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的老家，在沙田老牌居屋穗禾苑，雖然已經搬出，仍然不時在那裏留連。最近有一個議題，引起居民廣泛討論。
現時，屋苑有兩條前往市區的巴士路線：全日服務、往九龍塘港鐵站的80M，與只在平日早上服務、往尖沙咀的280P。但據運輸署的統計顯示，80M與280P在繁忙時間的載客率，分別只有六成與四成，而前者在非繁忙時間，載客率只僅得兩成。有鍳於此，署方最近向區議會建議，把兩線合併為新的280X線，全日沿青沙公路往尖沙咀。
那些年的交通規劃，安排80M接駁地鐵、區內線81K接駁九鐵。但兩鐵合併後，兩者功能明顯重疊。對沙田居民來說，九龍塘終歸只是轉乘點而非目的地，80M在市區僅得兩個停站之下，根本毫無優勢。現時，居民要轉乘港鐵的話，大多寧可搭班次密得多的專線小巴，往沙田或火炭站，或乾脆走兩百多級樓梯到火炭站。相比之下，願意等十多分鐘乘80M往九龍塘港鐵站的，自然偏少。更甚的是，81K提供的轉乘優惠較80M吸引（例如城門隧道的巴士，只能經81K轉乘才享有優惠），此消彼長之下，80M的客源遭到進一步收窄。作為屋苑往來市區的唯一途徑，80M的走線可謂已不合時宜。
建議公開至今，出現不少爭議。筆者嘗試逐一拆解：
（１）應否保留80M？事實勝於雄辯，除非你認為數據造假，否則以現時的使用狀況，區內居民大概早已用雙腳表達了意見。
（２）80M與新線能否並存？稍為認識巴士運作的人，都知道穗禾苑的道路狹窄，不適宜12米以上的巴士進出。加上總站面積細小，要同時容納三條全日巴士站，在技術上十分困難。除非有辦法，可在短時間內擴建總站，又或者巴士公司能更有效調動班次，否則現時僅有的資源，不應浪費在載客率偏低的路線上。
（３）取消80M後，禾輋與新田圍的居民甚麼辦？除了穗禾苑，80M的客源主要來自禾輋與新田圍這兩個離港鐵站較遠的屋邨。然而，以上述統計衡量，當地居民的取態，大概跟穗禾苑的相同。再者，即使那裏確實有需求，亦不表示要由一線穗禾苑開出的巴士線來滿足。
（４）新線收費是否合理？營運商聲稱，新線屬特快路線，因此單程要收$9.5，比280P的$7.7高了近四分一。雖則開辦初期會有回程折扣，但現時由沙田或火炭乘港鐵往尖沙咀，分別只需$8.3或$9.0，加上新線要十五分鐘才開出一班，套用喬布斯的遺言，建議可謂 dead on arrival（註定失敗）。
（５）新線應否沿用280P的走線，以獅子山隧道出市區？以現時280P只有四成使用率作參考的話，此建議的吸引力似乎值得商榷。但當然，要麼改為全日服務，情況會很不一樣，加上青沙公路將來提供的轉乘服務較廣泛，如何取捨，還需各方多加參詳。
筆者自問，以上的分析縱使有欠全面，亦盡力把已知的事實羅列出來。奈何的是，坊間所見的討論，在一面倒地反對取消80M之餘，卻不見他們會像筆者那樣，以實況作佐證（唯一例外，是這篇由《輔仁網》轉載的文章，縱使內容以偏蓋全，但至少作者顯然是有做功課的）。筆者推想，那些人有兩種通病：一是妄顧現實，又不以開放務實地看待問題；二是借刻意刁難局方與營運商，宣洩心頭的不滿。無可否認，局方的安排並非十分理想，但強行保留80M的話，局方勢必以實況難以配合為由，把所有新建議擱置。屆時，得益的人多還是受損的人多呢？
闊一點看，一個屋苑的交通安排，所牽涉的利益十分有限，要解決亦不算很困難。但要麼連這些芝麻般的小事，各方也只懂各說各話、無法平心靜氣商討的話，社會上其他更複雜的問題，豈不是更加寸步難行？人道是，政改諮詢期快將完結，以上的事例，可作為這個偽國際都會能否有效落實民主的寒暑表。固然，各位的看法可能很不一樣，但恕筆者直言，不管得出什麼結果，當前的僵局也難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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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8日星期一
