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就是求分數－談《作死不離三兄弟》

印度電影《作死不離三兄弟》的三位主角，是大學宿舍的同房：法漢 (Farhan) 一心希望成為攝影師，卻要為滿足父母的意願才報讀工程系；拉朱 (Raju) 則為求家人能盡快脫貧，不斷求神拜佛，期望出人頭地。換句話說，他們背負的是別人而非自己的期望。假使無風無浪的話，他們都只打算勉強能夠畢業，找得一份好工便心滿意足；但藍丘 (Rancho) 的出現，徹底顛覆了兩人的一生。最終，法漢與拉朱都能放下包袱，達成理想；然而就在畢業禮後，藍丘悄然地消失在人群中，之後一直音訊全無。整個故事的主線，就是講兩人尋回藍丘的旅程。

電影裏描繪的校園生活，實在惹起不少香港人的共鳴：莘莘學子關心的，只是成績排名與就業前途。考試時，只要你有本事把教科書背得滾瓜爛熟，就可以過關；至於自己能否真正吸收這些知識，並把它們靈活運用，反而變成了次要。這個情況，即使是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華人社會，同樣有深刻的體會。

表面上，一直為人詬病的填鴨式教學，是問題的原兇。然而凡事有果必有因，這種教學之所以久久陰魂不散，肯定是因為它符合某些價值觀的。我們嘗試從這套電影裏，找尋箇中端倪。

在電影裏的「皇家工程學院 (Imperial College of Engineering，簡稱 ICE)」，學生的考試成績是會被貼上壁報板上的；這跟舊中國科舉過後，朝廷放榜的傳統異曲同功，誰人名落孫山，誰人名列前茅，可謂一目瞭然。分數與排名，彷彿是種身份的象徵；成績好的藍丘與「馬屁精」查圖爾 (Chatur)，拍畢業照時就可與「病毒」教授並排而坐，至於排榜尾的法漢與拉朱，則只能站在最後一排當閒角。換句話說，在這個「求學只是求分數」的環境裏，學生都被掛上「勝力者」與「失敗者」的標籤；從「病毒」教授以「鵲巢鳩佔」的故事對新生訓話的一幕，可見一斑。

寬一點看，當每個人都熱衷於比拼成敗得失時，大家便不經不覺地認為，自己要出人頭地，必須要把弱者壓下來。許多時侯，勝利者為求鞏固自己的地位，往往會設下大大小小的關卡，好讓弱者無法誇越雷池半步。於是乎，辦教育的目的，就是令學生馴服於現有的建制，維持固有的社會秩序；而莘莘學子為免被他人看扁，一般都會循規蹈矩，接受這套規則。故此在教師們眼中，對名譽地位完全不感興趣的藍丘，實在是個離經叛道的青年，要不然他是位資優學生，他早就被逐出校門。

把視線轉回香港，官員這邊廂勸諭家長「求學不是求分數」，那邊廂又要求各大專院校爭國際排名，這種矛盾的心態，實在令人費解。另一方面，縱然科舉已早被廢除，但每逢公開考試前後，媒體都爭相報道考生如何備戰、哪家學校出最多的所謂「狀元」的消息等等。種種教育改革之所以屢試屢敗，不就是因為以上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念所致嗎？當大家對片中情節不斷會心微笑，不僅做不出什麼去突破以上局面，還要迫孩子們學這個學那個時，確實是可悲的。

這樣的權益，不要也罷

「維護港人權益，反對外傭有居港權」區議會選舉期間，某侯選人以此句製作宣傳橫額，抨擊另一位侯選人所屬團體的立場。

眼前這一幕，不禁令人想起１９９９年居港權官司的爭議。終審法院的判決，頓時令公眾嘩然；加上政府聲稱，十年內會有１６７萬人來港定居，在建制與民眾一唱一和之下，「人大釋法」這個潘朵拉的盒子終歸給打開了。固然，上次涉案的人，本身已是中國公民，與今天那班興訟人有本質上的差別，但歸根究底，兩椿事件都是因為基本法的相關條文寫得太過粗疏所致。

