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發財」？

今年說恭喜發財比較虛無，說新年快樂卻比往時更有意義。如果我們能不大灑金錢於新春道具，依然能過一個快樂的年，新春照常喜氣，這個年關證明了甚麼？牛年不必不切實際恭祝牛市快來，在熊市中過這個牛年，也是百年一遇的反思良機。 - 林夕《常言道》，刊於 2009 年 1 月 25 日《蘋果日報》

農曆年既然是華人社會最重要的節日，我們即管拿它與西方社會最重要的節日－－聖誕節－－作點兒比較：西方人祝賀聖誕時，會說 "Merry Christmas"，即「聖誕快樂」；如果想撇除宗教的影響，可以說 "Happy Holidays"「佳節快樂」，重點是祝願對方可以愉快地渡過這個佳節。然而，我們祝賀農曆年時，卻會「恭喜」對方「發財」，彷彿暗示我們全部都是窮光蛋，「發財」是我們唯一的目標，生活得是否愉快反而變得次要。舊時侯，長輩工作難辛而收入微簿，他們有「發財」的心願是不足為怪；但現在可不同了，我們在這三十年間創造的經濟成就，已令世界刮目，但「恭喜發財」一句反而越喊越大聲。在大年初一的今天，讓我們如林夕所言，反思一下「恭喜發財」背後的思維。

一個國家如何發展，往往取決於國民的共同意願；現今的中國，人民都被「發財」二字充昏了頭痛，「發財」者，指的當然是自己，別人是死是活，根本不關自己事。例如建築商要「發財」，自然要偷工減料，結果豆腐渣工程觸目皆是，一場汶川地震，莘莘學子都被活埋；奶粉商要「發財」，把三聚氰胺放進劣質的奶粉裏，以圖一本萬利，結果嬰孩吃了這些毒奶粉，百病纏身。這些自私行為的背後，其實反映着國民間缺乏互信，「發財」是保障自己的唯一方法，為求「發財」，國民都不擇手段去巧取豪奪，甚至可以連國家利益都不顧（大家不發覺那些發了的財，都被匯出國外嗎？），確實是十分危險的。要打破這個局面，非要重建互信不可，至於如何重建，留待社會賢達討論了，不過如果不正視這個問題的話，即使再花幾百億元做「國家形象工程」也是徒然的。

這個新年，我嚮應了林夕，放棄「恭喜發財」，改說「新年快樂」，畢竟再多的金錢，也未必買得到快樂。謹此祝各位一聲，「新年快樂」！

談香港的文化產業

農曆年期間，本地電視台循例地會播港產賀歲片，但環觀選播的賀歲片，大部份都已經是十多二十年前的製作了。香港以往蓬勃的電影業，如今已成明日黃花，而其他的文化產業也毫無起色。在鼠年的最後一天，讓我們探討一下文化產業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回顧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因為沒有像大陸與臺灣般的政治束縛，香港的文化事業得以百花齊放；港產片、粵語歌、電視節目等文化軟體，征服了整個華語世界。有着經濟與文化實力為後盾，香港文化在海內外華人心目中是先進的典範。然而香港人並未因此而自滿，依然主動學習歐美日等更先進的文化，取得當中的神髓後把它們本土化；歌星有梅豔芳和羅文，音樂人有顧嘉輝和黃霑，導演有徐克和吳宇森，電視界則有劉天賜和徐小明等；現在翻看他們當年的作品，依然會覺得是佳作。總體來說，那時的香港人仍有着一份積極改進的精神，獅子山下的奇蹟，就是這樣建立出來的。

然而，這個奇蹟來得快時去得亦快。九十年代，香港爆發了搶購房產的熱潮，房產一經易手，便可獲得豐厚的利潤。人民捨棄過去精益求精的幹勁，變得投機短視；這種風氣，很快便吹入娛樂界，明星偶像身價暴漲，製作人卻收入微薄，而且某些意念一但受歡迎，就會不斷被抄襲模仿；結果製作質素每況愈下，觀眾群自然漸漸萎縮。然而，觀眾本身也責無旁貸，在經濟繁華的假象下，世界觀變成越來越狹窄，對外國的先進文化缺乏興趣；從近年香港報紙的篇幅，可略知端倪：國際版不斷縮小，港聞版卻不斷擴大。結果在觀眾與製作人互相因循苟且的惡性循環下，縱使香港已躍升為國際金融中心，但文化產業在華人社會裏，已失去了領導地位。

