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這個月，美國因應日本拒絕接納樸次坦宣言，向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日本其後稱降，二次大戰亦隨之結束；自此，新的世界秩序開始形成，直到今時今日，影響力仍然深遠。近月，在日本的傳統媒體，陸續有相關的報導，有昔日老兵的專訪，也有戰後一代訴說對和平的渴望。但他們談來談去，似乎有某些話題，至今仍未被觸及的；近年在港上映過的兩套日本電影，可作為窗戶讓我們透視。
這兩套電影，同樣以二次大戰為題，首先是由一位無名卒的事跡開始的《永遠的０》，繼而是講述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生平的《山本五十六》。兩部電影雖則取村各異，卻不約而同地有兩個共通點：電影中描述的「戰爭」，指的是「太平洋戰爭」，是由偷襲珍珠港開始的；但至於在此之前發生了什麼事情，電影幾乎隻字不提。另外，即使大部分故事在日本以外發生，但在電影中出現的外國人，可謂寥寥可數。這給像筆者那樣的「外人」的印象是，日本人對開戰時外國人的際遇，似乎不太關心；白一點說，就是對當年的戰爭罪行加以隱瞞。拿着這兩項發現，大概可以對現實的情況有個合理的解釋。
年初，由宮內廳花了近四分一世紀監修的《昭和天皇實錄》開始出版，共有十九部，現時只出了兩部。在此之前，寫下獲獎著作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的 Herbert P. Bix 教授在《紐約時報》撰文，指自己曾被獲邀參與此項工作，並可觀看原始史料。此等良機，理應是每個學者都夢寐以求；但當教授知道，對方要自己承諾，不可談論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時，他便婉拒了邀請。教授引述去年十月號的《文藝春秋》雜誌，報導三位看過這部實錄的作者，都異口同聲地指內容有顯著的遺漏與修正；例如裕仁天皇與麥克亞瑟將軍曾會面多達十一次，但實錄僅記載了頭一次。簡而言之，整部實錄可謂避重就輕，對還原歷史真相的幫助是大是小，自然不言而喻。
誰對誰錯，留待專家們說過清楚好了；但從上述的觀眾，我們不難看得出某種對待歷史的態度。人道是：歷史是由勝利者寫成的，當權者以篡改歷史來彰顯成就，不管東西文化都時有發生。但隨着科技進步，要證明某些事情的真偽，已經不是難事。然而，有再好的工具，要麼大家都沒打算用的話，一切都是徒然的；當大家都沒打算追尋真相的話，歷史就會被扭曲和誤解。這一點，不止是日本，一眾東方文明的國度，或多或少都在做相同的東西。或許，所謂「成王敗寇」，從古至今都是他們的核心價值，歷史於他們而言，不過是宣傳工具而已。如是者，祖先們犯下的錯誤，後人往往無法汲取箇中教訓，繼而重蹈覆轍。
一場大戰，不僅是無數血與淚的交織，更把人性最幽暗的一面赤裸裸地展露在世人眼前。後人回顧時，要麼試圖美化這些東西的人，對絕大多數的無辜死者到達是種尊重還是踐踏，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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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3日星期一
就連這種民主，他們也不接受。（再寫）
七月八日，筆者身在上海工幹，室外只有二十度左右，異常地涼快。吃過午飯，便坐車往機場，啟程回港；途中，拿起手機看財經新聞，方才知道滬港兩地股市都出現暴瀉。到達機場時，恆生指數更跌了二千點，實在令人咋舌。
自去年第四季開始，中港股市持續飈升，一時之間，內地可謂全民皆股。但好景只維持了半年，股價就猶如一架爬升得太快的飛機那樣，因為失速而下滑。人道是，是次大升市，單純是靠股民對國企改革、「一帶一路」、「互聯網＋」等的憧憬所推動，並非源自企業的盈利能力得到提升，在基本因素沒有顯著改善之下，跌市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
但眾所周知，主導內地股市的，並非經驗豐富的專業投資者，而是充滿羊群心態的散戶。由於缺乏相關的投資教育，他們往往只憑親朋戚友間傳來什麼似是而非的消息，就貿然買賣股票，加上「孖展」的槓杆效應，投資氣氛變得十分熾熱。可想而知，跌市一開始，他們定必會頓時感到手足無措，處理不當的話，肯定會人心惶惶，甚至會動搖公眾對為政者的信心。由此可知，當局近月連串的救市措施，實屬意料之內。
平心而論，政府在非常時期入市干預，不算什麼新鮮事；在官員心目中，那些趁市場混亂乘機取利的投機者，簡直是十惡不赦。但把淡友通通趕走之後，市況例必轉變為牛皮悶局，漸漸地，連正當的投資者也會感到乏味，不再加注，令市場流通量進一步萎縮。「暴力救市」的後果，就是令理性投資者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才會重返市場；令官員們最渴望出現的升市，亦會被迫推遲實現。
更甚的話，在跌市出現之後，官方媒體不斷散播，外圍故意造空的傳言；這個景象，跟兩年前筆者以相同題目寫成的的拙文，可謂大同小異。諷刺的是，在現屆領導班子上台初期，不斷強調「市場的歸市場」，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但經此一役，這句說話是否依然可信，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說穿了，當局這隻有形之手，由始至終都沒有放下來。
當年，筆者在收筆時是這樣寫的：「金融市場的表現，可以說是投資者的信任投票；換言之，各地市場的競逐，跟一場選戰可謂大同小異。股價的升與跌，跟政壇上各黨派的起與落亦是分別不大。但上述官媒的反應，活像那些選舉失利後不服氣的侯選人那樣；說穿了，這根本是輸打贏要。」兩年過去，這個推論是否仍然有效，實在不言而諭。這次救市行動，已經徹底向世人展示，為求達到理想的賽果，北大人可以不擇手段，甚至可以叫球證落場參戰。要麼連經濟上的民主，他們也不能接受的話，其他領域的情況是好是壞，應該無需筆者多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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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第四季開始，中港股市持續飈升，一時之間，內地可謂全民皆股。但好景只維持了半年，股價就猶如一架爬升得太快的飛機那樣，因為失速而下滑。人道是，是次大升市，單純是靠股民對國企改革、「一帶一路」、「互聯網＋」等的憧憬所推動，並非源自企業的盈利能力得到提升，在基本因素沒有顯著改善之下，跌市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
但眾所周知，主導內地股市的，並非經驗豐富的專業投資者，而是充滿羊群心態的散戶。由於缺乏相關的投資教育，他們往往只憑親朋戚友間傳來什麼似是而非的消息，就貿然買賣股票，加上「孖展」的槓杆效應，投資氣氛變得十分熾熱。可想而知，跌市一開始，他們定必會頓時感到手足無措，處理不當的話，肯定會人心惶惶，甚至會動搖公眾對為政者的信心。由此可知，當局近月連串的救市措施，實屬意料之內。
平心而論，政府在非常時期入市干預，不算什麼新鮮事；在官員心目中，那些趁市場混亂乘機取利的投機者，簡直是十惡不赦。但把淡友通通趕走之後，市況例必轉變為牛皮悶局，漸漸地，連正當的投資者也會感到乏味，不再加注，令市場流通量進一步萎縮。「暴力救市」的後果，就是令理性投資者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才會重返市場；令官員們最渴望出現的升市，亦會被迫推遲實現。
更甚的話，在跌市出現之後，官方媒體不斷散播，外圍故意造空的傳言；這個景象，跟兩年前筆者以相同題目寫成的的拙文，可謂大同小異。諷刺的是，在現屆領導班子上台初期，不斷強調「市場的歸市場」，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但經此一役，這句說話是否依然可信，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說穿了，當局這隻有形之手，由始至終都沒有放下來。
當年，筆者在收筆時是這樣寫的：「金融市場的表現，可以說是投資者的信任投票；換言之，各地市場的競逐，跟一場選戰可謂大同小異。股價的升與跌，跟政壇上各黨派的起與落亦是分別不大。但上述官媒的反應，活像那些選舉失利後不服氣的侯選人那樣；說穿了，這根本是輸打贏要。」兩年過去，這個推論是否仍然有效，實在不言而諭。這次救市行動，已經徹底向世人展示，為求達到理想的賽果，北大人可以不擇手段，甚至可以叫球證落場參戰。要麼連經濟上的民主，他們也不能接受的話，其他領域的情況是好是壞，應該無需筆者多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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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9日星期一
