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說這番話時，大概司長不會預視到，數月後爆發的７１大遊行，會導致到自己要鞠躬下台。猶記得，遊行前數週，縱使坊間已有山雨欲來之感，但負責為政府出謀獻策的中央政策組，其首席顧問竟然預計，只會有數萬人參與遊行。九年過去，他仍然人在其位，局外人一看，實在感到不可思議。
闊一點看，低下階層訴說不滿，不論古今中外都時有發生；統治階層如何應對，成為了量度施政表現的寒暑表；應對要洽當，必先要準確地體察民情。單從上述估計遊行人仕一事，不難反映管治班子在這方面的水平。
事隔九年，參與７１遊行的人數雖則沒有當初那樣多，卻也沒有顯著地減少。這種情況彷彿告訴大家，遊行就是民眾向當局發聲，要求改變決策的最後希望。當一個政府非要等到民怨如此沸騰之時，才勉強推些措施補救的話，它在民眾以至國際間的聲譽是高是低，實在不言而喻。
更糟的是，當遊行示威爭取訴求由非常態變為常態時，人們便會有錯覺，以為除非自己的聲音更大，行為更激烈，否則休想獲得當局回應。而當局為求穩著局面，又要採取更嚴厲的措施防犯。長此下去，各方無法有效溝通，只懂各說各話，無需理會對方的想法，甚至各走極端，最終形成惡性循環，令一切理性討論都陷於停頓。
眾所周知，《雙城記》的故事背景，是法國大革命前後的巴黎與倫敦。革命的導火線，是國王召開的全國三級會議中，佔多數的平民階層代表，被少數的貴族與僧侶代表任由宰割，因而集體離場，自行成立全國議會，並訂立《網球場宣言》。兩個半世紀過後，司長借這段歷史來比喻當前形勢，也許真的有着無心插柳的先見之明。問題是，繼後發生的血腥革命與恐佈統治，是我們願意看見的嗎？不想的話，我們會選擇彼此行一步，打破面前的僵局，還是繼續爭持不下，讓社會的戾氣日益膨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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