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
社會演變的瓶頸
繼續上兩篇的那次飯局。Ｗ女仕到北京出差時，適逢人大及政協會議舉行；除了公司業務，她跟同事亦少不免談及家國大事。回港後，她在席間跟我們分享她的所聞：近年，內地鄉郊的經濟發展十分矚目，不少以鄉郊農民為主要客戶的國企，因而錄得比同業更可觀的增長。依她所見，導致這個現象，是因為國家領導深信，由共產黨領導的政體之所以行之有效、恆久不衰，全賴廣大農民的支持，為報答他們的效忠，領導自然要多加照顧。
「等等，最先接觸共產主義的，應該都是城市人；至於中國共產黨，當初亦是在上海成立的，對嗎？」筆者即時說。Ｗ女仕怎樣回應，恕筆者已記不清；但事後再想，她的觀察也是不無道理的：共產黨早期的根據地，井崗山、遵義、延安等等，統統都在鄉郊。另外，在取得江山前，黨內來自大城市、留過學或懂外語的黨員，與來自鄉間、只讀過點兒書的，曾有數次激烈的路線鬥爭；眾所週知，以毛澤東為首的後者，獲得最後勝利。一個甲子過去，我們依然看見，執政者對廣大農民的生計，至少表面上很着緊；此外，每逢有城市人，寧可下鄉幫助農戶，都會惹來官方媒體的廣泛報導，兼而作宣傳。由此可見，Ｗ女仕所非虛。
談到農民，大家很自然會想起，筆者拙文《稻田上的迷思》中描述過的鄉里。以往，他們離不開自己的土地，除了附近的地方與人物，他們對外面世界的認識甚少，更遑論主動跑出去接觸新事物。可想而知，他們的見識與視野都受到局限。但時移世易，現在即使足不出戶亦能知天下事，加上交通網絡迅速發展，不消半天便可穿州過省。要擺脫過去的珈鎖，無須付出龐大的代價。
然而，他們很快會發覺，進入城市雖然是方便了，在那兒生活卻是另一回事：日常要接觸的人，比在家鄉多得許多，而且他們的來歷與背景，跟自己很不一樣；另外，由於鄰居不時會遷出遷入，彼此的關係肯定比在鄉間疏離。如此大的落差，令他們一時間無所適從；最自然的應對，就是跟自己鄉里一齊居住、甚至一齊工作。眾多跑到城市幹活的民工，都採取這種生活模式。
改革開放縱使進入第四個十年，但當權者對農民絲毫無損的情意結，跟城市人口與規模迅速膨脹，形成強烈對比。對於這現象，筆者嘗試作一個大膽的解讀。
自古以來，農民都是靠天吃飯的，只要得到老天爺眷顧，便可以豐衣足食。但在城市，你想生活好過一點，你不得不跟更多人交流、學習更廣泛的知識，從而提昇技能。假以時日，你的眼界會更廣闊，腦筋更靈敏；即使再複雜的疑難，你亦能根據某些公認的原則，自行分析處理。當社會上開始累積這種人才時，只要彼此理念相近，一個個無需順從任何權力、也可獲公眾信賴的群體，便可以漸漸形成。近年，內地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就是個好例子。套用西方的術語，這就是公民社會的雛形。
在以天朝自居的當權者眼中，要壟絡民心以鞏固權力，最簡單莫過於充當唯一的施惠者，在民眾間樹立自己就是老天爺的形象。這一套，農民顯然最為受落。反之，對上述那些見識廣博的城市人來說，要麼你沒有充分的理由，他們根本無須賣你的帳。這種態度，很容易被當權者視為潛在的威脅，長期忽視的話，肯定危及自己江山。
以上的心態，驅使當權者用盡方法，向百姓灌輸某些農民的意識，目的就是令他們相信，自己之上有個無所不能的老天爺，主宰自己的生活。難怪不管是舊社會還是新中國，一切與獨立、自主、自由有關的理念，統統被視為禁忌。更甚的是，一旦有人企圖繞過當權者、自行籌劃帶政治含義的活動，幾乎肯定會惹來打壓。例如在舊社會，官府一看見有人結黨，幾乎本能地斷定他們必然是企圖謀私，繼而迅速制止；現代的事例，大概無須筆者多言。