來生要做日本人？
「要麼事情發生在歐美民主國家的話，肯定震動全國：執政聯盟就着電視節目的內容，傳召電視台高層閉門質詢。當權者露骨地干預言論與表達自由，理應是一次動搖管治根基的事件。」在日本幾乎無人不曉的時事評論員池上彰，在４月２４日《朝日新聞》的專欄上，以此為開端。事件主角，分別是執政的自民黨，及日本放送協會（ＮＨＫ）和朝日電視（テレビ朝日）兩台的高層。接下來，筆者將集中描述涉及後者的事件。
每逢周日（一至五）晚上，朝日電視都會有新聞節目《報道 Station（報道ステーション）》，除了報新聞外，還會邀請類似池上彰的評論員，深入分析時事；３月２７日晚上的嘉賓，是通產省前官僚古賀茂明。原本，節目安排他講解也門政變後、沙特阿拉伯空襲該國的事件；但他一開始說話，便向觀眾宣佈，受到電視台主席的壓力，當晚將是自己最後一次亮相節目；古賀還把茅頭，指向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一般相信，事件起因是１月１３日晚上的節目，古賀看見眾多國人高舉「我是健二 (I am Kenji)」的標語，對在敍利亞被挾持的記者後藤健二表示支持，就這樣說：「多虧安倍首相，令外地人漸漸認為日本跟英美兩國無異。換了是我，我會舉起『我不是安倍 (I am not Abe)』的標語，表明自己立場跟政府不同，希望向伊斯蘭諸國示好。」在三月的節目內，古賀果真在攝影機前，展示 I am not Abe 的標語。
隨後，古賀在《紐約時報》撰文，除了執政聯盟的手法，他亦批評兩家電視台對當權者就範。他繼而向不熟悉日本國情的外國讀者指出，當地傳媒一向沒有歐美同業那般，享有編輯自主，管理層對新聞節目內容說三道四，可謂家常便飯。此外，政府各部門，通常只會向主要媒體放風（當地術語，稱之謂「記者俱樂部」），記者與編輯為求飯碗，寧願幫官員當傳聲筒，也不敢寫一些可能會開罪他們的報導。如是者，一股自我審查的氣氛，就在媒體間形成；難怪據「無國界記者」的調查，日本在新聞自由度的排名近年持續下滑。
還記得，去年在港上映的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飾演記者的玉木宏，質問飾演編輯的香川照之：「記者的職責，不就是向公眾報導真相嗎？」皆因前者發現，官方發佈戰況訊息時，「轉進」一詞出現得愈來愈頻繁。表面上，這代表軍隊完成某地域的戰鬥，繼而推進戰線；但玉木宏一直懷疑，這根本是軍方有意掩飾自己節節敗退的「語言偽術」。當身邊其他人都覺得在非常時期、切忌有影響軍心之舉時，他頓時感到，以往的理想都破滅了。故事雖屬虛構，但也跟上述的實況大同小異。
最近，曾旅居日本的電台主持健吾，出了一本名為《來生要做日本人》的書。坦白說，這類為求在書展時搶佔話題的書，不會是筆者的那杯茶；但這個標題，確實說中了某些人的渴望。在表面上，他們的生活方式，簡直令人夢寐以求；但傳統智慧告訴我們，一切過份美好的東西都不能盡信，細心點看的話，自然會洞悉到，家家有本難諗的經。俗話有云：世間沒有免費午餐；假若眼前這套令人羨慕的一切，是要靠放棄表達自由來換取的話，筆者唯有說，某些基本的原則與信念，自己從來沒打算超越。單純吃喝玩樂的話，筆者絕不介意；但要到他國生活，筆者的想法會截然不同。
每逢周日（一至五）晚上，朝日電視都會有新聞節目《報道 Station（報道ステーション）》，除了報新聞外，還會邀請類似池上彰的評論員，深入分析時事；３月２７日晚上的嘉賓，是通產省前官僚古賀茂明。原本，節目安排他講解也門政變後、沙特阿拉伯空襲該國的事件；但他一開始說話，便向觀眾宣佈，受到電視台主席的壓力，當晚將是自己最後一次亮相節目；古賀還把茅頭，指向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一般相信，事件起因是１月１３日晚上的節目，古賀看見眾多國人高舉「我是健二 (I am Kenji)」的標語，對在敍利亞被挾持的記者後藤健二表示支持，就這樣說：「多虧安倍首相，令外地人漸漸認為日本跟英美兩國無異。換了是我，我會舉起『我不是安倍 (I am not Abe)』的標語，表明自己立場跟政府不同，希望向伊斯蘭諸國示好。」在三月的節目內，古賀果真在攝影機前，展示 I am not Abe 的標語。
隨後，古賀在《紐約時報》撰文，除了執政聯盟的手法，他亦批評兩家電視台對當權者就範。他繼而向不熟悉日本國情的外國讀者指出，當地傳媒一向沒有歐美同業那般，享有編輯自主，管理層對新聞節目內容說三道四，可謂家常便飯。此外，政府各部門，通常只會向主要媒體放風（當地術語，稱之謂「記者俱樂部」），記者與編輯為求飯碗，寧願幫官員當傳聲筒，也不敢寫一些可能會開罪他們的報導。如是者，一股自我審查的氣氛，就在媒體間形成；難怪據「無國界記者」的調查，日本在新聞自由度的排名近年持續下滑。
還記得，去年在港上映的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飾演記者的玉木宏，質問飾演編輯的香川照之：「記者的職責，不就是向公眾報導真相嗎？」皆因前者發現，官方發佈戰況訊息時，「轉進」一詞出現得愈來愈頻繁。表面上，這代表軍隊完成某地域的戰鬥，繼而推進戰線；但玉木宏一直懷疑，這根本是軍方有意掩飾自己節節敗退的「語言偽術」。當身邊其他人都覺得在非常時期、切忌有影響軍心之舉時，他頓時感到，以往的理想都破滅了。故事雖屬虛構，但也跟上述的實況大同小異。
最近，曾旅居日本的電台主持健吾，出了一本名為《來生要做日本人》的書。坦白說，這類為求在書展時搶佔話題的書，不會是筆者的那杯茶；但這個標題，確實說中了某些人的渴望。在表面上，他們的生活方式，簡直令人夢寐以求；但傳統智慧告訴我們，一切過份美好的東西都不能盡信，細心點看的話，自然會洞悉到，家家有本難諗的經。俗話有云：世間沒有免費午餐；假若眼前這套令人羨慕的一切，是要靠放棄表達自由來換取的話，筆者唯有說，某些基本的原則與信念，自己從來沒打算超越。單純吃喝玩樂的話，筆者絕不介意；但要到他國生活，筆者的想法會截然不同。
2015年6月10日星期三
漂移都市
年初，筆者獲邀出席一次財經會議。曾參與類似場合的讀者，或許會有這樣的經驗：不管是場內的演說對談，還是場外的寒暄閒聊，通常會以英語進行；來到近年，則多了一群操普通話、自成一角的來賓。反之，像筆者那些講粵語的人，被迫變成小數派。見慣大場面的，或許對以上的現象司空見慣；但仔細再想，難免有另一番感受。
畢竟，香港作為彈丸之地，要在環球金融市場脫穎而出，不能不跟各個經濟大國打交道，吸引他們來港投資。既然人家才是老闆，你要賺他們的錢，唯有按他們的一套去辦事。如是者，並非大部分港人母語的英文與普通話，幾乎是大家從小要訓練的重要謀生工具；此消彼長之下，粵語在眾人心目中的地位自然被下調。
另一邊廂，那些遠道而來打工的人，只有很少數會把香港視為自己的歸宿；觀乎筆者在會議上碰面的人，應該不會例外。近年，我們稱那些內地來港升學就業、卻未打算定居香港的人為「港漂」；但把這個概念引伸的話，昔日那些殖民地主人，亦算是「港漂」的一種。整個光景，彷彿告訴我們，在這裏土生土長的，向來都是被別人牽着鼻子走；更甚的是，那班近乎處於統治階層的人，一個不喜歡就可以收拾行李回祖家，完全無需對我們負上任何道義責任。
然而，即使明知對方並非完全守信用，但這個偽國際都會的人，除了自求多福之外，似乎就沒有其他法子扭轉乾坤。那些年，不少人因為主權的交替，寧可放棄高薪厚職，舉家移民（當年，少數財力豐厚的，可以只把妻兒送到外國）。今天，眼見老一輩人的擔憂即將全面實現，新一輪的移民潮亦已經興起。白一點說，勢色稍有不對，港人寧可作鳥獸散，也沒打算聯手應對，共同主宰自己命運。
把上述兩項觀察揍合起來，我們不難發現，由殖民地時代至今，統治者都是由外面「漂」進來、而市民則只會向着靠山「移」動。這兩股力量之根深蒂固，正好解釋為何所謂「港人治港」，到今天也仍只是空中樓閣。固然，有讀者會覺得，在經濟大國眼中，你極其量也僅是螻蟻；即使什麼民主自治都能有效實施，但要達到你的理想，恐怕只是一廂情願。這種見解，筆者認為無可厚非。但你肯付出半點負任的話，在別人面前，至少不會被任由宰割；否則，就會像當前那樣，變得無從招架。
人道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活在這裏的人，頂多抱着「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心態，務求賺了錢以後就離開，衣錦還鄉；直到暴動過後，「香港人」的概念才漸漸成形。經過數十年的種種風雨，到了今日，故態復萌的傾向似乎愈見明顯。在這個「漂」與「移」的氣氛籠罩下，是否不久以後，除了錢之外，大家都懶得關心身邊其他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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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香港作為彈丸之地，要在環球金融市場脫穎而出，不能不跟各個經濟大國打交道，吸引他們來港投資。既然人家才是老闆，你要賺他們的錢，唯有按他們的一套去辦事。如是者，並非大部分港人母語的英文與普通話，幾乎是大家從小要訓練的重要謀生工具；此消彼長之下，粵語在眾人心目中的地位自然被下調。
