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責任

在日本，在野的自民黨以政府救災不力為由，對執政的民主黨提出不信任動議，首相在最後關頭，才能確保足夠票數令議案無法通過。但即使自民黨能成功倒閣，他們又能比民主黨更優勝嗎？回想１９９５年的神戶大地震，自民黨聯合政府的振災能力，被揶揄比山口組等暴力團體還要低。或許對自民黨而言，倒閣失敗起碼令他們無需在現階段自暴其短，反而應該視為喜訊吧。

平心而論，民主黨政府在災後的表現雖然有欠妥當，特別在核危機上，但除此以外，至少沒有其他嚴重失誤。局外人一看，在野黨這次舉動，只是趁對手跌倒之際，在其傷口上撒鹽而已；對解決日本當前的困難，可以說是毫無幫助。

問題來了，在西方社會，政黨輪替往往是國家邁向改革的契機；但為何來到日本，又變成另一回事呢？

筆者推測，日本民族那種令人既羨慕又驚慄的服從性，可以解釋這個現象。服從的對象，對面上是天皇、首相等的政界人物；但實際上，許多時侯是指自己的朋輩、鄰居或掌控輿論與潮流的人。這種服從性，確實是一件很厲害的社會武器，任何對它稍有懷疑的念頭，都會因周圍的壓力而被消滅。在這種氛圍下，大多數人寧可做個沒有主見，只懂盲從附和的順民，也不敢跳出框框，挑戰固有的價值與制度。這種風氣，漸漸衍變成為惰性，令日本到今時今日，仍未能產生一個足以與自民黨抗衡的政黨。如是者，縱使已迷失了二十多年，日本人仍然無意擺脫建制的影響以至操縱。

換句話說，日本民眾豈不是透過民主選舉，自願放棄選擇的機會？對民主信徒來說，這確是令他們憂心的事實。

不少人滿以為，民主制度既然容許公民選擇執政者，在公民而言，這一定是權利而非義務。但仔細想想，公民在行使權利的同時，也把治國的權力賦予執政者；一談到權力，不論你是民眾還是執政者，一但擁有，總不會自動放棄。像日本的例子，民眾對政治冷感，執政者固然有機會乘虛而入；但假使情況相反，民眾紛紛要求政府多做事的話，執政者為求滿足大家的期望，定必會向民眾要求更多權力，以確保施政順利。兩種情況下，最終受害的會是民眾還是執政者，實在不言而諭。

其實，政府或建制等的東西，只是方便我們管理一個群體的工具；然而，它們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唯一途徑嗎？要扭轉以上局面，我們必須意識到，建制並不是萬能的；為了民眾的權益着想，執政者的權力不能不受限制；要限制他的權力，意味着我們要避免對政府與執政者的依賴，把解決問題的權力與責任放回自己身上。難怪一向重視個人責任的北歐新教社會，推行民主時會比南歐舊教社會優勝。這種自我承擔的精神，筆者即管稱它為「民主的責任」。

回到香港，當年獅子山下的年代，人們縱使生活艱苦，但如無必要都不希望靠政府接濟。即使沒有政制上的民主，至少大家還有「民主的責任」。但現在，政黨政客為求嘩眾取寵，紛紛向政府苛索，就連派錢都不能滿足他們。一個責任感日益低落的社會，能否透過民主來令社會更上一層樓，明眼人一定會心裏有數。