人道是，自去年上台的新領導班子，非常銳意推行改革，其中一步，就是推行城市化。眾所週知，期間肯定會遇上阻礙。依筆者之見，表面的問題還只是次要，更深層的矛盾，在於當權者能否擺脫上述的恐懼，不再插手干預民間自發的活動。觀乎他們對維穩異常地執著，筆者直言不容樂觀。這個思想上的瓶頸能否被打破，不單是國家演變的關鍵，對將來全球的局勢亦舉足輕重。
【一次特別的「國情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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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最先接觸共產主義的，應該都是城市人；至於中國共產黨，當初亦是在上海成立的，對嗎？」筆者即時說。Ｗ女仕怎樣回應，恕筆者已記不清；但事後再想，她的觀察也是不無道理的：共產黨早期的根據地，井崗山、遵義、延安等等，統統都在鄉郊。另外，在取得江山前，黨內來自大城市、留過學或懂外語的黨員，與來自鄉間、只讀過點兒書的，曾有數次激烈的路線鬥爭；眾所週知，以毛澤東為首的後者，獲得最後勝利。一個甲子過去，我們依然看見，執政者對廣大農民的生計，至少表面上很着緊；此外，每逢有城市人，寧可下鄉幫助農戶，都會惹來官方媒體的廣泛報導，兼而作宣傳。由此可見，Ｗ女仕所非虛。
談到農民，大家很自然會想起，筆者拙文《稻田上的迷思》中描述過的鄉里。以往，他們離不開自己的土地，除了附近的地方與人物，他們對外面世界的認識甚少，更遑論主動跑出去接觸新事物。可想而知，他們的見識與視野都受到局限。但時移世易，現在即使足不出戶亦能知天下事，加上交通網絡迅速發展，不消半天便可穿州過省。要擺脫過去的珈鎖，無須付出龐大的代價。
然而，他們很快會發覺，進入城市雖然是方便了，在那兒生活卻是另一回事：日常要接觸的人，比在家鄉多得許多，而且他們的來歷與背景，跟自己很不一樣；另外，由於鄰居不時會遷出遷入，彼此的關係肯定比在鄉間疏離。如此大的落差，令他們一時間無所適從；最自然的應對，就是跟自己鄉里一齊居住、甚至一齊工作。眾多跑到城市幹活的民工，都採取這種生活模式。
改革開放縱使進入第四個十年，但當權者對農民絲毫無損的情意結，跟城市人口與規模迅速膨脹，形成強烈對比。對於這現象，筆者嘗試作一個大膽的解讀。
自古以來，農民都是靠天吃飯的，只要得到老天爺眷顧，便可以豐衣足食。但在城市，你想生活好過一點，你不得不跟更多人交流、學習更廣泛的知識，從而提昇技能。假以時日，你的眼界會更廣闊，腦筋更靈敏；即使再複雜的疑難，你亦能根據某些公認的原則，自行分析處理。當社會上開始累積這種人才時，只要彼此理念相近，一個個無需順從任何權力、也可獲公眾信賴的群體，便可以漸漸形成。近年，內地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就是個好例子。套用西方的術語，這就是公民社會的雛形。
在以天朝自居的當權者眼中，要壟絡民心以鞏固權力，最簡單莫過於充當唯一的施惠者，在民眾間樹立自己就是老天爺的形象。這一套，農民顯然最為受落。反之，對上述那些見識廣博的城市人來說，要麼你沒有充分的理由，他們根本無須賣你的帳。這種態度，很容易被當權者視為潛在的威脅，長期忽視的話，肯定危及自己江山。
以上的心態，驅使當權者用盡方法，向百姓灌輸某些農民的意識，目的就是令他們相信，自己之上有個無所不能的老天爺，主宰自己的生活。難怪不管是舊社會還是新中國，一切與獨立、自主、自由有關的理念，統統被視為禁忌。更甚的是，一旦有人企圖繞過當權者、自行籌劃帶政治含義的活動，幾乎肯定會惹來打壓。例如在舊社會，官府一看見有人結黨，幾乎本能地斷定他們必然是企圖謀私，繼而迅速制止；現代的事例，大概無須筆者多言。