另一邊廂，那些遠道而來打工的人，只有很少數會把香港視為自己的歸宿；觀乎筆者在會議上碰面的人，應該不會例外。近年，我們稱那些內地來港升學就業、卻未打算定居香港的人為「港漂」；但把這個概念引伸的話，昔日那些殖民地主人，亦算是「港漂」的一種。整個光景，彷彿告訴我們，在這裏土生土長的，向來都是被別人牽着鼻子走；更甚的是，那班近乎處於統治階層的人，一個不喜歡就可以收拾行李回祖家，完全無需對我們負上任何道義責任。
然而，即使明知對方並非完全守信用，但這個偽國際都會的人，除了自求多福之外，似乎就沒有其他法子扭轉乾坤。那些年，不少人因為主權的交替，寧可放棄高薪厚職，舉家移民（當年，少數財力豐厚的，可以只把妻兒送到外國）。今天，眼見老一輩人的擔憂即將全面實現，新一輪的移民潮亦已經興起。白一點說，勢色稍有不對，港人寧可作鳥獸散，也沒打算聯手應對，共同主宰自己命運。
把上述兩項觀察揍合起來，我們不難發現，由殖民地時代至今，統治者都是由外面「漂」進來、而市民則只會向着靠山「移」動。這兩股力量之根深蒂固，正好解釋為何所謂「港人治港」，到今天也仍只是空中樓閣。固然，有讀者會覺得，在經濟大國眼中，你極其量也僅是螻蟻；即使什麼民主自治都能有效實施，但要達到你的理想，恐怕只是一廂情願。這種見解，筆者認為無可厚非。但你肯付出半點負任的話，在別人面前，至少不會被任由宰割；否則，就會像當前那樣，變得無從招架。
人道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活在這裏的人，頂多抱着「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心態，務求賺了錢以後就離開，衣錦還鄉；直到暴動過後，「香港人」的概念才漸漸成形。經過數十年的種種風雨，到了今日，故態復萌的傾向似乎愈見明顯。在這個「漂」與「移」的氣氛籠罩下，是否不久以後，除了錢之外，大家都懶得關心身邊其他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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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
當下的「新常態」（下）
「你不愛競爭？但競爭會找上你。」一幅推銷幼兒面試班的廣告，早前成為城中熱話。諷刺的是，縱使輿論紛紛批評廣告內容鼓吹功利、亦對稚童添加生活壓力，但據聞，報讀人數不跌反升。事實勝於雄辯，由此看港人的心態，再清楚不過。
在市場經濟下，有需求就自然有供應。驅使家長付鈔報讀的，不外乎五個字：贏在起跑線。然而，這等思維之荒謬，專欄作家利世民在去年已一話道破：「怪獸家長老是說要贏在起跑線，其實他們根本不知『贏』字是怎樣寫。說穿了，他們只是怕輸。羊群在死做爛做的同樣一件事，你又迷迷糊糊跑去一起趁熱鬧，那不是贏。要贏，就要做點與別不同的事，做與別不同的事，就有可能輸。有可能輸，就是香港父母最怕的事。」話到底，經歷過「四仔主義」的學長，深信只要子女遵從自己當年走過的路，事業前途就有相當保障云云。但這套源於上兩三代人的思維，能否應付當前那個日新月異的世界，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筆者相信，那些報讀面試班的家長，學歷普遍不會太低；說他們只是人云亦云之下作決定，似乎不太合理。以他們的見識，大概不會對當前教育界的種種怪象完全不聞不問；但似乎，他們除了繼續精心部署，務求在現況下替子女取得最大利益或保障之外，就沒有其他方法（當然，少數有足夠金錢送子女留學的，就另作別論）；由始至終，他們都沒有打算去改變現狀。俗語有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憑他們的學識與才智，要開創一條更好的道路，理應不會是天方夜譚。但要麼連他們都無法凝聚出一股改變的力量的話，我們不難想象，類似上述的怪象，只會有增無減。
按以上的觀察，筆者對當前的政改之爭，難免感到悲觀：對一般香港家長而言，子女的升學前途，一定比什麼行政長官選舉更為切身。但要麼在教育問題上，大家都寧可自求多福的話，筆者實在想不出有什麼誘因，足以令他們肯挺身而出、聯手拒絕連自己都半信半疑的「袋住先」。近一個世紀前，魯迅的小說《故鄉》中有一世：「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似乎在某地，肯開路的人寥寥可數；我們之所以在對手面前毫無還擊之力，這又是一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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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經濟下，有需求就自然有供應。驅使家長付鈔報讀的，不外乎五個字：贏在起跑線。然而，這等思維之荒謬，專欄作家利世民在去年已一話道破：「怪獸家長老是說要贏在起跑線，其實他們根本不知『贏』字是怎樣寫。說穿了，他們只是怕輸。羊群在死做爛做的同樣一件事，你又迷迷糊糊跑去一起趁熱鬧，那不是贏。要贏，就要做點與別不同的事，做與別不同的事，就有可能輸。有可能輸，就是香港父母最怕的事。」話到底，經歷過「四仔主義」的學長，深信只要子女遵從自己當年走過的路，事業前途就有相當保障云云。但這套源於上兩三代人的思維，能否應付當前那個日新月異的世界，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筆者相信，那些報讀面試班的家長，學歷普遍不會太低；說他們只是人云亦云之下作決定，似乎不太合理。以他們的見識，大概不會對當前教育界的種種怪象完全不聞不問；但似乎，他們除了繼續精心部署，務求在現況下替子女取得最大利益或保障之外，就沒有其他方法（當然，少數有足夠金錢送子女留學的，就另作別論）；由始至終，他們都沒有打算去改變現狀。俗語有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憑他們的學識與才智，要開創一條更好的道路，理應不會是天方夜譚。但要麼連他們都無法凝聚出一股改變的力量的話，我們不難想象，類似上述的怪象，只會有增無減。
按以上的觀察，筆者對當前的政改之爭，難免感到悲觀：對一般香港家長而言，子女的升學前途，一定比什麼行政長官選舉更為切身。但要麼在教育問題上，大家都寧可自求多福的話，筆者實在想不出有什麼誘因，足以令他們肯挺身而出、聯手拒絕連自己都半信半疑的「袋住先」。近一個世紀前，魯迅的小說《故鄉》中有一世：「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似乎在某地，肯開路的人寥寥可數；我們之所以在對手面前毫無還擊之力，這又是一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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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1日星期一
當下的「新常態」（上）
內地當局收緊港澳個人遊政策，即時惹來零售業界的回嚮，有人歸咎於年初爆發的「反水貨」運動，亦有人指隨着外國貨幣相繼貶值，匯率跟美元掛鈎的香港在相比之下，吸引力自然大不如前。誰是誰非，留待看官自行判斷好了；但某些事實與立場，我們不能不認清。
水貨客的浪潮，印象中應該是從「三鹿奶粉」事件開始的，由於對國內生產的奶製品失去信心，內地人湧擁購買進口貨，但因為關稅等的種種問題，導致供不應求，在此驅使下，水貨集團自然應運而生。換言之，水貨客所賺的錢，雖未至於是趁火打劫，亦只是拜內地相關配套未完善所賜；只要如實做好質檢、簡化通關程序與收費等，水貨的需求自然大減。白一點說，這一切根本不是憑自身的努力爭取回來的；要麼那些旅遊業界的翹楚，把非常態視為理所當然的話，他們到底是高瞻遠矚、抑或只是投機短視，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平心而論，這種心態並非什麼新鮮事。他們跟不少人一樣，滿頭腦想着如何以最快最簡單的方法，賺最多的錢。那些從內地拖着行李箱來的旅客，帶著真金白銀來港消費，自然獲業界垂青；如是者，整個業界都用盡方法討好他們。平心而論，所以在商言商，這種行徑實在無可口非；但當錢賺得太容易時，往往令人的腦筋變得懶惰，對周邊的變化缺乏警覺。如今，用自作自受去形容他們的景況，大概不會有許多人反對。
