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廉署是前殖民地政府於１９７４年成立，專門整治貪污的機關。年初，筆者曾以英語行文，對於昔日的英國人明知行政機關的貪污由來已久，卻要等到該年才成立廉署，感到大惑不解。然而，最近仔細一想，在英國人的祖家要查貪污案，根本無需開設一個完全獨立於其他執法部門，直接向地區首長匯報的機構。不難想像，當時的港英政府在非常時期之下，一時之間無法應對，才決心採取非常手段。
三十多年過去，非常態變成了常態。換個角度看，香港人之所以把肅貪倡廉視為核心價值，不就是側面反映了，導致貪污的種種誘因，到今天仍然存在？
要杜絕貪污，我們不能不先瞭解它的特徵。
貪污要成事，至少要有兩組人參與：行賄者把某些利益，輸送到受賄者，以換取對方提供的另一些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兩方是你情我願的。
但有時候，可以是你情我不願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所謂的掩口費了：收款的一方，可能只是為勢所迫而已。筆者有位長輩，有一位在六十年代當公職的朋友；某日，他在辦公桌的抽屜裏，發現一大疊鈔票，問了所有的人，也無法知悉鈔票的來歷。他深知收了這筆錢，代表自己要怎樣做，但他又拒絕同流合污；最後，唯有把錢捐給自己的教會，讓自己安心。
驟眼看，貪污不過是一宗換取服務的交易。哪它跟我們平日的商業活動，有什麼分別呢？
普通的情況下，我完成一宗交易，是不會也不能妨礙你以相近（縱使未能相同）的代價，參與相同的交易。但貪污就不同了：我賄賂的目的，就是要令你吃虧，而我為求保障一己之利，必然用盡方法阻止你參與這次買賣。
以上述定義衡量，我們不難發現，即使是法制健全的地區，貪污案件仍然偶有發生。但在這些地方，貪污是非常態的交易；它的出現，無礙法制本身的運作。然而，當非常態變成常態時，麻煩就來了。
返回上面列舉的兩種賄賂情況，可以簡單地作個歸納：前者是利誘，後者是威逼。引伸這個思維，我們不難想像，某個社會的貪污越嚴重，人會越傾向以利誘或威逼去處理事情。民眾間一旦發生衝突，各方會選擇以理性討論，編製一個大家都心悅誠服的方案，抑或只會以利益與恐嚇，拉攏別人去支持自己和打擊對手，實在不言而喻。
說穿了，威逼利誘所能牽動的，僅僅是我們的生存本能而已；莫說是人類，就連動物都會為之所動。問題是，假使整個群體，只能夠靠這種動物性，才可推動社會前進的話，大家還會有時問與興趣，跟你談什麼自由、人權、法治嗎？屆時社會將會是人間樂土，還是修羅場呢？
回頭一想，某些地方之所以貪污猖獗，也許就是以上的行為傾向所導致的後果。港英政權之所以整治貪污成功，除了完善的法制外，更重要的是教導港人擺脫上述那種動物性，試圖把貪污的誘因連根拔起。在彼岸那個越反越貪的社會，到底要到了哪個時侯，才知道繼續以威逼與利誘來獲得認同，只會令事情越弄越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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