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於被洗腦的香港人

在剛過去的書展，主辦人邀請了數位著名文人出席，其中一位，是資中筠先生。演講過後，台下有聽眾請她評論最近搞得全城鬧哄哄的國民「洗腦」教育。她笑着說：所謂的「洗腦」，只能在一個完全沒有新聞自由、人民被禁止遷徙、言論被徹底監控的環境才能成事。莫說是香港，即使是內地也沒可能成功。

該次座談，筆者沒有參加，以上內容，來自友人轉述。先生博學多才，固然可以很客觀地分析問題。然而，事情是否真的這樣簡單呢？

看看日本，民眾普遍對戰爭責任的認識，已成功地被建制「洗腦」了。雖則他們不像那些極端右翼團體那樣，反指美國故意誘使日本突襲珍珠港，但大多對當年日軍做過的種種暴行一知半解，更遑論把相關史實好好保存與公開，作為告誠後輩不要重蹈覆轍之用。在一個資訊流通完全自由之地，也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況，更加不可想像。

也許，我們應該反省一下，是什麼因素，令「洗腦」工程可以成事呢？

顧名思義，「洗腦」就是對別人灌輸一些虛話或假話，務求令他們不懂分青紅皂白，把它們信以為真。然而，某些陌生事孰真孰假，最終都是由個人意願主宰。換言之，只要這些事合符你的意願，即使周圍的人都認為是假的，你也會傾向相信它們。

站在搞「國民教育」的班子來看，他們弄的這套教材，無非志在希望學生相信，現世的執政團隊能領導國民，建立一個強大昌盛的祖國。為此目標，我們必須要歸順於該團隊；而為求對外顯示團結的形象，大家最好做多點忍惡揚善之舉云云。

不容否認，在現實中確實有人真心相信這個願景，而非收了什麼利益，胡亂說些連自己都半信半疑的話。以上的心態，代表着對一位無所不能的統治者的渴望。但莫說香港，就連在自小就要上政治課的內地學生當中，找出有此理想的人是易是難，實在無需多說。難怪教材公開不久，馬上惹來激烈的回嚮。

然而那一邊廂，那些所謂的反對者，心想的到底又是什麼呢？

月初，筆者談過七一遊行中爆光率最高的「標語」，是舊時的港英政府旗幟。這彷彿告訴全世界，只要統治者稍為做得像樣一點，港人實在不介意（甚至樂於）把治權拱手相讓。說白一點，這些人所渴望的，豈不正正就是無所不能的統治者嗎？為求吹捧昔日的政權，他們不就是把當年的惡行忘記得一乾二淨嗎？說穿了，要洗香港人的腦，簡直是易如反掌，當今的政權只是未能從英國人身上學會箇中精髓，才弄得如此下場而已。

要對抗洗腦的誘惑，我們必須要保持清醒，不再對任何強權存有絲毫幻想。奈何的是，只要強權懂得釋出少許利益，港人隨即又會故態復萌。眼見這個形勢，我們能不說港人根本是甘於被洗腦嗎？

比貪污更可怕的東西

最近，兩宗矚目的案件，令廉署成為新聞焦點。誰是誰非，在法庭內自然會水落石出，無需外界多加評論。事件曝光後，坊間不少輿論慨嘆，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廉潔形象，最終被那些人毁於一旦。

眾所周知，廉署是前殖民地政府於１９７４年成立，專門整治貪污的機關。年初，筆者曾以英語行文，對於昔日的英國人明知行政機關的貪污由來已久，卻要等到該年才成立廉署，感到大惑不解。然而，最近仔細一想，在英國人的祖家要查貪污案，根本無需開設一個完全獨立於其他執法部門，直接向地區首長匯報的機構。不難想像，當時的港英政府在非常時期之下，一時之間無法應對，才決心採取非常手段。

三十多年過去，非常態變成了常態。換個角度看，香港人之所以把肅貪倡廉視為核心價值，不就是側面反映了，導致貪污的種種誘因，到今天仍然存在？

要杜絕貪污，我們不能不先瞭解它的特徵。

貪污要成事，至少要有兩組人參與：行賄者把某些利益，輸送到受賄者，以換取對方提供的另一些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兩方是你情我願的。

但有時候，可以是你情我不願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所謂的掩口費了：收款的一方，可能只是為勢所迫而已。筆者有位長輩，有一位在六十年代當公職的朋友；某日，他在辦公桌的抽屜裏，發現一大疊鈔票，問了所有的人，也無法知悉鈔票的來歷。他深知收了這筆錢，代表自己要怎樣做，但他又拒絕同流合污；最後，唯有把錢捐給自己的教會，讓自己安心。