香港坊間有一句流行話：綜援養懶人，針對的，是那些不靠勞力糊口、只等別人救濟的低下階層。然而另一邊廂，北大人接二連三的優惠措施，不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綜援嗎」？的確，在所謂「中港融合」的主題之下，造就了一批生意人的身家迅速暴漲。問題是，你過份依賴別人給你的甜頭的話，有朝一日，那些好處消失時，除了向對方呼天搶地、搖尾乞憐之外，你還能做些什麼呢？
上述的觀察，跟筆者年初時的拙文《是他放棄我們、還是我們放棄世界？》有點異曲同功。每當看見香港的商界領袖，在公開場合裏揚揚得意時，筆者實在懷疑，他們所做的一切，到底是增進還是削弱香港的競爭力呢？再看當前的政改，我們之所為在對手面對毫無還擊之力，不是沒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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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貨客的浪潮，印象中應該是從「三鹿奶粉」事件開始的，由於對國內生產的奶製品失去信心，內地人湧擁購買進口貨，但因為關稅等的種種問題，導致供不應求，在此驅使下，水貨集團自然應運而生。換言之，水貨客所賺的錢，雖未至於是趁火打劫，亦只是拜內地相關配套未完善所賜；只要如實做好質檢、簡化通關程序與收費等，水貨的需求自然大減。白一點說，這一切根本不是憑自身的努力爭取回來的；要麼那些旅遊業界的翹楚，把非常態視為理所當然的話，他們到底是高瞻遠矚、抑或只是投機短視，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平心而論，這種心態並非什麼新鮮事。他們跟不少人一樣，滿頭腦想着如何以最快最簡單的方法，賺最多的錢。那些從內地拖着行李箱來的旅客，帶著真金白銀來港消費，自然獲業界垂青；如是者，整個業界都用盡方法討好他們。平心而論，所以在商言商，這種行徑實在無可口非；但當錢賺得太容易時，往往令人的腦筋變得懶惰，對周邊的變化缺乏警覺。如今，用自作自受去形容他們的景況，大概不會有許多人反對。
香港坊間有一句流行話：綜援養懶人，針對的，是那些不靠勞力糊口、只等別人救濟的低下階層。然而另一邊廂，北大人接二連三的優惠措施，不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綜援嗎」？的確，在所謂「中港融合」的主題之下，造就了一批生意人的身家迅速暴漲。問題是，你過份依賴別人給你的甜頭的話，有朝一日，那些好處消失時，除了向對方呼天搶地、搖尾乞憐之外，你還能做些什麼呢？
上述的觀察，跟筆者年初時的拙文《是他放棄我們、還是我們放棄世界？》有點異曲同功。每當看見香港的商界領袖，在公開場合裏揚揚得意時，筆者實在懷疑，他們所做的一切，到底是增進還是削弱香港的競爭力呢？再看當前的政改，我們之所為在對手面對毫無還擊之力，不是沒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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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7日星期一
半年之後（下）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剛在上月底辭世。他的一生，幾乎可以與新加坡的國運畫上等號。在華人社會間，他確實是位一時無兩的政壇巨人，他遺下的傳奇，或許可以替香港甚至內地作一點啟示。
李氏在十五年前出版的自傳，概括了自己的貢獻：由第三世界躍升至第一世界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立國時，這個位處赤道附近的小島，沒有天然資源，也沒有任何大國做靠山，全憑島內人民的努力，成就出一個舉世無雙的經濟奇蹟。今時今日，該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舉足輕重，更難得地在成為西方國家盟友之餘，亦能獲得中國政府的信任。要麼昔日的國父是另有其人的話，實在難以想像後事如何。
當然，要得到任何成果，必需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對島內人來說，代價就是放棄決定政治取向的機會，接受一黨獨大，容忍政府箝制異見者；如是者，統治者的有型之手，在生活各環節隨處可見。換了是其他地方，這種執政模式，勢必成為貪污瀆職、以權謀私的溫床；但唯獨是李氏管治下的國家，可以令專權統治與廉潔法治並存。
一貫以來，經濟發達的西方社會，傾向相信法治與民主、自由、平等、發展等密不可分。但新加坡的情況，確實對這套信念構成挑戰；原來，在另一邊的世界，真的有人為求富強，樂於放棄自由，做一個事事聽從於為政者意志的順民。如斯的理念，西方人肯定無法接受，但他們又能取得可觀的成就，不難惹來其他亞洲國家的羨慕。
相比之下，昔日被李氏視為最強對手的香港，近年無論在任何方面，都已被漸漸拋離。縱觀當前的時局，不管政改方案獲通過與否，紛亂的形勢亦難以扭轉；李氏泉下有知的話，想必會暗中嘲笑一番。當然，所謂家家有本難諗的經，眼前彼方的光輝，背後定必隱藏了不少鮮為外人知的問題；但眼見這場勝負已分的較量，筆者不禁有所迷思。
上篇拙文裏，筆者說過，對付大部份香港人來說，「什麼民主不民主，從來不被視為關鍵議題」；這個情況，就像把異地來的種子，放到自家的土壤裏，最終無法茁壯成長一樣。新加坡的李氏，對所謂「亞洲價值觀」實在拿捏得很準確，懂得如何從英人的制度中作取捨，當他的理念行之有效時，就會變成一套標準。除非我們有一個具同等魄力的領袖，否則，按港人向來在政治上懶惰與貪小便宜的心態推算，我們最終只會懂得「西瓜靠大邊」，把自行抉擇的權利拱手相讓。
話分兩頭，筆者對新加坡的前景，亦隨着這位政壇巨人的身故，比以往看得較為審慎。沒有李氏的新加坡，島內上還能靠什麼來維繫現況，實在值得我們關注。
李氏在十五年前出版的自傳，概括了自己的貢獻：由第三世界躍升至第一世界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立國時，這個位處赤道附近的小島，沒有天然資源，也沒有任何大國做靠山，全憑島內人民的努力，成就出一個舉世無雙的經濟奇蹟。今時今日，該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舉足輕重，更難得地在成為西方國家盟友之餘，亦能獲得中國政府的信任。要麼昔日的國父是另有其人的話，實在難以想像後事如何。
當然，要得到任何成果，必需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對島內人來說，代價就是放棄決定政治取向的機會，接受一黨獨大，容忍政府箝制異見者；如是者，統治者的有型之手，在生活各環節隨處可見。換了是其他地方，這種執政模式，勢必成為貪污瀆職、以權謀私的溫床；但唯獨是李氏管治下的國家，可以令專權統治與廉潔法治並存。
一貫以來，經濟發達的西方社會，傾向相信法治與民主、自由、平等、發展等密不可分。但新加坡的情況，確實對這套信念構成挑戰；原來，在另一邊的世界，真的有人為求富強，樂於放棄自由，做一個事事聽從於為政者意志的順民。如斯的理念，西方人肯定無法接受，但他們又能取得可觀的成就，不難惹來其他亞洲國家的羨慕。
相比之下，昔日被李氏視為最強對手的香港，近年無論在任何方面，都已被漸漸拋離。縱觀當前的時局，不管政改方案獲通過與否，紛亂的形勢亦難以扭轉；李氏泉下有知的話，想必會暗中嘲笑一番。當然，所謂家家有本難諗的經，眼前彼方的光輝，背後定必隱藏了不少鮮為外人知的問題；但眼見這場勝負已分的較量，筆者不禁有所迷思。
上篇拙文裏，筆者說過，對付大部份香港人來說，「什麼民主不民主，從來不被視為關鍵議題」；這個情況，就像把異地來的種子，放到自家的土壤裏，最終無法茁壯成長一樣。新加坡的李氏，對所謂「亞洲價值觀」實在拿捏得很準確，懂得如何從英人的制度中作取捨，當他的理念行之有效時，就會變成一套標準。除非我們有一個具同等魄力的領袖，否則，按港人向來在政治上懶惰與貪小便宜的心態推算，我們最終只會懂得「西瓜靠大邊」，把自行抉擇的權利拱手相讓。
話分兩頭，筆者對新加坡的前景，亦隨着這位政壇巨人的身故，比以往看得較為審慎。沒有李氏的新加坡，島內上還能靠什麼來維繫現況，實在值得我們關注。
2015年4月8日星期三
半年之後（上）
【按：先個月大部分日子，筆者可以連恆生指數的收市價也無閒留意。之前原本想寫一篇馬雲到港時的演說，作為上則拙文的下集。如今，唯有作罷。】
數年前，電視劇《天與地》被網友封為神劇，除了預視這個偽國際都會的前景，亦出現了不少金句。當中，筆者認為含金量最高的，並非結尾時那幾句關於「和諧」的見解，而是「香港人最擅長什麼？就是善忘。」在上個月最後一個週未，再度印證此句之威力。
半年前最後的週未，「雨傘運動」揭幕。隨着數天，筆者在「臉書」的朋友圈裏，至少有三十位把封面染黑、或掛上黃絲帶，以示對運動的支持、或是對警方處理手法的質疑。但這陣子的熱潮，不消一兩個月便迅速消退，到了臨近散場之日，堅持留守的人已大不如前。撤退之前，他們還說着「我們會回來」、將來的抗爭會以「深耕細作」的方式延續云云。但新年伊始過後，即使新一輪的政制諮詢展開，但莫說稍有規模的集會，就連在各社交網絡上的討論，都比去年少得多。到了運動半週年，參與紀念的人連一千人也欠奉。
