局勢有變為由，在半年後回到京都，清盛最終壯志未酬。

翌年閏二月四日，平清盛在得力助手平盛國的家中去世，享年６４歲。不消兩年後，源義仲（源義朝之侄兒，源賴朝之堂弟）的軍隊迫近京都，兵臨城下之際，平氏舉家西遷。當年由清盛一手打造的福原，也無辜地被卷入這場戰亂中，損毁嚴重。再兩年後，平氏家族在海戰中被源義經（源賴朝之異母弟）的水軍重重包圍，走投無路，全族人最後投海自盡，場面悲壯。平清盛的理想，最終也隨之而灰飛煙滅。

然而，嚴島神社與福原港（神戶港）在日本歷史的地位，並未因為平家的滅亡而受影響。日本進入鎌倉幕府時代之後，各方豪強都積極投放資源，保養嚴島神社。至於福原港，雖則日漸被福岡搶回不少的進出口業務，但仍然是重要的貨品樞紐。到了１８５８年，日本與美國簽訂修好通商條約，日方設立四個港口，開放門戶與美方通商；其中一個海港，就是神戶。時至今日，神戶仍然是主要的運輸港。從現代人的角度，不能不對平清盛的眼光有所讚嘆。

（《平清盛》雜談－四之三）

自取滅亡的才子

綽號「惡左府」的藤原賴長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句出自《論語‧里仁》篇的名言，是《平清盛》劇中兩位才子初次碰面時的對話。可悲的是，他們截然不同的身份與地位，令兩人日後引發一場激鬥。兩位當事人，分別是來自藤原攝關家的藤原賴長（１１２０－５６），和只屬中流貴族的高階通憲（１１０６－６０）。

先說前者。年少時，賴長飽讀詩書，被譽為首屈一指的大學問者；但縱使深得父親藤原忠實愛載，礙於他不是長子，理應無法承繼氏族。正如上篇所言，當時攝關家的勢力，因為白河法皇推行院政而不斷下滑；光復攝關家，成為賴長的終極理想。

白河法皇駕崩後，藤原忠實重新獲得重用；他為求打開賴長的官門之路，悉心安排了賴長的養女多子入宮，預備成為皇后。一如所料，此舉立時惹來賴長的兄長藤原忠通的反感；忠通透過鳥羽法皇的寵妃得子上奏，指天皇不能立攝關家以外的人為后；最適合的，應該是自己的養女呈子。最後在忠實的介入下，鳥羽法皇同意了多子為皇后、呈子為中宮的安排。為報復忠通的所為，忠實派遣手下源為義（即是平清盛的宿敵源義朝的父親）從忠通的府邸裏，搶奪氏族的家寶朱器台盤，並將之贈乎次子賴長。由此，賴長位極人臣。

在賴長腦海裏的，畢竟只是書本上的知識，在實踐自己理想的治國之道時，難免會不切實際，更不時與各方勢力衝突，甚至連鳥羽天皇的寵臣藤原家成，他也可以不放在眼內。他這副待人嚴苛的性格，給他惹來「惡左府」的綽號；可想而知，他在朝廷內只會日漸被疏遠。不久，近衛天皇駕崩，後繼無人，鳥羽法皇召集朝中大臣商議繼位之事；如此重要的場合，賴長理應必定出席；但據說有部下提醒賴長他喪妻不久，現在出仕朝廷有違禮儀，賴長想了一會後，便在這關鍵時刻留在家中。劇中說，這個調虎離山之計，是信西（高階通憲出家後的法號）的精心策畫。

出家前的高階通憲，雖則跟藤原賴長一樣才高八斗，但兩人的地位有天淵之別，令通憲只能自嘆懷才不遇。後來，他妻室朝子被選為雅仁親王（日後的後白河天皇）的乳母，通憲的才學因而漸漸受鳥羽法皇所注視。可惜在一個所有官位都靠世襲來傳承的社會裏，通憲自覺根本無法有出頭之日。在萬念俱灰之下，他力排藤原賴長與鳥羽法皇的勸阻，決意出家，法號信西。

來到討論近衛天皇後繼者的大會，當時有兩位適合的人選：其一在上篇談過，是崇德的兒子重仁；另一位是寵妃得子的養子守仁（日後的二條天皇；１１４３－１１６５），他的父親，就是由信西仕奉的雅仁親王。信西深知鳥羽一定不會讓敵視自己的崇德上皇回朝，便這樣對法皇獻計：承繼皇位的，應該是位可以任由法皇操控之人；但要守仁跳過從未當過天皇的父親來承繼皇位，於理不合。鳥羽可以先傳位給雅仁，等到守仁長大後才登極。鳥羽接納了提議，信西頓時一登龍門昇價十倍，各派人馬都爭相跟他巴結。

雅仁繼位成為後白河天皇後，隨即有流言說駕崩不久的近衛天皇，是受了藤原賴長的咀咒而英年早逝的。即使聽起來十分荒謬，但由於賴長在朝野間樹敵太多，根本沒有人替他說點好話，就連父親都指他自視過高，要他好好反省。形勢比人強之下，賴長唯有辭官。翌年，鳥羽逝世，又有傳言指崇德上皇與藤原賴長心懷不軌。不久，雙方各自結集軍隊，準備開戰，史稱保元之亂。

背叛了父親，投靠了後白河一方的源義朝向信西建議，應該趁敵軍陣腳未穩之際盡快進攻，獲信西採納。軍隊迅速擊破崇德一方的陣營，崇德跟賴長都要落荒而逃。途中，賴長遭到伏擊，中箭受重傷；隨從把賴長抬到父親的府邸，懇求打救。但如今賴長已是朝廷逆賊，忠實那裏能收容他呢？在一切希望都幻滅之下，賴長把自己的舌頭咬斷，自盡而死。從此，藤原攝關家走向衰微，無法翻身。

掃除了敵對勢力後，信西着手以當時全球最富庶的國家－宋朝的中國為藍本，推行新政。他的理想，是建立一個不講求門第，只要有真才實學就能當官的社會。這套理想，深得財力豐厚的平氏家族所支持；平清盛與父親忠盛雖然屢立戰功，但由於平氏是武士而非公卿世家，官位一直都不高。兩人一拍即合，信西更向後白河推薦清盛為大宰大弐，掌管朝廷對外貿易。

然而，信西對反對者之苛刻，跟藤原賴長可謂不相伯仲；他意圖打破世襲制度的決心，勢必招來既得利益者的反彈。另一方面，源義朝雖在保元之亂的戰功最高，卻未如平清盛那樣獲信西重用。兩派人其後聯手，趁平清盛去熊野三山參神期間起事（史稱平治之亂），夜襲信西的寓所，並幽禁後白河上皇與二條天皇。信西雖則避過了夜襲，但逃到山城國的田原（現今京都以南的宇治市附近）時深知走投無路，便叫隨行掘了一個洞，並把自己埋在裏面。數日前被敵軍發現時，到底信西是生是死，在歷史上各有說法；但落入敵軍手中，只會是死路一條。他的首級被帶到京城示眾，平清盛也在同日回京；劇中說，平清盛看見首級後，立下誓言要鏟除發動內亂的源義朝與其家族。數月後，平清盛戰勝了源義朝，展開了平氏操控朝政的時代。

兩位博學之仕雖則最終誓不兩立，卻同樣死於非命，實在令人惋惜。歸根究底，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剛愎自用，以為憑卓越的才學，就能夠逆潮流而行，對於持不同意見的人，自己可以無需理會。撇開他們的治國理念是好是壞不顧，他們採取的高壓手段，跟處處跟他們作對的朝廷官員的行徑，可謂五十步笑百步。由此至終，兩方都沒打算平心靜氣地和談，解決爭議。從這角度看，他們的結局彷彿早已註定。

回看現在，當我們看見不管是泛民還是建制陣營內各方勢力，都無法自行速成所謂的大和解的話，這個社會究竟是循進步還是退步之路邁進，實現不言而喻。

（《平清盛》雜談－四之二）

垂簾聽政的法皇

比平清盛年輕九歲的後白河法皇

前言：有感近期寫了許多政評，現在想稍為休息一下。年初時，筆者略略介紹過今年ＮＨＫ的大河劇《平清盛》；現在劇集已接近尾聲。以下一連四篇，筆者抽出劇中某些片段淺談。

＊＊＊＊＊＊

「聖上，這還是我的世道啊！」白河法皇（１０５３－１１２９）在脅迫孫兒鳥羽天皇（１１０３－１１５６）讓位時，說了這番話。

在日本，天皇讓位給兒子甚至孫兒，自己當太上天皇（簡稱上皇）的事很常見；許多時侯，上皇更會削髮出家，成為太上法皇（簡稱法皇）。按道理，上皇或法皇在遜位後，好應該再不沾手於朝政；但在當時的日本，卻是另一回事。

白河天皇在世時的平安時代，朝政一直由權傾天下的藤原氏操控；由於族人長期壟斷攝政與關白這兩個重要的官位，因而被稱為藤原攝關家。在京都近郊宇治市的平等院，就是由這個家族所興建的。

白河的父親後三條天皇，生母並非來自攝關家，在正常情況下，他能繼位的機會微乎其微。但其兄長後冷泉天皇在駕崩時膝下無兒，他成為皇位的唯一繼承人。在位時，後三條致力親政，掃除攝關家的影響力。到了白河繼位後，更將此舉發揚光大。

他於在位十三年後宣告，把皇位讓給年僅八歲的兒子掘河天皇（１０７９－１１０７）。年幼的天皇，理應由攝關家的人扶政，但在上皇的巧妙安排下，扶政之權仍保留在自己身上，天皇與攝關家被完全架空。國家的最高權力中心，不再是天皇身處的皇宮，而是上皇的居所「白河北殿」。當時的人，會以上皇的居所來尊稱他，因此他亦被稱為「白河院」；這套由上皇代天皇履行政務的統治制度，後世稱之為「院政」。

掘河駕崩後，由其兒子鳥羽天皇繼位；但實際操控朝政的，依舊是爺爺白河院。鳥羽的中宮，是爺爺的養女藤原璋子；她誔下長子顯仁（日後的崇德天皇；１１１９－１１６４）後不足五年，白河院便命令孫兒退位給曾孫。野史更有傳聞說，顯仁是白河院與璋子之間的孽子。鳥羽只能含着無比的屈辱，被迫交出皇位。這位連皇位繼承的血統也能操控自如的君王，後世稱之為「治天之君」。

崇德繼位後六年，白河院便仙遊了；壓頂的大山頃間消失，鳥羽於是來個徹底的大報復。他不單採用相同的手段冷落崇德，更以比爺爺更狠毒的手段，迫崇德讓位給其異母弟近衛天皇（１１３９－１１５５）。事成後，鳥羽出家成為法皇，成為新一位治天之君。

奈何的是，近衛天皇年僅十七歲就駕崩。崇德心想，近衛無兒無女，繼位的還不應該是我兒子重仁嗎？屆時父憑子貴，復仇時機指日可待。鳥羽為防後繼者對自己不利，意外地把皇位傳給無心從政，崇德的同母弟雅仁親王（日後的後白河天皇；１１２７－１１９２），令崇德回朝無望。翌年，鳥羽去世，兩兄弟觸發了保元之亂；結果後白河勝出，崇德被流放到讚岐國（現今的香川縣）。

後白河雖也算是位治天之君，但他的院政遭受重重波折；他唯一較為幸運的，是比別人更長壽，可以見證平家由盛轉衰、繼而更要落荒而逃、之後源氏兩兄弟反目、兄長賴朝勝出、建立幕府等的大事。篇幅有限，這方面筆者不打算多談。

後白河最為後世所知的，是他對一種名為「今樣」的歌體的貢獻。崇德在生時，曾形容後白河是位「今樣狂」，難怪當時沒有人會覺得他是個治國的材料。為求增進歌藝，他破格地邀請一位住在岐阜縣青墓村的老歌女「乙前」入宮，並拜她為師。之後，他為求保存當時得令的歌曲，着手編寫了歌集《梁塵秘抄》。《平清盛》劇中選用的主題音樂，就是採用了當中的一首兒歌。

日本歷史最引人入勝之處，在乎日本人雖則致力保留父傳子、子傳孫的氏族社會傳統，但掌握政治實權的，有時是天皇、有時是上皇法皇、有時是將軍（但在鎌倉時代，就連將軍都可以被昇上神枱），一直到明治維新才有所改變。在二次大戰後，佔領日本的盟軍曾要求當時在位的裕仁天皇退位，但日本政府以《皇室典範》裏沒有相關的條款為由而推搪，最終不了了之。法制的問題，恕筆者無法評論；但看完了以上的故事，不禁覺得盟軍對日本歷史的認識實在很皮毛。