不容否認，居港權的門檻定得太寬鬆的話，肯定對公共資源構成沉重壓力；但正如代表外傭的團體，即使他們真的擁有居留權，每個人也需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決定是否行使。這個情況，與當年英國政府的「居英權計畫」有點類似；筆者認識一位前輩，曾透過該計畫到英國定居，但到了女兒大學畢業後，他又舉家回港生活。說外傭會一窩蜂來港搶福利，似乎是以張三之心去度李四之福；坊間的疑慮，確實是有點兒過火。

反而從這兩樁爭議裏，我們可以看清楚，香港人對所謂的「權益」，骨子裏是怎麼闡釋的。

在獅子山下的年代，大家都沒有所謂權益可言，每個人的起點大致一樣，成功只能靠雙手幹；好不容易，才爭取到某些權益。但當他們看見那些後來者，一如他們以往身無分文踏進香港時，總會下意識地覺得，新來者定必是想不勞而獲，自己享有的權益，絕對不能被那些人分薄。說穿了，公眾掛在嘴邊的所謂「權益」，原來是要靠踐踏他人權益來維持的。

固然，我們不是觀音或黃大仙，沒可能給予新來者無限量的支援；為求公眾資源運用得恰當，我們難免要設立一些關卡，排擠那些濫用的人。然而擺在眼前的現實是，即使新來者己經通過了這些門檻，眾人的有色眼鏡依然沒有除下來，說白一點，這是一種無形的欺壓。一談到欺壓，大家就無需要談理性，只需看哪方拳頭較大便可；分出高下之後，勝方就可以指點江山，無需顧及負方的感受。

問題來了，現在我們作為強勢，就可以施這些手段來維護所謂的權益；但假使他朝，我們由強勢轉為弱勢，其他人走過來侵害我們的權益時，試問又有多少人會站出來螳臂擋車，替我們出頭呢？俗話有云：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看不透以上謬誤的人，還有資格談什麼自由、民主與人權嗎？

上個月，某工會搞了個反對外傭居港權的遊行。發起人對採訪的記者說，外傭英語能力較佳，擔心她們獲準居港後，會搶走本港工人飯碗。作為捍衛工人權益的組織，居然公開否定某些守法工人的訴求，旁觀者一看，是否覺得他們是在自打嘴巴呢？再者，禁止競爭力較佳的人來港工作，是否暗示着本地工人根本不思長進呢？靠這些荒謬的理由來建立的權益，筆者只能說一句：不要也罷。

希臘的迷思（下）

希臘政府的緊拙財政，自２００８年金融風暴開始一直困擾整個歐元區；到了三年後的今日，各國才能拋出一個像樣的拯救方案。誰知五天之後，希臘總統宣佈國家是否接受方案，需要由全民公決；參與方案的各方隨即還以顏色，說在公決有結果前，所有原先協議好的援助都會被凍結。在財困已經迫在眉睫下，總統才撒回這個令市場震驚的建議。

這場荒誕劇，想必會令那些「五毛黨」中人無比雀躍。他們會震震有辭地說：這場鬧劇，徹底拆穿了西方國家所謂民主政治的假面具。那些政客為求自身利益，公然剝奪希臘人行使民主的權利，他們還有什麼資格，指令咱們搞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呢？

固然，公投的計畫無法落實，令希臘人變得有怨無路訴。但仔細一想，冰封三尺未一天之寒，要麼國家不是入不敷支，國民會落得如此下場嗎？以往過度的揮霍，導致今天的局面；稍為懂常理的，也深知這果報是必然的。

若然閣下仍是民主信徒的話，就必須從這次事件中，全新認識何謂真正的民主：由民主體制賦予的自由，人民固然有行使的權利；但要麼他們聽從某些甜言蜜語，以為從此可以肆意享樂，帳單則大可留給政府（亦即國債投資者）清找的話，到他日要償還時，只會陷入無從選擇的困境。

美國國父之一的富蘭克林，曾有這句明言：「那些放棄珍貴的自由，以求半點安逸的人，根本不匹配享有自由與安全」，在兩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依然鏗鏘有力。奈何的是，在西方民主國家裏看到的現象是，政客為求執政，屢屢向民眾給些甜頭，而選民為了短暫的利益，往往接受這些空頭支票。說白一點，這種今朝有酒今朝醉，妄顧長遠福祉的所為，是十分不負責任的。要捍衛民主自由，人民不是要對這些引誘加以防犯呢？幾個月前的拙文「民主的責任」，筆者也觸及過類似的議題；看看希臘等歐豬國的處境，不就是再次引證了文中的論據嗎？換言之，西方民主國家之所以陷入困局，並非民主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由政客到百姓，都對民主的真正意義一知半解，令國民的責任感日益低落所致。