人道是，自去年上台的新領導班子，非常銳意推行改革，其中一步，就是推行城市化。眾所週知，期間肯定會遇上阻礙。依筆者之見，表面的問題還只是次要，更深層的矛盾，在於當權者能否擺脫上述的恐懼，不再插手干預民間自發的活動。觀乎他們對維穩異常地執著，筆者直言不容樂觀。這個思想上的瓶頸能否被打破，不單是國家演變的關鍵，對將來全球的局勢亦舉足輕重。
【一次特別的「國情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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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4日星期一
虛話的代價
承接上篇拙文，與筆者午飯的大型國企香港高層Ｎ先生，帶了一位下屬（在此簡稱她為Ｗ女仕）隨行。她最近到北京總公司出差一星期，與國內同事共同出席會議。其間，總公司下達一份頗長的文件給各與會者；Ｗ女仕回到酒店後，花了一整晚反覆細閱，卻是完全摸不着頭腦。翌日，她私下與內地同事交談，得到的回應是：莫說是你這位外來人，即使是我們這班土生土長的，也是搞不清文件的真正意思。
Ｗ女仕說，這件事令她想起年初時的一次經歷：某日，總部通知她，針對自己手頭上每個客戶，編製一份長達十多頁的綜合報告，並付上一份樣本以供參考。數天後，總部的人問她意見，她坦白地反問，你想聽客套話還是老實話。你實話實說吧，對方答；她就不客氣地說：要做一份那些長的報告，每個客戶至少要一天，但裏面要寫的，幾乎都是虛話與空話。試想想，要全盤推行的話，我們還剩下多少時間去接觸客戶呢？屆時公司將會因以損失多少盈利呢？無謂的事，能不做的就不要做了，倒不如花多點資源去開拓新業務吧。
以上的情況，在內地的官場甚至商場可謂司空見慣。筆者相信，不少國人都是明知，虛話再講多少次也是徒然，但除非你像Ｗ女仕般，在系統內有點兒地位，否則唯有勉強地應酬一下。他們的那份難言之隱，明眼人應該很清楚，就是來自上級的壓力。這種情況，在舊社會亦經常出現。似乎，即使我們廢除了帝制一個世紀之後，這種陋習也沒有改變。
平心而論，即使是西方民主國家，也有不少政客向公眾吹虛功績（特別在選舉期間）；但這些期票一但未能及時兌現，公眾自然要他們問責，有時甚至要鞠躬下台。但來到天朝大國，不論是文武百官、還是黎民百姓，都對虛話趨之若騖。仔細一看，虛話在中國之所以有市場，無非是每個人都渴望在自己面上貼金，彰顯自己高人一等而已。相反，那些致力追尋真相的，不單未獲得肯定與欣賞，許多時更會惹上官非。
然而，為滿足這股需求，整個社會要投入多少資源呢？以上述那兩份文件為例，由撰寫、校對、改正到審批通過，想必涉及不少職員；但正如Ｗ女仕所言，得出來的成果對企業幾乎沒有實質幫助。白一點說，公司發薪給那些人，卻換不到半點生產力。一家已經走向國際的大型國企也尚且如此，其他發生在各級黨政軍機關的事例，肯定是不能盡錄。可以想像，歷代國人為了一個個的空話，耗費了無數的心血與時間，但對整個社會卻毫無脾益。
更糟的是，國人為免空話被識破，會不惜以謊言顛倒是非黑白。最極致的例子，可以看易中天在短文《鴉片的戰爭與戰爭的鴉片》裏描述的故事：１８４１年，在鴉片戰爭被英國擊敗的清軍，不單沒有愁雲慘霧，反而「上上下下都喜氣洋洋地互賀升遷」，指揮官奕山，則「在奏報『戰功』的同時，還一口氣保舉了『有功之臣』共５５４人，幾乎囊括廣州所有官員！這可真是『勝利者的歡宴』！」。事情之所以如此荒唐，全因奕山向皇帝撒謊。反之，在虎門消煙而聲名大噪，幾乎沒說過謊的林則徐，卻被貶官到新疆伊犁。一個世紀過去，情況雖稍有改善，但說假話的獲重用、說實話的遭排擠的情況，仍然屢見不鮮。這種代價，難道我們覺得可以付得起嗎？