（《平清盛》雜談－四之一）

節日談禮物

在剛過去的中秋與國慶長假期，想必有讀者跟筆者一樣，收到大大小小的禮物。筆者粗略地統計過，送禮物的大部份都是來自亞洲的企業，有中國的，有本港華資的，也有臺灣和新加坡的；至於歐美的企業，即使有禮物，份量也有所不及。

每逢節目送禮，是東方人由來已久的習慣；送禮的一方，本應是希望表達一點心意的。但假若禮物太過貴重的話，收禮的人定必會猜測，送禮者其實是另有圖謀；現在收了這份禮物，他朝可能需要禮尚往來，才可避免麻煩。至於要回的是什麼禮，大家無需說得太白吧。

這種透過送禮來左右別人想法的手段，在舊社會的確十分普遍。送禮的人相信，只要給點兒好處別人，自己便無需花需唇舌，游說對方接納自己的建議。而站在收禮人的立場，誰不給乎點兒利益自己，管他的見解有多合理，自己都根本亳不在乎。

在以上兩種情況下，雙方都是訴之於即時的利誘（間中會加點兒威迫），來速成某些事情。說白一點，在整個過程中，大家都無需運用腦筋，去思考背後的理據是否充分、行動會帶來怎樣的後果等等。假使情況日趨普及的話，社會的人就不會再講求智慧，去辨明是非真偽；屆時，社會究竟會是踏上進步還是退步的軌道，實在無用多說。

近年，在香港開業的奢侈品專賣店越來越多，它們所瞄準的，正就是「自由行」旅客獨有的購物習慣：他們在這些店子買下的東西，大部份都當成是禮物送給「有關人仕」的。根據上述的邏輯，到底這些旅客會為社會或國家帶來貢獻還是劫難，也是不言而喻。

課本沒教的「國民教育」（下）

在政府硬銷「國民教育」課程之際，有報章詳細列舉了各問責官員的子女的升學狀況。無需多想，他們大部份都在海外接受教育，或者在國際學校內就讀。換言之，香港的教育政策如何改變，對那些子女都沒有影響。無可否認，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但既然他們有份參與製定相關政策，以上的行徑難免給公眾一個壞印象。蔡子強在接受報章訪問時，直斥問責官員「已經係身體力行表示唔信任香港嘅教育制度」。

按道理，由官員或議員草擬的條例，一旦獲得通過，他們跟其他人一樣，都要遵守條例。當然，教育政策並非法例，不遵守並不表示要受罰；但既然政策具法律效力，在本質上跟成文的法例差別甚少。上述的行徑，彷彿是對公眾說：政策會帶來什麼後果，我可不管，反正從前到尾，我都不打算受它們約束。這種態度，或多或少反映了，草擬人認為自己可以無需跟大家一樣。

回歸前，制定法律與政策的大部份都是英國人；他們作為過客，實在不會把這個城市視為自己的家，更遑論跟廣大民眾同舟共濟。但時移世易，現在已是所謂「港人治港」的年代；然而不爭的事實是，莫說是問責官員，就連建制內有影響力的大小人物，都紛紛對自己地方的教育投不信任票。最近在某討論區上，對以上現象有這樣的批語，可謂一語中的：管他們用何等富麗堂皇的言辭來歌頌偉大祖國，說服力卻遠遠比不上自己與家眷誠實的雙腿。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論語．子路》）；名義不正當，道理就說不通。幾千年來，先生都備受提倡國民教育的人讚賞。把以上人仕的所為拿出來，評定一下他們推行的計畫在名義上是否恰當，實在無用多說；由此評定計畫能否令人心悅誠服，更是心照不宣。

在「門常開」內展示出的那套國民教育，同樣也是課堂內沒辦法教的。平心而論，它跟上篇「門常開」外的那套國民教育，你會如何選呢？

課本沒教的「國民教育」（上）

上週在新政府總部外舉行的反國民教育集會，筆者也有份參與，當時站在近海旁的馬路上。突然間，有義工叫人趕快讓開一條行車線；一時間，大家都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直至看到遠處有閃光漸漸移近，才清楚是救護車要駛入會場。與會者的迅速反應，在各社交網絡都獲得衷心讚許。

有趣的是，我們是怎樣認識在這些時侯，要對責任救急扶危的人開方便之門呢？從父母身上？有可能吧，但即使有，相信我們也很快忘記吧。在課室學的嗎？這又不是考試範圍，老師們應該也不會刻意教導。是政府呼籲的成果？這機會較高，但政府每天發佈的資訊何其多，市民根本沒有能耐逐一記入腦袋。

筆者唯一覺得可信的解釋，是這八個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換了當時暈倒的是你，你也希望醫護人員從速到來吧。在爭取自己權益的同時，我們也不會置別人的權益於不顧。回看六四集會、七一遊行等的群眾活動，參與者即使有強烈訴求，依然能夠保持秩序井然，想必也是這個原因。

更重要的是，這八個字，不僅是香港，在海內外亦同樣適用。當某個社會愈多人懂得這個道理，並且身體力行的話，那個社會便愈受人專重。在這種氛圍下，敵我矛盾雖不致於完全消失，也會漸被淡化；各方可以集中精力去建造社會，而不再花時間內鬥內訌。屆時，無需當局花盡心思對外宣傳，社會的形象自然會提高。

能達到以上境界的社會，在世間實在不多。香港的情況但未至於盡善盡美，但也算是合格；換了是其他地方，一個超過十萬人參與的集會，例必會演變成警民衝突。這些東西，管教育官僚那套「國民教育」教材編得如何客觀中肯，亦沒法在課堂上教導學生的。當今的統治團隊，到底會選擇珍惜這得來不易的高尚情操，還是繼續冷對甚至敵視反對者，令他們誤以為唯有走激進路線，才可達到目的呢？

香港的民主荒誕劇（２０１２版）

立法會選舉來到這刻，可以說是塵埃落定；不管你對結果滿意與否，如今一切都已成定局了。

大賽完畢，例必會做個賽後檢討。那些落敗的泛民參選人當中，想必有不少位指責建制派全靠在背後有強大後盾，才能坐擁龐大的資源去打這場選戰；泛民陣營與之相比，實在難以匹敵云云。這種指控，看起來好像十分合理；然而，假使他們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出動再多的銀彈都只是白費工夫。

建制派的票源，筆者即管嘗試這樣分類：一是衷心認同他們政績，向他們投以信心一票的；二是純粹因為接受了「蛇齋餅粽」，就不分青紅皂白聽從他們的投票建議的；三是厭倦泛民各黨的內鬥內訌，因而以選票表示反感的。第一類的，即使筆者對這等意見不敢苟同，亦無法全盤否定；第二類的，除非你認為所有支持建制派的都是不帶腦袋投票，否則他們能否左右選情，實在值得商榷。筆者接下來想深究的，是第三類，因為筆者深信，三者之中它的比重最高。

選舉前，不少傳媒都舉辦論壇，讓侯選人辯論政綱。然而近年的趨勢是，論壇往往淪為異見者互相批鬥的擂台，令一切理性討論都只能靠邊站。筆者明白，爭取民主與指罵對手，不能相題並論；但站在一個平常人的角度，看着電視機螢幕下的那些罵戰，他們能不把兩者畫上等號，繼而對民主的憧憬大打折扣嗎？

爭吵之所以延綿不斷，是各方無法坦誠合作所致；箇中原因，在於各派死到臨頭，也寧可繼續一盤散沙各自修行，拒絕互相協調。在選民心目中，他們難免留下了只懂製造雜音，無助推動社會前進的印象。在無法結集力量，跟對方抗衡的情況下，他們在投票臨近前紛紛告急，確是意料中事（當然，這是真假難辨）。他們的遭遇，只能以自作自受來形容。

兩年前，筆者以相同的標題行文，預言所謂的泛民陣營，將會在選舉中遭受重創，甚至面臨崩盤；筆者的眼光如何，各位都心裏有數。可悲的是，以上的局面，似乎在可見的將來也無法改變；筆者實在無法預計，眼前這齣荒誕劇還有多久才能落幕。也許，這就是命運。

長官們，請你們解釋一下。

猶記得，港大民意研究中心，在三月搞了一次民間特首選舉。投票一開始，網站瞬即被駭客攻擊，令有心參與投票的公眾，要專程前往票站排隊。筆者在排隊期間，遇上了堂兄與他妻子。在筆者心目中，堂兄以往並不熱衷於政治議題；那次全無事先安排的碰面，確是意料之外。

到了七一遊行，人道是有四十萬人參與，是０３與０４年頭兩屆後的新高，當中不乏以往忌談政治的娛樂圈中名人。按這個數字推測，不少人是蟄伏了八或九年，到今年再度挺身而出。

新政府上場後，隨即硬推國民教育；繼而引發的抗議活動，由七月尾的遊行到剛開始的絕食，此起彼落達兩個月，至今依然繼續。每逢有活動，筆者的「非是簿」版面總會充斥着相關的帖子；當中某些發帖的，本應都是對政治冷感的，卻都因為這件事，不約而同地站出來。

面對千夫所指，教育長官答道，沉默的大多數都是支持推行國民教育。這跟０３年七一遊行後，政府與建制中人紛紛說，沒有遊行的都是支持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異曲同功。當然，這個推論是真是假，我們永遠沒可能知道；但從上述種種事例，足以說明他們言下的沉默大多數，確實起了一些對建制不利的變化。

也許某些人會覺得，筆者以上的觀察過於武斷。但筆者相信，只要你是關心社會動向，用心留意身邊眾人的言行舉止，不難得出近似的推論。問題是，跟社會把脈，從而制訂適當的行動，不就是長官們該做的事嗎？連星斗市民都注意得到的民意變化，難道長官們可以見而不視嗎？從近日的事態發展，我們還能不懷疑，他們對公眾的回應可以充耳不聞嗎？事到如今，不管國民教育最終是存是廢，整個管治團隊的公信心已經受損；為了一個不計分不考試的科目而失信於公眾，難道長官們覺得物有所值嗎？

面對如斯的局面，長官們，請你們解釋一下。

在服從與抗爭之間

「他們代表權貴，我們代表人民」立法會選舉臨近，在某政黨的宣傳刊物上，看到這句標語。

擺出標語的人，無非想塑造一個官民對立的景象。先撇開這景象是真是假，但回顧近代史，不論是遠一點的武昌首義，還是近一點的國共內戰，在野的組織總會向公眾宣稱，為政者的利益跟我們的有衝突；除非我們激烈回應，甚至揭竿起義，否則休想把局面扭轉云云。

這些號召，有時成功，有時失敗。然而，每當那些被受壓逼的組織，凝聚到足夠的勢力，推翻加害於他們的政府後，往往會反過者掃清異己。如是者，加害者與受害者不斷循環，永無休止。這樣看，即使眼前這班反對者，真的能如願地上台執政，亦無法保證以上的循環會從此消失。

故此，與其爭論他們的居心何在，我們倒不如反省一下，是什麼因素令這個循環久久陰魂不散，持續困擾着國人呢？

自小，父執輩們總會教導我們：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不論這句話是對是錯，這種所謂的民間智慧勸告我們，即使有多不服氣，決不可跟有權有勢的人有爭端。當然，假使局勢已達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只要有人揭竿起義，自然會一呼百應。簡單地說，百姓面對着權貴，從前只會有回應：一是服從（是否心悅誠服則另作別論），二是抗爭。在眼前的選戰，不管是支持建制的派別，還是處處追擊他們的激進組織，都同樣相信除了服從與反抗（當然，對象各有不同），選民再沒有其他的回應方式，實在十分諷刺。

問題是，貧富、官民間壁壘分明的格局，真的是必然的呢？彼此的糾紛，真的只能靠把對手壓倒才可解決嗎？在服從與抗爭之間，我們真的沒有第三條路可以走嗎？

第三條路，就是拋棄敵我矛盾的思想限制；這樣，我們才能展開真正的和談，再不需要（也不容許）靠施壓來達到目的。走這條路，用的時間很漫長，也考驗大家的耐性，但屆時得出的和解，各方都是心悅誠服。然而，對一個急功近利的社會來說，人們有沒有能耐去走這條路，實在不言而喻。

把以上的理想跟現實對照一下：所謂的泛民陣營早已四分五裂；而那邊廂的建制派，又因早前的行政長官選舉而決裂，全靠北大人的介入，才可勉強將他們團結起來。連志同道合的也談不攏，要不同政見的派別坐下詳談，更是痴人說夢。當一切的政治議題，都被極度簡化為贊成誰或反對誰時，我們還需要拿出智慧與同理心，去開創新的局面嗎？也許有一天，無需北大人的有形之手，香港的前途已經被自己人勒死了。