先旨聲明，筆者無意作什麼批評，但所謂事實勝於雄辯，不管您有什麼政治立場，上述的景象也需要正視與面對的。長期觀察香港民情的人，對此應該不會感到陌生：簡單地說，用「三分鐘熱度」來形容這種態度，十分貼切。當然，憑此交定港人善忘，或者說港人容易認命，某些人也許會認為過於武斷；但至少，在表面上，這十多年來出現的抗爭運動，許多時侯猶如維港兩岸的煙花那般，只有剎那光輝，無法持之以恆。
導致如斯局面，各方賢達可以有不同的解釋。筆者則認為歸根究底，向來「搵食」至上的港人，對民主體制的渴求並非十分熱切，否則，從前的殖民地政府，根本不可能拖到主權移交之際，才展開議會選舉。只要為政者懂得從善如流，充分掌握民情，致力推進民生，讓人們安居樂業，他們就不會過問，為政者是如何產生的。白一點說，什麼民主不民主，從來不被視為關鍵議題。
在運動半週年的同一時間，有一位昔日立國的元首與世長辭。李光耀與新加坡的歷史，確實值得作為香港日後的借鏡。詳情，留待下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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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電視劇《天與地》被網友封為神劇，除了預視這個偽國際都會的前景，亦出現了不少金句。當中，筆者認為含金量最高的，並非結尾時那幾句關於「和諧」的見解，而是「香港人最擅長什麼？就是善忘。」在上個月最後一個週未，再度印證此句之威力。
半年前最後的週未，「雨傘運動」揭幕。隨着數天，筆者在「臉書」的朋友圈裏，至少有三十位把封面染黑、或掛上黃絲帶，以示對運動的支持、或是對警方處理手法的質疑。但這陣子的熱潮，不消一兩個月便迅速消退，到了臨近散場之日，堅持留守的人已大不如前。撤退之前，他們還說着「我們會回來」、將來的抗爭會以「深耕細作」的方式延續云云。但新年伊始過後，即使新一輪的政制諮詢展開，但莫說稍有規模的集會，就連在各社交網絡上的討論，都比去年少得多。到了運動半週年，參與紀念的人連一千人也欠奉。
先旨聲明，筆者無意作什麼批評，但所謂事實勝於雄辯，不管您有什麼政治立場，上述的景象也需要正視與面對的。長期觀察香港民情的人，對此應該不會感到陌生：簡單地說，用「三分鐘熱度」來形容這種態度，十分貼切。當然，憑此交定港人善忘，或者說港人容易認命，某些人也許會認為過於武斷；但至少，在表面上，這十多年來出現的抗爭運動，許多時侯猶如維港兩岸的煙花那般，只有剎那光輝，無法持之以恆。
導致如斯局面，各方賢達可以有不同的解釋。筆者則認為歸根究底，向來「搵食」至上的港人，對民主體制的渴求並非十分熱切，否則，從前的殖民地政府，根本不可能拖到主權移交之際，才展開議會選舉。只要為政者懂得從善如流，充分掌握民情，致力推進民生，讓人們安居樂業，他們就不會過問，為政者是如何產生的。白一點說，什麼民主不民主，從來不被視為關鍵議題。
在運動半週年的同一時間，有一位昔日立國的元首與世長辭。李光耀與新加坡的歷史，確實值得作為香港日後的借鏡。詳情，留待下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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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日星期一
一朵在柏油路上盛開的花
按：去年未，換了工作，空閒的時間大幅縮減。下班回家後，往往累得無法集中精神寫作。新年過後，希望情況好一點。謹此向各位致歉。
每年一月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吸引全球政商界領袖與傳媒出席。今年，著名電視主持 Charlie Rose ，邀來一位嘉賓到這個滑雪勝地，做一場訪談；人道是，現場的門票，名符其實被「秒殺」。這位仁兄是誰，相信各位都知道，就是中國首富馬雲。
訪問的內容，網上早有轉載，筆者不再覆述。但闊一點看，縱使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有膽量跟西方媒體即場對談的人，撇除馬雲之後，實在寥寥可數。無他的，在一個黨大於國的社會，一切有權有勢的人，不僅無需賣傳媒的帳，還只會見它們為一部任由自己差遣的宣傳機器而已。故此，像馬雲般能夠在主持面前對答如流、無懼尖銳問題的人，實屬異類。
再者，他多次在公開場合直言，要麼小時候的讀書成績稍為好一點，又或者在找工作時順利一點，自己決不會走上創業之路。加上他並非所謂「官二代」、「紅二代」，憑的只是一個信念，加上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灌溉，方能讓一片本應寸草不生的柏油路上，長出這朵燦爛的花。
當然，你可以說，他的成就，極其量只是二次創新，跟在矽谷叱咤風雲的科網巨企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筆者針對的，並非科技上的高低，而是他身處的環境，根本不適合像他的那種商業模式發展，更遑論可以一躍成為首富。要麼他生於歐美國家的話，成就應該比現在的更大。
然而，國人有句諺語：樹大招風。有幸成為首富的代價，就是遭受各方的批評與攻擊。除了同業之外，最新加入戰團的，竟然是國家的工商總局：由它們出版的白皮書，批評淘寶網站內不僅假貨充斥、就連交易紀錄與顧客評價都可以做假。首富的營商手法是好是壞，各人固然有不同看法，但凡事有果必有因，要麼不是國人都不介意做假、買假，以上的情況又何來會出現呢？
更奈人尋味的是，在白皮書出佈後，總局對這家巨企作出訓示，指出「誠信經營是基礎，要做到勇於擔當、帶頭守法」，又要求他們「守住底線，克服傲慢情緒，因為法律面前，是沒有特殊的市場主體，要做到一律平等」云云。筆者不禁疑惑，講出這些要求的官員，自己到底是切實地以身作則、用行動在群眾間樹立榜樣，抑或是講的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呢？
不少國內網民在評論此事時，都認為總局的舉動，不過是想向這位無需賣當權者帳的人，展示一下官威而已。雖則事件似乎已經不了了之，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稍有影響力的商家，休想不受於官員們的緊箍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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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月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吸引全球政商界領袖與傳媒出席。今年，著名電視主持 Charlie Rose ，邀來一位嘉賓到這個滑雪勝地，做一場訪談；人道是，現場的門票，名符其實被「秒殺」。這位仁兄是誰，相信各位都知道，就是中國首富馬雲。
訪問的內容，網上早有轉載，筆者不再覆述。但闊一點看，縱使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有膽量跟西方媒體即場對談的人，撇除馬雲之後，實在寥寥可數。無他的，在一個黨大於國的社會，一切有權有勢的人，不僅無需賣傳媒的帳，還只會見它們為一部任由自己差遣的宣傳機器而已。故此，像馬雲般能夠在主持面前對答如流、無懼尖銳問題的人，實屬異類。
再者，他多次在公開場合直言，要麼小時候的讀書成績稍為好一點，又或者在找工作時順利一點，自己決不會走上創業之路。加上他並非所謂「官二代」、「紅二代」，憑的只是一個信念，加上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灌溉，方能讓一片本應寸草不生的柏油路上，長出這朵燦爛的花。
當然，你可以說，他的成就，極其量只是二次創新，跟在矽谷叱咤風雲的科網巨企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筆者針對的，並非科技上的高低，而是他身處的環境，根本不適合像他的那種商業模式發展，更遑論可以一躍成為首富。要麼他生於歐美國家的話，成就應該比現在的更大。
然而，國人有句諺語：樹大招風。有幸成為首富的代價，就是遭受各方的批評與攻擊。除了同業之外，最新加入戰團的，竟然是國家的工商總局：由它們出版的白皮書，批評淘寶網站內不僅假貨充斥、就連交易紀錄與顧客評價都可以做假。首富的營商手法是好是壞，各人固然有不同看法，但凡事有果必有因，要麼不是國人都不介意做假、買假，以上的情況又何來會出現呢？
更奈人尋味的是，在白皮書出佈後，總局對這家巨企作出訓示，指出「誠信經營是基礎，要做到勇於擔當、帶頭守法」，又要求他們「守住底線，克服傲慢情緒，因為法律面前，是沒有特殊的市場主體，要做到一律平等」云云。筆者不禁疑惑，講出這些要求的官員，自己到底是切實地以身作則、用行動在群眾間樹立榜樣，抑或是講的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呢？