把以上的發現，套用到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不難察覺到，不管是建制還是泛民陣營，那些聲稱擁護民主的政黨政客，紛紛要求政府大搞福利主義；至於那些計畫，對公共財政有多大衝擊，他們從來都不會顧慮。以上的教訓，到底他們能體會幾多呢？

希臘的迷思（上）

小時候，翻開世界史教科書，談西方文明時，總會以古希臘為開始。

雅典與斯巴達，是兩個模範級的城邦，曾幾何時，兩地人才輩出，他們的種種事蹟，即使是二千多年後的今天，依然為人津津樂道。

後來，在北方的馬其頓異軍突起，統一了整個希臘。後來的亞歷山大大帝，更發動了歷無前例的東征；消滅了宿敵波斯帝國後，大帝與戰馬依然繼續奔馳，直到抵達了現今的巴基斯坦，在部下的多番哀求下，大帝才願意班師回朝，結果中途在巴比倫去世，享年只有三十三歲。

大帝死後，他遺下的帝國隨即四分五裂，但因為它疆土遼闊，希臘文明也在這時侯開始在異地開花結果。即使這些大大小小的國家，逐一被羅馬、帕提亞（又稱安息國）等的強國擊倒，但它們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到現在仍然影響深遠。

失去了自己的國家，希臘人開始跟猶太人一樣，四處流徙，寄人籬下。在廣闊的羅馬帝國上，兩族人的營商手法遠近馳名。然而，在羅馬的統治者眼中，排擠異族兼而戒律多多的猶太民族，始終不是他們那杯茶；他們轉而信任希臘人，是十分容易理解的。當時甚至有諺語說，希臘國土雖被羅馬侵佔，但文化上羅馬卻反被希臘征服。

但這一切，隨着基督教的興行而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歐洲人摒棄了古希臘與羅馬的典籍；在東邊的拜占庭帝國，統治者更沾染了東方宮廷的習慣，建立後宮，僱用宦官；他們跟圖拉真、哈德良等的賢君相比，顯然高低立見。當年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先賢的教誨，他們都忘記得一乾二淨。要麼沒有伊斯蘭帝國的學者好好將古籍保存，今時今日很可能會失傳。這種數典忘宗的所為，實在令人嘆息。

後來，來自東方的突厥民族，佔領了君士坦丁堡。在鄂圖曼的統治下，希臘人仍然享有龐大的經濟實力，但礙於信仰的差異，他們始終無法提高社會地位。當鄂圖曼的勢力開始江河日下時，希臘人便展開了爭取獨立的運動。結果在１８３２年，希臘王國正式成立。

立國初年，百廢待興；據當年美國駐希臘大使 William Moffet 描述，國人的耕作手法與使用的工具，跟古埃及時代幾乎沒有差別。幸而，不少希臘裔的鄂圖曼富商，紛紛回國協助重建，當中最出名的，就是船王奧納西斯的家族。加上１８９６年，首屆當代奧運會在雅典復辦，這個新興的南歐小國，經歷過一次小陽春。

然而好景不常，全球大簫條風暴一吹，以前的好風光都被一掃而空，希臘政府在財政緊拙下，施行形同強搶人民財富的對策：它把發行的貨幣一分為二，一半由原物主擁有，一半則被強行換成二十年後到期的國債。現今國人普遍逃稅的風氣，或許就是在那時萌生的。始外，在二次大戰開始前，政府漸漸傾向法西斯主義，軍人政權實行鐵腕統治；對這個西方民主政治搖籃來說，簡直是一大諷刺。直至１９７４年，權力才能和平移交給民選政府。

來到今時今日，在學術界裏那些研究希臘古典的權威，很少再看到希臘人的踪影；當年雄霸地中海以至五大洋的希臘商人與船隊，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踪。一個對西方文明影響如此深遠的地方，現在淪落到如斯地步，實在令人不勝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