看不到的工程‏

學生年代，筆者不時經過界限街與彌敦道交界的地區。那時侯，每逢颱風或暴雨，附近的街道都會水浸。縱使不至於有人傷亡，卻構成不菲的經濟損失。後來，渠務署積極提升市區的排水系統，令它足以應付百年一遇的毫雨。在剛過去的兩次颱風，市區再無水浸報告。

政府內負責公務工程的部門，有建築署、路政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水務署和渠務署。當中，渠務署的工程，許多時侯都不為公眾注視。現時由該署負責的最大工程，是要由北角碼頭開始，鑽一條超過一百米深的排污隧道，經過西環的中轉站，把污水運到昂船州的污水廠淨化，最後才排出大海。工程完成後，維港的水質將能大幅改善。然而，要不是維港渡海泳在去年復辦，傳媒根本不會報導，該工程就是賽事得以舉行的主因；很自然地，公眾在此之前，對這個龐大工程可謂毫不知情。

或許有人會質疑：花龐大的資源，去搞這些看不見的工程，似乎很不化算。然而，一套完善的排水系統，除了可避免水浸之外，更能改善城市的衛生狀況。在西方國家，大都市的下水道系統都有過百年歷史。投資在這些看不到的工程，確實是不可或缺的。

相比之下，一個在孫隆基博士言下，仍未進化到弗洛伊德肛門期的民族，對此等無法彰顯國家成就的工程，自然地不感興趣。可想而知，相關的投資猶如杯水車薪。難怪一場所謂的世紀暴雨（但光在一年前已經發生過），會導致人命傷亡。

或許，京城上述的遭遇，早在一個多世紀前已被注定了。

那時候，中國的滿清皇朝與日本的德川幕府，同樣採取鎖國政策，洋人除非獲許可（例如赴京朝貢），否則只能在指定的港口通商。然而，唯獨在日本有一批人，對由洋人帶來的各類知識深感興趣，並把相關的典籍翻譯成日語，讓更多人能夠學習。打好了知識的基礎，到了國家開放門戶，大舉維新的時侯，自然水到渠成。

然而，彼岸那個以三千年文明自居的帝國，卻找不出一個有相同能耐的人。到了外國列強來敲門時，只能被任人魚肉。後來搞的所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的東西，全都僅僅是門面功夫。這種陋習，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似乎也沒有好好改善。從這個角度看，京城這場水災或許只是冰山一角。

以相同的標準分析，內地在其他看不到的領域（例如教育、醫療、食品安全等）的投資到底是否足夠，實在不言而喻。不難想像，在可看的將來，相關的負面報導只會接踵而來。

窮得只剩下金牌？

香港單車女將，在倫敦奧運擲下獎牌，在各個社交網站，都有讚好的帖子。然而，當在大陸薄有名氣的香港藝人，在國內的微博上道賀時，卻惹來不少網民圍攻：國家隊取得那麼多金牌，你幹嗎不高興？

羽毛球場上，超級丹與李宗偉爆發世紀大戰。身為馬來西亞人的國語歌手，很自然地在微博上替李氏打氣；不用多說，又要捱大陸歌迷們的罵。按這套邏輯來說，澳洲人就不能為澳洲選手喊加油，只能替祖家英國的健兒觀呼。這到底有多合理，各位必定心裏有數。

中國欄王失意京奧，四年後捲土重來；不幸在預賽中摔倒，最後黯然出局。同時間，內地影星在微博上，放了一幅面露笑容的照片，結果又被網民指責：全國上下都替欄王痛心，你居然莫不關心？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故然是全球焦點所在。但運動員在場上的得失起跌，最多都只屬於他自己與背後的團隊。要麼舉國上下，都動輒把運動員獲勝的榮耀，強行提升到民族尊嚴的層次的話，似乎是暗示着，除了競技場上的成就，我們根本拿不出其他東西，去洗脫所謂「東亞病夫」的形象。

筆者無意在眾人興高采烈之際潑冷水。然而，凡事總要權衡輕重。奧運賽事再精彩，由開幕到曲終人散，頂多只有兩個多星期。要比拼國力，在教育、經濟、科技等範疇上的較量，遠比獎牌榜的排名來得重要。一個表面富有，內裏卻窮得只剩下金牌的社會，能向世人展示多少自信，也是無用多言。

拒絕溝通的社會

「很遺憾，現在的討論已不只是國民教育的存廢，甚至質疑交流團，升國旗等活動。這種拒絕溝通，將內地的一切都說成邪惡或『愛黨』，有必要嗎？理性嗎？」在國民社會成為全城熱話之際，學長在「非是簿」上有此留言。

不容否認，反「國民教育」運動來了現在，已經遭到不同團體所騎劫，部份批評，更發展到上綱上線的地步。但冰封三尺，非一天之寒，要麼不是政府所托非人，草率編制教材在先，根本就不會惹來民間的激烈回應。事情現在弄得如斯田地，政府可謂自作自受。

近年，類似的官民衝突越來越多，也有越演越烈的跡象。學長認為這是拒絕溝通所致，筆者大致認同。問題是，社會要進步，人際間的溝通必然有增無減；為何來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居然有人會唱反調呢？

不管你活在什麼社會，你希望別人接納自己意見，你總要拿出一些理由。假如你多番嘗試，別人都不吃你的一套的話，除了放棄之外，你不外乎會用兩種手段：要麼跟對方拉關係，對你有好處的話，你可以選擇利誘；否則，你可以乾脆威逼對方就範。你夠老練的話，更可來個軟硬兼施；總言之，為求達到目的，你可以不擇手段。至於對方是否心悅誠服，反而變得次要。

正如筆者在《比貪污更可怕的東西》中發現，威逼與利誘，莫說是人類，即使是動物都會為之所動。由此不難想象，當各人都只靠威逼與利誘來爭取支持的話，大家都只會將對方當成騾子看待，只要有胡蘿蔔與皮鞭，就能令對方聽自己的話。如此的環境，一切溝通都變成不必要。

試想象，你活在一個完全沒有溝通的社會。屆時，你還打算跟人坦誠交流感想與知識嗎？你還會花時間去體會別人的處境嗎？你還會用盡，分析別人說話的真偽嗎？你還會花精神去思考別人的意見，從而激發新的靈感嗎？以上疑問的答案，相信讀者都心裏有數。站在文明發展的角度看，這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更加無用多言。

來到這裏，不禁想起一首舊歌；或許，詞中描寫的那個社會，跟以上的不謀而合。

　繁鬧市百萬人擦身過
　未會想路過者有故事
　人面中看不到笑臉
　每一對眼目內　盡透冷漠
　心中空虛　誰又會聽我細訴
　心想溝通　誰願講心內熱誠話
　幾多虛假　曾令我不再要多說
　假裝對話　寧莫說話
　
　赤道《無言者》

甘於被洗腦的香港人

在剛過去的書展，主辦人邀請了數位著名文人出席，其中一位，是資中筠先生。演講過後，台下有聽眾請她評論最近搞得全城鬧哄哄的國民「洗腦」教育。她笑着說：所謂的「洗腦」，只能在一個完全沒有新聞自由、人民被禁止遷徙、言論被徹底監控的環境才能成事。莫說是香港，即使是內地也沒可能成功。

該次座談，筆者沒有參加，以上內容，來自友人轉述。先生博學多才，固然可以很客觀地分析問題。然而，事情是否真的這樣簡單呢？

看看日本，民眾普遍對戰爭責任的認識，已成功地被建制「洗腦」了。雖則他們不像那些極端右翼團體那樣，反指美國故意誘使日本突襲珍珠港，但大多對當年日軍做過的種種暴行一知半解，更遑論把相關史實好好保存與公開，作為告誠後輩不要重蹈覆轍之用。在一個資訊流通完全自由之地，也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況，更加不可想像。

也許，我們應該反省一下，是什麼因素，令「洗腦」工程可以成事呢？

顧名思義，「洗腦」就是對別人灌輸一些虛話或假話，務求令他們不懂分青紅皂白，把它們信以為真。然而，某些陌生事孰真孰假，最終都是由個人意願主宰。換言之，只要這些事合符你的意願，即使周圍的人都認為是假的，你也會傾向相信它們。

站在搞「國民教育」的班子來看，他們弄的這套教材，無非志在希望學生相信，現世的執政團隊能領導國民，建立一個強大昌盛的祖國。為此目標，我們必須要歸順於該團隊；而為求對外顯示團結的形象，大家最好做多點忍惡揚善之舉云云。

不容否認，在現實中確實有人真心相信這個願景，而非收了什麼利益，胡亂說些連自己都半信半疑的話。以上的心態，代表着對一位無所不能的統治者的渴望。但莫說香港，就連在自小就要上政治課的內地學生當中，找出有此理想的人是易是難，實在無需多說。難怪教材公開不久，馬上惹來激烈的回嚮。

然而那一邊廂，那些所謂的反對者，心想的到底又是什麼呢？

月初，筆者談過七一遊行中爆光率最高的「標語」，是舊時的港英政府旗幟。這彷彿告訴全世界，只要統治者稍為做得像樣一點，港人實在不介意（甚至樂於）把治權拱手相讓。說白一點，這些人所渴望的，豈不正正就是無所不能的統治者嗎？為求吹捧昔日的政權，他們不就是把當年的惡行忘記得一乾二淨嗎？說穿了，要洗香港人的腦，簡直是易如反掌，當今的政權只是未能從英國人身上學會箇中精髓，才弄得如此下場而已。

要對抗洗腦的誘惑，我們必須要保持清醒，不再對任何強權存有絲毫幻想。奈何的是，只要強權懂得釋出少許利益，港人隨即又會故態復萌。眼見這個形勢，我們能不說港人根本是甘於被洗腦嗎？

比貪污更可怕的東西

最近，兩宗矚目的案件，令廉署成為新聞焦點。誰是誰非，在法庭內自然會水落石出，無需外界多加評論。事件曝光後，坊間不少輿論慨嘆，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廉潔形象，最終被那些人毁於一旦。

眾所周知，廉署是前殖民地政府於１９７４年成立，專門整治貪污的機關。年初，筆者曾以英語行文，對於昔日的英國人明知行政機關的貪污由來已久，卻要等到該年才成立廉署，感到大惑不解。然而，最近仔細一想，在英國人的祖家要查貪污案，根本無需開設一個完全獨立於其他執法部門，直接向地區首長匯報的機構。不難想像，當時的港英政府在非常時期之下，一時之間無法應對，才決心採取非常手段。

三十多年過去，非常態變成了常態。換個角度看，香港人之所以把肅貪倡廉視為核心價值，不就是側面反映了，導致貪污的種種誘因，到今天仍然存在？

要杜絕貪污，我們不能不先瞭解它的特徵。

貪污要成事，至少要有兩組人參與：行賄者把某些利益，輸送到受賄者，以換取對方提供的另一些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兩方是你情我願的。

但有時候，可以是你情我不願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所謂的掩口費了：收款的一方，可能只是為勢所迫而已。筆者有位長輩，有一位在六十年代當公職的朋友；某日，他在辦公桌的抽屜裏，發現一大疊鈔票，問了所有的人，也無法知悉鈔票的來歷。他深知收了這筆錢，代表自己要怎樣做，但他又拒絕同流合污；最後，唯有把錢捐給自己的教會，讓自己安心。

驟眼看，貪污不過是一宗換取服務的交易。哪它跟我們平日的商業活動，有什麼分別呢？

普通的情況下，我完成一宗交易，是不會也不能妨礙你以相近（縱使未能相同）的代價，參與相同的交易。但貪污就不同了：我賄賂的目的，就是要令你吃虧，而我為求保障一己之利，必然用盡方法阻止你參與這次買賣。

以上述定義衡量，我們不難發現，即使是法制健全的地區，貪污案件仍然偶有發生。但在這些地方，貪污是非常態的交易；它的出現，無礙法制本身的運作。然而，當非常態變成常態時，麻煩就來了。

返回上面列舉的兩種賄賂情況，可以簡單地作個歸納：前者是利誘，後者是威逼。引伸這個思維，我們不難想像，某個社會的貪污越嚴重，人會越傾向以利誘或威逼去處理事情。民眾間一旦發生衝突，各方會選擇以理性討論，編製一個大家都心悅誠服的方案，抑或只會以利益與恐嚇，拉攏別人去支持自己和打擊對手，實在不言而喻。

說穿了，威逼利誘所能牽動的，僅僅是我們的生存本能而已；莫說是人類，就連動物都會為之所動。問題是，假使整個群體，只能夠靠這種動物性，才可推動社會前進的話，大家還會有時問與興趣，跟你談什麼自由、人權、法治嗎？屆時社會將會是人間樂土，還是修羅場呢？

回頭一想，某些地方之所以貪污猖獗，也許就是以上的行為傾向所導致的後果。港英政權之所以整治貪污成功，除了完善的法制外，更重要的是教導港人擺脫上述那種動物性，試圖把貪污的誘因連根拔起。在彼岸那個越反越貪的社會，到底要到了哪個時侯，才知道繼續以威逼與利誘來獲得認同，只會令事情越弄越糟呢？