不少國內網民在評論此事時，都認為總局的舉動，不過是想向這位無需賣當權者帳的人，展示一下官威而已。雖則事件似乎已經不了了之，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稍有影響力的商家，休想不受於官員們的緊箍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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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9日星期一
詭異的大氣侯（下）
兩年前，筆者寫過一篇《一群老外的一席話》，總結一群熟悉內地情況的經濟與法律專家，對現屆領導班子的看法。承接上篇，今回選來的，也是一名老外，他剛在上月到港，先後於港大與中大舉行講座。最近，他跟《紐約時報》在香港做的訪談錄，被他昔日的學生－－八九學運領袖王丹轉載。他就是哈佛大學歷史及政治學教授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以下內容，引述自一位出席過港大那場講座的友人；關於中國以至香港的時局，馬氏作了三點解讀。
首先，當前的打貪行動，他認為真正的目的，並非誠心根治貪腐問題，而是借此鞏固權力。具體的理由，恕筆者沒有所聞，但近年某些事勢發展，的確可以作佐證：第一，當然就是上篇提過，民間要求監督官員的聲音都被消滅。另外，自去年起，由各級黨政軍官員，到各省市的官方媒體，有一句辭語出現得愈來愈頻繁：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由此間接反映今時今日，在內地有一官半職的，幾乎個個都如履薄冰，唯有向最高權力俯首稱臣，方能自保。
其次，馬氏斷言，習近平要彷效的目標，並非如坊間所想，是一手促成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而是開國的毛澤東。這個觀察，跟上個月《紐約時報》一則報導不謀而合：以往一直被當局勒令收歛的毛派分子，近年漸漸轉趨高調，主動攻擊「自由派」、「憲政派」等的學者、作家與媒體工作者等等。不要忘記，數年前，這班人正就是最熱烈擁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卻因為後者下台而被迫閉咀；這些以往支持政敵的一派，如今居然可以捲土重來，更能印證馬氏上述第一項觀察。無獨有偶，一份只供內部傳閱，名為《三十號文件》的東西，廣受國外媒體關注，皆因坊間盛傳，文件指示各高等院校與文化機關，封殺一切關於民主、法治、表達自由等的西方思想價值觀。以上種種跡象，足以預視一場猶如開國初年的反右運動，正在逐步醞釀。
最後，談到香港，馬氏提醒我們，習近平是繼毛澤東之後，最迅速地把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的中共領導人，由於時間實在短得驚人，肯定在各機關裏樹立了不少敵人。為免被黨內其他派別有機可乘，他決不會在香港問題上作絲毫退讓。可悲的是，當前這場發生在千里之外的權鬥，我們向來也無法參與，卻要承受它所帶來的結果，說穿了，所謂的高度自治，根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東西。
在訪談中，馬氏認為，習近平以黨內機器（即是中紀委）整治黨風，是十分危險的舉動：力度太弱，他將受到貪官與民間的夾擊；太強，則會危與黨的統治基礎。昔日，戈巴卓夫也曾作過類似的嘗試，結果如果，大家有目共睹。這個空前地外弛內張的局面將會如何發展，全球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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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當前的打貪行動，他認為真正的目的，並非誠心根治貪腐問題，而是借此鞏固權力。具體的理由，恕筆者沒有所聞，但近年某些事勢發展，的確可以作佐證：第一，當然就是上篇提過，民間要求監督官員的聲音都被消滅。另外，自去年起，由各級黨政軍官員，到各省市的官方媒體，有一句辭語出現得愈來愈頻繁：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由此間接反映今時今日，在內地有一官半職的，幾乎個個都如履薄冰，唯有向最高權力俯首稱臣，方能自保。
其次，馬氏斷言，習近平要彷效的目標，並非如坊間所想，是一手促成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而是開國的毛澤東。這個觀察，跟上個月《紐約時報》一則報導不謀而合：以往一直被當局勒令收歛的毛派分子，近年漸漸轉趨高調，主動攻擊「自由派」、「憲政派」等的學者、作家與媒體工作者等等。不要忘記，數年前，這班人正就是最熱烈擁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卻因為後者下台而被迫閉咀；這些以往支持政敵的一派，如今居然可以捲土重來，更能印證馬氏上述第一項觀察。無獨有偶，一份只供內部傳閱，名為《三十號文件》的東西，廣受國外媒體關注，皆因坊間盛傳，文件指示各高等院校與文化機關，封殺一切關於民主、法治、表達自由等的西方思想價值觀。以上種種跡象，足以預視一場猶如開國初年的反右運動，正在逐步醞釀。
最後，談到香港，馬氏提醒我們，習近平是繼毛澤東之後，最迅速地把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的中共領導人，由於時間實在短得驚人，肯定在各機關裏樹立了不少敵人。為免被黨內其他派別有機可乘，他決不會在香港問題上作絲毫退讓。可悲的是，當前這場發生在千里之外的權鬥，我們向來也無法參與，卻要承受它所帶來的結果，說穿了，所謂的高度自治，根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東西。
在訪談中，馬氏認為，習近平以黨內機器（即是中紀委）整治黨風，是十分危險的舉動：力度太弱，他將受到貪官與民間的夾擊；太強，則會危與黨的統治基礎。昔日，戈巴卓夫也曾作過類似的嘗試，結果如果，大家有目共睹。這個空前地外弛內張的局面將會如何發展，全球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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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日星期一
詭異的大氣侯（上）
二十多前年，內地有一句流行語：大氣侯、小氣候。不管閣下是「黃絲」還是「藍絲」，也不得不承認，香港這個小氣候，必定受來自北方的大氣侯所牽引。兩位長期觀察內地動向的人近日的發言，值得我們深究。
前篇選來的，是已故總理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最近他接受海外媒體訪問，除了緬懷離世十週年的上司之外，他亦談論到時政。講到當前的反貪風暴，他直言禍根是由鄧小平種下的：四分一世紀前，他下令鎮壓要求整治貪污的民眾，給果就是幫了貪官們一個大忙，令他們有恃無恐。時移世易，現任的領導層連昔日叱咤風雲的「大老虎」也不放過，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似乎非常好；但那邊廂，當初檢舉他的浦志強律師，竟然先一步被扣押，案件至今仍未提堂。鮑彤指，世間大概不會有國家，一隻手打貪官、另一隻卻把要求反貪污的人抓起來；歸根究底，這都是一黨獨大、權力不受制衡之下的結果。
那年的春夏之交，浦志強率先加入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行列。這段經歷，令他走上了與強權對抗、為弱者抱打不平的不歸路，數年前，還被媒體選為年度風雲。如鮑君所言，要麼當局真的打算根治貪污的話，像浦君之類的維權律師，理應受到嘉許與讚賞的。但如今，他們反之成為了眼中釘，這側面地告訴大家，一切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闊一點看，熟悉國情的，都知道浦君之類的異見人仕，猶如時刻活在懸崖上，舉動稍有差池，隨時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無法翻身。無獨有偶，經常遊走兩岸三地的梁文道，去年底在專欄上寫道，「過去十多年來在大陸認識的朋友，幾乎竟有一半蒙難。不是坐過牢，就是正在坐牢；不是失去了工作，就是接近失業的邊緣；不是流亡，就是處在一種不能回國或者不敢回國的尷尬狀態。」用以上的觀點，大概可以拼出一幅不容我們樂觀的景象。