驟眼看，貪污不過是一宗換取服務的交易。哪它跟我們平日的商業活動，有什麼分別呢？

普通的情況下，我完成一宗交易，是不會也不能妨礙你以相近（縱使未能相同）的代價，參與相同的交易。但貪污就不同了：我賄賂的目的，就是要令你吃虧，而我為求保障一己之利，必然用盡方法阻止你參與這次買賣。

以上述定義衡量，我們不難發現，即使是法制健全的地區，貪污案件仍然偶有發生。但在這些地方，貪污是非常態的交易；它的出現，無礙法制本身的運作。然而，當非常態變成常態時，麻煩就來了。

返回上面列舉的兩種賄賂情況，可以簡單地作個歸納：前者是利誘，後者是威逼。引伸這個思維，我們不難想像，某個社會的貪污越嚴重，人會越傾向以利誘或威逼去處理事情。民眾間一旦發生衝突，各方會選擇以理性討論，編製一個大家都心悅誠服的方案，抑或只會以利益與恐嚇，拉攏別人去支持自己和打擊對手，實在不言而喻。

說穿了，威逼利誘所能牽動的，僅僅是我們的生存本能而已；莫說是人類，就連動物都會為之所動。問題是，假使整個群體，只能夠靠這種動物性，才可推動社會前進的話，大家還會有時問與興趣，跟你談什麼自由、人權、法治嗎？屆時社會將會是人間樂土，還是修羅場呢？

回頭一想，某些地方之所以貪污猖獗，也許就是以上的行為傾向所導致的後果。港英政權之所以整治貪污成功，除了完善的法制外，更重要的是教導港人擺脫上述那種動物性，試圖把貪污的誘因連根拔起。在彼岸那個越反越貪的社會，到底要到了哪個時侯，才知道繼續以威逼與利誘來獲得認同，只會令事情越弄越糟呢？

指揮棒與和諧社會

和諧唔係一百個人講同一說話，和諧係一百個人有一百句唔同說話之餘，而又互相尊重。
節錄自電視劇《天與地》大結局

身為愛好古典樂曲之人，筆者聽過管弦樂作品多不勝數。演奏的樂團有大有小，每位樂手都有各自的職能，在指揮的協調之下，樂曲才會動聽。我們的詞彙，稱呼這種狀態為「和諧」。

人道是，地球上最龐大的執政黨，其領導階層把以上的概念引伸：黨就像指揮，百姓就像樂手；每人各安其份，在由指揮引導的主旋律下，合奏出和平掘起的偉大樂章云云。眾所周知，這就是所謂的「和諧社會」。

按這種類比推想，我們不難理解身為資深音樂人的大指揮，會對近日連串警民衝突有所微言。平心而論，大指揮沒有反對遊行示威，只是對其中某些過激行為表示擔憂，並無一竹竿打一船人之嫌。外間對她的批評，有部份或許已到了上綱上線的地步。

當然，大指揮的論點仍有值得商搉之處；筆者即管從音樂的角度出發，點出「和諧社會」的構想存在什麼謬誤。

在樂團內，不管是拉小提琴的還是吹巴松管的，都有共同的目標，就是依據指揮的意思，把自己部份的樂章奏好。假使他們有爭執，指揮有責任加以制止；必要時，更可以把肇事者辭退。但同一套邏輯，來到現實世界，根本是另一回事：張三與李四的人生目標，不單止可以不一樣，有時甚至會有矛盾。為政者假使與指揮的思維一致，硬要把大家拉在一起，甚至懲罰不願遵從的人的話，得出來的到底會是「和諧」還是「河蟹」，實在無用多說。

好了，就當爭議都給放下了吧！但指揮的權力，只會局限在演奏廳內。散場之後，你可以到夜場花天走地，我則可以回家相夫教子，指揮根本無從干涉。說白一點，所謂的「和諧」，只能在特定的時空出現，其餘時間，大家都只會各顧各；連這一點都弄不清的人，對「和諧」的意義到底明不明白，又是不言而喻。

又或者，你跟指揮意見不合，揮袖而去。所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你夠本領的話，大可以找其他樂團落班，甚至乾脆轉玩不同類型的音樂。屆時，你有你奏古典樂，我有我奏爵士樂，他有他奏搖滾樂，只要不干擾其他人，各人都可自得其樂，何壞之有？然而，那些提倡所謂「和諧社會」的人心裏想的，究竟是容許不同意見各自發聲，還是強行全部人服從單一的指揮，來個和諧大合奏，更是心照不宣。

來到這裏，不禁想起《天與地》大結局裏關於和諧的金句；諷刺的是，那個事事講求和諧的國度，把這劇集跟金句都河蟹掉。不管那句是對是錯，要麼連彈第一個音符都遭到打壓的話，我們還剩下什麼諧可以和呢？