指揮棒與和諧社會

和諧唔係一百個人講同一說話，和諧係一百個人有一百句唔同說話之餘，而又互相尊重。
節錄自電視劇《天與地》大結局

身為愛好古典樂曲之人，筆者聽過管弦樂作品多不勝數。演奏的樂團有大有小，每位樂手都有各自的職能，在指揮的協調之下，樂曲才會動聽。我們的詞彙，稱呼這種狀態為「和諧」。

人道是，地球上最龐大的執政黨，其領導階層把以上的概念引伸：黨就像指揮，百姓就像樂手；每人各安其份，在由指揮引導的主旋律下，合奏出和平掘起的偉大樂章云云。眾所周知，這就是所謂的「和諧社會」。

按這種類比推想，我們不難理解身為資深音樂人的大指揮，會對近日連串警民衝突有所微言。平心而論，大指揮沒有反對遊行示威，只是對其中某些過激行為表示擔憂，並無一竹竿打一船人之嫌。外間對她的批評，有部份或許已到了上綱上線的地步。

當然，大指揮的論點仍有值得商搉之處；筆者即管從音樂的角度出發，點出「和諧社會」的構想存在什麼謬誤。

在樂團內，不管是拉小提琴的還是吹巴松管的，都有共同的目標，就是依據指揮的意思，把自己部份的樂章奏好。假使他們有爭執，指揮有責任加以制止；必要時，更可以把肇事者辭退。但同一套邏輯，來到現實世界，根本是另一回事：張三與李四的人生目標，不單止可以不一樣，有時甚至會有矛盾。為政者假使與指揮的思維一致，硬要把大家拉在一起，甚至懲罰不願遵從的人的話，得出來的到底會是「和諧」還是「河蟹」，實在無用多說。

好了，就當爭議都給放下了吧！但指揮的權力，只會局限在演奏廳內。散場之後，你可以到夜場花天走地，我則可以回家相夫教子，指揮根本無從干涉。說白一點，所謂的「和諧」，只能在特定的時空出現，其餘時間，大家都只會各顧各；連這一點都弄不清的人，對「和諧」的意義到底明不明白，又是不言而喻。

又或者，你跟指揮意見不合，揮袖而去。所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你夠本領的話，大可以找其他樂團落班，甚至乾脆轉玩不同類型的音樂。屆時，你有你奏古典樂，我有我奏爵士樂，他有他奏搖滾樂，只要不干擾其他人，各人都可自得其樂，何壞之有？然而，那些提倡所謂「和諧社會」的人心裏想的，究竟是容許不同意見各自發聲，還是強行全部人服從單一的指揮，來個和諧大合奏，更是心照不宣。

來到這裏，不禁想起《天與地》大結局裏關於和諧的金句；諷刺的是，那個事事講求和諧的國度，把這劇集跟金句都河蟹掉。不管那句是對是錯，要麼連彈第一個音符都遭到打壓的話，我們還剩下什麼諧可以和呢？

港人討厭治港？

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回憶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功課完後，每出外遊行，見本港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比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由此可想到香港地方與內地之比較，因為香港地方開埠不過七八十年，而內地已數千年，何以香港歸英國掌管，即佈置如許妥當，因是返香山與父老斟酌，各父老莫不謂然。
孫文，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０日在香港大學大學堂（今陸佑堂）的演說

據筆者粗略估計，本年度七一遊行期間，爆光率最高的「標語」，不是什麼「某某下台」、「落實普選」抑或「哀悼旺陽」，而是一面藍色的旗幟，左上角印有英國國旗，右下方則有由代表英國的獅子與中國的龍構成的徽號。沒錯，這就是沿用至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英屬香港的旗幟。

在旗幟上，沒有半句文字，舉起它的人，也不會高叫相關的口號。但它背後的意義，比起其他標語來得更強烈、更發人深省。

筆者推測，這班人抱怨現今的統治階層，漸漸背棄了昔日殖民地時代的那套「核心價值」，於是乎便借用這面已經不再使用的旗幟，作為無聲的抗議。

假使以上的推論屬實，這確實是令人擔憂的；但筆者以下的觀點，跟坊間的很不一樣。

旗幟左上角那個小小的米字旗，清楚地顯示了一個政治現實：全靠這個特殊身份，香港才能免於近代中國的種種苦難，並誕生一套令其他華人欣羨的「核心價值」。反過來想想，假使從頭到尾，這裏都不是殖民地的話，這套「核心價值」還可能存在嗎？難道單憑國人的力量，就無法成就「核心價值」嗎？話到底，所謂的「核心價值」，由始至終都只是由別人賜給我們適當的環境，才有可能開花結果。昔日的環境一去不返，「核心價值」因水土不服而受到摧殘；換個角度看，也許反而是理所當然的。

好了，就當他們能達成夙願，英國人果真回來治港吧！屆時，想必有不少人會為此振臂高呼，並齊說 God save our Queen 吧！說白一點，這班人不過是想找回昔日的靠山，並好好的服從和事奉它，以建立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另一邊廂，他們討厭的那群建制中人，除了找來一個截然不同的靠山之外，心態卻是幾乎完全一樣。說穿了，實情雙方為求排難解憂，連管治之權也不介意拱手相讓，至於政制是否保障民主自由，也變得是次要。試問連求諸己的責任感也欠奉，所謂「港人治港」的目標能不淪為空談嗎？

當年孫文在港大的發言，是他在求學時期對「核心價值」的體會；奈何的是，即使是學貫中西的革命先鋒，亦未能察覺到國人慣於服從權威的特性。八十九年過去，這是否反證了國人在治國的思維上，根本毫無進步過？

各走極端，後果堪虞

「這是最好的時候，這是最壞的時候。」這句出自狄更斯名著《雙城記》的句語，由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先生，在宣讀２００３－０４年度財政預算案時，在引言中引用過。

在說這番話時，大概司長不會預視到，數月後爆發的７１大遊行，會導致到自己要鞠躬下台。猶記得，遊行前數週，縱使坊間已有山雨欲來之感，但負責為政府出謀獻策的中央政策組，其首席顧問竟然預計，只會有數萬人參與遊行。九年過去，他仍然人在其位，局外人一看，實在感到不可思議。

闊一點看，低下階層訴說不滿，不論古今中外都時有發生；統治階層如何應對，成為了量度施政表現的寒暑表；應對要洽當，必先要準確地體察民情。單從上述估計遊行人仕一事，不難反映管治班子在這方面的水平。

事隔九年，參與７１遊行的人數雖則沒有當初那樣多，卻也沒有顯著地減少。這種情況彷彿告訴大家，遊行就是民眾向當局發聲，要求改變決策的最後希望。當一個政府非要等到民怨如此沸騰之時，才勉強推些措施補救的話，它在民眾以至國際間的聲譽是高是低，實在不言而喻。

更糟的是，當遊行示威爭取訴求由非常態變為常態時，人們便會有錯覺，以為除非自己的聲音更大，行為更激烈，否則休想獲得當局回應。而當局為求穩著局面，又要採取更嚴厲的措施防犯。長此下去，各方無法有效溝通，只懂各說各話，無需理會對方的想法，甚至各走極端，最終形成惡性循環，令一切理性討論都陷於停頓。

眾所周知，《雙城記》的故事背景，是法國大革命前後的巴黎與倫敦。革命的導火線，是國王召開的全國三級會議中，佔多數的平民階層代表，被少數的貴族與僧侶代表任由宰割，因而集體離場，自行成立全國議會，並訂立《網球場宣言》。兩個半世紀過後，司長借這段歷史來比喻當前形勢，也許真的有着無心插柳的先見之明。問題是，繼後發生的血腥革命與恐佈統治，是我們願意看見的嗎？不想的話，我們會選擇彼此行一步，打破面前的僵局，還是繼續爭持不下，讓社會的戾氣日益膨脹呢？

解讀「民國熱」

由白先勇編寫，以先父白崇禧將軍為主題的新書《父親與民國》，近期在兩岸三地熱賣。為隆重其事，出版社舉辦了一場學術座談會，誠邀作者與數名學者（較出名的，有《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錢綱），討論白將軍的生平與近代中國的變遷。

討論過後，輪到臺下聽眾發問的時間。當中一名坐上客，談到近年在大陸興起的所謂「民國熱」：想當年，海峽兩岸以「匪」字相稱；但隨着彼此交流日漸頻繁，以往的敵意也慢慢減褪。當中不少大陸人，甚至對１９４９年前的民國政府予以肯定。白先勇大致上認同這番觀察，並冀望自己的新書能幫助大陸的新一代對民國政府有更深入的認識。

討論會歷時三小時，這已是最後一條聽眾提問，筆者無法即席跟進。

基本上，臺下的發言與臺上的應對，筆者大部份贊同。然而，從近日發生的一些社會現象，筆者覺得確實有少許的保留。

先暫且將視線由海峽兩岸，轉回今時今日的香港。不少港人，有見特區政府施政劣績斑斑，紛紛開始緬懷昔日殖民地管治的歲月。珠玉在前，大家拿兩個政權作對比是合情合理的；但近年的趨勢是，在爭取民主的群眾活動中，居然有人高舉英治時期的香港旗幟。敢問一句：要麼英國真心希望香港有民主的話，為何要等了一個多世紀，到了主權談判展開前後，才搬出一個四不像的方案呢？連這一段歷史都搞不清，這些人對民主的認識是淺是深，實在不言而喻。

說穿了，他們志在的，只是拿些似是而非的理據，把現世的政權從高地拉倒下來而已。他們手中的英治時代旗幟，不過是一件武器；從頭到尾，他們都沒打算深入瞭解這個前政權。筆者不排除，內地某些響應「民國熱」的人，同樣抱有類似的心態；像白先生這樣的期望，可能都只是一廂情願而已。

當然，筆者無意一竹竿打一船人；但假使整個社會的風氣，都是崇尚以歷史來罵人，而對歷史的真相，反而莫不關心的話，這豈不是說，我們甘於曲解歷史？像白先生的努力，到頭來豈能不付之東流？

自我作賤，你願意嗎？（再寫）

「記著六四會讓我有飯吃嗎？記著六四會讓我生活更好嗎？記著六四會讓我兒子乖巧伶俐嗎？記著六四會讓我家人身體健康嗎？記著六四會讓我工作順利嗎？記著六四會讓我跟朋友更友好嗎？記著六四會讓我老公更愛我嗎？」六四週年當晚，在「非是簿」上看見網友轉發了以上的帖子。無用多想，帖子隨即引發了激烈討論；當中不少人，批評發帖者無知與冷血。

誰是誰非，筆者不打算插嘴；但平心而論，個人和家庭的幸福與六四事件，雖不能說完全無關，但總覺得風馬牛不相及。要麼把帖內「記著六四」一詞換成其他東西，比方說「求神拜佛」，句子便會變成：「求神拜佛會讓我有飯吃嗎？求神拜佛會讓我生活更好嗎？」等等，純粹用邏輯和語法分析，兩者同樣完全通順。故此，罪肯定不在「記著六四」，我們也無謂無止境地上綱上線了。

反而，發帖者背後的思維，更值得我們深究。假使有人真的能讓她如願以償，令她家庭美滿、事事如意，而她也因而坐言起行，出席六四的記念活動的話，身為局外人的我們，會覺得此番行動是發自內心的嗎？這個情況，就像三歲稚童，要得到家長們的甜頭，才肯自發梳洗穿衣一樣。發帖人的心智到底是什麼程度，由此不言而喻。

以上的心態，可以歸納為一種服從的傾向。在這種關係上，服從者無需分辨是非，只需對命令者唯命是從便行了。在家長與小孩之間存在這種關係，那是正常，甚至是必需的；但上述的發帖者，不僅是個成年人，據說還已經貴為人母了。連自行判斷的能力，都能夠拱手相讓，那跟一部不能自主，只懂聽從指示的機械人有分別嗎？說白一點，這種心態，就是把自己的價值貶低。

闊一點看，跟以上類似的機械行為，在社會間其實比比皆是。由議會內尸位素餐，甘願當橡皮圖章的議員，到為求賺取半點酬勞，連什麼是「替補機制」都搞不清就舉行所謂反拉布示威的民眾。其餼發生在政圈、教育、娛樂圈或職場的事例，更加多不勝數。可悲的是，當整個社會的風氣，鼓勵民眾作賤自己，甚至以此為榮的話，我們還能奢望這個偽國際都會，最終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嗎？