如「道長」所言，上述的那些人，雖則未必對社會貢獻良多，亦不至於為害人間。他們唯一與別不同的，在於有勇氣揭示社會的醜態，替弱者發聲。換了是別的社會，能夠培養出此等見義勇為之仕，實在是無比的福氣。但如今，他們都被迫入窮巷，試問一般的人，還會有膽量效法他們的所為的？不難想像，人們都傾向相信，做好人不單沒有好報，反而會吃大虧；漸漸地，恃強凌弱之事變成家常便飯，亦不會有人對弱者施以援手，屆時，人際間僅餘的良知、負責感等的美德，亦會逐漸消失。當有朝一日，眼下的盛世稍有變幻時，多數人會選擇同心協力、毅然面對，抑或趁着大難未臨頭前、各自作鳥獸散呢？
來到這裏，或許有人會這樣說：現在的領導習近平，時刻被譽為鄧小平的再來。三十多年前，鄧小平力排黨內的保守勢力，令國家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奠下當前盛世的基礎。按這個趨勢推測，或許日後的情況會好一點吧。那麼，在後篇出場的某位知名學者，應該足夠讓閣下重新評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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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篇選來的，是已故總理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最近他接受海外媒體訪問，除了緬懷離世十週年的上司之外，他亦談論到時政。講到當前的反貪風暴，他直言禍根是由鄧小平種下的：四分一世紀前，他下令鎮壓要求整治貪污的民眾，給果就是幫了貪官們一個大忙，令他們有恃無恐。時移世易，現任的領導層連昔日叱咤風雲的「大老虎」也不放過，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似乎非常好；但那邊廂，當初檢舉他的浦志強律師，竟然先一步被扣押，案件至今仍未提堂。鮑彤指，世間大概不會有國家，一隻手打貪官、另一隻卻把要求反貪污的人抓起來；歸根究底，這都是一黨獨大、權力不受制衡之下的結果。
那年的春夏之交，浦志強率先加入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行列。這段經歷，令他走上了與強權對抗、為弱者抱打不平的不歸路，數年前，還被媒體選為年度風雲。如鮑君所言，要麼當局真的打算根治貪污的話，像浦君之類的維權律師，理應受到嘉許與讚賞的。但如今，他們反之成為了眼中釘，這側面地告訴大家，一切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闊一點看，熟悉國情的，都知道浦君之類的異見人仕，猶如時刻活在懸崖上，舉動稍有差池，隨時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無法翻身。無獨有偶，經常遊走兩岸三地的梁文道，去年底在專欄上寫道，「過去十多年來在大陸認識的朋友，幾乎竟有一半蒙難。不是坐過牢，就是正在坐牢；不是失去了工作，就是接近失業的邊緣；不是流亡，就是處在一種不能回國或者不敢回國的尷尬狀態。」用以上的觀點，大概可以拼出一幅不容我們樂觀的景象。
如「道長」所言，上述的那些人，雖則未必對社會貢獻良多，亦不至於為害人間。他們唯一與別不同的，在於有勇氣揭示社會的醜態，替弱者發聲。換了是別的社會，能夠培養出此等見義勇為之仕，實在是無比的福氣。但如今，他們都被迫入窮巷，試問一般的人，還會有膽量效法他們的所為的？不難想像，人們都傾向相信，做好人不單沒有好報，反而會吃大虧；漸漸地，恃強凌弱之事變成家常便飯，亦不會有人對弱者施以援手，屆時，人際間僅餘的良知、負責感等的美德，亦會逐漸消失。當有朝一日，眼下的盛世稍有變幻時，多數人會選擇同心協力、毅然面對，抑或趁着大難未臨頭前、各自作鳥獸散呢？
來到這裏，或許有人會這樣說：現在的領導習近平，時刻被譽為鄧小平的再來。三十多年前，鄧小平力排黨內的保守勢力，令國家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奠下當前盛世的基礎。按這個趨勢推測，或許日後的情況會好一點吧。那麼，在後篇出場的某位知名學者，應該足夠讓閣下重新評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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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9日星期一
是他放棄我們、還是我們放棄世界？
近日在微訊上，看到一則消息，指國內電影《智取威虎山》，高據當地票房榜首。單看片名，相信它是改編自文革時期的樣板戲，因此，本應沒有什麼值得留意。但當有人告訴筆者，電影是由香港導演徐克執導時，頓覺有需要深究。
曾幾何時，像大導演之類的香港電影人，幾乎雄霸整個華語電影市場。但隨着本地票房萎縮，加上內地把「合拍片」剔除於進口配額限制，誘使他們紛紛北上發展。憑藉他們的實力，要再創高峰本應不是難事；但眾所週知，在當前那套審查機制下，難免局限了他們的發揮空間。結果，為求保證過關，他們往往側重於內地觀眾的口味；在顧此失彼之下，國外票房自然大不如前。如今，這套《智取威虎山》，跟早前陳可辛的《中國合夥人》，已幾乎不考慮海外的收入。用時下的流行語形容，他們徹低實現了「中港融合」。
畢竟，拍電影終歸都是一盤生意，哪裏較容易賺錢，他們自然往哪裏走。然而，凡事有得必有失，按上述的觀察推斷，國內與海外票房，有時猶如魚與熊掌、難以兼得。當然，少數如《一代宗師》的製作，仍可在兩地賣過滿堂紅；但在迫不得已要取捨之時，大概他們會選擇前者。此等決定是否明智，留待諸君判斷好了；但闊一點看，以上的現象反映着一種心態的轉變。
曾幾何時，香港人深知自己身處彈丸之地，要發展，就不得不跑出去。憑着靈活的腦筋、出色的眼界與超卓的毅力，令昔日的小漁港一躍成為全球不可或缺的商貿中心。但好景不常，一場亞洲金融風暴，加一次「沙士」人禍，幾乎摧毀了過去幾代人努力建立的根基；為求力挽狂瀾，北大人相繼把 CEPA（當中包括上述放寬「合拍片」限制的措施）、自由行與國企上市集資等的優惠，「恩賜」給這個南方的小特區。但賺錢賺得太容易，往往令人養成依賴的習慣，只懂取悅某種顧客、懶理其他市場的潛力，結果大家把愈來愈多雞蛋，放進同一個籃子裏。
最近，長實與和黃兩家巨企宣佈重組，規模之大，幾乎空前絕後；消息一出，即時惹來香港首富是否打算撤資的疑雲。姑勿論「超人」的舉動背後有什麼動機，觀乎他近年的大型投資，集中在兩個主題：成熟市場的基建項目、及將來有望主宰全球的科技大趨勢。白一點說，當其他富豪都像上述那些電影人那樣，迷醉於單一市場、舊式「食糊」的辦法時，「超人」的眼光已經聚焦到他身後數十年的世界了。與其猜測他是否用腳投票，我們是否更應該問，為何這個聲稱與紐約和倫敦齊名的都會，無法再成就多一位如此高瞻遠矚的人呢？
是他放棄我們，還是我們貪圖眼前的方便、放棄整個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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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像大導演之類的香港電影人，幾乎雄霸整個華語電影市場。但隨着本地票房萎縮，加上內地把「合拍片」剔除於進口配額限制，誘使他們紛紛北上發展。憑藉他們的實力，要再創高峰本應不是難事；但眾所週知，在當前那套審查機制下，難免局限了他們的發揮空間。結果，為求保證過關，他們往往側重於內地觀眾的口味；在顧此失彼之下，國外票房自然大不如前。如今，這套《智取威虎山》，跟早前陳可辛的《中國合夥人》，已幾乎不考慮海外的收入。用時下的流行語形容，他們徹低實現了「中港融合」。
畢竟，拍電影終歸都是一盤生意，哪裏較容易賺錢，他們自然往哪裏走。然而，凡事有得必有失，按上述的觀察推斷，國內與海外票房，有時猶如魚與熊掌、難以兼得。當然，少數如《一代宗師》的製作，仍可在兩地賣過滿堂紅；但在迫不得已要取捨之時，大概他們會選擇前者。此等決定是否明智，留待諸君判斷好了；但闊一點看，以上的現象反映着一種心態的轉變。
曾幾何時，香港人深知自己身處彈丸之地，要發展，就不得不跑出去。憑着靈活的腦筋、出色的眼界與超卓的毅力，令昔日的小漁港一躍成為全球不可或缺的商貿中心。但好景不常，一場亞洲金融風暴，加一次「沙士」人禍，幾乎摧毀了過去幾代人努力建立的根基；為求力挽狂瀾，北大人相繼把 CEPA（當中包括上述放寬「合拍片」限制的措施）、自由行與國企上市集資等的優惠，「恩賜」給這個南方的小特區。但賺錢賺得太容易，往往令人養成依賴的習慣，只懂取悅某種顧客、懶理其他市場的潛力，結果大家把愈來愈多雞蛋，放進同一個籃子裏。