想到這裏，筆者不禁反問，要麼國人能把花在空話謊話上的資源，用來建設社會的話，即使只分得丁點兒，整個國家的命運會否可以改寫呢？當然，歷史是沒有如果的。曾幾何時，不計其數的文人紛紛向公眾大聲疾呼，要大家說實話、聽真話；但要麼連國家危在旦夕之時，國人的陋習依然根深蒂固的話，來了繁華盛世的今時今日，我們還能奢望什麼呢？
【一次特別的「國情課」—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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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女仕說，這件事令她想起年初時的一次經歷：某日，總部通知她，針對自己手頭上每個客戶，編製一份長達十多頁的綜合報告，並付上一份樣本以供參考。數天後，總部的人問她意見，她坦白地反問，你想聽客套話還是老實話。你實話實說吧，對方答；她就不客氣地說：要做一份那些長的報告，每個客戶至少要一天，但裏面要寫的，幾乎都是虛話與空話。試想想，要全盤推行的話，我們還剩下多少時間去接觸客戶呢？屆時公司將會因以損失多少盈利呢？無謂的事，能不做的就不要做了，倒不如花多點資源去開拓新業務吧。
以上的情況，在內地的官場甚至商場可謂司空見慣。筆者相信，不少國人都是明知，虛話再講多少次也是徒然，但除非你像Ｗ女仕般，在系統內有點兒地位，否則唯有勉強地應酬一下。他們的那份難言之隱，明眼人應該很清楚，就是來自上級的壓力。這種情況，在舊社會亦經常出現。似乎，即使我們廢除了帝制一個世紀之後，這種陋習也沒有改變。
平心而論，即使是西方民主國家，也有不少政客向公眾吹虛功績（特別在選舉期間）；但這些期票一但未能及時兌現，公眾自然要他們問責，有時甚至要鞠躬下台。但來到天朝大國，不論是文武百官、還是黎民百姓，都對虛話趨之若騖。仔細一看，虛話在中國之所以有市場，無非是每個人都渴望在自己面上貼金，彰顯自己高人一等而已。相反，那些致力追尋真相的，不單未獲得肯定與欣賞，許多時更會惹上官非。
然而，為滿足這股需求，整個社會要投入多少資源呢？以上述那兩份文件為例，由撰寫、校對、改正到審批通過，想必涉及不少職員；但正如Ｗ女仕所言，得出來的成果對企業幾乎沒有實質幫助。白一點說，公司發薪給那些人，卻換不到半點生產力。一家已經走向國際的大型國企也尚且如此，其他發生在各級黨政軍機關的事例，肯定是不能盡錄。可以想像，歷代國人為了一個個的空話，耗費了無數的心血與時間，但對整個社會卻毫無脾益。
更糟的是，國人為免空話被識破，會不惜以謊言顛倒是非黑白。最極致的例子，可以看易中天在短文《鴉片的戰爭與戰爭的鴉片》裏描述的故事：１８４１年，在鴉片戰爭被英國擊敗的清軍，不單沒有愁雲慘霧，反而「上上下下都喜氣洋洋地互賀升遷」，指揮官奕山，則「在奏報『戰功』的同時，還一口氣保舉了『有功之臣』共５５４人，幾乎囊括廣州所有官員！這可真是『勝利者的歡宴』！」。事情之所以如此荒唐，全因奕山向皇帝撒謊。反之，在虎門消煙而聲名大噪，幾乎沒說過謊的林則徐，卻被貶官到新疆伊犁。一個世紀過去，情況雖稍有改善，但說假話的獲重用、說實話的遭排擠的情況，仍然屢見不鮮。這種代價，難道我們覺得可以付得起嗎？
想到這裏，筆者不禁反問，要麼國人能把花在空話謊話上的資源，用來建設社會的話，即使只分得丁點兒，整個國家的命運會否可以改寫呢？當然，歷史是沒有如果的。曾幾何時，不計其數的文人紛紛向公眾大聲疾呼，要大家說實話、聽真話；但要麼連國家危在旦夕之時，國人的陋習依然根深蒂固的話，來了繁華盛世的今時今日，我們還能奢望什麼呢？
【一次特別的「國情課」—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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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7日星期一