偽通識與偽文化（下）

「地庫海灣」

The inflated style is itself a kind of euphemism. A mass of Latin words falls upon the facts like soft snow, blurring the outlines and covering up all the details. The great enemy of clear language is insincerity. When there is a gap between one's real and one's declared aims, one turns, as it were instinctively, to long words and exhausted idioms, like a cuttlefish squirting out ink.（譯：浮誇的措辭不過是文過飾非，把一大串拉丁字堆砌在事實之上，猶如雪花般把細節都掩蓋掉。清晰用語的最大敵人是不誠實，當聲稱與實際的目的有落差時，人會立時用上冗長的字句與濫調的成句，就像墨魚在吐墨一樣。）

from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George Orwell

某天下班，坐公車回家時，看見車內那個每位乘客都要被逼觀賞的電視屏幕中，有「道長」介紹一本名為《套房Ｄ》的新書。書的內容，筆者不打算在此覆述，但「道長」用的引子，確實值得深思。他說大家有否留意到，香港製作的那些時裝電視劇，一眾角色不論是什麼職業，即使收入何等低微，都有能耐入住千多方呎的大宅，內裏至少有三個房間呢？肥皂劇的情節與書中的描述相比，可謂有天地之隔。

坦白說，「道長」這個疑問，筆者早在中學時期已經察覺到了；也許就是這個原因，令筆者失去看香港電視劇興趣。但闊一看，莫說書中那些極度窮困的個案，即使是所謂的中產一族，也不見得十分好過。某個新入伙的紅磡樓盤，不計露台及工作平台，單位內櫳僅得１２８方呎，比公營房屋每人平均居住面積還要小。這跟時下那些富麗堂皇的樓盤廣告，確實有天淵之別。

既然大家都清楚，片中的情節沒可能發生，在幕後製片的人員，又何以仍然樂此不疲地弄虛作假呢？

從電視台的角度出發，製作節目的最終目的是要爭取收視，並將它轉化為收入；為求達標，節目就必須迎合觀眾的口味。這樣說，以上談過的假象，不就是電視台為求滿足觀眾，刻意製作出來的嗎？當然，觀眾未必主動贊成此舉，但既然現象已經由來已久，我們大可推測，這是獲得廣泛的默許。

以上的發現，反映某種行為傾向：在不盡如意的現實之下，他們寧可製造一些虛幻的假象，以為只要把自己不願看的東西掩飾掉，就代表一切都是美好。說穿了，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試問由此誕生出的文化產物，怎能不給公眾一種浮虛甚至浮誇的感覺呢？完全不講求踏實的文化產物，能替世界作什麼表率呢？

更糟的是，只要有人懂得掌握以上的心態，營造群眾所渴望的假象的話，他們便會像把頭埋在沙堆裏的鴕鳥般，迷醉於這些假象之內，懶得花時間與精力去尋根問底。這種精神，跟上篇的通識理念可謂背道而馳；筆者要談的通識與文化的障礙，正就是上述的思維。

可悲的是，當我們眼見無論是政商權貴還是反對勢力，都在各自搞假大空的時侯，長官們的良好意願，豈能不會在最後付之東流？

偽通識與偽文化（上）

文化從來都是屬於人民的，而不屬於官府的。軟的文化與硬的官府很難匹配。文化靠潛移默化去繁衍，不能靠規章制度去推動。情況與通識教育相似。設立一門通識科，由學校有系統地去教…反可能因而變成一門孤立的學科…連通識科也要考試，那學生就很容易把學習聚焦在應付考試上，令「通識」變成了「限識」。  

施永青《通識不用成科　文化無需設局》，刊於ＡＭ７３０，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

一份疑似是首屆中學文憑試裏，通識科某條試題的參考答案，最近在「非是簿」上廣泛流傳。試題問考生：全球化可能以什麼的方式，影響內地的中國文化？疑似的參考答案中列舉的，不乏大家熟悉的一些老生常談：西方民主思想，可能透過互聯網衝擊共產政治文化；西方生活方式，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等等。

姑且勿論該份參考答案之真偽，也暫不揣測答案隱藏什麼政府含意，筆者的即時反應是：全球化，一定等同於西化的嗎？難道在考評局心目中，西方社會就等於全世界？一群視野如此狹隘的考官，能替學生通怎麼樣的識，實在不言而諭。

在《創世紀》，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至於在香港，長官說：要有通識教育、就有了通識教育。歸根究底，呈視在諸君眼前的所謂通識科，完全是教育官僚為求迎合長官意志而弄出來的。施先生的觀點，筆者覺得可以略為簡化：把所謂的通識遍成一項科目，就要製訂某些規範，一談到規範，就要把通識的範圍鎖死；這樣，不就是違反了通識的原意嗎？問題是，當公眾的討論焦點，依然停留在考試範圍與標準答案，而忽視通識教學的原則時，試問由此誕生出的所謂通識科，豈可不變成四不像呢？

轉過來看侯任政府倡議開設的文化局；他們滿以為，成立該局有助推動本地的文化事業。筆者暫且相信他們的誠意，但整個構想，不禁暴露了他們把文化產業視作宣傳工具的心態。任何形式的宣傳，宣傳者與受眾之間是沒有交流了。缺乏彼此間的互動與溝通，又是否與文化的本質自相矛盾呢？

當然，筆者並不反對有政府部門，充當統籌各項文化環節。但有一個事實，讀者也不能忘記：文化產業的質素再高，但假使公眾的水平沒有同時提升的話，那只會跟對牛彈琴無異。資深音樂評論人周光蓁博士，曾對剛卸任港樂藝術總監迪華德有這樣的評價：縱然他貴為飲譽國際的指揮大師，但這份名氣，並未能為港樂引來大量的新聽眾。諷刺的是，時下愈來愈多的家長，送子女學習音樂，但他們為的，都只是他朝能夠考入名校而已；由此可見港樂的遭遇，實屬意料之內。其他領域的情況，也可說是大同小異。

筆者無意在此大潑冷水，但假使社會各界，沒有先面對與處理好根本的問題，政府再大的努力，都只會是把車收在馬的前面似的，到頭來都可能是白費。至於這個根本問題是什麼，留待下篇詳談。

從一份快餐看民主

最近某天，日程排得密密麻麻，一連串的會議、研討會與課堂過後，到了晚上十時多，才能稍為停下來吃點東西。不少食店都打了烊，唯有到通宵營業的「老麥」吃快餐。

眾所週知，那兒的套餐，都是附送薯條的；但深夜將近，實在不想吃太油膩的東西。我問店員，可否把薯條換成玉米。

「可以的，但要多付四元」店員答道；我說可以。不消三分鐘，套餐便送上來了。

從健康的角度看，「老麥」食品的營養價值實在可圈可點。近年，丹麥率先設立所謂的「肥胖稅」，向高脂肪食品徵收額外稅款；某些西歐社會，據說也打算仿效。倡議的人冀望，措施能有效針對愈見嚴重的過胖問題。按這套邏輯出發，把高脂肪的薯條換成低脂肪的玉米，不單不應補錢，還該獲得津貼才對。

那些人的目的，故然是要針對國民的肥胖問題。但仔細一想，我們日常吃些什麼，每個人都有自由去選擇；假如大家都是注重健康的話，像薯條那樣熱量高但營養欠奉的食品，勢必被迫下架。食店從自身利益出發，必會推出更多更健康的食品，無需政府多加干預。

也許讀者會說，像「老麥」之類的速食集團，每年花巨額費用，宣傳旗下的垃圾食品，令公眾疏於防範，才會導致如斯局面。為求保障人民福祉，政府有介入的必要云云。然而，維持自己的健康，不是每個人本身的責任嗎？要麼每個人都有決心抗拒速食集團的引誘的話，它們的宣傳技倆還能夠得逞嗎？連這個責任都可以推卸給別人的話，整個社會還可以放棄多少的自由呢？

把視線一轉，看看歐債問題的風眼－－希臘的當前局勢：據調查，希臘人一方面抗拒緊縮措施，一方面卻奢望可繼續留在歐元區。稍有常識的人，都清楚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但世人眼前看到的是，他們舉國上下寧可繼續沉醉於這個美夢，把選票投給搞民粹的政黨政客，以為大家把頭埋在沙堆下，欠款就會從此消失。

看見這一幕，不難想像政客如何為求贏取選票，不惜大搞福利，把公眾財政弄得一團糟。政客的所為故然可惡，但對那些美麗謊言不加以防範，把撒謊者捧上台的選民，本身也難辭其咎。政客的糖衣毒藥，跟速食集團售賣的垃圾食品，可謂異曲同功。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欠缺警惕之心的社會，即使有幸實行民主政制，到頭來只會整個社會拖垮。要培養警覺性，需要的是無比的智慧，與一顆無懼求是求真之心。然而，一個連所謂的精英階層都日益反智的香港，是否跟這個理想背道而馳呢？

炒賣之城

國際級天后來港獻技，確實是近日的城中盛事。猶記得不久前，表演門票一開售，便迅速牽起排隊與炒賣潮，原價１５８０元的門票，曾被炒高至過萬元。難怪有人因為長時間排隊導致體力不支，要被送入醫院。然而，在表演日漸臨近時，一眾黃牛黨眼見手上門票無人問津，紛紛開始割價求售，部份更要半價蝕讓才能把「蟹貨」脫手。無需等待法律的制裁，那些人已獲得應有的果報了。

這幾場表演是否物有所值，實在是見人見智；不去聽國際級天后，亦不代表閣下不夠「潮」。但換個角度看，事件也反映在港人心目中，國際級表演的炒賣價值，遠比欣賞價值高得多。

然而，只要閣下不是初來埗到的「新移民」（無分國籍），不難感受到這個城市的炒賣風氣之厲害。由炒門票到炒 iPhone 和 iPad，再進而炒樓與炒「窩輪」牛熊證等，香港絕對稱得上是個炒賣之城。香港之所以能躍升為國際金融中心，靠的或許就是這一份精神。

炒風之所以形成，無疑是因為供求的落差所引發。但回到上述那班黃牛黨的下場，幾乎肯定是他們是錯估了門票的需求所致。那麼能牽動這些需求的，又會是什麼東西呢？

撇除那些不可或缺的基本所需，這些需求很大程度是由害怕「別人有但自己沒有」的心態所帶動。俗話說：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又說：瘦田沒人耕，耕了有人爭。說白一點，這都是由恐懼所造成的。大概一年前，筆者提及過港人的深層恐懼；上述的發現，可謂同出一轍。

不容否認，在其他的金融中心，也有相似的情況；但唯獨是這個城市，把投機炒作視為整個社會的核心業務。問題是，當每個人都只懂盲目跟風，只會令愈來愈少的人敢於與別人不同，並以此引以為傲。久而久之，許多創新的點子都會遭到窒礙，生活每一環節都變得毫無特色。難道如此的光景，是我們所渴望的嗎？

怪獸社會

「除了當保母，應徵者還要監督傭人有否偷懶，管理三歲小童生活細節、接送放學、讀書練琴等。求職者需考獲八級鋼琴，讀過兒童心理學。每週六天、每天五小時，月薪最高一萬二千元。」一則毫不起眼的招聘廣告，最近牽起了廣泛討論。

坊間輿論，普遍批評刊登廣告的人又要馬兒好，又要它不吃草。然而，假使你具備所需的能力，而又能找到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的話，除非另有原因，否則你根本不會對這份工有任何興趣。市場的力量，定必會令僱主調整薪酬與期望，才能吸引人應徵，無需旁觀者多花唇舌。

近年，大眾都把類似的父母統稱為「怪獸家長」，為了孩子，他們總要對別人諸多刁難。但單看他們如何密集編排子女每天各項操練的日程，不難想像那些家長對孩子的要求，同樣十分「怪獸」。最近又有報導說，有家長要求三歲兒子學四種語言，結果令稚童無所適從，最終只懂講嬰兒話，要接受治療。如此質素的家長，能替這個社會培育出什麼樣的後代，實在不言而諭。

以上行為之所以惹來反感，在於他們以為別人收過自己的利益，就好應放下身段，對自己唯命是從。簡單點地，他們覺得自己高高在上，猶如古代的皇帝，把別人當作臣民一樣。換個角度看，當這個自以為是「國際都會」的城市，小至酒樓餐廰，大至樓盤會所，統統樂此不疲地以「御」、「爵」、「皇」、「帝」等帶有封建色彩的字眼命名時，筆者不禁輕嘆，這個社會已變得愈來愈「怪獸」了。

想到這裏，又聯想到近代的一齣荒誕劇《犀牛》了。也許，沒有變得「怪獸」的，才是不正常的吧！

香港的《飢餓遊戲》（下）

《飢餓遊戲》的虛構世界，是一個名為「施惠國」的國度；在原著裏的名稱，叫做 Panem。據作者 Suzanne Collins 解釋，該字源於羅馬時代的一句著名諺語：Panem et Circuses （麵包與競賽）。對羅馬帝國歷史稍有認識的人（例如像筆者般，讀過鹽野七生的《羅馬人的故事》），對這句背後的理念一定不會陌生：麵包，是人民的食糧，競賽（例如角鬥士或野獸的打鬥，或者是如《奔墟》中的馬車賽事），是人民的娛樂；任何統治羅馬的人，只要能提供這兩種東西給普羅大眾，便會獲得人們的支持。