最近，長實與和黃兩家巨企宣佈重組，規模之大，幾乎空前絕後；消息一出，即時惹來香港首富是否打算撤資的疑雲。姑勿論「超人」的舉動背後有什麼動機，觀乎他近年的大型投資，集中在兩個主題：成熟市場的基建項目、及將來有望主宰全球的科技大趨勢。白一點說，當其他富豪都像上述那些電影人那樣，迷醉於單一市場、舊式「食糊」的辦法時，「超人」的眼光已經聚焦到他身後數十年的世界了。與其猜測他是否用腳投票，我們是否更應該問，為何這個聲稱與紐約和倫敦齊名的都會，無法再成就多一位如此高瞻遠矚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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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2日星期一
這樣也不發聲，你會嗎？
「早前，我坐過一班（中國）國內航班。我留意到在前方的銀幕上，放映着一部某位民族英雄如何獨力對付入侵日軍的電影；然而，似乎沒有一位乘客觀看。不少寧可拿着自備的手提裝置，欣賞荷里活電影。」居港數十載的英語作家 Nury Vittachi，最近在《紐約時報》行文，向海外讀者講解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上述那句，是文章的結尾。
差不多同一時間，網上流傳一份聲稱是國家廣電總局發出的清單，列出今年哪些題材的節目不准播、哪些反而要多播云云。姑勿論指令之真偽，當中的細節跟當前領導層的主旋律十分脗合；按此推算，Nury 在飛機上看到的電影，定必被視為展示愛國情操之作，肯定屬於被重點宣揚之列。然而，觀乎乘客的表現，到底國家這套「標準」是廣受認可、抑或是被大眾當作耳邊風，實在十分清楚。
在互聯網的世代，民眾要取得資訊，已經無需透過特定的渠道；加上盜版猖獗，令內地人已經可以不費氣力，就可以觀賞自己喜歡的電影。簡而言之，官方自建國以來訂立的審查制度，效用已逐漸消失；但他們不僅拒絕與時俱進，規管力度反而有增無減，在局外人眼中，整個現象實在不可理喻。近日發生的《武媚娘傳奇》事件，是個活生生的實例。然而，在「穩定壓倒一切」的環境下，縱使一切猶如國王的新衣，大家除了繼續陽奉陰違之外，似乎再沒有辦法去改變現狀。
闊一點看，類似的怪象，在鄰近地區實在比比皆是。簡而言之，即使官員的所為跟民眾的期望相距甚遠，為免日後惹麻煩，他們往往敢怒而不敢言；漸漸地，他們會覺得，再繼續爭取也是徒然，繼而放棄；如是者，當局自然可以更肆無忌憚。
回到香港，在「佔領」事件期間，不少人（尤其是學者）正就是以這套「怕麻煩」的邏輯，即使明知當前的方案只屬Ａ貨，也寧可把茅頭指向示威者。他們認為，現在不「袋住先」，以後就恐怕沒有機會。然而，要麼你的立論，是單純受到恐懼驅使，而不是在經過反覆思量之後，相信它合情合理、能有效解決問題的話，很顯然，你根本不是心悅誠服。凡事有果必有因，要麼你甘願倒果為因的話，難道你樂於看見一個當權者愈來愈可以為所欲為的局面嗎？抑或你早己像上述那些飛機乘客那樣，只求自我感覺良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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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一時間，網上流傳一份聲稱是國家廣電總局發出的清單，列出今年哪些題材的節目不准播、哪些反而要多播云云。姑勿論指令之真偽，當中的細節跟當前領導層的主旋律十分脗合；按此推算，Nury 在飛機上看到的電影，定必被視為展示愛國情操之作，肯定屬於被重點宣揚之列。然而，觀乎乘客的表現，到底國家這套「標準」是廣受認可、抑或是被大眾當作耳邊風，實在十分清楚。
在互聯網的世代，民眾要取得資訊，已經無需透過特定的渠道；加上盜版猖獗，令內地人已經可以不費氣力，就可以觀賞自己喜歡的電影。簡而言之，官方自建國以來訂立的審查制度，效用已逐漸消失；但他們不僅拒絕與時俱進，規管力度反而有增無減，在局外人眼中，整個現象實在不可理喻。近日發生的《武媚娘傳奇》事件，是個活生生的實例。然而，在「穩定壓倒一切」的環境下，縱使一切猶如國王的新衣，大家除了繼續陽奉陰違之外，似乎再沒有辦法去改變現狀。
闊一點看，類似的怪象，在鄰近地區實在比比皆是。簡而言之，即使官員的所為跟民眾的期望相距甚遠，為免日後惹麻煩，他們往往敢怒而不敢言；漸漸地，他們會覺得，再繼續爭取也是徒然，繼而放棄；如是者，當局自然可以更肆無忌憚。
回到香港，在「佔領」事件期間，不少人（尤其是學者）正就是以這套「怕麻煩」的邏輯，即使明知當前的方案只屬Ａ貨，也寧可把茅頭指向示威者。他們認為，現在不「袋住先」，以後就恐怕沒有機會。然而，要麼你的立論，是單純受到恐懼驅使，而不是在經過反覆思量之後，相信它合情合理、能有效解決問題的話，很顯然，你根本不是心悅誠服。凡事有果必有因，要麼你甘願倒果為因的話，難道你樂於看見一個當權者愈來愈可以為所欲為的局面嗎？抑或你早己像上述那些飛機乘客那樣，只求自我感覺良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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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5日星期一
如果生命沒有歌（再寫）
「現在的華人網民，有不少，只是不斷的重覆看類似的東西：如韓劇的絕症三角戀宮闈奇情，又或是重覆的去聽一些唱得差不多的『好』的國內或香港歌手的表演。直至某天，大家都忘記了一件事：原來，用歌聲感動人心的方法，有很多種。」健吾，《下年比，今年好》，刊於日經中文網，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５日（按：聖誕期間，一班久久沒會面的中學同學，在 Whatsapp 群組內互相問侯；當中某人一句「大家都唔後生了，最緊要都係健康」提醒了筆者，我們開始步入「去白事多過去紅事」的年紀。言猶在耳之際，伴陪着筆者一輩港人成長的配音員林保全，在毫無先兆之下離世。縱使不少人對他依依不捨，但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年，某些事是我們無法迴避的。張敬軒的一曲《青春常駐》，大致可以總結我們的感受。）
在本地樂壇還有「四大天王」的年代，筆者曾看過數場紅館演唱會。主唱是誰，已經記不起了，但有一點觀察，筆者卻是印象深刻：不管台上的是哪位歌手，他（她）都會穿一身華麗閃爍的服飾、跟一群舞蹈員載歌載舞、請一兩位好友作嘉賓、跟揮動着螢光捧的觀眾一唱一和等等；簡而言之，模式幾乎完全一樣。大概是這個原因，由那時起，筆者就放棄聽粵語流行曲。
那些年，筆者由於已略懂日語，因此開始嘗試聽日語歌。初初入門，自然選了深得香港樂壇愛戴、多首歌曲被改編作粵語歌的「安全地帶」。後來，某電台新增了日本音樂節目，由於主持人曾旅居當地，因而較為清楚當地人的音樂口味。要知道，在互聯網尚未普及的年代，這一類節目猶如天降甘霖；雖則它不足一年就結束，卻成為了筆者無價的啟蒙老師。經主持人的介紹，筆者方才明白異地的音樂，無管在歌曲的種類、歌詞的題材、編曲的技術等等，跟粵語歌簡直是天與地之比。
到了筆者第一次遊日本，是參加旅行團去的。在一個連 MP3 也未曾普及的時代，筆者的隨身行李中，仍有一部雷射唱片機，放進裏面的，是 BOOWY 的精選碟 THIS BOOWY 。在旅途上，跟旅遊巴司機寒喧時，他很驚訝為何一個國外人，會認識這隊對日本搖滾樂影響深遠、但早已解散的樂隊。小弟回答，自己一向喜歡聽氷室京介，知道他以前是 BOOWY 的主音之後，就透過網購買下這張精選碟。恰巧地，這隊 BOOWY 跟「安全地帶」同在 1982 年出道，但似乎絕少港人知道，前者對樂壇的貢獻遠高於後者。最近，本身是韓裔人士的 BOOWY 成員布袋寅泰，宣佈進軍 K-POP，替新晋男團 INFINITE 作單曲，可見他在海外的地位。
先個月，是黃霑（原名黃湛森）離世十週年的紀念。在臨終前一年，他以過來人的身份，寫下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近日，有電視台就着當中提出的論點，一連兩集再探粵語樂壇為何一沉不起。節目的內容，筆者不打算覆述；但自己以上的經歷，或許可以替讀者提供一個另類的答案。
過去數年，筆者反覆說過，香港人口味之僵化與狹隘，令製作人養成了「食老本」的壞習慣；在如斯的氣氛下，整個業界自然不思長進，導致製作質素無法提升，形成惡性循環。昔日，要獲得海外資訊的成本高昂，民眾不敢貿然作新嘗試，固然情有可原；但來到現在，互聯網已經讓我們很容易接觸不同的文化。要麼我們依舊畫地為牢，拒絕擴闊視野、從而開拓新領域的話，樂壇將會朝什麼方向走，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
闊一點看，在其他範疇上，港人亦出現類似的情況。借用健吾兄所言，如果「好」只得一種、「正確」只得一種、「前途」只得一種的話，大概無須等待當權者的有形之手，我們早已踏進邁向極權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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