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是，豐臣秀吉在一統天下之後，號召各領主組成軍隊遠征朝鮮，籍以耗盡他們的資源，鞏固自己權力。秀吉死後，軍隊被急召回國，戰事就此草草地結束。不少曾經為此出錢出力的領主，深感被豐臣政權出賣；這些不滿，把他們牽引到秀吉生前最懼怕的大名－德川家康的陣營內。親豐臣與親德川的勢力，不久便觸發一場史無前例的激戰。
交火前，兩派勢不兩立，沒有一方處於絕對優勢，各大小領主，實在難以決定效忠哪一方。說白一點，他們面臨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賭局：押錯注碼，賠下的將會是身家性命財產；但不下注的話，無異於提早舉手投降。就這樣，人性最殘酷、最醜惡的一面，赤裸裸地呈現在史書上。
把視線放回今天，刻下的這場選戰，雖未至於腥風血雨，卻肯定有山雨欲來之感。建制派中各人心裏的盤算，想必跟上述那些領主大同小異。相隔四個世紀，兩件截然不同之事竟然有共通之處，實在不可思議。
似乎，古代的領主與今天的選委與競選辦要員，都被一句四字真言咀咒：成王敗寇。失敗，往往代表着恥辱，會遭人冷待甚至嘲笑；這種人際間的壓迫感，一般人根本難以承受。那就奇怪了：為何經歷了那麼多年，大家依然不打算消滅這些壓迫呢？
任何現象之所以能出現，必然要有足夠的誘因來維持。在關原之戰中，親豐臣的西軍有將領陣前倒戈，令親德川的東軍取得天下。繼後，德川家康獲任命為征夷大将軍，從此君臨天下，指點江山；家族成員與東軍諸將，統統享盡榮華富貴，但這些獎賞，都是靠掠奪戰敗者的財產來支付。選戰過後，大家猜測勝方難免會搞所謂的親疏有別，暗地裏清算敗軍之師。說穿了，大家都想靠踐踏別人來抬高自己，為求得到這份殊榮，各方表面上是拼政網，實質上卻是拼拳頭。想到這裏，不禁令人不寒而慄。
話說回頭，關原之戰中，西軍有兩位統帥，毛利輝元被貶往現今山口縣的荻市，開設了長州藩；島津義弘幾乎壟斷日本的外貿活動，令德川顯得投鼠忌器，結果德川承諾不會重罰，島津家才願意投降。人道是，德川家康在臨終前，一直擔心身處薩摩的島津家最終會出亂子，因而要求後人，把自己的遺體面向西面埋葬。結果在兩個半世紀後，長州與薩摩藩的後人聯手，推翻了德川幕府，協助睦仁（明治）天皇維新。一場勝負完全逆轉的鬥爭，不知會不會在這裏重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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