從文化產業的起落，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一個文化之興衰。如今香港的文化產業日漸衰微，相反地臺灣的文化產業在大陸如日方中。隨着兩岸開展三通，香港的在華人社會的地位如何，大家也深知肚明吧！社會如果再不對此有所醒覺的話，即使再多建幾個西九文化區都是於事無補的。

Xenophobia - a social disease in Hong Kong

I have just finished the annual staff appraisal for my little department. One of my staff is a mainland resident working in Shenzhen office. During the appraisal interview, she said she wanted to learn more English from her colleagues in Hong Kong, since she supposed that we spoke better English. I was somehow embarrassed by that, since we have been complaining about our students' poor English proficiency for quite a long time. Before suggesting what should be done, I believe a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yet to be asked by our society: What is language?

A nation's language is a part of its culture. By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say English, you will gradually learn about the culture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 Once you have acquired a foreign culture, your "world view" will be broadened. Then you will start to question traditional values and customs, and push the society to progress. That helps to explain the passion on learning English amongst Chinese youngsters: they want to learn not only the language, but also the culture. Deep heart, they want to break free from the authoritative social environment. This is exactly the "Smart Power" Hillary Clinton is referring to, and it is working in China before she takes office.

Hong Kong people once did have such passion for foreign culture. That was during the 1960s to 70s. We listened to English songs and watched BBC's TV programmes. However, such momentum no longer exists nowadays. Our usage of English is confined within classrooms, exam venues and workplaces. Our English proficiency will inevitably suffer. What really frightens me is that little by little, our "world view" will be narrowed. We locked our own minds from outside and just care about what happens within this tiny SAR. Just look at all mainstream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 and you will see that local news occupies more than 70-80% of their space. In short, this is xenophobia - fearing of anything outside our society.

Throughout history, any society showing signs of xenophabia marks its decline and fall. Athen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 and Rome after the Crisis of Third Century are fine examples. If we do not cure such a social disease, it will not be surprising to see this self-called "Asia's World City" being surpassed by Shanghai or Beijing in, say, the next century.

「死亡」變奏曲－「孝道」

（中國人的）「殺子文化」，則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死亡崇拜」，因此它將新的生機加而摧殘，去滋潤行將就木的朽物。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新千年版》第 231 頁，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近年我一直在看鹽野七生的《羅馬人的故事》，其中有一個故事，記述五賢帝之一哈德良的晚年：

羅馬帝國的高尚階層，有一項現代人覺得難以致信的習慣：每當他們患上不治之症、或年老百病叢生的時侯，他們會以禁食進行慢性自殺，因為他們認為，繼續苟延殘喘是一種恥辱。公元138年（即東漢永和三年），是哈德良皇帝在世的最後一年，當時他已經虛弱得連自殺的力氣也拿不出；某天，他將一把短劍交給一位年輕的轎夫，叫他刺死自己，那位少年當然哀求皇帝收回成命，皇帝也不敢再強求。然而，哈德良仍未肯罷休；他暗中吩咐御醫，開一些毒藥給自己。御醫心知君命不能不從，但從命的話又等於弒君，結果毒藥是開了，吞下它的卻是御醫自己。經過這場悲劇之後，哈德良才回心轉意，放棄自盡的念頭。

原來《楢山節孝》的情節，早在兩千年前已經上演了，而且主角竟是至高無上的羅馬君王。其實，西方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有沒有出現一位刻意追求長壽的君主呢？恕小弟孤陋寡聞，我不覺得有。相反地，在中國，莫說帝皇將相，就連黎民百姓，都特別講求補身與養生；說穿了，就是怕死。當人害怕面對某個問題時，通常都會扮成駝鳥，把頭鑽入沙堆，以為問題就此消失。套入以上的比喻，我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人對待「死」也是採取這種策略的，並將之投射到日常生活裏：例如在中國的建築物（特別是人流多的），許多時是沒有四樓、十四樓等層數；中國人送禮時，絕不能送鐘等。