這句諺語，跟八十年代那句「馬照跑，舞照跳」有點異曲同功；在主權移交的過度期，中方希望籍這句說話，強調一切可以照舊的承諾。時移世易，當年叱咤尖東的夜總會已經所剩無幾，賭馬的人數也開始不及賭足球。然而說話背後的理念，也就同樣消聲匿跡了嗎？

回想２００３年七一遊行後，中央政府為求儘快平息民憤，馬上推出ＣＥＰＡ、旅客自由行、離岸人民幣業務等的措施。在他們的心目中，只要施行銀彈政策，讓大家嘗到一些甜頭，抗議的聲音自然會消聲匿跡。簡單點說，這是試圖以施惠來嬴取民意支持。果然，在隨後的數年，遊行人數已經大為減少，加上泛民陣營開始搞窩裏鬥，「西環」班子的如意算盤也漸漸打響了。慢慢地，「中環」班子也有所領悟，繼而開始有樣學樣。

當然，世間沒有免費的午餐。他們施惠的目的，無非是要鞏固自己的地位；說白一點，這是一種維持主從關係的手段。關係一旦維持，政府的權力只會不段擴張，崇尚自由民主的，理應對此加以防範。然而當下看到的是，那些宣稱擁護民主自由的團體，都把施惠視為必然，紛紛要求更多的福利。要兌現這些訴求，政府能不要求更多的權力嗎？政府手執更多權力，平民的自由能不受損害呢？這樣說，那些人的理念與訴求，不就是自相矛盾嗎？原來，無需等待侯任特首的有形之手，「小政府大市場」的理想早己壽終正寢。

有趣的是，這句 Panem et Circuses 最盛行的時侯，帝國的實力也開始盛極而衰。換個角度看，這些麵包與競賽，實在是麻醉了帝國人民的危機意識。把這個認識帶來當下的香港，相同的命運也許會呈現在世人眼前。

香港的《飢餓遊戲》（上）

全球票房直逼四億美元的電影《飢餓遊戲》，講述一群被挑選的少年，在競技場上參與一場互相廝殺的博鬥。筆者不是影評者，不打算在此評論電影是好是差。然而，有看過這齣戲的朋友，在散場時聽見身邊有人這樣說：既然遊戲每年都會舉行，適齡的少年不是好應該事先鍛煉一下，以增加自己勝算嗎？

聽見這番話，筆者立時想起一則往事：去年參與過的義工計畫，當中不少活動是跟中學生合作的；在空閒時間，他們每每拿出各樣教材溫習。詢問時，他們多數會答：自己是文憑試的首屆考生，校方顯得格外緊張，活動結束後，他們都要回校補課。那時，距離考試還有一年；這一刻，他們都在各試場拼搏了。

校方之所以如此操心，無非是希望借好成績來增加知名度，籍以吸納更多優質學生。在這種氣氛之下，難怪不少人會以「一試定生死」去形容考生們的處境了。有以上的社會背景，難怪影院內那位仁兄會有這樣的一句。

湊巧地，「飢餓遊戲」的參賽者，年紀大概是十二至十八歲，跟文憑試考生差不多。電影內的少年，要爭的是生存權；而在真實世界的考場，爭的是各院校的學位。這樣說，電影裏描述的那個虛構遊戲，豈不是活活地在我們身邊上映？

更有趣的是，電影裏都城內的居民，縱使明知遊戲殘酷不仁，但依然樂此不疲地觀看與支持「飢餓遊戲」；這不是跟我們這邊廂說不要給考生過度壓力，那邊廂卻又特別留意哪家學校考得最多的所謂「狀元」異曲同功嗎？

電影裏施惠國的總統說：希望，比恐懼更恐佈。驟眼看，這句好像很合理；但深一點看，要爭取希望，就一定要參與「飢餓遊戲」的嗎？回到現實，當大眾對公開試愈加注視，當一眾所謂「補習天王」的生意愈做愈大時，這不是反證了，這個所謂的國際都會，能賦予給大眾的希望愈來愈少呢？一個失去希望的都市，人們能向上爬的機會是多是少呢？

這套電影的上映，跟這個後「獅子山下」年代的香港，可謂互相呼應。這到底是喜是悲，實在不言而喻。

是民主派，還是反對派？

經此（行政長官選舉）一役，人人都成了民主派，對「人心改造」工程中會帶來衝突，而「改造」工程由低民望的特首推動，能否取得成效？泛民急不及待在四月一日即呼籲上街大遊行，社會衝突的氣氛有增無減，局勢似乎並不樂觀。
陳景祥，《從今天起，人人都成了民主派》，刊於《信博》，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７日

特首選舉前的週五，眾多香港的「臉書」或「屈濕」版面，全都被「投票」二字洗版。由於投票網站遭受駭客（或許應該稱為紅客吧）攻擊，令不少本應對政治冷感的民眾也覺得不忿氣，自費乘車前往各流動票站，再排了接近一小時的隊，投下一張明知完全沒作用的票。俗語有云：壓迫愈大，反抗愈大；這句八字真言，完全可在這件事中體會。

事後不少評論，說這是件可喜之事，甚至有如總編輯所言，以為大家從此都變成民主派；然而在筆者眼中，這些意見未免太樂觀了。

民眾之所以踴躍參加，無非是要對在幕後操控駭客的勢力作無聲抗議。但假使這班駭客未曾出現過，試問情況又會如何呢？不要忘記，年初的泛民特首初選，投票人數不足四萬。若果那股勢力稍為精明一點，電視機上看到的人龍還有可能出現嗎？

再者，在選戰初期，梁氏一直在各項民調中領先；當然，民調的結果未必可靠，但至少證明了他有不俗的民望。直到他被唐氏指控曾經發表「鎮壓反２３條活動」的言論，公眾才突然醒覺過去他對某些敏感議題的立場，形勢才急轉直下。要麼沒有這一幕，建制派不就可以振振有詞地說，梁氏在眾民所歸之下當選嗎？說白一點，在這件事中，公眾未免太善忘了。

那邊廂，泛民侯選人的民望，許多時侯都是包尾，直到梁唐陣營開始互揭陰私為止。換句話說，即使是名正言順地打着民主旗號的團體，也無法獲得公眾的認同。問題前，大家對建制與泛民都同樣缺乏信任的話，這豈不是變成一個死局？

有網友在回應總編輯時說：「『從今天起 , 人人都成了反對派』，才正確」，筆者十分認同這個意見。由２００３年的七一遊行開始，我們不難察覺到，只要北大人做得稍為收歛一點，反對聲音就會漸漸消褪，泛民也隨即失去支持。說穿了，大部份港人不管面對着任何的政權，向來只會逆來順受，從來不覺得自己有參與的權力與義務，擺脫寄人籬下的心態。如是者，政制是民主抑或不民主，他們從來都不在乎，難怪近年來，愈來愈多人希望香港變回英國殖民地，把港英政府做過的壞事統統拋諸腦後。

先旨聲明，筆者並非反對民主政制，而是想重點指出香港這個自欺欺人的國際都會，民主意識其實十分薄弱。諷制的是，要麼他朝民主意識真的提高了的話，即是港人有能力自行管治；這個局面，北大人又是否能心悅誠服地接受呢？

香港的「關原」

上篇文章，談的是ＮＨＫ大河劇。歷年五十餘套製作中，戰國時代往往是熱門的主題。一談到戰國，少不免要講及影響力至為深遠的一場戰役－發生於１６００年的關原之戰（関ヶ原の戦い）。

人道是，豐臣秀吉在一統天下之後，號召各領主組成軍隊遠征朝鮮，籍以耗盡他們的資源，鞏固自己權力。秀吉死後，軍隊被急召回國，戰事就此草草地結束。不少曾經為此出錢出力的領主，深感被豐臣政權出賣；這些不滿，把他們牽引到秀吉生前最懼怕的大名－德川家康的陣營內。親豐臣與親德川的勢力，不久便觸發一場史無前例的激戰。

交火前，兩派勢不兩立，沒有一方處於絕對優勢，各大小領主，實在難以決定效忠哪一方。說白一點，他們面臨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賭局：押錯注碼，賠下的將會是身家性命財產；但不下注的話，無異於提早舉手投降。就這樣，人性最殘酷、最醜惡的一面，赤裸裸地呈現在史書上。

把視線放回今天，刻下的這場選戰，雖未至於腥風血雨，卻肯定有山雨欲來之感。建制派中各人心裏的盤算，想必跟上述那些領主大同小異。相隔四個世紀，兩件截然不同之事竟然有共通之處，實在不可思議。

似乎，古代的領主與今天的選委與競選辦要員，都被一句四字真言咀咒：成王敗寇。失敗，往往代表着恥辱，會遭人冷待甚至嘲笑；這種人際間的壓迫感，一般人根本難以承受。那就奇怪了：為何經歷了那麼多年，大家依然不打算消滅這些壓迫呢？

任何現象之所以能出現，必然要有足夠的誘因來維持。在關原之戰中，親豐臣的西軍有將領陣前倒戈，令親德川的東軍取得天下。繼後，德川家康獲任命為征夷大将軍，從此君臨天下，指點江山；家族成員與東軍諸將，統統享盡榮華富貴，但這些獎賞，都是靠掠奪戰敗者的財產來支付。選戰過後，大家猜測勝方難免會搞所謂的親疏有別，暗地裏清算敗軍之師。說穿了，大家都想靠踐踏別人來抬高自己，為求得到這份殊榮，各方表面上是拼政網，實質上卻是拼拳頭。想到這裏，不禁令人不寒而慄。

話說回頭，關原之戰中，西軍有兩位統帥，毛利輝元被貶往現今山口縣的荻市，開設了長州藩；島津義弘幾乎壟斷日本的外貿活動，令德川顯得投鼠忌器，結果德川承諾不會重罰，島津家才願意投降。人道是，德川家康在臨終前，一直擔心身處薩摩的島津家最終會出亂子，因而要求後人，把自己的遺體面向西面埋葬。結果在兩個半世紀後，長州與薩摩藩的後人聯手，推翻了德川幕府，協助睦仁（明治）天皇維新。一場勝負完全逆轉的鬥爭，不知會不會在這裏重演呢？

潔辟社會，你喜歡嗎？

今年ＮＨＫ的大河劇《平清盛》，由松山研一飾演平安時代未期的霸者平清盛，另一位型男玉木宏則飾演他的宿敵源義朝。源氏與平氏，是兩個顯赫的武士世家，初時，宮內各派爭奪皇位，不時會拉攏兩家來增強勢力。直至１１５９－６０年間的「平治之亂」，源義朝敗於平清盛手下，其後更因被部下出賣而慘死，遺下兩名異母孤雛：源賴朝與源義經。自此，兩家勢成水火；二十多年後，平清盛病逝，兩位源氏孤兒乘機發動大反擊，平氏上下走投無路，全家唯有投海自盡。這段「源平合戰」的歷史，不少日本人都能琅琅上口。

然而，即使「卡士」強勁，該劇卻創下歷來最低的收視率；大眾的反應，集中於一個字：髒。劇中的主角平清盛，形象粗獷，不時衣衫襤褸，身上又經常沾了泥濘污垢，加上他有異於正史的身世，的確令觀眾在頃刻間難以接受。劇內唯一表面上潔淨的地方，是天皇的宮殿，但宮內發生的權力鬥爭與有異倫常之事，比那些看得見的污垢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強烈的對比，或許就是劇集監製刻意形造出來的吧。

固然，劇集與歷史有多相近，我們無從比較。但平心而論，舊社會對公共衛生的要求，決不會像現代那般嚴格。因此，與其說《平清盛》太髒，倒不如說其他的大河劇潔淨得太厲害吧。

反過來看，不論是中日韓製作的電視電影，普遍都有一些共通的特點：主角要帥、衣著要炫、外景要靚、道具要豪。總言之，要給觀眾一種超乎現實的印象。一年半前，筆者偶爾看過電視劇《深宅》，飾演家庭教師的女主角秦嵐，身穿的旗袍光鮮得令人難以致信，活像是每天都換一套全新的那樣。表面上，的確令人眼前一亮，但某種弄虛作假的感覺，始終揮之不去。