換個角度看政改之爭
近日，筆者跟一位蠻特別的香港人午飯（在此姑且簡稱他為Ｎ先生）；他受顧於某家大型中資國企，在香港子公司中擔任要職。除了業務上的交流，大家難免會談及時事；說到政改諮詢，他的立場自然跟那些「佔領中環」的搞手大相逕庭（但整體上，這位仁兄跟筆者接觸過的其他國企要員相比，已算是較開明務實了）。跟內地人周旋了十數年的Ｎ先生，借着他的經驗表達了一些見解。
在國企系統內已屬「高管」的Ｎ先生，見盡內地各省市不同部門級別的官員，並很瞭解他們的脾氣。他總結，要與官員打交道，決不可跟他們硬踫硬，一開始就出言恐嚇；否則，他們定必加倍奉還，令事情越鬧越僵。Ｎ先生認為，「佔中」搞手以癱瘓市中心為號召，必然使京官們覺得受到要脅，觸動他們的神經，迫使他們的立場更為強硬，最終令雙方無路可退。
另外，他猶記得，初初入職國企時，同事們都跟他說，來自總部的指示，幾乎是神聖不可侵犯。如是者，能夠下放給香港子公司的權力，實在小得可憐；可想而知，Ｎ先生在做事時，每每受到諸多掣肘，以至錯失不少良機。他曾多次向上級反映，初時多數都是不得要領。但近年，情況有了微妙的逆轉，Ｎ先生不單有更大的自主權，他的意見亦逐漸被總部重視。箇中原因，他歸納為兩個字：競爭。隨着國企陸續上市，不少更擠身全球五百強之列，它們的業績備受外界關注；加上營商環境不斷轉變，及來自海內外同業的比併，迫使它們不能繼續閉門造車，要多點聽取不同意見，方能突圍而出。
Ｎ先生的心得，無疑給乎像筆者那些局外人不少啟發。但把它套用到當前的形勢，又是否完全合適呢？
不管是在政壇還是商場，面對當前的問題，各方會根據不同立場，提出建議。但一方的靈丹妙藥，另一方可能會認為是糖衣毒藥，反之亦然。平心而論，我們對異見有所恐懼，實屬人之常情；但要麼一開始，你就把自己的顧慮無限放大，但別人的卻置之不理，難免會被其他人質疑，你不過想「大石砸死蟹」而已。話到底，傾向有此行徑的，通常都是以為自己高高在上，可以凌駕其他人之上，自己受威脅就萬萬不可，別人受威脅則貴客自理。憑這副心態，彼此最終會求同存異、達成共識，還是各走極端、互相指罵，可謂呼之欲出。
至於Ｎ先生在公司內的際遇，確實反映了國企逐步向海外擴張，與國際巨頭看齊之下的變化。然而，換着是一個幾乎沒有競爭的政治環境裏，反對現狀的聲音又能否順利地傳到當權者的耳邊嗎？當然，像李世默之流的人會出來指正，說各級幹部在政績上的比拼，比任何民主選舉都要激烈；硬要說在「一黨專政」之下沒有競爭，似乎是以偏蓋全。問題是，你不加入建制，休想參與這些競賽；入閘後，你的仕途是好是差，完全靠上級怎樣評價你，至於黎民百姓對你的口碑如何，雖不至於無關痛痒，亦只是次要。如是者，我們不難發現，不少官員為求政績亮麗，不惜侵害居民的權益。這種情況，是否大家願意看見的呢？
從以上的觀察，筆者嘗試把國人對競爭的認識作個歸納：簡單而言，競爭可以分為良性與惡性；但不論古今，國人的競爭往往變成惡性，許多時候，除了肇事者被殺頭之外，無辜者亦會受牽連。如是者，萬事講求和諧穩定的國人，為避免惡性競爭，寧可什麼都不要爭；白點兒說，這猶如斬腳趾避沙蟲。這種忌諱，令大部份的競爭只能在暗地裏進行；諷刺的是，它的殺傷力，往往比光天化日之下的競爭更巨大，對失敗者更為殘酷。不難想像，在局外人眼中，政治從來都是骯髒與醜陋，繼而產生冷感甚至厭惡感；當這種感覺成為常態，當權者就更能為所欲為。
從上述的推論，我們可以總結，國人為求變革，註定要付出比他人更沈重的代價，令人際間的關係外弛內張，彼此的互信明存實亡。或許，這就是中國人為何無法推行民主政治的成因；當前的這場政改之爭，似乎亦逃不出這個惡性循環。當然，像Ｎ先生那樣的際遇，也許有朝一日會在政壇上出現；然而，那些異見者，還剩下多少耐性等下去呢？