從這種「死亡恐懼」，衍生出一種東方人獨有的文化，就是「孝」了。在古代漢語，「孝」與「老」相通；「孝」者，即奉「老」人為尊，「老」人既是行將就木卻又恐懼死亡，於是在潛意識上非常害怕比自己更有生命力的東西。「老」人的對策，就是把自己對「死」的畏懼壓在後輩身上，迫年輕人跟自己一樣，任何少年意圖突破這個金剛圏，都會被「孝」這個緊箍咒打壓的；魯迅筆下的「禮教吃人」，可謂一語中的。慢慢地，整個「孝」字當頭的社會就變成了「老」人社會，形成了孫隆基筆下的「死亡崇拜」。因此，環看中華五千年歷史，能拿得出如哈德良般面對「死」的氣蓋的帝王，竟是一個也沒有；老蔣與老毛，雖是幾十年的宿敵，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年過八十仍牢牢地抓住權力不放，成為最佳的反証。

呼應上篇關於「東方史觀」的論述，余試圖分析它的成因：在位的「老」人，透過向全國推行「孝」道來維持政權的正統性，平民百姓為了對「老」人盡其「孝」道，自然不敢評論在位的「老」人。因此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只會以後周作結，當今宋朝之事絕不可談；這情況在《二十四史》則更顯著：《宋史》由元朝的脫脫寫，《元史》由明朝的宋濂寫，《明史》由清朝的張廷玉寫。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當眾人議論本朝政事不久，在位的「老」人就展開了「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了。在這種「不論本朝之事」以盡「孝」道的風氣下，中國人誤解歷史實在是心甘情願的，寧可信片面的謊言，也不去探究歷史的真相。

彭定康在文章中說 "Historical debate is a sign of a healthy society." （歷史的爭辯令社會更能健康發展）；從這個標準再看中國社會是否健康發展，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了。

史家彭定康

Most countries fabricate at least some of their history; or they simply whitewash the bits that do not match their heroic idea of themselves. （大多數國家都會編造它們部分歷史，或掩飾一些它們認為不光采的事情。）－ Baron Chris Patten （彭定康男爵）, Living in History

日本放送協會 (NHK) 今年上映的大河劇《天地人》，主角是戰國時代的武將直江兼續。製作人員在官方網頁上指，這齣電視劇「刻畫着消逝中的日本人的義與愛」；看到這裏，我不禁幻想：假如一位英國導演開拍《邱吉爾傳》的話，他是否會向大家說自己的製作「刻畫着消逝中的英國人的義與愛」呢？

東方社會，總喜歡把歷史作為國民教育的一部份，即使是經歷過全盤西化的日本，也不能例外；鑑於內容涉及國家與民族的形象，不管寫歷史的是官還是民，總傾向褒揚先人的豐功偉績，務求使後一輩的人以他們作榜樣。但對於丟臉的事，東方社會總會文過飾非，輕輕帶過就算了；於是，「南京屠殺」就被粉飾為「南京事件」，「大飢荒」被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這種心態，不就是正正中了彭定康男爵上述一句的下懷嗎？

彭定康在 Living in History 一文中，還有以下展釋：

So, when you get history wrong, it can skew your own strategic choices. But, worse than that, blindness to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the past can distort the development of your society. (所以，如果你誤解了歷史，會令你在決擇時帶有偏見。但更糟的是，不深究歷史的真相，將會扭曲社會的發展。)

看到這句，不禁欽佩這位當年在牛津主修歷史的未代港督。原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是由一位世界頂級的歷史學家管治的，但直到今時今日，香港人對「肥彭」的印象竟然仍停留在吃蛋撻上，實在是走了寶也不知道呢！

最後，彭定康非常推崇德國人對二次大戰的態度；畢竟，正如佛洛依德學派所說，西方社會強調與上一代決裂（即所謂「伊底帕斯情結」），德國人自然有勇氣宣告自己不認同先祖做過的事。但反觀東方社會，所謂「百行考為先」，長輩認為是對的事，晚輩豈敢不從；於是，後人難以認清歷史的真相，以致重蹈覆轍。史家彭定康此文，可謂對「東方史觀」的當頭捧喝。

至於「東方史觀」是怎樣形成的，讓我另闢文章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