假使以上的發現，確切地反映大眾的口味的話，不難察覺到中日韓社會的共同的傾向：為求博取好的觀感，大家會不惜營造某些美麗的假象。這些假象，輕則只求表面代，最多僅能騙自己，旁人很容易便看得穿；重則可以自欺欺人，徹底扭曲大眾的思想和價值。這種對潔淨的執著，令他們在面對瑕疵時，會用盡方法去掩蓋、修飾、忽視甚至鎮壓它；總言之，即是以高壓手段，好讓大家以為眼看不見它們，就以為什麼都是潔淨。

然而這種執著，令大眾寧可相信美麗的謊言，也不面對醜惡的事實。可想而知，要蒙騙他們，可謂易如反掌。像「大河劇」那樣替歷史人物徹底化妝，籍以教化國民的製作，其實都不過是小事；比之更嚴重的，則有篡改歷史教科書、衊視甚至監禁揭露真相的人仕的舉動等等。因此，這套在國內劣評如潮的《平清盛》，反而引起了筆者的興趣；縱使它未必是佳作，但至少不會令人悶得發慌吧！

（註：筆者看到約七套大河，最喜歡的有兩套：１９９１年的《太平記》，劇本一流，如實反映東方人社會如何在消滅共同敵人後再搞窩裏鬥；２００７年的《風林火山》，內野聖陽與市川龜治郎，能隨着主角的成長，徐徐把聲線與表情恰當地改變，可謂主演大河劇的最高境界。）

難怪他們寧可做「蝗蟲」

晚上扭開電視機，看見某台重播《雍正王朝》。眾所周知，雍正是康熙之子，乾隆之父；這三位賢君，合組了滿清入關初年的盛世。但繁華的背後，隱藏了無數的內憂外患；一向討厭苟且偷安的雍正帝，幸而一直有十三阿哥胤祥（允祥）為後盾。

年少氣盛時，胤祥血氣方剛，疾惡如仇，經過到處抱打不平；除了不時闖禍外，更因而得罪過不少人。結果被父王圈禁，好讓他收斂一下，直到雍正繼位，才得以重見天日。但到了晚年，他卻私底下對雍正說：臣在官場打滾不下數十年，如履薄冰，朝不保夕；只要稍為行差踏錯，隨時被政敵群而攻之，永不超生。昔日的勇猛無畏，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身為王族的一份子，幾乎手握着無上的權力。但來到這關口，竟然比百姓更惶惶不可終日，實在是無比的諷刺。

超過兩個半世紀後，重慶市公安第一把手，在成都的「美帝」領事館「滯留」了一晚，自行離後後，跟隨國安局的官員到了北京。後事如何，外間人可能永遠無法知道。一個權力全無制衡的社會，一位可以呼風喚雨的執法官員，竟可活活上演這齣荒誕劇，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據說，在國內的官場裏，小至縣市級領導，大至國務院要員，存在着不少的「裸官」，即是把家眷全部送往海外，只剩下自己在內地。身為官員的，無一希望烏紗隨時被無顧摘下；這班人的盤算，想必也是要防範當事人的遭遇發生在自己身上吧。奇怪的是，這股大得連人頭都可以劈下來的勢力，他們不就是有份在幕後操控的嗎？要保障自己的權益，他們能夠迴避問題的核心嗎？要麼大家都知道問題存在，卻寧可啞子吃黃蓮也拿不出半點勇氣去質疑甚至糾正，他們豈不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換個角度看，要麼連有權有勢的，也顯得人心惶惶的話，那麼黎民百姓，豈不是更糟糕？坊間不少評論，把那些來港買奶粉、掃名店、生孩子的內地人貶稱為「蝗蟲」。這種態度，無疑是一個歧視；但只要嘗試易地而處，面對着如斯局面，不難意識到：除了跑出去避之則吉之外，我們還能做什麼去捍衛自己與家人的權益呢？

換着是你，相信你也寧可做「蝗蟲」，忍受其他人的白眼，也不會留戀腳下這片光怪陸離之地吧。

這是小孩子都懂的道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小時侯，身邊的成年人都會這樣教導我們。當然，他們能否講得出做得道，我們無從知曉；但至少，在做人與處事上，我們都以這兩句說話作為原則。

在西方社會，也有類似的標準。在過往任職的公司裏，來自英國的股東要求職工遵守的行為守則，是這樣寫的：萬一你將要做的事，守則裏沒有列明禁止的話，你得要盤算一下，一旦事件曝光，別人會怎樣評價呢？對公司與自己的聲譽有多少影響呢？這個所謂的「陽光測試」，確實從根源開始杜絕不當的行為。

當然，要測試行之有效，必須確保沒人能隻手遮天，把陽光掩蓋着。在香港，儘管許多人慨嘆傳媒的質素不斷下滑或受建制操控；但至少，言論自由獲法制保障，加上互聯網的興行，大家頭上的太陽，仍可有效地令不軌行為無所遁形。

按以上的觀察，再看近日在香港政圈內發生的事情，難免讓人感到大惑不解。

做了可能犯法之事，這邊廂向大眾說會一力承擔，那邊廂卻私下對盟友批評告密者既狼且辣。當然，幕後操控的勢力，想必也心存某些圖謀；但既然事件不是別人捏造出來的話，假若當事人不是涉嫌違法在先，今朝何需害怕在關鍵時刻，留下把柄讓政敵大造文章呢？這是否暗示着，當事人連自知之明也沒有呢？連自省的能力也欠奉，試問他又能拿得出什麼來承擔未來的重任呢？

話轉個頭，長官到濠江出席賭場派對，恰巧被記者撞破；連半點佳餚也無法品嘗，便要落荒而逃。其後更陸續爆出種種收受利益的報導，令他不得不公開承認，自己的所為與市民的期望有落差。問題是，替自己辯護，總可找個更令人信服的籍口吧；一個擔任了四十多年公職的人，有可能連公眾的期望也搞不清的嗎？假使他真的沒撒謊的話，他豈不是默認自己由始至終都不稱職？

坊間某些評論，把那些針對政界中人的負面報導稱為「黑材料」，並思疑散佈者企圖在選戰期間揮水摸魚，坐享其利。更糟的是，那些支持當事人的團體活像向公眾抱怨，自己是個被惡意中傷的受害者。但凡事有果必有因，當事人現在的遭遇，基本上是自食其果（甚至是罪有應得），而那些嘗試替他們開脫的說話，坦白點說根本是在顛倒是非黑白。可笑的是，一個連三歲稚童都懂的十字真言，為何我們的管治階層居然無法領悟箇中道理呢？

更諷刺的是，表面上最沒可能涉及利益輸送的侯選人，在各項民意普查中一直名落孫山。筆者不禁慨嘆：這究竟是個什麼世界呢？

Helplessness behind our British sentiment

Just less than 24 hours ago, Meryl Streep clinched her third Oscar for her outstanding portrait of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in The Iron Lady.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 reign of the Baroness is exceptionally sentimental. While famous for her iron will against threats from trade unions and Labour Party to Argent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she could do little to safeguard her nation's interest in Asia's last Crown Colony. So when she fell on the steps outside Beijing's Great Hall of People, it was almost certain that the days of colonial rule were numbered.

So in the summer of 1997, Britain handed over what the last Governor Chris Patten described as "the biggest dowry since Cleopatra"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sides hugh sums of fiscal reserve, Britain has left behind a lot of legacies, such as an efficient legal system, free flow of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and a decent (if not comprehensive)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Nearly 15 years afterwards, they become the competitive edge that enable Hong Kong to be a leading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entre, ranking side by side with its former ruler.

However, such an envied system is not without its flaws, most of them also being left behind by Britain. For instance, legislators in both administrations are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send a bill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and become a new law. Needless to say, the government has almost the unquestionable power to lay down law codes. Additionally, the creation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Legco, inherited exactly from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ensur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can control, or even manipulate, the legislation process.

A recent Wall Street Journal article examines the British sentiments among Hong Kong people's minds. The writer argues that Hong Kong once ha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but now has the worst of both, and concludes that Hong Kong was better under the Union Jack. I will not speculate whether the writer advocates colonialism, but he has somehow omitted the dark side of the past regime, which caused many of woes we face today.

Crony capitalism is a good example. It started a lot earlier than the writer thinks. Taipans from major hongs like Jardines and HSBC once dominated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 de facto cabinet of the Governor.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simply takes the idea, though not copying exactly the same arrangement. As one can imagine, this indestructible oligarchy is ideal for corruption to breed. It was not until the creation of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n 1974 that the situation be improved substantially. Although many of the highly cited cases did not involved British officials, the fact tha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could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problem for so long is utterly unintelligible to us.

The recent scandals surrounding the prominant runners for the CE election is yet another sign that Hong Kong's ruling class cannot deliver, perhaps even care about, what the general public expects. Many people, including the writer of the WSJ article, argues that democracy is the only way out. I do not oppose such an idea, but contrary to common beliefs, I am rather pessimistic on that. The colonial nostalgia we experience right now demonstrates to the whole world that the people of a world class city do not want to rule themselves. Self ruling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independence, it merely means using our own efforts to solve problems. Without a will towards self reliance, we are simply surrendering our political power and accepting orders from someone at the top. Such a mentality exactly violates the very principal of democracy. This view might not be shared amongst most people, but the public's indifference towards such opinion somehow reflects their indifference towards democracy as well.

Hong Kong might not require someone like the Baroness as the next CE. But one thing is for sure: (s)he must be highly humble and sensitive while facing public opinions and criticism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advantaged and the disadvantaged as much as possible, (s)he has to initiate talks between the two. Looking at what is happening right now, a black and thick cloud of helplessness is overcasting the outlook of this territory.

不許喝采的都市

今年的馬拉松賽事，早已曲終人散；場內發生的種種事端，筆者也不打算多談。然而，場外有一則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卻很值得深究。

賽事期間，大會要在銅鑼灣終點附近封路，即使是星期天的大清早，仍然惹來不少民眾在沿途觀戰。筆者某位友人，更親身在駱克道為參賽者打氣。然而他跟同行的朋友事後在「臉書」上，異口同聲地說感到有點兒掃興；皆因大部份的途人，都只是袖手旁觀路上的參賽者，沒有積極聲援，也沒有拍手以示鼓勵。一位仁兄，更聽見有人呢喃着一些冷言冷語，不知他是取笑場內的人只是自討苦吃，還是不滿封路阻礙了他的行程。這種氣氛，令那些落力打氣的人頓時感到，自己像是發瘋似的。

大會說，今屆賽事有超過七萬人報名。即使並非所有人都會如期出席，當中也不乏外地人，但這個動員力，其他賽事根本無法達到。當然，不少跑手都是抱着趁熱鬧的心態參加，賽前沒有操練充足，以致不少人在比賽期間抽筋或扭傷，今年更釀成慘劇；但對普遍缺乏運動的香港人而言，願意在本應可以盡情休息的週日清晨，從各區匯集到賽道上跑步，依然是難能可貴的。這份小小的毅力，不是應當被嘉許的嗎？對於上述的發現，友人笑言只是港人太害羞；但筆者不排除，不少人根本是冷漠看待這次盛事。

對的，能看到有人熱心鼓勵參賽者，總比沒有好。但賽事的主辦者，又有否對他們開方便之門呢？整修長達四十二多公里的賽道，除了尖沙咀起點和銅鑼灣終點外，絕大部分都在閒人免進的快速公路上進行。主辦機構重視的，到底是提升大賽的質素，還是增加參賽的人數（與收入），實在無用多說。連表達支持都要受到諸多局限，難怪友人會感到洩氣。

但相比起以下的事例，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最近在「獨立媒體」裏讀過一篇文章，行文的是一位熱愛本地足球的青年。每逢香港隊有賽事，他與朋友都會進場支持。但當他們打算帶樂器與旗幟進入球場時，卻屢次被康文署、警方、場地保安甚至足總阻止，他們往往要通過煩複的手續，才能為港隊搖旗吶喊。更糟的是，這番努力不單沒有被認同，某些人更嫌他們阻礙視線而報警；這對場內為香港披甲的球員，豈不是一種無形的踐踏？

時下坊間有不少評論，說這個城市怨氣太重；遇見以上那些鼓舞人心的事，不是好應該表示一下支持嗎？假使連喝采都要被禁止，這個城市還有什麼生氣呢？想到這裏，Joe Junior 的金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又再度響起來了。

龍年談狗（下）

如果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受到他人的控制，那是最痛苦的事；如果一個人想盡方法，利用權術，去控制他人的思想與行為，那是最殘忍的事；如果一個人無力自主也不想自主，心甘情願甚至阿諛奉承，去依附他人，仰人鼻息，接受控制，那是最悲哀的事。 （聖嚴法師《覺世》 一○九期）

「寜作西方狗，不做中國人。」網上討論區內，有人這樣回應回應「孔和尚」的言論。

在香港主權易手後的十數年，不少港人仍然緬懷昔日作為英國殖民地（即英語裏的 Crown Colony）的歲月。２００３年的七一遊行過後，這種風氣更為變本加厲。到了去年的反「替補機制」遊行，筆者更目睹一小批示威者，一面舉着舊時港英政府的旗幟，一面高喊爭取民主的口號。