【一次特別的「國情課」—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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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企系統內已屬「高管」的Ｎ先生，見盡內地各省市不同部門級別的官員，並很瞭解他們的脾氣。他總結，要與官員打交道，決不可跟他們硬踫硬，一開始就出言恐嚇；否則，他們定必加倍奉還，令事情越鬧越僵。Ｎ先生認為，「佔中」搞手以癱瘓市中心為號召，必然使京官們覺得受到要脅，觸動他們的神經，迫使他們的立場更為強硬，最終令雙方無路可退。
另外，他猶記得，初初入職國企時，同事們都跟他說，來自總部的指示，幾乎是神聖不可侵犯。如是者，能夠下放給香港子公司的權力，實在小得可憐；可想而知，Ｎ先生在做事時，每每受到諸多掣肘，以至錯失不少良機。他曾多次向上級反映，初時多數都是不得要領。但近年，情況有了微妙的逆轉，Ｎ先生不單有更大的自主權，他的意見亦逐漸被總部重視。箇中原因，他歸納為兩個字：競爭。隨着國企陸續上市，不少更擠身全球五百強之列，它們的業績備受外界關注；加上營商環境不斷轉變，及來自海內外同業的比併，迫使它們不能繼續閉門造車，要多點聽取不同意見，方能突圍而出。
Ｎ先生的心得，無疑給乎像筆者那些局外人不少啟發。但把它套用到當前的形勢，又是否完全合適呢？
不管是在政壇還是商場，面對當前的問題，各方會根據不同立場，提出建議。但一方的靈丹妙藥，另一方可能會認為是糖衣毒藥，反之亦然。平心而論，我們對異見有所恐懼，實屬人之常情；但要麼一開始，你就把自己的顧慮無限放大，但別人的卻置之不理，難免會被其他人質疑，你不過想「大石砸死蟹」而已。話到底，傾向有此行徑的，通常都是以為自己高高在上，可以凌駕其他人之上，自己受威脅就萬萬不可，別人受威脅則貴客自理。憑這副心態，彼此最終會求同存異、達成共識，還是各走極端、互相指罵，可謂呼之欲出。
至於Ｎ先生在公司內的際遇，確實反映了國企逐步向海外擴張，與國際巨頭看齊之下的變化。然而，換着是一個幾乎沒有競爭的政治環境裏，反對現狀的聲音又能否順利地傳到當權者的耳邊嗎？當然，像李世默之流的人會出來指正，說各級幹部在政績上的比拼，比任何民主選舉都要激烈；硬要說在「一黨專政」之下沒有競爭，似乎是以偏蓋全。問題是，你不加入建制，休想參與這些競賽；入閘後，你的仕途是好是差，完全靠上級怎樣評價你，至於黎民百姓對你的口碑如何，雖不至於無關痛痒，亦只是次要。如是者，我們不難發現，不少官員為求政績亮麗，不惜侵害居民的權益。這種情況，是否大家願意看見的呢？
從以上的觀察，筆者嘗試把國人對競爭的認識作個歸納：簡單而言，競爭可以分為良性與惡性；但不論古今，國人的競爭往往變成惡性，許多時候，除了肇事者被殺頭之外，無辜者亦會受牽連。如是者，萬事講求和諧穩定的國人，為避免惡性競爭，寧可什麼都不要爭；白點兒說，這猶如斬腳趾避沙蟲。這種忌諱，令大部份的競爭只能在暗地裏進行；諷刺的是，它的殺傷力，往往比光天化日之下的競爭更巨大，對失敗者更為殘酷。不難想像，在局外人眼中，政治從來都是骯髒與醜陋，繼而產生冷感甚至厭惡感；當這種感覺成為常態，當權者就更能為所欲為。
從上述的推論，我們可以總結，國人為求變革，註定要付出比他人更沈重的代價，令人際間的關係外弛內張，彼此的互信明存實亡。或許，這就是中國人為何無法推行民主政治的成因；當前的這場政改之爭，似乎亦逃不出這個惡性循環。當然，像Ｎ先生那樣的際遇，也許有朝一日會在政壇上出現；然而，那些異見者，還剩下多少耐性等下去呢？
【一次特別的「國情課」—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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