港人討厭治港？

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回憶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功課完後，每出外遊行，見本港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比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由此可想到香港地方與內地之比較，因為香港地方開埠不過七八十年，而內地已數千年，何以香港歸英國掌管，即佈置如許妥當，因是返香山與父老斟酌，各父老莫不謂然。
孫文，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０日在香港大學大學堂（今陸佑堂）的演說

據筆者粗略估計，本年度七一遊行期間，爆光率最高的「標語」，不是什麼「某某下台」、「落實普選」抑或「哀悼旺陽」，而是一面藍色的旗幟，左上角印有英國國旗，右下方則有由代表英國的獅子與中國的龍構成的徽號。沒錯，這就是沿用至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英屬香港的旗幟。

在旗幟上，沒有半句文字，舉起它的人，也不會高叫相關的口號。但它背後的意義，比起其他標語來得更強烈、更發人深省。

筆者推測，這班人抱怨現今的統治階層，漸漸背棄了昔日殖民地時代的那套「核心價值」，於是乎便借用這面已經不再使用的旗幟，作為無聲的抗議。

假使以上的推論屬實，這確實是令人擔憂的；但筆者以下的觀點，跟坊間的很不一樣。

旗幟左上角那個小小的米字旗，清楚地顯示了一個政治現實：全靠這個特殊身份，香港才能免於近代中國的種種苦難，並誕生一套令其他華人欣羨的「核心價值」。反過來想想，假使從頭到尾，這裏都不是殖民地的話，這套「核心價值」還可能存在嗎？難道單憑國人的力量，就無法成就「核心價值」嗎？話到底，所謂的「核心價值」，由始至終都只是由別人賜給我們適當的環境，才有可能開花結果。昔日的環境一去不返，「核心價值」因水土不服而受到摧殘；換個角度看，也許反而是理所當然的。

好了，就當他們能達成夙願，英國人果真回來治港吧！屆時，想必有不少人會為此振臂高呼，並齊說 God save our Queen 吧！說白一點，這班人不過是想找回昔日的靠山，並好好的服從和事奉它，以建立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另一邊廂，他們討厭的那群建制中人，除了找來一個截然不同的靠山之外，心態卻是幾乎完全一樣。說穿了，實情雙方為求排難解憂，連管治之權也不介意拱手相讓，至於政制是否保障民主自由，也變得是次要。試問連求諸己的責任感也欠奉，所謂「港人治港」的目標能不淪為空談嗎？

當年孫文在港大的發言，是他在求學時期對「核心價值」的體會；奈何的是，即使是學貫中西的革命先鋒，亦未能察覺到國人慣於服從權威的特性。八十九年過去，這是否反證了國人在治國的思維上，根本毫無進步過？

各走極端，後果堪虞

「這是最好的時候，這是最壞的時候。」這句出自狄更斯名著《雙城記》的句語，由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先生，在宣讀２００３－０４年度財政預算案時，在引言中引用過。

在說這番話時，大概司長不會預視到，數月後爆發的７１大遊行，會導致到自己要鞠躬下台。猶記得，遊行前數週，縱使坊間已有山雨欲來之感，但負責為政府出謀獻策的中央政策組，其首席顧問竟然預計，只會有數萬人參與遊行。九年過去，他仍然人在其位，局外人一看，實在感到不可思議。

闊一點看，低下階層訴說不滿，不論古今中外都時有發生；統治階層如何應對，成為了量度施政表現的寒暑表；應對要洽當，必先要準確地體察民情。單從上述估計遊行人仕一事，不難反映管治班子在這方面的水平。

事隔九年，參與７１遊行的人數雖則沒有當初那樣多，卻也沒有顯著地減少。這種情況彷彿告訴大家，遊行就是民眾向當局發聲，要求改變決策的最後希望。當一個政府非要等到民怨如此沸騰之時，才勉強推些措施補救的話，它在民眾以至國際間的聲譽是高是低，實在不言而喻。

更糟的是，當遊行示威爭取訴求由非常態變為常態時，人們便會有錯覺，以為除非自己的聲音更大，行為更激烈，否則休想獲得當局回應。而當局為求穩著局面，又要採取更嚴厲的措施防犯。長此下去，各方無法有效溝通，只懂各說各話，無需理會對方的想法，甚至各走極端，最終形成惡性循環，令一切理性討論都陷於停頓。

眾所周知，《雙城記》的故事背景，是法國大革命前後的巴黎與倫敦。革命的導火線，是國王召開的全國三級會議中，佔多數的平民階層代表，被少數的貴族與僧侶代表任由宰割，因而集體離場，自行成立全國議會，並訂立《網球場宣言》。兩個半世紀過後，司長借這段歷史來比喻當前形勢，也許真的有着無心插柳的先見之明。問題是，繼後發生的血腥革命與恐佈統治，是我們願意看見的嗎？不想的話，我們會選擇彼此行一步，打破面前的僵局，還是繼續爭持不下，讓社會的戾氣日益膨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