諷刺的是，英國仍是日不落的帝國的年代，根本沒打算在它的殖民地推行民主；小如香港新加坡，大至印度次大陸，統統都不能例如。直到主權問題萌生，港英政府才勉強推行有限度的民主；但「八八直選」方案最終如何被她們否決，相信不少讀者仍然記憶猶新。現在拿着代表那個政權的標誌來爭取民主，似乎有張冠李戴之嫌。

也許這班人的心態，跟文章起首的那些意見其實大同小異：他們就像古時那些行走江湖的小嘍囉般，看到哪個頭目的拳頭較大，就會尊稱他為「大佬」。只要三餐能夠溫飽，他們就會乖乖地做個順民，幸運的話，更可以借「大佬」之名去胡作非為。至於頭目是否推行民主，他們實在懶得去關心。這種「有奶便是娘，西瓜靠大邊」的心態，只會令為政者的權力不斷壯大；這與民主的基本理念，不是已經互相抵觸了嗎？這樣一說，那些抬着港英旗幟爭取民主的人，在骨子裏渴望的豈不是專制管治嗎？假使整個社會，也不對這些顛倒是非黑白的所為加以譴責與防犯的話，我們再力歇聲嘶地爭取民主，豈不是註定徒勞無功？

平心而論，「孔和尚」的批評所針對的，正正就是這套謬論。然而他背後的邏輯，像在對我們說：你肯認我做主人的話，多多甜頭我也願意給你；要不然，休怪我拿皮鞭來懲戒你們一下。說穿了，他只是希望大家做現世政權的「狗」，不做過往政權的「狗」而已；很明顯，這又是另一套謬論。以歪理掩蓋真理，並以歪理為武器攻擊對手，往往是尊崇極權主義者的行徑；從一個抽離的角度看，兩派的立場其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最近，網上廣泛流傳一篇奇文；一位自稱在內地出生、香港長大的人，寫了一篇題為《為什麼我想香港獨立／自治》的文章；據《來生不做中國人》的作者鐘祖康在網誌透露，事主其後受到極大的騷擾。撇除建議有否違反《基本法》不說，所謂的獨立精神，就是拒絕附和任何強權，以誠實、理性與平等的態度處理人際間的事；即使無法尋求政治上的獨立，我們也可達至人格上的獨立。拿着聖嚴法師的所言去比對一下這個自稱的國際大都會，到底是一處人間樂土還是一片修羅場，實在不言而諭。

龍年談狗（上）

孔慶東大放厥詞之時，距離北大歷史上公認的最傑出校長（亦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任校長）蔡元培的生日不遠—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１日是蔡先生１４４周年誕辰。很湊巧，作為中國第一代民主革命的元勛、反帝反專制的無畏鬥士，蔡先生至今仍長眠於香江邊上，那個被孔慶東罵作狗的人們聚居的城市。…（中略）…且不說北大的態度冷淡，就是蔡先生的家人，也從來沒有讓他的屍骨「北歸」的念頭。【《上海商報》評論版主編陳季冰，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２０１２年１月３０日】

「孔和尚」最近在視頻節目內的出位言論，引起港人激烈回嚮。不少人覺得，把某些港人形容是狗，是極大的侮辱。事件誰是誰非，筆者無意參與討論；反而想借這些事件，談別的東西。

不知何解，在敝國的文化裏，狗永遠是一種低賤的動物。在日常的辭令裏，不乏與狗有關的貶義詞，例如「狗眼看人低」、「打落水狗」、「狼心狗肺」、「喪家犬」甚至是「走狗」。在舊社會，狗是六畜之一，是人的主要肉食；然而，國人對狗的蔑視，並沒有在牛羊等身上看得到（較為近似的，是豬；但西方人、猶太教與伊斯蘭教徒也有鄙視豬的習慣，未知國人以有色眼鏡看待豬，是否受了外來的影響）。這個敝國獨有的現象，實在有點令人費解。

反觀西方社會，有句不知出處的俚語說：接觸過的人越多，人會越喜歡狗。人類養狗作為寵物雖然源遠流長，但近年的趨勢是，狗的價值有時比人更高。像電影《孖展風雲》裏，投行經理一方面每天花費數千美元，為患上絕症的愛犬延命，另一方面看見一群群被裁減的員工抬着紙皮箱離開，竟有幸災樂禍之感。假使西方人願意把花在狗身上的錢，捐出來替第三世界扶貧的話，這想必是件萬民頌讚的美事吧。

東西文化各走極端，不算是什麼新鮮事。但筆者姑且將上述的發現引伸出去：沒有人類，寵物根本無法生存，故此在某程度上，寵物可算是處於弱勢的一群。看看兩種文化如何看待這個弱勢社群，或多或少可以反映他們的包容力。不說外地，單單看這個自稱是國際社會的香港，虐待流浪貓狗的事件，仍然偶有所聞；發生在鄰近地區的，更加連媒體也不會報導。拿這個發現跟西方那些動物權益運動相比，簡直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要麼你的權益受到侵犯，哪個世界會有能力保障你呢？

某程度上，以上現象展露了這些社會對暴力的麻木感；要麼連實際的暴力，也可以忍氣吞聲甚至暗中支持的話，言辭上的施暴，就更加不在話下。難怪活在此等社會的人，會想出特別多的花款方式去罵人。一個視罵人為家常便飯的國度，基本上不會鼓勵理性討論。在如斯氛圍下紮實的學術機構，在國際舞臺上能獲得多少的認受性，實在不言而諭。「孔和尚」的那番話，也許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蘆葦。

陳季冰的撰文提醒了讀者，敝國一位去世六十多年的改革先驅，現在依然長眠在香港仔的華人永遠墳場。當我們目睹內地稍為有經濟實力的尖子學生，都希望來港讀大學時，也許蔡先生在九泉之下，也寧可把自己的遺骨留在「孔和尚」言下的走狗之地，也不願返回自己一手領導過的學府安葬。

是理想，還是空想？

這就是文化危機，資本主義帶來的文化危機。我們活在其中，束手無策。要走出這個歷史的怪圈，也許要回到它的起點，重新審視「自由」和「人權」。不弄清這兩個概念，資本主義就如脫韁之馬。我認為必須重解和確解這兩個概念，時代纔有新精神。 （霍韜晦 ，刊於《信報》 ，２０１２年１月７日）

近年，每逢金融市場大幅波動，令眾人的財富在瞬間化為烏有之時，總有一班衛道之仕站出來，把資本主義批評到體無完膚。在他們的眼中，市場的參與者唯利是圖，妄顧道德倫理，把世界變成一個殺戮戰場；要扭轉這個局面，必須要樹立一個強大的建制（可以是政府、政黨以至宗教團體）來主持大局，並充當道德的楷模，好讓大家跟隨云云。

深受儒學薰陶的霍大師，有這樣的慨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孔夫子筆下那個大同或小康社會，要麼真的能夠實現得到的話，那為何由春秋戰國至今的近三千年間，我們找不到任何成功實行的例子呢 ？說白一點， 到底這是理想還是空想，各位都心裏有數吧！

當然，這個現象並非只是儒學獨有的。不管今中外，有無數的思想家，提出了各式各樣建立理想社會的理念；最終有多少套能持久推行，實在無需多言。也許，閣下會覺得這些思想家不吃人間煙火，才令這些理念與現實脫節。筆者才疏學淺，無法就這琳琳種種的理念的好與壞逐一評論；然而，在這些理念的背後，似乎存在着一項共同的假設。

這個假設就是，任何個人無法解決的問題，都可以透過建構某些制度來化解；這些制度，不外乎牽涉政治、經濟、教育、宗教等的範疇。久而久之，大家對制度就會產生依靠，行事變得越來越不靈活。不要誤會，筆者不是籍此批評「制度」，只是希望點出，「制度」作為一種工具，管我們想起如何周詳，亦難以避免某些局限；環觀人類歷史，相關例子實在太多，無法盡錄。如是者，無論奉行的是資本還是社會主義、西方耶教還是伊斯蘭教、孔子的大同小康還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冀望它們能帶領我們建立理想社會，最終只會變得空想。

來了這裏，讀者也許會有點微言：以上的見解，說白點只是老生常談；撇除那些從象牙塔產生出來的理念，我們這個世界仍然是由大大小小不盡完善的制度支配着。閣下貿貿然提出這些質疑，實在有點兒不切實際。

筆者明白，對大部份人來說，以上的立論看起來像是痴人說夢。但即使再好的制度，也難免把我們的思想局限起來；面對着多變的時局， 懂得如何靈活善用制度，比起尋求完美無瑕的制度更為可貴。有趣的是，要判斷何謂之善，我們已幾乎跳出了制度的框框了。

當然，你的善不等於我的善，要達到每個人都有裨益，我們必須要追求公眾的善；然而許多時侯，一些有權有勢的人，或是自命聰明不凡之仕，往往會以為自己的想法就代表了公眾之善，一旦談不攏就各行各路，甚至互相指罵。要尋求公眾之善，沒有公眾的參與是不能成事的；但假使大家都只是一味把一堆冠冕堂皇卻又虛無飄渺的口號枱出來，最終也只會變成假大空。要杜絕這個情況，我們唯有建立一個鼓勵眾人誠實的氣氛，並以平等與包容的態度看待各種不同的聲音，籍以達成共識。以這種方式得出來的善，過程既費時又吃力，結果又不如理想家的那般高尚，但有能力達到的人數卻是最多的。

平心而論，在人類社會近六千年的歷史裏，能夠以這種方法解決問題的次數，幾乎是屈指可數。美利堅立國前舉行的憲法會議，雖算不上是個上佳的例子，卻證明了筆者的想法並不是完全無可能的。問題是， 在當前的危機下，不同階層的人到底會選擇平心靜氣地談判 ，還是繼續各說各呢？

「着數」，真的毫無代價嗎？

近年，每逢上班日的早上，在各個鐵路站的出口，總會出現一個怪現象：穿着五顏六色制度的女士，向途人派發各式各樣的免費報紙；而在她們旁邊則有無數的老人家，希望你把看完了的免費報紙贈送給他們，皆因它們回收有價。如是者，在上班的繁忙時間，車站出口變得異常地擠迫，對不少人來說，這是一種無謂的滋擾。

筆者不禁疑問，當相關報社的職工，一方面每天不懈工作去製作報紙的內容，另一方面卻目睹自己的成果被極速送往回收商時，心裏會有什麼感受。當然，不少圈內人早已看化了，但只要你的感覺仍未完全麻木的話，或多或少也會感到洩氣。

無可否認，免費報紙是平民百姓的恩物，但對辦報人來說，這也許是惡夢的開始：不管報紙收費與否，其經營的成本確實不菲；要麼用家不願付鈔，除了把一大堆廣告塞進篇幅，以求增加收入之外，報社唯有將貨就價，縮減編採新聞的成本。這對新聞的質素是好是壞，實在不言而喻。

當然，在市場經濟之下，有什麼樣的讀者，自然有什麼樣的報紙。從以上的觀察，讓我們窺視這個城市的一些怪現象。

站在公眾的立場看，一份自己無需任何付出的免費報紙，是一種甜頭；用地道的粵語說，是一種「着數」。一聽見「着數」二字，不少香港人會格外眉飛色舞，坦白點說，這是貪少便宜的舉動。然而仔細想想，報紙作為媒體，最終受惠的應該是普羅大眾，而非廣告客戶；要麼公眾寧可取得「着數」，也拒絕掏錢購買更高質素的報導，我們不是有理由推測，港人對新聞報導的質素根本不甚講究嗎？這種經營環境，對新聞自由到底是好是壞，實在無需多談；而港人對這個核心價值，在骨子裏有多重視，實在很有參考價值。

寬一點看， 這種追求「着數」的文化，漸漸左右着香港的政治環境。譬如說最近的區議會選舉，某政黨經常被指以「蛇齋餅粽」的策略招攬支持者。在批評這種行徑前，我們必需先想想：要麼選民不是貪圖「着數」的話，試問此等手法又能否奏效呢？進一步想，上至政府高層，下至黎民百姓，只要接受到一些小恩小惠，就能把更重要的大原則拋之腦後的話，他們會懂得在必要時站出來，挺身捍衛自由、民主、人權嗎？難怪筆者在兩年前開始，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感到悲觀；時至今日，筆者的立場仍然沒有改變。

不管中外古今，參與任何方式的交易，在獲得任何東西的同時，你或多或少都需要付出。根據以上的推論，我們還能天真地相信，取得「着數」之後我們就完全無需付出的嗎？要付出的代價，我們真的承受得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